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品中的基督教意識

或許不是很多人知道莫言這個名字。但從今年的這個10月開始，莫言和他的作品將很快被全國乃是全世界人所了解。2012年10月11日，瑞典諾貝爾委員會宣布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為中國作家莫言，莫言成為第一位中國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第109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原名管謨業，生於山東高密縣。1980年代中以鄉土作品崛起，作品文本敘述天馬行空，行文不羈極富張力，作品深受魔幻現實主義影響，「用魔幻現實主義將民間故事、歷史和現代融為一體」。作品有《透明的紅蘿蔔》、《紅高梁家族》、《食草家族》、《豐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勞》、《蛙》等。1988年，《紅高粱家族》被張藝謀改編成的電影《紅高粱》獲第38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1997年 以長篇小說《豐乳肥臀》奪得中國有史以來最高額的「大家文學獎」；2011年，長篇小說《蛙》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把自己當個罪人寫莫言說，「我不是基督徒，但我對人類的前途滿懷著憂慮，我盼望自己的靈魂能夠得到救贖。」「我希望用自己的書表現出一種尋求救贖的意識」。罪性意識、懺悔意識、救贖意識成了莫言一些作品的創作動機。創作的過程也是文學覺悟、思想覺悟的過程。文革期間文學作品描寫的壞人絕對是壞得一無是處，不僅靈魂是壞的，連外貌都是醜陋的。但是這跟真實的生活是不一樣的。好人有壞的一面，壞人也有好的一面。歷史上的一場巨大災難發生的時候，實際上無論是施害者，還是受害者都負有責任，很多人實際上是被裹挾進去，為了保護自己，不得不違心地做了一些自己不願意做的事。這是人的罪性，需要救贖。所以莫言「最開始的時候，是把好人當壞人寫，後來是把壞人當好人寫，然後到現在是把自己當個罪人寫」。莫言坦言，「我覺得如果一個作家不能進行深深的自我反思的話，那麼他肯定不是一個寬容的作家」。「把每個人當人看，無論是所謂的好人，還是所謂的壞人，我都以同情的態度對待。不是把人美化成什麼，也不是把人醜化成什麼」。莫言就是這樣一直站在人的立場，人的角度寫作，一直是寫人，描寫了廣泛意義上的人，這也使他的作品超越了地區、種族和族群的局限，成為「世界的莫言」 。基督教的救贖意識與犧牲精神1995年莫言創作的《豐乳肥臀》，他說，「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如果你要了解我，應該看我的《豐乳肥臀》。」從這部作品內含的基督教意識與精神資源，是解讀作品思想的一個新角度。小說中通過母親上官魯氏一生含辛茹苦撫育九個兒女，來表明人的生命具有無可爭辯的意義以及母親命運多舛從「原罪」走向「救贖」不斷圓滿的過程。作品表述，母親的八個女兒都因各種原因死去，這是母親犯了「不貞潔」之罪的結果，每一個孩子都是帶著「原罪」出生的。只有母親與瑞典籍傳教士馬洛亞，所生的上官金童活了下來，上官金童作為上官家族中的最後一人，在教堂里謀事，把自己獻給上帝，生命得到救贖與圓滿。莫言這樣的敘述表達確實含有基督教的罪與救贖意識。當然還不是基督徒的莫言對原罪與救贖的理解也有偏差且有待深入。不過莫言以基督教意識來豐富創作和對整個文學的發展都是極有意義的,對於作家這樣的努力我們也不能求全責備。在《豐乳肥臀》中，莫言深情塑造了一位有著大地般慈母之愛的母親形象。他希望這個母親能代表天下的母親，是歌頌一個母親並企望能藉此歌頌天下的母親，並希望在追尋一下人類的根本外也用豐乳肥臀象徵大地。在母親的一生里，她獨自承受和消解苦難的現實：兵匪、戰亂、流離、飢餓、病痛、凌辱、親人死亡以及對獨子的擔心、焦慮，在一切的苦難里，她以偉大母性的大愛堅韌羽翼兒女，以善良無私的胸懷，一視同仁對待各個孫兒，對她來說，只要是鮮活的生命她就養育。