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道兩家生死觀的比較與評價

生死觀是人生觀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可以說是核心的部分。因其影響不但遍及人生觀的其他方面（如榮辱觀、苦樂觀等），而且這種影響還往往帶有決定性的意義。生與死是怎麼回事？它們之間有何聯繫與區別？人何以生又何以死？人應該如何對待生與死？如此等等。這種種問題自古以來就一直為人們所關注。而對於這些問題，人們往往有不同的理解與主張，由此也就形成了種種不同的生死觀。儒道兩家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兩大支柱，比較一下他們的生死觀，對於進一步了解我國的傳統思想文化；對於端正我們的生死觀，樹立正確的人生觀，無疑會有積極的作用。儒道兩家，源遠流長。限於本人的學力，這裡只能僅就先秦時期儒道兩家的生死觀作一初步的比較與評價。

首先要指出的是，在生死問題上先秦儒道兩家有一些相同的觀點。這主要是以下兩點：

1．死是一種必然的現象，是人生的終結。儒家說：「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¹⁾ 「眾生必死」 ⁽²⁾；道家也說：「吾生也有涯」 ⁽³⁾、「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 ⁽⁴⁾、「死者人之終也」 ⁽⁵⁾。

2．死生有命。儒家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⁶⁾；道家也說：「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 ⁽⁷⁾。

先秦儒道兩家的生死觀儘管有這樣一些共同點，但其更多更主要的還是差異性的方面。兩家的生死觀不但有很多的不同，有些地方甚至形成尖銳的對立。下面我們從幾個方面來進行比較。

一、關於生與死的本質問題。生是什麼？死又是什麼？人何以生又何以死？生從何處而來，死往何處而去？對於這些本體論意義上的生死問題，儒家採取的是一種「存而不論」的態度。據《論語·先進篇》記載，子貢曾問孔子「死」是怎麼回事，孔子回答說：「未知生，焉知死。」而道家對此則有較多的述說。道家將萬物之生皆歸於無為之道的作用。莊子說：「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⁸⁾。「道」是怎樣化生為人的呢？莊子的解釋是：無所不在的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 ⁽⁹⁾《列子·天瑞篇》還詳細地敘列了一個由「幾」（即無為之道）到人的化生過程：「種有幾……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入於幾。萬物皆出於幾，皆入於幾。」道家有時則直接將人的生死看作是由道變化而來的氣的作用：「人之生，氣之聚則生也，散則為死。」⁽¹⁰⁾ 總之，在道家看來，人的生死乃是「道」或由「道」生成的「氣」的作用與變化。

二、關於生與死的關係問題。對此儒家亦極少談及。即使略有涉及也多是從生與死二者的區別上說。例如，荀子說：「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 ⁽¹¹⁾ 這從人對待生與死的不同態度上反映了生與死之間一定的區別（嚴格說來這還不是就生與死本身的關係上來說的）。道家則不然。他們對於生與死的關係問題不但談得甚多，且多是就其間的聯繫方面來說。他們認為：死生齊同一體（「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¹²⁾ 「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¹³⁾、「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有矣！」 ⁽¹⁴⁾ ）；死生循環相繼（「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 ⁽¹⁵⁾ ）。

三、關於如何對待與處理生與死的問題。在生死觀的一系列問題上，儒家談得最多的就是對待生與死的態度問題。也正是在這一方面，才突出地表現了儒道兩家生死觀的差異。他們在這方面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上：

1．愛生惡死與不悅生惡死

儒家肯定愛生惡死為人正常的人生態度。孟子就說過「生亦我所欲」、「死亦我所惡」 ⁽¹⁶⁾ 的話。而道家所肯定的態度則是生死不入於心，不悅生、不惡死。在道家看來，一是死生有命；二是死生齊同一體、循環相繼；三是死乃返歸大道、「反其真」 ⁽¹⁷⁾；四是「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 ⁽¹⁸⁾；五是「人之生也，與憂俱生」 ⁽¹⁹⁾，生則勞累、死則休息（「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²⁰⁾），生為「附贅懸疣」、死為「決疣潰癰」 ⁽²¹⁾。 因而道家主張安時處順，生死不入於心，應如「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倏然而往，倏然而來而己矣。」 ⁽²²⁾ 《莊子·大宗師》寫子桑戶死，其友「臨屍而歌，顏色不變」；孟孫才之母死而孟孫才「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莊子·至樂》寫莊子妻死，莊子「箕踞鼓盆而歌」，這都反映出道家倡揚不悅生不惡死的態度。

