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簡化思想:百年歷程及其反省

2015-11-02來源:《南國學術》二〇一五年第四期作者:高 玉

內地漢語用簡體字,海外漢語用繁體字,會造成漢語的分裂,對漢字和漢語都是巨大的傷害。隨著世界一體化的發展,隨著中國越來越走向世界,簡體字越來越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負擔、一個包袱,即使現在廢止簡化字,它也需要一個漫長的時間來消化。【摘要】從清末一直到1980年代,中國人對於漢字漢語的認識有很多誤區。在清末的觀念是,中國科學落後、教育落後、文化落後、國民素質差,都是漢字繁難造成的,是漢字不能表音從而漢語文言不一致造成的;認為西文學起來容易,幾乎不花什麼時間就可以掌握,運用起來也非常方便。到1950年代,繼續探索漢語拉丁化,推廣漢語拼音新文字,認為中國語言應該走世界大同之路。1980年代計算機興起後,漢字在輸入中遇到難題,漢字再次被懷疑。簡化字就是在這些語言觀、漢字漢語觀的背景下產生的。儘管簡化字不是清末才出現的,1950年代制定並推行的簡化字大多都是有歷史根據的,專家學者憑空造出來的字並不是很多,但問題是,古已有之的簡化字一直沒有取代「正字」,更沒有廣泛地通行,如今強行廢除正字,通行的俗字、手頭字、草書楷化字、破體字、生造字等,很多不符合漢字的六書原則,不能根據字形望文生義,實際上比正字更難識、更難記,強行「轉正」為印刷字、正字是有違其本性的。作為「字思維」文字,漢字簡化之後,「字思維」被破壞了,漢字表意體系被弄得不倫不類,雖然在書寫上簡便了一些,但意義區分卻更複雜了,很多規律被破壞了,學起來並不比繁體字容易,意義識別只能靠死記硬背。不僅增加了中國人的學習負擔,也不利於漢字和漢語的國際化。世界上有很多共同體,語言共同體是更深層更穩固的共同體。語言的書寫具有約定俗成性,共同體的成員更改文字須得到其他成員的認同,並且相約一起更改才行。雖然中國內地在漢語共同體中是主體,但漢語共同體的其他成員都不使用簡化字,久之會造成漢語共同體的撕裂,對大中華也是一種傷害。漢字經過幾千年的發展,最大問題不是筆畫太多,而是異體字太多,有些寫法相差很大,這才是漢字學習的最大負擔。倘若1950年代選一種流行最廣、最能為人們所接受的字作為標準字,整理出一個分級別的通用字表,然後藉助行政力量推行,其效果會比推行簡化字要好。歷史已經走到反思簡化字、考慮統一使用繁體字的時候了。【作者簡介】高玉,1987、1995、2000年分別畢業於湖北大學中文系、武漢大學文學院、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獲得文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2003年從四川大學中文系博士後科研流動站出站,2012年起享受國務院頒發的特殊津貼;現為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學理論和比較文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現代漢語與中國現代文學》、《「話語」視角的文學問題研究》等。漢字簡化是漢字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漢字改革又是漢語變革的一個重要部分,但漢字簡化對漢字改革、漢語變革有什麼意義和價值?中國語言學界的思考特別是反思至今甚少;很多知識人(包括一些語言學工作者)主張恢復繁體字,但為什麼要恢復?其深層的語言學理論以及文化理論是什麼?也沒有作深入的思考和表達;至於如何恢復?恢復到什麼狀況?學術界更是缺乏深入的探討和設計。鑒於此,筆者試對清末至今一百年來漢字簡化的背景、理論、推行方式以及實際效果等問題進行檢討,希冀推動相關問題研究的深化。一漢字、漢語自產生之後就一直在變化著。漢字起源於圖畫,從形體上經歷了甲骨文到金文到大篆到小篆到隸書再到楷書的過程,在手書的意義上還有行書和草書。總體上看,漢字的變化是一種從圖畫到符號、從複雜到簡化的過程,雜蕪和枝葉的東西不斷地脫落而留下一些筋骨的東西;但是,漢字的數量和書寫則呈相反的變化,字數越來越多,異體字越來越多。漢語的變化也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書面語來源於口語,口語不斷簡練而雅化,再加上文人們不斷豐富和創造,使它越來越遠離口語;另一方面,口語不斷變化,也不斷豐富,自行發展,越來越遠離書面語。除了秦朝的「書同文」以外,中國古代不論是漢字的變化還是漢語的變化,都是自然流變,是人文而不是行政強力所為,所以變化速度緩慢——漢字「體」的變化比較大,但結構變化不大。在中國古代,沒有人提出漢字、漢語改革的問題;但自清末以來,漢字、漢語改革卻成為一種廣泛的思潮,並最終導致漢字、漢語發生巨變:在漢字方面,最大的變化是簡化以及與之相關的規範化、拼音方案、讀音統一等;在漢語方面,語言體系發生轉型,即從古代漢語轉變成現代漢語,與此相關的語法、辭彙、詞義都等發生了巨大變化。清末以來漢字漢語變革的根本原因不是語言自身,而是語言之外的社會文化變革的要求。中西方自明末開始交流以來就時有衝突,但鴉片戰爭後中國的落敗,特別是甲午中日戰爭中的慘敗,則使中國人的自信心受到沉重打擊。面對西方列強的攻勢,中國一方面是抵禦、自保,另一方面也開始反思,進而痛苦地向西方開放,向西方學習。反思的路向和進程可以說是由表及裡、由淺及深,開始時認為器物不如西方,後來又認為政治制度不如西方,最後認為文化也不如西方——原因在於教育不發達、國民素質不高等,於是發生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社會和文化就此發生了現代轉型,於是有了中國現代社會、現代文化。清末漢字漢語改革就是在這種反思過程中發生的。當時接受了西學的知識分子普遍認為,中國教育之所以不發達,國民素質之所以低下,根本原因在於漢字和漢語——漢字繁難(難識,難寫,難記),漢語文言不一致,作為書面語的文言文只有少數知識分子能夠掌握運用,而民眾大多數是文盲,不能讀書看報,不能進行書面表達,甚至於最簡單的記賬都很困難。漢字複雜難學,可以說是清末語言學界普遍的觀點。