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章薦讀（19）王開林的人物隨筆：沈從文

（沈從文與張兆和）

好文章薦讀（19）王開林的人物隨筆：沈從文

雲水生涯

——沈從文：中國現代文壇最智慧的「鄉下人」

提及沈從文，縱然繞夠十八道彎，也繞不開湘西，更繞不開鳳凰。一條五百里長的湘西大走廊，北有風景，而南有人文。風景中的張家界和天子山，集聚了鬼斧神工的造化之美，人文中的熊希齡、沈從文，也是鍾靈毓秀的龍鳳之儔。鳳凰古城的確小如一張明信片，巴掌大的地方，一條細如蛇腸的沱江和江邊一字排開的人家，全被青山穩穩噹噹地揣入懷抱，揣得那麼深，又那麼緊，任你的手臂再長，也尋摸不到它的底蘊。湘西是神秘的，鳳凰更神秘，你說它閉塞也好，或說它蒙昧也罷，它都不會漲紅著臉奮起反駁。它一隻手交出了熊希齡這位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的國務總理，另一隻手則托起了沈從文這位赤子般的文學大家，它的貢獻不可謂不豐厚！鳳凰，鳳凰，倘若其中缺少能上檯面、能入法眼的風流人物，它又如何當得起「鳳凰」之稱？

一、初闖京城，幾乎餓死

沈從文十二歲就接受了系統的軍事訓練，十五歲隨軍外出，軍銜為上士，後來以書記名義隨大軍在邊境剿過匪，還當過城區屠宰稅務員，這「放縱野蠻」的數載間，他看夠了底層人物艱難的掙扎和細微的悲歡。到了二十歲，他決意遠行，要去就去京城闖蕩，那可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莽莽撞撞的「闖蕩」啊！別說豐滿的羽翼，他連糊口的技能也還不曾學到幾樣，只有一身單衣、一支秀筆和一顆發熱的腦袋。他從前門站下了火車，抬頭眺見那氣勢懾人的高高聳立的大前門樓子，幾乎嚇壞了。沈從文僅有一雙白手，僅有少年銳氣，但他並不比巴爾扎克筆下那位發誓要征服花都巴黎的英俊少年呂西安更遜色，他同樣是旁若無人，吶喊出自己最強勁的心聲：

「啊，北京，我要來征服你了……」

然而，冷遇和打擊正在前頭虎視眈眈地等著他。住進古都北平的小旅館，沈從文心裡排列出一小隊可以求助的名單，好一陣舉棋不定之後，他將熊希齡擢選出來，視之為灶神爺。沈從文樂觀地想，這位北洋政府的前國務總理不是在西山興辦慈善事業嗎？正好求他發一發善心，給自己介紹個謀生的差事，彼此畢竟是同鄉，親不親，家鄉人。可他萬萬沒想到，熊鳳凰蓄有萬貫家貲，西山的慈善事業也辦得紅紅火火，卻偏偏不肯念及同鄉之誼，對布衣菜色的沈從文並未表示出應有的憐惜之情。同飲沱江水長大的兩隻「鳳凰」就這樣交臂而失，以如此充滿恨憾的方式交臂而失，真令人扼腕唏噓。

京城米珠薪桂，原是居大不易的地方，沈從文生計無著，這可是燃眉灼睫的困窘啊！他從布袋裡掏出那支秀筆，鋪開稿紙，將印象中的故土人物一一摶泥吹活，他筆下原無半點章法，就那樣飽蘸著真情實意寫了，管它是小說，還是散文，或是別的什麼，寫成了，一篇篇寄出去，卻很少被報刊用出，生計愈見其窮。這也難怪，識珠的人還未來，琢璞的人也還未來，他只能挨餓，挨餓，挨餓，直把自己轆轆的飢腸餓成綠綠的雞腸。他在一間陰冷的雜屋裡寫啊寫，數九寒冬，無錢買炭，四壁漏風的屋子久已凍成冰窟，他裹著單薄的被子，還在呵著手不停地寫，彷彿著了魔，苦守在黑暗的角落，獨力進行一場「刺刀見紅」的人生搏鬥。手上的凍瘡已潰破流膿，鼻孔里的鮮血也滴瀝在稿紙上，他用霧濛濛的眼光望了望窗外，聽見了冰凌落地和樹枝斷折的聲音，心裡頓時生起一波戰慄，也閃過一抹驚疑，這樣饑寒交迫，自己究竟還能撐持多久呢？還是求援吧，向遠方的老母幼妹？怎麼開得了口？再說遠水不解近渴；向近處的朋友？近處又哪有什麼朋友？真是「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啊！沈從文搜索枯腸，好歹想起了一個人，這是一位素未謀面的同道，平日里最喜歡哀哀地哭窮，但看他那血淚相和的文字，心地該是極善極熱的。何不試試看呢，反正無所謂希望，也就無所謂失望。

