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處理國法與教規關係的經驗

僧人的生活方式、價值取向不同於世俗生活，在個體層面上有戒律的要求（佛陀臨終前要求僧眾「以戒為師」），而在群體層面上，又有寺院自成一體的組織制度，在中國佛教史上通常被稱為「清規」（唐代出現《百丈清規》以後，陸續還有《禪苑清規》《教苑清規》等，具有鮮明的中國寺院管理特色）。現在所講的「教規」，應該同時包括個體層面上的戒律與群體層面上的清規。

從總體上說，中國歷史上的宗教，都沒有逾越世俗權力的傳統，教權歷來都是從屬於王權。譬如，儒家負責祭祀的各級官吏，都是王權體制的組成部分，只有皇帝才有祭天的資格，具體承辦的儒家官員，僅僅負責祭祀的儀式與相關準備。民間層次上的祭祀對象在古代也有嚴格的規定，有所謂的「祀典」。祭祀那些不在祀典的神靈，則被貶為「淫祀」。從中不難看到，儒家制度框架下的宗教活動，始終處在王權的範圍內。佛教傳入中國以後，東晉時期的道安早已洞察到了這層關係，說出了一句產生深遠歷史影響的名言——「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很多學者已經發現，道安在講這句話時，有一個前提是「今遭凶年」，也就是弘法之事，若在動蕩的歲月里必須要「依」統治者。但實際上，即使是在承平之際，佛教的整體命運也很難脫離朝廷的支持。佛教的傳播、寺院的形成，是在中國社會形成一種獨立的社會力量，一群並沒有血緣關係的僧人聚居在一起，這種組織形式，在主張「大一統」的儒家社會裡顯得十分的另類，甚至會引起統治者的警惕與恐慌。至於這些僧人辭親出家，更與儒家的孝道原則相悖。佛教從兩漢之際傳入，到東晉末年能被中國社會普遍接受，無論是在世界佛教史上，還是在中國社會發展史上，都是一件大事。荷蘭漢學家許理和說，這是「佛教征服中國」，實際上是外來的佛教適應了中國社會的生存規則：教權必須適應王權的體制。

從東晉末年到南北朝，中國佛教在佛學思想上有突飛猛進的發展，吸引了一大批社會精英學佛。與此同時，佛教界與政府部門都在嘗試製度建設。當時發生了「沙門應不應該禮敬王者」的爭論，表面上看只是沙門要不要禮拜帝王的禮儀之爭，實際上涉及到教權與王權的關係問題。廬山慧遠在當時是一方高僧，他給出了一個折衷的方案：沙門不敬王者，理由是「求宗不順化」，出家是為了求宗達道；在家的佛弟子則要遵守世間的教化，需要「奉親而敬君」。但是，這個方案只是擱置了一時的爭議，社會上的質疑者，其矛頭並不針對那些在家信徒，而是聚居在寺院里的僧人。到了唐朝，僧人就被規定「見天子必拜」「兼拜父母」。其實，在慧遠的時代，僧團里的精英已經敏銳地觀察到社會上對僧團、寺院的不滿態度。因此，道安、慧遠這對著名的師徒，開始著手僧團內部的制度建設。譬如，道安制定「僧尼軌範」，慧遠制定「法社節度」「外寺僧節度」「比丘尼節度」，當時還有一批戒律譯成漢語流傳。可以說，面對迅速增長的僧團規模，佛教界有很清醒的自我約束意識，希望以嚴謹的戒律獲得社會的認可與支持。借用現在的說法，僧團在努力加強「道風建設」，廬山慧遠顯然在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因此當時南方的統治者對他敬畏有加。在政府淘汰一部分不合格的僧人時，廬山慧遠的僧團絲毫沒有受到牽連。

在南方僧團加強自我約束的同時，北方的統治者直接加強了對僧團的管理力度。僧團內部以自律為特點的努力，可以說是「僧制」建設。而在北方，面對幾乎是迅速膨脹的僧團，率先在中國設立「僧官」，把那些原本出家了的僧人再度納入國家的管理體制。依據現有的材料，公元4世紀的最後幾年裡，拓跋魏設立「道人統」。僅僅在幾年之內，當時的東晉、北方的姚秦也都設立類似的官職。而在統一北方的北魏政權里，僧官的地位變得較為顯赫，對僧人的管理也相對嚴格。《魏書·釋老志》記載當時一位最高級別的僧官沙門統惠深向朝廷提交的一份建議。在這份文獻里，特別指出了一些應在當時僧團比較突出的「道風問題」：私蓄財產、世間禮儀、隨意遊走、私自造寺、外國僧尼認定等現象。總體而言，這位僧官的建議屬於「僧制」建設的範圍。

如果進一步考察這份建議的時代背景，我們可以發現，在此之前的16年，也就是北魏太和十七年（493），朝廷頒布《僧制》四十七條；東魏時還有僧制十八條。而在南方，齊武帝永明年間，竟陵文宣王撰《僧制》一卷；梁武帝普通六年（525），光宅寺法雲以大僧正身份也曾制定僧制。而在惠深提建議的前一年，北魏永平元年（508）秋天，朝廷詔書稱：「緇素既殊，法律亦異。……自今已後，眾僧犯殺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斷，余犯悉付昭玄，以內律僧制治之。」這份文件規定了僧團內部處置與政府依法處罰的界限。對比這份詔書與惠深的建議，差別十分明顯：詔書要明確政府具備直接處理犯有重罪的僧人的權力，惠深則希望一切都按「內律」（內禁）處理，他很含蓄地表示，即使不守戒律的僧人，如果實屬嚴重違規，應當「脫服還民」。也就是說，在作為佛教徒的僧官惠深眼裡，內律、教規是優先的，僧人有「教籍」，若有重罪，先革「教籍」，後依世俗法律治罪。而在詔書里，「教籍」的問題被淡化了，僅是關注罪過的嚴重程度。

從後來的佛教史來看，惠深的建議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佛教界的基本看法。譬如，唐代高僧、律宗大德道宣認為，佛教的僧制及處罰制度的建設原則，必須以「一方行化，立法須通；處眾斷量，必憑律教」為基礎。所以，綜合來看，佛教界應以「教規」為主，他們的職權範圍是「必憑律教」，要嚴格道風建設，特別是那些國家法律允許但在教規不允許的事情，必須依據教規執行；而對政府而言，應該尊重教規，在其執法過程中，最好能有「教籍」或「僧籍」的觀念，僧人若有重罪，應當先依教律，革除僧籍，後依國家法律治罪。這裡所講的尊重「教籍」問題，實際上是尊重宗教團體的自治權。歷史上的僧官，主要還是由僧人擔當，這就體現了對宗教自治權的尊重，儘管這種自治權最終從屬於王權。

當然，現在的佛教界與社會生活都有很多變化，我們應該調研實際發生的各種事情，明了在現實中究竟在哪些方面、在多大程度上存在著國法與教規的衝突或張力。這些問題或許在歷史上已有類似的表現，從中國的歷史經驗來看，政府處理國法與教規的關係問題，一要堅持教權從屬於國家行政權力的原則，二要尊重宗教團體的自治權。

在此，應該明確國法與教規各自的適用範圍。對佛教界來說，特別是要進一步明確與規範「僧籍」的神聖性，還俗與革除僧籍並不能等同，但都要有嚴格的程序，對於出家僧人的資格也要有相應的審核程序。就目前而言，出家與還俗的程序或身份轉換有些隨意，在社會上，僧裝或袈裟的使用無序。這些現象不利於中國佛教的健康發展，整肅這些現象應是「依法治教」的重要內容之一。

（作者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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