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370背後的馬來西亞政治

2014年3月24日，馬來西亞官方宣布失聯的馬航MH370班機在南印度洋終止飛行，但飛機為何改變航線仍是一個謎。其中最可怕的可能性莫過於班機駕駛員因政治原因與馬當局談判並遭當局拒絕，進而發生墜機，這種情況對反對黨和當局都有極大殺傷力，但可能性較小。另一種同樣可怕的假設，是班機駕駛員僅僅想製造神秘自殺事件，拉乘客陪葬，那麼他要病態到多深、殘忍到多深？第三種可能則是駕駛員遭脅迫，那麼脅迫方是怎樣近乎滴水不漏地讓航班與外界毫無聯絡並且那麼超然地沒有任何訴求？

航班失聯後，處在事件漩渦中心的馬政府一些不專業、不敬業的應對態度，使該國由來已久的威權政治體制也被順便圍觀。《紐約時報》發文批評馬「家長式政治文化和養尊處優的領導人」，並援引一位親反對黨人士的話說：「全世界終於感受到了的這種失望，其實我們已經感受很多年了。」該文認為，由於馬執政黨內部的「主僕政治」和公務員體制中對馬來人實行優先特惠、對少數族群實行限制打壓的政策，真正的人才很難晉陞到政府高位。正是這種僵化傲慢的體制，使馬當局的應變能力、辦事規範性受到外界的質疑。

馬來西亞政治曾多次成為國際輿論的焦點。早在20世紀90年代，由當時在任的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蒂爾、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印尼總統蘇哈托組成的「亞洲價值觀三人團」就曾充滿各種自信地與西方展開政治理念的激辯；接著是1998年馬哈蒂爾撤銷副首相安瓦爾黨內外一切職務並指控其犯有「雞姦」罪，從而引發一場浩大的「烈火莫熄」反威權運動；最近英國《經濟學人》發布全球「裙帶資本主義」排行榜，馬來西亞又赫然高居第三名。這個排行榜以億萬級富豪的財富佔比和財富來路為衡量標準，俄羅斯排名第二，烏克蘭排名第四──原來最近的克里米亞事件，居然就是兩個典型的裙帶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一場利益衝突。

馬來西亞當局對這個排行榜做出了一個習慣性反應，那就是禁止這一期的《經濟學人》雜誌在馬發行，理由是其中刊有同性戀者互吻的照片，儘管照片的拍攝現場是在中國。

MH370事件引發對馬來西亞政府的國際「體檢」

3月29日，馬官方終於承認曾一度拖延公布失聯飛機折返南飛的信息。應當說這個信息即便及時發布也不會對失聯調查產生不利影響，馬方沒理由拖延。事後馬國內外都有輿論指馬政府習慣了黑箱運作和藐視民意才會有這樣的拖延。當然也有輿論從專業角度為馬官方辯護，認為政府應當只發布被確證無疑的信息，而這需要時間。於是又有輿論轉批馬政府的無能，但關於這一點亦有人提出：馬來西亞歷來是一個極少發生緊急災害的國家，所以馬航失聯發生後手足無措也可以理解。針對這一點，也有人指馬當局在打壓反對黨方面，其實效率很高，但在為公眾服務方面反倒效率不高。

當輿論指責馬軍方雷達能力太差時，馬當局關於失聯事件的首要發言人國防部長兼代交通部長希山慕丁的反應倒是很快，表示會要求首相追加軍方預算以購買先進雷達。這個表示不免讓人想起2006年馬來西亞的「蒙古女郎」案件，此事似與政府軍購傭金有關，至今也沒有破案，反對黨認為這不是由於政府破案效率低，而是因為政府也是案件中的一個角色。

最近馬官方又承認飛機失聯後曾兩度用衛星電話與飛機聯絡，此事與拖延公布飛機折返信息聯繫起來，又不免讓人猜想馬當局與控制飛機者之間可能有過談判；若真有過談判，馬當局承擔的法律和道德責任就該是天文數字級了。馬當局否認自己曾和控制飛機者搭上話，也許這是事實，但一般來說，一個有過不說真話記錄的政府必然會有這樣的代價：當它被迫說真話的時候，民眾也未必會相信了。連中國電影工作者章子怡都發聲說「馬來西亞政府你傷害了全世界，我們在找飛機，你們在找時機」。