2．捨生取義與貴生重身

儒家雖然肯定人的悅生惡死的態度，但同時又指出人有比生與死更為重要的問題。如荀子說過：「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 ⁽²³⁾ 什麼是比生死更為重要的問題呢？儒家認為這就是仁與義。因此儒家提出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主張。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²⁴⁾ 孟子講得更為具體。他說：「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 ⁽²⁵⁾ 他還以魚與熊掌不可得兼時的取捨為喻來說明捨生取義的道理⁽²⁶⁾。可見儒家扅非常反對苟且偷生的態度。

儒家不但反對苟且偷生，而且也反對各種不合禮義的「輕死」（輕易就死）行為。孟子說過：「可以死，可以無死。」如果「死傷勇」的話則可以「無死」 ⁽²⁷⁾。又說：「知命者不立乎岩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²⁸⁾ 荀子說：「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與之不為改視，垂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而「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至於「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避死傷，不畏眾強，恈恈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²⁹⁾。他還說：「故懷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³⁰⁾ 總之，儒家總是將仁義、禮等問題置於生死問題之上來考慮，無論生還是死，都取決於成仁取義的需要。

道家則主張「貴生重身」。當然，就生與死之間來說，道家要求不悅生不惡死：而當生死問題與其他社會人生問題發生衝突時，道家則要求貴生重身，甚至將身體性命看得比天下國家還重要。說什麼「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 ⁽³¹⁾儒家說「士見危致命」，要求人們在國家危難之際勇於犧牲生命，而道家提出「不以國傷生」 ⁽³²⁾、不以攫天下而廢一臂的主張（「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³³⁾。莊子要人處於材與不材之間以避害全生⁽³⁴⁾，批評儒家所稱許的伯夷、叔齊是「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 ⁽³⁵⁾。這都反映了道家頭腦中並無「不避義死」、「見危致命」的觀念。道家要求人對順應自然的生死壽夭不入於心，卻不願為其他原因如仁義、國家利益等而犧牲生命。道家並不認為人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之別，有是否合乎禮義之別，只認為有是否合乎自然之道之別。在其看來，凡不是順乎自然之道而死的，都是「亡身不真」、「殘生損性」。如莊子就說過：「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損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³⁶⁾ 因此道家極力主張人要因任自然、合乎自然之道順情遂性而死，而合乎禮義與否則在所不計。

3．「疾沒世而名不稱」與「死後之名非所取」

儒家對生前與死後都同樣地重視，而道家則重在生前而不顧死後。這是兩家生死觀方面的又一明顯區別。孔子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³⁷⁾ 他還將齊景公與伯夷、叔齊作對比，說：「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下，民到今稱之」⁽³⁸⁾ 儒家所追求的正是這種「民到今稱之」的效果，而對人身死名沒，「民無德而稱」則持否定的態度。而道家則認為「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因而主張「且趨當生，何遑死後」、「死後之名非所取也」⁽³⁹⁾。

由於「疾沒世名不稱」，因而儒家反對人無所用心、無所事事地活著（孔子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亦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⁴⁰⁾ ）要求人們努力於修德為道，有所作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 ⁽⁴¹⁾ 曾子也提出要以仁為己任，死而後已⁽⁴²⁾。道家「無取於死後之名」，因此反對「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 ⁽⁴³⁾ 的做法，主張「當身之娛非所去也」，「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 ⁽⁴⁴⁾，表現出與儒家截然不同的人生態度。

4．修德治身與因任自然的養生之道

儒道兩家都談及養生的問題，而在如何養生的問題上則觀點不同。儒家以養心修德為養生之本，強調清靜節慾、循乎禮義。孟子說：「養心莫善於寡慾。」⁽⁴⁵⁾ 荀子說：「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⁴⁶⁾。又說：「材愨者常安利，盪悍者常危害。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者常長壽，憂險者常夭折。」 ⁽⁴⁷⁾ 都是將治身修德為養生之本。而道家在養生問題上則不講修德、禮義一類的話。道家把因任自然作為養生的關鍵。《莊子·養生主》提出的養生之道就是「緣督以為經」（即遵循自然之道並以為常法），要人「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安時處順。