沈從文篤定了想法，便在信封上寫好收信人的姓名：郁達夫。過了兩天，柴扉上真有人輕叩了三下，又重叩了兩下，沈從文打開門，門外站著一位身著灰布長衫，面容清癯的書生，涼涼的鏡片後閃動著熱熱的目光。不用問，他就是沈從文日等夜盼的救星。郁達夫打量那間破廟樣寒傖的屋子，再瞧著沈從文凍餒交加的虛弱相，他立刻就明白了這年輕人眼下已淪落到何種困境，於是，吃飯就成為最緊要的事情。在附近的飯館裡，郁達夫點了一份宮爆肉丁，還點了幾個葷菜，看著沈從文狼吞虎咽，他不禁感到一陣陣心酸。這頓飯，郁達夫用一張五元鈔票付賬，還找回三元多，他都推給了沈從文，又解下脖子上的羊毛圍巾，送給這位酷愛文學，以至於以性命相拼的小兄弟。兩人含著淚依依告別。昔年漂母一飯救了韓信，此日（郁）達夫一飯也救了（沈）從文，那可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道極其蒼涼而又溫暖的風景。直到翌日，郁達夫多愁善感的心仍久久不能平靜，遂振筆寫下了滿紙悲憤的散文名篇：《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對扼殺青年前途的極不公平的社會現實，郁達夫發出了令人聞之色變的控訴。文章一開頭，作者便說自己太無能，不足以賑濟身處涸轍窮途的朋友，可貢獻的惟有幾條建議：上策是去當土匪，去拉洋車，可沈從文手無縛雞之力；其次是去革命，去製造炸彈，可沈從文手中只有一把裁紙的小刀，如何革得了闊人的尊命？惟余頭髮中的灰垢和襪底的污泥，縱然身懷絕技，炸彈也無法造成；中策是弄幾個旅費，及早回家，從此與老母幼妹相依為命地度日，可是這年頭道路不靖，何況旅費也找不著；所剩者惟有下策，「啊呀，不願說倒說出來了，做賊，做賊，不錯，我所說的這件事情，就是叫你去偷竊呀」。作者還鄭重其事地建議，要偷，「最好是從親近的熟人做起」，先試試去偷那位熊善人的家財，反正他那厚產也是用別樣的手段從別處偷來的，「你若再懾於他的慈和的笑里的尖刀，不敢向他先試，那麼不妨上我這裡來作個破題兒試試」，偷不到錢，總還有幾本舊書。

郁達夫的這篇文章真可謂「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至今披讀，仍感到徹骨的寒冷。若非深知其心，善解其意的書生，總難免認為他調侃過頭，跡近油滑。試想，同是天涯淪落人，宅心仁厚的郁達夫又怎會往沈從文的傷口上猛撒生石灰呢？他無疑是識珠者，更是愛才者，此後便大力紹介沈從文的習作給京城各大副刊；接踵而至的徐志摩亦無愧為琢璞者，他在自己主持的《晨報副刊》上發表了沈從文的大批小說，並為之四處延譽，還將這位筆極秀口極笨的小青年推薦給上海中國公學校長鬍適之。胡適也是別具慧眼、求才若渴的大名家，每每能賞識青年於牝牡驪黃之外，他二話沒說，就聘任這位忐忑而羞澀的「湘西山民」做了中國公學的國文教師。據沈從文自己講，他為自己的「處子演出」預先做了扎紮實實的準備，足可應付一小時而綽綽有餘，但上了講台，面對台下黑壓壓的學生，他大感窘迫，一慌神，竟驚叫一聲說：「我見你們人多，要哭了！」（羅爾綱《胡適瑣憶》）他三言兩語就將精心準備的教案全潑得盆兒見底，令一教室的學生面面相覷，也算是大開了一回眼界。只念過小學的沈從文飛升為文學家，固然是一個奇蹟；他登上大學講壇，則是更了不起的壯舉。在二十年代群英薈萃的北京和上海，又有什麼人文奇蹟和人文壯舉不能實現呢？換了別的年代，換了別的地方，便很難成立。在中國公學，沈從文開始了極富創意的人生，不僅文學作品愈加豐稔，而且還認識了張兆和，收割了一壠「伊甸園的麥子」。

