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簡化思想：百年歷程及其反省

內地漢語用簡體字，海外漢語用繁體字，會造成漢語的分裂，對漢字和漢語都是巨大的傷害。隨著世界一體化的發展，隨著中國越來越走向世界，簡體字越來越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負擔、一個包袱，即使現在廢止簡化字，它也需要一個漫長的時間來消化。【摘要】從清末一直到1980年代，中國人對於漢字漢語的認識有很多誤區。在清末的觀念是，中國科學落後、教育落後、文化落後、國民素質差，都是漢字繁難造成的，是漢字不能表音從而漢語文言不一致造成的;認為西文學起來容易，幾乎不花什麼時間就可以掌握，運用起來也非常方便。到1950年代，繼續探索漢語拉丁化，推廣漢語拼音新文字，認為中國語言應該走世界大同之路。1980年代計算機興起後，漢字在輸入中遇到難題，漢字再次被懷疑。簡化字就是在這些語言觀、漢字漢語觀的背景下產生的。儘管簡化字不是清末才出現的，1950年代制定並推行的簡化字大多都是有歷史根據的，專家學者憑空造出來的字並不是很多，但問題是，古已有之的簡化字一直沒有取代「正字」，更沒有廣泛地通行，如今強行廢除正字，通行的俗字、手頭字、草書楷化字、破體字、生造字等，很多不符合漢字的六書原則，不能根據字形望文生義，實際上比正字更難識、更難記，強行「轉正」為印刷字、正字是有違其本性的。作為「字思維」文字，漢字簡化之後，「字思維」被破壞了，漢字表意體系被弄得不倫不類，雖然在書寫上簡便了一些，但意義區分卻更複雜了，很多規律被破壞了，學起來並不比繁體字容易，意義識別只能靠死記硬背。不僅增加了中國人的學習負擔，也不利於漢字和漢語的國際化。世界上有很多共同體，語言共同體是更深層更穩固的共同體。語言的書寫具有約定俗成性，共同體的成員更改文字須得到其他成員的認同，並且相約一起更改才行。雖然中國內地在漢語共同體中是主體，但漢語共同體的其他成員都不使用簡化字，久之會造成漢語共同體的撕裂，對大中華也是一種傷害。漢字經過幾千年的發展，最大問題不是筆畫太多，而是異體字太多，有些寫法相差很大，這才是漢字學習的最大負擔。倘若1950年代選一種流行最廣、最能為人們所接受的字作為標準字，整理出一個分級別的通用字表，然後藉助行政力量推行，其效果會比推行簡化字要好。歷史已經走到反思簡化字、考慮統一使用繁體字的時候了。【作者簡介】高玉，1987、1995、2000年分別畢業於湖北大學中文系、武漢大學文學院、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獲得文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2003年從四川大學中文系博士後科研流動站出站，2012年起享受國務院頒發的特殊津貼;現為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學理論和比較文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現代漢語與中國現代文學》、《「話語」視角的文學問題研究》等。漢字簡化是漢字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漢字改革又是漢語變革的一個重要部分，但漢字簡化對漢字改革、漢語變革有什麼意義和價值?中國語言學界的思考特別是反思至今甚少;很多知識人(包括一些語言學工作者)主張恢復繁體字，但為什麼要恢復?其深層的語言學理論以及文化理論是什麼?也沒有作深入的思考和表達;至於如何恢復?恢復到什麼狀況?學術界更是缺乏深入的探討和設計。鑒於此，筆者試對清末至今一百年來漢字簡化的背景、理論、推行方式以及實際效果等問題進行檢討，希冀推動相關問題研究的深化。一漢字、漢語自產生之後就一直在變化著。漢字起源於圖畫，從形體上經歷了甲骨文到金文到大篆到小篆到隸書再到楷書的過程，在手書的意義上還有行書和草書。總體上看，漢字的變化是一種從圖畫到符號、從複雜到簡化的過程，雜蕪和枝葉的東西不斷地脫落而留下一些筋骨的東西;但是，漢字的數量和書寫則呈相反的變化，字數越來越多，異體字越來越多。漢語的變化也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書面語來源於口語，口語不斷簡練而雅化，再加上文人們不斷豐富和創造，使它越來越遠離口語;另一方面，口語不斷變化，也不斷豐富，自行發展，越來越遠離書面語。除了秦朝的「書同文」以外，中國古代不論是漢字的變化還是漢語的變化，都是自然流變，是人文而不是行政強力所為，所以變化速度緩慢——漢字「體」的變化比較大，但結構變化不大。在中國古代，沒有人提出漢字、漢語改革的問題;但自清末以來，漢字、漢語改革卻成為一種廣泛的思潮，並最終導致漢字、漢語發生巨變：在漢字方面，最大的變化是簡化以及與之相關的規範化、拼音方案、讀音統一等;在漢語方面，語言體系發生轉型，即從古代漢語轉變成現代漢語，與此相關的語法、辭彙、詞義都等發生了巨大變化。清末以來漢字漢語變革的根本原因不是語言自身，而是語言之外的社會文化變革的要求。中西方自明末開始交流以來就時有衝突，但鴉片戰爭後中國的落敗，特別是甲午中日戰爭中的慘敗，則使中國人的自信心受到沉重打擊。面對西方列強的攻勢，中國一方面是抵禦、自保，另一方面也開始反思，進而痛苦地向西方開放，向西方學習。反思的路向和進程可以說是由表及裡、由淺及深，開始時認為器物不如西方，後來又認為政治制度不如西方，最後認為文化也不如西方——原因在於教育不發達、國民素質不高等，於是發生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社會和文化就此發生了現代轉型，於是有了中國現代社會、現代文化。清末漢字漢語改革就是在這種反思過程中發生的。當時接受了西學的知識分子普遍認為，中國教育之所以不發達，國民素質之所以低下，根本原因在於漢字和漢語——漢字繁難(難識，難寫，難記)，漢語文言不一致，作為書面語的文言文只有少數知識分子能夠掌握運用，而民眾大多數是文盲，不能讀書看報，不能進行書面表達，甚至於最簡單的記賬都很困難。漢字複雜難學，可以說是清末語言學界普遍的觀點。例如，盧戇章說：「中國字或者是當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難者。」