在如何因任自然這一點上，先秦道家似有不同的兩種觀點。一是主張清靜無為，擯棄各種外物的干擾。如莊子說：「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⁴⁸⁾ 又說：「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⁴⁹⁾ 而另一種觀點則主張肆情以樂之。要人恣耳目口鼻之所欲，「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⁵⁰⁾。這兩種觀點看似矛盾對立而實有其相通之處。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這固然是清靜無為的表現，而縱情任性，也就是順任自然之情性，而不是人為地矯情損性，這也是「無為」的一種表現。列子甚至認為「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即「恣意之所欲行」、「恣口之所欲言」）比起「心不念是非」、「口不言利害」（即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的意思）來在「無為」方面還更進了一層。⁽⁵¹⁾ 可見恣耳目之所欲與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實乃同一事物的兩面。兩者皆統一於「無為」。總而言之，道家的養生之道，其根本就在於因任自然、虛靜無為。

5．送死以禮與「送死略矣」

儒家重視治喪送死，並強調合禮。孟子說：「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⁵²⁾ 孔子談及孝道時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⁵³⁾ 儒家經典《儀禮》中有講送死服喪之禮的專章，如《士喪禮》等。還有許多關於如何送死治喪的內容散見於儒家其他著作中。有人說儒家主厚葬。其實不然。儒家只是主合禮之葬，對於不合禮的喪葬，即使是厚葬也是反對的。孔子說過：「稱家之有無，有，毋過禮；苟無矣，斂首足形，還葬，懸棺而封。」⁽⁵⁴⁾ 孔子就曾因顏淵家貧而不同意自己的弟子厚葬顏淵⁽⁵⁵⁾。 又如，有一次孔子病危，子路為其準備後事，擬用諸侯之禮為其治喪。孔子因這樣做不符合自己的身份而很不高興，認為這是欺天行為⁽⁵⁶⁾。可見儒家對於送死合禮一事的重視。

道家則主張「送死略矣」。《列子·楊朱》說：「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袞公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焉。」表現出一種無所謂的態度。莊子則乾脆提倡不葬（即暴屍露天），還說：「在上（指暴屍露天）為鳥鳶食，在下（指入土埋藏）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⁵⁷⁾

通過以上比較，我們可以看到先秦儒道兩家的生死觀確實有很大的區別。總的來看，儒家注重的是人在處理生死問題上的態度，至於生與死本身的問題，諸如生與死的本質屬性及其間的關係，則基本上採取了一種「存而不論」的態度；而道家談及生死問題時則幾乎涉及生死觀的所有方面，而且注重對生與死本身的問題作思辯性闡說。儒家偏重於將生與死的問題放在與其他社會人生問題如禮義、名譽等的聯繫上進行考慮，而道家則往往就生與死本身的關係上來談生與死的有關問題。儒家講生死問題時處處強調要合乎禮義，將合乎禮義作為生死觀中的價值尺度；而道家則處處強調合乎自然之道，以順任自然作為生死觀中的價值尺度。人是自然界與社會的共同產物，因而具有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兩個層面。儒家的生死觀更多地從人的社會性方面著眼，教人在社會中如何生活得更合乎社會政治、倫理道德的要求；道家則更多地從人的自然性方面著眼，教人如何生活得更加逍遙自在。儒家的生死觀充滿了入世精神，道家的生死觀則頗有混世味道。

儒家注重現世的倫理與政治，注重調節人與社會的關係，強調人的社會責任與歷史使命，而道家則注重調節人與自然的關係，強調人與自然（主要是作為生命情慾的內在自然）的和諧與協調。我們認為，這正是儒道兩家生死觀所以有以上區別的主要原因。

我們知道，人的本質不在於人的自然性而在於人的社會性。人的生命歷程乃是在改造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的實踐中創造生命價值的過程。因而著眼於人的社會性而形成的儒家生死觀與著眼於人的自然性而形成的道家生死觀比較起來，前者的起點更高些，其社會價值與意義也就有可能更大些。事實上，儒家生死觀的大部分內容，如果剔除其中封建禮教的毒素，突破其階級、時代的局限，的確可以成為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例如其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觀點，教人堅持義理、講求氣節、不苟且偷生，便是很有意義的。中華民族光輝的史冊上便有許許多多這樣的仁人志士。他們光輝的形象永遠激勵後人。這對於社會的進步、道德的完善有著不可低估的積極作用。相對說來，道家的生死觀中則有較多消極的基至極為有害的東西。例如：「貴生重身」、「不以國傷生」的觀點，教人只顧著一己的完身養生而置國家利益、社會責任於不顧；「人死無賢愚」、「且趨當生，何遑死後」的觀點則教人只顧著縱情任性而不講是非賢不肖，不講節操；養生在於肆情以樂之的觀點表現出一種典型的享樂主義思想；而生苦死樂、人生如夢（「不知周之夢為蝴蝶歟，蝴蝶之夢為周歟？」⁽⁵⁸⁾）的觀點則又反映出悲觀厭世的情緒。這些都是同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不相適應的。