例如,盧戇章說:「中國字或者是當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難者。」[①]林輅存說:「我國文字,最為繁重艱深……中國字學,原取象形,最為繁難。」[②]陳虯說:「字又著實難識得很……而且筆墨忒多,通扯起來每字總有八九筆,多者四五十筆不等。」[③]沈鳳樓說:「中國文字極煩,學亦甚艱,自束髮受書,非十稔不能握管撰文。」[④]楊瓊、李文治說:漢字「義頗閎奧,而形則繁縟……形繁縟,故作書不能疾速,日僅可數千言。」[⑤]馬體乾說:「今六書文字,難於辨,難於記,難於解,辭難通,音難同,書難音,字難工,特較標音文字之易習易用者,真不可同日而語矣。」[⑥]因此認為需要改革,不同的只是態度和具體方案。清末興起的漢字改革有三種態度,也可以說是三種方案。一是最激進的態度和方案,主張廢除漢字,代表人物是在巴黎創辦《新世紀》雜誌的李石曾和吳稚暉。他們認為,西文優質,與其學習、模仿西文,對西文進行改頭換面的漢化,或者漢語西文化,還不如直接照搬西文,改用「萬國新語」即世界語。[⑦]由於民族自尊的原因,這種主張在清末並沒有多少人支持,還遭到章太炎等人的痛斥,但到「五四」前後卻是一種被廣泛認同的觀點,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組織者中不少人認為漢字終當廢除,如胡適、陳獨秀、魯迅、錢玄同等都持這種觀點[⑧];但他們同時又認為,廢除漢字是困難的,所以主張用妥協的方式,即保留漢字,但廢除文言文。二是中庸的態度和方案,以劉師培、潘籍郛、盧戇章、蔡錫勇、王照、勞乃宣等人為代表,主張不否定漢字、漢語、文言文,但在漢字以外另創造一種簡字、快字、合聲字,在文言文之外另建立一套由土腔、方言、口語、官話等構成的漢語書面語,也即寬泛意義上的白話,前者供知識分子使用,後者供大眾使用。這種態度和方案在清末可以說是一種主流的態度和方案。據倪海曙統計,從光緒十八年(1892)盧戇章提出中國第一套漢語切音字方案,到宣統二年(1910)鄭東湖提出漢字筆畫切音字方案,十九年的時間共產生了二十八種新漢字方案,所創造的新漢字包括拉丁字母切音字、漢字筆畫切音字、速記符號、自造符號、數目代字等,並在一定範圍內推廣、實施,還出版了一些新文字的書,但最終都成為了歷史;不過,它們對後來的漢語拼音方案、電報數碼、速記等有很大影響。三是保守的態度和方案,主張對繁體字進行改造、簡化或者簡便。這是一種思路很不清晰的態度,當時缺乏深入的討論,提出的方案並不多,也不具體,但卻是本文最為關注的。簡化字可以說古已有之,符號化就是一種簡化。秦隸之後,漢字結構大致固定,之後的漢字變化主要是減省筆畫,或者變化筆畫。中國古代印刷主要是雕版(或刻版)印刷、活字印刷,印刷體在漢字的形體上相對規範,但仍有一定的隨意性;大量的文書則是手寫,而手寫具有較大的隨意性,特別是流布範圍比較小的文書如日記、書信、賬目、收據、借據、文告等,書寫更是隨意,大量使用別字、錯字(例如,偏旁錯誤,筆畫錯誤)、簡筆字、破體字、草書楷化字、符號代替字、同音代替字,甚至新造的字,人們稱這些字為「俗字」[⑨]。最初這些字具有私人性,書寫者和接受者相互明白就行,但隨著文書流布範圍的擴大,這些字慢慢流行開來,越來越被認同、模仿,於是,錯誤變成了正確,別字變成了通假字,簡筆字變成了異體字,具有了合法性、公共性。這是事實上的漢字簡化。清末最早提倡簡化字的是陸費逵,1909年在《教育雜誌》發表《普通教育當採用俗體字》一文說:「文字者,用符號代言語,所以便記憶免遺忘也。符號愈簡,則記憶愈易,遺忘愈難。而其代言語之用,固與繁難之符號無異。……我國文字,義主象形,字各一形,形各一音,繁難實甚,肄習頗苦。欲求讀書識字之人多,不可不求一快捷方式,此近人簡字之法所由創也。故簡字與舊有文字,相去太遠,一時不能冀其通行。竊以為最便而最易行者,莫若採用俗體字。此種字筆畫簡單,與正體字不可同日語。如"體』作"體』,"鐙』作"燈』,"歸』作"歸』,"萬』作"萬』,"蠶』作"蠶』之類,易習易記,其便利一也。……余素主張此議,以為有利無害,不惟省學者之腦力,添識字之人數,即寫字、刻字,亦較便也。」[⑩]文章發表後,有讀者致函提出疑問,陸費逵又作答文說:「採用俗字,本非改良文字之正法。特以簡字之通行非易,字母之創造更難,就俗字而採用之,不過略減正體字之繁重,不得已也。且記者所言,惟就已有者而採用之,非如沈君所言,必字字求一俗體代之也。」他認為,使用俗體字有其合理性,「因其用處極多,而苦筆畫之繁重,其始偶有人作省筆字,不知不覺,轉相仿效,遂成今日之俗體字。以其易寫易記,合乎人之心理也,故通行極易,雖功令懸為厲禁,而犯者仍所不免,名家帖體用者尤多,其故可知矣」。[11]需要說明的是,陸費逵這裡所說的「簡字」並不是簡化字,而是盧戇章等所說的切音字、快字,而「俗字」才是簡化字,後來稱之為「減筆字」、「簡體字」。陸費逵主張用已有的、已經廣泛流布的俗字,而不必新造簡化字,並且不是所有的字都簡化,這與後來的簡化字思想是有很大差別的。陸費逵提出的使用俗字的簡化漢字設想和思路,在當時幾乎沒有什麼回應,當時漢字改革的主流還是切音字、簡字等。一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這個問題才再次被提了出來。二語言變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內容,白話文就是新文學的最重要標誌之一。與清末語言學家、文字學家等不同,面對漢字和漢語的缺陷和問題,胡適、陳獨秀、魯迅、周作人、李大釗等人更關注的是漢語而不是漢字。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認為應該廢除漢字,但同時又認為在當時是不可能的,所以採取的策略是把漢字存廢問題擱置起來,專註於漢語改革,即提倡並使用白話文,否定並廢用文言文。對於吳稚暉等人提出的「廢除漢字」以及廣泛的「漢字革命」主張,新文化運動提倡者也是有響應的,概括起來就是提倡簡化字。翻閱《新青年》,新文化運動陣營最早提出簡化漢字的人是錢玄同,但其思想有一個變化的過程。