面對種種批評，馬當局顯得很委屈，表示要讓歷史來給自己處理失聯事件的表現打分，同時也警告反對黨──你們別妄想借消費飛機失聯事件來為自己加分。當然馬來西亞當局也確實夠「倒霉」的，若沒有馬航失聯事件，它的執政狀況也不會遭遇一次隆重的「國際體檢」。飽受爭議的馬當局應對失聯事件的表現，始終和飽受爭議的馬來西亞政治捆綁在一起。

經由一架失聯的馬航飛機的指引，讓我們且來看看馬來西亞政治棋盤上的種種風雲。

從一黨獨大到兩大政治陣營對撼

1957年，英屬馬來亞脫離英國，成立馬來亞聯合邦。1963年馬來亞聯合新加坡、沙撈越、沙巴組成了馬來西亞（1965年新加坡被逐出，李光耀曾為此發表了含淚電視演說）。自1957年起至今，該國政府一直由巫統控制。

馬來西亞政體的特點是「競爭型威權主義」，也稱「選舉型威權主義」，其含義是當局對社會實行強硬控制但又允許有形式上的多黨選舉，同時又通過操縱選舉來達到長期執政的目的。這是當今發展中國家最普遍的一種政體，它有選舉但不是真正的民主體制，它一黨獨大但不是獨裁體制。為打壓反對黨和控制選舉結果，威權政府常常使用的策略包括：直接發放金錢來賄選選民、通過所謂「利民」政策來間接向選民「買票」、對選民和參選人進行人身恐嚇和暴力侵擾、篡改選民登記冊、不公正的選區劃分、動用官方媒體貶斥反對黨、動用司法體系使強大的競爭對手失去競爭資格等等，拿族群上、宗教上的少數群體來當作社會矛盾的替罪羊也是一個流行的選戰策略，最後，威權政府還有一記狠招──「算錯」選票。

普京體制下的俄羅斯、李光耀體制下的新加坡、巫統體制下的馬來西亞、蔣介石體制下的中國台灣等等，都是「競爭型威權主義」的典型案例。

威權政府並不常常動用刀槍，有時它們會樂於玩一些低劣呆萌的貓膩：2004年馬來西亞第11屆大選之前，一家NGO發現選民登記冊中有許多「錯誤」，例如有142位選民登記在同一個地址：一間出售飾品的小商店；有156位選民登記的是根本不存在的「幽靈」地址。這些「幽靈選民」有可能是當局操縱選舉的秘密武器，須知在歷屆大選中，有許多國會席位是以微弱差距決出的。到了2013年年初，馬當局緊急為一些貧民區的住宅外牆猛刷油漆，被熏得頭暈的街坊們明白，又一場大選要來了。

當然，馬當局也有一種公開、霸道的操控選舉的辦法，那就是按照有利於執政黨的原則來劃分選區（即「傑里蠑螈」現象）。反對黨佔優的選區的總選民數很大，最多可達10多萬，執政黨佔優的選區的總選民數很少，少到只有數千，但這兩類選區都只能選出1名國會議員。

馬當局還常在其掌控的報刊電視上攻擊反對派人士接受了猶太復國主義者、美國或喬治·索羅斯（他是猶太人）的錢，這種宣傳顯然對穆斯林選民是有效的。而重口味的安瓦爾「雞姦」案已經從第一季發展到第三季，使巫統的頭號敵人安瓦爾不僅在道德上飽受攻擊，而且因司法審判多次失去參政權並且入獄。威權體制下同樣有許多令人恐懼的地方。

當然，只要威權政體允許了多黨選舉，那麼它終究會因選舉的存在而發生一些改變。多黨選舉終究是有壓力的，由於反對黨能夠合法存在，由於選民們可以通過選票表達個人意願，由於存在輸掉選舉的可能性，那麼威權政體也有可能做出一些自我革新以迎合時代的潮流和選民的需求，從而慢慢地完成一場和平的政治轉型。

2008年3月馬來第12屆國會選舉出現了一場「政治海嘯」，由人民公正黨、民主行動黨和伊斯蘭教黨組成的「人民聯盟」奪得國會222席中的82席，打破了長期執政的「國民陣線」（其中第一、第二大黨分別是馬來族的巫統和華人的馬華公會）在國會一直佔有2/3議席的優勢地位。以這場大選為標誌，馬政治格局由「國陣」一家獨大變成「國陣」與「民聯」兩大陣營對撼。