二、喝到「甜酒」的鄉下人

1938年7月30日，身處昆明的沈從文寫信給淪陷區（北平）的妻子張兆和，信末有這樣幾句感喟：「表現上我還不至於為人稱為『怪物』，事實上我卻從不能在泛泛往來上得到快樂。也不能在榮譽、衣物或社會地位上得到快樂。愛情呢，得到一種命運，寫信的命運。你倒像是極樂於延長我這種命運。」

沈從文執教上海中國公學期間，由於授課之便，認識了英語系女生張兆和。張兆和與姐姐張元和、張允和、妹妹張充和都是聰明好學品行端正的大家閨秀，號稱「張門四枝花」。按說，湘西山民沈從文在純潔美麗如天鵝的張兆和面前，應該是自卑的，但他有股子頭撞南牆的倔強勁。「凡是沉默寡言的人，一旦墮入情網，時常是一往情深，一發而不可收拾。」（梁實秋《回憶沈從文》）既然口才不濟，又十分害羞，沈從文便祭出自己的法寶，暗地裡發起了書信攻勢，這一超級強項亦可算是他的「撒手鐧」。可是情書寄發之後，都如泥牛入海，絲毫未得佳人的青睞賞識，直急得他神魂顛倒，幾次三番要跳樓。張兆和對沈從文的初步印象並不怎麼美妙，這位湘西山民平時不太講求儀錶，總顯得邋邋遢遢，況且他性情孤僻，課也講得磕磕巴巴。雖說大家都說胡適和徐志摩如何如何欣賞這位貌不驚人的沈才子，但張兆和平日只知讀書用功，根本沒留心讀過沈從文那些文采斐然的新作。再說吧，她擔心師生戀的風波會累及自己的清譽，這種事總令人百口莫辯，還是躲得越遠越好。可是在沈從文看來，張兆和的不回應可能是在考驗他的耐心，於是，他的情書攻勢更為猛烈。直到有一天，他自己也吃不準了，便去找張兆和的好友王華蓮試探口風，他說：因為愛張兆和，他這半年來把生活全毀了，一件事都不能做。他打算放棄教職，到遠處去，一方面使得張兆和可以安靜地讀書，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免於煩惱，他甚至負氣地說他打算上前線當炮灰，一了百了。但他又說，他願意再等張兆和五年。他疑惑的只是，張兆和既然對他毫無愛意，為何又不肯把他的情書悉數璧還？王華蓮解釋道，張兆和收到的各路情書很多，有的甚至從日本寄來，她都只是拆開看看，一概不予回復，也懶得退還，她這麼做，並非只針對沈從文一人。胡適得知此事，他勸沈從文不宜辭去教職，應留在上海公學繼續任教，以便張兆和多了解他一點。

