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閱讀】《國家秘史上》：探究史記背後真相，戳穿中國歷史之終極陰謀與謊言

文章出處 : 掃地保安 http://bbs.tianya.cn/post-no05-354727-1.shtml　　在中國，不管是當局、還是異見分子，不管是大學問家、還是市井小民，大家都覺得自己生活所在的是一個有悠久歷史、燦爛文明的國度，當然那是曾經。大家的分歧在於，對於曾經的解讀——但誰都否認不了的是，中國之為獨特之中國，關鍵在於黃帝至秦漢時期，尤其是夏商周三代以降，這算是中華文化的奠基時期，釐清這一時期的歷史真相，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用了五年時間，完成了這本目前不到20萬字的書，我把它起名為《國家秘史》。　　在這五年里，一本《史記》被我翻爛了。但其實更重要更大量的工作在於，反覆查找資料的考據，以及夜夜難眠的設身處地的分析。　　我承認我這本書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完成的——我說的不是在這一領域廣受讚譽的民國大師級人物顧頡剛、錢穆，也不是在欣賞史書時特愛四處旁徵博引的錢鍾書，不客氣地說，我作為一個業餘研究歷史的農民工，如果說在史實考證方面不可能超過這些大師的話，那麼我至少可以在史識方面比他們幾位更出色——我到底是不是猖狂無知，相信大家閱後自有公論。　　我所說的巨人，是指司馬遷。他這個人以及他的《史記》，如果說在歷史上算不上被誤讀的話，那麼至少也是解讀得不夠深刻。當然，僅僅有《史記》肯定是不夠的，基本上《漢書》及之前的著作，都是參考範圍。　　其實我心裡很忐忑——我不知道當下的中國輿論環境能否容得下我的研究結果，儘管我都是基於事實的分析。比如下列內容：　　1，禪讓的真相是怎樣的；　　2，是管仲而不是孔子或老子，才真正是中國第一聖人；　　4，孔子的真面目不咋地，而孟子乾脆其實是個戰犯；　　5，儒家與秦國的親密往事由來已久；　　6，中國歷史第一冤案——秦始皇與儒家是「好基友」，一直是、從來都是；所謂的「焚書坑儒」的真相、秦始皇繼承人選擇的真相　　………………　　楔子：最後一個太史令　　1.　　研究中國歷史，必以《史記》為宗。倒不是說《史記》里的所有記載都準確可信，這是任何史書都做不到的事情，而是因為《史記》的作者太史公司馬遷，他比《春秋》的作者以及後來的史書作者不但更具才略，也更可信——因為他是最後一個真正的太史令。　　太史令也稱太史，官職名，相傳夏代末已有此職。中國上古時期的太史令就具有特殊的地位：一方面，這個官職具有與有神論民族的祭司相仿的特權——溝通天意，掌握神權。他依照其他人幾乎無法掌握的複雜而獨特的天文曆法知識，通過觀星、占卜、祭祀等手段，為政權的運用提供神權依據；另一方面，太史令也是國家的重要執政官之一，他常常會負責起草君主的重要文書、管理國家典籍。　　但於現實政權以及中國文明傳承最重要的是，太史令還全權負責如實記載史事、編寫史書——上古的中國人就認為，實事求是，而不阿附於任何人的見解或意旨，是神授於太史令的權力、天職、最高法則。　　所以，太史令是一個技術含量很高的、對節操要求也很高的工種，在文字、教育不發達的古代，尤其是先秦時期，這一職位的傳承同很多貴族職位一樣，通常是家族內薪火相傳。　　《史記》的作者司馬遷，正是誕生於太史家族，他的祖先就曾長時間是周朝的太史。他的父親司馬談，也是一個有抱負的太史令，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其實是父子共同的理想。　　我們都知道，司馬遷的《史記》非常精鍊。但在《史記》里，司馬遷運用了大量筆墨描寫和塑造了一大批他的模範前輩太史們的故事。由此可見，司馬遷對於太史（令）一職，是具有非常強的職業自豪感的。他講述的種種太史的故事，其間蘊含的深情與用意，頗可玩味。　　在《左傳》、《戰國策》、《呂氏春秋》等先秦書籍中，也有大量關於太史令的故事記載。與《史記》中太史令們不同，《戰國策》等書中的太史令們不乏昏庸之輩、不乏無益之諫，比司馬遷筆下的太史令個個是人中之傑，感覺更接近歷史的真實。　　我以為研讀歷史，既不可盲目崇拜拔高古人的「高大」，也不可生忽視小覷前賢之心——首要的宗旨，是要把古人也當人看，他們跟我們是一樣的有七情六慾，一樣的有瞻前顧後的利益糾葛。明白這一點，對於我們理解司馬遷、理解《史記》、理解《史記》背後的故事，都是必須的！　　所以，我們要探究中國歷史的真實過往，要真正了解司馬遷寫《史記》的立場與用心，必須先了解他筆下《史記》里的太史們。因為，這些太史們所代表的，其實就是司馬遷本人的理想和情操。　　2.　　在司馬遷的筆下，太史們是知往來興替的大預言家，但其實他只在很少的時候才會提到所謂占卜的作用，並且太史們的遠見卓識通常是建立在對歷史和政情高度熟悉的基礎上的鞭辟入裡的分析，顯示了太史們是最掌握歷史知識規律的一群人。例如：　　【之一】周王朝的太史預見了秦國將統一六國。　　——秦獻公十一年，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複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　　【之二】晉國太史墨分析魯國季氏興衰。　　——魯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曰：「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鄪為上卿 ，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之三】晉國太史趙預見陳國後人將取得齊國政權。　　——晉平公問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陳氏得政於齊，乃卒亡。自幕至於瞽叟，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至於遂，世世守之。及胡公，周賜之姓，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齊乎？」　　【之四】周太史也預見陳國後人將取得齊國政權。　　——陳完者，陳厲公他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岳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昌乎？」　　【之五】晉國時趙太史援預見「趙氏孤兒」之災難。　　——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　　【之六】周太史伯陽預見了西周的滅亡。　　——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竟廢申後及太子，以褒姒為後，伯服為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　　從《史記》里的很多記載也可以看出，太史是周王朝以及各諸侯國的重要執政官員之一，是王公的近臣，是經常能夠與大政、決大策的官員。並且其事其跡都隱藏著太史們的一個共同屬性：思想品德好，忠誠可靠。例如：　　【之一】周公時代太史就掌握「最高機密」。　　——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孰。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之二】齊國太史子余親身經歷國家重要變故並發表重要意見。　　——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閉門。宦者御之，子行殺宦者。公與婦人飲酒於檀台，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余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於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　　【之三】衛國太史作為說客為衛國爭取尊嚴。　　——十三年春，與衛靈公會邵陵。蔡侯私於周萇弘以求長於衛；衛使史言康叔之功德，乃長衛。　　【之四】衛國太史被「國際」知名人士看重。　　——三年，吳延陵季子使過衛，見遽伯玉、史，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　　【之五】鄭國太史伯為鄭桓公定國是、決國策。　　——於是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洛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鄶，虢、鄶之君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於周未有興者，楚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周武王克紂後，成王封叔虞於唐，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並，亦必興矣。」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民洛東，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　　【之六】齊國太史敫被太子信重，藏身其家。　　——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恆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己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　　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為王后，是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污吾世。」終身不睹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睹故失人子之禮。　　關於太史最精彩的記錄，則是太史們不廢公義秉筆直書的故事——在這裡，其中最值得譽美的是「在晉董狐筆，在齊太史簡」。可以看到剛直不阿，可以看到史不容情，可以看到邪不壓正！千古以降，直到今天我們讀到齊國太史兄弟前赴後繼視死如歸，但一定要寫秉筆直書歷史的故事，也不得不讚歎，這是何等雄烈的情懷！而這，也正是司馬遷的追求。　　【之一】周太史佚以秉筆直書為要挾，要求周成王君無戲言。　　——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於。　　【之二】晉太史董狐筆。　　——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弒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出疆乃免。」　　【之三】齊國太史前赴後繼，可以死，但不可以說假話。　　——丁丑，崔杼立庄公異母弟杵臼，是為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弒庄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　　3.　　綜合上述太史們的事迹，我們或許可以這樣為太史這一群體畫像：先秦時期的太史們，是一群具有高度專業知識（天文與歷史）的、極具高尚情操的、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舉足輕重的、行使著國家最高輿論監督權的、具有高瞻遠矚能力的、經常憂心忡忡的精英知識官員。　　這也是太史公司馬遷心中的太史令。可惜，到他當太史令時，世界變了。這個變化，要從春秋戰國時的一個主動兼職的業餘史官說起。他就是孔子。　　孔子據說是出身於沒落貴族家庭，幼年喪父，自稱「十五而有志於學」。十七歲母親去世，同年，魯國的大貴族季氏宴請士一級貴族，當時還披麻戴孝身著喪服的孔子主動去了，結果被人攆了出來——雖然包括《史記》在內的各種史籍都如此記載，但還是讓人不禁深深懷疑：已經傾心向學的孔子、從小就愛演習各種禮儀的孔子、最講究孝道的孔子，為什麼會在母墳土新、熱孝在身的時候，就不顧禮儀主動湊熱鬧去參加什麼宴會呢？這不該是孔子的所為啊！　　不知道被攆出來這件事是否打擊了青年孔子，後來他成了小官員——先後管理過倉庫、牲畜，再後來陞官了，負責管理工程施工。孔子人生的轉折點，或許在於與一個人的會面，那個人就是老子，當時的「周守藏室之史」——算是彼時的國家圖書館館長吧，在當時這樣的能夠接觸到各種典籍的人物，理應是多學科的學界權威。這在歷史上被叫做「孔子問禮」。　　從周問禮歸來，不知道孔子有沒有以老子弟子和禮學專家自居——老子傳授給孔子的可能不是孔子希望的禮之要義，而更可能是充滿老子辯證思維智慧的語句——但客觀上「出國鍍金」的效果是明顯的，孔子的弟子變得多了起來，孔子自此後，正式成為聞名於諸國的君子了——司馬遷就是這樣記載的，讓我們又不禁懷疑，他為什麼不像後世的儒生那樣，對孔子頂禮膜拜，譽之唯恐不及呢？　　後來，孔子根據魯國的史記，重新編寫了《春秋》一書。需要說明的是，實際上當時春秋代表一年，各國的史記都叫「春秋」。孔子編著的《春秋》，是一個劃時代的歷史文獻——不但在於其內容，更在於他所創立的一種寫作記錄歷史的方式，即後世所謂的「春秋筆法」。司馬遷說「約其文辭而指博」，「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他高度評價這本書的歷史貢獻：「《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如果你沒有看到我在前文中羅列的一大堆《史記》中提到的關於太史的故事的話，那麼可能還會覺得司馬遷對孔子版《春秋》的評價合乎一個儒生對於儒家創始人的評價；可是現在我們不免產生個疑問：只有亂臣賊子懼了？君主就可以不懼了？這不是把史書的功用片面化、低端化了嗎？看起來是在推崇孔子的《春秋》，但結合司馬遷的身份、對自己史官職業的無比的自豪感和榮譽感來看，司馬遷對一部史書的評價維度，遠不應該止於此。事實上，從他自己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史學宏旨來看，所謂「亂臣賊子懼」的評價，實在是明褒暗貶了！　　但司馬遷的評價卻也不失客觀，因為孔子在編寫《春秋》時的目的，就是維護君主、打擊「亂臣賊子」的。關於君主之惡，他不想說——他畢竟不是職業史官，職業史官的最高原則是真實；他只是想通過編寫或改寫歷史的方式，來達到宣揚自己政治主張的目的——孔子說：「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他是這樣的觀點，你就不能指望他編寫史書，能有像司馬遷筆下的那些太史們一樣的風骨節操。　　是的，正是孔子治《春秋》，開始違背了中國自古以來史官記事「可質諸天地鬼神，可無愧黎民百姓」的鐵面無私的唯實傳統。可以說，孔子是破壞太史制度的始作俑者，其以私心治史的做法，也是儒家取悅君權的「投名狀」。　　4.　　到了中央集權的時代，書寫歷史這個工作，因皇帝擁有了無上強橫的專權，而變得格外危險，很容易招致殺身之禍。《漢書》的作者班固，就因為「私改作國史」被人告發而下獄，差點性命不保，幸虧他的作品很對皇帝的口味——這也是《漢書》為後世所詬病者，太阿諛皇權了——才被釋放並被正式委以撰寫漢史之重責。　　司馬遷則不同，他太史令的身份職責之一就是為國家修史，所以這本身不會惹禍上身。最近幾年有一種奇怪的論調，說司馬遷寫的《史記》有很多自相矛盾之處是因為太史令本身並非史官，所以司馬遷「不專業」，這實在是「奇談」。　　原因之一，以漢武帝之嚴苛冷酷，如果司馬遷是像後來的班固那樣私自作史書的話，那麼漢武帝早就把他收拾了！何況，以《史記》言之，對漢景帝、漢武帝父子，實在是不客氣，要不是獨具風骨的史官行為的話，漢武帝和後世的皇帝能容忍？　　原因之二，在《漢書#司馬遷傳》里，很清楚地說明了司馬遷作為太史令的職責之一是修史。有人根據《後漢書#百官二》里說太史令的職責沒有修史，要知道後漢書寫的是東漢的故事，寫司馬遷的當然是《漢書》更靠譜。　　好了，讓我們繼續回到司馬遷的時代——　　在司馬遷的時代，太史令已經不復先秦時代的莊重榮光了。在寫給任安的信中，他說：「仆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可見這時候的太史，固然仍然可能是君王近臣，不過地位就非比從前了。　　但司馬遷父子並沒有妄自菲薄，他們想做一番開天闢地的事，做從前的太史令前輩們都沒有做到的事——寫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通史。他們或許心裡認為，他們是有隻對天地鬼神負責的著作權的，不過事實證明，他們大錯特錯了。　　看過史記的人都知道，漢文帝與漢景帝的篇幅，嚴重地不相稱——前者在位23年，後者在位16年，但《史記》中前者的篇幅是後者的4倍，且對於漢景帝一章，幾乎全然是「有事說事」(還包含不少天象異動的記錄！這種記錄通常都是大量出現在帝王不德或亂世時)，太史公風格的品評描述，一概沒有！這不是咄咄怪事嗎？　　要知道，漢景帝劉啟這個人，真不是沒有什麼東西可寫的人！　　他是漢文帝的第五個兒子，漢文帝居藩為代王時，原代王王后生了四個兒子。後來漢景帝的母親竇姬得寵，生下了漢景帝劉啟。《史記#外戚世家》中有這樣的幾句話：「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後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為太子。立竇姬為皇后。」　　這幾句平淡的話包含著一個特大的偶然性：漢文帝即位後，短短几個月內，他的原來的代王王后所生的四個大兒子，相繼死掉了！於是，第五個兒子，正得寵的竇姬的兒子劉啟，就成為了「長子」，正位東宮了！　　事實真的是漢景帝的四個哥哥都沒有皇帝命嗎？在醫療不發達的古代，這當然是有可能的，不過讓人納悶的是——對於太史令司馬遷來說，他自己生於漢景帝時代，按道理說關於漢文帝漢景帝的前後故事應該了解得很清楚才對，可是在《史記#孝景本紀》里，他又說漢景帝前面死的哥哥是三個！這樣簡單的事實也會出錯嗎？有人說，這是因為《孝景本紀》就不是司馬遷寫的。好吧，但這樣的情形很多，難道對於這樣簡單的小問題，司馬遷都搞不清楚，他糊塗如此，還能寫出分門別類，上下兩千年的皇皇通史？　　答案只能是，他有意為之！這種前後的矛盾，可能就是司馬遷故意留下的「破綻」或者說伏筆，以待我們後人去破解！　　譬如漢景帝的這裡，為什麼漢景帝的四個哥哥都離奇暴斃呢？這會不會本身就是一個宮廷陰謀的結果？如果想到他的母親竇皇后，出身自惡名昭著的呂雉的身邊……莫非竇姬跟呂雉一樣心狠手辣，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為了讓自己的兒子劉啟繼位，就設計害死了沒有母后撐腰的漢文帝的四個大兒子，漢景帝的上位本身就是個陰謀？這不是不可能，要知道後來的竇姬雖然沒有像呂雉那樣製造駭人聽聞的慘案，但她也在事實上長期把持朝政，直到自己的孫子漢武帝繼位後仍然不肯放權，對於敢於挑戰自己的權威的人，不惜痛下辣手……但，這一切真是司馬遷所不敢言者！但他可以通過種種「瑕疵」和「自相矛盾處」給我們留下他的疑問。　　至少他也還能夠記載和評論那些鐵一般的事實——　　漢景帝為太子時，有一次和吳王劉濞的兒子，也就是他的堂弟下棋。下著下著兩個人發生了爭吵，太子劉啟就抄起棋盤，將劉濞的兒子打死了。這個事告訴我們，劉啟同學脾氣不小很容易衝動，並且心狠手辣。　　漢景帝為太子時，就得力於太子家令晁錯。晁錯提出的一些建議主張報告給漢文帝後，為漢文帝所激賞。漢景帝繼位後，把晁錯升職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並聽從晁錯的削藩建議，可是在諸侯國起兵造反時，七國打的旗號是「誅晁錯，清君側」，他就幼稚地相信了，把晁錯作為妥協的犧牲品給殺了。這個事告訴我們，漢景帝作為普通人他刻薄寡恩不念舊情，作為皇帝他缺乏遠見和洞察。　　漢景帝的母親竇太后有漢景帝和梁孝王兩個兒子，在漢景帝還未立太子時，有次與梁王一起喝酒，許諾將來皇位傳給梁王。從後來事情的發展來看這個未必是他的真心話，而由此「輕言」導致了後來的一連串大麻煩，條侯周亞夫後來被下獄致死，也跟此事有莫大關係。這件事告訴我們，漢景帝為人輕浮虛偽，酒後無德。　　或許，司馬遷本來還記載了很多很多……　　自認為雄烈超邁的漢武帝，沒有辦法容忍司馬遷的鐵筆直書。漢武帝發現司馬遷寫的《景帝本紀》中絲毫不為君諱，極言景帝其短時，他氣急敗壞地將司馬遷的文字大段大段的刪掉了，留下了短短的幾則事實，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奇怪的《景帝本紀》——當然也有人說，司馬遷寫的《景帝本紀》被漢武帝徹底廢棄了，現存的是別人寫的。　　在中國歷史上，漢武帝是一個留下了深遠影響的帝王，他的惡行之一，就是上面說的，開篡史之先河——這麼說還不太準確，應該說他是篡改二十四史的第一人。　　此事為司馬遷種下了禍根。後來漢武帝借李陵事件的機會，將司馬遷下蠶室——閹割了司馬遷。這明明報的是司馬遷秉筆直書寫歷史，揚君父之短的惡仇！從此，司馬遷從皇皇太史令，墮落為忍辱偷生的太監宦官中書令。　　難道說學究天人、道通古今的司馬遷不明白，這個時代已經不是先秦？難道他不明白，喜怒無常的漢武帝不會容忍小小的史官指摘他的父親得位不正？　　顯然，在司馬遷的心裡，什麼都大不過一個太史令的節操，這是他不會對任何人講的話，這是一種深藏於胸的驕傲。　　漢朝已經建立了一百年，曾經的風雲變幻、曾經的節烈或奸雄，都已成過眼雲煙，並在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歷史的真相越來越模糊……春秋戰國以來所萌發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的大思想時代，隨著漢帝的越來越崇信儒家，也越來越歸於湮沒……　　司馬遷認為：「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他當然希望自己是重於泰山，而作為一個真正的太史令，惟其秉筆直書才有泰山之重。　　但這畢竟是一個慘淡的年代了！為信史慷慨赴義不難，怕的是人死書不傳的枉死。在漢武帝的時代，真正的太史令，不可以是有勇無謀的匹夫之勇，要想讓歷史真相得以流傳，必須跟殘暴的君主「鬥智」。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事實上，司馬遷所作的《景帝本紀》只能算是虛晃一槍，就像關於漢景帝之前到底有幾個哥哥一樣，司馬遷在《史記》里留下了眾多的伏筆與後門，讓我們得窺一些看似無足輕重實則關礙甚大的史實，並進而思考歷史的真相，探尋國家的秘史。　　他所謂的「成一家之言」，並非只是謙虛，還更有一份自負，乃是留下天下獨一的真相。　　他在《史記》里，把驚天的大秘密藏得好好的呢。　　【關鍵人物——竇太后】　　要理解司馬遷及其之前的西漢時代，一個關鍵人物就是竇太后。　　往昔人們在談到竇太后時，只看到了她「好黃老之言」，因而影響了西漢前期的政策。　　事實是，竇太后是一個劉邦的呂后一樣的角色——只是由於呂后在劉邦死後，不但專權，甚至要奪了劉家江山改姓呂，有這樣的大是大非的錯誤，在其身後被徹底清算，所以呂后才算留下了惡名。　　竇太后不同，沒有那樣的錯誤，所以歷史上對於她的惡，可以說清算不足。　　這個我們後面再詳談。　　但至少如前所說，我們知道司馬遷寫《史記》，其榮辱興衰，與這樣的背景是密切相關的。　　第1章：禪讓疑雲——洪荒時期的罪與罰　　一個自信的民族，首先應該有對民族歷史的自信：既勇於自我陶醉、捨我其誰，也不怕出乖露醜、自揭傷疤——我們就在這裡，我們一直在這裡，就是這樣。　　這才是一個大國應有的氣度。