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評吳敬璉 | 蕭三匝的共識網·思想者博客

　　我曾幾次面對面地聽吳敬璉先生談話，也曾到他家裡拜訪，他思路之清晰，表達之簡練讓人敬服。他這人喜歡直奔主題，不說廢話。

　　吳先生生於1930年，今年85歲了。1930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第二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正式侵華，歷史註定了中國這一代知識分子強烈的憂患意識，這是他們的人生底色。

　　值得重視的一個現象是，當今中國重要的思想人物不少人都生於1930年，除吳敬璉外，江平、李澤厚、資中筠都生於這一年。這是一群敢於吶喊的人。

　　在改革開放最初的20年左右時間裡，吳敬璉以高層幕僚的身份發揮了別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彼時，他是體制內市場經濟的倡導者、推動者。因為中國的經濟改革整體上就是一個逐步市場化的過程，國家政策與吳敬璉的思想高度契合，吳敬璉由此贏得了一個重要的經濟學家應有的聲譽。

　　大概從2000年起，吳敬璉的思想發生了轉變，其言辭也日趨剴切。這一點，從他近年來出版的著作的書名可見一斑：《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2001)、《中國增長模式抉擇》(2006)、《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2007)、《重啟改革議程》(2013)、《直面大轉型時代》(2014)。顯然，吳敬璉的憂思正在不斷加深，這源於中國改革的實踐在某種程度上偏離了他的預期。如果說他以前主要是一個建言者，如今的他更像是一個批評家，他把批評的矛頭直接指向了「權貴資本主義」。他近年的主張，概括起來就是他的一個書名——「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

　　可以說，吳敬璉已超越了經濟學家單純追求市場效率的局限，進而將自己的目光投向了更為廣泛的領域，正如鄧小平當年曾指出的那樣，政治改革是經濟改革的保障。這是改革的必然邏輯，也是知識界的共識，但要指出這一點是需要巨大的勇氣的，尤其是對一個「功成名就」的經濟學家而言更是如此。要知道，很多經濟學家是以闡釋「中國模式」為己任的。

　　吳敬璉對「權貴資本主義」的批評與其說是創見，不如說是其現實感的體現。事實上，早在上世紀40年代中期，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就已經拿當年的權貴開刀了：

　　在《中國當前的經濟禍患應由既得利益階級負責》一文中，經濟學家楊西孟寫道：「這個特殊階級權勢既如此強大，它已使中國社會結構成一畸形，而且一切制度都要以這一階級的利益為中心而加以解釋與運用……這個既得利益階級對於國家財政經濟的控制，是很顯然的;他們的貪婪與殘忍，比之兵禍和天災，是具有同樣的真實性的。討論中國的經濟問題，必須正視這一個大現實，不容躲避。」

　　歷史學家傅斯年堪稱當年的「大炮」，其在《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一文中則將炮火直接對準了孔、宋兩大家族。他批孔祥熙「這一派是雌兒雛兒一齊下手，以政治勢力，壟斷商務，利則歸己，害則歸國，有時簡直是扒手」。他批宋子文，「他的作風是極其蠻橫，把天下人分為二類，非奴才即敵人。這還不必多說，問題最重要的，在他的無限制的極狂蠻的支配欲，用他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將來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

　　吳敬璉出生在民國時期，1949年前基本完成了學校教育階段。他的母親鄧季惺是著名的報人，其生父吳竹似、繼父陳銘德都是《新民報》(《新民晚報》前身)的創辦人。如果說吳敬璉繼承了父母那一輩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意識，怕是不為過的。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吳敬璉這一輩知識分子的擔當精神其實來自於儒家士人的優良傳統，可惜如今的新儒家中並不是大多數人都有這種擔當精神的。

　　時間走過了六七十年，歷史仍然在重演，難免令人浩嘆。但中國知識分子雖歷經摧折，其以道抗命的精神始終不絕如縷，也足可令人欣慰了。所謂「天不喪斯文」，他們的存在帶給人們莫大的希望。

　　愛因斯坦在評價居里夫人時說，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方面還要大。即使是後者，它們取決於品格的程度，也遠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借用這句話來評價吳敬璉，可能也是恰當的。

　　在我看來，吳敬璉和不少老一輩知識分子的學術主張其實大都是常識，但這不是他們應該被指責的原因，因為我們這裡需要的恰恰是常識。在我們這裡，不厭其煩地重申常識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事實上，我們稱許吳敬璉先生這樣的知識分子，主要也是因為他們身上所體現出來的道德力量。一個社會的道德重建固然只能靠每個人起而行之，但典範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

　　向吳敬璉先生致敬!向真正的知識分子致敬!(本文刊發於《中國企業家》雜誌，具體文字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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