當他的老師章太炎在民國前夕寫《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長文的時候,他是贊同的;但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他又轉而贊成吳稚暉已經放棄的「萬國新語」的觀點,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論世界語與文學》、《答陶履恭論Esperanto》、《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答孫國璋論Esperanto》、《關於Esperanto討論的兩個附言》、《漢文改革之討論》、《答姚寄人論Esperanto》、《答胡天月論Esperanto》、《答區聲白論Esperanto》、《關於國文、外國文和Esperanto》、《Esperanto與現代思潮》等一系列文章,主張用「萬國新語」即世界語。與胡適、陳獨秀等人主要思考語言改革略有不同,五四時期的錢玄同既思考語言改革,也思考漢字改革,他的語言文字改革思想是建立在對漢字、漢語反思基礎上的。民國初期到「五四」前後,學術界一些人發現,漢語尤其是文言文不能準確表達西文的思想文化。錢玄同是認同這一觀點的。他說:「中國文字論其字形,則非拼音而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於識,不便於寫;論其字義,則意義含糊,文法極不精密;論其在今日學問上之應用,則新理新事物之名詞,一無所有。」[12]與胡適、陳獨秀等人在語言上主張廢除文言文、改用白話文不同,錢玄同主張廢除漢語,改用世界語,或者在漢語之外增加世界語:「然不廢漢文而提倡世界語,有何不好?弟意最好從高號小學起,即加世界語一科。」[13]「五四」初期的錢玄同很激進,不僅反對文言文,也反對白話,反對漢字,反對漢語拼音化。他說:「中國之字形,不消說得,自然不能攙入於拼音文字之內;中國之字義,函胡游移,難得其確當之意義,不逮歐洲遠甚,自亦不能採用;中國之字音,則為單音語,同音之字,多且過百,此與拼音文字最不適宜者。」[14]漢語不能拼音化的觀點在他後來的文章中講得更明確:「有人主張改漢字之形式——即所謂用漢字羅馬字之類——而不廢漢語……殊不知改漢字為拼音,其事至為困難:中國語言文字極不一致,一也;語言之音,各處固萬有不同矣,即文字之音,亦復紛歧多端,二也。製造國語以統一言文,實行注音字母以統一字音,吾儕固積極主張;然以我個人之懸揣其至良之結果,不過能使白話文言不甚相遠,彼此音讀略略接近而已;若要如歐洲言文音讀之統一,則恐難做到。」[15]他的解決辦法就是廢除漢字、漢語,改用世界語,「我以為中國廢漢文而用Esperanto,這是將來圓滿之解決」,至少應該是兩條腿走路,在通行漢字漢語的同時推廣世界語。[16]然而,在1920年代初,文言文作為一種統治性的語言大勢已去,白話文一統中國不可逆轉,錢玄同主張世界語的文章就是用白話文寫成的。所以,對於在中國推行世界語取代漢語——不僅取代文言文,而且取代白話文,錢玄同自己也沒有信心。特別是白話文使用範圍越來越廣泛,越來越成為「新國語」之後,錢玄同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在語言上轉而支持「國語羅馬字」。1923年,他提議組織「國語羅馬字委員會」[17];兩年後又說:「說到製造中國拼音文字的工具,我現在也主張用羅馬字母。以前《國語月刊》出"漢字改革號』的時候,我其實已經傾向於羅馬字母了。不過彼時被音理所囿,以為拼音用的字母,最好能夠用與發音密合一點的,所以又想試用標準音符(國際音標)。但是不久就覺得這個意思是錯誤的。」[18]而在文字上則主張,改造漢字即減省漢字筆畫。錢玄同對於漢字的態度可以說由「漢字革命」轉變為「漢字改良」。1920年,錢玄同發表《減省漢字筆畫的提議》,這是中國自漢語產生以來首次系統地提出的漢字簡化字方案。他說:「前幾天,獨秀先生對我說:"表中國國語的文字,非廢去漢字、改用拼音不可。』這個意思,我現在是極端贊成的。但是我以為拼音文字,不是旦暮之間就能夠製造成功的;更不是粗心浮氣、亂七八糟把音一拼,就可以算完事的。……拼音文字製成以後,恐怕還要經過許多波折,費上無數口舌,才能通行。我以為我們就使講"一廂情願』的話,這拼音新文字的施行,總還在十年之後。如此,則最近十年之內,還是用漢字的時代。漢字的聲音難識,形體難寫,這是大家知道的;今後社會上一切事業發展,識字的人一天多一天,文字的用處自然也是一天多一天,這也是大家知道的。既然暫時還不得不沿用漢字,則對於漢字難識難寫的補救,是刻不容緩的了。」[19]其補救的辦法就是減省漢字的筆畫。這是一個妥協、無奈、暫且的辦法,但卻是一個具有操作性、現實性的辦法。錢玄同提出的漢字簡化的八種方法,都為1950年代漢字簡化方案所採用。到了1923年,《國語月刊》出版了一期「漢字改革號」,其中有胡適、黎錦熙、錢玄同、周作人、蔡元培、趙元任等人的文章。[20]從中可以看出,新文化運動的提倡者和踐行者對於改革漢字達成了共識,差別只是簡化漢字與國語羅馬字的方案。1935年,錢玄同主持編選了《簡體字譜》;在此基礎上,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於同年8月21日發布命令,公布《第一批簡體字表》,正式推行簡體字,但卻遭遇強大的阻力;到了1936年初,教育部不得不收回成命,廢止《第一批簡體字表》,這對於漢字簡化之路來說是個沉重的打擊;再加上1936年後錢玄同的身體每況愈下,並於1939年逝世,簡化字研究、倡導以及推行雖然不乏來者,但微弱的聲音完全被強大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聲音所淹沒。1949年始,漢字簡化之路峰迴路轉。這年5月,黎錦熙聯合當時北平各大學的語言文字專家寫信給中共「五老」之一的吳玉章,建議成立一個文字改革研究會,重新開始研究和推動文字改革。吳玉章先請示劉少奇,又寫信給毛澤東,均得到支持;10月10日,中國文字改革協會即宣告成立。[21]這是新中國第一個全國性文字改革組織,吳玉章為主席,黎錦熙、胡喬木為副主席,成員既有學者也有官員,主要工作是組織對拉丁化漢語拼音文字方案的研究。由於之前在請示劉少奇時,得到的指示是:「可以組織這一團體,但不能限於新文字,漢字簡化字也應研究整理一下。」[22]因此,簡化字研究也是其中一項內容。之後,在相關政府部門以及學術機構、民間團體的大力推動下,漢字簡化運動進入到一個全新的階段。