[①]林輅存說：「我國文字，最為繁重艱深……中國字學，原取象形，最為繁難。」[②]陳虯說：「字又著實難識得很……而且筆墨忒多，通扯起來每字總有八九筆，多者四五十筆不等。」[③]沈鳳樓說：「中國文字極煩，學亦甚艱，自束髮受書，非十稔不能握管撰文。」[④]楊瓊、李文治說：漢字「義頗閎奧，而形則繁縟……形繁縟，故作書不能疾速，日僅可數千言。」[⑤]馬體乾說：「今六書文字，難於辨，難於記，難於解，辭難通，音難同，書難音，字難工，特較標音文字之易習易用者，真不可同日而語矣。」[⑥]因此認為需要改革，不同的只是態度和具體方案。清末興起的漢字改革有三種態度，也可以說是三種方案。一是最激進的態度和方案，主張廢除漢字，代表人物是在巴黎創辦《新世紀》雜誌的李石曾和吳稚暉。他們認為，西文優質，與其學習、模仿西文，對西文進行改頭換面的漢化，或者漢語西文化，還不如直接照搬西文，改用「萬國新語」即世界語。[⑦]由於民族自尊的原因，這種主張在清末並沒有多少人支持，還遭到章太炎等人的痛斥，但到「五四」前後卻是一種被廣泛認同的觀點，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組織者中不少人認為漢字終當廢除，如胡適、陳獨秀、魯迅、錢玄同等都持這種觀點[⑧];但他們同時又認為，廢除漢字是困難的，所以主張用妥協的方式，即保留漢字，但廢除文言文。二是中庸的態度和方案，以劉師培、潘籍郛、盧戇章、蔡錫勇、王照、勞乃宣等人為代表，主張不否定漢字、漢語、文言文，但在漢字以外另創造一種簡字、快字、合聲字，在文言文之外另建立一套由土腔、方言、口語、官話等構成的漢語書面語，也即寬泛意義上的白話，前者供知識分子使用，後者供大眾使用。這種態度和方案在清末可以說是一種主流的態度和方案。據倪海曙統計，從光緒十八年(1892)盧戇章提出中國第一套漢語切音字方案，到宣統二年(1910)鄭東湖提出漢字筆畫切音字方案，十九年的時間共產生了二十八種新漢字方案，所創造的新漢字包括拉丁字母切音字、漢字筆畫切音字、速記符號、自造符號、數目代字等，並在一定範圍內推廣、實施，還出版了一些新文字的書，但最終都成為了歷史;不過，它們對後來的漢語拼音方案、電報數碼、速記等有很大影響。三是保守的態度和方案，主張對繁體字進行改造、簡化或者簡便。這是一種思路很不清晰的態度，當時缺乏深入的討論，提出的方案並不多，也不具體，但卻是本文最為關注的。簡化字可以說古已有之，符號化就是一種簡化。秦隸之後，漢字結構大致固定，之後的漢字變化主要是減省筆畫，或者變化筆畫。中國古代印刷主要是雕版(或刻版)印刷、活字印刷，印刷體在漢字的形體上相對規範，但仍有一定的隨意性;大量的文書則是手寫，而手寫具有較大的隨意性，特別是流布範圍比較小的文書如日記、書信、賬目、收據、借據、文告等，書寫更是隨意，大量使用別字、錯字(例如，偏旁錯誤，筆畫錯誤)、簡筆字、破體字、草書楷化字、符號代替字、同音代替字，甚至新造的字，人們稱這些字為「俗字」[⑨]。最初這些字具有私人性，書寫者和接受者相互明白就行，但隨著文書流布範圍的擴大，這些字慢慢流行開來，越來越被認同、模仿，於是，錯誤變成了正確，別字變成了通假字，簡筆字變成了異體字，具有了合法性、公共性。這是事實上的漢字簡化。清末最早提倡簡化字的是陸費逵，1909年在《教育雜誌》發表《普通教育當採用俗體字》一文說：「文字者，用符號代言語，所以便記憶免遺忘也。符號愈簡，則記憶愈易，遺忘愈難。而其代言語之用，固與繁難之符號無異。……我國文字，義主象形，字各一形，形各一音，繁難實甚，肄習頗苦。欲求讀書識字之人多，不可不求一快捷方式，此近人簡字之法所由創也。故簡字與舊有文字，相去太遠，一時不能冀其通行。竊以為最便而最易行者，莫若採用俗體字。此種字筆畫簡單，與正體字不可同日語。如"體』作"體』，"鐙』作"燈』，"歸』作"歸』，"萬』作"萬』，"蠶』作"蠶』之類，易習易記，其便利一也。……余素主張此議，以為有利無害，不惟省學者之腦力，添識字之人數，即寫字、刻字，亦較便也。」[⑩]文章發表後，有讀者致函提出疑問，陸費逵又作答文說：「採用俗字，本非改良文字之正法。特以簡字之通行非易，字母之創造更難，就俗字而採用之，不過略減正體字之繁重，不得已也。且記者所言，惟就已有者而採用之，非如沈君所言，必字字求一俗體代之也。」他認為，使用俗體字有其合理性，「因其用處極多，而苦筆畫之繁重，其始偶有人作省筆字，不知不覺，轉相仿效，遂成今日之俗體字。以其易寫易記，合乎人之心理也，故通行極易，雖功令懸為厲禁，而犯者仍所不免，名家帖體用者尤多，其故可知矣」。[11]需要說明的是，陸費逵這裡所說的「簡字」並不是簡化字，而是盧戇章等所說的切音字、快字，而「俗字」才是簡化字，後來稱之為「減筆字」、「簡體字」。陸費逵主張用已有的、已經廣泛流布的俗字，而不必新造簡化字，並且不是所有的字都簡化，這與後來的簡化字思想是有很大差別的。陸費逵提出的使用俗字的簡化漢字設想和思路，在當時幾乎沒有什麼回應，當時漢字改革的主流還是切音字、簡字等。一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這個問題才再次被提了出來。二語言變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內容，白話文就是新文學的最重要標誌之一。與清末語言學家、文字學家等不同，面對漢字和漢語的缺陷和問題，胡適、陳獨秀、魯迅、周作人、李大釗等人更關注的是漢語而不是漢字。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認為應該廢除漢字，但同時又認為在當時是不可能的，所以採取的策略是把漢字存廢問題擱置起來，專註於漢語改革，即提倡並使用白話文，否定並廢用文言文。對於吳稚暉等人提出的「廢除漢字」以及廣泛的「漢字革命」主張，新文化運動提倡者也是有響應的，概括起來就是提倡簡化字。翻閱《新青年》，新文化運動陣營最早提出簡化漢字的人是錢玄同，但其思想有一個變化的過程。