當然，儒家的生死觀中也有不少消極的地方。這主要是過分地強調人的社會性（主要是道德性）而忽視、壓抑了人的自然性的方面。尤其是其往往根據剝削階級的政治倫理要求來強調人的社會性，以致過分地壓抑了人的自然性（發展到後來便有宋明理學家鼓吹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種摧殘人性的主張），妨礙了人格的健康全面發展。而道家的生死觀中也有其一定的合理、積極之處。如其所謂方生方死、死生一體的觀點，看似荒誕不經，其實也有某些合理的因素。就人的自然屬性而言，生是指人的自然生命的開始與生命活動的存在；而死則是指人自然生命的完結、作為個人的自然生命活動的消亡。就這方面來說，生與死是矛盾對立的。然而兩者又是互相聯繫、互相依賴、各以對方為自己存在的條件的。無生則無死，無死亦無所謂生。蘇格拉底也曾指出：每個事物都有其對立面，而每個事物都只能產生於它的對立面；生出於死，死亦來自生，生與死既是相對立的而又具有相互產生的關係⁽⁵⁹⁾。道家這一觀點正是揭示了生與死二者的辯正關係中相聯繫相依存的一面。這將有助於我們正確地理解生與死的本質與關係。又如道家所謂不悅生不惡死的態度就顯得非常達觀。它教人擺脫對個人生死問題的過多的關心與思慮，這對於消除或減少人們對於死亡的苦惱與恐懼，無疑也是有幫助的。此外，道家生死觀較重視人的自然性，重視作為一個自然中人的要求，這對於由於偏重人的社會性而忽視了人的自然性的儒家生死觀來說，也起著一種互補作用。

先秦儒道兩家的生死觀是我國古代思想文化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部分。我們有必要通過對其作出辯證唯物主義的分析，來剔除其糟粕，利用其精華，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服務。本文努力於此，但願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附註】

1．《荀子·禮論》

2．《禮記·祭義》

3．《莊子·養生主》

4．35、43：《莊子·盜跖》

5．18：《列子·天瑞篇》

6．《論語·顏淵》

7．《列子·力命》

8．《莊子·漁父》

9、19．《莊子·至樂》

10、15．《莊子·知北游》

11、23．《荀子·正名》

12．《莊子·天地》

13、14、17、20、21、22．《莊子·大宗師》

16、25、26．《孟子·告子上》

24、37、40．《論語·衛靈公》

27、52．《孟子·離婁下》

28．《孟子·盡心上》

29、47．《荀子·榮辱》

30．《荀子·不苟》

31、32、33．《莊子·讓王》

34．《莊子·山木》

36．《莊子·駢拇》

38．《論語·季氏》

39、44、50．《列子·楊朱》

41．《論語·里仁》

42．《論語·泰伯》

45．《孟子·盡心下》

46．《荀子·強國》

48．《莊子·天運》

49．《莊子·在宥》

51．《列子·黃帝篇》

53．《論語·為政》

54．《禮記·檀弓》

55．《論語·先進》

56．《論語·子罕》

57．《莊子·列禦寇》

58．《莊子·齊物論》

59．《蘇格拉底的最後日子——柏拉圖對話集》中《費多》篇。

——發表於《韶關大學 韶關師專學報》1990年第一期（1990年10月）

附記：

呂思勉先生在《先秦學術概論》一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5年6月版）中將列子、楊朱等與老子、莊子並列先秦道家學派。並指出今本《列子》一書「為湛（按：指晉代的張湛）所偽造，似無可疑。然謂其絕無根據，則亦不然」，「此書蓋佛教初輸入時之作。然作者於佛家宗旨，並未大明，故所言仍以同符老莊者為多，與莊子尤相類」，「以之作《莊子》參考書最好」。呂先生還特別比較了《列子·楊朱》篇（呂先生謂其「蓋真偽參半。蓋剽取先秦古籍而又以己意潤飾之者耳。」）與《莊子·盜跖》篇這兩篇中的有關內容，從而指出《楊朱》所宣揚的「且趨當生，何遑死後」、「說（悅）其志意，養其壽命」的思想屬「道家養生論之末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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