張兆和在1930年7月8日的日記中寫道：「我以為長久的沉默可以把此事湮沒下去，誰知事實不如我所料！」她甚至猜想沈從文會要報復她。於是，她前往極司菲爾路一條僻巷中的胡寓拜訪胡適，胡適是她父親的好友，請他出面制止沈從文這種拚命玩火的「糾纏」，應該不成問題。張兆和特意剔出沈從文情書中的一句話「我不僅愛你的靈魂，我也要你的肉體」證明對方出言不遜，粗鄙無禮，含有明顯的侮辱意味。殊不知，胡適是偏向沈從文的，他誇沈從文是天才，在中國小說家中最有希望，社會上有了這樣的天才，人人應該幫助他，使他有發展的機會。然而張兆和卻堅決不肯做沈從文的戀人，連朋友也不肯做，她擔心「做朋友仍然會一直誤解下去的，誤解不打緊，糾紛卻不會完結了。」胡適見談話陷入僵局，又稱沈從文「崇拜密斯張倒是崇拜到極點」。張兆和的回復是：「這樣的人太多了，如果一一去應付，簡直沒有讀書的機會了。」胡適不滿意她的回答，他認為沈從文是天才，不是一般的庸人，應該區別對待。1930年7月10日夜，胡適寫了一封信給沈從文，把自己了解的情況和他對張兆和的印象都寫在裡面，有這樣的話：「我的觀察是，這個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愛，你錯用情了。我那天說過，『愛情不過是人生的一件事（說愛是人生惟一的事，乃是妄人之言），我們要經得起成功，更要經得起失敗。』你千萬要掙扎，不要讓一個小女子誇口說她曾碎了沈從文的心。」「此人年太輕，生活經驗太少，故把一切對他表示愛情的人都看作『他們』一類，故能拒人自喜。你也不過是『個個人』之一個而已。」其實張兆和並非鐵石心腸，她在1930年7月14日的日記中寫道：「我滿想寫一封信去安慰他，叫他不要因此憂傷，告訴他我雖不能愛他，但他這不顧一切的愛，卻深深地感動了我，在我離開這世界之前，在我心靈有一天知覺的時候，我總會記著，記得這世上有一個人，他為了我把生活的均衡失去，他為了我，捨棄了安定的生活而去在傷心中刻苦自己。」她翌日便寫信給沈從文，勸他改弦更張，莫作無謂的犧牲：「一個有偉大前程的人，是不值得為一個不明白愛的蒙昧女子犧牲什麼的。」沈從文的答覆卻是：「只要是愛你，應當犧牲的我總不辭，若是我發現我死去也是愛你，我用不著勸駕就死去了。」沈從文的這樁苦戀和單相思最終結出了甜果，這再次證明了一個道理，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張兆和經過一番煩惱，還是被沈從文誠摯的愛深深感動了，她徵得二姐張允和（她是張家的女諸葛）的贊同，沈從文這才樂呵呵地看到情天上雲開日出，愛河裡風帆高舉。

從《從文家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書信無不一往情深，沉鬱頓挫間，滿懷愁緒。1931年6月，他致信張兆和，調子很低：「我念到我自己所寫的『萑葦是易折的，磐石是難動的』時候，我很悲哀。易折的萑葦，一生中，每當一次風吹過時，皆低下頭去，然而風過後，便又重新立起了。只有你使它永遠折伏，永遠不再作立起的希望。」他在同一封信中還表白道：「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雲，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那時張兆和尚未接納沈從文，所以他的筆調頗有點憂傷。他何嘗只是易折的萑葦，他也是不動的磐石，正是這一點最終感動了張兆和。許多年後，沈從文已是白髮蕭疏的古稀老人，在下放農村的前夕，他手持張兆和的第一封回信，依舊老淚潸潸。對此，張允和女士曾有傳神的文字寫照：

……我想既幫不了忙，我就回身想走。沈二哥說：「莫走，二姐，你看！」他從鼓鼓囊囊的口袋裡掏出一封皺頭皺腦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地對我說：「這是三姐（她也尊稱我三妹為『三姐』）給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舉起來，面色十分羞澀而溫柔。我說：「我能看看嗎？」沈二哥把信放下來。又像給我又像不給我，把信放在胸前溫一下，並沒有給我，又把信塞在口袋裡，這手抓緊了信再也不出來了。我想，我真傻，怎麼看人家的情書呢。我正望著沈二哥好笑，忽然沈二哥說：「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說著就吸溜吸溜哭起來，快七十的老頭兒像一個小孩子哭得又傷心又快樂。我站在那兒倒有點手足無措了。我悄悄地走了，讓他沉浸、陶醉在那春天的「甜澀」中吧。

面對這男兒落淚的深情，就連最懷敵意的時間也會繳械投降。那份「春天的甜澀」縱然再過一百年一千年，仍將濃得化不開啊！人間的大愛大美原是這樣的平常，他舉起那封信——在胸口溫一下——塞進口袋怕它不翼而飛，卻又是如此不落俗套，非同凡響。