新中國成立之後,簡化字方案從醞釀到出台到最後推行,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其中的重要原因有三:一是漢字難識、難讀、難寫,是普通大眾提高文化素質的瓶頸,清政府、北洋政府、民國政府都無力解決這個問題,新中國進行新文化建設,這正好是一個契機。二是舊中國文盲非常多,而完整、普及、系統的教育體制又不可能一時建立,識字特別需要「速成」,簡化字為漢字識字「速成」提供了可能性。三是與國民政府的精英文化建設不一樣,新民主主義文化更強調大眾文化建設,首先就要解決的是大眾識字問題,漢字改革自然就被提上了工作日程。其中重要的事件有:1952年,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馬敘倫任主任委員,吳玉章任副主任委員。該機構隸屬於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1953年,中共中央設立文字問題委員會,胡喬木任主任,范文瀾為副主任。1954年,周恩來總理提議,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批准,設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作為國務院直屬機構,吳玉章為主任,胡愈之為副主任,並於12月召開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通過了修正後的《漢字簡化方案(初稿)》。1955年,教育部和文字改革委員會聯合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討論並通過了《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草案》。1956年,國務院全體會議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關於公布〈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並在《人民日報》發表《漢字簡化方案》全文。國務院「決議」的公布和《漢字簡化方案》的發表,標誌著清末以來漢字改革告一段落;之後,漢字簡化運動還發生了一些事件,但都不具有根本性。例如,1963年,「漢字簡化方案」小組對《漢字簡化方案》進行修訂,發布《簡化漢字修訂方案草案》,同時編輯出版《簡化字總表》。1977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發布《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23],徵求意見,並在一定範圍內試用;但1986年國務院正式廢止這個方案,並在《人民日報》重新發布《簡化字總表》。[24]2009年,教育部新研製出《通用規範漢字表》,網上公布以徵求社會意見,其中設計對44個漢字進行「整形」,但遭到廣泛的質疑,2013年國務院最終發布《通用規範漢字表》時,沒有採納漢字整形方案。與1986年《簡化字總表》相比,《通用規範漢字表》收錄了226個類推簡化字,如「閆」等[25]。而對於「整形」字,研製者在另外的地方有一個說明:「鑒於字形調整目前尚未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同,而且對印刷宋體字的字形規範,也不應該只著眼於宋體字本身,還應該考慮到與之相關的幾個關係的協調問題,如各種主用字體之間的協調、簡化字與繁體字之間的協調、已定規範漢字與大字元之間的協調等。如此複雜的問題,不可能讓《通用規範漢字表》畢其功於一役,而應做出更長遠更全面的規劃。」[26]漢字「整形」方案雖然「失敗」了,但可以肯定,漢字簡化的研究還會繼續下去。三反思一百年來漢字簡化的各種方案、歷程以及理論,需要檢討的方面很多。不管是清末、民國還是新中國初期,語言學界對於簡化漢字都是有限定的,大部分人都認為它是漢字改革的暫且辦法。1955年,毛澤東還說:「漢字太繁難,目前只作簡化改革,將來總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27]但1960年代之後,簡化字被當作了漢字的終極形態,漢字簡化被誤作為漢字改良的主導方向。如果說清末、民國的簡化漢字是「漢字病」之「止痛」的話,那麼1950年代漢字簡化則是「漢字病」之「根治」了。陸費逵最早提倡簡化漢字,但他同時又明確說簡化漢字不是漢字改良的「正法」。同樣,錢玄同「五四」之後一直提倡簡化漢字,並提出了具體的方案,包括簡化原則、簡化方向和具體措施等,但他認為解決漢字問題的根本方式是「漢字革命」,即「將漢字改用字母拼音,像現在的注音字母就是了」[28],「把漢字改為拼音的中國新文字,將來總有這一天」。[29]由於漢字革命非短時間內可以完成,在革命的「籌備」期還不能完全脫離漢字,而簡化字則是「補偏救弊的辦法」:「有的主張將國語改用拼音的,有的主張將現行漢字減省筆畫的。……我也是持這種主張的一分子。我以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辦法,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是"治標』的辦法。那治本的事業,我們當然應該竭力去進行。但這種根本改革,關係甚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達到目的的。……我們決不能等拼音的新漢字成功了才來改革!所以治標的辦法,實是目前最切要的辦法。」[30]可見在民國時期,簡體字並不是漢字改革的根本目標,更關注的還是拉丁化新文字以及國音統一等問題。1950年代,漢字簡化字運動興起,發展成為國家行為,最終產生《漢字簡化方案》和《簡化字總表》,並通過行政方式大力推行,從而實現全國文字印刷簡體字化,似乎簡化字方向成為漢字改革的主流,但其實不然。1951年,毛澤東對文字改革的指示是:「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31]所以,1950年代初期文字改革在思路上基本都是強調拼音的根本性,而文字簡化不過是暫時方案,是為最終漢字拼音化做準備。吳玉章說:「漢字簡化並不能根本解決文字改革問題,因此我們還必須同時積極進行拼音化的準備工作。