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練習生制度：一場批量生產偶像的「飢餓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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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生：一場進化的「飢餓遊戲」

採訪、撰文：靳錦編輯：曾鳴 攝影：羅洋

造型：陳欣玉 化妝：張進 圖片：星動亞洲提供

如果說偶像代表著值得崇拜的「更好的人」，韓國的練習生制度說明了「更好的人 」可以被批量生產。它有科學而精準的方法論，以造型重塑開始，再用高強度的訓練將練習生的技能磨練至產品般精準；但要成為最終的倖存者，必須全盤接受其背後的思想理念。由外形，身體的改造，到思想的改造，最後完成一個人的制度化，是練習生生產鏈條的基本路徑。近10年來，許多中國孩子前赴後繼到韓國做練習生，登頂的過程，需要身體、技術的改進，更需要思想上的融合。他們當中有人成功了，有人在繼續探索。練習生制度所展現的進化路徑，以及中韓對此的不同態度，包含兩個國家流行文化的深層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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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製造

首爾的機場入境處掛著最當紅明星的巨幅海報，他們做出邀請的手勢，歡迎你來到韓國。許多亞洲遊客往往發出低聲驚呼，興奮地指認著明星的代表作品——通常情況下，這正是韓國最初吸引他們的地方。劉維來到韓國的目的則是，成為一個明星。

劉維 | 曾在韓國JYP公司做練習生，練習時間一年。

他長著上鏡的 V 字臉，喜歡染頭髮，對自己充滿自信。如果你誇他，他會毫不猶豫地承認，「我也這麼覺得」。他有資格這麼想，當時他剛剛贏得2005年第二屆「我型我秀」的冠軍，被公司送到韓國 JYP 做練習生。來接他的車極其豪華，裡面有電視機和DVD，「天哪，我要成為國際巨星了！」這是19歲的劉維第一次真實地感受到偶像劇里的生活。

張沙沙 | 曾在韓國 CJ 和 JYP 兩家公司做過練習生，練習時間四年。

18歲的張沙沙到韓國的時候，住進了首爾江南區狎鷗亭的獨棟別墅，與裴勇俊的住宅相隔不遠。別墅里有阿姨負責生活起居，地下室可以排練。藝校畢業之後，她放棄了與英皇公司簽約的機會，獨自拎著箱子來到韓國。這個臉蛋小巧精緻的姑娘，有著龐大的野心，她立志要以練習生出道做中國的寶兒（BoA）。

練習生是韓國特有的藝人培訓體系，1996年 Star Museum（簡稱SM）公司推出組合H.O.T，成為第一代韓流文化的代表，SM 公司一套具有產業特點的造星模式被廣泛接受，它的核心是：一個熱愛唱跳的普通人，通過一套科學的訓練方式，最終成為明星。二十年來，SM、JYP、YG 三大娛樂公司成鼎足之勢，每個公司常年培訓數十位練習生；此外還有上千家規模不等的娛樂公司，同樣源源不斷地為迅速更新換代的娛樂圈輸送新鮮血液。

張沙沙首先被韓國的精緻之美震驚了。公司帶她去高檔餐廳吃飯，她盯著鄰座的兩個女人想，她們簡直就是從韓劇里走出來的美麗人物。

第一步是造型，她原本一頭黃色的亂髮被染回黑色，因為「他們都喜歡長發飄飄的、漂漂亮亮的女生。」張沙沙本人偏愛中性風，最常穿的衣服是迷彩，但到韓國後，她覺得可以放心地將自己託付給公司，公司會將她變得更好，自己必將被妥帖地改造。

有些公司以優渥的待遇為練習生提供願景，有些公司則以艱苦的條件磨練意志。李惠美在SM公司時住在一間15人的宿舍內，沒有床，大家睡在榻榻米上。房間里拉著鋼絲，15個女孩的衣服洗好後都掛在上面。手機被沒收，不允許和家人打電話。

