張宏傑：從梁啟超到魯迅再到柏楊、龍應台，多少文化精英接力激烈批判中國人的劣根性，認定中國人身體里有一種難以治癒的「過濾性病毒」。報刊雜誌上，關於「國民性」的案例和報導每每引起全體中國人的熱烈討論。當然，也有人說，所謂中國人的「國民性」，是西方的傳教士和鴉片販子對中國人「精神殖民」的一種手段，其目的是為了打擊中國人的信心，好乖乖接受他們的殖民統治。不論如何，「國民性」已經成為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最熱衷討論的一個辭彙，殆無疑義。 在人類歷史上，似乎還沒有哪個民族，像中國人這樣對自己的國民性深惡痛絕。也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掀起過轟轟烈烈的國民性改造運動。從晚清開始，中國人就堅信，只有徹底挖掉罪孽深重的劣根，中國人才能浴火重生。魯迅、柏楊、龍應台，一代代精英杜鵑啼血，反思、批判、痛罵甚至詛咒國人的劣根性；從梁啟超、陳獨秀到胡適，各派知識分子們苦心積慮，提出種種國民性改造方案；從孫中山、蔣介石到毛澤東，一代代掌權者更發起多次運動，或者「訓練民眾」，或者強制人民「新生活」，或者「狠斗私心一閃念」，試圖塑造一代全新的中國人。可惜，迄今為止，梁啟超沉痛批判的那些國民性缺點，大部分還鮮活地紮根在社會深處，而且在某些方面還有愈演愈烈之勢。事實上，這反映出的是中國社會轉型的不成功，或者說現代化的久而無功。 毛澤東將思想改造手段運用到極致
張宏傑：從梁啟超到魯迅，國民性問題仍然被簡化為一個社會成員人人洗心革面的問題。似乎只要人人痛下決心、悔悟自新、告別舊我，即可成為一代新人。個人與社會本來是一種雙向影響的關係：個人的行為固然會影響社會，社會環境更有力地影響著每個人的選擇。然而，從嚴復、梁啟超直到魯迅、陳獨秀，始終只強調前者對後者的決定影響，而且把它絕對化。這種「單向決定論」思路下的思想革命，其實是中國傳統「心學」的另一個變種。當1916年到來之際，陳獨秀仍然滿腔熱忱地向國人呼籲，人人「從頭懺悔，改過自新」。「從前種種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後種種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當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由此進而「以新國家，以新社會」，而使「民族更新」。幾個月後，李大釗也向中國青年發出了自覺再造自我的呼籲：悟儒家日新之旨，持佛門懺悔之功，遵耶教復活之義，以革我之面，洗我之心，而先再造其我。棄罪惡之我，迎光明之我；棄陳腐之我，迎活潑之我。…… 毛澤東是清末以來「新民」說、「激進主義」「徹底解決論」的集大成者。他將思想改造手段運用到了極致。誰都不會懷疑毛澤東用心之良苦。然而結果似乎並不盡如人意，經過如此艱苦卓絕的努力，到今天為止，國民性問題似乎仍然沒有得到明顯的解決，某些方面似乎還有所退步。梁啟超說過：「內亂者，最不詳物也。凡內亂頻仍之國，必無優美純潔之民。內亂時，民生六種惡性：僥倖性、殘忍性、傾軋性、狡偽性、涼薄性、苟且性；內亂後，亦生兩種惡性：恐怖性、浮動性。」 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再造文明」 才能使中國獲得新生 鳳凰歷史：您認為中國人應該如何改造國民性以適應現代社會？ 張宏傑：梁啟超說，中國要變成一個憲政國家，中國人就要從過去的「老百姓」變成「現代公民」，要培養起國家意識、公德意識和尚武精神。這個任務，現在還沒有完成。在台灣社會進步過程中，一個重要啟示是重視對傳統文化的發掘和利用。
文化大革命的失敗告訴我們，任何一種變革都要有立足的基礎，現代化與其說是一個摧毀傳統的「除舊布新」運動，毋寧說是一個將傳統資源轉化利用的「推陳出新」過程。或者說，文化只可能在舊的基礎上升級換代，而不可能一夜之間全盤更換。 胡適是以主張全盤西化聞名的。他說，「中國之所以未能在這個現代化世界中實現自我調整，主要是因為她的領袖們未能對現代文明採取唯一可行的態度，即一心一意接受的態度。」然而，胡適的「全盤西化」並不是指毀滅中國舊有的一切。他說，全盤西化只是一個方向，凡是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向全盤西化努力的結果，必然是兩種文化的融合：「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但我同時指出，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全盤西化的結果自然會有一種折衷的傾向。……古人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風斯下矣。』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 因此，在1919年年末，胡適發表了《新思潮的意義》一文，開篇即提出了「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作為新文化運動的綱領。他說，中國傳統思想中也有科學與民主的成分，比如清代的考據學，就是非常科學的學術方法。中國先哲提出的「實事求是」，也是不會過時的思維原則。因此，德先生和賽先生並非是與中國傳統文化完全不相融的「舶來品」，它們完全可以成功地嫁接在中國這棵文化大樹上。因此挽救中國的文化基礎，是要以現代人的觀念，來「整理國故」，分清傳統文化中的精粹與糟粕，去蕪取菁，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再造文明」，使中國獲得新生。在五四運動的激進主義氛圍中，胡適出人意料地提出「整理國故」，這反映出胡適思想與眾不同的深度。 與胡適的思路相類似的，是從孫中山到蔣介石，國民政府的領導者一直對傳統文化抱有敬意。他們都有意識地繼承中國文化遺產的正面部分。孫中山多次說，必須去掉中國大地上的「陳土」。不過同時他也認為，中國傳統倫理中的忠孝仁義是極為寶貴的資源，恢復這些品質是國民性改造的重要方面。和孫中山一樣，蔣介石也認為中國國民性的優點和缺點都很突出，發揚優點是改革國民性的重要切入點。他說，中華民族「愛和平，尚忠信」，「忍辱負重，明廉知恥」，「重感情」，「勤勞刻苦」等等，都是我們的「天性」，「德性」。「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這是蔣介石最熱衷和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句格言。敗退台灣後，蔣介石宣稱要「保衛中國文化」，並宣稱國民黨要以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為已任。這一決定的背景，一是要掃除日式教育遺存的需要，二是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刺激。因此，台灣社會的發展中，並沒有經過大陸「文革」式的對傳統文化進行激烈破壞的一環。台灣人的性格與面貌因此與大陸人呈現出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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