母親不僅愛自己的兒孫，也愛自己的仇人。被遊街示眾的她毫不猶豫地去營救曾扇過她耳光如今跳進池塘尋死的房石仙。母親一生生育了七個女兒和一個兒子，每一個孩子的出生，都浸透了母親的淚水和血水。每一個孩子的生命逝去，也流盡了母親的淚水和血水。為了保護和拯救她的兒女，她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母親上官魯氏無怨無悔地犧牲自己，傾盡所有地奉獻自己，這樣的文學形象，極富基督的平等與博愛精神，寬恕與犧牲精神。陳獨秀曾將基督教精神歸納為「崇高的犧牲精神、偉大的寬恕精神和平等的博愛精神。」莫言作品中的這個母親形象幾乎涵蓋了陳所歸納的基督教精神的全部。此外，作品中不時出現的上帝、耶穌、教堂、十字架、《聖經》、禱告、洗禮、教堂婚禮等形成作品濃郁的基督教氛圍。作品內含豐富的基督教文化符號與基督教精神意識，與莫言文學世界的發源地，他的故鄉的教堂與人文有關。基督教的懺悔意識不同於中國文化是樂感文化，基督教文化是罪感文化。因此基督教具有獨特的懺悔意識。莫言作品《蛙》中的懺悔意識，除了來自於作家深刻的生命體驗之外，我們可以較明顯地看出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響。《蛙》主要講述的是鄉村醫生「姑姑」的一生。她是計劃生育的領導幹部，她又是一個婦科醫生。「姑姑」親手接生過一萬個嬰兒，她聽到了看到了產婦臉上欣慰的笑容，也親手殺死兩千八百個嬰兒，她忘不了強行被送上手術台的違規懷孕產婦們的憤怒。姑姑在道德和規則之間徘徊，在「送子娘娘」和「殺人惡魔」之間掙扎 。「文革」結束後，「姑姑」也從瘋狂中恢復了，首先她要面臨著一個自我判斷，我到底是個好人還是個壞人？我到底是個功臣還是個罪人？她一定也會為自己辯解，因為這是國家政策。但她作為一個婦科醫生，作為一個女人，她作為一個人，她會感覺到這個理由很難說服自己。莫言說，「只有把人物放在這種尖銳的矛盾當中，才能夠讓人物靈魂深處的東西呈現出來」。所以計劃生育這些事件都是為了這個文學目的服務的，把一個人或一群人、一代人的懺悔意識呈現出來。「姑姑」在經歷靈魂的煎熬和痛苦，那些在她手下被殘害的一個個小生靈向她控訴控告。她的靈魂因為罪咎得不到安寧，特別是那些蛙聲，似孩子們的哭叫向她討債。因這靈魂里的痛苦，她走上了懺悔贖罪的道路。她用泥巴將那些因為計劃生育政策被打掉的孩子們一個個捏出來，放在一個小黑屋中，她向他們懺悔，以求內心的安寧。可是這不過是一種自我欺騙。小說最後是讓「姑姑」死而再生以獲新生。「《蛙》除了生育問題之外，還有一個很深的主題，就是悔罪。」懺悔意識是超越國家法律的一個心靈律，當人誠實地面對自己的靈魂，靈魂在聖潔的上帝面前真實坦露，就會看到自己的罪惡，就會生出責備與悔罪之心，任何人概莫能外。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有過不悔有過不改，實為大過。每個人都應該有一本《懺悔錄》，不是為誰而寫，也不是做假意的道歉，而是僅僅誠實地面對自己，面對上帝。「一切嚴肅的作品說到底必然都是自傳性質的，而且一個人如果想要創造出任何一件具有真實價值的東西，他便必須使用他自己生活中的素材和經歷」。莫言的這部小說里有一個人物叫蝌蚪，蝌蚪身上確實有很多作家個人的一些情感經歷。莫言也說《蛙》是對自己過去的一個懺悔。自從「官話和合本」聖經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高潮中問世後，基督教聖經文體風格及基督教意識與精神資源對現當代中國文學建構起了重要作用。比如魯迅、鄭振鐸、許地山、王統照、周作人、郭沫若、郁達夫、田漢、冰心、聞一多、徐志摩、巴金、曹禺、蔣光慈、張資平、顧城、海子、北村、包括莫言，他們的文學作品都與基督教文化意識及精神資源有著不同程度的關聯，以基督教的博愛思想、犧牲精神、人道精神、原罪批判、終極關懷、救贖色彩等塑造文學形象，反觀和體認世界。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