張允和在《半個字的電報》一文中還記述了沈從文的另一樁趣事。那是1933年春，張氏姐妹住在蘇州。一天，張兆和將沈從文的來信遞給二姐看。信中婉轉地說，要請張允和做中介人，代他向准泰山准岳母提親，特別叮囑道，如果兩位大人同意這門婚事，求張兆和早日打電報通知他，讓他「鄉下人喝杯甜酒吧」。張允和天性古道熱腸，何況這是自家三妹的婚事，她原本也有居中撮合之功，父母那兒自然一說即成。下一步就是如約給沈從文發電報了，當時的電文不用白話，張允和心想，自己在電報末尾要署名，她的名字「允」字不就是同意的意思嗎？於是，她擬就了一條異常簡潔的電報稿：「青島山東大學沈從文允」。這一字二用的電文兼顧了內容和署名，原是很妥帖的，可是張兆和不放心，怕沈從文會看得滿頭霧水。她又悄悄一人坐了人力車前往蘇州閶門電報局，將白話文的電報稿「鄉下人喝杯甜酒吧兆」遞給發報員，對方看過之後，認為是密碼電報，依照規定，不肯發送，要她改為文言。張兆和不肯，漲紅了臉，告訴發報員：「這是喜事電報，對方會明白的！」懇求了好一會兒，那人看她也不像什麼女特務，才勉強答應了。電文中竟含有一個語氣詞「吧」字，可謂別開生面。你想想看，這杯甜酒該有多甜，真是名副其實的「蜜電」啊！

1933年9月9日，三十一歲的沈從文（當時任教於青島大學）終於娶得美人歸。他顯然將這份來之不易的愛情視為了「戰利品」，一直相當得意。及至1949年，沈從文在書信中將張兆和的稱呼由「三姐」改為「小媽媽」，更可見出沈從文對妻子強烈的依戀之情。

天作之合的婚姻正是沈從文取得文學成就的一個大前提，甚至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可惜常常被研究沈從文的專家學者們有意無意間忽略了。

三、上善若水

世間真有百思始得其解的怪事情，每次只要我規規整整地寫下「沈從文」三個字，就會立刻想到水，汪汪洋洋的水，這倒不是因為他的「沈」姓有一個三點水的偏旁，而是因為他如水的性情。他在寫於1931年的《自傳》中坦承：「我情感流動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給予我的影響實在不小。我幼小時較美麗的生活，大都不能和水分離。我受業的學校，可以說永遠設在水邊。我學會思索，認識美，理解人生，水對我有極大關係。」到了1947年，他寫《一個傳奇的本事》時，便有了更完全的說明：「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的傾向不可分。……水的德性為兼容並包，從不排斥拒絕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離奇不經事物！卻也從不受它的玷污影響。水的性格似乎特別脆弱，且極容易就範。其實則柔弱中有強韌，如集中一點，即涓涓細流，滴水穿石，無堅不摧。水教給我黏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樂，並做橫海揚帆的美夢，刺激我對於工作永遠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個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熱情洋溢。」沈從文筆下的這段雋語，足以啟發我們更透徹地理解老子所說的「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和孔子所說的「智者樂水」所包涵的深意。

沈從文的性情確實宛如一派清波，表面溫和，卻心勁十足，忍辱負重而能包容廣闊。「文革」期間，他被眾小將批鬥，不失樂觀；打掃歷史博物館的女廁所，也不失樂觀；被流放到湖北咸寧，去鄉下看鴨子，仍一如既往地不失樂觀，還寫信給表侄黃永玉，居然說：「……這兒荷花真好，你若來……」那是魔影憧憧的年代，要想做堂堂正正的人，尤其是堂堂正正的知識分子，千難萬難，所謂「樂觀」，實有如窮人家的最後一把救命糧草。瞧瞧看吧，史學家唐蘭竟在嘉魚江邊守磚，大學者錢鍾書也只勉強夠格管管倉庫鑰匙。儘管如此，他們不得不樂觀，意緒一消沉就會自尋短見，樂觀是當時知識分子挺挺然或佝佝然活下去的惟一本錢。有了這份格外沉重的樂觀精神，沈從文才能在極其惡劣的生存條件下，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憑仗記憶寫就《中國服裝史》。