為了根本解決文字改革問題,使漢字走上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需要做一系列的準備工作。」[32]1955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決議」也明確說:「漢字的根本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目前,逐步簡化漢字並大力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的普通話——漢民族共同語,是適合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的。」[33]由此可見,簡化漢字在近百年漢字改革中不過是附屬品,被當作是準備性的、過渡性的。然而,漢字一旦簡化並全民運用、普及,就很難有其他可能性了。近百年漢字簡化歷程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清末和民國是一個階段,新中國成立之後是另一個階段。兩個階段最大的不同是,前一個階段總體上是學術推動,後一階段總體上屬於組織推動。清末和民國時期的漢字簡化,主要是學者探討,提出方案,討論基本限於學術領域,雖然也得到政府支持,如1935年錢玄同等人設計的「第一批簡化字」就得到時任教育部長的王世傑支持,從而以教育部名義發布命令,但民國政府在文化建設方面非常軟弱,推行不到半年就在一批學者、政客的反對聲中宣布收回、廢止。之後,《第一批簡化字表》以及它的前身錢玄同主持編選的《簡體字譜》中的大部分字都被1956年新中國制定的《漢字簡化方案》所吸收,《漢字簡化方案》和《第一批簡化字表》在思路、觀念和具體的方法上、具體內容上都一脈相承。由此可以看出,學術本身並不具有決定性,學術背後的力量才是決定其不同命運的根本原因。而新中國成立後,漢字簡化運動是根據國家領導人的指示或者批示,確定文字改革的方向,再確定各種組織機構,各種宣傳,最後層級推進,從而以一種嚴格的行政方式推行。從相關的文獻看,文字改革方案是國務院組織專家,經過反覆討論,八易其稿,才最後制定出來的;這中間又反覆徵求專家、學者以及普通群眾的意見。這種大規模的行為,是任何一個學術團體都無法完成的。簡化字方案出台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公布決議,國務院公布決議,教育部發布通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布通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等分別發表「社論」,這與清末與民國時期漢字簡化運動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正是因為強大的行政推動力,所以1950年代漢字簡化運動推行得非常成功,短短几年時間,中國大陸就廢除了繁體字,實現了全國教育、印刷、手書的簡體字化。當然,1950年代開始的中國文字改革,吳玉章等人最初設想和試圖推行的還是在民國時期就思考比較成熟、並且得到一定程度推行的漢字拉丁化,如拼音文字。但結果是,拼音文字後來被放棄了,僅只留下一個漢語拼音方案,而漢語拼音方案和漢字拼音化是有本質區別的。漢語拼音本身不是文字,它不過是一種對漢字進行注音的工具,它不否定漢字,也不能替代漢字,本質上是漢字的輔助性工具,解決了漢字不能表音的問題,當然在其他方面比如通訊、編序、檢索等方面作用也非常大。而漢語拼音新文字則是反漢字的,主張廢除漢字,使漢語脫離漢字而走上拼音字母化。例如,1931年在海參崴召開的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有這樣的話:「大會認為中國漢字是古代社會與封建社會的產物,已變成了統治階級壓迫勞苦群眾的工具之一,實為廣大人民識字的障礙,已不適合於現在的時代。」「要根本廢除象形文字,以純粹的拼音文字來代替它。並反對用象形文字的筆畫來拼音或注音。如日本的假名、高麗的拼音、中國的注音字母等等的改良辦法。」[34]由此可見漢語拼音和漢語拼音文字之間的本質差別。事實上,1950年代中國文字改革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制定並推行簡化漢字,選定並推廣普通話,制定並推行漢語拼音方案。普通話和漢語拼音方案對漢語的進步其作用是巨大的,普通話是統一國音,漢語拼音則是為漢字標註國音,兩者於漢字來說都具有外在性,而只有簡化漢字對漢字具有革命性的影響,真正改變了漢字。普通話和漢語拼音方案的意義和作用爭議很小,簡化漢字卻爭議很多,因為它給漢語和漢字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四由於漢語在讀音上存在著地域上的差異,以致同樣是說漢語但地域不同的人卻無法交流,但因為有漢字,才維繫了中國文化的統一;假如語音不同,文字也不同,那中國在文化上早就四分五裂了。民國時期,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曾經設計出包括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江南話拉丁化新文字、廣州話拉丁化新文字、廈門話拉丁化新文字的四種方案,假如當時推行了,那今天的中國就不僅是語音不統一,而且文字也不統一,北京人到廣州還得帶翻譯。從清末一直到1980年代,中國人對於漢字漢語的認識有很多誤區。在清末,語言學領域一個普遍的觀念是,中國科學落後、教育落後、文化落後、國民素質差,都是漢字太繁難造成的,是漢字不能表音從而漢語文言不一致造成的;並且認為西文學起來容易,幾乎不花什麼時間就可以掌握,運用起來也非常方便。1950年代,中國繼續探索漢語拉丁化,推廣漢語拼音新文字,認為中國語言應該走世界大同之路。1980年代,計算機興起,漢字在輸入中遇到難題,漢字再次被懷疑。簡化字就是在這些語言觀、漢字漢語觀的背景下產生的。的確,簡化字不是清末才產生的,1950年代制定的簡化字大多都是有歷史根據的,專家學者憑空造出來的字並不是很多。但問題是,簡化字雖古已有之,卻沒有取代「正字」,更沒有廣泛地通行。