然而，兩千多年來，由於歷朝統治者為了渲染其統治理論、增強說服性，一直在對歷史喬裝打扮，而最讓人難以接受的是，直到今天我們的歷史課本仍然在沿襲諸種荒謬錯誤的說辭，而非真正的歷史教育。事實上司馬遷對此也是有種種不滿的——或明或暗的說明，就在《史記》里呢。讓我們從源頭說起。　　上古時期的「三皇五帝」時期，是傳統的儒家學說認為的天堂一般的時期，尤其是堯舜禹的「禪讓」，那更是極盡人世間政治德行之美。事實是不是這樣的，其實是無可考究的，但問題的關鍵在於，被認為是「半個儒生」的司馬遷，在記載中貌似跟儒家一樣溢美這一時期，但究其實情，他根本就不認同神話這一時期的做法！　　中國文明歷史的起源，是上古洪荒時期的傳說中的「三皇五帝」。關於三皇是誰的版本有很多，入選的有女媧、共工、伏羲、神農、燧人、祝融、黃帝、羲農、天皇地皇人皇泰皇等。既然都是傳說的，以誰為是呢？那麼我們還是最好看重其象徵性的歷史作用吧——　　三皇之一，燧人氏：教會遠古中國人鑽木取火吃熟食，結束了茹毛飲血的時代，會用火了這是個劃時代的改變。　　三皇之二，伏羲氏：伏羲傳說中他發明創造了八卦，成了中國古文字的發端，也結束了「結繩記事」的歷史。他還教會人們先進的漁獵方法，還創造了樂器，創作了中國人有名字的第一首樂曲《駕辨》，可以說他開啟了中華人文文明。　　三皇之三，神農氏：顧名思義，他是我們的農業之神，教會人們農業種植，使中國人走向定居和大規模繁衍的時代。　　這樣釐定遠古的三皇，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這三者正好奠定了幾千年來的中國的最本質的特徵：最會吃的飲食大國（燧人氏）、最獨特的文字文明和因之薪火相傳的歷史（伏羲氏）、人口最多的農業大國（神農氏）。也正是有這幾樣特徵，助力了中國在古代的長時間裡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GDP最高的大國。　　那麼，五帝又是誰呢？他們是——　　第一， 黃帝。中國人文祖先，形式上統一中國。　　第二， 帝顓頊——黃帝三代孫。據說：他有文治之功，創製九州，創建統治機構，建立各種社會家庭道德規範。　　第三， 帝嚳——黃帝四代孫。據說：前承炎黃，後啟堯舜，知人善任，起用的神射手后羿成功鎮壓了叛亂。　　第四， 堯——黃帝五代孫。據說：創建曆法，根據日月星辰創建一天中的時間，分明四季和節氣，規定一年有366天，以閏月正四時。　　第五， 舜——黃帝九代孫。他的故事最驚心動魄最耐人回味。　　第六， 最後，禹——黃帝五代孫。他不是五帝，因為事實上他開啟了父死子繼家天下的傳統。（前五位就是五帝。）　　在司馬遷的《史記》里，他重點講述了堯、舜、禹禪讓的故事。在我們討論禪讓故事之前，先弄清楚司馬遷告訴我們的這樣幾個事實：　　其一，黃帝以降，王權是一直把握在黃帝的家族手裡的，所謂的最遠的一次，也只是到了黃帝的九代孫舜那裡一次。　　其二，儒家最為讚美的所謂堯、舜、禹的兩次禪讓，其實也是在黃帝子孫家族中進行的，用現在的話說，也是統治集團內部進行的，並且，耐人尋味的是，堯是黃帝五代孫，舜是外圍的九代，禹又是更近的五代。　　如果這麼說還不清晰地話，那麼還是讓我們走進堯舜禹時代看個究竟吧。　　儘管司馬遷毫不吝惜地用「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等一長串誇張的語句讚美堯，但是描述堯即位的一句簡單的話還是足以引起我們的注意：「帝摯立，不善，而弟放勛立，是為帝堯」。不必任何揣測即可得到的結論是——其中是否有陰謀陽謀，是否有血雨腥風，我們不得而知，但司馬遷告訴我們，堯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非正常即位的君主，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在堯之前的繼位，都秉承了「家天下」+「國賴長君」的制度來傳襲帝位，那麼，為什麼忽然到了堯時，他要把帝位禪讓給舜呢？這是偶然的嗎？　　傳說里，堯是有10個兒子的，尤其是他的嫡長子丹朱——傳說中他是中國圍棋的始祖，是史上留名的。為什麼不傳位給丹朱呢？在堯選拔繼承人時，放齊推薦他：「嗣子丹朱開明。」堯說：「吁！頑凶，不用！」舜在坐穩了江山後，對自己的接班人禹說：「毋若丹朱傲，維慢游是好，毋水舟行，朋淫於家，用絕其世」。　　綜合以上說法，我們基本可以推斷出丹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是個性爽朗直率的性情中人，他的心思不在政治上，且不願意聽從堯的勸說（頑凶）。這樣的一個人，放在後代當國君也不是不行，事實上後世的帝王比他荒唐的多了去了，也未必都是亡國之君。但是，當時最大的社會和政治問題是——大水災！　　「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其實廟堂里更憂，甚至為此不得不幾次遷都。這個事很難！所以，堯可能心裡認為，丹朱這種自由散漫的性格，就是當上了國君也難以持久來治水，所以對是否由兒子來接班，他心裡一定是很猶豫的。　　自己的兒子不成器，他讓大家自由推薦，他的大臣們推薦的主要有三個候選人——　　其一，共工。這個其實是陪練圍標的。　　其二，鯀，他是帝顓頊的兒子，輩分上講是堯的堂叔！但實際年齡應該正好是春秋鼎盛，其實很適合接班，但貌似堯不太想讓自己的叔叔接班啊！他瞧不上鯀的理由是他「負命毀族」。　　其三，舜。他是黃帝的九代孫，其實也是昌意那一支的，輩分上講是堯的曾孫，一個感情上比較好接受，另外，舜已經是平民化了，選他做繼承人，實際上不乏「寧與友邦，不與家奴」的況味了。　　這樣一看就知道了，關於接班人的選擇，實際上是舜與鯀的政治鬥爭了！關於鯀，大家只知道他出身黃帝近支，善於治水。在與舜的鬥爭中，被舜玩死了。　　舜這個人，非常有料。最關鍵的，顯然是堯非常喜歡他的平民身份，喜歡舜這個孩子的忠厚老實——他的瞎爹和後媽、異母弟都特別不待見他，他一樣很孝順。於是別人一推薦，堯自己也不考察，就先把自己的兩個閨女一起嫁給了他！還美其名曰用這個方法來考察他。這明明是選擇一個苦孩子，用榮華富貴和美色羈縻他：選他做繼承人，還讓他成為自己家族的一員——女婿，然後用這種方式將最高權力傳承下去啊！這樣的忠厚孩子，對待那麼壞的父母都能隱忍忠孝，那我給他這麼高位置對他這麼好，那他對待我和我們家人還能差了？　　這個可能是堯的心裡想法。接下來呢，堯也從不同方面對舜進行了考察。那麼，舜是否能夠經受住考察，成為合格的接班人呢？　　結果舜沒有讓堯失望啊！舜修身齊家不用說，他的道德境界的高尚，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他的父親和異母弟，在堯已經把兩個閨女嫁給了舜且明確要讓舜當接班人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幾次三番下毒手要害死舜（狼子野心何其狂毒！真是狗膽包天），而舜呢，只是每次都安然逃脫而已，沒有怨言，沒有發飆，也沒有像一個真正的人那樣遠離這兩個災難，彷彿他是孫悟空，根本不懼煉丹爐……這個人，是不是比他的父親和弟弟更可怕？【魯迅曾經評價三國演義「狀諸葛之多智而近乎妖」，看了舜的故事，有沒有覺得，羅貫中是有史記的故智可師呢？】　　對於舜的描寫，完全脫離了司馬遷本人的價值觀。司馬遷本人高度崇拜的，在《史記》中留下濃墨重彩記錄的管仲和晏子，都曾經說過類似的一句話，大意是：一個人說話辦事如果好得不近人情匪夷所思了，那麼這個人一定是不可相信的。司馬遷為什麼違背自己的價值觀念，千方百計把舜塑造成近乎於神的形象呢？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造成一個順理成章的邏輯，以便迎合世俗儒家的觀點——堯把帝位傳授給舜，太應該了太對了。　　在通過堯的考察，代理年老的堯治理國家後，舜做了幾件事：　　（一）密集地視察各地，與各地方諸侯和基層單位會面，建立人氣。　　（二）減輕刑罰，邀買人心。　　（三）為了杜絕後患，剷除競爭對手，將自己的接班人競爭對手以及他們的推薦人，找茬流放！（對手共工，以及推薦他的驩兜；鯀，以及事實上支持丹朱的三苗，都被打擊流放！）　　（四）建立自己的隊伍。他啟用新人——「八愷」和「八元」，得到這十六個家族的支持，同時也通過他們牢牢將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舜這時作為統治者，展現的最高明的手段，乃是掌控思想文化上的話語權，建設順民政治——這大概是中國歷史上統治者「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霸權的濫觴——他一方面樹立「八愷」和「八元」這種聽話的好典型，又毫不留情地打擊異類。　　其實他所打擊的異類，也就是像丹朱那種追求自由奔放個性的，並非真有什麼滔天罪惡——有四個典型，他管人家叫「四凶」。他們分別是：　　「渾沌」——這個人應該是直率剛猛講義氣的；　　「窮奇」——這個人可能是喜歡大言驚人，看事情的角度往往跟常人不一樣；　　「檮杌」（音逃物）——這個貌似非常固執，有自己的看法不在乎別人的意見；　　「饕餮」——這個就更冤了，只是特愛吃，貪財。　　舜將這「四凶」被流放到邊疆，這在當時不啻是要命的懲罰！你想到了什麼？打擊右派是不是？　　這樣的手段，絕對不是司馬遷所推崇的，他本人就是這種雷霆手段的受害者。觀之《史記》，司馬遷所描寫的與舜這一做法相彷彿的，還有三個人，分別是：孔子、秦始皇、漢武帝。孔子與後兩者並列，看起來是很有趣的事情，但事實如此，我們後文會有詳述。　　舜有這樣的手腕，丹朱和鯀顯然不是對手。現在，我們應該已經很清楚了第一次的禪讓是怎麼回事了。堯選擇了自己的女婿當接班人——並且可能也留下了「丹朱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君自當之」這樣的遺言。然後堯死後，舜也讓丹朱當了三年大王，但是由於實際權力都在他手中，丹朱當的也沒意思（我們就不揣測發生了政變，舜殺害了丹朱之類的兇險了），所以舜三年後才正式繼位的！　　有人可能會說，你這樣解讀太惡毒了，人家司馬遷心裡就是認為舜是神一般的存在，所以是真心實意的描寫了舜的極其高尚的品德，不行嗎？其實司馬遷怎麼認為的，他在《史記》里也真實記載了，在《伯夷列傳第一》里，他提到，當年堯本來是要把王位讓給許由的，但是許由不接受。他認為：許由道德非常高尚，應該是古代被讚美的第一人，可是不明白為什麼孔子就不提許由的事兒呢？　　司馬遷非常推崇不接受王位的許由，對那個接受了王位的舜，他真實的態度應該是怎樣的呢？兩者相比，高下立判吧！　　其實司馬遷列傳的第一就提出了許由的疑問，我認為他是有所指代的——他在史記里隱藏的最大的秘密！這個秘密在這裡我們尚且無法明了，讓我們繼續跟著歷史的腳步去揭開迷霧和面紗吧。　　那麼，禹又是怎樣成功上位的呢？　　禹的父親鯀因為治水無功而被流放致死；可是滔天大水仍然還是要治，派誰去呢？鯀的兒子禹成為舜的一舉兩得的選擇。治水成功了是我會用人；治水失敗了，正好斬草除根。　　我們都知道大禹治水是成功了的，我們也知道大禹專心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故事。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禹真的這麼投入、這麼因公廢私嗎？　　其實大禹是害怕自己遭到父親一樣的處境，不敢回家，而不是不想回家。這個司馬遷說的很明白。「禹為人敏給克勤」，「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當時被任命去治水時，禹就很害怕，希望讓給別人這個工作，但是舜很不客氣啊——「女其往視爾事矣」，白話說就是：別廢話，趕緊去干你的活去。　　所以，禹不能不明白這個舜的用心啊！加上他為人小心謹慎，所以，不但三次經過家門不敢入，而且，他是在新婚第四天就離開了他的新娘，踏上了治水的道路，再次見到老婆和這四天里種下的愛情果實——兒子啟，就是13年後的事情了！　　司馬遷記錄的禹的功績，應該說都是實打實的，遠比舜的所謂品德高尚更有說服力——　　在堯舜禹的時代，地球可能遭受了一個長時期的洪澇災害天氣——之所以說是地球，是因為巧合的是，誕生於歐洲大陸的《聖經》里，也描寫了大約五千年前地球在經歷一次巨大的洪水，因而有了諾亞方舟。不管是中國的人文傳說，還是西方的宗教讀本，我們認為應該都是有現實基礎的。　　可以想像，堯舜禹時期的中國經歷了一場長時間、大範圍的超級降雨天氣，平原和丘陵地帶被普遍淹沒，天下處處澤國。這種災難天氣不但給人們生活帶來不便，更重要的是它摧毀了農業基礎——地表水過多形成了澇災，地下水過多又形成了漬災，而澇漬災害又伴生了土地的鹽鹼化，農田徹底變成廢田。這種情形在中原地區廣泛的存在，以至於這一地區變得難以生存，所以堯舜禹時期的中國人類活動中心轉移到了地勢較高的今天的山西省一帶。　　大禹認識到了要治水成功，必須要疏通河流，將各河流流域的洪水，通過被疏通的河流，排放入大海，這是治水成功的關鍵，因此大禹治水的過程，其實也就是帶領大家疏通河道的過程。在《史記》中提到的治理過的河流，就有衡水、漳水、濟水、漯河、黃河、濰河、淄水、汶水、淮河、沂水、泗水、濱水、長江、漢水、沱水、涔水、洛水、伊水、瀍水、澗水、潛水、沔水、渭水、弱水、涇水、灃水等——之所以在這裡列舉，是因為在各河流域本是重災區，但河道疏通後，各河流域真正成為農業生產和生活的適宜之地，也因此在這些各河流域後來慢慢誕生了中國最早的城市群落。其實細心者或許早就發現，中國的很多地名其實都來源於河流的名字。　　大禹治水是個系統工程，他不但帶人疏通了河道，還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帶領人們在山脈區域開通道路，打通不同區域間的交通障礙，這就是所謂的「道九山」。同時，在治水過程中，釐清了「九州」的行政區域，加強了各州各地區與「中央」的聯繫。　　可以說，大禹治水徹底成功了！「於是九州攸同，四奧既居，九山旅，九川滌原，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所以，我認為大禹作為一個傳說中的歷史人物，在中國歷史上所起到的關鍵作用，遠非三皇五帝可比。大禹治水，為中國遠古時期的隨遇而安的自然農業走向更先進的選擇性人工農業奠定了基礎；大禹治水，加強和發展了中國的九州含義，大大促進了中國作為一個整體性地區的溝通交流。所以我說，大禹不但是中國歷史上治水第一人，也是公路第一人，還是農業第一人。　　功勞是功勞，政治是政治。我無意於為古人安排劇情，但是司馬遷在《史記》里就是這麼寫的——　　禹知道，如果僅僅只是治水成功，可能接下來一樣有別的難題在等著他，他必須自求生路，那就是讓舜感動！他的工作成果大大超乎了舜的預期的。在治水的過程中，他每治水成功一地，就宣傳一路舜的聖德，並規定了納貢制度，最終他不但治平了長期禍亂天下的水患，而且使舜的聖德天下皆知，並營造了萬方朝宗的從未有過的大好局面。這個使舜深深感到：禹，人才難得啊！　　自己的老爸是怎樣被舜斗敗，舜怎樣上位，禹都是很清楚的，他深知：玩花活玩虛頭巴腦的，誰都絕對不是舜的對手，在這樣的偉人面前，你除了老老實實做人老實幹活，只還有一件事可以干，那就是——吹捧他，高山仰止地吹捧他。　　以至於，連舜自己都說：「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　　這不就是偉大領袖與英明領袖嗎！　　事實上，如果認為吹捧是一件很簡單的事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要把准舜的心脈才行。　　治水成功後禹正式進入了中央決策層，成為舜的重要大臣。在這個群體里，只有禹琢磨透了舜的心態。在別的大臣還暢談建言舜應該如何勵精圖治的時候，只有禹建議舜垂範天下，無為而治了。為嘛？　　從小活下來就不容易，整天提心弔膽防著自己的爹後媽異母弟暗算；　　好不容易活下來混了點名聲，又被老堯考察來考察去；　　東奔西走發展勢力，千方百計打敗政敵，又好不容易熬到堯這個太上皇仙去，到真正掌握政權了，洪水滔天仍然煩憂……　　終於有這麼一天治水終於成功了，世界也清凈下來可以享受榮華富貴了，我老舜已經74歲了，你們還讓我勵精圖治？　　所以，舜對禹的無為而治的建議，那是相當的滿意，甚至是很感激的滿意：你們是我的左膀右臂，有什麼事你們就去幹了就好了！　　這時候的舜，真的已經完全對禹是不設防了！　　而禹是干實事干出來的人，在「南征北戰」治水的過程中，不用說他一定也是建立了自己的隊伍的，並且與各方諸侯也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另外他小心謹慎的個性也為他在中央領導階層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可以說，最後禹的上位，是天時地利人和了！　　於是，舜去世後，如同堯當年去世後一樣，禹也讓舜的兒子商均當了三年天子，再然後，「迫於民意」，禹自己當上了天子。禹去世後，伯益當了三年天子，然後又自慚地將帝位讓給了禹的兒子啟，啟是夏朝的第一個帝王。　　堯——（丹朱）——舜——（商均）——禹——（伯益）——啟　　如果結合當代歷史和考古研究成果，我們不難發現，堯舜禹禪讓故事的背後，是當時處於原始社會末期的中國，東夷部落勢力崛起，並進而成為當時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得東夷者得天下」——舜和禹，都是出身於東夷部落。可以說，這是中國最早期的地緣政治。　　同時，原始社會終結，中國開始進入人文文明時期——這一時期的重要標誌是，由原始人的「人與自然的鬥爭」，轉變為「人與人的鬥爭」或者說「人類社會的鬥爭」；堯舜禹的禪讓，與其說是被歌頌的高尚，不如說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進入新階段後，為了爭奪利益再分配的一次次鬥爭。這，與春秋戰國時期各國之間的一次次爭鬥，與秦滅六國，沒有根本的分別。　　這或許能夠解釋，為什麼司馬遷在讚美堯舜禹時，那麼沒有節操。　　因為，他是言不由衷的。他不這麼干，可能《史記》就無存。　　歷史的真實情況如何呢？《竹書紀年》記載——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　　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　　舜放堯於平陽。（放，流放）　　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第2章：封建天下——王權永固的夢想與童話　　中國的王朝，始自夏、商、西周三代。歷史關於三代的記載，就是個簡單的輪迴：先是一代明君，興盛五百到八百年，傳之末世君主，凶暴淫亂不德，於是又有小部落的聖人出現，帶領各諸侯部落推翻末世君主，開始新王朝的輪迴。夏啟英武，夏桀失國；商湯代夏，商紂絕命；周文、武王兩代伐商，終建周朝，傳諸幽王，西周滅亡。　　到了後世的東周春秋戰國時期，三代為孔子等人所唱美禮讚。三代開國家政治系統建設之先，當然有值得讚美之處，但孔子等崇拜的，主要是君臣相得的統治秩序和所謂的「聖人」先賢——主要有商湯、伊尹、周公等。讓我們看看司馬遷是怎麼說的。　　關於商湯的「至德」，有一個有關捕鳥的故事。商湯讓人捕鳥時不要四面八方的用四張網，而是只留一面。「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這裡有兩個疑問：第一，鳥是那麼好捕的嗎，當時的網很先進嗎？第二，當時的捕鳥的狀況，跟後來所說的不「涸澤而漁」，大概遠不是同一種情況。湯真能扯、真會作秀，有沒有這個感覺？這個讓我們又一次感到，司馬遷在描寫可能他自己都不信服的事情時，確實往往有失水準，又或者他就是故意的？　　商湯的主要輔臣伊尹，則是被後世儒生稱之為賢相的代名詞。這是怎樣的一個人呢？《史記》里記載了這樣幾條值得注意的情況：　　（一）伊尹是怎麼來到商湯身邊的。司馬遷說伊尹想獻身投靠商湯但沒有門路，無奈之下給人做陪嫁的男僕，背著飯鍋砧板來見成湯，借著談論烹調滋味的機會向成湯進言，勸說他實行王道——但他又提到，也有人說，伊尹本是個有才德而不肯做官的隱士，成湯曾派人去聘迎他，前後去了五趟，他才答應前來歸從。這裡的「也有人說」值得我們注意——司馬遷在講述更古早的聖人故事時，也從來沒有這種「或者」的情況。為什麼會這樣？　　（二）伊尹曾經離開過商湯，去投靠夏桀了，後來又回來投靠商湯。他回到商都亳那天，他從北門進城時，遇見了商湯的賢臣女鳩和女房，於是寫下《女鳩》、《女房》，述說他離開夏桀重回商都時的心情。可見，一方面伊尹的忠誠度其實是堪憂的，另一方面他又具有相當高的文才以及很強的處理人際關係的能力。　　（三）伊尹輔佐商湯取代夏朝建立商朝，不久商湯就去世了。結果這時候，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商湯的太子太丁還沒有繼位就死了；於是太子的弟弟外丙繼位，然後三年就死了；外丙的弟弟中壬繼位，四年又死了！這時候估計商湯的兒子都死光光了，於是伊尹又立太丁的兒子太甲繼位。但是「帝太甲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但是，三年後帝太甲改過自新後，伊尹就又讓他回來繼續當天子。伊尹還發揮了他的文學特長，又寫了篇《太甲訓》褒揚帝太甲——前幾年他還寫《伊訓》、《肆命》、《徂後》等訓詞，教帝太甲怎麼做人怎麼治理國家呢。　　比司馬遷更早的史料《竹書紀年》明文記載：伊尹其實是亂臣賊子，他篡奪了帝太甲的王位，流放了帝太甲，後來帝太甲奪回了王位，殺了伊尹……莫非真相是，司馬遷也看穿了伊尹其實是古今奸相第一人，但司馬遷要這麼明說，等於捅儒家的心窩，儒生們根本饒不了他？所以，他才用了這種讓人產生種種疑問的筆法來寫伊尹這個人？　　與商湯、伊尹的「存疑」描寫相比較，司馬遷筆下的周朝開國人物，有一位真的是品德高尚，即便放諸今天也可謂高風亮節、讓人感動！等等，我說的不是周文王或者周武王，也不是姜太公或者周公，而是周文王的爺爺——古公亶父（dǎn fù）。　　古公亶父當部落首領時，戎狄的薰（ｘūｎ，熏）育族來侵擾，想要奪取財物，古公亶父就主動給他們。後來又來侵擾，想要奪取土地和人口。人民都很憤怒，想奮起反擊。古公說：「民眾擁立君主，是想讓他給大家謀利益。現在戎狄前來侵犯，目的是為了奪取我的土地和民眾。民眾跟著我或跟著他們，有什麼區別呢？民眾為了我的緣故去打仗，我犧牲人家的父子兄弟卻做他們的君主，我實在不忍心這樣干。」　　這是怎樣崇高的一種覺悟啊！這是真正的人民第一，這是真正的執政為民，這是真正的「社稷為重，君為輕」！和平第一，生命高於一切，即便放到現在，無論中外，最開明最仁厚的統治者也不過如此了！　　當然，越如此謙遜仁愛的君主，人民越不會離開他。古公的仁愛博得了廣泛的讚譽和追隨，為周朝的建立打下了深厚的基礎。至於他的孫子周文王和玄孫周武王用武力討伐商紂，那是替天行道，又是另一番意思了。　　令人遺憾的是，古公亶父的思想光芒，只在為了襯托周文王、武王時出現，後世的人們——哪怕到了今天，也很少真正重視他的思想。相反，歷朝統治者為了維護既得利益，一直給人民灌輸的是「寸土不可丟」；而其事實是，只要統治者不是暴虐百姓的，其實這塊土地是屬於哪個王朝，跟老百姓本質上是沒有一毛錢關係的。但如果因為爭奪土地而爆發戰爭，要去當炮灰、多半會喪命疆場的，主要是老百姓。古公的這種觀點，後來到春秋戰國時期發展成一種更加先進的思想主張，這個我們後面會專門來談。　　也許是有感於夏、商兩代都是天子的實際影響力最多不過五百里，對其他地區的實際控制力薄弱，容易引發「商代夏」、「周代商」這樣的事情，周朝取得天下後，周武王居安思危，實行了一個夢想著能夠王權永固的舉措——封建天下。把自己信任的功臣和王侯們，派遣到各地去建立諸侯國，代替周王統治該地區的子民，阻止非周王系的部落勢力坐大，這樣就真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了。周朝的分封制，使中國中央政府的實際影響力，第一次達到了「全國」。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周朝是一個偉大的朝代，分封制在當時是一個牛逼的制度，因為分封制，周朝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政權，儘管這個全國性的政權並非秦之後那種中央集權。而沿襲中國幾千年歷史的所有文化思想制度，也因此得到全國性的一致認可。