李惠美 | 曾在韓國 SM 公司做練習生，練習時間一年。

黑色毛衣 Philipp Plein

李惠美小學的時候曾考過藝校，想學越劇，但老師說她手短了5厘米，拒絕了她。中國傳統的藝人選拔看重天資，「老天爺賞飯吃」；練習生執行的是另一套選拔理念，「努力」。只要肯努力，容貌、技藝和心態，都能夠調整到最佳狀態。她早就做好了吃苦的準備。

大約10年前，中國人開始通過報名或者選拔的方式到韓國做練習生。與選秀的一夜成名不同，練習生制度強調的是職業訓練。這些公司儘管待遇迥異，提供的培訓方式卻並無二致。它們不再追逐偶發性的、橫空出世的天才，而是把可複製的培訓過程提到至高的地位。明星不再是明星製造的關鍵，公司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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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撥鼠之日

訓練從早上睜眼開始。真正的課程需要等到十點鐘，但李惠美五點鐘就到樓下跑圈了。強烈的危機感讓她很難睡得踏實，她當時19歲，年紀較大，同宿舍中有16歲就開始訓練的韓國人。她覺得」我媽把我生得太早了」。一年的訓練，可能要練到四年的效果，她才有機會出道。

李惠美來韓國之前，在中央音樂學院讀書，最喜歡的歌手是安靜唱歌的李健。韓國推崇的卻是唱跳型歌手，一邊熱舞，一邊要保持歌唱的氣息不斷，需要對身體有高度的控制力。唱跳型選手的流行，是上世紀90年代以後音樂CD市場萎縮的結果。音源變得廉價易得，商業演出成為一個盈利的出口，觀賞性強的唱跳型歌手變成主流。而組合的視覺效果和穩定性，要遠優於個人。練習生通常以組合歌手為培養目標，要求動作水平一致。為了能夠擁有唱跳型歌手所需要的體力，李惠美唯有抓緊休息時間跑步。她也迅速瘦了下來，身高1米62，體重不足80斤。

一個雙手打開的舞蹈動作要反覆練數周，才能在位置上精準到毫釐。一個後空翻，從墊子上起來的時候，後背和墊子的弧度不能小於45度。動作到位了，就接著再練100個。

張沙沙沒有舞蹈功底，初次訓練就被老師來了個「下馬威」。她韌帶僵硬，劈叉劈不下去，老師讓她背靠著牆，自己踩在她的腿上，把她往下壓。她連哭帶叫，眼淚落個不停。但她很要強，覺得自己必須成功。

從晚上開始，張沙沙將自己房間的單人床橫靠在了牆邊。她把自己的兩條腿劈開，貼近牆面，保持著劈叉的姿勢，而頭只能枕在窄窄的床邊。剛開始睡不著，她唯有等到困意完全佔了疼痛的上風，才能休息幾個小時。第二天起床的時候，她的腿已經紫了，幾乎走不了路。劈叉睡覺開啟了她系統性的訓練生活。兩個月後，她掌握了這一項技能。

練習生被公司按照初次考核的成績分為A、B、C三組，張沙沙在成績最好的A組，也是競爭最激烈的一組。同期的韓國練習生對自己極狠，在練習室一待就是一天，如果要減肥，除了雞胸肉、黃瓜和胡蘿蔔一律不沾。張沙沙雖然要強，可並沒有如此自律過。

一節課通常在45分鐘到1個小時之間，「多一點老師也不會給你上的，」劉維說。韓國的慣例是，老師提出目標和時限，然後驗收成果。壓力來源於自身。

我在首爾時參觀了演藝學校 K-note。這所學校由韓國著名音樂製作人金亨錫創辦，他製作過電影《我的野蠻女友》的主題曲《I Believe》。學校有娛樂公司中典型的練習室，真人秀《星動亞洲》中練習生目前正在這裡訓練。舞蹈練習室在一樓，是一間常見的四面鑲有玻璃的大房間。音樂練習室在地下，有數個僅容單人的格子間，房間內放著琴或者吉他，隔很遠就聽到裡面傳來練習生們吹拉彈唱的聲音。