強行廢除正字,通行俗字、手頭字、草書楷化字、破體字以及生造的字等,實際上是違背了漢字自然流變的規律。草書是一門特殊的藝術,也是一門特殊的學問,草書本質上是漢字快速書寫的結果,快寫的過程中自然有很多筆畫省略,在這一意義上,草書可以稱為簡體字,漢字簡化借鑒草書的簡化方式也是有道理的。但是,草書異常複雜,千變萬化,有時一個字有幾十種甚至上百種寫法,有的寫法不僅與正字相距甚遠,互相之間也相距甚遠,沒有相似性和關聯性,如「白」、「自」、「有」、「不」等。相反,有些完全不同的字在草書中基本上可以寫成一個字,如「成」和「來」、「不」和「石」、「存」和「孝」、「深」和「珍」等;很多完全不同的偏旁部首和點畫在草書中可以寫成一樣,如單人旁和雙人旁在草書中都可以寫成一豎,「二」、「止」、「工」、「土」、「豆」、「」、「匕」、「」、「蟲」、「」、「八」、「人」都可以寫成二橫即「二字元」。[35]正因為如此,草書的很多字不僅一般人不識,就連從事書法創作和研究的人辨識起來也不是很輕鬆,需要藉助釋文以及草書工具書。所以,簡化字的草書楷化方式雖然有歷史的、書寫的根據,但這個根據其實是不足為據的。同樣,俗字、手頭字包括破體字作為簡化字也是有問題的。所謂「俗」字,是相對於「通」字和「正」字而言,唐代顏元孫在《干祿字書》中對其作過區分,張湧泉教授的解釋是:「俗字是一種不合法的、其造字方法未必合於六書標準的淺近字體,它適用於民間的通俗文書,適宜於平民百姓使用。顏元孫的所謂"通者』,其實也是俗字,只不過它使用的範圍更大一些,流延的時間更長一些。換句話說,"通者』就是承用已久的俗字。」[36]俗字可以變成「通字」,通過流行可以變成正字,但這個過程在自然流變中非常緩慢。漢字在唐代之後已變得相對穩定,俗字很多,但要想取得正字的合法性並不容易,因為正字更有優越性,更廣泛地被認同和接受。根本原因還在於,俗字也好,手頭字也好,其構成很多都不符合漢字的基本規則,即不合六書原則,很多字可以說是很任意的符號,也可以說是「黑字」,有時只有書寫者和特定的接受對象明白,甚至有時就是只寫給自己看的。與陸費逵提倡俗字一樣,1930年代,胡愈之、蔡元培、郭沫若、陳望道等二百餘人、十五家雜誌社發起手頭字運動,並挑選了三百個手頭字作為簡體字進行推廣,其中中約有一半的字被後來的第一批簡化字所採用,如「與」、「過」、「嘔」、「對」、「盡」、「憐」、「賣」、「戰」等,還有一部分被已經廢止的第二批簡化字所採用。《推行手頭字緣起》這樣說:「我們日常有許多便當的字,手頭上大家都這麼寫,可是書本上並不這麼印。識一個字須得認兩種以上的形體,何等不便。現在我們主張把"手頭字』用到印刷上去。省掉讀書人記憶幾種字體的麻煩,使得文字比較容易識,容易寫,更能勾普及到大眾。」[37]這實際上是讓正字遷就或讓位於手頭字,也可以說是文字下移。但手頭字實際上是有問題的,第二批簡化字被廢止就說明了其問題。原因在於,手頭字很隨意,很多是破體字、別字、錯字、生造字,不符合漢字規則,不能根據字形望文生義,實際上比正字更難識、更難記。豐子愷曾描述民間手頭字的書寫狀況:「我家自洪楊以來,以開染坊為業,我十來歲時,每逢年假,店裡忙的時候,被母親派到店裡去幫忙……因此學得了染坊賬簿上所慣用的種種簡筆字,例如"三藍』,他們寫作"三艹』,不過艹字最後一筆下面打一個彎曲。"二厘』,他們只在"二』字的下一畫上拖一撇,其餘不勝枚舉。」後來,作者在上學時也寫手頭字,如把「青出於藍」寫作「青出於艹」,老師罵他說:「你倒不寫青出於卅?」[38]染坊里約定把「藍」寫作「艹」,「厘」寫作一撇,幾個人認同是沒有關係的,但推廣作為全民規範字卻是有問題的,不能說群眾使用了就是正確的。所以,俗字和手頭字在生活中都限於手書,都只適用於通俗文書,主要是記賬、書信、藥方,便條等,通行的範圍非常有限,具有約定性,如果強行「轉正」作為印刷字、正字,其實是有違其本性的。錢玄同曾歸納出八種簡化字方法:「將多筆畫的字就字的全體刪減,粗具匡廓,略得形似」、「採用固有的草書」、「將多筆畫的字僅寫它的一部分」、「將全字中多筆畫的一部分用很簡單的幾筆替代」、「採用古體」、「將音符改用少筆畫的字」、「別造一個簡體字」、「假借它字」[39],但這每一種方法都是有問題的,都會造成混亂。例如,現代簡體字中「台」、「台」、「台」、「台」四個字合併成了一個字,還有「台」作為「構件」的字,「構件」有時可以類推簡化為「台」,有時又不能類推。本來,這四個字的意思是極分明的,但簡化成一個字之後,意義也合併了,究竟是什麼意思,還得根據上下文來確定。又如,「蒙」、「蒙」、「蒙」、「蒙」四字不分,又保留「懵」作為異體字;「復」、「覆」、「復」、「復」四字不分,「覆」有時簡化,有時又不簡化;「干」、「干」、「干」三字不分,「干」有時簡化,有時又不簡化,「乾坤」不能簡化為「乾坤」,還有「後」和「後」簡化之後不再作區分,以致書法家有「影后」之笑話。漢字是「字思維」文字,漢字簡化之後,「字思維」被破壞了,漢字表意體系被弄得不倫不類,雖然在書寫上簡便了一些,但意義區分卻更複雜了,很多規律被破壞了,意義識別只能靠死記硬背,不僅增加了中國人的學習負擔,也不利於漢字和漢語的國際化,它希望解決的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但卻帶來了更多的問題。張書岩等人總結簡化字有五方面的缺陷和不足:「一部分同音代替不適當」,「對於偏旁的簡化和類推規定得不夠明確合理」,「計劃性、系統性不夠,並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少數簡化字所用的偏旁或筆畫不適當」,「某些簡化形體代替的偏旁過多」。[40]其實,這不是個別現象,而是具有普遍性,並且難以改正。漢字簡化的「利」遠小於其「弊」。1960年代簡化字推廣之後,國家嚴格控制出版繁體字書籍,繁體字從中國的日常生活包括文化生活中消失了。但這種局面維持了不到三十年,1990年代以來,繁體字的著作越來越多,最初是古人的作品和著錄用繁體字出版,後來研究古人的現代人學術著作也可以用繁體字出版,再後來一些與「古」有關的邊緣性著作也可以用繁體字出版,近人的著作也算古籍,似乎「作古」就算「古」代。例如,《陳子褒先生教育遺議》[41]、《啟功叢稿·藝論卷》[42]都是繁體字印刷的,極少數翻譯著作如《現代漢語辭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也是用繁體字印刷的,出版社的解釋是:「由於本書所研究的19世紀漢語語料都是用繁體字印刷的,漢譯本全書也使用了繁體字。」