儘管後世的漢朝、唐朝往往被認為是中國國家發展的高峰和代表時期，但周朝的開創性更堪稱史詩。　　武王的分封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先代的聖王后裔——「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另一部分則是重點，分封功臣謀士。太公望姜尚功勞最大，首先被封於營丘，建立齊國。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次之，被封在曲阜，建立魯國。「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余各以次受封。」分封制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長達幾百年里，相繼完成的。　　分封制體現了這樣的幾個特徵：　　（1）東方的齊、魯之地，最早形成了中國的省級行政區域的雛形，也就是今天的山東省地區，齊魯封國建立後，這一地區很快發展成整個中國最為領先的地區，其人口密度和經濟發展水平為全國之冠。同時，齊魯地區也在此後長達千年的時間裡，一直是中國的文化中心，這種影響力甚至綿延到今天——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後世的將近三千年里，齊魯之地的影響力超過了其他任何一個省份，尤其是在北方，這種影響力體現在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有很多人認為是後世出現了孔子使然，實際上沒有孔子亦然，這一點我們後面還會談到。　　（2）齊國在太公望就國後，很快就成為諸侯國中勢力最強的。先是打退了東方的萊夷國的進攻，在站穩腳跟後，「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然後，在魯國遭到淮夷進攻時，出兵支援魯國打敗淮夷。後來，又奉周公之命，討伐唐地，取得勝利後，這塊土地被周成王分封給了弟弟唐叔虞，建立了晉國。在整個周朝時期，在所有諸侯國中，齊國都是勢力最強、稱霸時間最長的，這一點在秦統一後仍然顯見——秦始皇的歷次巡視齊地，也與此有一定關係。　　（3）周公分封的魯國，由於周公對周王朝的傑出功勛，而被授予了行郊祭天、廟祭文王以及享有天子一樣的禮樂的特權。這也奠定了後來魯國是為禮儀之邦的基礎。　　西周制定了中國歷史上初步的各種禮樂、政治制度，所以為儒家所讚美。其中包括為了維護其統治和社會安定而作的《甫刑》，也叫《呂刑》。據說是由呂侯主持制定的。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系統提出的刑罰制度，儘管史家一般認為這還不算是成文法典。這套制度，可以簡單地被叫做「五刑」——五種肉刑，包括墨、劓、剕、宮、大辟五刑。　　墨刑，是指在額頭上刻字塗墨。秦惠王當太子時的師父公孫賈就因為代犯錯的弟子領受過這種刑罰。很多人也相信，後來著名的思想家墨子名字的由來，也是因為受過墨刑。　　劓（yi）刑，指割鼻子。秦孝公的哥哥公子虔因為屢次觸犯法律，而遭受這一刑罰。　　剕（fei）刑，指砍腳。有一個非著名人物，叫公孫無趾的，他因為與孔子發生了一些事而得以青史留名，他之所以叫「無趾」，就是因為腳被砍掉了。這種刑罰還有個變種，即臏型，說到這個大家就熟悉了，戰國時期著名的軍事家孫臏就因為龐涓的陷害而遭受此大刑。　　宮刑，指毀壞生殖器。最著名的是司馬遷。　　大辟，指斬首。這個就不計其數了。　　可以想像，這些種種的刑罰，是多麼的野蠻、多麼的不人道。後來，臏型、腰斬、鼎烹等多種殘酷的刑罰都因之誕生。　　這種殘酷地刑罰，在中國全面執行了將近一千年，直到漢文帝時期，才從制度上基本廢止了，但其中的宮刑卻被保留了下來，以至於後來司馬遷本人也被處以了這種刑罰。　　周王朝王權永固的夢想，被周厲王時爆發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的平民起義打破，夢想淪落為童話，為後世的統治者提供了一個反面教材。　　中國自上古時代起，有一個美好的、能使全體國民參與國家政治的方法——誹謗木製度。當時在王宮前的路口或顯要位置，立一根木頭，上面有一塊橫木，就叫誹謗木。那時的「誹謗」跟今天的意思不同，是議論的意思。就是說，統治者允許大家對國家有什麼不滿或者建議，寫在誹謗木上，用不記名的方式。　　結果，由於周厲王「暴虐侈傲」，以至於在誹謗木上給他提意見批評他的特別多。大臣召公提醒他老百姓很不滿，然而周厲王非但不反思諸己，反而大怒，他發現和使用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特工組織——衛巫，讓衛巫們去誹謗木旁邊監視，看誰在提意見。發現一個，就殺一個。結果慢慢的，就沒有人再敢在誹謗木上提意見了！　　再後來，自以為得計的周厲王，對人民的管制越來越嚴厲，最後居然發展到了，國人在路上碰面都不敢隨便聊天說話，都靠互相使眼色來表達意思的程度！當然到了最後，忍無可忍的人們起義，把周厲王趕下了台。　　形勢的發展，導致了周公和召公的「共和行政」。歷代史家大多將注意力放到了這一短暫的政治協商局面上，反而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史實——經歷了周厲王的高壓政策後，人們對使用誹謗木心存餘悸，同時隨著強權政治的施行，以及對人們的思想控制洗腦的加強，漸漸地誹謗木製度被淡化廢除了，中國歷史上曾經最美好的一種制度被廢除，直到今天。原來象徵德政的誹謗木慢慢轉化成矗立在王宮或帝王陵墓前的，象徵皇權莊嚴的華表；而誹謗一詞，也在漢語里變成了一個貶義詞，甚至成為一項罪名，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政治史和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巨大的墮落。到後來太史制度事實上的廢除，中國歷史上真正有力的兩個對當權政治力量的監督，就從此消失了。　　但是，我們也必須要說，儘管誹謗木與太史制度的消亡一點都不美好，但是這畢竟是代表了中國作為統一國家的發展進程，中國之為中國，蓋肇於此。　　周王朝並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跟後來的那些王朝一樣實行長子繼承製，而是更傾向於立賢——古公立小兒子繼承，同樣周武王也是周文王的次子。這與後來的王朝動輒以周為師的情形大相徑庭。周文王有十個兒子，其中次子發與四子旦賢——周公旦，後來在很長時間裡，甚至被很多人認為是比孔子更正宗的儒家的開創者，是超過孔子的第一聖人。但如同伊尹，周公經歷的事情，同樣說不清。　　武王去世後，成王年幼，「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這引起了文王的另外三個兒子的不滿——文王三子管叔、五子蔡叔、八子霍叔，這三個兒子正奉武王之命，在監視管理商王兒子武庚。他們散布流言說周公篡位——其實也難怪人家誤會，因為當時太公望在世，周公的其他幾個兒子也都在，如果周公辦事穩妥可靠的話，至少應該召集大家開個會什麼的，而不是就直接這樣「南面」代替成王來治理天下，這表明了周公至少是獨斷專行了，不怪別人會誤會——後來，這三個兒子聯合武庚起來造反，史稱「三監之亂」，當然結果是被周公鎮壓下去了，三哥管叔還被周公這個四弟給殺掉了。　　周公秉政七年後還政於周成王，這時還有人說周公的壞話——情況一定是相當的嚴重，因為周公害怕地逃到楚國去了，而周成王也因此去抄周公的家，找他謀反的證據。幸虧周成王發現了，早年間周公曾經在成王生病時，祈禱自己代替成王生病的證據，有這樣忠心的歷史表現，周成王很感動，相信周公不會謀反，就把周公又叫回來了。其實在武王時期，這樣的忠誠的表現，周公就已經有過了——替武王祈禱，讓生病的人是我吧……　　周朝定都於鎬京，但是後來周公主持修建了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洛陽，在當時甚至被稱作「中國」。這是「中國」一詞的第一次出現，意思是這個地方處於天下之中。洛邑的修建，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國家行為大規模建設城市。洛邑建成後，成為了事實上的東都——九鼎居於此，周王朝還布置了兩萬人的軍隊在此，大約是方便鎮壓四方的叛亂吧。　　洛邑的建設者周公曾經闡述洛邑的意義時說「四方到這裡朝見天子路途都是一樣的」，但是考諸各種史籍，又可以充分說明，洛邑建成後，周天子仍然是主要活動在鎬京的，鎬京仍然應該是西周時期的首都，洛邑是為陪都。那為什麼象徵江山永固的九鼎不要放在國都呢？　　有人說，因為九鼎的體量實在太過龐大，而從中原運送到鎬京去，要翻山越嶺，以當時的條件辦不到。可是，《史記》里又明確有過記載，秦武王曾經把鼎舉起來過，這說明鼎的重量大小遠沒到無法運輸的程度。　　作為當時的決策者，周公是怎麼想的呢？他為什麼要把九鼎放在他一手營造的洛邑呢？還有後來，他臨終前希望把自己葬於洛邑，是希望死後也可以看著自己心愛的城市嗎？　　這個問題還是讓我們從周代商說起。周本是商的偏於西域的一個小屬國，周之代商，可以說是以一個野蠻、落後的邊陲政權，代替了一個先進繁榮的中原政權——好比後世之元代宋、清代明。這個後繼的政權，一方面雖然打破了商紂王的王權，但另一方面卻也不得不務實地面對處於更高文明程度、人數眾多龐大的商朝的遺民。　　為了籠絡這個人群，周朝繼續給予商紂王的兒子武庚以爵秩和封地，允許他在周朝的行政框架下繼續領導商朝的遺民，當然周武王派了三個弟弟負責監視。沒想到周武王去世後，周公專政引起了三個弟弟的不滿，他們聯合武庚勢力，發動叛亂。周公鎮壓了叛亂後，幹掉了領頭的管叔和武庚，想了一個處理叛亂分子的好辦法，那就是建立一座超級集中營！　　洛邑，這個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座國家營造的大城市，其營造的目的之一，必然就是集中管制曾經參與叛亂過的商朝遺民！也正因此，史載洛邑的建設，其實是分成了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商朝遺民集中居住區——集中營是也；另一部分是駐紮在這裡的周王朝的政權機構，包括多達兩萬多人的軍隊，以及相關的行政機構和家屬——久而久之，這裡便發展成了陪都。　　我們知道了，周朝並不像儒生們說的那麼美好，他只是貌似更秩序井然——用鐵血和專制的方式。周朝的歷史功績，在於其分封制導致的春秋戰國的興起，大爭之世才有可能蘊育出大治之世，這個大爭之世甚至決定了兩千多年後，我們現在生活的中國的樣子。　　第3章：管聖非師——中國思想史上的第一大盲見　　周平王遷都洛邑後，周朝開始叫東周，也叫春秋戰國時期。這一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大爭之世，也是中國歷史上影響最大的一次大思想革命時期。為這種思想變革奠基的，除了歷史學家喜歡的「封建地主階級興起要求建立新的統治秩序」這種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各國之間的征戰。為了取得競爭優勢，各國對人才求賢若渴，從而也促生了諸子百家。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大思想家、政治家，就在諸侯爭霸中橫空出世，他就是管仲，世人尊稱其為管子。　　大家都知道「春秋五霸」——當時在中國大地上，以周、鄭、衛等中原小國為原點，齊國的齊桓公、晉國的晉文公、秦國的秦穆公、楚國的楚莊王、越王勾踐，以逆時針的次序，在中國大地上先後制霸。領頭羊齊桓公，就是靠的管子的輔佐。　　在春秋五霸中，實際上首霸的齊桓公，是最沒有霸王氣的，他完全是因人成事，沒有管仲他啥都不是——他沒有晉文公的好仕、隱忍；他沒有秦穆公的大氣、仁善；他沒有楚莊王銳意問鼎的英姿勃發和絕纓不問的雅量；他沒有越王勾踐卧薪嘗膽的意志和決心。　　但是，他有管仲，管仲活著的時候他聽了管仲的話，這就足夠了。也正因此，當管仲先他而去，當他不再聽從管仲的遺言，他就開始走向人生的毀滅。　　管仲到底是個什麼人？　　關於管仲如何與鮑叔牙為友、如何為齊桓公所重用的故事，已經被人說得老掉牙了，在此就不詳述了，我們只來看看，管仲在齊國到底是如何施政的。　　他在齊國大膽改革——與後世的所謂改革經常跟老百姓對著干、還以此自詡「改革沒有不困難的」相比，他的改革沿襲了建立齊國的太公望的政治智慧，以順應民意為先，「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這種改革思路，後世的儒家拿為所用，謂之「民為貴」；道家拿為所用，謂之「道法自然」。　　「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管仲的為政方法，蘊含了相對轉化的智慧，這種智慧為後世道家所信重。　　事實上，在處理過程中，他的種種形式和方法，又飽含「禮」的成分——譬如，「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卻「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管仲卻「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這不就是所謂的「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嗎！後世儒家的那些學問，在管仲這裡早就運用自如了。其實他還曾經說過「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維，指禮、義、廉、恥，後來儒家也照盤全收了。　　管仲的治國哲學，最為流芳的是充滿唯物主義哲學味道的兩句話：「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兩句話，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們深深體會。　　幾千年來，中國人追溯帝統往往止於黃帝，以黃帝為華夏族的祖先；而在文統方面，則以孔子為尊，不說孔子當不當得，但至少這極大的忽視了管子的學術地位——他才是中國思想界的第一大巨人。　　如果管仲的智慧僅僅限於說說而已，那他跟後世的儒家就沒有太大分別了。管仲更令人信服的，是他的卓有成效的治國之術。　　之一，他改革了齊國的軍制，開創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連五家之兵」的保甲制度和人口管理方法，既加強了軍事動員能力和國家戰力，又穩定了社會治安。這種方法為後世二千多年中國社會所長期沿用。　　之二，他既重視農業生產，也重視發展商業經濟，根據齊國的特點發展「魚鹽之利」，這在中國古代是非常罕見的。　　之三，他既重視社會公平，發展社會福利事業，「贍貧窮」；也注意區別對待人才，不搞大鍋飯，「祿賢能」。整個社會對政府的滿意度相當高。　　之四，在外交方面，他最早提出「尊王攘夷」的「禮」的主張，以及「華夷之辨」的民族主義思想，事實上他的這一外交策略大獲成功，使齊國站在了道義制高點上，取得了事實上的「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效果。　　跟很多有成就但品德不佳的人相比，管仲還特別講究信義、謙遜、不務虛名。　　齊桓公曾經在被魯國的刺客曹沫白刃加身逼迫的情況下，許諾退還佔領的魯國土地，後來齊桓公想反悔，管仲堅決勸止了齊桓公的背信之舉——這與後來孔子的一些做法是截然相反的——即便被逼的許諾，也是應該遵守的許諾，這種重視然諾的做法，為齊國贏得了國際間的聲望和信任，「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　　管仲提醒齊桓公注意禮儀，自己也謙遜退位。在帶兵平定了周王弟弟的叛亂後，周王要以對待上卿的禮儀對待管仲，但他堅決謝絕了，只肯以下卿的身份來接受周王的禮遇。　　在取得空前的成功和聲望後，齊桓公的個人主義異常膨脹，居然想效法古代的先王來「封泰山，禪梁父」，對此，「管仲固諫」——一這真是典型的「非禮勿行」啊！沒想到這一次齊桓公腦迷心竅，大概是太想誇耀於諸侯，也想尋求上天的恩賜吧，不聽管仲的勸告了！管仲只好跟齊桓公說，封禪要有各種珍禽異獸出現了才能實行，齊桓公才肯作罷 。看吧，即便在封禪方面，管仲也是個禮儀專家！　　管仲臨終前勸誡齊桓公，不要重用易牙、開方、豎刁這三個人。　　因為這三個人，第一個把自己的親生兒子殺了，做肉湯給齊桓公喝；　　第二個人守在齊桓公身邊十幾年，即便自己的爹媽病死都不回去看看；　　第三個人為了表達對齊桓公的忠心，居然自己閹割了自己，以便來到齊桓公身邊效鞍前馬後之勞。　　管仲對這三個人的評價是：非人情。這樣的人是不可重用的。通觀《史記》可以發現，管仲的這一觀點，司馬遷是深為認同的。這也是我們在前文中提到的，舜之仁，非人情，因此其人不可信。　　管仲的影響力並沒有及身而止。他去世後，他的弟子和再傳弟子們，根據他的言行思想，編輯出一本內容博大精深的書籍：《管子》。這本書在我們後世人看來，兼容並包，涵蓋了儒家、法家、陰陽家、名家、兵家、農家等諸子百家的觀點，充分體現出管子思想的蔚為大觀——最難得的是，這並非是管子稽核了諸子的思想，恰恰相反，實際上管子可以說是儒家、法家、道家等諸子百家的先驅、先師，這些後世學派都發軔於管子的思想。　　這正是管子學術地位的尊崇所在，在今天的我們看來，它陳述了一個客觀事實——後世的儒家、墨家、法家等諸子百家，沒有一種思想學說是完美無缺的；在任何一種社會，一元獨霸的思想理論，無論看起來是多麼完美，都必將成為人類智慧自由發展的桎梏、專制主義的必然幫凶。　　悲哀的是，管子的思想成果在中國從來沒有被足夠重視過。這個更值得被膜拜、被學習的聖人的思想精華，在長達近三千年的歷史上被視而不見。這個中國思想史上的第一大盲見，昭示了中國社會發展儘管綿延不絕，但並沒有借諸思想的力量攀登上頂峰。　　管子是如此的偉大，以至於，後世有人讚頌他是「聖人之師」，有人說他是「華夏文明的保護者」，有人說他是「華夏第一相」，有人說他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經濟學家……且慢！這麼說，儒家會答應嗎？他們可認為，中國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是孔子……　　首先，我們應該看到，不管孔子和其門生們承認與否，孔子從管子這裡獲益匪淺，甚至可說孔子師承於管子——這個前面已經談到了。孔子對於管仲的功績，實際上也是高度認可的，這點在《論語#憲問篇》中他三次談到，三次的評價分別是：有才能的人、仁人、流芳百世遺愛百年。應該說，從孔子的嘴裡得到這樣的評價，是相當不容易的。　　然而，在《論語#八佾篇》中，孔子卻又對管仲做出了可說是截然相反的評價。「管仲之器小哉！」「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子對管仲的批評，可以歸結為：管仲這個人器量小，太奢侈譖越，無禮。　　且不說孔子對管子的指責是否真實準確，即便他說的是真的，這也正體現了「管子之禮」與「孔子之禮」的區別。「管子之禮」，是關注於大是大非的禮，是與國生息，關注國家興亡、人民疾苦的禮。「孔子之禮」，更關注於禮儀的形式，關註上下尊卑的統治秩序，是由上而下的禮。　　對於孔子對管子的不同評價，我們似乎可以這樣理解：孔子是比較客觀地全面看待管子的，就事論事，他的功績就肯定，他的不足就批評。　　奇怪的是，這個看似很容易得出的結論，在以客觀著稱的司馬遷那裡，卻變得很困難——司馬遷在《史記#管晏列傳》里寫道：「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 而不勉之至王, 乃稱霸哉？」難道說，司馬遷沒有通讀過《論語》，不知道孔子對管子的全面評價？司馬遷也會斷章取義？　　這就是我想說的：世人說司馬遷是「半個儒生」，我認為，他壓根就不是儒生。他自認為自己是史官，超然卓立。這樣的司馬遷，不可能像儒生那樣盲從誰、盲從什麼樣的理論。這樣的司馬遷，即便對孔子也不會假以辭色的。　　但現實的政治高壓迫使他必須像別人一樣對孔子頂禮膜拜。所以，我們看到了司馬遷的「曲筆」——孔子編《春秋》用曲筆，是為尊者諱；司馬遷用曲筆，是曲線救國，表達真實的論點。在這裡，司馬遷寫孔子小瞧管子，如果你覺得奇怪，那麼看看《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就明白了。　　自孔子以降至於漢武帝時期，儒門弟子千千萬，所謂賢者不乏顏回子貢、曾子子思、孟子荀子、叔孫通董仲舒之類，但要找出一個最類似孔子的，那還是非漢武帝時期的公孫弘莫屬！他是最得孔子為君諱的真傳，其言也辯的風格也頗有孔子似是而非邏輯方法的風骨。　　公孫弘最高超的手段，是對素以直言不諱著稱的汲黯的中傷。汲黯這個人屬於「光棍眼裡揉不得沙子」類型的人，他很看不慣公孫弘的矯揉造作。有一次他當眾對漢武帝說：「公孫弘是國家的三公大臣，俸祿這麼高，他卻在家裡蓋布被，這個人多麼虛偽啊！」漢武帝就此問公孫弘，他回答道：「是這樣的。我最好的朋友是汲黯（先扯個淡假裝跟汲黯是好朋友，意外之意是汲黯這個人叛友、又不知友，非常之low），可是他今天當眾責備我，確實說中了我的毛病。我確實是為了沽名釣譽的！（我會告訴你哥就喜歡棉布的感覺嗎？）」　　這個回答是非常出人意料的！公孫弘繼續從容說道：「我聽說管仲當齊國的相，有三處住宅，其奢侈可與齊王相比，這是對在上位的國君的越禮行為。晏嬰為齊景公的相，他非常節儉，齊國治理得很好，這是晏嬰向下面的百姓看齊。（君王您想，是像管仲一樣譖越好呢，還是像晏子一樣知書達理勤儉節約好呢？）如今我當了御史大夫，卻蓋布被，這是從九卿以下直到小官吏沒有了貴賤的差別，真像汲黯所說的那樣。況且沒有汲黯的忠誠，陛下怎能聽到這些話呢！（假裝毫不生氣，客觀指出攻擊自己的人是忠誠的）」　　結果怎樣？在中國歷史上可以說數一數二難伺候的漢武帝，被這一番有情有義、肝膽相照的話，華麗麗地折服了！漢武帝慨嘆，公孫弘先生，真是太謙讓有禮，太大肚能容了。於是，漢武帝就讓公孫弘從御史大夫，升職做了丞相，並且封他為平津侯，並且得以善終，這在武帝朝是非常難得的。　　對於公孫弘，司馬遷還是敢於有話直說的。「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公孫弘，就是孔子在司馬遷心裡的倒影，也是儒家、儒學在他心中的模樣。　　因此，將孔子對管子的評價，比類於公孫弘評價汲黯，我們就會明白，孔子對於管子，其實際想法是捧之彌高、摔之彌慘——如果品德不過關，能力越大，危害越大，管子不足為訓，小子們還是該腳踏實地地搞「禮」啊！　　再者說，孔子與管仲，是根本不同的。孔子的學說，其實最多只能算是個意識形態，很多時候百無一用；而管仲，則是既抓「物質文明」又抓「精神文明」。儒家儒生所擅長的，恰恰是管子所反對的空談主義、形式主義。管子博大精深，孔子的儒學只是在洋洋大觀的管學中佔到了十之一二而已，所以，孔子也不好意思說自己師承於管子了。　　第4章：師生相黨——孔子其人和他的教育事業　　一種學說的優劣，跟主張這種學說的人的品行優劣沒有必然的關係。儒家學說的優劣就與儒家創始人孔子的品行沒有必然的關係。不過孔子是被叫做聖人的，所以孔子的品行到底如何，還是很有關係的。他被後世稱作「至聖先師」，說明他應該是學為世師、行為世范的。他到底配不配得上是中華第一人呢？下面按照司馬遷的記載，結合《論語》等其他史料，一起來考證下，司馬遷對孔子到底是個什麼樣的看法。　　關於孔子的出身，習慣上大家喜歡說他出身於魯國的破落貴族家庭，其實這樣說是非常不準確的。因為他的父親，固然算是魯國的破落貴族，但是孔子卻是他父親的私生子！《史記》上這樣記載「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野合的意思再明白不過，後世的一些「為尊者諱」的先生，不甘心孔子是這樣的家庭出身，找了很多詞來解釋野合，妄圖以中國古文字學的博大精深來欺騙我們這些後學青年，但無論怎麼解釋，他們都無法給司馬遷後面的記載一個合理的說辭——　　「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如果是正常的夫妻父子家庭關係，媽媽會不告訴孩子爹爹葬在哪裡？