練習室都沒有窗戶，牆壁被漆成黑色，很容易令人失去時間感。每天的訓練不斷重複，就像一部叫做《土撥鼠之日》的電影，今日的行程和往日沒有任何區別。一個練習生和我形容，「一天的時間太長，但是又太快過去，今天就像明天，明天又像昨天。」

歐美經典歌手通常是練習生們學習的對象，比如史蒂夫·旺達（Stevie Wonder）, 亞瑟小子（Usher），碧昂斯（Beyonce）。老師告訴劉維，要和這些歌手唱得一模一樣，包括轉音和呼吸。這很讓劉維困擾，他拿的是「我型我秀」的冠軍，最強調自我。「不像中國，所有的孩子們出來了之後，都願意想怎麼唱怎麼唱，隨意怎麼唱怎麼唱。但是在韓國不是，它是一定要你一板一眼地把這個東西學會，然後學會了之後，再去把它展現出來，一定要一模一樣。」

有一次，他的任務是模仿一位歌手，在老師面前表演的時候，一個轉音和原聲不一樣。老師不由分說，隨手操起一件東西拍到他背上。那首歌的轉音他錯了十次，就被打了十次。他心裡想，為什麼要和原聲一模一樣呢？屈辱感混合著獨在異鄉的孤獨感，眼淚便止不住地落下來。他後來想通了，這和韓國「先借鑒再創新」的發展模式一脈相承，在日後的訓練里，也逐漸接受了模仿。「你學回來了之後，再運用到你自己的歌里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原來這些東西都變成你自己的東西了。」

所有的訓練都指向一個目標——在舞台上的舉手投足、呼吸律動已成為肌肉記憶，如針擺般精準。在團隊之中，個人的動作不出挑，也不掉隊，「就跟你設定好程序一樣」，李惠美說。

我去年看過一場 H.O.T 原成員安七炫的現場演出。作為出道近二十年的韓流鼻祖，他的表現絲毫沒有因為過氣而疏於效果，多年的訓練令他在舞台上流轉自如。那是當晚唯一一個有大型伴舞團的節目，配合著舞台四角不時升起的煙火，他像一支圓規一樣，無比精確地穿梭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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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即戰場

考核是練習生每周、每月都會面臨的大事，他們將展示自己在某個階段的最佳成果，內容通常是一首歌和一支舞。

我在 K-note 旁觀了一次考核。《星動亞洲》第一季的15個勝出者正在緊張地準備，和面臨小考的孩子並無二致。按照節目計劃，經過兩年的培訓，他們當中的優勝者將在中韓兩國同時出道。考核結果是重要的衡量標準。

地點就在地下練習室旁邊有舞台的大房間，幾張桌子組成了簡易的評委席，一架攝影機立在旁邊。練習生們依次登台，在金亨錫和另外兩位老師面前努力唱跳。金亨錫每次都會給出溫和而中肯的評價，即便面對一個練習生的表演失誤，他也只說了句「大家都進步了，但你需要更進步。」時不時，他開幾句玩笑緩解緊張的氣氛，「你長得這麼帥，不用整容了。」

2個小時候的考核結束之後，金亨錫笑著和大家告別。一份上次考核的結果被送了過來，不管老師的態度如何，練習生們的成績終將以清晰的評級呈現出來。他們圍到這一疊列印出來的A4紙前。

考核結果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技術，表格里列出了對上次考核內容的詳細評價，言辭不再溫和，一一指出技術上的瑕疵；另一部分是生活態度和人品，按照 A、B、C、D 的等級打分。

「有兩方面的考慮：第一方面，作為偶像組合，默契最重要，因為是一個團隊，有一個人失誤了或者有一個人在性格上有問題的話，那整個團隊在和諧和團結力上就有所欠缺；第二，還是要看在這個組合當中，自己的個性如何與一個團隊平衡。」金亨錫解釋為什麼要有人品的評價。

