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劍峰：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東方早報 2009-5-4)

東方早報記者石劍峰

北京五四大街上的新文化運動紀念碑 CFP圖五四是什麼？啟蒙與救亡？科學與民主？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學生廣場運動與知識精英的文化反傳統？這些口號都寫在五四的旗幟上，單獨拿出其中一個在顯微鏡下品味，就可能曲解了90年前的那場政治與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並非一個組織嚴密、目標清晰的歷史運動，混亂、喧囂可能才是它的主流，也正因此，90年來我們可以從中解讀出如此豐富的內涵。一個立正起步向前走的五四，必然是單調乏味的，五四的魅力正在於它的眾聲喧嘩。五四是一條大河。1常常說五四要打倒孔家店，但五四運動卻是以保衛孔家店之鄉被動員起來的。在「五四」的舞台上，紅臉和黑臉，新青年和孔家店，都被動員起來。五四運動，不只是陳獨秀、李大釗，也不只是胡適、傅斯年，或者是運動邊緣的毛澤東們；它不只是啟蒙與自由，不只是科學與民主，也不是社會新生活、新文化，它有陳獨秀的「新青年」，有胡適他們的新潮西洋學說，有梁啟超的研究派，有辜鴻銘、章太炎、林紆等的舊學說，還有毛澤東他們的社會改造實踐。《新青年》、《新潮》、陳獨秀、胡適等人固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主力，但吳稚暉、馬裕藻等人致力於國語統一運動，也是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德先生、賽先生、費小姐、新村運動、安那其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改良派、打倒孔家店派，還有《新青年》之外的《學衡》、《國故》，以及滿城的「選學妖孽，桐城謬種」，共同構成了一個精彩紛呈的五四運動。一個最典型的細節就是，新舊人物們同時都是五四運動的積极參与者。需要澄清的是，僅五四運動這場學生運動中，主要組織和領導者並非是《新青年》們，而是來自《新潮》社和《國民》社的學生。這兩派人物在新文化運動中，分屬新舊陣營，《新潮》社的信徒文化主張極其激烈，而《國民》社的人連白話文都不接受。但在學潮期間，《國民》社的靈魂人物段錫朋卻與《新潮》社的羅家倫過從甚密。「五四」是一條大河，不同支流濤聲喧嘩互相融匯、衝突、推動著左右向前，喧嘩著不同的問題，不同主義，主義中還有主義——同為自由主義者，陳獨秀是激進的自由主義者，胡適是漸進溫和的；同為保守主義者，張君勱是保守自由主義者，梁漱溟是保守傳統主義。而在無政府主義里，更是派別眾多。所有這些其原則是「自我表達和自我滿足」，所有的論戰只有爭論沒有結論，東西新舊、解放與自由、問題與主義、科學與玄學……運動就是一切，懷疑就是一切，爭論就是一切，而背後的邏輯是寬容，人與人之間寬容，社會的寬容。而寬容來自沒有權威和霸權，就像張東蓀所說：「有勢均力敵之對抗，然後始能有容。」也因此，美國杜威的實用主義、易卜生的個人主義、俄國的民粹主義、英國的功利主義，都構成了年輕人的價值原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意義就在於喧嘩——思想的多元和文化的多元，而非一種思想撲滅其他思想，一種文化絞殺另一種文化。新舊非褒貶，新舊人物，康有為梁啟超、胡適陳獨秀、傅斯年羅家倫甚至毛澤東，他們的思想至少在那幾年相互交錯、互相依存，「湊在一起，立在同一水平線上講話」，這才是五四運動或者五四新文化運動最激動人心的魅力所在。瞿秋白在《餓鄉紀行》中道出了一個事實：五四新文化運動並不像後人所理解的那樣，新舊壁壘森嚴，鬥爭你死我活，它更像一個漩渦，把一切喧嘩投擲在裡面翻滾、發酵。新舊是一場雙簧。當然，眾聲喧嘩並非只有辯論、爭吵，大批年輕人組織工讀互助團，為勞工開辦夜校、組辦「平民教育講演團」，這些五四的烏托邦主義者同樣值得尊敬。陳獨秀也曾指出，他們也應參加處理諸如婦女地位、勞工環境、人口問題等論題的社會運動。五四的論題，也從政治、文化轉換至社會。