當他的老師章太炎在民國前夕寫《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長文的時候，他是贊同的;但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他又轉而贊成吳稚暉已經放棄的「萬國新語」的觀點，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論世界語與文學》、《答陶履恭論Esperanto》、《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答孫國璋論Esperanto》、《關於Esperanto討論的兩個附言》、《漢文改革之討論》、《答姚寄人論Esperanto》、《答胡天月論Esperanto》、《答區聲白論Esperanto》、《關於國文、外國文和Esperanto》、《Esperanto與現代思潮》等一系列文章，主張用「萬國新語」即世界語。與胡適、陳獨秀等人主要思考語言改革略有不同，五四時期的錢玄同既思考語言改革，也思考漢字改革，他的語言文字改革思想是建立在對漢字、漢語反思基礎上的。民國初期到「五四」前後，學術界一些人發現，漢語尤其是文言文不能準確表達西文的思想文化。錢玄同是認同這一觀點的。他說：「中國文字論其字形，則非拼音而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於識，不便於寫;論其字義，則意義含糊，文法極不精密;論其在今日學問上之應用，則新理新事物之名詞，一無所有。」[12]與胡適、陳獨秀等人在語言上主張廢除文言文、改用白話文不同，錢玄同主張廢除漢語，改用世界語，或者在漢語之外增加世界語：「然不廢漢文而提倡世界語，有何不好?弟意最好從高號小學起，即加世界語一科。」[13]「五四」初期的錢玄同很激進，不僅反對文言文，也反對白話，反對漢字，反對漢語拼音化。他說：「中國之字形，不消說得，自然不能攙入於拼音文字之內;中國之字義，函胡游移，難得其確當之意義，不逮歐洲遠甚，自亦不能採用;中國之字音，則為單音語，同音之字，多且過百，此與拼音文字最不適宜者。」[14]漢語不能拼音化的觀點在他後來的文章中講得更明確：「有人主張改漢字之形式——即所謂用漢字羅馬字之類——而不廢漢語……殊不知改漢字為拼音，其事至為困難：中國語言文字極不一致，一也;語言之音，各處固萬有不同矣，即文字之音，亦復紛歧多端，二也。製造國語以統一言文，實行注音字母以統一字音，吾儕固積極主張;然以我個人之懸揣其至良之結果，不過能使白話文言不甚相遠，彼此音讀略略接近而已;若要如歐洲言文音讀之統一，則恐難做到。」[15]他的解決辦法就是廢除漢字、漢語，改用世界語，「我以為中國廢漢文而用Esperanto，這是將來圓滿之解決」，至少應該是兩條腿走路，在通行漢字漢語的同時推廣世界語。[16]然而，在1920年代初，文言文作為一種統治性的語言大勢已去，白話文一統中國不可逆轉，錢玄同主張世界語的文章就是用白話文寫成的。所以，對於在中國推行世界語取代漢語——不僅取代文言文，而且取代白話文，錢玄同自己也沒有信心。特別是白話文使用範圍越來越廣泛，越來越成為「新國語」之後，錢玄同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在語言上轉而支持「國語羅馬字」。1923年，他提議組織「國語羅馬字委員會」[17];兩年後又說：「說到製造中國拼音文字的工具，我現在也主張用羅馬字母。以前《國語月刊》出"漢字改革號』的時候，我其實已經傾向於羅馬字母了。不過彼時被音理所囿，以為拼音用的字母，最好能夠用與發音密合一點的，所以又想試用標準音符(國際音標)。但是不久就覺得這個意思是錯誤的。」[18]而在文字上則主張，改造漢字即減省漢字筆畫。錢玄同對於漢字的態度可以說由「漢字革命」轉變為「漢字改良」。1920年，錢玄同發表《減省漢字筆畫的提議》，這是中國自漢語產生以來首次系統地提出的漢字簡化字方案。他說：「前幾天，獨秀先生對我說："表中國國語的文字，非廢去漢字、改用拼音不可。』這個意思，我現在是極端贊成的。但是我以為拼音文字，不是旦暮之間就能夠製造成功的;更不是粗心浮氣、亂七八糟把音一拼，就可以算完事的。……拼音文字製成以後，恐怕還要經過許多波折，費上無數口舌，才能通行。我以為我們就使講"一廂情願』的話，這拼音新文字的施行，總還在十年之後。如此，則最近十年之內，還是用漢字的時代。漢字的聲音難識，形體難寫，這是大家知道的;今後社會上一切事業發展，識字的人一天多一天，文字的用處自然也是一天多一天，這也是大家知道的。既然暫時還不得不沿用漢字，則對於漢字難識難寫的補救，是刻不容緩的了。」[19]其補救的辦法就是減省漢字的筆畫。這是一個妥協、無奈、暫且的辦法，但卻是一個具有操作性、現實性的辦法。錢玄同提出的漢字簡化的八種方法，都為1950年代漢字簡化方案所採用。到了1923年，《國語月刊》出版了一期「漢字改革號」，其中有胡適、黎錦熙、錢玄同、周作人、蔡元培、趙元任等人的文章。[20]從中可以看出，新文化運動的提倡者和踐行者對於改革漢字達成了共識，差別只是簡化漢字與國語羅馬字的方案。1935年，錢玄同主持編選了《簡體字譜》;在此基礎上，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於同年8月21日發布命令，公布《第一批簡體字表》，正式推行簡體字，但卻遭遇強大的阻力;到了1936年初，教育部不得不收回成命，廢止《第一批簡體字表》，這對於漢字簡化之路來說是個沉重的打擊;再加上1936年後錢玄同的身體每況愈下，並於1939年逝世，簡化字研究、倡導以及推行雖然不乏來者，但微弱的聲音完全被強大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聲音所淹沒。1949年始，漢字簡化之路峰迴路轉。這年5月，黎錦熙聯合當時北平各大學的語言文字專家寫信給中共「五老」之一的吳玉章，建議成立一個文字改革研究會，重新開始研究和推動文字改革。吳玉章先請示劉少奇，又寫信給毛澤東，均得到支持;10月10日，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即宣告成立。[21]這是新中國第一個全國性文字改革組織，吳玉章為主席，黎錦熙、胡喬木為副主席，成員既有學者也有官員，主要工作是組織對拉丁化漢語拼音文字方案的研究。由於之前在請示劉少奇時，得到的指示是：「可以組織這一團體，但不能限於新文字，漢字簡化字也應研究整理一下。」[22]因此，簡化字研究也是其中一項內容。之後，在相關政府部門以及學術機構、民間團體的大力推動下，漢字簡化運動進入到一個全新的階段。