[43]儘管解釋很勉強,但可見繁體字的出版規定不斷地被突破。繁體字在學術領域越來越成為了一種有品位的象徵,尤其是一些與中國古代有關的學術領域,學者們已經開始恢復繁體字寫作,除了時尚因素外,更多是為了準確。例如,在古人那裡,「颱風」就是「颱風」,現在把它寫成「颱風」是錯誤的。只要中國古代典籍不消滅,繁體字就不可能廢除。繁體字與簡體字在使用上是不對等的,1950年代出版的簡體字書籍可以轉換用繁體字來印刷,但古籍不能用簡體字印刷,簡體字印刷古籍會造成很多錯誤、很多莫名其妙和不能理解。中國目前事實上是繁體字、簡體字並行使用。一個國家是這樣,國家中的許多個人也是這樣。認識繁體字將越來越成為一個中國人的基本素質之一,而且繁體字有越來越通行的趨勢,所以中國人越來越需要學習兩種字體。這有點反諷,本來當初探討並推行簡體字是為了減省漢字學習的負擔,但現在不僅沒有減輕負擔,反而增加了負擔,不僅要學簡體字,還要學繁體字;過去,繁體字雖然書寫麻煩、費時,學習上難了一點,但那時只學習一種,現在則要學習兩種字體,而且簡體字學起來並不比繁體字容易,因為簡體字中很多字都與字義沒有關係,是硬性規定的,只能死記硬背。1950—1980年代,手書還非常普遍,應用也非常廣泛,簡體字在書寫上的確可以節約一點時間,但這點時間相對於整體漢字漢語運作來說是微不足道的;現代社會特別是計算機普及之後,就連這點微不足道也沒有了。現代人大多都用計算機書寫,不管是拼音輸入法還是五筆輸入法以及其他輸入法,簡體字和繁體字敲打鍵盤的次數在技術上是一樣的。簡體字對於普及教育、掃除文盲、提高國民素質的作用是有的,但也要看到,香港、台灣使用繁體字,普及教育並沒有因此而落後,並沒有因此而文盲增多。相反,簡體字倒是大大加深了中國人與傳統文化之間的隔膜,因為普通國民很多人都不認識繁體字,因而不能讀繁體字印刷的古籍。在中國內地,可以通過政策法規來保護簡體字,推行簡體字,限制繁體字的通行,但它對於台灣、香港、澳門以及華人聚集較多的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等不具有約束力,無法改變這些地區和國家使用繁體字的現實。隨著世界交流越來越廣泛,特別是文化交流越來越深入,中國內地用簡體字,而世界其他地方的漢語用繁體字,這是不利於文化交流的,簡體字事實上越來越成為中國內地書籍向海外傳播的一大障礙。同時,內地漢語用簡體字,海外漢語用繁體字,會造成漢語的分裂,對漢字和漢語都是巨大的傷害。隨著世界一體化的發展,隨著中國越來越走向世界,簡體字越來越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負擔、一個包袱,即使現在廢止簡化字,它也需要一個漫長的時間來消化。世界上有很多共同體,既有民族共同體、經濟共同體、文化共同體,也有語言共同體,並且語言共同體是更深層更穩固的共同體。在語言共同體中,漢語是重要而有影響的共同體,但簡化字是不利於漢語共同體建構的。因為語言的書寫具有約定俗成性,共同體的成員更改文字須得到其他成員的認同,並且相約一起更改才行。雖然中國內地在漢語共同體中是主體,具有絕對的主導作用,但如果漢語共同體的其他成員都不使用簡體字,久之會造成漢語共同體的撕裂,對大中華也是一種傷害。反省1950年代的簡化字運動,簡化方案從醞釀到出台用了六年時間,期間也曾反覆修改和徵求意見,但對於涉及千秋萬代的文化大事業來說,整個方案仍缺乏充分的學術上的論證,很多問題沒有考慮到。相反,1980年代對於漢字簡化採取非常慎重的態度是正確的。例如,廢止第二批簡化字,王碼輸入法被阻止進入小學語文課本,漢字整形沒有獲得通過等,否則,漢字將更加混亂,中國人學習漢字的負擔將更重。語言越是成熟,就越是複雜,只有複雜的語言才能充分表達複雜的思想。漢語作為表意文字,需要一定數量的漢字作為支撐,並且漢字是需要一定筆畫的,一定數量筆畫的字特別是形聲字反而容易識別和記憶;相反,最容易搞混淆的恰恰是一些筆畫簡單的字,如「已經」的「已」、「自己」的「己」、地支的「巳」,還有「日」「曰」等。漢字經過幾千年的發展,最大的問題不是筆畫太多,而是異體字太多,有些寫法相差很大,這才是漢字學習包括字形字義識別和記憶的最大負擔。倘若1950年代選一種流行最廣、最能為人們所接受的字作為標準字,整理出一個分級別的通用字表,然後藉助行政力量推行,其效果會比推行簡化字要好,更能夠被中國人包括海外華人華僑所接受。歷史已經走到反思簡化字、考慮統一使用繁體字的時候了。[①]〔清〕盧戇章:「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一目了然初階(中國切音新字廈腔)》(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第2頁。[②]〔清〕林輅存:「上都察院書」,《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第17—18頁。[③]〔清〕陳虯:「新字甌文學堂開學演說」,《新字甌文七音譯》(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第10—11頁。[④]〔清〕沈鳳樓「《江寧簡字半日學堂師範班開學演說文」,《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53頁。[⑤]〔清〕楊瓊、李文治:《形聲通·楊序》(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第1頁。[⑥]〔清〕馬體乾:「談文字」,《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88頁。[⑦]參見李石曾《進化與革命》,吳稚暉《編造中國新語凡例》、《新語問題之雜答》、《書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後》、《書神州日報東學西漸篇後》等文章。關於其具體觀點,筆者另有文章詳細介紹。[⑧]關於漢字的存廢問題,胡適、錢玄同的觀點前後是有變化的。胡適在美國留學時認為廢除漢字的觀點是幼稚的觀點,新文化運動之後則認為中國最終會走上拼音文字。關於錢玄同、陳獨秀等人漢字存廢問題的討論,見《新青年》4(1918)。