除非是這樣兩種情況：　　之一，知道父親墳墓在哪裡可能會給孔子帶來殺身之禍，這個從後來的情況看可以排除。　　之二，她恨孔子的父親所以不願意說，或者她根本不知道墓地在哪裡！為什麼恨他呢？如果結合「野合」來看，一個很合情合理的猜測是，當時他和她的「野合」，並非是兩情相悅的，而是他一廂情願地霸王硬上弓！也就是說，孔子不但是私生子，還是一個糟老頭強姦一個少女而生下來的孩子！這樣的話，孔子的母親恨這個糟老頭子，所以不願意說他的墓地在哪裡就很正常了！或者，即便不恨他，但是由於他們後來也沒有產生實際的婚姻，所以她有可能就是不知道孔子的父親被葬在了哪裡，也就無從告訴孔子了。　　我們絕對不是要為孔子的這個出身幸災樂禍或者特意抹黑他，這也不會是司馬遷的初衷，但孔子的這一家庭出身，對他的人生一定是有巨大的影響的。可以想像，他和母親孤兒寡母相依為命，作為非婚生子，一定是少不了人會說閑話的，正因此敏感的孔子可能就此對禮制產生了認識和興趣。否則，孤兒寡母的家庭在那個年代，也沒有禮儀的家傳，孔子為什麼會從小對禮儀那麼感興趣呢？　　「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郰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這句話，可以說是司馬遷的曲筆——孔子的父親應該原來是另有家室的，作為兒子，孔子想把父母葬在一起的想法合情合理，但是這個事如果父親的正妻和嫡子不同意，就很難辦成。這應該就是孔子謹慎的原因吧！在這背後，孔子是不是得到了父親正室和嫡子的理解認可，這些事我們就只能憑藉猜測了。　　孔子的母親去世不久，發生了一件小事，就是執掌魯國國政的大貴族季氏請客吃飯，請客對象是「士」，當時已經17歲的孔子主動前往。　　這件事非常的匪夷所思——當時的孔子熱孝在身，即便我們可以認為當時的孔子還沒有形成後來的那種嚴格的禮制觀念，那至少孔子作為一個從小就熱愛和熟悉禮儀、十五就有志於學的有為青年，怎麼會在人家沒有邀請的情況下，主動去參加人家的宴席呢？就一點也不考慮自己還孝服在身的情況？還是當時的孔子就知道去參加季氏的宴會，是個拋頭露臉、或許能得到季氏賞識的機會，因此不惜違反禮制和人情，也要去參加呢？如果是這樣，也是人之常情，雖然不合聖人的做法，但也無可厚非。　　但事情的結果完全沒有想到！孔子被季氏的家臣陽虎攆走了！「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　　這一次的挫折，不知道是否為孔子後來敵視魯國大貴族家的陪臣埋下了仇恨的種子，以至於他後來極力的聲討「陪臣執國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孔子的這一次「無禮」卻什麼都沒有得到的舉動，一定在孔子心裡重重地敲下了警鐘——凡事，一定要講究禮啊！否則，可能什麼都沒得到，還灰頭土臉的被人嘲笑；講究禮，至少還有個顏面存在！　　孔子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應當是遇到了第一個貴人——魯國的另一個大貴族家族孟氏的掌門人孟釐子。孟釐子是魯國當權的大貴族之一，他曾經隨同魯昭公出訪楚國、鄭國等國家，由於不熟悉禮儀，沒能很好地處理「外交事務」，他深以為恥，後來發奮學習周禮。他在臨終時還特意叮囑自己的兩個兒子孟懿子和南宮敬叔，一定要和孔子當好朋友，好好向他學習禮儀。後來這哥倆遵從父命，跟孔子交往甚密，經常向孔子學習探討禮儀。　　應該正是在孟懿子和南宮敬叔這樣的重量級的亦朋友亦學生的背書下，孔子慢慢有了名氣，開始走上了私人教學、但也是業餘兼職教學的道路。　　從與孟懿子兄弟的交往，孔子琢磨明白了自己的發展方向——作為一個沒有家庭背景的、出身甚至可說低微的人，要想取得成就，是一定需要有人來「抬舉」自己的，這是可以媲美「拼爹」的方式——爹決定了出身，可是爹畢竟只有一個，但「抬轎子」的人卻可以有很多！　　當時孔子和南宮敬叔還有很多禮制問題搞不清楚，他們兩人萌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去周王朝所在地，找最權威的周王室皇家圖書館館長老子請教！但是此去千里迢迢，沒有資金支持、沒有國君批准，這個事是很難辦成的。孔子作為陪臣，魯國國君是不會認識他的，但是南宮敬叔身份高貴，是能跟魯國君說上話的。結果南宮敬叔的請求，得到了國君的大力支持，還特批了車馬和隨從給他們。　　由於老子的特殊地位和學界聲望，孔子問禮歸來，這一趟鍍金效果明顯，人們開始把他看做是「禮學界青年學科領頭人」，弟子越來越多了。而這一切，都是拜人家孟氏所賜啊！　　後世的人喜歡給孔子戴高帽，說他是開創私學教育的第一人，是我國首屈一指的大教育家。這種說法如果考諸在歷史上的實際影響力，那還可以商量；但非要說孔子在當時就是第一人就未免溢美，至少我們知道，孔子在開辦私學這件事上，當時有一個有力的競爭對手——這個人其實比孔子更受歡迎，他就是少正卯。　　少正卯是魯國的大夫，能言善辯，是魯國的「聞人」。少正卯和孔子都開辦私學，招收學生，二者存在直接競爭關係的利益衝突，少正卯多次把孔子的學生都吸引過去聽講。只有顏回從來沒去過，這點讓孔子非常滿意——不知道是不是有感於顏回的這個忠誠度，孔子把顏回看做是自己最得意的門生。　　後來，孔子任魯國大司寇，代理宰相，上任七天就把少正卯殺了，還號稱這是「君子之誅」。這一舉動即便連他的弟子子貢等人也都非常驚奇，想不通師傅為啥要這樣做。孔子說：少正卯是「小人之桀雄」，一身兼有「心達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記丑而博、順非而澤」五種惡劣品性，有著惑眾造反的能力，不可不殺。有能力就被殺！因為人家的言論就殺人！讀者諸君想起什麼來了沒有？對了，前面已經講過了，舜殺「四凶」。　　這跟「莫須有」有本質的不同嗎？說到底是懷璧其罪了！孔子步他心中的聖人舜的後塵，也走出了剷除競爭勢力、因言廢人、因言殺人的罪惡的一步！　　對於孔子的這一人生污點，後世那些抬之唯恐不高的儒生，千方百計地為他辯解，說這個記載不靠譜，多半是無中生有。其中看似有力的理由主要有如下幾種：　　其一，「春秋誅大夫非易事」，孔子代行宰相職務才七天，以一個大夫的身份去殺掉另一個大夫，這是不可能做到的。　　其二，孔子講究「仁」，堅決反對輕易殺人，當魯大夫提出「殺無道就有道」的想法時，孔子表示反對。所以殺少正卯一事，與孔子的一貫思想不相吻合。　　其三，殺少正卯會令孔子留下「妒賢嫉能」的惡名，如果孔子真這樣做，老百姓和弟子們就不會再相信他。　　對於第一個疑問，如果春秋誅大夫真的那麼難的話，那麼還會有那麼多誅殺國君的案例嗎？至於七天時間是不是太快了，至少孔子不是從白丁直接當相國的，是有一定的統治基礎的！　　對於第二個疑問，孔子真的講究「仁」就堅決反對輕易殺人嗎？答案是否定的，實際上孔子沒少殺——有所謂：慈不掌兵、情不立事、義不理財、善不為官。作為從政的人、作為統治者，如果孔子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樣仁慈，那這個想法也也太天真了！　　比如，在魯定公十年，孔子陪魯定公，與齊景公和晏子相會。齊景公的齊國使團「請奏宮中之樂」，同時「優倡侏儒為戲於前」，卻被孔子以「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的罪名全部殺害了——實際上孔子只要命人把他們趕走一樣可以達到目的，但是他為了顯示權威和厲害，就悍然殺害他們，這是「仁」嗎？　　再比如，孔子曾經主持旨在打擊「三桓」的「墮三都」運動，對於敢於抗命者，孔子命令以軍事討伐之，這種殺伐決斷的霸氣之下，哪裡還看得到他自己所宣傳的「仁」呢？　　對於第三個疑問，殺了少正卯，會不會給孔子留下惡名呢？在當時應該是有爭議的，但是沒有大問題，因為在當時，法律是不成文的神秘法，說白了就是——我不告訴你幹了什麼可能會被砍頭，但是我要砍你頭的話我會告訴你是為什麼。所以，只要在處死少正卯時，看起來理由說得過去，老百姓也就是好糊弄的。不好糊弄的那些，都是明白人，這些明白人怎麼都不好糊弄。　　其實，儒家弟子也未必不承認這件事的存在。在成形於西漢時期的儒家經典《禮記》里就明確有著跟孔子對少正卯的論斷一模一樣的罪名存在。這至少說明在西漢時期人們還普遍相信這事的真實性。隨著時間越來越久，各種證據可能或消失、或被篡改，可信性總是不如西漢時期更高吧！　　孔子與少正卯對「生源」的爭奪，本質上爭奪的是個人聲望的傳播機器、門戶的資源整合能力。至少對孔子來說，其實是不存在學說的傳播問題的——從《論語》中孔子與門生弟子的種種問答可以看出，孔子的儒學不是一種哲學或者方法論，它太似是而非，太難以捉摸，完全以孔子個人的即興回答為準，以至於事實上除了孔子本人，別人是無法具體掌握他所倡導的「仁」等學說的要義的。以至於顏回曾經對孔子的高深莫測的學問如此評價：「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儒學中即便有些明確的主張或觀點，其實也多半是社會所公認的，儒學只是強調之而已。　　那麼，孔子的門生們，到底想從孔子這裡得到什麼呢？他們能得到什麼呢？　　要得到這個問題的答案，就要先知道孔子的學生都是些什麼人。孔子的學生中，有破落貴族，有手工業者，有遊俠……但一言以蔽之，他們都是跟孔子類似的、社會中下層或下層的、想求得政治上進卻無上進通路的！　　這些人，在春秋那個社會大變革時期最勇於求知和探索出路。他們也都找到了——投在孔子的門下，鞍前馬後追隨老師，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孔子的學門，師亦生、生亦友。私學之於社會的要義，首先不在於學，而在於師生相黨，在當時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　　另外，像孔子這樣，動輒帶領學生周遊列國數年，我們不得不產生一個疑問：他們都不用服國家的徭役、兵役嗎？如果參考周朝的一些規定，比如士這一階層是不必服役的，那麼我們是否可以猜想，隨著社會發展私學興盛，積極求學也成為很多人改變身份、逃避那個年代可能的繁雜徭役的一種手段？　　孔子的門生號稱精通六藝的就有七十七個人之多，其中最為人知的有三個，分別是顏回、子路、子貢。讓我們看看他們與孔子的故事。　　顏回出身破落貴族家庭，他和他的父親都是孔子的門生，他對孔子最忠誠、最痴迷。為了跟著孔子做學問，他的生活條件特別差——每天就是「一簞食，一瓢飲」，跟他老師孔子的「割不正，不食」相比，他活得就像個苦行僧，但他還是對孔子無時無刻不頂禮膜拜、彷彿生來就是為了襯托和宣揚孔子的偉大一般。　　顏回跟孔子學習幾年後，得到了一個到衛國當官施政的機會——這對一直過著苦日子的顏回來說，既是實現人生理想抱負，也是提高生活水平和幸福度的一個大好機會。結果，孔子得知這一消息後，不知道是不是太不捨得失去顏回這一最忠誠的徒弟和護法，百般對顏回勸說和阻撓。莊子在講述這一故事時，毫無他平時慣有的戲謔，他也沒有講述這一個故事的結局，但從事實來看，顏回應該是接受了孔子的勸告了，最終從此永遠放棄了「單飛」的夢想，乖乖地待在師傅身邊做師傅需要的那個好徒弟。這是怎樣的一種犧牲和奉獻！　　還有一個能真實地同時展現孔子與顏回為人的故事。話說孔子在陳國和蔡國之間的地方（缺糧）受困，七天沒吃上飯了。顏回去討米，討回來後煮飯，孔子這時在睡覺。飯快要熟了時，孔子在半睡半醒之間，看見顏回用手抓鍋里的飯吃。　　在這裡，我請讀者諸君假設一下，假如你是孔子，你會怎樣想、怎樣做呢？我想，假如是我，看著比我小30歲的、從小就跟著我、忠心無二的、一直顛沛流離也真沒跟我沾上什麼光的、至今不離不棄的伺候我的最得意的弟子，我看到他要飯回來自己抓了些飯鍋里的米吃，我會很心疼、我會很自責：作為師父，我真的是不稱職啊，沒有帶領他走上致富的康庄大道，經常有生命之憂，還老吃不上飯，看孩子多瘦啊，他多餓啊，熱的米就送進了嘴裡……　　這是我作為一個普通人，設身處地的換位思考，所能想到的。然後在吃飯時，會假裝什麼都沒看見，但會像《金色的魚鉤》那篇課文里的老班長一樣，假裝自己不餓，讓弟子多吃點。最次最次，即便不少吃，那也是會在愧疚中吃完這餐飯的。　　但孔子是怎樣做的呢？只能說，我們確實都不是「聖人」，想法跟孔聖人不一樣啊——　　飯熟了，顏回請孔子吃飯，孔子假裝沒看見顏回抓飯吃的事情。孔子起來的時候卻故意旁敲側擊地說：「剛剛夢見我的先人，我自己先吃乾淨的飯，然後才給他們吃。」這明明是指責顏回偷嘴！由此可見，孔子這個人非常計較，不但沒有胸懷也不怎麼善良。　　結果，顏回回答道：「不是那樣的，剛剛炭灰飄進了鍋里弄髒了米飯，丟掉怪可惜的，我就抓起來吃了。」這是孔子沒有想到的！顏回的回答使他感慨萬千。　　以此觀之，顏回之待孔子，不是父子、勝似父子。但是後來發生的事情，如果顏回在九泉下有知，不知道是會寒心，還是仍然會覺得自己的老師高山仰止呢？　　是的，事情發生在顏回死後。為了安葬顏回，他的父親顏路因為貧窮實在想不出辦法，他考慮到顏回是如此忠誠愛戴孔師，也為孔師付出了那麼多，孔師也是如此愛重顏回，所以他想求孔子幫忙，把孔子的車子賣掉以便安葬顏回。他萬萬沒有想到，孔子拒絕了。　　孔子說：「孔鯉是我的兒子，他死了就只有隻有內棺，沒有外槨，我不能賣掉車子徒步走路給他買槨，因為我曾經位居大夫行列，那是不可以徒步行走的。」　　仁與不仁，還需要多說嗎？　　以世俗的觀點來看，孔子的徒弟中最出色的是子貢。子貢從孔子這裡學到了什麼不得而知，但從子貢的作為上來看，與其說他是孔門儒生，不如說他是個蘇秦張儀類的縱橫家。他曾經一次遍歷遊說齊國、吳國、晉國等多個國家，靠三寸不爛之舌保全了魯國、擾亂了齊國、滅掉了吳國、使晉國強大而使越國稱霸。子貢一次出使，使各國形勢發生了相應變化，十年當中，齊、魯、吳、晉、越五國的形勢各自有了變化。　　事實上子貢也確實是孔子門生中最有頭腦的一個，他經常提出尖銳深刻的問題和見解。跟子貢有些類似的冉有和子夏，他們都曾經做過國相或王師。　　子路可能是孔子的最有個性的門生了。他是個性情粗朴、喜歡好勇鬥狠的直男。事實上他彷彿就是個處處與孔子相反的存在。　　孔子講究表面文章的禮，子路可不吃這一套，只要他認準的事兒就干，別人的看法愛咋咋地。　　孔子認為「食色性也」，而子路堅決反對男女搞曖昧，對孔子見南子一事，意見大極了。　　孔子處事講究隨機應變——比如為了脫身先答應別人的條件，脫身後馬上反悔。對此，子貢曾經質疑過，孔子回答說那是被迫的，違反了不算不講信用。而子路就是那種為了道義，不惜犧牲生命的人，在他的字典里沒有「苟且」二字。　　子路看上去，不像儒生而更像個遊俠。　　他們兩個根本就不像師生，孔子之於子路，我看更像是一個小學生的一本新華字典。　　抬愛孔子的人，願意說他於教育事業的偉大貢獻之一是孔子自稱的「有教無類」——不管什麼人都可以受到教育，不因為貧富、貴賤、智愚、善惡等原因把一些人排除在教育對象之外。事實上，這完全是一個謊言。且不說徒弟想拜師還是要交八條幹肉的——有人說這幾乎等於沒要，這麼說的人是飽漢子不知餓漢子飢，在那個生產力還很不發達的年代，可能有很多人一輩子都難以吃上次肉呢，怎麼能說八條幹肉就是輕而易舉的代價？　　並且，實際上孔子招生，也絕對是有所挑剔的。有個叫叔山無趾的人——這個人在早年間比較混蛋，犯法被砍去了一隻腳，所以本來大家由叫他「無恥」改成了「無趾」。後來這個人一心向善，千方百計要投到孔子門下，結果孔子讓人家到他徒弟那裡充當了次反面教材，然後就拒絕了人家……所謂的「有教無類」呢？　　有人說，孔子的門生看起來千差萬別，從他們的所作所為來看，似乎孔門是個綜合性大學，什麼都教。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儒學，本質上就是一門空洞的學問，學生從這裡，學不到什麼真的本領回去。　　這就是孔子的教育事業的本相。　　第5章：春秋四賢——孔子時代真正的高人　　在與孔子相彷彿的春秋時期，有四位無論德行、智識，還是對本諸侯國和當時的大中國的客觀貢獻都遠超孔子的「國際」名人，他們被叫做「春秋四賢」。他們分別是吳國的季札（季子）、齊國的晏嬰（晏子）、鄭國的子產、晉國的叔向。與孔子的游諸列國而不為所用相反，春秋四賢在各自的國家都發揮著重要作用。後世的儒生喜歡把他們也都納入到儒家先賢的隊伍里來壯大儒家的門面，甚至現在孔廟大成殿兩側配享的廡殿里，子產還作為先賢赫然在列呢。　　吳國的季札，習慣上被人們稱作「延陵季子」，他被認為是中國江南地區的人文始祖。他何德何能，會這樣被人們崇拜呢？　　原來，季札是吳王壽夢第四個、也是最小的一個兒子，壽夢很鍾愛他，想傳位於他，但季札自己謝絕了——這是他第一次拒絕王位。後來他的哥哥們按照父王的意思，按照兄終弟及的方式來繼承王位，輪到他時他又拒絕了。他說「有國，非吾節也。」後來他哥哥的兒子又當了王，他也一樣順從，只是一心為吳國做自己的貢獻。　　當時的吳國佔據長江中下游地區，它面臨著一個強敵——佔據長江中上游廣袤國土的強大的楚國的咄咄逼人的軍事威脅。並且當時的長江流域由於開發時間較晚，相對於中原黃河流域的諸侯國各方面發展程度也比較落後，因此，當時的吳國有著與中原諸國加強聯繫的迫切需求，這個任務就落在了季札的身上。　　那時候的「國際交往」，是必須懂禮節、有智慧的高人來執行的，否則既容易鬧笑話為人不齒，也容易被人愚弄、重則損失國格和國家利益。季札就是吳國執行這一任務的最好人選。　　季札出使的第一站就是臨近的魯國。在這裡季札「請觀周禮」。在這裡司馬遷用了大量的筆墨描寫這一場「音樂會」。季札聽了二十多首樂曲，並對每一首樂曲都做出了極其精到雅緻的評價，顯示出季札極高的文化音樂人文素養。如果把這一段行雲流水卻看似浪費篇幅的記錄，與後來孔子學琴於師襄子相比，可以看出孔子的六藝水平，至少於「樂」一道而言，跟高人季札相比，還是有比較大的差距。　　季札到了齊國，會見了「春秋四賢」中的另一位，國際間卓有聲譽的晏嬰，並給晏子提出建議，趕緊放棄權力與爵位封邑，才會免於陷入大臣們政治鬥爭的漩渦。晏子採納了他的建議，後來果然在齊國內亂中獨善其身。於此可見，季札的這種退讓的政治智慧，乃是洞察了政治鬥爭的本質乃是爭權奪利，他自己的不為吳王，也是不願意自居險地的「退一步海闊天空」。但說到底，這種退讓首先需要人性的無欲無求，這多少是後世道家的哲學態度了。　　季札到了鄭國，又會見了「春秋四賢」中的子產。他們兩個都是公子出身，都是該國內以賢達聞名的人。「見子產，如舊交」，兩個人惺惺相惜，季札在了解了鄭國的形勢後，叮囑子產「子為政，慎以禮」。季札並非凡事無禮不行的學究，實在是鄭國雖小，但面臨的國際形勢十分複雜——既在周王庭的身邊，容易是非多，又夾在楚國和晉國兩個爭霸的大國中間，「事晉則楚怒，事楚則晉攻」，有時候還要防備西邊的秦國。諸侯國間，以小事大，有禮尚且未必靈，更何況如果禮義不行，後果就更嚴重了。所以季札的「存鄭必以禮」的觀點，人家那真不是老生常談。後來，他在會見晉國的叔向時，也同樣告誡他要未雨綢繆，小心不要在可以預見的「三家分晉」中受到傷害。　　季札所到之處，各國重臣都紛紛會見他。可以說他不辱使命，有效增進了當時屬於蠻夷之地的吳國與中原諸國間的交流。最難得的是，他光明坦蕩，游諸國不藏陰謀，既不干涉別國內政，也不引列強以自重，其乾淨純潔的身份和志向，在當時是非常難得的。　　我們重點要說的是，季札看起來經常強調「禮」，但他心中的禮，更多是審時度勢地退讓與不爭，這與儒家所強調的規範統治秩序的禮，是截然不同的。因此，與其說季札是儒學先驅和先賢，不如說他是廟堂之中的老莊，不隱而隱的隱士。　　齊國的晏子，在民間的知名度要遠超過其他春秋三賢。後人根據他的言行事迹，編寫了一本書《晏子春秋》，其中的很多故事為大家所熟知。對於晏子的為人，司馬遷極其崇拜，他說「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竟然到了這種程度！　　晏子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他歷任齊靈公、齊莊公、齊景公三朝的卿相，執掌齊國朝政長達60餘年，期間齊國多次發生內亂，他不結黨不營私不苟且不阿諛，贏得了政敵的尊重；　　他睿智多謀，能言善辯，但他從不專逞口舌之快，腳踏實地做事，反對空談和繁文縟節；　　他身長不滿六尺，其貌不揚，但他比身長九尺多的「長人」孔子在當時贏得了更多尊重。　　孔子曾經到魯國遊歷，通過做一個齊國權臣的家臣的方式，找到了機會來與齊景公交談。齊景公向他請教為政之道，孔子拋出了他那個著名的論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個以規範統治秩序、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為出發點的論斷，儘管沒有一點點關於實際如何執政的內容，但這個良苦的用心，還是博得了齊景公的大為好感。　　過了幾天，齊景公又問孔子具體如何搞好一個國家，孔子說——政在節財。這個論點也太強大了，即便放到今天，無論中國政府還是美國政府，節約財政支出都絕對不會錯。可是，這樣的無論何時何地都對的話，還用說嗎？如果真有本領，應該是一二三具體怎麼做才對。　　不管怎麼說，齊景公有點要被孔子打動了，他打算重用孔子了，晏子知道後，趕緊勸齊景公不要這樣做。他這樣評價孔子和他的儒學——　　其一，儒生們能說會道，崇尚空談，很難用法律來約束他們；　　其二，儒生們高傲任性自以為是，不願意當小官、辦小事；　　其三，儒生們重視喪事，竭盡哀情，為了喪葬隆重而不惜傾家蕩產，這種做法如果形成風氣，對國家和民眾生活都很不利；　　其四，儒生們四處遊說乞求官祿，功名利祿心這麼強的人，往往難以有真正的氣節，是不能用他們來治理國家的。　　最後，晏子總結道：「您看孔子孔子講究儀容服飾，詳定繁瑣的上朝下朝禮節，刻意於快步行走的規矩，這些繁文縟節，就是幾代人也學習不完，畢生也搞不清楚。您如果想用這套東西來改變齊國的風俗，恐怕這不是引導老百姓的好辦法。」　　晏子剖析地很透徹，齊景公自己也是個明白人，他頭腦冷靜下來後覺得還是晏子說得對，齊國之所以能夠一直強大，跟太公望、管仲等先賢一以貫之的順民的治國思路是密不可分的，自己一時腦熱，差點拋棄了齊國寶貴的治國傳統，相信了外來的和尚。　　晏子絕非妒賢嫉能之人，事實上，他不但思想上認為儒家這一套行不通，他的為人處世，也與儒家創始人孔子始截然不同。　　晏子為人節儉，身為齊國這樣的大國宰相，他「食不重肉，妾不衣帛」，齊景公給他蓋大房子、送年輕漂亮姑娘，他都一概拒絕；而對於需要幫助的人才和普通百姓，他毫不吝惜錢財，有一次他在出使晉國的路上遇到了一個淪為奴隸的叫越石父的賢人，為了解救他，當場用自己馬車上的馬來交換，使越石父得到自由。　　孔子則不同，雖然身份地位遠不如晏子那樣顯赫，但他特別在意自己的財物，他最心愛的門生顏回去世了，家貧無以下葬，他拒絕了賣掉馬車安葬顏回的請求，在他心裡馬車帶來的身份地位的象徵以及便利性，是遠甚於去世了的顏回的。孔子重視物質享受的例子還很多，比如他講究「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他講究「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從魯國遊歷到比魯國更小的衛國，衛國國君給他跟魯國一樣的六萬斗米的俸祿，他不思推讓，坦然受之。　　晏子為人忠誠而有原則、不懼強權。崔杼殺死了齊莊公，只有晏子毫不畏懼地為齊莊公傷心地哭泣。後來，慶封與崔杼一起執掌了齊國的朝政，他們怕國內動亂不穩，就與國人盟誓說：「誰不跟隨崔、慶兩位，誰就別想活命！」晏子仰天長嘆說：「我做不到，我只跟從忠君利國的人！」就是不肯參加盟誓——當然，好在他遇到的是尚有一定節操的崔杼，認為晏子德高望重，不應該殺他。　　孔子的原則性是惟利是圖的，幾近「有奶便是娘」。他靠當時魯國的下卿孟氏家族起家，後來又投靠齊國勢力最大的季氏家族。再後來季氏的家臣公山不狃得勢，召喚孔子一起去奮鬥，要不是「子路不說，止孔子」的話，恐怕後來孔子之名也難以在歷史上留下痕迹了。後來，孔子成為魯國大司寇，成為魯定公的「重臣」了，他又背叛了培養他成長的「三桓」，攛掇魯定公開展旨在打擊「三桓」的「墮三都」事件，當然後來這事由於他當年的恩公孟氏家族的強烈反擊而破產了。　　晏子面對死亡威脅也不肯向強權低頭，堅決不肯盟誓，而孔子在被蒲人包圍，「蒲人懼」的情況下，與蒲人盟誓，然後脫離包圍馬上就背叛誓言。連一向機智的子貢都問他：「怎麼盟誓也可以背叛嗎？」孔子回答說：「我是被強迫的，神不會怪我的。」　　所以，晏子絕對不是儒家的先賢，他跟孔子也絕對是兩路人，不會成為好朋友。　　鄭國的子產，當時長期執掌鄭國國政，是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子產是他的字，他還有個字叫「子美」。