2013年5月5日，馬來舉行第13屆國會選舉，民聯在國會的議席增長到89席，並且在全國總得票率方面，「民聯」以50.87%超過了「國陣」的47.38%。國陣只是憑藉對自己有利的選區劃分制度，才有驚無險地保住了在國會中的多數地位。

當前馬兩大政治陣營的競爭格局的積極意義在於：首先，競爭雙方的實力越接近，民眾被競相「討好」的可能性就越大。儘管在大選前夕「國陣」常有過度買票行為，而「民聯」也有過度許諾現象，但隨著選民們政治智商的逐漸提升，雙方比拼的重點還是要回到長時段的日常表現上來。第二，兩大政治陣營都是跨族群的政治聯盟，從而促進了族群間關係的改善，抑制了右翼種族主義勢力，溫和的宗教、族群政策在兩個陣營都成為主流。第三，基於馬來西亞的聯邦體制，反對黨雖然不能在中央層面執政，但已經可以在地方政府執政，有機會展示自己的執政能力，形成和平的政治競賽局面。第四，還可以推動執政黨以改革求生存。

作為改革家和太子黨的納吉布首相

2008年政治海嘯之後，納吉布成為巫統的新領導人進而成為新首相。他上台後，嘗試推行政治上向社會釋放權力、經濟上向市場讓渡權力的改革路線。納吉布是前首相拉扎克·海珊之子，曾在英國留學，是典型的「太子黨」。太子黨有強人集權的固有傾向，但太子黨辦事也有太子黨式的強勢麻利。

2011年下半年，納吉布政府採取了一系列大幅度的政治─法律改革行動。其中最主要的成果是以新法取代「內安法」，把原先警方可以以「危害國家安全」或「危害國家經濟或公共服務」為由拘留任何人，改為警方只能逮捕涉嫌「從事恐怖活動」、「顛覆國家民主體制」、「協助囚犯越獄」的人；把警方有權拘留任何人長達60天以協助調查，改為警方拘留嫌犯最長只能28天，之後被拘留者必須帶往法庭面訊。

在「印刷出版法令」方面，原先印刷出版執照可在內政部長的評估下被隨意撤銷或凍結，現在法庭有權審核內政部長的這些決定。原先在決定吊銷或凍結印刷出版執照之前，執照申請人無陳情權，現在有陳情權。

在「和平集會法令」方面，原先5人以上的集會遊行都需警方發出的准證。現在在一些指定區域集會無需事前通知警方，在非指定區域的集會，主辦方也只需遞交集會通知書給警方備案；原先警方被允許使用武力來解散集會或逮捕任何拒絕解散的人，現在集會時警方在現場的任務是指揮交通和維護秩序。

在大專生參與政治活動方面，原先大專生不可參加、同情或支持任何社團、工會、政黨，現在大專生可以成為任何政黨成員和任何社會團體成員。

上述改革都擴大了馬來西亞公民的政治權利。2011年「阿拉伯之春」發生，馬來西亞亦有「朱槿花革命」的苗頭，納吉布通過政治改革改善了馬當局的國際形象，有利於馬與其它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也使得馬當局可以驕傲地面對新加坡，因為後者仍然有「內安法」。

納吉布還試圖削減龐大的馬公務員隊伍並改革其薪酬制度。馬公務員人數佔全國總人口比例是東南亞國家中最高的，供養這批人已成為國家財政的巨大負擔。但公務員及其家屬是一個不可輕視的大票倉，因此此項改革並未認真執行，在2013年大選之前，納吉布還為全國公務員發放了豐厚的花紅。

在經濟發展方面，納吉布的主導思路是增強私人企業活力，提升經濟效率，發展高新科技，創造新的財富來源，為此納吉布多次在公開場合提出要創造公平的經濟競爭環境，推動經濟的自由化，消減壟斷和馬來族的經濟特權（但這一條這幾年基本沒進展）。

2013年5月，納吉布經由大選獲得了組織新一屆政府的權力，在巫統保守勢力的環繞下，他會繼續向前改革還是會向後退縮，都不得而知。

政治棋盤上的城鄉斷裂

近年來，馬來西亞社會要求制衡威權，乃至要求「換政府」的訴求越來越強烈，這與城鄉選民結構的變化有緊密的關係。儘管巫統方面把執政黨2013年大選差點翻船歸咎於華人選民的「造反」，但更多的中立意見認為，這次大選反對黨總得票率超過執政黨的原因是城市人口和中等階層人口佔比不斷上升，他們擁有活躍的信息生活，高度關心腐敗、良治、生活品質，在族群、宗教議題上持溫和立場。