[⑨]「俗字」的產生其途徑是多方面的,不僅僅只是已有漢字簡化,也有已有漢字「繁化」〔張湧泉:《漢語俗字研究(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第3章〕。[⑩]〔清〕陸費逵:「普通教育當採用俗體字」,《陸費逵文選》(北京:中華書局,2011),第59頁。此文原載《教育雜誌》1(1909)。[11]〔清〕陸費逵:「答沈君友卿論採用俗字」,《陸費逵文選》,第64頁。此文原載《教育雜誌》3(1909)。[12]錢玄同:「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錢玄同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第1卷,第162、166頁。此文原載《新青年》4(1918)。[13]錢玄同:「論世界語與文學」,《錢玄同文集》,第1卷,第21頁。此文原載《新青年》4(1917)。[14]錢玄同「答陶履恭論Esperanto」,《錢玄同文集》,第1卷,第97頁。此文原載《新青年》2(1918)。[15]錢玄同「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錢玄同文集》,第1卷,第164—165頁。[16]錢玄同:「關於國文、外國文和Esperanto」,《錢玄同文集》第1卷,第333頁。此文原載《新青年》2(1919)。[17]錢玄同:「請組織"國語羅馬字委員會』案」,《錢玄同文集》,第3卷,第125頁。[18]錢玄同:「國語羅馬字」,《錢玄同文集》,第3卷,第355頁。[19]錢玄同:「減省漢字筆劃的提議,《錢玄同文集》,第1卷,第400—401頁。此文原載《新青年》3(1920)。[20]前國語研究會編:《〈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21] 「60年教育紀事:開啟漢字的簡化時代」,《中國教育報》2009-09-17。[22]王均:《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第54頁。[23]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77)。[24]分別見《國務院批轉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關於廢止"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和糾正社會用字混亂現象的請示〉的通知》、《關於重新發表〈簡化字總表〉的說明》(王均主編:《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第645、646頁)。[25]《通用規範字表》(北京:語文出版社,2013),第2頁。[26]王寧 主編:《〈通用規範漢字表〉解讀》(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第66頁。[27]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第454頁。[28]錢玄同:「漢字革命」,《錢玄同文集》,第3卷,第76頁。[29]錢玄同:「幾句老話——注音符號,G.R.和簡體字」,《錢玄同文集》,第3卷,第487頁。[30]錢玄同:「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錢玄同文集》第3卷,第85頁。[31]吳玉章:「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中國文字改革第一步》(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第27頁。[32]吳玉章:「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中國文字改革第一步》,第27、30頁。[33]「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決議」,《中國文字改革第一步》,第12頁。[34]「中國新文字十三原則」,《中國語言的新生——拉丁化中國字運動二十年論文集》(上海:時代書報出版社,1949),倪海曙編,第54頁。文字改革之所以走簡化字廢拉丁化之路,與毛澤東的態度有關。毛澤東曾對吳玉章說,「首先進行漢字的簡化,搞文字改革不要脫離實際」〔吳玉章:「在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吳玉章文集》(重慶:重慶出版社,1987),上冊,第664頁〕。漢字拉丁化其實就是脫離實際。[35]南兆旭主編:《中國書法全集》(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4),第5卷,第190頁。[36]張湧泉:《漢字俗字研究(增訂本)》,第1頁。[37]「推行手頭字緣起」,《太白》11(1935),附頁。其中,「勾」是「夠」的手頭字, 「眾」寫作「」。[38]豐子愷:「我與手頭字」,《太白》1(1935)。「卅」音同「啥」,所以有此幽默。[39]錢玄同:「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錢玄同文集》,第3卷,第89—90頁。[40]張書岩 等:《簡化字溯源》(北京:語文出版社,2014),第38—39頁。[41]《陳子褒先生教育遺議》(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42]《啟功叢稿·藝論卷》(北京:中華書局,2004)。[43][意]馬西尼:《現代漢語辭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北京: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黃河清譯,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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