新中國成立之後，簡化字方案從醞釀到出台到最後推行，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其中的重要原因有三：一是漢字難識、難讀、難寫，是普通大眾提高文化素質的瓶頸，清政府、北洋政府、民國政府都無力解決這個問題，新中國進行新文化建設，這正好是一個契機。二是舊中國文盲非常多，而完整、普及、系統的教育體制又不可能一時建立，識字特別需要「速成」，簡化字為漢字識字「速成」提供了可能性。三是與國民政府的精英文化建設不一樣，新民主主義文化更強調大眾文化建設，首先就要解決的是大眾識字問題，漢字改革自然就被提上了工作日程。其中重要的事件有：1952年，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馬敘倫任主任委員，吳玉章任副主任委員。該機構隸屬於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1953年，中共中央設立文字問題委員會，胡喬木任主任，范文瀾為副主任。1954年，周恩來總理提議，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批准，設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作為國務院直屬機構，吳玉章為主任，胡愈之為副主任，並於12月召開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通過了修正後的《漢字簡化方案(初稿)》。1955年，教育部和文字改革委員會聯合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討論並通過了《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草案》。1956年，國務院全體會議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關於公布〈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並在《人民日報》發表《漢字簡化方案》全文。國務院「決議」的公布和《漢字簡化方案》的發表，標誌著清末以來漢字改革告一段落;之後，漢字簡化運動還發生了一些事件，但都不具有根本性。例如，1963年，「漢字簡化方案」小組對《漢字簡化方案》進行修訂，發布《簡化漢字修訂方案草案》，同時編輯出版《簡化字總表》。1977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發布《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23]，徵求意見，並在一定範圍內試用;但1986年國務院正式廢止這個方案，並在《人民日報》重新發布《簡化字總表》。[24]2009年，教育部新研製出《通用規範漢字表》，網上公布以徵求社會意見，其中設計對44個漢字進行「整形」，但遭到廣泛的質疑，2013年國務院最終發布《通用規範漢字表》時，沒有採納漢字整形方案。與1986年《簡化字總表》相比，《通用規範漢字表》收錄了226個類推簡化字，如「閆」等[25]。而對於「整形」字，研製者在另外的地方有一個說明：「鑒於字形調整目前尚未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同，而且對印刷宋體字的字形規範，也不應該只著眼於宋體字本身，還應該考慮到與之相關的幾個關係的協調問題，如各種主用字體之間的協調、簡化字與繁體字之間的協調、已定規範漢字與大字元之間的協調等。如此複雜的問題，不可能讓《通用規範漢字表》畢其功於一役，而應做出更長遠更全面的規劃。」[26]漢字「整形」方案雖然「失敗」了，但可以肯定，漢字簡化的研究還會繼續下去。三反思一百年來漢字簡化的各種方案、歷程以及理論，需要檢討的方面很多。不管是清末、民國還是新中國初期，語言學界對於簡化漢字都是有限定的，大部分人都認為它是漢字改革的暫且辦法。1955年，毛澤東還說：「漢字太繁難，目前只作簡化改革，將來總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27]但1960年代之後，簡化字被當作了漢字的終極形態，漢字簡化被誤作為漢字改良的主導方向。如果說清末、民國的簡化漢字是「漢字病」之「止痛」的話，那麼1950年代漢字簡化則是「漢字病」之「根治」了。陸費逵最早提倡簡化漢字，但他同時又明確說簡化漢字不是漢字改良的「正法」。同樣，錢玄同「五四」之後一直提倡簡化漢字，並提出了具體的方案，包括簡化原則、簡化方向和具體措施等，但他認為解決漢字問題的根本方式是「漢字革命」，即「將漢字改用字母拼音，像現在的注音字母就是了」[28]，「把漢字改為拼音的中國新文字，將來總有這一天」。[29]由於漢字革命非短時間內可以完成，在革命的「籌備」期還不能完全脫離漢字，而簡化字則是「補偏救弊的辦法」：「有的主張將國語改用拼音的，有的主張將現行漢字減省筆畫的。……我也是持這種主張的一分子。我以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辦法，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是"治標』的辦法。那治本的事業，我們當然應該竭力去進行。但這種根本改革，關係甚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達到目的的。……我們決不能等拼音的新漢字成功了才來改革!所以治標的辦法，實是目前最切要的辦法。」[30]可見在民國時期，簡體字並不是漢字改革的根本目標，更關注的還是拉丁化新文字以及國音統一等問題。1950年代，漢字簡化字運動興起，發展成為國家行為，最終產生《漢字簡化方案》和《簡化字總表》，並通過行政方式大力推行，從而實現全國文字印刷簡體字化，似乎簡化字方向成為漢字改革的主流，但其實不然。1951年，毛澤東對文字改革的指示是：「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31]所以，1950年代初期文字改革在思路上基本都是強調拼音的根本性，而文字簡化不過是暫時方案，是為最終漢字拼音化做準備。吳玉章說：「漢字簡化並不能根本解決文字改革問題，因此我們還必須同時積極進行拼音化的準備工作。