一千多年後，他的家鄉（河南鄭州）又出了個大文豪，非常傾慕他，也管自己的表字叫「子美」，這個人就是詩聖杜甫。由此可見，他一定是個很了不起的人。　　子產這個人的品德也非常好，諸如忠厚、謙讓、不貪心——國君「封子產以六邑。子產讓，受其三邑」。不過，子產最值得稱道的是他的執政。　　第一個是他將鄭國的法律條文鑄在象徵諸侯權位的金屬鼎上，向全社會公布，史稱「鑄刑書」。在此之前，中國社會的法律都是依附於禮的「秘密法」——子產的做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有利於法律在全社會範圍內得到執行。其更重要的意義，乃是打破了貴族階級對國家政權的壟斷，甚至可說，這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人治」到「法治」的飛躍！　　當時這種做法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春秋四賢」中的晉國大夫叔向——他是四賢中唯一一個政治觀點與孔子相近的，就強烈反對子產的做法。他反對把法律從禮教中獨立出來。他的理由是——　　其一，人們了解了法律的條文之後，就不會再看重道德、遵守禮儀，反而會研究怎麼去鑽法律條文中的空子。　　其二，人們可以知道官員審判案件時是否合理合法。這樣，社會輿論就會對官員產生一股強大的監督力。這對國家統治階層是非常不利的。　　史書上沒有留下孔子對於子產鑄刑書的看法，不過從他殺少正卯一事來看，至少他在事實上是喜歡以禮代法的「秘密法」的。　　子產執政「寬猛相濟」，並非一味仁和，但他「不毀鄉校」的做法，尤其為人稱道。子產執政後，有人勸說他毀掉鄉人聚會議政的鄉校，子產不同意。他說，「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也就是說，他主張保留人們議政的權力，注意吸取人民群眾的意見和建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這也太偉大了！要知道孔子殺少正卯時的罪名就是他「以言亂政」。這種敢於讓老百姓議論的胸襟氣度，在周厲王壞誹謗木製度後，已經數百年不見了！這種虛懷若谷的態度，即便放到今天我們的社會來看，也是非常偉大的，甚至可說，那簡直是古代的民主制度。　　儘管看起來子產與孔子也是如此的不同，可是孔子「與子產如兄弟雲」——司馬遷在描寫傳言或他自己都認為不靠譜的事情時，喜歡用「雲」字來表明。子產死後，「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　　哎，說起來可能很誅心，但孔子哭子產，他這樣的做派，以當時彼此的身份地位而論，明明不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嘛。第6章：食之有名——舌尖上的春秋戰國　　現存有關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歷史，可能是最本真的歷史。一方面，相比於儒家不遺餘力讚美的這之前的三皇五帝時期和夏商周三代，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開始進入有確切記載的時期，一切都不再只是口口相傳甚至道聽途說；另一方面，相比於之後的大一統政治格局，歷史記錄和社會統序更多被烙上儒家痕迹和更容易被篡改的情況來說，春秋戰國時期可以說有最小的被篡改的動機和可能性——除了在個別的方面。　　因此，我們看到的春秋戰國，不像之前和之後的歷史全然一副冠冕堂皇的樣子，不儘是陽謀陰謀，不儘是硝煙戰火，不儘是忠貳臧否，不儘是垂範後世。春秋戰國歷史的生動有趣，充分體現的一個方面，就是很多的歷史大事件，是跟吃有關係的，舌尖也牽動大格局呢。　　前幾年陳凱歌導演的《無極》一片，被網路紅人胡戈改編成《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紅遍了中國，凱歌導演為此十分憤怒，認為這是一種侮辱。其實胡戈的創作真不是胡編亂造，凱歌導演也是失於計較，因為在春秋戰國時期，這樣的事情真的多次發生過！　　宋國有一個大將叫華元，他是當時宋國的頂樑柱，不用說非常有能力，他帶兵去與敵國交戰，在戰前他下令宰羊做羊肉湯犒勞士兵。結果意外發生了：為他駕車的車夫——當時主帥是站在戰車上指揮的——不知為啥沒有喝到羊肉湯。這個車夫很生氣，後果很嚴重，戰鬥一開始，他直接駕駛著馬車，長驅直入到敵軍的重圍之中，於是，他的領導華元，順利被俘虜了，一碗羊湯華麗地決定了一次戰役的成敗！　　鄭國的公子子公有個特異功能，就是每次有好東西新鮮東西可吃時，他的食指必定會提前顫抖「預示」——這就是成語「食指大動」的來歷。有一次他和小夥伴一起去晉見國君鄭靈公，食指又預警了，他們都很興奮，結果去了一看，果然鄭靈公在吃楚國送來的國禮王八做成的王八湯，大家相視而笑。鄭靈公很奇怪，問咋的了？結果當知道子公有這個特異功能時，鄭靈公的小脾氣犯了，你不是能提前感知嗎，那好，大家都來喝王八湯，就是不給你子公喝。本來是先知先覺的本事，誰知反倒成為被羞辱的笑柄！子公怒極了，當時就鬼使神差地伸出手指到鄭靈公的碗里，蘸了王八湯嘗了一下，然後留下目瞪口呆的鄭靈公和群臣，揚長而去。這就是「染指」這個詞語的由來。回過神來的鄭靈公氣急敗壞，咬牙切齒地痛罵並表示非得幹掉子公這傢伙不可。消息傳到子公耳朵里，他也知道這下是捅大婁子了，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先下手為強，發動了政變把鄭靈公幹掉了。一口王八湯引發了血案！這不是活僧僧的教訓嗎！　上面兩則還都算是臨時起意，因為貪口腹之快而喪命的陰謀案件，最著名的莫過於專諸刺王僚了。吳國公子光一心想殺掉吳王僚篡位，他假意請酷愛吃魚的吳王僚到他家裡做客吃全魚宴，從楚國逃亡來的同謀者伍子胥為他找來了死士專諸，吳王僚的衛士環列堂前，脫光光裝作廚師上大魚的專諸，猛地從魚嘴裡掏出了暗藏的魚腸劍，一劍結果了吳王僚的性命。如同後世的鴻門宴一樣，這次宴席不但改變了吳國的政治格局，使吳國走上大國崛起的道路，也深刻影響了後來的吳、越、楚、齊等諸國間的「國際」關係。　　舌尖上的事情，也不但是人之大欲，也見人性之美。　　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曾經有一匹特別鍾愛的好馬不慎走丟了，手下官吏們找到時發現，這匹馬已經被岐下的三百多個野人們宰殺吃掉了！大家都以為秦穆公一定會勃然大怒，官吏們準備依法處死這些野人，不料秦穆公說道：「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賜酒而赦之。　　食馬賜酒，秦穆公的這種大善風度，後來也得到了回報，在一次被晉國包圍的危急關頭，岐下三百野人挺身而出救了他一命。這真算是舌尖上的雅事了！　　與秦穆公的善極端對立的，是晉靈公。這個荒淫殘暴的國君酷愛吃烤熊掌，有一次只是因為屠夫烤的熊掌沒有烤熟，就馬上殺了屠夫，還讓宮女把屠夫的屍體扔出去，暴屍於外。彼時的中國可能熊還很多，國君喜歡吃烤熊掌的也不只晉靈公一個。楚莊王的爺爺楚成王被大臣商臣領兵包圍，楚成王請求能讓自己在臨死前再吃一次熊掌，但他的請求被拒絕了。　　更老資格的春秋五霸齊桓公，是個美食愛好者。在當時來說，齊國襟山帶海富有漁鹽之利，應該是諸國中最有美食條件的。齊桓公的廚師，就是後來被稱為廚師界祖師爺的易牙，他深通五味調和之道，他主理的齊國菜（後來發展成我國四大菜系之首的魯菜，至於為嘛不叫齊菜，這個問題課後大家思考）是我國最早成形的地方風味菜。話說易牙廚藝精湛，之前鮮美的鮮字，是三魚重疊的「鱻」，直到易牙發明了名菜「魚腹藏羊肉」之後，大家發現魚肉加羊肉，果然比單純的魚肉更加「鮮」美！齊桓公對他是一天都不可或缺，與易牙十分親近。　　有一天，易牙又陪齊桓公嘮嗑，齊桓公不無得意也不無遺憾地說道：俺這一輩子，山珍海味飛禽走獸都吃遍了，也就人肉不知道是啥滋味了！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易牙就想，必須滿足主公的願望啊！可是給主公吃誰的肉呢？作為造詣精深的專業廚師，他深知，肉是嫩的香。於是他做了一件令他「彪炳史冊」的事：殺子以獻齊桓公。當齊桓公知道自己吃到從未品味過的肉是易牙的親兒子時，他深深被易牙感動了……後來，儘管一力輔佐他成就霸業的管仲在臨終前一再叮囑他千萬不要任用這個沒人性的易牙，齊桓公還是沒有聽從管仲的勸告，易牙、以及另一個自宮以求能貼身侍奉齊桓公的豎刁——有史記載的最早的宦官，這兩個佞臣上位，他倆夥同另一個叫開方的奇葩，發動了叛亂，活活餓死了病中的齊桓公，齊國由此霸業衰落。　　如果說齊桓公最終被餓死還算咎由自取的話，那麼另一個被餓死的國君，就「長使英雄淚滿襟」了，他就是趙國歷史上最雄烈的趙武靈王，他的胡服騎射政策使趙國走上了軍事強國之路，他本人也甚至甘心做東征西討的太上王——號為「主父」，結果卻因為一場謀圖王位的叛亂成為犧牲品，被活活餓死在行宮裡。後來那個地方也因為他的墳墓，改變了名字叫「靈丘」，在山西省。　　到了齊景公時期，著名的忠臣也是賢臣的晏嬰當國，當時齊國三個著名的勇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既武藝高強又結為了異姓兄弟，在國內橫行霸道。晏嬰怕他們將來會作亂，就和齊景公商量想辦法要除掉這三個勇士。於是，齊景公依照商量好的計策，把三位勇士叫來，給了他們三個人兩個大鮮桃，讓他們互相比較功勞，功勞更高的兩個人每人吃一個桃子。　　結果，勇士們中計了。當最後沒吃到桃子的勇士感到萬分委屈，並馬上「義不受辱」地自殺了！另兩個勇士一看，幡然悔悟：擦，我們倆可真夠混的！為了個桃子，傷害了最好的兄弟的感情，他因此自殺了，我還有什麼臉面活在這個世界上！於是他們兩個也馬上自殺了。晏子君臣的目的達到了。這就是「二桃殺三士」的故事。有時候，害死人的不是舌尖，而是面子啊。話說回來，這三個勇士，也真真是有氣節，晏子防患於未然，看起來是深知這幾位勇士的脾性了，那麼何以不知他們是非常知恥的人，未必會作亂，就作亂也未必不可糾正呢？這個故事也就因此而不叫高大全，而是有了缺憾美了。　　類似的故事在「門客三千」的戰國四公子之一的孟嘗君那裡也發生過。有一次，孟嘗君晚上請客吃飯，人很多很擠，有一個門客坐的位置就有點暗。這個門客脾氣很大，以為他坐得是「下席」，吃的是下等飯，摔下飯碗就要離席而去。孟嘗君看了怒氣沖沖的門客，明白了過來，趕緊把自己的飯菜端給這位門客看：大家都是一樣的嘛。當著眾人的面，門客非常非常慚愧，轉身就自殺了。故事流傳開來，「士以此多歸孟嘗君。」　　悲情的英雄，還有廉頗。當趙王輕信的只會紙上談兵的趙括及四十萬大軍灰飛煙滅後，趙國屢遭秦軍的「磨難」。後悔的趙王又想到了廉頗這根救命稻草——從前只要有廉頗領兵，強橫的秦國就從來占不到趙國什麼便宜。但趙王怕廉頗太老了，就讓使者去看下。結果使者發現，廉頗將軍一頓飯還是能吃一斗米，十斤肉——這麼能吃，碳水化合物與蛋白質轉化為能量，可知廉頗的體力還是非常旺盛的。但是在彙報給趙王時，由於事先收了廉頗的政敵、佞臣郭開的錢了，所以使者巧妙地詆毀了廉頗：老將軍飯量恢宏體力也不錯，不過吃一次飯，要去要拉三次屎啊！上陣就怕屎尿多啊！趙王只好算了。　　舌尖上的事，也不乏人所不忍道者。莊子有個小人得志的朋友叫曹商，從秦國回來後向莊子炫耀說，秦王賞賜了他一百輛馬車，是以富貴驕於莊子的意思。莊子諷刺他道：我聽說給秦王吮吸膿瘡就賞賜車一輛，舔痔瘡一次就賞賜車五輛，你的車就是這麼來的吧？　　這個說起來重口味的故事，還只是見於莊子自己的作品，但為了取悅於吳王夫差，在那裡做俘虜的越王勾踐親自觀察並品嘗夫差的大便的顏色、味道，就比較接近真實了。後來勾踐被釋放回越國後，每天卧薪嘗膽——就是為了記住當年屈辱的與大便親密接觸的經歷吧：苦膽雖苦，但至少不像吳王的大便那麼噁心。　　更極致敬業的，是中國歷史上的著名大富豪鄧通，他是一代明君漢文帝的男寵，漢文帝生病時，他主動為漢文帝吮癰，這導致了後來漢文帝讓太子也為自己吮癰以便檢驗其孝心……同樣是吮癰，名將吳起喜歡為普通士兵服務，因為士兵們無不感激莫名，只有在戰場上奮不顧身的殺敵以報答吳起將軍的厚愛了。　　說一點相對輕鬆的，魯國曾經有個國相，叫公儀休，他酷愛吃魚。有人上門送魚給他，他嚴詞拒絕。客人說：「我聽說您愛吃魚才給您送來啊。」他說：「我就是愛吃魚，才不要你的魚。我要收了你的魚被免官了，以後誰還會送魚給我？不如我自己吃自己的魚，還能天天吃魚。」這種智慧和廉潔，真值得今天的官吏們好好學學。　　關於美食，公儀休還有個非常高明的見解。他曾經因為自己家的蔬菜味道好就毀掉了整個菜園的蔬菜，也嚴令自己的妻子不許織布。他說：難道要讓農民和織布的農夫沒有辦法去賣掉自己生產的貨物嗎？　　歷朝歷代的儒家，牽強附會說，這是儒家主張為政者不治產業的明證，其實自己家種一點織一點無非自給自足罷了，算什麼產業呢，老先生的深意，不過是社會有分工，要給他人創造就業機會，是一種分享的意識。這在今天看來，還是相當先進的。　如果以為發生在春秋戰國諸侯身上的種種饕餮之事，乃是世風日下的反映的話，那難免委屈了那個本來就食事至大的時代。《周禮》記載，直接為周王服務的工作人員，絕大多數做的是跟飲食相關的工作，粗略統計至少有千人之多——即便是在兩千多年後的明清時代，這也是一個不可小視的數字——其中，像專門為周王抓鱉、蛤等甲殼類動物的就有二十四個人。可以說，在那個時代，王的尊嚴，更多的是體現在有關吃的方面。　　而如果細細研究周朝的諸種禮儀，我們又會發現，絕大多數的禮儀——譬如喪葬之禮、祭祀之禮、射禮等等，在種種繁文縟節的形式背後，都是一場君臣相得、賓主盡歡的舌尖盛事。換言之，其實質是周王朝統治秩序下的物質資源再分配。以此知之，舌尖上的春秋戰國，不光是所謂的口舌之快，更多是有關權力、情義、謀略、節操的故事。當君王且以食為天，大躁動大變革的風雲，也自然而然地從舌尖生起。　　在那個絢麗多彩的年代裡，在飲食上最講究的還是孔子老先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食不語，寢不言。」　　「雖疏食菜羹，必祭，必齊如也。」　　「席不正，不坐。」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華麗麗的孔夫子，於飲食之道如此講究，其轉世莫非是倍兒地道的倫敦貴族？　　玩笑歸玩笑，但我們不得不承認，自我國有史記載以來，孔子以其對飲食的講究，堪稱我國歷史上的第一位美食家，這比他的教育家、思想家的地位，來得都更有力。　　富有或者至少曾經富有過，是成為美食家的先決條件。像從來都吃不飽的顏回，是不可能懂得美食的真諦的。他師傅孔子，曾經在魯國和衛國兩國身居高位，享受年俸祿六萬斗的超級待遇。這是顏回萬萬都不敢想像的——　　據秦簡記載，秦國的戰士，一餐飯的伙食標準大約兩斗，當時一天兩餐制，一天消費四斗米。因為當時各國間度量衡並不統一，我們無從知道其具體比例，但一般而言，差距不會太大——我們就算魯國的斗相對小吧，那一個戰士一天消費糧食就算是六斗，一年消費兩千兩百斗，那麼孔子當時一年的俸祿，相當於二十七名戰士一年的口糧！　　無怪乎老先生有講究飲食的條件！可惜的是，以孔子門徒三千，事無巨細都可能有人記載下來，卻沒有發現一條孔子真正與自己的徒弟或國人分享的記錄。這與晏子、子產等賢人的做法，真的是不一樣啊。　　第7章：諸子百家——潮之未退不知誰在裸泳　　春秋戰國時期被公認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文化最燦爛的時期，這首先得益於其時中國的「分裂」狀態——分裂對於人民的生活當然不好，意味著困苦、戰爭、勞役等，但沒有強權的壓迫和管制，多元化的思想更容易誕生。同時，為了富國強兵，各諸侯國的統治者對於人才也多持開明歡迎的態度，另外加上私學的興盛、生產力發展的推動，社會整體文化程度也空前提高，諸多天才的思想家，在華夏大地上相繼橫空出世。　　除了前文中提到過的管仲，公認的諸子百家的領頭人，乃是老子。老子是道家的創始人，也是中國古代的大思想家，其作品《道德經》是一部充滿思辨智慧的哲學巨著。傳統觀點認為，老子的道家是儒家、法家、兵家等很多諸子百家的先驅。道家主張「道法自然」，主張統治者「清靜無為」。　　老子以及後來繼承其衣缽的莊子，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視富貴如浮雲。傳說中老子放棄了周王庭的貴族職位隱居，而莊子更甚，楚王重金禮聘他去當相國，他居然對使者說，趕緊走開，「吾寧曳尾於塗中」。意思是我寧肯把尾巴放到泥塘里，也不要跟你們一起玩。這分明是十分鄙視統治者啊。　　傳統上，我們把老莊的這種行為叫做「出世」。與之截然不同的儒家熱切於功名利祿，叫「入世」。這真是一種隱晦的說法。所謂的「出世」，明明就是不爭，就是潔身自好；所謂的「入世」，明明就是希望分享，希望合流。當然，這是基於純然道德品質的看法。　　在孔子創立儒學之前，儒已經作為一種身份在社會上存在。根據《儀禮》和《禮記》中的記載，先秦時期中國人極其重視喪葬和祭祀禮儀，有一大套的極其繁瑣的形式規範，這種規範很難為一般人所掌握。於是這種廣泛的社會需求就促生了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儒。他們精通當地的喪葬禮儀習慣，時間一長，便形成了一種相對獨立的職業，這些人共同的特點是熟悉規範、能說會道。　　可以想像，正是這樣的出身使然，後來的儒家的優勢在於對所謂的「禮」——其實更多是規範形式——的把握，因此，他們天然地主張人死後應該厚葬，這樣他們才有飯碗。後來他們的專業技能也延伸到諸如射、婚等社交禮儀領域，從而使儒這一人群，漸漸成為社會認可的處於社會底層的「禮」的代言人。　　正是因為儒所依賴和掌握的是固有的禮儀規範，所以他們天然地比其他人具有更多的保守主義傾向，他們更反對改革和變化；也是因為他們所能夠服務的對象——禮的適用對象——更多只能是貴族和官僚階層，因此，他們天然地對權勢和財富具有媚骨和妥協性；因為他們的服務方式和手段，他們天然地具有語言文化傳播的優勢以及狡辯空談的口才。　　因此，儘管儒家在春秋戰國始終是弟子眾多的顯學，儘管他們也描繪了種種的理想國，但由於其缺乏真正可行的施政方案，以及其學說更多是只能停留在頭腦里的義、禮，所以始終沒有一個諸侯國會願意真正任用儒人治國，因為在大爭之世，沒有一個君主會傻到去任用空洞無用的學說。但在國家大一統後，當君王的主要敵人不再是鄰國的競爭對手，而變為全天下的百姓時，天子作為獨夫，要使普天下的百姓都乖乖地俯首稱臣，光靠武力遠遠不夠，於是，善於幫閑、善於用「禮、義」為百姓進行洗腦工作的儒家，也就會真正找到用武之地，受到專制帝王的重用了——這裡請大家重視，儒家的上位，絕非世俗所說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始，這一點我們後面會詳細分析。　　墨家跟儒家一樣，誕生在今天的山東省。墨家的創始人墨子，據說原來是孔子儒學的信徒，後來自創墨家，其學說與儒家幾乎針鋒相對，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學派之一。以我們現在的觀點來看，墨家的學說相當的進步，比如：　　「兼愛」——愛所有人，不因世俗的關係而有親疏遠近。　　「非攻」——反對為了掠奪而發起的戰爭。　　「尚賢」——主張唯才是舉。　　「節用」、「節葬」——主張節約、反對浪費、反對厚葬。　　墨家學派的高明之處，還不在於學說本身，更重要的是，人家是說到的，都做到了！墨子以及他的繼承者們，帶領弟子，處處實踐他們的政治主張——要知道，人家的這些政治主張，可都是主張無私奉獻的，這可是活脫脫地干實事，而不是像儒家那樣居於廟堂之高扯扯禮義廉恥的淡就行了，歷代的墨家，在墨子以及其繼承者的帶領下，無欲無求、餐風露宿、赴湯蹈火的，做了很多救死扶傷、制止戰爭的好事。　　墨家也有一些觀點，比如「尊天」、「事鬼」，今天的我們肯定不能接受，但其主要的那些主張，今天看來簡直完美。可以這樣說，看起來墨家的主張，就像是兩千多年前的共產主義學說。有一些批評的觀點認為，墨家的「尚同」——主張國家治理的一統，事實上會造成國家的專制，也因此墨家被批評為「古代的、共產主義的、專政的主張」。　　墨家本身，就是一個有嚴密組織紀律的團體。他們的領袖稱為「矩子」。《呂氏春秋#去私篇》記載，墨家有個「矩子」腹住在秦國，他的兒子殺人，本應依法處死。但秦惠王認為腹年老，只有一個兒子，就命令不殺。腹卻說，墨者之法規定：「殺人者死，傷人者刑。」這是禁止殺人傷人的必要措施，它符合「天下之大義」，因此，儘管秦惠王作為國王赦免了自己的兒子，但他還是要用墨者之法，堅持大義滅親地把自己的兒子殺了。　　《呂氏春秋#上德》還記載了另一個墨家「矩子」孟勝的故事。說的是孟勝受楚國的陽城君委託，替他把守封國，後來封國遭到楚王軍隊的進攻，孟勝明知不可守而守之，用自己和180多個兄弟的生命，為墨家又寫下了重然諾的一筆。　　然而，這還都是我們表面所看到的東西。墨家也給我們留下了很多疑問。　　疑問之一：　　其他的諸子百家，基本上都是以其學說命名，而只有墨家是以其領袖的姓氏命名。這合理嗎？　　大家都知道，在奴隸制五刑中，最輕的一個刑罰，就是墨刑——有沒有這樣的可能：墨子的墨，指的是他受過這種刑罰，從而叫墨呢？這樣的例子還有，比如孫臏就是因為他被處以臏刑，後來楚漢爭霸時起到重要作用的英布，也因受到過黥刑因而也被叫做黥布。　　墨子受過刑罰沒有，史上無記載，但我們可以從他的組織入手分析。　　墨子創立的組織，幹得是出生入死的活兒、說得出做得到，不圖任何回報、不圖任何享受，完全是自願地做貢獻——如果一個人能做到這一點，我們說他是「聖人」；如果幾個人能做到這一點，我們一般叫他們是「遊俠」（其實比遊俠還要高明很多，因為遊俠通常還是有回報、做事有因果的）；如果是一大群人都這樣做，那只有一個可能，他們根本就不是正常人！正常人，更多的在考慮如何更好的贍養父母、撫育子女、搞好家庭收入；正常人，通常更珍惜生之可貴、更不願自蹈險地；正常人，凡事更講究世俗的因果關係。　　不是正常人，他們是什麼人？答案是：刑餘之人，跟司馬遷一樣！只有這種受過奇恥大辱的人——還有可能也因此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了，在春秋戰國那樣的年代，受過墨刑等刑罰的人很多，並且由於頻繁的戰爭、徭役等，可能導致很多破碎家庭——才會因為在心靈上受到巨大創傷和觸動，從而不惜一切，只為名譽而活。要活出口氣來！也正是因為有受墨刑被懲罰被奴役的勞動經歷，才能在加入墨家後，過那種艱苦又刻苦的實踐生活。　　這不但能解釋了，墨家學派的名字來歷，也解釋了為什麼像墨家這樣的不近人情世故的學派，也能夠有這麼多的追隨者——墨子可能在最初以刑餘之徒為主建立了自己的隊伍，後來隨著隊伍的發展，大量的貧苦的農民和小手工業者也加入了這一隊伍。正是這種隊伍，才有可能真正以天下為己任。　　我在做出如上的猜測判斷後，看到了錢穆在《國史大綱》中的判斷，與我基本相同，即墨子乃受刑之人——但他僅僅是猜測墨子是這樣的人。但錢穆據此認為，連這樣的刑餘之人都曾經是孔子的徒弟，所以孔子真的是「有教無類」。可見，錢穆先生確實是對孔子非常「溫情」的——他對於孔子拒絕少一隻腳的叔山無趾做徒弟，選擇性地視而不見了，真的沒有大家風範啊！不客觀。　疑問之二：　　在其他諸子百家的學說中，多見對於墨家的記載，其最顯著的標籤是：顯學。所謂的顯學，意味著顯耀的、追隨者眾多的學派，也是廣受當權者青睞的學派——這主要可與儒家相對應。為什麼一個主張人人平等友愛的、反對侵略戰爭的學派，會被當權者青睞呢？按照道理來講，那些古代君王應該視這種學說如洪水猛獸一般才對啊！　　可能的原因之一是，當時的一些統治者利用墨家的專長「墨守」，來抵抗別國的侵略。除了前面提到的孟勝為陽城君守封國之外，墨家最出名的守城案例，是墨子舌戰魯班，成功地止楚攻宋，顯示了墨守的強大實力可不戰而止敵。墨家的這一特質，也正好印證了我前面的推測，即墨子是刑徒——那時受過墨刑的人，很多被派去守城門。是否正是因為墨子有這樣的經歷、有這樣的人際關係，才會在守城一事上格外有本領呢？　　但是，根據《呂氏春秋》記載的秦惠王與墨家矩子腹的事情，說明當時的墨家，活動的中心已經轉移到秦國，並且墨家在秦王那裡非常有面子。墨家為秦國守城了嗎？史之無載。　　秦惠王，是秦孝公的兒子，他繼位後處死了商鞅，但商鞅的變法成果被完全保留下來。秦惠王知人善任，公孫衍、張儀、司馬錯等都是他任用的，自他開始秦國大量任用外國人。他當太子時曾經受過墨刑——商鞅曾因為他犯法了處以墨刑，但由他的師父代為受過，同病相憐，這會是不是他和墨家的感情紐帶呢？因此才會格外對墨家矩子假以辭色？　　猜測畢竟只是猜測，但墨家的利用價值是擺在那裡的。