沈從文的確具有「上善若水」的道家智慧，道家的「清靜無為」、「無用乃為大用」的理論正是中國知識分子身處逆境、厄境、絕境時的救命符。革命小將把「打倒反動文人沈從文」的標語貼在他背上，他只是有一點點不開心地說：「那書法太不像話了，在我的背上貼這麼蹩腳的書法，真難為情！他們應該好好地練一練的。」從這句書生氣十足的話不難見出沈從文的認真。當年，大知識分子身上多半都有這股子獃氣，社科院文學研究所開批鬥會，為了區分眾多「黑幫」分子的不同身份，照例要用黑布寫上白字，縫在挨批者的衣服上，如「走資派何其芳」、「反動學術權威俞平伯」等，最終大家公推俞平伯來做執筆人，「因為他的字最有功力」（韋柰《我的外祖父俞平伯》）。這無疑是典型的中國特色的黑色幽默。當「北風」最緊的時刻，沈從文與黃永玉相遇於東堂子衚衕，交臂擦身之際，他溫語叮嚀這位大表侄：「要從容啊！」道家的智慧原本因亂世而興起，這種因亂世而興起的智慧卻被中國知識分子當作常規法寶，愛不釋手地使用了幾千年，而且被充分應用於那個「形勢一派大好」的年代，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莫大的諷刺和悲哀。時至今日，那些喜歡挖掘文墓的批評家自然可以拄著如椽之筆，站在墳壙邊，理直氣壯地大出刻薄之詞，意思無非是：「你們這些軟骨文人呀，當初怎麼就不敢抗爭呢？難道就沒有半點血性嗎？」某些70後出生的文學評論家未曾親歷過十年動亂，全然不知刀劍及頸、棍棒加身是何滋味，他們也無意尋究歷史的根源，即以嘲弄受害者的施虐方式尋取道德上的優越感。這正是他們自以為討得便宜的高明手段。雖然一個個義正詞嚴，聲色俱厲，骨子裡卻全是虛的。

四、不相信強權，只相信智慧

前些年，文壇某新丁曾炮製出一篇全盤否定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成就的絕色「悼詞」。其中褒揚沈從文為「極富天才的小說家」，卻又要否定他這個人，理由是「他解放以後曾經揭發他的學生蕭乾與帝國主義有勾結，而蕭乾呢？同樣也揭發他的老師，以至於沈從文臨死都不能原諒他，不要這個學生參加他的葬禮」。致「悼詞」的人未免太淺見短視了些個，中國文學的悲哀並非由作家的私德缺陷所造成，而是由那些極度煽發人性之惡的黑手摧殘所致。像沈從文和蕭乾那樣重情重義，溫和仁藹的文學家，最終竟鬧得生死無以釋憾的地步，究竟是誰的罪過？作者若有正確的是非觀，答案便應該往別處尋找，可惜他沒有這份老吏決獄一查到底的勇氣。譴責惡而不譴責打開潘朵拉匣子的主凶，這當然既省筆墨又省麻煩，但省來省去，總不能把起碼的良知也一古腦全省掉吧？讀了那份沉痛得聲淚俱下的「悼詞」，我新長的見識是：否定一位大有修為的作家原是頂容易的事情，否定一大群有長才的作家也無難色，只要揪出其皮袍里的「小」，就可大功告成。我無意在沈從文與蕭乾的師生恩怨上巧加回護，但我明白「不以一眚掩大德」的古話自有它不易不奪的道理。要不然，這地球村就真會變成洪洞縣，連半個好人的影子也找不到了，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那位大言炎炎，嘩眾取寵的致「悼詞」者啦。