在相當程度上，可以把城市中等階層看作是馬反對黨的主要政治基礎，而執政黨的主要政治基礎除上層權貴、公務員之外，在選民票上更多地依靠鄉村馬來族和鄉村土著。

城市選民對一人一票制度懷有高度的期望，因此對選舉是否乾淨公平非常敏感。自2006年始在首都吉隆坡已發生3次要求「乾淨公平選舉」的公民集會，2013年大選期間吉隆坡成立了「大選人民法庭」，該法庭公開聽取任何人關於操縱選票、買票、恐嚇、幽靈選民的舉報。

但就筆者親眼所見，鄉村馬來族比較願意接受國陣用現金「買票」的做法，由於平時收入低，這些買票的現金對改善他們的日常生活頗有幫助，因此城市選民熱衷的「乾淨公平選舉」運動，比較難得到鄉村選民的呼應。

城市選民也高度關注環保問題，與國陣以GDP為中心的親商政策有衝突。但在鄉村，民眾的環保觀念相對淡薄，例如在萊納斯稀土議題上，許多鄉村馬來人支持建稀土廠，不理解反對黨和城裡人為何反稀土，因為手機都是稀土製造的。

2013年大選結果顯示了馬來西亞一定程度上的城鄉斷裂──城市選民多支持反對黨，鄉村選民多支持執政黨，這種政治格局與泰國非常相似，但又是有所差異的：泰國人口的城市化率較低，所以他信陣營可以輕易憑藉在鄉村選民中的影響力和鄉村選民在人數上的優勢，戰勝泰國的城市中等階層；而馬來西亞的城市化率較高，反對黨佔優勢的雪蘭莪、檳榔嶼、吉隆坡都是全國經濟最發達、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反對黨依靠城市選民已經可以和執政黨打個平手。

由於存在靠選票和平贏得執政權的可能性，馬來西亞城市中等階層的政治心態更從容一些，不像泰國城市中等階層那樣絕望中更趨向於偏激。

不過，不能把馬來西亞政治棋局簡單地看作「城鄉之戰」。首先，執政黨也在一些城市選區獲勝，特別是公務員、警察選民較多的選區；其次在城鄉之間還存在一個廣闊的「半城市地帶」，在這個地帶執政黨仍有細微的優勢。另外「城鄉之戰」的說法也容易把城市選民和鄉村選民刻板印象化。馬來西亞大規模城市化是近30年來的現象，不排除有相當一部分城裡人仍存有鄉村的傳統政治理念；而信息網路在鄉間的逐漸普及，也會有相當一部分鄉下人擁抱現代政治理念。

另外從反對黨的政治策略來說，把自己包裝成「城市中等階層政黨」會有很大的負面作用。儘管城市人口佔總人口的71%，但不均衡的選區劃分使純城市地帶所分配到的國會議席只佔總議席的29%，，而鄉村擁有的國會議席數量很大，反對黨必須既是「城裡人的黨」也是「鄉下人的黨」才有機會在國會選舉中獲勝。

還值得一提的是，城市街頭集會和城市選民在網路空間中的活躍很容易被外界注意到，具有一种放大效應。事實上發展中國家還普遍存在一個在街頭政治和網路空間里都不活躍的龐大的「沉默人群」，在投票傾向上他們有自己的理性計算，並不一定會附和時尚的政治話語，也可能拙於政治表達，但投票時他們一定會來──或者由於憂懼，或者由於感恩，或者由於自己已經固化了的價值觀。

政治棋盤上的世代衝突

為什麼會發生「阿拉伯之春」？世代更替是一個可以提供解釋的視角。信息時代里的代際關係既疏離又緊張，並且一個「世代」所代表的時間長度也在逐漸縮短，但是威權體制有其固有的理念慣性和行為慣性，難以對信息時代的年輕世代產生吸引力，產生衝突反倒不奇怪。阿拉伯一些國家近年來的政局突變，除了可形容為利益群體間的衝突、部族間的衝突，也相當程度地具有「世代間衝突」的性質。在信息時代的年輕世代中，自由主義價值觀是普遍的潮流，並且他們通過活躍的網路討論清晰地知道這是一個潮流，由此他們也越來越敢於挑戰威權。