或許，秦惠王時的秦國，已經不需要墨家來幫忙守城，但墨家獨步天下的技藝一定是有不小的用處的——　　根據記載，墨家可能也是中國古代最早的科學家流派，墨子本人是一個集思想家、數學家、物理學家、發明家、軍事家於一身的天才人物。根據《墨子》中關於機關術的記載，墨家發明的機關器械有連弩車、轉射機、藉車等。　　在《墨子#備高臨》中，墨子提到的連弩車，是一种放置在城牆上用來防備敵人堆土山進攻的武器，墨子詳細介紹了製作方法，這種需要十個人操作的武器，能同時放出大弩箭六十隻、小弩箭無數，大弩箭射出後還能通過轆轤迅速收回重新利用，可以想像，這種武器的驚人威力。　　在《墨子#備城門》中，墨子介紹的轉射機也是一種置於城牆上的大型發射機，機長六尺，由兩人操縱，與連弩車不同的是轉射機更為靈活，能夠在一人射箭的同時由另一人將機座旋轉。藉車則是一種外部包鐵、一部分埋在地下，能夠投射炭火的類似於後世投石機類的武器，它也是由多人操縱用來防備敵方的攻城部隊。　　墨子發明的這些戰爭武器，雖然其發明初衷是為了守城，但顯而易見，這些武器也都可變身為進攻武器——事實上，後世我們看到的它們，也確實多半是進攻利器。　　最體現墨子的高明的，是墨子勸止魯班助楚攻宋的故事。魯班被中國人尊稱為木匠的祖師爺，他發明了鋸子等工具，用於戰爭的攻城武器雲梯也是他發明的。這樣的一位進攻大師，在與墨子進行了九攻九守的「戰旗演練」後不得不承認，還是墨子更技高一籌，因此說服楚王放棄了進攻計劃。　　應該說，除非墨家本身不願意，否則像秦國這樣的極具進取精神的國家，是極有可能大力任用墨家的軍事長處的。那麼，到底，秦墨之間，發生過什麼呢？　　疑問之三：　　在司馬遷的《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司馬遷對墨子，只有26個字的描述——「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對墨家學派就壓根什麼都沒提！為什麼對這樣的一個超重量級的人物和他創立的學派，司馬遷就這樣輕描淡寫？這太反常了！　　有人曾經分析說，墨家有明確的綱領和組織原則，慢慢形成了墨家遊俠集團，這一集團可能在與諸如楚國或者後來的秦國這樣的大軍國作對的過程中，被全部殲滅，從而使組織消亡。　　特別是，秦始皇當政後的秦國，全面接受了法家的觀點，而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有一句著名的論斷：「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這句話被當做是秦始皇后來「罷黜百學，獨尊法術」的證明——也就是說，秦始皇后來打擊儒、墨了。　　這種看法是有問題的。　　首先，即便是後來墨家不管是被誰消滅了，但是從包括《史記》在內以及其他的諸子百家的學說裡面，有很多都有墨家的記載，並且顯然墨家確實是所謂的「顯學」，要麼是「儒墨」並稱，要麼是「非楊即墨」，根本沒有一點道理說，司馬遷只給墨子和墨家26個字！！！　　其二，通常認為後來的墨家後來發展成遊俠集團，這種觀點我認為是不恰當的——墨家與行俠仗義的遊俠根本不同，不會這樣轉化。墨家是基於公義、人權觀點的、無私奉獻的行者；而秦漢之際甚至更早的春秋戰國時期的所謂遊俠，更多是指像聶政、專諸、荊軻這樣的刺客，或者戰國四公子所豢養的眾多旁門左道的門客。後者是基於私義的、個人恩怨的往往是知恩圖報的行為。這兩者根本不同，雖然後者也都有令人敬佩的節操，但與前者的捨身取公義、根本無所圖，迥然不同，根本不可等量齊觀。　　其三，秦始皇重用法家學說，不代表他跟漢武帝一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了——事實上，秦始皇根本就不是這樣的人，這個後面我們會詳細分析。當然，一個帝王如果要打擊一個門派，可能的原因有很多，這個我們也放到後面再討論。　　總之，可以肯定的是，司馬遷對於墨家，是一定有大量想說卻故意未說的內容的，他的伏筆到底是什麼呢？　　司馬遷所著歷史的弔詭之處，還有比墨子和墨家學派更甚之處……　　儒家的第二位宗師孟子，曾經不遺餘力地批判墨家和另一個學派——楊朱學派。這個楊朱學派，是司馬遷的史記中，隻字未提的！　　孟子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的這一段重炮轟擊，表明了三個意思：　　其一，現在天下最主流、被接受度最高的是墨翟和楊朱的兩個學派。　　其二，楊墨兩家是無君無父的歪理邪說。　　其三，天下只要是信奉孔子的儒生，都必須大力反對楊墨學說。　　孟子老師這樣大力的介紹，令我們不得不對楊墨兩家刮目相看。墨家我們已經了解了，那麼楊朱學派到底是怎樣的思想主張呢？　　楊朱學派的宗師，叫做楊朱。有學者把楊朱歸為道家的一類人物，因為楊朱也有跟道家類似的重視生命的主張。這樣的分類是有失偏頗的——因為這一學派的一個非決定性的或者說片面的主張，而將其劃為道家，這不科學。　　孟子說，「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這就是孟子所攻擊的楊子「無君」、墨子「無父」的說法來源。　　看起來，他批評楊子也不是沒有道理——拔一根毛對天下有利，你楊朱都不肯，你是多麼自私啊！　　可是問題在於，孟子這是在斷章取義！人家楊朱的原話是這樣的——　　楊朱曰：「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從楊朱這段話可見，他的真實全面的主張是：既不要損我利人，也不要損人利己。這是最好的治理天下的方式。　　在這裡我不禁要讚歎，楊朱的思想，真是太偉大，太高明了！作為二千多年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放到今天來看，仍然是超級完美！　　讓我再對背景做下解釋——楊朱其人，非常具有詩人氣質，多愁善感、悲天憫人。這大約與墨家的孤憤氣質是截然不同的。他有感於諸侯國間連綿不絕的戰爭，上戰場拚命的是普通民眾；即便沒有戰爭，普通民眾面對的也是無盡的徭役和很難溫飽的生活。然而，統治階層，無論是舊貴族還是新的地主階級，為了爭奪國土、為了榨取更多的財富，都一個勁的以禮義、國家等來給百姓洗腦，希望他們能為國效力甚至捐軀。　　正是因為看透了這個本質，因此，楊朱認為：生命是寶貴的，私有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如果人人都愛惜生命，不去參加戰爭，那麼就沒有戰爭；如果人人都用自己的勞動創造財富並保護好自己的財富，那麼就沒有剝削和掠奪。　　我不禁想到，楊朱之後的兩千多年，北美殖民地的仁人志士在費城簽署《人權宣言》，被譽為人類社會劃時代的大進步事件。可是，在他們之前的兩千年，一個中國思想家，就已經提出了這樣的主張！　　這是怎樣的一種偉大！這個偉大的思想，比萬里長城、比北京故宮、比消失了的圓明園，都更讓人振奮和驕傲！這才是偉大的中國文明的先驅！　　天下人都不是傻子！如果一個學說，不是真正打動人的心靈，怎麼可能大家趨之若鶩呢？所以，孟子又說，「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他的意思是，人們容易陷入「非楊即墨」的迷途——也即非此即彼的極端。　　是的，以孟子這樣本質上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學說來看，楊墨確實是必須誅殺殆盡的——墨家主張的是「我為人人」，是服務普羅大眾的意思；楊朱強調的是「人人為自己」，同樣是服務大眾，只是服務的方式改變了——自己服務自己，就別麻煩別人了。在楊墨這兩家的學說里，統治階級的利益被無視了！　　不要說孟子，任何一個當權者、為當權者服務的學說都不會容納楊墨兩家的主張，他們簡直是在「妖言惑眾」啊！都照他們那樣想，誰還聽君王的話？　　墨子的學說也還罷了——讓人心甘情願的無私奉獻，那不符合人情，歷史也證明了，其不可持久。但是，楊朱的學說，不用人們幹什麼，但太容易被人信服。　　這樣的學說，如果不徹底消滅掉，統治者還有活路嗎？　　這或許是楊朱一派必須消失的原因。　　諸子百家還有很多門派，但最主要的就是道家、儒家、墨家和楊朱學派以及法家學派。然而在歷史上，大家都喜歡說，最後是法家得勢了，被秦始皇所採用；至於墨家在歷史上曾經消失過兩千年，而楊朱學派更徹底不傳，一般也都會被推到秦始皇頭上，說是他後來焚書坑儒所致。　　真相是這樣嗎？要解開這個謎題，有待於我們把歷史的鏡頭搖到戰國後期的秦國，看一下事情的究竟。　第8章：孟子雄辯——大言治國與齊宋淪陷　1.　　後世的人們在儒家和統治者的影響下，總以為儒家在先秦時期總是鬱郁不得志甚至慘遭迫害，直到漢武帝時期才開始走上了陽關大道——這不是歷史的真相！　　事實是，儒家的孔子之後，後繼的孟子、荀子等將儒學繼續發揚光大，他們在戰國時期就得到了很多國君的寵信，特別是孟子，有幾個小國如滕國、任國、鄒國、魯國的國君都十分信賴他的主張，他本人更是先後在齊國、宋國等國家執政過，其施政行為，更是深刻影響了齊國、宋國等的命運——更直接一點吧，由於孟子的言行，齊國後來幾乎亡國滅種，宋國則乾脆被滅國了。　　一言以蔽之，孟子可以說是一個戰犯——至少也是個煽動戰爭的罪犯。　　2.　　在我們具體講述孟子是如何成為滅國專家的故事之前，我們必須明白，孟子後世被尊為儒家「亞聖」，可不是白來的，以下三點成就了他的地位：　　之一，他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發展為仁政學說，成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另一方面，他偷師他看不起的管仲，發展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　　《韓詩外傳》：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倍之則亡。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　　之二，孟子文才橫溢，且極其善辯，記錄他言行的《孟子》一書中留下了無數他說的名言警句，這一點即便連孔子也難以與之相比。作者才疏學淺，也想不出在歷史上有誰能與孟子相比。與其說孟子是大思想家，其實不如說他是大文學家！與其說孟子是大文學家，不如說他是個大廣告人，他太會造概念、太會造句子了！　　之三，作為儒家後學，孟子對孔子的鼓吹，最不遺餘力，也最有水平！要知道，對於領袖人物來說，往往其二號人物就是最會宣傳領袖的——希特勒的副手是他的宣傳部長格林。舜的副手是最會宣傳他「聖德」的禹，提出「毛澤東思想」的劉少奇是毛澤東的副手，後來林彪創造性提出了「毛主席的話，一句頂我們一萬句」之後，劉少奇就必須將二號人物的位置讓給林彪了。那麼，孟子到底如何評價孔子的呢？　　比如，孟子說：「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以此象徵孔子思想集古聖先賢之大成，讚頌孔子對文化的巨大貢獻。今天我們看到的孔廟門前的第一座石坊，上面寫的就是「金聲玉振」。　　再比如，孟子說：「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意思是說，自有生民以來，從來沒有像孔子一樣至高無上的聖賢，世上只出現了這一位聖人。今天，在曲阜孔廟大成殿里，就掛著一塊「生民未有」的匾牌。　　由此可見，孟子成為孔子的副手，是有必然性的。　3.　　故事開始。　　和孔子一樣，孟子也帶領他的一大群學生遊歷魏、齊、宋、魯、滕等國，四處兜售政治主張。傳統學說認為，「由於他的政治主張也與孔子的一樣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鄉聚徒講學，與學生萬章等人著書立說」——其實，孟子在各國都受到了重視。　　孟子正式出遊的第一站，是當時如日中天的齊國。時間應該是在齊威王時期。能夠得出這一結論，除了可以根據當時的其他歷史事件以及孟子的其他遊歷經歷和言行來推斷外（這一點已有前賢做出論述，我就不多說了，本書只說作者本人的拙見），還有一個重要的人可以作為推論的線索，這個人就是齊國的將軍匡章——他是《孟子》一書中記載的唯一一個孟子瞧得起的、給予正面評價的朋友。　　在《孟子#離婁章句》中，孟子的學生公都子很好奇的問孟子，為什麼匡章這個人，齊國人都說他不孝順德行不好，老師卻跟他交從甚密、非常尊敬呢？　　孟子的解釋這裡就不提了，當然是一大堆有理有據的，但是我們看話不能看表面，看看這個對話下面藏著什麼呢。　　當時的歷史背景是，齊威王是一代英主，他實行了富國強兵的政策，先後兩次徹底打敗了當時諸侯中最強大的魏國，使齊國成為當時最強大的國家。與此同時，他還在臨淄建立了稷下學宮，廣招天下賢才，一時間諸子百家雲集稷下學宮，齊國也因此成為天下文化中心。在這種情況下，孟子入齊，他認為是有機會說服齊威王實行他的治國主張的。　　但是，齊威王實在是太精明、太英明、太有決斷的一個人，他既有包容四海的肚量，但也絕對不是能被人隨意忽悠的包子！從他的整頓吏治的手腕就可以看出，實在是人中之龍。　　齊威王發現，他身邊的大臣們都紛紛稱讚阿大夫賢德，而又普遍指責貶低即墨大夫品行人才不好。齊威王非常敏感，也絕不輕信，他派人分頭趕赴阿和即墨實地考察，考察結果果然證明了他的懷疑——實際上被讚美的阿大夫治理下，田野荒蕪，人民窮苦；而被批評的即墨大夫治下的即墨，生產建設搞得有聲有色，人民生活水平也高、對朝廷滿意度也很高。發現真相後，齊威王明白了，阿大夫不好好辦事，就知道收買齊威王身邊的人給他說好話，而即墨大夫相反，一心干實事、沒有討好齊威王身邊的人，才導致這樣的情況出現。　　於是，他無情地烹了阿大夫和一眾受賄說其好話的官員，對於即墨大夫則加以重賞。從此之後，齊國政風為之一振，蔚然一派積極向上辦實事的風貌。　　作為一代明君，齊威王最後識拔並加以重用的一個人才，就是匡章。匡章是有人生污點的，他跟他父親鬧翻了，基本不來往，這在那個時代是一個很不光彩的事情。雖然他也算是情有可原——匡章的父親殺死了匡章的母親，隨便就把她埋在了馬廄下。估計正是因此匡章在感情上無法接受，因此斷絕了與父親的來往。他也因此承受著人們的種種非議。　　齊威王慧眼識珠，早就看出了青年將領匡章是個人才，因此在秦國借道三晉來進攻齊國的時候，齊威王任命匡章為大將，領兵迎擊秦軍，結果大敗秦軍。在等待戰果的過程中，前方几次來報告說，匡章投降秦國了，齊威王都絕不相信。後來事實證明，果然是誤會。　　齊威王為什麼對匡章如此有信心呢？他把原因一說，大家都對齊威王非常佩服，也對匡章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　　原來齊威王戰前曾許諾匡章說，等他打了勝仗回來，齊威王會替匡章把他母親遷葬。這算是一個恩典和榮耀，在齊威王看來，這也是匡章的一個心病。不料匡章回答說：其實我自己也可以遷葬的，我只所以沒有這樣做，是因為我父親臨死前沒有交代我這樣做，如果我把我母親遷葬了，這不是欺騙我死去的父親嗎？齊威王認為，匡章連他死去的父親都不欺騙，他又怎麼會欺騙我這個活著的國君呢？　　經過齊威王的大力褒揚，不用說匡章一定是一掃不孝之名，成為齊國人心目中的有情有義、忠誠堅定的英雄。事實上也是，他從此備受信用，成為國家重臣。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能夠得出一個結論，齊威王對匡章的重用，是匡章改變人生命運和名譽的轉折點；而孟子的弟子公都子說的齊國人都看齊不齊匡章，顯然這說明孟子與匡章成為朋友，是在齊威王末年之前的事情。因此，孟子一定是在齊威王時期就已經入齊了。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證據，見於《孟子#公孫丑章句》。孟子勸一個叫蚳鼃（音池蛙）的人向齊王進諫，結果齊王不接受，蚳鼃就辭職了。對此，齊國人紛紛諷刺孟子就會指使別人，自己卻躲在幕後。對此，孟子辯解說：有官位的人，如果無法盡其職責就應該辭官不幹；有進言責任的人，如果言不聽，計不從，就應該辭職不幹。至於我，既無官位，又無進言的責任，那我的進退去留，豈不是非常寬鬆而有自由的迴旋餘地嗎？　　彼時的孟子，在齊國是無官一身輕的狀態，且實際是想當官的！而我們知道，在齊宣王時代，孟子一入齊國，齊宣王就急切地與他見面，並加以重用了。這就說明，孟子在此之前，還是已經來過齊國了！　　但是，多半是因為齊威王實在是太英明果決，他非常明白儒家和孟子在當時的實際價值和分量，因此他不太可能多麼重視孟子。因此，在《孟子》中，找不到任何孟子與齊威王直接交談的證據，實在是因為，也沒什麼可說的。　　4.　　孟子在齊威王這裡始終沒有機會，最終他離開齊國，到了宋國，並且在宋國也待了不少時間。　　《孟子#滕文公章句》記載，「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可見，當時孟子在宋國這件事知名度是比較高的。《孟子#公孫丑章句》又有，「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饋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饋七十鎰而受；於薛，饋五十鎰而受。』」由此可知孟子在宋國也是受到禮遇了。　　但是，在《孟子》一書中，卻根本就沒有提到過當時的宋國國君是哪一位，孟子與國君見過面沒有記錄！這真是咄咄怪事！要知道，即便在「萬乘之國」的齊國，齊宣王也屢次親切接見孟子，在三晉強國魏國，梁惠王、梁襄王父子也虛心向孟子求教，其他諸如魯平公更是直接要登門向孟子求教（後來沒見到），至於小國的滕文公、孟子家鄉的鄒國鄒穆公更是奉孟子為上師。為什麼偏偏是不大不小的宋國，孟子本人和他的弟子，在撰寫《孟子》一書時，偏偏不提宋國國君的事情呢？　　根據《孟子》、《戰國策》、《史記》等書中提到的各種事情的推斷，我們可以得知，孟子到宋國時的宋國國君，是宋國的末代國君——宋康王。「宋康王」這個這個叫法，出自《戰國策》，算是比較客氣的謚號，《史記》中的記載就比較刺眼了，叫他「桀宋」。桀是夏朝的昏庸殘暴的亡國之君。這樣叫他，可見評價之低。那麼，桀宋到底做了些什麼呢？　　《史記》記載，桀宋是推翻了他哥哥的王位，篡位上台的。這個在春秋戰國時期是常有的事情，不算什麼污點。但是，桀宋上台後，發生了一件事情。《戰國策#宋衛》記載，「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鳥旗）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就是說，天降吉兆，要讓宋康王爭霸天下！這個記載，《史記》里是沒有的，這也是我在本書開頭中就提到過的，《史記》這本書里有無數關於太史的記載，但沒有一條是不好的。　　於是，《戰國策》記載，宋康王「滅滕代薛，取淮北之地。」而在《史記》里，桀宋的霸業更是相當有規模，「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　　就是說，首先他自立為王——要知道周朝的天子也是稱王的，在當時諸侯稱王就意味著不承認周天子的地位，戰國七雄那種大國也就算了，像宋國這樣的出身不好（商朝遺民國家）、實力一般的二流國家也稱王，本身就很容易招來大諸侯國之側目。　　但是這個稱王的宋國讓群雄大跌眼鏡的是，它取得了一連串的軍事勝利，居然打敗了強大的齊國、楚國、魏國。這種四處樹敵的做法，即便是戰國後期的強大的秦國也不會這樣做的。事實上，宋國算是捅了馬蜂窩了，這種勝利和榮光，其實是自尋死路。　　取得成績的宋王更不可一世了，接下來《戰國策》與《史記》的記載就很相似了，大約就像《史記》中所記，「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群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事實就是各個大國容忍不了宋這個二流國家的崛起，所謂的桀宋的說法，只是找個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最終的結果是，「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現在我們清楚了當時的宋國是怎麼回事了，那麼，宋國的這些故事，到底與孟子有沒有關係呢？答案是，宋國的滅亡，與孟子一定是有關係的。　　《孟子#滕文公章句》中，記載了孟子與宋國的兩個大臣的談話。一個叫戴不勝，一個叫戴盈之。戴不勝應該是向孟子請教，如何能使君主向善的問題。戴盈之則是跟孟子說，「什一，去關市之徵，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他的意思是說：我們十一關稅法今年不能實行了，我們明年再實行，好嗎？　　根據先秦時期的各種古籍記載，對一個人經常有兩個不同的叫法，所以我們可以推測，戴不勝與戴盈之，很有可能其實是一個人——比如不勝是名，盈之是字。當然也很有可能是父子或來自同一個家族。但不管是不是同一個人，可以肯定的是，他們一定是當時的宋國的宰相之類的人物，因為他們與孟子探討的國家的大政方針，根本不是一般官員能夠涉足的。尤其是孟子與戴盈之的談話，戴盈之完全是一副請示的口氣，而孟子則毫不假以辭色——由此可知，當時孟子在宋國的地位，大約是「改革發展總設計師、總顧問」的角色。我們不禁要問，沒有當時大權在握的宋康王的完全信任和支持，孟子能充當這樣的角色嗎？所以，孟子能沒見過並與宋康王交談過嗎？那《孟子》中為什麼沒有相關的記載，顯然，是要隱瞞這一段歷史！要撇清孟子與這樣一個亡國之君的關係！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談話，發生在孟子與他的得意門生萬章之間。《孟子#滕文公章句》記載——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孟子曰：…………太誓曰：『我武惟揚，侵於之疆，則取於殘，殺伐用張，於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這個談話的關鍵詞，是「王政」。對於這個詞的理解，既要考慮到孟子一貫的政治主張，也要兼顧當時的歷史背景，如果忽視這兩點中的任何一點，都無法正確全面理解這個詞，以及這個對話的意思。　　首先，根據《孟子》一書總結，孟子所謂的「王政」，經常是指那種輕稅愛民、爭取民心的治國方法。這個含義，在這個對話的背景里，是一定有的，即孟子主張在宋國實行這樣的治國方法。孟子與戴盈之的談話，也證明了這一點。　　其次，萬章所提及的，「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指代的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宋國的稱王。萬章的意思是，像宋國這樣的不入流的國家，也實行王政——稱王的政權組織形式，齊國楚國這樣的大國是容忍不了的。　　對於萬章的這個顧慮，孟子在戰略上是十分的藐視這個問題的。他引用了《尚書》中的《太誓》來回答，他認為只要實行了他所謂的王政，就一定有名義、有能力、有責任來討伐不聽話的國家，齊國和楚國雖然大，有什麼好怕的！　　客觀的說，孟子的這種看法是非常草率而不負責任的。不管他所謂的王政，是不是真有「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的效果，至少以宋國這樣不大的國家、不好的戰略位置，是很難壯大起來的。並且，他支持的「王政」的一部分，即稱王的做法，對於一個中小國家來說是非常不智的，正確的做法應該是韜光養晦。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所謂的桀宋，也就是好大喜功的宋康王，至少開始一定是奉孟子為上師、言聽計從的，他稱王和軍事擴張的計劃，也是得到了孟子的理論支持的。但是孟子關於如何治理人民的主張，他最終施行了沒有，我們就無從考究了。　　在這裡，我們需要明白：即便宋康王是完全按照孟子的王政來施行的，他也照樣可以亡國的。孟子的王政學說，不能說不美好，但太空洞。而一個國家的滅亡，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孟子最需要對宋康王或者桀宋做的是，勸說他不要稱王、不要軍事擴張，而這恰恰是孟子不但沒有做，反而支持的事。所以說，宋國的滅亡，孟子怎麼能脫離干係呢？　　5.　　