沈從文以矯若游龍的筆勢一路奮迅寫來，其實他早已看得分明，在中國現實中，文學與政治猶如圓枘方鑿，彼此格格不入，難合鉚榫。他在《一個傳奇的本事》中曾寫道：「正因為工作真正貼近土地人民，只承認為人類多數而『工作』，不為某一種某一時的『工具』，存在於現代政治所培養的窄狹病態自私殘忍習慣空氣中，或反而容易遭受來自各方面的強力壓迫與有意忽視。欲得一稍微有自主性的順利工作環境，也並不容易。但這不妨事，倘若目的明確，信心堅固，真有成就，即在另外一時，將無疑依然會成為一個時代的標誌！」他的這段話（寫於1947）極具預見性，隨後不久，他就因為不肯做「工具」而「遭受各方面的強力壓迫和有意忽視」，連「稍微有自主性的順利工作環境」也不可得了。他在創造力依然旺盛之時，「準備再好好地寫幾個本子」，卻於六十年代初到四川內江、河北宣化和江西老區體驗生活，寫出一大堆「重複性的政治語言」（張兆和的說法），自己也很厭棄那些慘不忍睹的怪胎，終於未展長才，便頗不情願而又無可奈何地休了筆。關於政治和文學，在《一個傳奇的本事》中，他還有以下的說詞：「雖然兩者真正的偉大處，基本上也同樣需要『正直』和『誠實』，而藝術更需要『無私』，比過去宗教現代政治更無私！必對人生有深刻的悲憫，無所不至的愛！……然而明日的藝術，卻必將帶來一個更新的莊嚴課題。將宗教政治充滿封建意識形成的『強迫』、『統制』、『專橫』、『陰狠』種種不健全情緒，加以完全的凈化廓清，而成為一種更強有力的光明健康人生觀的基礎。」很顯然，沈從文當時對文學藝術的前途是樂觀的，而且有點過於樂觀，他相信一切都會好起來。歷經三十多年的煉獄生涯後，到了八十年代初，他曾對日本政府一個專家組的成員說：「……我一生，從不相信權力，只相信智慧。」（黃永玉：《平常的沈從文》）沈從文的「不識時務」是出了名的，他直言無忌的筆鋒曾戳痛過魯迅和郭沫若這樣的「大人物」，他不害怕權威，只服膺心目中的真理。在二十年代中期，他就有十二分勇氣寫《捫虱》那樣的文章，在文壇四處捕「虱」，將名人粗劣的文字毫不留情地捉出來示眾。1948年，郭沫若不僅掌握著話語霸權，還保持著革命的警覺性，他在《斥反動文藝》一文中猛揮大棒，蠻不講理地將沈從文劃歸「反動文人」之列，被納入黑名單的還有蕭乾、朱光潛等人。郭沫若醜詆沈從文為「桃紅色作家」、「看雲摘星的風流小生」，蕭乾為「黑色貴族」，朱光潛為「藍衣監察」。郭沫若認為沈從文「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貶斥他的小說是「作文字上的裸體畫，甚至寫文字上的春宮圖」，「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軟化人們的鬥爭情緒」。因此有人武斷地認為，沈從文此後不久即棄文擱筆，是遭受此番驚嚇所致，這也未免太誇大郭文的威懾力了。沈從文從不相信權力，只相信智慧，試問，郭沫若又有什麼大智大慧能令他垂首折服？

四十年代末，沈從文放棄文學創作，一度尋短見，自殺未遂，純粹由於內心深刻的失望所致，那樣烏七八糟、魚目混珠的文壇自然不會給他留下一席之地，他寄跡其中也很難不感到孤獨和羞恥。早在三十年代中期，沈從文即頗為自信地寫道：「……說句公道話，我實在是比某些時下所謂作家高一籌的。我的工作行將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會比這些人的作品更傳得久，播得遠。我沒有方法拒絕。」（《從文家書·湘西書簡》）如今，他的話已完全得到了印證，試想，讀者中還有多少人喜歡讀郭沫若的詩文？沈從文的作品與溫潤的人性始終息息相通，再過一千年，也還會獲得讀者的青睞。

五、雲無心以出岫

我曾有緣三度參觀沈從文故居，那十餘間環回相連的木屋早已空空如也，令人興發「黃鶴一去不復返」的感嘆。沈從文小時候的教育得益於母親的地方頗多，他在《我的家庭》一文中曾寫道：「她告我識字，告我認識藥名，告我思考和決斷──做男子極不可少的思考之後的決斷。我的氣度得於父親影響的較少，得於母親的也就較多。」如今，故居里只剩下舊時的一張床、兩條書桌、幾把座椅、滿是污垢的油燈和熏黑的帳幔，均已難辨真假。我走遍每個房間，猜不出沈從文當年在哪間小屋裡聆聽慈母的教誨。故居內收藏有大小二十餘件附庸風雅的字畫，這些「作品」貿貿然佔領了漆色暗淡的板壁，均顯出極不相類的滑稽神情，那些佛頭著糞的塗鴉者一個個洋洋得意，並沒有半分自慚形穢的意思，亦屬於奇事一樁。飄瞥之際，惟獨故居舊主人留下的那幾頁字跡清勁的《邊城》手稿的複印件令人生出昔年何年今夕何夕的滄桑之感，我久久佇觀，不忍遽然離去。

沿河邊的石板路走，你便會與沈從文達成共識：「河岸上那些人家裡，常常可以見到白臉長身、見人善作媚笑的女子。」（《我所生長的地方》）沿河一帶的居民都已富裕起來，街邊到處都是賣食物、衣服和工藝品的商店，那些苗家姑娘明眸皓齒，清靈水秀，穿戴著靚麗的民族服飾，笑意盈盈。小城人是該好好感謝沈從文的，他們生活中的不少甜頭都拜這位「山民藝術家」所賜，因為他的文章宛若馨香遠溢的春花，招來了一群群遠方的「蜜蜂」。