為了根本解決文字改革問題，使漢字走上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需要做一系列的準備工作。」[32]1955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決議」也明確說：「漢字的根本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目前，逐步簡化漢字並大力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的普通話——漢民族共同語，是適合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的。」[33]由此可見，簡化漢字在近百年漢字改革中不過是附屬品，被當作是準備性的、過渡性的。然而，漢字一旦簡化並全民運用、普及，就很難有其他可能性了。近百年漢字簡化歷程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清末和民國是一個階段，新中國成立之後是另一個階段。兩個階段最大的不同是，前一個階段總體上是學術推動，後一階段總體上屬於組織推動。清末和民國時期的漢字簡化，主要是學者探討，提出方案，討論基本限於學術領域，雖然也得到政府支持，如1935年錢玄同等人設計的「第一批簡化字」就得到時任教育部長的王世傑支持，從而以教育部名義發布命令，但民國政府在文化建設方面非常軟弱，推行不到半年就在一批學者、政客的反對聲中宣布收回、廢止。之後，《第一批簡化字表》以及它的前身錢玄同主持編選的《簡體字譜》中的大部分字都被1956年新中國制定的《漢字簡化方案》所吸收，《漢字簡化方案》和《第一批簡化字表》在思路、觀念和具體的方法上、具體內容上都一脈相承。由此可以看出，學術本身並不具有決定性，學術背後的力量才是決定其不同命運的根本原因。而新中國成立後，漢字簡化運動是根據國家領導人的指示或者批示，確定文字改革的方向，再確定各種組織機構，各種宣傳，最後層級推進，從而以一種嚴格的行政方式推行。從相關的文獻看，文字改革方案是國務院組織專家，經過反覆討論，八易其稿，才最後制定出來的;這中間又反覆徵求專家、學者以及普通群眾的意見。這種大規模的行為，是任何一個學術團體都無法完成的。簡化字方案出台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公布決議，國務院公布決議，教育部發布通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布通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等分別發表「社論」，這與清末與民國時期漢字簡化運動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正是因為強大的行政推動力，所以1950年代漢字簡化運動推行得非常成功，短短几年時間，中國大陸就廢除了繁體字，實現了全國教育、印刷、手書的簡體字化。當然，1950年代開始的中國文字改革，吳玉章等人最初設想和試圖推行的還是在民國時期就思考比較成熟、並且得到一定程度推行的漢字拉丁化，如拼音文字。但結果是，拼音文字後來被放棄了，僅只留下一個漢語拼音方案，而漢語拼音方案和漢字拼音化是有本質區別的。漢語拼音本身不是文字，它不過是一種對漢字進行注音的工具，它不否定漢字，也不能替代漢字，本質上是漢字的輔助性工具，解決了漢字不能表音的問題，當然在其他方面比如通訊、編序、檢索等方面作用也非常大。而漢語拼音新文字則是反漢字的，主張廢除漢字，使漢語脫離漢字而走上拼音字母化。例如，1931年在海參崴召開的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有這樣的話：「大會認為中國漢字是古代社會與封建社會的產物，已變成了統治階級壓迫勞苦群眾的工具之一，實為廣大人民識字的障礙，已不適合於現在的時代。」「要根本廢除象形文字，以純粹的拼音文字來代替它。並反對用象形文字的筆畫來拼音或注音。如日本的假名、高麗的拼音、中國的注音字母等等的改良辦法。」[34]由此可見漢語拼音和漢語拼音文字之間的本質差別。事實上，1950年代中國文字改革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制定並推行簡化漢字，選定並推廣普通話，制定並推行漢語拼音方案。普通話和漢語拼音方案對漢語的進步其作用是巨大的，普通話是統一國音，漢語拼音則是為漢字標註國音，兩者於漢字來說都具有外在性，而只有簡化漢字對漢字具有革命性的影響，真正改變了漢字。普通話和漢語拼音方案的意義和作用爭議很小，簡化漢字卻爭議很多，因為它給漢語和漢字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四由於漢語在讀音上存在著地域上的差異，以致同樣是說漢語但地域不同的人卻無法交流，但因為有漢字，才維繫了中國文化的統一;假如語音不同，文字也不同，那中國在文化上早就四分五裂了。民國時期，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曾經設計出包括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江南話拉丁化新文字、廣州話拉丁化新文字、廈門話拉丁化新文字的四種方案，假如當時推行了，那今天的中國就不僅是語音不統一，而且文字也不統一，北京人到廣州還得帶翻譯。從清末一直到1980年代，中國人對於漢字漢語的認識有很多誤區。在清末，語言學領域一個普遍的觀念是，中國科學落後、教育落後、文化落後、國民素質差，都是漢字太繁難造成的，是漢字不能表音從而漢語文言不一致造成的;並且認為西文學起來容易，幾乎不花什麼時間就可以掌握，運用起來也非常方便。1950年代，中國繼續探索漢語拉丁化，推廣漢語拼音新文字，認為中國語言應該走世界大同之路。1980年代，計算機興起，漢字在輸入中遇到難題，漢字再次被懷疑。簡化字就是在這些語言觀、漢字漢語觀的背景下產生的。的確，簡化字不是清末才產生的，1950年代制定的簡化字大多都是有歷史根據的，專家學者憑空造出來的字並不是很多。但問題是，簡化字雖古已有之，卻沒有取代「正字」，更沒有廣泛地通行。