2013年大選期間筆者曾多次進入民主行動黨、人民公正黨、伊斯蘭教黨（以上為反對黨）和巫統、馬華公會（以上為執政黨）的造勢現場，對現場各政黨的積極分子的年齡做了不完全的粗略了解：若是拿民主行動黨與馬華公會兩個華人政黨比較，前者中的年輕積極分子更多。若是拿公正黨與巫統這兩個馬來族政黨比較，則雙方年輕人的數量差不多，不同的是前者的年輕人多來自城市，後者的年輕人多來自鄉村。在柔佛州的鄉鎮上，筆者常常見到一長列打著巫統旗幟鼓噪而過的摩托車隊，車上都是十幾歲的馬來族青少年，也看到他們拿著「活動經費」集體到餐館吃喝。

在城市裡，年輕選民多參加反對當局的政治活動。不過，雖然他們都反對「國陣」，但他們並不一定加入反對黨。參與社會運動但不一定介入政黨政治，這是馬年輕世代中的一個普遍現象。因此即便反對黨在下屆大選中獲勝，這些年輕人可能仍然會扮演反對、監督的角色。

2013年大選中，年輕的「首次投票族」是一個熱門話題，他們占目前總選民數的30%，但他們並不是一個政治傾向完全一致的群體。馬來亞大學民主與選舉中心在大選前的一份民調顯示，有48%的首投族還沒決定投票支持哪個黨，同時選委會發現在420萬有投票資格但並不打算去投票的選民中，也有70%是年輕人。這表明馬來西亞的年輕世代在政治上更為獨立、務實（相比之下中老年選民會比較一貫地成為某個政黨的選民），同時年輕人中也有相當一部分是政治上的逍遙冷漠派（但也不排除他們會機會主義地玩票一下政治）。

亞洲基金會2012年的一份民調發現：儘管「國陣」在反腐敗反朋黨方面糟糕的成績會使年輕支持者流失，仍有相當部分的年輕選民雖不喜歡「國陣」的執政風格但相信它在解決就業、通脹、福利等方面仍然會比反對黨做得好。反對黨國會議員劉鎮東也認為，大多數年輕選民不會固定地忠誠於某一黨，而是會精細比較各黨的政策主張；不過有一個趨勢對巫統不利：過去巫統在鄉村靠 「十戶一長」來綁緊選票，可是經濟發展改變了馬來族的寓居形態，他們散居於城市，使得老式綁樁手段已不現實。

對於年輕選民的爭奪日趨激烈。「國陣」拉攏年輕選民的措施包括為購買廉價手機者提供補貼、提供某些免費教育、大幅度降低車價、提高最低工資、壓制房價等等。2013年華人春節期間當局還請來韓國歌手「鳥叔」到檳州為執政黨站台，不過檳州的年輕人享受了「鳥叔」的歌舞后仍然對「國陣」說「不」。

年輕選民往往也是社交網路的活躍用戶，而第13屆大選也被稱作是一場「社交媒體大選」。各政黨領袖都開設了社交媒體賬戶以擴大影響力，據統計，在Twitter上3位反對黨主要領袖的粉絲加一起也只及納吉布粉絲數的1/3，不過反對黨聲稱納吉布有許多「殭屍粉」。納吉布在社交媒體上還屢屢發表批評保守、貪腐的言論以迎合年輕人，這導致納吉布比他領導的政黨更受歡迎。

年輕選民還往往有憤世嫉俗的傾向，這也是有原因的。他們剛剛步入社會，普遍收入不高，但他們對生活品質有不低的要求，因此對政府腐敗、社會不公平有更強烈的抵觸情緒。但與父輩相比，他們成長的家庭環境相對較好，這又使他們較缺乏挫折考驗，抗壓能力較差。引發「阿拉伯之春」的突尼西亞那位失業後當商販又遭女警掌摑繼而自焚的年輕人，可以說當今世界年輕世代敏感、脆弱心理的一個象徵，這種敏感和脆弱，又隨時會成為點燃反抗威權體制大火的火星。

為滿足年輕選民的種種訴求，馬來西亞的威權政府不得不提升社會的信息化力度和教育水平，提升社會福利水平，但這些對策的後果要麼是給自己製造更多的反對者，要麼是使自己不堪重負，從而發生時而濫發福利、時而濫收稅費的來回擺盪現象，但是人們往往只會記住政府濫收稅費。