離開宋國後，孟子又去了國勢衰落、但一心奮發從而求賢若渴的魏國，與梁惠王、梁襄王父子有多次的交談。此時的梁惠王，不復當年的不可一世，他雖然年老，但不服氣，真心想把國家搞好，說話也很實在。最終他沒有大力任用孟子，大概是因為孟子的主張再好，也是解決不了他魏國四面受敵的戰略態勢，實現不了快速富國強兵的夢想吧。　　6.　　歲月蹉跎，孟子的王霸理想始終沒有實現，這時候一個消息傳來：齊威王去世了，繼位的齊宣王，又復興了稷下學宮，歡迎天下英才。這一次，孟子又看到了機會！畢竟，只有齊國這樣的大國，才有可能真正實現自己的夢想。　　於是，孟子第二次來到了齊國，這一次，國君不再是那個比誰都聰明睿智的齊威王了，齊宣王會接受他的主張嗎？　　事實是——孟子超過了先師孔子，他成功在齊國上位了，並且由於他的主張，齊國幾乎亡國滅種！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們還是先從孟子來到齊國開始講起，在《孟子#公孫丑章句》中，有很詳細的記錄。　　齊宣王非常禮賢下士，對待各國來的賢才都給予了非常高的地位和優厚的生活待遇，他復活了稷下學宮，使之成為當時中國的學術中心。對於孟子這樣的儒家宗師，齊宣王當然也十分敬重，在孟子來到齊國後，很快就約好了與孟子的會見，但是第一次會見由於孟子的矯情和耍大牌，兩人沒有見成。　　事情是這樣的，在齊宣王與孟子見面之前，齊宣王派了個使者來傳話：「我本來想去看望您，可是我生病了不能見風。您能不能在早朝的時候來一下，我們到時候見一見呢？」　　不料，齊宣王這個合情合理的舉動，讓孟子很生氣，他感到自己被耍了，感到齊宣王不夠敬重他，於是他居然很傲嬌地回答：「不好意思我也病了，不能去上朝。」　　第二天，孟子要去東郭先生家。他的學生、齊國人公孫丑說：「這樣不太好吧，昨天剛跟齊王說病了不能出門，今天就馬上出去。」孟子回答：「今天病好了不行嗎？」然後就跟公孫丑出門了。結果他們走了一會兒，齊宣王就派了個太醫來給孟子看病。在家看家的孟仲子一看沒法交代，只好說孟子病好了，去上朝了。然後馬上派了幾個人去攔截孟子，讓他趕緊上朝，千萬別回家。　　孟子不甘心就這樣去見齊宣王，又不能回家，只好到朋友景子家睡一晚上。了解了事情來龍去脈後，景子說：「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這個批評不算含蓄，算是打在孟子的要害上，要知道儒家最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一套了，現在人家齊宣王很敬重你，可是你孟子卻不敬重人家，真的很不應該這樣啊！　　孟子一聽這個批評，馬上急眼了，「呔，你說什麼呢！」然後他立刻使出了他招牌的狡辯術，「齊國人沒有一個與齊王談論仁義的。難道是他們覺得仁義不好嗎？不是。他們心裡想的是：『這樣的王哪裡配和他談論仁義呢？』這才是他們對齊王最大的不恭敬。至於我，不是堯舜之道就不敢拿來向齊王陳述。所以，齊國人沒有誰比我更對齊王恭敬了。」　　景子說：「我說的不是這個，我是說你要有基本的禮貌吧？像《禮經》上說的，君王、父親有召喚，作為臣、子，就應該趕緊的，這才符合禮，您呢倒好，聽到齊王的召喚反倒不去了……」　　孟子回答說：一個有作為的君王，是不能隨便召喚有德行的大臣的，如果有什麼事情需要出謀劃策，他應該親自去拜訪大臣。齊桓公對於管仲就不敢召喚。管仲尚且不可以被召喚，更何況連管仲都不屑於做的我呢？　　孟子和齊宣王，畢竟還是相見了，齊宣王不像他英武的父王，畢竟眼皮子還是要淺些。跟孟子交談過幾次後，他被孟子徹底鎮住了，任命孟子為卿，對孟子非常之倚重——但是，傳統的觀點一般都說：孟子並沒有得到齊宣王真正的信任，原因之一是，齊宣王的寵臣王驩一直在打擊排擠孟子。　　這種說法，可真的是不負責任！根據《孟子》等書確實可以得出結論，王驩是孟子在齊國的有力的競爭對手，但要說王驩品德惡劣、排擠孟子，就純粹是意淫了，至少連孟子本人也沒這麼說過！有這樣的兩件事，下面我們一起分析。　　之一，《孟子#離婁》里記載，孟子到了齊國後，孟子最得意的門生，魯國人樂正克也來到了齊國，並去探望老師孟子，結果孟子大發雷霆，以樂正克沒有第一時間來看自己為由，將他狠狠地訓了一頓。其實樂正克很冤枉，他到齊國後，安頓好住宿事宜，馬上就去看望孟老師的，孟子如此求全責備，難免讓人感到很委屈。　　其實，孟子只是借題發揮罷了，真正讓他生氣的，才不是學生來得早一點晚一點，他自己就不是這種錙銖必較的腐儒。問題出在，樂正克來到臨淄，是跟王驩一起來的！樂正克不知道，孟老師是把王驩當做競爭對手的——王驩本來是當蓋邑大夫，朝野間的風評很好，並且他也是個知名的禮儀專家，所以他這次來臨淄，是應齊宣王之召，來當主管國家禮儀事務的右師的！要知道，這可是儒家的專業，有別人也來當權威滋味總是很彆扭；更何況，看著學生樂正克興奮地描述著一路上跟王驩談天說地、相洽甚歡，孟子眼前彷彿出現了少正卯慷慨激昂演講的樣子，台下的人群里很多都是孔子的學生……　　由不得他不怒火中燒了！當然，孟子訓學生是很有水平的，他平靜下來後冷冷地問樂正克：「難道你跟我學習這麼多年，就是為了混口飯吃嗎？如果不是為了混飯吃，幹嘛要跟王驩混到一起？」聽了這話，樂正克才明白過來，原來孟老師發火是因為這個啊，看來乖乖地跟王驩保持距離，孟老師才會滿意。　　這個事情，人們習慣於解釋說是因為王驩品德卑下，孟子十分鄙視他，所以不高興學生跟他在一起。這麼說，實在太牽強附會了！　　孟人這個人，性格孤傲狡辯，目中無人。同時又特別尖酸刻薄，從不肯承認自己的錯誤或局限，這些即便在《孟子》中也都可以清晰地看出來，但說王驩如何不好，這個毫無根據，要知道連管仲這樣的賢達的偉人，他都瞧不起！可知他對人的評價是不盡可靠的。　　之二，《孟子#公孫丑章句》記載：孟子為卿於齊，出吊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意思是，孟子作為正使、王驩作為副使，一起去滕國。結果他們兩個人，朝夕相處的一路，孟子竟然從來沒有與王驩說正事。學生公孫丑很奇怪，就問他：您當這麼大的官，走這麼遠的路，怎麼都不跟王驩說事呢？最關鍵的一句來了，孟子的回答是：「夫既或治之，我還說什麼呢？」孟子到底是什麼意思呢，顯然，如何理解「或」字，是其中的關鍵。　　「或」，根據《說文解字》的解釋是——「以凡人各有所守。皆得謂之或。」我理解其意思，就是大家都把自己該乾的事情做好了，就是「或」。那麼孟子的回答意思就很明顯了：我們大家各自干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還用多說什麼呢。　　傳統的解釋是這樣的——孟子說：「王驩獨斷專行的把事情都做了，我還說什麼呢！」這種說法，真是替古人擔憂，替孟子耍小脾氣！　　孟子哪裡是能吃虧、能伏低做小的人呢？考諸《孟子》一書，他連各個君王都絲毫不假以辭色，怎麼就能對作為自己副手的王驩逆來順受呢？按照他的脾氣，他是隨時都會摔臉走人的，他是會雄辯地給對方扣一頂大帽子的！所以說，所謂王驩獨斷專行的說法，不符合孟子的一貫為人。　　退一步講，如果真的是王驩獨斷專行什麼都管了，那麼我們又可以得出另一個結論，那就是：王驩真的是一個禮儀專家。根據《儀禮》、《禮記》等記載，彼時的喪葬禮儀非常之繁瑣，尋常人等很難全面掌握，而不知禮就很容易鬧笑話、為人不齒。還記得嗎，孔子人生中的第一個貴人，臨死前囑咐兩個兒子要像孔子學禮的魯大夫孟釐子，就是因為出使外國時，因為不懂禮儀鬧了笑話，從而終身為恨。　　7.　　孔子一生中事業的高潮，是編著《春秋》。他說：後人「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孟子一生中事業的高潮，是鼓動齊宣王伐燕。但是他和門徒從不說這件事，因為這件事對齊國來說，其實是一個災難。這是孟子一生中的高潮，也是一生中的最大的污點。　　在《孟子#梁惠王章句》中，記載了孟子與齊宣王關於齊國伐燕事宜的兩次談話。　　第一次談話的背景是，「齊人伐燕，勝之」，齊宣王請教孟子，要不要佔領燕國？　　在談話中孟子沒有直接回答可不可以佔領燕國，只是說「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第二次談話的背景是，齊國已經佔領了燕國的很多國土，這時候其他諸侯國要主持公道，他們聯合起來救燕。齊宣王害怕了、發愁了，問孟子怎麼辦才好。　　孟子的回答是：「……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繫纍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孟子的回答包含了三層意思：第一，堂堂大國，有什麼好怕的？第二，齊國伐燕是弔民伐罪，是正義的；第三，諸侯國都來攻打齊國，是因為齊國佔領了燕國又沒有施行「仁政」。所以，趕緊平息燕國人的怒火，早早撤軍是上策。　　從以上兩段對話來看，彷彿是齊宣王伐燕後，才來跟孟子請教的；孟子的說法也有理有據，毫無破綻。但實際上，齊宣王之所以伐燕，與孟子的鼓動是有很大關係的！　　《孟子#公孫丑章句》：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　　沈同是當時齊國的重臣，可以說他來問孟子可否伐燕，是商量國家大事。不料後來，孟子不承認他是同意伐燕了！下面是他的著名的狡辯——　　「沈同是問我可否伐燕，我也確實說可以了，然後他就去伐燕了。可是，他假如問我『誰可以伐燕』，我會告訴他：『只有代表上天的才可以』。就好像，現在有一個殺人犯，有人問可以殺了他嗎，我回答可以。假如他問誰可以殺這個殺人犯，我會告訴他：『只有掌管刑罰的士師才可以殺他。』今天，實際上齊國伐燕，是以燕國式的殘暴來討伐燕國，我怎麼會勸他呢？」　　《戰國策#燕策》的記載，就不是這麼客氣了——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孟子的著名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論斷，應該就是這時候發出的！　　孟子的雄辯的論斷，也正好對上了好大喜功的齊宣王的胃口，「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值得注意的是，齊宣王派遣討伐燕國的將領章子，就是我們前面討論過的，孟子的密友匡章。大家可以想像，齊國伐燕成功誰會獲利？當然是主張伐燕的戰略家和功成名就的統兵大將！這才是合理的邏輯。而恰好，主張伐燕的孟子與統兵大將匡章，正是一對好基友！　　因此，綜合《戰國策》與《孟子》里的辯解來看，齊國伐燕，如果說孟子不是始作俑者和最重要的推手的話，那麼至少他也是大力贊成其事的重要人物。　　孟子及其門徒，後來極力撇清孟子與此事的關係，因為此次伐燕的後果，不但是最終沒有撈到任何便宜，反而導致了後來燕國的血腥報復。　　當時燕國的權臣子之死後，燕昭王繼位——他是燕國歷史上的最著名的英主。他一心要奮發有為，對他的謀士郭隗說：「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原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　　郭隗給燕昭王講了個「千金市骨」的故事，建議他想「卑身厚幣以招賢者」的話，就從我平凡的郭隗開始。結果，燕昭王真心求賢的消息傳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　　燕昭王二十八年，報仇的時候到了！「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燕昭王派樂毅為上將軍大舉伐齊，「齊兵敗……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即墨，其餘皆屬燕，六歲。」　　要不是這時候燕昭王去世，燕惠王繼位後聽信讒言，罷免了樂毅，那還真不知道齊國最後的兩個城還能堅持多久！後面的故事大家也都耳熟能詳，齊國的田單又依靠火牛陣大勝燕君，又把失地都收復了。　　了解了這個事，我們就知道了，齊國當時的伐燕，不但沒帶來任何好處，還導致了後來的大災難。雖然孟子在齊時，還沒有發生後來樂毅伐齊的事情，但由於孟子的建議，齊國伐燕成為事實上齊國政壇的一大敗筆，孟子難辭其咎，只好辭職離開齊國。　　8.　　《孟子#盡心章句》記載了這樣一件事。齊國鬧饑荒，孟子的弟子對陳臻說：「國內的人都以為你還會再一次打開棠邑倉庫救濟災民，你還會這樣做嗎？」孟子回答說：「那就成馮婦了。晉國有個人叫馮婦，青年時善於跟虎博斗，老年時成為很善良的讀書人。一次他到郊外，有很多人在追逐一隻老虎。老虎憑藉著山勢彎曲險阻的地方，沒有人敢去觸犯。眾人看見馮婦來了，都上前迎接。馮婦挽起袖子下車，大家都很高興，只有讀書的人們譏笑他。」　　孟子的意思很明顯：年輕時勇於任事，（是為了名聲），現在我老了，不會像年輕時那樣了。　　可是我們都知道，饑荒是會大量餓死人的，在任何時候，這都是人類最嚴重的威脅。這時候的孟子師徒顯然是溫飽無虞的，所以孟子還能輕鬆地講故事。　　好吧，我們尊敬和體諒一個老年人不願意多事的心情，我們就不指責「只掃自己門前雪」的行為了。但也請再不要叫孟子「聖人」了。面對大量人餓死而無動於衷，這樣的行為真的不能跟「仁」、「義」、「聖」、「王道」、「仁政」、「善」這樣的字眼扯上一毛錢的關係。　　研究歷史，必須有人性、必須尊重基本的事實。　話說孟子在中原諸國大擺了一道之後……　　儒家又出了一個劃時代的人物，他就是荀子，　　也就是古書中常說的孫卿。　　擦，華麗麗地大章又要出現了。　不真正用心去讀歷史的人，很容易似是而非地認為儒家深受秦王朝迫害，二者因為「焚書坑儒」這樣的梁子而結下了不共戴天之仇——是不是真仇恨，後面我們再談；在這裡，我們先必須說明，儒家與秦國、秦朝，先前至少是有一段很長的蜜月期的——孟子之後、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前的中國思想界，以荀子和呂不韋的《呂氏春秋》為雙璧，而他們的實際影響力都是在秦國發生的。　　孔子創立了儒家學派，孟子繼承和光大了孔子的影響力，但孔孟之道的傳播，還主要是在「山東」地區。儒家傳播歷史上真正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其實另有其人，那就是荀子，以及呂不韋——眾所周知，他以商而仕，但其實他是一個潛藏的被國人忽略的儒教信徒，他主持編寫的《呂氏春秋》，在歷史上一直被認為是「雜家之說」，因為儒、道、法等皆有，但其主流毫無疑問是儒家！　　1. 荀子其人與他的學生　　提起荀子，人們往往首先想起的是他與孟子針鋒相對的見解——孟子認為「人之初，性本善」，而荀子則認為「人性本惡」。在後來的儒家系統，孟子取得了「亞聖」的老二地位，荀子就被比下去了——甚至不如顏回、子思以及更後的朱熹等人。　　事實上，荀子在儒家發展史上的真實地位和作用，是遠高於孟子的，甚至可說，是他在戰國末期天下走向一統的過程中，發展了儒家，賦予儒家學說以真正的生命力，使儒家學說真正走向統治舞台的中心。　　關於荀子的生平，司馬遷主要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里記載，荀子是趙國人，五十歲時遊學於齊國——當時齊國的稷下學宮是戰國學術中心，群賢畢集。「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這就是說，當時的荀子已經是當時公認的最有學問最德高望重的學者，而齊國是以大夫這種高級官員的身份對待他的。　　需要注意的是，「三為祭酒」，這裡的「祭酒」與後世國子監祭酒是不一樣的，作為國子監校長之意的祭酒，是到晉朝時才有的。這裡是指饗宴時酹酒祭神的長者——在《儀禮》和《禮記》中反覆提到了，祭酒是祭祀、饗宴等大型禮儀活動中的重要步驟，一般是由諳熟禮儀、德齒俱尊的長者來施行。　後來，「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從司馬遷的這段話里，我們又得知：其一，荀子為了逃避迫害離開齊國，來到楚國並受到當權的春申君重用，當上了楚國新取得的國土蘭陵的令。其二，李斯是荀子的學生。而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里，司馬遷還提到，韓非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學生，而李斯對韓非是自愧不如的。　　正是因為有了這兩個名動天下、與秦始皇發生了深刻關係的學生，使得後世對荀子的評價，出現了莫大的爭議。一方面是，李斯、韓非被定義成法家的兩大代表性人物，前者被認為是秦始皇嚴苛殘暴法家政策的忠實執行者，後者則被認為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作為他們老師的荀子，豈能無關於法家？另一方面，荀子本人的學說，就像司馬遷認為的那樣，是「帝王之學」，不是真的儒家，或者說是「陽儒陰法」。　　事實上，荀子的這兩個高徒，之所以能在秦國春風得意，還是拜要荀子所賜。如果不是荀子本人對秦國有深刻的認識，荀子本人在秦國有廣泛的影響的話，李斯和韓非也未必會出現在秦國的歷史舞台上。這是為什麼呢？說到這裡，我們就必須好好說說荀子與秦國的那點兒事了。　　2. 荀子與秦國　　在荀子的生命中，他出生於趙國，在齊國成名，在楚國得到重用——司馬遷的《史記》如此記載，但是卻絲毫沒有提到，荀子曾經入秦，並與秦昭王和秦相應侯范睢分別進行了「友好親切的會談」。這或許正是儒家所大忌者？　　在《荀子#強國》中，「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荀子衷心讚美道：秦國真不是蓋的！難怪能像現在這樣強大呢，原來這裡幾近完美啊——山川美、風俗美、政治美，如果再有些儒生的話，就真完美了。也就是說，作為大儒的荀子也承認，秦國的統治非常成功。　　在《荀子#儒效》中，荀子與秦昭王的談話就更複雜些了。秦昭王對儒家是有先入為主的成見的，所以倆人一見面他就不客氣地對荀子說：「儒無益於人之國。」對於這種功利主義的態度，如果像孔子和孟子那樣「仁義」一番的話，想必這個會談是難以進行下去的，但是荀子高明地告訴秦昭王：儒者無論是在朝還是在野，都不會造反，都會很老實本分，都會忠誠於君王。當然如果在朝的話，發揮的作用更大，會起到先鋒模範帶頭作用的，對於君王統治十分有利。　荀子的這一番表態十分到位，一陣見血地搔到了作為統治者的秦昭王的癢處。以至於秦昭王馬上改變了對他的態度，對其觀點連連稱善。　　如果認為荀子與秦國的「勾當」僅此而已的話，那可是想得太簡單了。事實上，《荀子》一書中有很多章節都與荀子入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甚至可以這樣認為：其中的很多章節，都是在秦國、或者為了秦國而寫的，屬於「秦國定製」的文章——　　其一，《荀子》中多次提到，秦國遠祖時期的飛廉惡來，以及秦武王時期的大力士，這樣的人都是無益於國家的。這一點可以說完全是投秦昭王所好。秦武王是秦昭王同父異母的哥哥，他死於舉鼎這樣的匹夫之勇，也正是有了他的死，秦昭王才有了繼承王位的機會。秦昭王未必與秦武王沒有感情，但內心裡也一定是對匹夫之勇不以為然的，至少也應該是會引以為戒的。　　其二，《荀子#君子》中提到，「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這一點，是極言男高女低的等級差別。這正也是秦昭王心裡的痛處！要知道，秦昭王即位四十年，時時處於其母宣太后的鉗制中！婦人干政，秦昭王從內心裡必然是深以為非的，他是直到有了范睢為相後，才在范睢的建議下，排除了宣太后的影響力，完全實際地掌握秦國的政權。所以，荀子非常巧妙的這句話所傳達的觀點，一定是為秦昭王所深深嘉許的。　　其三，《荀子》里的多篇文章都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即禮法最大，只有嚴格按照統一的法律辦事，國家才能興旺發達。而這一點，正是秦國有別於其他諸國的鮮明特徵。可以說，荀子的禮法觀點，儘管與秦制有異，但其根本精神是一致的。　　所以，雖然我們不可能有明確的證據，但是可以推測，荀子對秦國政制是深以為然的，是希望能夠錦上添花的，也是為此對秦王等秦國統治階層表達了誠意的。　　為什麼荀子最終沒有留在秦國？這個我們無從考究，但至少我們知道了，荀子入秦的記錄表明了一個事實：荀子使當時的秦國統治者初步改變了認為儒家「百無一用」的想法，為此後秦、儒雙方的深切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為以後儒生的入秦起到了橋樑和紐帶作用。　　3. 荀子的「帝王之術」　　後世的很多儒生，為了塑造孔孟儒學只講「仁義」的高端形象，往往不願意承認荀子是正宗的儒家，極力撇清荀子與儒家的關係，認為荀子的學問只是一種「帝王之術」而已，並非純正的儒學。但實際上，荀子就是儒學之集大成者，是他使儒學真正走入改變歷史的秦國統治者的視野，從而使儒學有了真正走向全國、改變歷史的機會。　　在《荀子》里的第一篇也是最著名的一篇《勸學》中，荀子提出了「禮法」的概念，這標誌著他的思想，已經由早起儒家的「禮」向「禮法」的轉變。　　《荀子#君道》中，又提到：「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 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這段話的核心思想包含：其一，推崇禮義，法制高於一切；其二，任人唯賢；其三，賞罰分明。等等。這是詳細解析了他的禮法觀念——禮與法相輔相成，才能治理好國家。　　那麼，荀子對禮的理解，是不是像孔孟一樣呢？實際上，荀子又進了一步。關於禮的闡釋，孔子說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荀子#禮論》中提到，「禮有三本」，分別是天地、先祖、君師。可以說這是第一次明確將君主的地位提升至與天地一樣的高度，也即意味著禮要求人們，對君主的絕對忠誠。　　對於國家最根本的政治制度——用人原則以及利益分配原則，荀子的觀點幾乎與法家的觀點如出一轍。事實上這恰好證明了荀子是發展了的儒家，是進步的儒家。　　「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這還是說用人原則是唯才是舉，任人唯賢——這個賢和才，就是指實際能力，而不是傳統儒家所說的空洞的「德」、「仁義」什麼的；如果沒有才，誰都不應該得到官職，「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 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　　誠如上述，《荀子》作為發展了的儒學，不但在大原則上成為「王霸之學」指南，而且還探討了如何當好統治者的方方面面——而作為荀子的學生的著作，《韓非子》一書則更是苦心孤詣地窮盡舉例，可以說事事見血、字字誅心，直接拿來做「國王必知的365個注意事項」都非常恰當，以至於秦始皇看了《韓非子》後，擊節狂嘆，深深引以為知己。　　不要再說李斯和韓非子是法家代表人物，不要再說韓非子是法家集大成者了。要知道，遠在李斯和韓非子入秦之前，他們的老師荀子就已經深深為秦國井然有序運行的法律系統所深深折服，他老人家就已經承認：秦國這個國家其實已經不缺什麼了，實在要說缺少的，不過是幾個儒生而已。李斯，在其政治生涯的前期，他起到了策士的作用；在後來，他也不過是秦帝國政治制度的執行者而已。韓非子，其作品的出色不在於有多麼美妙精密的法律內核，而在於其一陣見血鞭辟入裡的對人性的洞察。　4. 荀子與東方列國　　在秦昭王和范睢為相時期，荀子出訪了秦國，出於未知的原因，荀子又離開了秦國。我們作一下猜測，那麼可能的原因，或許是其政見終究不為秦王所用，或許是范睢辭相、秦國政壇人事大變革，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荀子之入秦，本來就是個出使行為，當然要回去復命——從時間上來看，很可能是他在齊國為大夫時期，為齊王所派遣入秦。但依據《史記》的記載，荀子最終因為有人要迫害他，「齊人或讒荀卿」，所以他離開了齊國。　　司馬遷記載的荀子在東方列國的活動軌跡很簡略——荀子先去了齊國然後又去了楚國，春申君任命他為蘭陵令，後來「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但實際上不是那麼簡單，至少如前所說，我們知道荀子去過秦國並對秦國大有好感；而根據《荀子》和《戰國策》我們又知道，荀子在趙國和楚國間也多有故事。