強行廢除正字，通行俗字、手頭字、草書楷化字、破體字以及生造的字等，實際上是違背了漢字自然流變的規律。草書是一門特殊的藝術，也是一門特殊的學問，草書本質上是漢字快速書寫的結果，快寫的過程中自然有很多筆畫省略，在這一意義上，草書可以稱為簡體字，漢字簡化借鑒草書的簡化方式也是有道理的。但是，草書異常複雜，千變萬化，有時一個字有幾十種甚至上百種寫法，有的寫法不僅與正字相距甚遠，互相之間也相距甚遠，沒有相似性和關聯性，如「白」、「自」、「有」、「不」等。相反，有些完全不同的字在草書中基本上可以寫成一個字，如「成」和「來」、「不」和「石」、「存」和「孝」、「深」和「珍」等;很多完全不同的偏旁部首和點畫在草書中可以寫成一樣，如單人旁和雙人旁在草書中都可以寫成一豎，「二」、「止」、「工」、「土」、「豆」、「」、「匕」、「」、「蟲」、「」、「八」、「人」都可以寫成二橫即「二字元」。[35]正因為如此，草書的很多字不僅一般人不識，就連從事書法創作和研究的人辨識起來也不是很輕鬆，需要藉助釋文以及草書工具書。所以，簡化字的草書楷化方式雖然有歷史的、書寫的根據，但這個根據其實是不足為據的。同樣，俗字、手頭字包括破體字作為簡化字也是有問題的。所謂「俗」字，是相對於「通」字和「正」字而言，唐代顏元孫在《干祿字書》中對其作過區分，張湧泉教授的解釋是：「俗字是一種不合法的、其造字方法未必合於六書標準的淺近字體，它適用於民間的通俗文書，適宜於平民百姓使用。顏元孫的所謂"通者』，其實也是俗字，只不過它使用的範圍更大一些，流延的時間更長一些。換句話說，"通者』就是承用已久的俗字。」[36]俗字可以變成「通字」，通過流行可以變成正字，但這個過程在自然流變中非常緩慢。漢字在唐代之後已變得相對穩定，俗字很多，但要想取得正字的合法性並不容易，因為正字更有優越性，更廣泛地被認同和接受。根本原因還在於，俗字也好，手頭字也好，其構成很多都不符合漢字的基本規則，即不合六書原則，很多字可以說是很任意的符號，也可以說是「黑字」，有時只有書寫者和特定的接受對象明白，甚至有時就是只寫給自己看的。與陸費逵提倡俗字一樣，1930年代，胡愈之、蔡元培、郭沫若、陳望道等二百餘人、十五家雜誌社發起手頭字運動，並挑選了三百個手頭字作為簡體字進行推廣，其中中約有一半的字被後來的第一批簡化字所採用，如「與」、「過」、「嘔」、「對」、「盡」、「憐」、「賣」、「戰」等，還有一部分被已經廢止的第二批簡化字所採用。《推行手頭字緣起》這樣說：「我們日常有許多便當的字，手頭上大家都這麼寫，可是書本上並不這麼印。識一個字須得認兩種以上的形體，何等不便。現在我們主張把"手頭字』用到印刷上去。省掉讀書人記憶幾種字體的麻煩，使得文字比較容易識，容易寫，更能勾普及到大眾。」[37]這實際上是讓正字遷就或讓位於手頭字，也可以說是文字下移。但手頭字實際上是有問題的，第二批簡化字被廢止就說明了其問題。原因在於，手頭字很隨意，很多是破體字、別字、錯字、生造字，不符合漢字規則，不能根據字形望文生義，實際上比正字更難識、更難記。豐子愷曾描述民間手頭字的書寫狀況：「我家自洪楊以來，以開染坊為業，我十來歲時，每逢年假，店裡忙的時候，被母親派到店裡去幫忙……因此學得了染坊賬簿上所慣用的種種簡筆字，例如"三藍』，他們寫作"三艹』，不過艹字最後一筆下面打一個彎曲。"二厘』，他們只在"二』字的下一畫上拖一撇，其餘不勝枚舉。」後來，作者在上學時也寫手頭字，如把「青出於藍」寫作「青出於艹」，老師罵他說：「你倒不寫青出於卅?」[38]染坊里約定把「藍」寫作「艹」，「厘」寫作一撇，幾個人認同是沒有關係的，但推廣作為全民規範字卻是有問題的，不能說群眾使用了就是正確的。所以，俗字和手頭字在生活中都限於手書，都只適用於通俗文書，主要是記賬、書信、藥方，便條等，通行的範圍非常有限，具有約定性，如果強行「轉正」作為印刷字、正字，其實是有違其本性的。錢玄同曾歸納出八種簡化字方法：「將多筆畫的字就字的全體刪減，粗具匡廓，略得形似」、「採用固有的草書」、「將多筆畫的字僅寫它的一部分」、「將全字中多筆畫的一部分用很簡單的幾筆替代」、「採用古體」、「將音符改用少筆畫的字」、「別造一個簡體字」、「假借它字」[39]，但這每一種方法都是有問題的，都會造成混亂。例如，現代簡體字中「台」、「台」、「台」、「台」四個字合併成了一個字，還有「台」作為「構件」的字，「構件」有時可以類推簡化為「台」，有時又不能類推。本來，這四個字的意思是極分明的，但簡化成一個字之後，意義也合併了，究竟是什麼意思，還得根據上下文來確定。又如，「蒙」、「蒙」、「蒙」、「蒙」四字不分，又保留「懵」作為異體字;「復」、「覆」、「復」、「復」四字不分，「覆」有時簡化，有時又不簡化;「干」、「干」、「干」三字不分，「干」有時簡化，有時又不簡化，「乾坤」不能簡化為「乾坤」，還有「後」和「後」簡化之後不再作區分，以致書法家有「影后」之笑話。漢字是「字思維」文字，漢字簡化之後，「字思維」被破壞了，漢字表意體系被弄得不倫不類，雖然在書寫上簡便了一些，但意義區分卻更複雜了，很多規律被破壞了，意義識別只能靠死記硬背，不僅增加了中國人的學習負擔，也不利於漢字和漢語的國際化，它希望解決的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但卻帶來了更多的問題。張書岩等人總結簡化字有五方面的缺陷和不足：「一部分同音代替不適當」，「對於偏旁的簡化和類推規定得不夠明確合理」，「計劃性、系統性不夠，並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少數簡化字所用的偏旁或筆畫不適當」，「某些簡化形體代替的偏旁過多」。[40]其實，這不是個別現象，而是具有普遍性，並且難以改正。漢字簡化的「利」遠小於其「弊」。1960年代簡化字推廣之後，國家嚴格控制出版繁體字書籍，繁體字從中國的日常生活包括文化生活中消失了。但這種局面維持了不到三十年，1990年代以來，繁體字的著作越來越多，最初是古人的作品和著錄用繁體字出版，後來研究古人的現代人學術著作也可以用繁體字出版，再後來一些與「古」有關的邊緣性著作也可以用繁體字出版，近人的著作也算古籍，似乎「作古」就算「古」代。例如，《陳子褒先生教育遺議》[41]、《啟功叢稿·藝論卷》[42]都是繁體字印刷的，極少數翻譯著作如《現代漢語辭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也是用繁體字印刷的，出版社的解釋是：「由於本書所研究的19世紀漢語語料都是用繁體字印刷的，漢譯本全書也使用了繁體字。」