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小波，晚上能來喝酒嗎 ?

文|劉心武

北京有兩座著名的金剛寶座塔。打個比方，碧雲寺好比著名作家，而五塔寺好比尚未引人注意的作家。

至今還記得19年前深秋到五塔寺寫生的情景。那天下午，在空曠的寺廟裡，我把對溝通的嚮往通過畫筆鋪排在對銀杏樹的描摹中。雌雄異體，單獨存在，人與銀杏其實非常相近。個體生命必須與他人、與群體，同處於世。人們都渴望獲得友情。那麼，什麼是友情？友情最淺白的定義是「談得來」，儘管我們每天都身處他人、群體之中，但真的談得來的，能有幾個？

記得那是1996年初秋，我懶懶地散步於安定門外蔣宅口一帶，發現街邊有一家私營小書店，有一搭沒一搭地邁進去，店面很窄，陳列的書不多，看來看去，發現有一格塞著些文學書，其中有一本是《黃金時代》。順手抽出，隨便一翻，作者署名王小波。書里是幾篇中篇小說，頭一篇即《黃金時代》。我試著讀了一頁，呀，竟欲罷不能，就那麼站在書架前，一口氣把它讀完。

那天晚飯後，忽來興緻，打了一圈電話，接電話的人都很驚訝，因為我的主題是：「你能告訴我王小波的電話號碼嗎？」廣種薄收的結果是，其中一位告訴了我一個號碼：「不過我從沒打過，你試試吧。」

我迫不及待地撥了那個得來不易的電話號碼。那邊是一個懶懶的聲音：「誰啊？」我報上姓名，然後直截了當地說：「看了《黃金時代》，想認識你，跟你聊聊。」他居然還是懶洋洋的：「好吧。」語氣雖然出乎我的意料，傳遞過來的信息卻令我欣慰。

我就問他第二天下午有沒有時間，他說有，我就告訴他我住在哪裡，下午3點半希望他來。第二天下午，他準時到了我家。坦白地說，乍見到他，我被嚇了一跳。我沒想到他那麼高，都站著，我得仰頭跟他說話。

王小波

請他坐到沙發上後，面對著他，不客氣地說，我覺得他丑，而且丑相中還帶有些凶樣。可是一開始對話，我就越來越感受到他的豐富多彩。開頭，覺得他憨厚；再一會兒，感受到他的睿智；兩杯茶過後，竟覺得他越看越順眼，那也許是因為他逐步展示出了自己優美的靈魂。

我把在小書店立讀《黃金時代》的情形講給他聽，並說：「你寫得實在好。不可以這樣好！你讓我嫉妒！」從表情上看，他很重視我的嫉妒。

我已經不記得隨後又聊了些什麼。只記得漸漸地，從我說得多，到他說得多。確實投機。我真的有個新「談伴」了。他也會把我當作「談伴」嗎？眼見天色轉暗，到吃飯的時候了，我邀他到附近一家小餐館吃飯，他允諾，於是我們一起下樓。

在餐館，我選了裡頭一張靠犄角的餐桌，面對面坐下，要了一瓶二鍋頭，還有若干冷盤和熱菜，一邊亂侃一邊對酌起來。我不知道王小波為什麼能跟我聊得那麼歡。我們之間的差異實在太大。那一年我54歲，他比我小10歲。我自己也很驚異，我跟他哪來那麼多的「共同語言」？「共同語言」之所以要打引號，是因為就交談的實質而言，我們雙方多半是在陳述完全不同的想法。

但我們雙方偏都聽得進對方的「不和諧音」，甚至還越聽越感覺興趣盎然。我們並沒有多少爭論。他的語速，近乎慢條斯理，但語言鏈非常堅韌。他的幽默全是軟的、冷的，我忍不住笑，他不笑，但面容變得格外溫和。我心中暗想，乍見他時所感到的那分兇猛，怎麼竟被交談化解為藹然可親了呢？

那一晚我們喝得吃得忘記了時間，也忘記了地點。微醺中，我忽然發現熟悉的廚師站到我身邊，彎下腰看著我。我才驚醒過來——原來是在飯館裡呀！我問：「幾點了？」廚師指指牆上的掛鐘，呀，過11點了！再環顧周圍，其他顧客早無蹤影，廳堂里一些桌椅已然被拼成臨時床鋪，有的上面已經鋪上了被褥——人家早該打烊，睏倦的小夥子們正耐著性子等待我們結束神侃離去好睡個痛快覺呢！我酒醒了一半，立刻道歉、付賬，王小波也就站了起來。

出了餐廳，夜風吹到身上，涼意沁人。我望向王小波，問他：「你穿得夠嗎？你還趕得上末班車嗎？」他淡淡地說：「這不是問題。我流浪慣了。」我又問：「我們還能一起喝酒嗎？如果我再給你打電話？」他點頭：「那當然。」我們也沒有握手，他就轉身離去了，步伐很慢，像是在享受秋涼。

在以後的幾個月里，我又打電話約王小波來喝酒，他又來了。我們仍舊有聊不盡的話題。

1997年初春，大約下午兩點，我照例打電話約王小波：「晚上能來喝酒嗎？」他回答說：「不行了，中午老同學聚會，喝高了，現在頭還在疼，晚上沒法跟你喝了。」我沒太在意，囑咐了一句：「你還是注意別喝高了好。」也就算了。

大約一周以後，忽然接到一個電話，聲音很生，自稱是「王小波的哥們兒」，直截了當地告訴我：「王小波去世了。」我本能的反應是：「玩笑可不能這樣開呀！」但那竟是事實。他猝死於心肌梗死。

驟然失去王小波這樣一個「談伴」，我的悲痛難以用語言表達。

生前，王小波只相當於五塔寺，冷寂無聲。死後，他卻成了碧雲寺，熱鬧非凡。面對著我在五塔寺的寫生，那銀杏樹里彷彿浮現出王小波的面容，我忍不住輕輕呼喚：王小波，晚上能來喝酒嗎？

文章選自《讀者》2016年第15期

編輯：喬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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