競爭型威權政體的今後走向

由於馬來西亞選民的城鄉結構、世代結構趨向於對執政黨不利，這就逼迫執政黨改進其選戰策略。2013年「國陣」的選戰策略主要包括：以納吉布為中心的「總統型選舉」以及他提出的「一個馬來西亞」政綱；控制媒體（涵蓋傳統媒體與新媒體），訓練一萬名「國陣網路兵團」；向關鍵群體撒錢買票；通過恐嚇來催票，特別是向馬來族群渲染非馬來族群執政的可怕前景；派出有希望獲勝的年輕候選人以顯示國陣也重視改革等等。

這其實是一個競爭型威權政體在新時代的常規動作──由鐵腕建立統治轉為向民眾購買支持，由命令轉向說服（其實口頭恐嚇也可視為一種另類的「說服」，總比用刺刀恐嚇要好），在形象營造上由刻板轉向時尚。2013年在馬觀摩大選期間，每當在電視上遇到納吉布以「超齡青年」身份、以敦厚遲緩的身姿笨拙地演繹種種政治「小清新」，筆者都忍不住想說：贊！

反對黨的選戰策略則是「全清新」式的。他們的卡通式的UBAH鳥已成為一個火辣的政治Logo,他們的「超人」丘光耀（曾就讀於廣州暨南大學）以港式粗口在群眾集會上老少通吃，2013年5月5日大選投票日傍晚我遇到丘時，他正在享受大選前「絕食半個月」的最後幾分鐘，人人都想和即將結束絕食的「超人」合影。丘前幾年旅居廣東給資本家打工時處境有點憋屈，是政治作為一種創意密集型產業使他的才藝空前爆發，這種平民「超人」英雄在「國陣」那邊是找不到的。「國陣」選前也曾很笨笨地努力舉辦過大選口才培訓班，但效果不彰。

「國陣」控制傳媒，「民聯」擅長傳播，資源不平等的兩邊於是勢均力敵。筆者曾在一個城郊地帶分別旁聽了「國陣」的馬來族集會和「民聯」的馬來族集會，經由翻譯轉達，「國陣」的發言內容集中在表揚政府和提醒「變天」的可怕，「民聯」的發言內容則著力於憤怒與搞笑。筆者相信幽默是社會運動的一把利器，也是信息時代熱愛自由的年輕人之間的粘合劑與族群特徵，而敵視他們的人往往缺乏幽默感。

大選造勢集會常常會有歌曲環節，不同政黨在這方面也有各自的本幫特色：執政黨的會場常有民族風與進行曲，反對黨的會場則常有憤怒的搖滾樂，這種集會音樂上的不同趣味讓在現場的我感覺自己好像沒有離開中國。唱歌、搞笑、說理、結社、投票、非暴力地競爭，這是消解威權最理想的方式。並不是所有威權之下都能這樣代價最小地消解，但在馬來西亞是存在這種可能性的，當納吉布政府取消「內安法」和修改「集會法」，當執政黨與民眾的關係從命令轉向說服，威權政體和平轉型的可能性就已經在那裡了。

當然，任何威權體制都有其慣性，更不用說執政已逾半個世紀、已被盤根錯節的利益網路絆住的馬來西亞威權當局。威權政體的慣性訴求，就是要讓威權長期、永遠存在；同時威權政體又往往是以不公平的政治、經濟資源分配來織造權力結構的，下台就意味著被清算（哪怕是非暴力的），所以就更要抓住威權不放；另外競爭型威權之下執政集團往往要靠縱容歧視與仇恨，靠分裂社會、分而治之來維護統治，這套過去行之有效的統馭術，威權政體也是不會輕易放棄的。

因此，考察馬來西亞威權體制的走向要有辯證的眼光。威權有歷史慣性，政治轉型儘管已經啟動但仍需經歷一個較長的過程；不過政治轉型一旦啟動也會有它自己的慣性──啟動了，想停下來、想後退也不會那麼容易。

回到馬航失聯這個問題上，當馬航CEO、馬政府代理交通部長、民航局局長、馬來西亞總警長每天一次出現在記者會上隨機回答各種尖銳提問，當納吉布首相也多次站到記者面前，人們或許會想，法航失聯後法國政府出席記者會的陣容也不過如此，馬來西亞在政治表象上至少像是跟得上時代了。但馬航事件發生後的3月11日，馬來西亞當局仍然在援引源自殖民地時代的「煽動法令」指控一位印度裔反對黨領導人，這就讓人搞不懂馬來西亞威權當局究竟真正生活在哪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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