[43]儘管解釋很勉強，但可見繁體字的出版規定不斷地被突破。繁體字在學術領域越來越成為了一種有品位的象徵，尤其是一些與中國古代有關的學術領域，學者們已經開始恢復繁體字寫作，除了時尚因素外，更多是為了準確。例如，在古人那裡，「颱風」就是「颱風」，現在把它寫成「颱風」是錯誤的。只要中國古代典籍不消滅，繁體字就不可能廢除。繁體字與簡體字在使用上是不對等的，1950年代出版的簡體字書籍可以轉換用繁體字來印刷，但古籍不能用簡體字印刷，簡體字印刷古籍會造成很多錯誤、很多莫名其妙和不能理解。中國目前事實上是繁體字、簡體字並行使用。一個國家是這樣，國家中的許多個人也是這樣。認識繁體字將越來越成為一個中國人的基本素質之一，而且繁體字有越來越通行的趨勢，所以中國人越來越需要學習兩種字體。這有點反諷，本來當初探討並推行簡體字是為了減省漢字學習的負擔，但現在不僅沒有減輕負擔，反而增加了負擔，不僅要學簡體字，還要學繁體字;過去，繁體字雖然書寫麻煩、費時，學習上難了一點，但那時只學習一種，現在則要學習兩種字體，而且簡體字學起來並不比繁體字容易，因為簡體字中很多字都與字義沒有關係，是硬性規定的，只能死記硬背。1950—1980年代，手書還非常普遍，應用也非常廣泛，簡體字在書寫上的確可以節約一點時間，但這點時間相對於整體漢字漢語運作來說是微不足道的;現代社會特別是計算機普及之後，就連這點微不足道也沒有了。現代人大多都用計算機書寫，不管是拼音輸入法還是五筆輸入法以及其他輸入法，簡體字和繁體字敲打鍵盤的次數在技術上是一樣的。簡體字對於普及教育、掃除文盲、提高國民素質的作用是有的，但也要看到，香港、台灣使用繁體字，普及教育並沒有因此而落後，並沒有因此而文盲增多。相反，簡體字倒是大大加深了中國人與傳統文化之間的隔膜，因為普通國民很多人都不認識繁體字，因而不能讀繁體字印刷的古籍。在中國內地，可以通過政策法規來保護簡體字，推行簡體字，限制繁體字的通行，但它對於台灣、香港、澳門以及華人聚集較多的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等不具有約束力，無法改變這些地區和國家使用繁體字的現實。隨著世界交流越來越廣泛，特別是文化交流越來越深入，中國內地用簡體字，而世界其他地方的漢語用繁體字，這是不利於文化交流的，簡體字事實上越來越成為中國內地書籍向海外傳播的一大障礙。同時，內地漢語用簡體字，海外漢語用繁體字，會造成漢語的分裂，對漢字和漢語都是巨大的傷害。隨著世界一體化的發展，隨著中國越來越走向世界，簡體字越來越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負擔、一個包袱，即使現在廢止簡化字，它也需要一個漫長的時間來消化。世界上有很多共同體，既有民族共同體、經濟共同體、文化共同體，也有語言共同體，並且語言共同體是更深層更穩固的共同體。在語言共同體中，漢語是重要而有影響的共同體，但簡化字是不利於漢語共同體建構的。因為語言的書寫具有約定俗成性，共同體的成員更改文字須得到其他成員的認同，並且相約一起更改才行。雖然中國內地在漢語共同體中是主體，具有絕對的主導作用，但如果漢語共同體的其他成員都不使用簡體字，久之會造成漢語共同體的撕裂，對大中華也是一種傷害。反省1950年代的簡化字運動，簡化方案從醞釀到出台用了六年時間，期間也曾反覆修改和徵求意見，但對於涉及千秋萬代的文化大事業來說，整個方案仍缺乏充分的學術上的論證，很多問題沒有考慮到。相反，1980年代對於漢字簡化採取非常慎重的態度是正確的。例如，廢止第二批簡化字，王碼輸入法被阻止進入小學語文課本，漢字整形沒有獲得通過等，否則，漢字將更加混亂，中國人學習漢字的負擔將更重。語言越是成熟，就越是複雜，只有複雜的語言才能充分表達複雜的思想。漢語作為表意文字，需要一定數量的漢字作為支撐，並且漢字是需要一定筆畫的，一定數量筆畫的字特別是形聲字反而容易識別和記憶;相反，最容易搞混淆的恰恰是一些筆畫簡單的字，如「已經」的「已」、「自己」的「己」、地支的「巳」，還有「日」「曰」等。漢字經過幾千年的發展，最大的問題不是筆畫太多，而是異體字太多，有些寫法相差很大，這才是漢字學習包括字形字義識別和記憶的最大負擔。倘若1950年代選一種流行最廣、最能為人們所接受的字作為標準字，整理出一個分級別的通用字表，然後藉助行政力量推行，其效果會比推行簡化字要好，更能夠被中國人包括海外華人華僑所接受。歷史已經走到反思簡化字、考慮統一使用繁體字的時候了。[①]〔清〕盧戇章：「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一目了然初階(中國切音新字廈腔)》(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第2頁。[②]〔清〕林輅存：「上都察院書」，《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第17—18頁。[③]〔清〕陳虯：「新字甌文學堂開學演說」，《新字甌文七音譯》(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第10—11頁。[④]〔清〕沈鳳樓「《江寧簡字半日學堂師範班開學演說文」，《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53頁。[⑤]〔清〕楊瓊、李文治：《形聲通·楊序》(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第1頁。[⑥]〔清〕馬體乾：「談文字」，《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88頁。[⑦]參見李石曾《進化與革命》，吳稚暉《編造中國新語凡例》、《新語問題之雜答》、《書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後》、《書神州日報東學西漸篇後》等文章。關於其具體觀點，筆者另有文章詳細介紹。[⑧]關於漢字的存廢問題，胡適、錢玄同的觀點前後是有變化的。胡適在美國留學時認為廢除漢字的觀點是幼稚的觀點，新文化運動之後則認為中國最終會走上拼音文字。關於錢玄同、陳獨秀等人漢字存廢問題的討論，見《新青年》4(1918)。