我們之所以要探尋這些，是要對比荀子與諸國的態度。　　事實上，春申君任命荀子為蘭陵令後，不久就聽信讒言，取消了荀子的任命，於是荀子離開了楚國，回到了家鄉趙國，並被任命為上卿。後來春申君又聽了別人的進諫，認為趕走荀子是錯誤的，就又派人去請荀子回去。荀子當然是謝絕了，並寫了封措辭不太客氣的信給春申君，勸誡他要小心為政，免得沒有好下場。這個經過在《戰國策#楚策》中有詳細的記錄。這個案例足以充分說明，荀子對楚國，最多曾經有過與春申君的知遇之感。　　關於荀子在趙國的歷史痕迹，除了《戰國策》的記載，《荀子#議兵》中也有，「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孫卿就是荀子，臨武君是楚考烈王時期的封君——因為在《戰國策#楚策》中，臨武君的名字也被提及：趙國使臣魏加，勸春申君不要讓臨武君領兵打擊秦國，因為「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當時他們三個人議論軍事，荀子把趙孝成王和臨武君說得心服口服。　　這是一個重要的記錄，但是《荀子》一書中卻沒有相關背景的介紹。作為楚國封君的臨武君，為什麼會在邯鄲出現，並與荀子和趙王一起議論軍事問題呢？而在《戰國策#秦策》中，記載同一時期，「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對此憂心忡忡的秦昭王接受了相國范睢的建議，派唐雎（這又是個謎一樣的人物）到趙國去大搞金錢交際，瓦解了這次可能的合縱進攻——這是一次沒有成功的合縱，所以各國正史上也多無記載！　　這下事情就明白了！原來是當時天下各國使臣以及各路仁人志士，雲集於趙國首都邯鄲，討論天下合縱攻打秦國的事情。在這樣的背景下，楚國的臨武君也應該是作為楚國官方使臣出現在了邯鄲，從而有了這樣一場趙王、荀子（如果考慮到這時的荀子對秦國的認識的話，按道理講荀子此時尚未入秦，他此時的官方身份，很有可能還是齊國的使節——作為趙國人，齊王派他來趙國參與合縱的大會，身份上很合適）、楚國使臣臨武君之間的議論軍事的談話。　　或許我們可以這樣猜測：秦國用金錢外交瓦解了雲集趙國的各懷鬼胎的各國人馬，秦昭王與秦相范睢了解到「倒秦」人士中比較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是荀子，為了加強彼此的溝通和了解，減輕東方各國輿論界對秦國的敵視，這時候秦昭王和范睢可能對荀子發出了「訪問邀請」——這就很類似於後世的企業，出負面新聞後，邀請媒體記者、各路意見領袖，去企業所在地座談、參觀，當然好吃好喝招待還有車馬費……所以才有了荀子的楚國之行！　　按照《戰國策》的記載，荀子是在趙國當過上卿的，而如果考究下荀子入秦的時間、荀子議兵、荀子當蘭陵令等事件的發生順序，我們又會發現，這些事情的發生時間往往又是交叉的，有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比如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甚至是——荀子沒有時間在趙國當上卿。答案只能是：荀子在當時也是蘇秦張儀式的人物，往往身兼幾國的官位。這就可以解釋了，荀子身為齊國使者來到趙國，來到趙國受到趙王器重，趙王讓他做了趙國的上卿；荀子回到齊國後，齊國有人說荀子是趙人，在趙國期間也跟趙王溝通好了，回到齊國也是要向趙國出賣齊國利益的間諜，「齊人或讒荀卿」說的就是這個，於是荀子只好逃離齊國。　　由於曾經與楚國大官僚貴族的臨武君相識，因此荀子離開齊國的消息傳到楚國，臨武君向求賢若渴的春申君推薦荀子，由於荀子拒絕做「家臣」或「門客」，於是春申君就安排荀子做了新取得的國土蘭陵的令。　　5. 荀子的生平足跡　　其一，荀子在齊國「最為老師」、「三為祭酒」，並作為齊國使臣出使家鄉趙國，期間與趙孝成王、楚國臨武君「議兵」。　　其二，荀子在趙國期間風光無限，身兼齊使（齊大夫）、趙上卿及學界領袖於一身，受邀前往秦國參觀訪問，並分別與秦相范睢、秦昭王密談。　　其三，回到齊國的荀子，受到議論攻擊，說他是秦國和趙國的多重間諜，他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脅，於是他離開了齊國。　　其四，應楚國春申君的邀請，荀子來到楚國，他拒絕當春申君的門客，當權的春申君為了顯示用人的氣度，就順便把荀子安排為剛成為楚國領土的蘭陵地方的長官蘭陵令。但很快，春申君又聽信讒言，免去荀子蘭陵令的職位，荀子失望地離開了楚國，回到家鄉趙國。　　其五，趙王重新任命荀子為上卿。期間春申君後悔了，寫信請求荀子原諒並回去再任蘭陵令，遭到了荀子的嘲諷和拒絕。　　其六，由於趙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與秦國的尖銳的軍事鬥爭形勢，所以趙國的話事權，一直掌握在像廉頗等人這樣的軍隊高級將領手中，趙國沒有條件給荀子施展抱負和才學，越來越失望的荀子，又接到了春申君更懇切的道歉。　　其七，於是荀子再次回到了楚國，再次就任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因葬蘭陵。」　最後，如果審視下荀子的政治思想遺產的話，那麼其弟子李斯毫無疑問發揮了最大的時代影響力。在《史記》中，司馬遷記錄了李斯對荀子所說的一段慷慨激昂的西去感言，彷彿李斯之決絕入秦，完全與荀子無關的樣子——當然，《史記》中完全沒有記載荀子之入秦，本來就是個很可疑的事情，所以把李斯入秦寫得與其儒學宗師的老師毫無關聯，就不足為奇了。　　但在上面我們詳細研究了荀子之後，我們當然會得出與司馬遷寫的完全相反的結論，誠如司馬遷借李斯之口所說的「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這一定也是荀子的看法，他看透了，天命在秦。　　於是，李斯入秦了，並很快在秦國政壇嶄露頭角。學界大師荀子的弟子這樣的身份，一定是塊敲門磚，但更重要的，李斯幸運地在秦國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二個貴人，這個人本來是個商人，後來又被稱為是雜家。但實際上，如果說這個人不是個儒生的話，那他至少也是個儒家的忠實信徒。　　他就是呂不韋。　6. 《呂氏春秋》的成書背景　　話說李斯到秦國的時候，正好秦莊襄王去世，李斯求見呂不韋，希望能當呂不韋的身邊工作人員，不料，呂不韋非常賞識他，直接任命李斯為郎。　　呂不韋的故事世人皆知，他的成就有二：一是投機秦國政界並成功當上了秦相，但隨著秦始皇（當時還是秦王嬴政，為了表述方便稱秦始皇，下同）與他翻臉，這一成就也成了取死之道；二是，他組織人編寫了一本書《呂氏春秋》，這本書遺傳至今，這不但是一項不與身俱滅的文化事業，更是呂不韋留給後世的一個有力的自證——而這一點，過去卻被人們有意無意地忽視了！　　按照傳統的歷史觀點，《呂氏春秋》成書的背景是這樣的：呂不韋主宰秦國政治，當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並且同時期的戰國四公子，禮賢下士，名重於列國。呂不韋認為秦國如此之強，哪裡能落到他們後面，於是他也廣攬天下良才，組織門客們寫出一本空前絕後的大書來，是為《呂氏春秋》。呂不韋為了證明自己主導搞出來的這本書之牛逼，書成之後還特意將此書「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這樣的觀點，看起來合情合理，可是如果我們考察下當時的歷史背景，卻讓人對這種說法產生了困惑。　　在相當於是《呂氏春秋》一書序言的《序意》中，呂不韋自己交代了此書的寫作背景：「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這裡的「維秦八年」，指的是秦始皇八年，而這一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此之前，因為秦始皇年少，所以國事都是委託給了呂不韋為首的大臣，而這一年是秦始皇的「弱冠之年」，也就是說從這年開始，秦始皇開始親政。　　更複雜的，還是這年發生的事情。《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這一年秦國發生了這樣四件事：　　其一，「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　　其二，「將軍壁死，卒屯留、蒲惣反，戮其屍。」　　其三，「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　　其四，「嫪毐封為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毐。事無小大皆決於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為毐國。」　　這四件事情，並不是孤立的！首先，這一年，先後發生了兩次叛亂事件，其中一次還是他的弟弟長安君造反！然後，第三件事貌似浪漫主義的一個描述，但實際上也透露了一個重要的信息——由於緊急的平叛，以及可能的自然災害，這一年秦國發生了大饑荒，而這時天不絕人，「河魚大上」，所以大家前赴後繼地「輕車重馬東就食」。　　可以說，秦始皇親政的第一年，過得真不輕鬆！在這樣的大權初握、卻往往因為要平叛而寢食難安的日子裡，秦始皇為什麼又會冊封嫪毐嫪毐為長信侯呢？　　按照一般的說法，就是因為太后趙姬因為嫪毐超強的性能力「絕愛之」。所以太后會讓秦始皇封嫪毐為侯。這不是沒有可能。首先，秦國太后有男寵，這不是沒有先例。《戰國策#秦策》記載，秦昭王的母親宣太后，寵愛的面首叫魏丑夫，這個事情她並不避諱，她甚至考慮自己死後要讓魏丑夫殉葬。後來在大臣的勸說下才放棄了這個念頭。其次，秦始皇從小與母親在趙國邯鄲相依為命地長大，是母親給了他生命、給了他王的寶座，所以對母親的要求言聽計從，這也不無可能。　　但是，在賞罰分明、重視軍功的秦國，封侯畢竟是一件極大的事情，沒有大功就封侯，對秦孝公之後的不管哪一個秦王來說，都不啻是自打耳光、自毀國策的事情。何況對嫪毐的封侯，還是有封地的！要知道在秦孝公之後，秦國封君封侯的只有兩類人：其一是秦王的王親或外戚等；其二是有大功的文臣相國，或有戰功（或攻城略地或平叛）的武將，沒有例外。　　那麼，嫪毐就僅僅憑藉太后的愛情，就取得了侯位？　讓我們再回到這年發生的第一件事情上，即秦始皇的弟弟長安君的造反。秦始皇的父親秦庄王，當然不會只有趙姬一個老婆——秦庄王當初在邯鄲當人質，他逃回秦國六年後，秦始皇和趙姬才回到秦國。在這六年里，先為王孫、後為儲君的他，必然會有其他的女人，也正是後來有的女人，可能生下了秦始皇的異母弟，即後來的長安君。　　而在當時的秦國後宮，除了秦始皇的母親太后趙姬、長安君的母親某姬，還可能有秦始皇的親祖母、也就是秦庄王的生母夏姬（秦始皇七年去世）——這時應該是叫做夏太皇太后，還可能有秦始皇的嫡祖母、也就是秦庄王的嫡母——秦孝文王的正妻華陽夫人（秦始皇十七年去世），應該是華陽太皇太后了。　　這些女人，誰會真正和秦始皇站在一起呢？他的母親趙太后是毫無疑問的，母以子貴。但對兩位太皇太后來說就不一定了，無論是秦始皇，還是長安君，都是孫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但耐人尋味的是，夏太皇太后去世後，長安君就造反了。　　會不會是這樣的呢：本為側室的夏太后，和長安君的母親某姬，同樣的側室身份，使她們走到了一起，成為長安君的靠山；而同為正室的華陽太后和趙姬，則是秦始皇的靠山——這兩個女人這一邊，因為是王權所系、因為與秦相呂不韋結盟，因而更占勝勢。特別是在秦始皇七年，夏太皇太后去世後。　　宮廷的權力鬥爭，即便史書上不寫，也一定是會存在的，何況是關係如此複雜的後宮。在權利鬥爭過程中，作為趙姬趙太后面首的嫪毐，會不會像後世的安德海那樣，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甚至立下了大功呢？如果真是這樣，秦始皇也就會很容易就接受趙太后的提議，封嫪毐為侯了。　　上面我們所作的，無論是考證也好，猜想也罷，都集中反映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在呂不韋所說的開始想寫作《呂氏春秋》這一年，秦國的政局大變！陰鷙的秦始皇開始親政，手段老辣，無情鎮壓了包括王弟在內的兩起造反事件，同時由於有趙太后的鼎力支持，嫪毐崛起為秦國另一個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　　如果我們充分了解到這些，那麼，在這樣的背景下，呂不韋還在捨我其誰的考慮「不能在面子上輸給列國」？在這樣的背景下，呂不韋還會搞了這麼本書，還高調無比地掛到都城城門上，誰能改一字就給千金？就為了顯示他自己的門客多而厲害，就為了顯示他呂不韋不平凡？這樣看，是不是「圖樣圖森破」？是不是「不做死就不會死」？　　所以我們可以下結論：呂不韋就不是這麼虛榮幼稚！《呂氏春秋》的成書原因，大有深意！但不是為了所謂的和列國爭鋒！　　那麼，呂不韋搞這本書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呢？這個我們還是要從他和秦始皇的關係說起。眾所周知，秦始皇其實是呂不韋的兒子。這件事，他呂不韋明白，被他搞大肚子的趙姬明白，但是秦庄王不明白，秦始皇本人可能也不明白——就是知道了也要裝作不知道。　　知子莫若父。看著秦始皇長大的呂不韋，深知秦始皇非常像自己，深謀大略。但是秦始皇的問題在於他的性格，過於尖刻急躁。作為親生父親的呂不韋，出於父親對兒子的深沉的愛，想出的辦法，就是極盡人間的智慧，特別是能夠彌補秦始皇性格弱點的思想，寫出一本書來，作為給秦始皇親政的獻禮。　　也正是因此，他才會大張旗鼓地高調地搞這件事；正是因此，即便在他死後，他本人及其附屬的政治勢力被秦始皇徹底清算的時候，這本書也沒有被查禁。　　7. 《呂氏春秋》是雜家？　　《呂氏春秋》到底是怎樣的一本書呢？讓我們先看兩段百度百科裡的文字：　　——《呂氏春秋》作為十二紀、八覽、六論，注重博採眾家學說，以道家黃老思想為主，兼收儒、墨、法、兵、農、縱橫和陰陽各先秦諸子百家言論，所以《漢書?藝文志》等將其列入雜家。胡適先生在其《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中說：「雜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雜家的新名。漢以前的道家可叫做雜家，秦以後的雜家應叫做道家。研究先秦漢之間的思想史的人，不可不認清這一件重要事實。」呂不韋自己認為其中包括了天地萬物古往今來的事理，所以稱之為《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有組織按計劃編寫的文集，上應天時，中察人情，下觀地利，以道家思想為基調，堅持無為而治的行為準則，用儒家倫理定位價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觀念、名家的思辨邏輯、法家的治國技巧，加上兵家的權謀變化和農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國家治理學說。　　簡單地來說，《呂氏春秋》從內容上來看有這樣最重要的三個特徵：　　其一，博採眾家學說，兼容並包。　　其二，注重養生內容，頗似道家。　　其三，無比尊崇孔子，其相關內容最多。（真正通觀全書了，這一體會更明顯。）　　如果考慮到《呂氏春秋》一書，是呂不韋召集門客所編寫，那麼從其內容特徵上我們可以推斷出這樣幾個事實：　　其一，他的門客確實是各門各派都有，呂不韋本人並無門戶之見。　　其二，門客中有相當多數量的儒家弟子。　　其三，呂不韋本人是偏重支持儒家的。　　可以說，呂不韋時期的秦國，儒家已經大量進入了秦國，其影響力也非常廣泛。同時藉助秦相呂不韋的支持，儒家學說「東學西漸」，也成為了秦國大地上的主流學說之一。　8. 王秦方略：從大國策到天下策　　秦國真正從諸侯國中脫穎而出，始於秦孝公任用商鞅進行變法，史稱「商鞅變法」。從這時起，秦國朝野上下風貌為之一變，開始走上富國強兵之路，並最終統一了天下。商鞅變法到底有怎樣的魔力？變法後的秦國，是否就如傳統觀點認為的那樣，只是勝在嚴刑酷法和獎勵耕戰的高效率上？　　今天的我們要了解商鞅變法的具體情況，除了有各種史料的旁證之外，《商君書》是最直接的材料。這本書像同時期其他學者們的著作一樣，應該是由商鞅本人和後人合著。從這本書里，我們可以了解當時的情境。　　現存的24篇《商君書》，反覆強調的其實就是兩件事：其一，想盡一切辦法鼓勵耕戰；其二，窮盡一切辦法杜絕影響耕戰的因素。按照商鞅的觀點，主要靠嚴刑酷法來杜絕一切不利因素，其次靠一定的爵賞激勵。　　如果只從《商君書》來揣度秦國，那麼我們確實可以得出秦國是法家獨霸、靠嚴刑酷法來取得高效率的結論。但是，戰國時期的實際情況是，嚴刑酷法為各國所通行——商鞅變法後的秦國所不同的是，其嚴刑酷法的施行，嚴格遵照規則、公平制度來執行，簡言之，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了，這才使嚴刑酷法成為真正能夠推動社會生產力進步、國家富強的手段！近世深得其中要髓的是新加坡，用重典而國家強，因為公平，所以並沒有人民滿意不滿意的事。　　更關鍵的是，秦國並非唯商君略而不顧其他。在戰國晚期，隨著秦國越來越具有獨樹一幟的大國地位，歷代秦王們在建立了天下一統於秦的理想後，同時伴隨著「國際」間人才和文化交流的頻繁，法家之外的學說，也紛紛進入秦國，商君的「大國策」已不足夠，「天下策」進入了秦王們的視野，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當然是執關東思想界牛耳的儒家和墨家。儒家在前面我們已經詳細論證過了，下面我們再看下墨家與秦國發生了怎樣的一種關係。　　從《商君書》觀之，我們可以發現，墨家思想在很多方面與秦國法家指導思想是不謀而合的。譬如：　　其一，墨家「兼愛」，主張無差別地對待所有人。而在《商君書#開塞》一節中，同樣表達了人類的邪惡和社會的混亂之源就在於人們根據親疏遠近來決定自己的言行，因而反對儒家的那種親親觀點。儘管墨家與法家之出發點不同，但殊途同歸。　　其二，墨家與法家都主張節約、反對浪費，二者都反對奢華的生活方式，反對厚葬，反對不勞而獲。《商君書#墾令》：「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建繕，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意思是，不準僱用傭工，那麼卿、大夫、家長就沒有辦法建築修繕自家府院的房屋，他們那些嬌生慣養的兒女就無法不勞動吃閑飯，懶惰的人也不能偷懶，那些靠給人作傭工生活的人就沒有地方混飯吃，這樣他們就一定去務農。太先進了吧！　　其三，墨家主張「非命」論，認為人的生命與幸福與否由自己主宰，重視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使人奮發圖強。在《商君書》所代表的法家體系中，同樣重視激勵人們的上進心，通過獎勵耕戰的方式，鼓勵人們遵從國家號召，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命運。　　其四，墨家主張「非樂」，反對儒家推崇的禮樂制度，法家同樣強烈反對，認為禮樂只會有損國家的實力。在《商君書#去強》篇中，甚至將《禮》、《樂》、《詩》、《書》、慈善、修養、孝敬父母、尊敬兄長、廉潔、智慧這十種事務，列為可以導致國家滅亡的東西，而大加抨擊和反對。　　其五，墨家主張「非名」，《商君書》同樣表達了這樣的思想。　　等等，等等。　　既然墨家的思想，與秦國法家思想，有如此之多的共通之處，那麼，墨家與秦國有沒有發生過些什麼呢？答案是：有，並且一定是我們所意想不到的深刻！　　如前所論，呂不韋主導編寫的《呂氏春秋》一書，其中最推崇、論述最多的就是孔子及其門生的思想和事迹，顯然在他的「三千門客」中，有很多儒家弟子。在書中僅次於儒學地位的，就是墨家。同樣可以推論，門客中有很多墨家弟子，才有了很多關於墨子本人和其徒眾的事迹傳聞。用《呂氏春秋》中的一句話來說，就是：「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　　譬如，在《呂氏春秋#紀#仲春紀》中，有直接描寫墨子言行的——墨子見染素絲者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譬如，有描述在中山國活動的墨者事迹——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曰：「先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 曰：「今王興兵而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 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　　譬如，有描述在楚國活動的墨者事迹——墨者鉅子孟勝，善荊之陽城君。即孟勝信守然諾，為楚國陽城君守城的故事，前面我們已經講過這段，就不重述了。　　《呂氏春秋》一書，更直接記載了很多墨家在秦國的活動情況，如下：　　根據《呂氏春秋#覽#孝行覽》的記述，墨者初見秦惠王不易——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　　根據《呂氏春秋#覽#先識覽》，秦惠王信重的秦國墨者唐姑果，排擠外來墨者的故事——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　　根據《呂氏春秋#覽#有始覽》——魯人可謂外有重矣。解在乎齊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妒也，皆有所乎尤也。這個透露了一個信息：秦國的墨者互相嫉妒，可能在秦王面前爭寵，恰如上一段所表述。　　最能體現墨家在秦國地位的，是《呂氏春秋#紀#孟春紀》中的記載——墨者有鉅子腹，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弗誅，腹不可不行墨子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上面這段故事告訴我們：第一，在法令嚴明、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秦國，秦惠王（他當年也受過處罰，雖然由他的老師代為受刑）居然要主動為墨家鉅子的兒子開恩，可見墨家鉅子在當時秦國秦惠王那裡的地位有多麼特殊、多麼尊崇！第二，墨家鉅子拒絕了秦惠王的好意，因為墨家的規矩不能破壞，可見墨家平等法制觀念，與法家主張是多麼的交相輝映！　　上面我們從指導思想、以及實際的歷史記錄得知了，在戰國後期，墨家在秦國是備受秦王信賴的，具有特殊地位的。那麼，對秦王來說，墨家到底有什麼實際的作用呢？　　可能的作用之一：墨者們作為科技軍事專家，為秦國的軍備事業貢獻良多。　　可能的作用之二：墨家作為紀律嚴明、信徒眾多的門派，成為秦國的備兵——儘管這看起來與墨家的「非攻」有些矛盾。　　可能的作用之三：墨家在工程學上的出色造詣，使他們成為秦國的大工程，如秦統一前後的秦始皇陵墓、阿房宮、長城建造的主導力量。　　那麼，最後為什麼墨家又在歷史上徹底神秘地消失了呢？這是個迷，我們後面再做詳細的論證。　　綜合本章和前章的內容，我們可以斷定，戰國後期到晚期，富強了的秦國的國家指導思想，已經從單一的法家「大國策」，演進為儒家其表、墨法為里的「天下策」。　明天繼續推大章，儒家與秦始皇——兩者是好朋友，從來都是，一直都是。　　焚書坑儒什麼的，都是瞎扯淡的，真相是怎樣的呢？　　明天給您揭曉！http://bbs.tianya.cn/post-no05-354727-2.shtml#ty_vip_look[%E6%89%AB%E5%9C%B0%E4%BF%9D%E5%AE%89]（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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