1992年5月10日，沈從文的骨灰播遷故土，場面冷冷清清，本地報紙竟然只是渾不在意地發了幾十個字的消息。當時，有人憤憤不平地說：「這是文學的悲哀，這是文學家的悲哀！」於死者──一生澹泊寧靜的沈從文，哀榮毫無意義；但生者如此薄待前賢，又豈能毫無愧怍？

沈從文的骨灰安葬在離鳳凰古城一里半的聽濤山。周匝群峰聳翠，中間一水東流，這正是一方靜息和長眠的寶地。翼翼然拾級而上，不過數十米，便可見到一塊未經打磨的大石頭植於道旁，若不是鑿鑿無欺的銘文所示，我簡直不敢相信眼前這塊近乎粗糙的麻石就是沈從文的墓碑。清簡、質樸、渾厚，這原是沈從文為人和為文的特點，在墓碑上再次得以充分體現，可見其人一以貫之的作風。奧地利文學家斯蒂梵·茨威格旅俄期間曾拜謁過列夫·托爾斯泰的墓地，那是一方僻處樺樹林中，別無修飾的長方形土堆，「無人守護，無人管理，只有幾株大樹庇佑」，最偉大的生命原是如此沉靜地歸於泥土。事後，茨威格寫了一篇飽含深情和敬意的紀念文章《世間最美的墳墓》，對樸素墓地下長眠的同樣樸素的靈魂，作了由衷的讚美。我站在沈從文的墓前，內心也滿懷著錚錚然弦響未絕的感動。青山有幸啊，成了沈從文的安息之地，有幸的青山雖然不高，亦足以令人仰止。

墓石的正面鐫刻著沈從文的十六字真言：

照我思索，

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

可認識「人」。

一位心懷萬有的大師骨子裡又豈能缺少這份引領眾生昂然上路的自信！沈從文追尋美惠三女神的衣香鬢影，苦苦追尋了整整一生，筆管中滿滿地灌注著不衰不死的熱愛，他的作品因此擁有鮮香鮮色的靈魂。

墓石的背面是沈從文的妻妹張充和女士所寫的誄詞，語意簡明扼要：

不折不從，亦慈亦讓；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這十六字的誄詞巧妙地使用了嵌字法，嵌的是尾字，細看來，便是「從文讓人」，精當而中肯。沈從文前五十年著作等身，後三十餘年，他不願作媚上取容的政治工具，不愛寫虛偽的「載道」之文，而寧肯割棄固有的文學名聲，去潛心研究中國古代服飾文化。這種「不折不從」的精神，在四十處代便被譏為不識時務，聽夠冷嘲，看盡白眼，其中甚至夾有郭沫若對沈從文所下的「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那樣的棒喝，但我們撩開歷史的重重迷霧，坎坷路途，風雨歲月，又有幾位老作家的藝術良知能像他那樣巋然獨存？

1996年，黃永玉為沈從文陵園補立了一塊石碑，題詞為：

一個士兵，要不戰死沙場，便是回到故鄉。

毋庸置疑，曾自稱為「小兵」的沈從文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戰士，良知是他的統帥，真、善、美是他的武庫，文壇是他的戰場，他在長達五十餘年看不見硝煙的持久戰中，良知不曾被俘虜，假、惡、丑的火力也無法將他的姓名抹去，儘管他有過偃旗息鼓，有過意志消沉，但他沒有像許多人那樣繳械投降，從此奴顏媚骨，也沒有猝然倒下，爛在污泥臭水之中，萬劫而不復。他堅挺地活過來了，最終，他的遺體回到了故鄉。

聽濤山下，沱江日夜奔騰。沈從文的魂魄已化作一縷清風，他的一半骨灰已撒入湍湍清流，隨粼粼逝波匯入灝灝長江茫茫大海，奔向那永恆的歸宿。

沈從文是一片雲，一片無心出岫的白雲，縈繞在中國文學的峰青巒翠之間，織造出一幅神秘的風景；他那秋水樣澹泊的性情，春水樣溫暖的懷抱，藉助清靈靈的作品潤澤後人。若要用精潔得不能再減省的字樣總結沈從文的一生，我認為，用「雲水生涯」四字即可收全效，其犖犖胸臆的確盡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