而這也是五四的複雜緯度所在，所以五四絕非幾個精英人物的廣場秀。他們沒有對話規則、共識，即羅素所說的「混亂自由」，他們遇到了一個中國歷史上罕見的機遇，但沒能把握。喧嘩的局面只短暫存在，他們之間猛烈攻擊而不是目標一致地前進，多元的思想最終為二元絕對所取代，要麼是革命同志，要麼就是叛徒滾出去。也由於眾聲喧嘩，明星很多，口號很響，表演秀很誇張，他們最終沒能敵過政治。2五四運動在爆發的瞬間可能是一個抵抗外侮的廣場故事，一個標準的政治事件，可我們紀念、祭奠五四並非如此簡單。它既可以是狹義的五四學生運動，又是影響更為深遠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特別是後者，它既是以往一系列政治變革活動的延續，同時又啟迪了後來的社會革命。五四的複雜性在於，它既是清末民初一系列政治轉型的產物，同時也是對政治改革失敗的背叛。五四時期正在中國的杜威在寫給女兒的信中說：「一位曾對五十種學生報紙做過仔細研究的朋友說，這些報紙的第一個特點是有大量的問號，第二個特點是要求言論自由，以便能找出這些問題的答案。在一個信仰既定權威的教條，又是詩人感覺滿足的國家裡，這種提出疑問的熱潮，預示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但實事求是地講，這個時代沒有到來。五四學生運動的到來，新文化運動演變為激進社會運動，原本開放、多元、眾聲喧嘩的狀態，伴隨著黨派政治，趨向於封閉和排他性。胡適後來說新文化啟蒙運動被五四運動干擾，李澤厚的類似觀點是救亡壓倒了啟蒙，但啟蒙的失敗並不能完全歸咎於學生運動，不談政治的文化運動只能說是幼稚。新文化啟蒙運動的夭折，不在於外部環境的干擾，而是內部的崩潰。魯迅曾感慨，「舊朋友是變化多端，幾乎不剩一個了。」比如陳獨秀前後立場的轉變，比如胡適走向和政府和諧相處，等等。不到十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為社會革命所吞沒。所以只有魯迅，這位五四的潔癖者，始終堅持自由思想、自由寫作權利，甚至抨擊自己的知識界同行，因為他們不同程度背叛了五四立場。魯迅最後成了五四的堂·吉訶德，無論環境如何變化，他始終堅持五四的啟蒙立場。3羅家倫作為五四學生領袖之一，後來並沒有把這次運動稱為愛國運動，而是稱為民眾自決運動，他首先看到的是五四對民間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羅家倫還否認這場運動與其他政治運動的聯繫，而純粹是學生的血氣衝動，「沒有一個人是有政治色彩或是有政治目的而在活動。」而另外一些出自當年學生領袖的話語則把五四運動當成是「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和革命青年學生」領導的，「羅家倫、胡適之流並沒有領導五四」，這樣一種事後的喧嘩，在1919年是始料未及的。1980年代以來，學術思想界有意避開把五四和革命敘事聯繫起來，而把舶來的自由主義拔高，幾乎把個人解放和覺醒的實現變成衡量五四成敗與否的標誌，由此把個人覺醒和個人解放當作五四最重要的價值訴求。與此相關的論調是，五四知識分子批判傳統的一致步調最終凝聚起啟蒙的力量，但最終是救亡的外力傷害了啟蒙的實現。其實無論是革命敘事還是自由主義的五四，都是把五四簡單化了。在某種程度上，發生在五四當天的學生運動和趙家樓的火光，預示著新文化啟蒙運動的結束，喧嘩也趨於可怖的寂靜。(本文參考葉曙明《重返歷史現場》、楊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陳平原《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林賢治《五四之魂：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和舒衡哲《中國啟蒙運動》等)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1430/userobject1ai16696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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