[⑨]「俗字」的產生其途徑是多方面的，不僅僅只是已有漢字簡化，也有已有漢字「繁化」〔張湧泉：《漢語俗字研究(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第3章〕。[⑩]〔清〕陸費逵：「普通教育當採用俗體字」，《陸費逵文選》(北京：中華書局，2011)，第59頁。此文原載《教育雜誌》1(1909)。[11]〔清〕陸費逵：「答沈君友卿論採用俗字」，《陸費逵文選》，第64頁。此文原載《教育雜誌》3(1909)。[12]錢玄同：「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錢玄同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第1卷，第162、166頁。此文原載《新青年》4(1918)。[13]錢玄同：「論世界語與文學」，《錢玄同文集》，第1卷，第21頁。此文原載《新青年》4(1917)。[14]錢玄同「答陶履恭論Esperanto」，《錢玄同文集》，第1卷，第97頁。此文原載《新青年》2(1918)。[15]錢玄同「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錢玄同文集》，第1卷，第164—165頁。[16]錢玄同：「關於國文、外國文和Esperanto」，《錢玄同文集》第1卷，第333頁。此文原載《新青年》2(1919)。[17]錢玄同：「請組織"國語羅馬字委員會』案」，《錢玄同文集》，第3卷，第125頁。[18]錢玄同：「國語羅馬字」，《錢玄同文集》，第3卷，第355頁。[19]錢玄同：「減省漢字筆劃的提議，《錢玄同文集》，第1卷，第400—401頁。此文原載《新青年》3(1920)。[20]前國語研究會編：《〈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21] 「60年教育紀事：開啟漢字的簡化時代」，《中國教育報》2009-09-17。[22]王均：《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第54頁。[23]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77)。[24]分別見《國務院批轉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關於廢止"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和糾正社會用字混亂現象的請示〉的通知》、《關於重新發表〈簡化字總表〉的說明》(王均主編：《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第645、646頁)。[25]《通用規範字表》(北京：語文出版社，2013)，第2頁。[26]王寧 主編：《〈通用規範漢字表〉解讀》(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第66頁。[27]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第454頁。[28]錢玄同：「漢字革命」，《錢玄同文集》，第3卷，第76頁。[29]錢玄同：「幾句老話——注音符號，G.R.和簡體字」，《錢玄同文集》，第3卷，第487頁。[30]錢玄同：「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錢玄同文集》第3卷，第85頁。[31]吳玉章：「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中國文字改革第一步》(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第27頁。[32]吳玉章：「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中國文字改革第一步》，第27、30頁。[33]「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決議」，《中國文字改革第一步》，第12頁。[34]「中國新文字十三原則」，《中國語言的新生——拉丁化中國字運動二十年論文集》(上海：時代書報出版社，1949)，倪海曙編，第54頁。文字改革之所以走簡化字廢拉丁化之路，與毛澤東的態度有關。毛澤東曾對吳玉章說，「首先進行漢字的簡化，搞文字改革不要脫離實際」〔吳玉章：「在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吳玉章文集》(重慶：重慶出版社，1987)，上冊，第664頁〕。漢字拉丁化其實就是脫離實際。[35]南兆旭主編：《中國書法全集》(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4)，第5卷，第190頁。[36]張湧泉：《漢字俗字研究(增訂本)》，第1頁。[37]「推行手頭字緣起」，《太白》11(1935)，附頁。其中，「勾」是「夠」的手頭字， 「眾」寫作「」。[38]豐子愷：「我與手頭字」，《太白》1(1935)。「卅」音同「啥」，所以有此幽默。[39]錢玄同：「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錢玄同文集》，第3卷，第89—90頁。[40]張書岩 等：《簡化字溯源》(北京：語文出版社，2014)，第38—39頁。[41]《陳子褒先生教育遺議》(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42]《啟功叢稿·藝論卷》(北京：中華書局，2004)。[43][意]馬西尼：《現代漢語辭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北京：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黃河清譯，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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