《星動亞洲》的總導演李詩竹在研究練習生制度的時候，就發現「它相當於一種教育模式，會把造星當成它教育體系里的面的一個分支。」在他看來，這才是練習生模式的真正秘密：長相和技術都能夠經過科學的方法改進，這個制度最終產出的是符合其教育理念的合格藝人。

朴容主 | 《星動亞洲》第一季成員

遠遠看見老師走來，練習生們立即如彈簧一般從椅子上跳起，九十度鞠躬，再無多餘的話語。長幼有序是禮儀的第一課，他們剛到韓國的時候，卻完全不懂。22歲的朴容主是練習生中年紀較大的，《星動亞洲》剛開始的時候，常有18歲的小孩指著他說，你這個不行。他的第一想法是，這個人瘋了嗎？我是哥哥啊。三個月的潛移默化後，禮儀已經成為條件反射，回國的時候中國練習生也常常對司機鞠躬問好。

老師是不容置疑的權威。李詩竹說，「你可以跟老師提出你的意見，但絕對不能頂撞。如果老師堅持，必須得按老師說的做，事後有機會你再去跟老師闡明自己的意思。」他理解，練習生制度和別的國家造星體系最大的不同是，「沿承了儒家的這種尊卑體系，然後（在此基礎上）強調了努力競爭。」

集體利益優先是第二課。15個練習生24小時朝夕相處，迅速從陌生人變成了親密朋友，「我這邊洗澡，那邊就有個人可以進去洗漱；一個表情我就知道他在想什麼。」親密關係中的態度會被考核，看他們是否禮貌、尊重、為他人著想，個人是否與集體和諧相處。「人品這方面要去滲透他。就像軍人之間的戰友愛，我們這些孩子也是。他們在舞台上就跟在戰爭是一樣的，所以不管是在群舞還是搭和聲這個方面，我們都需要他們的團結力去支撐它。」金亨錫說。

這也是讓李詩竹感到最困難的。韓國練習生從11、12歲開始進入這套體系，接受起來比較容易，但中國練習生大多從18歲以後才開始做練習生，心智相對穩定，不會輕易被改變。金亨錫說，「中國孩子需要克服的是，首先要為團隊考慮。因為獨生子女嘛，肯定多多少少都會有個人主義這樣的思想，但是一定要把這些東西都擺脫掉，一定要在這個方面為團隊考慮，一定要有忍耐心。」

韓國娛樂業競爭激烈，要求新人一出道就應該是專業的，不能夠成為團隊的短板。金亨錫解釋，其他國家「人們會樂見一個新人就應該有失誤的情況，每一個專輯都有所提高」；而在韓國，新人只能在出道之前失誤，他們的首次亮相就應該是完美的。

完美的標準極其廣泛而苛刻。每個月，李惠美要進行一次鏡頭測試。房間內有一台攝像機，從各個角度來拍攝練習生的臉，如果老師覺得誰的臉稍有點胖，就「應該去打個瘦臉針了」。天資平平可以通過訓練改進，但胖不能被容忍，這表明你還沒有竭盡主觀和客觀的全部可能。

劉維有蟲牙，老師曾生氣地告誡他：「你這樣怎麼做偶像？你竟然有蟲牙。」

我試圖從張沙沙、李惠美、劉維等較早赴韓的練習生的經歷中找到線索。他們認可練習生制度所提供的技術訓練，但似乎並沒有對其建立起某種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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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可以停下來，孤獨卻不能

大約三個月後，李惠美的名次從前三名滑落到了倒數。她身體不夠協調，體力也欠缺，幾個舞蹈動作始終完成不了，甚至與老師起了衝突。

心理防線開始有了裂縫。她不喜歡跳舞，高強度的訓練沒能讓她接受，反而增加了她的抵觸情緒，「日子太苦了」。晚上躺在榻榻米上，看著頭頂一排排晾曬的衣服時，她就和同期的十幾個中國練習生相互抱怨。回家是最常提及的話題。她想吃重慶火鍋，想聽中國歌曲，遙望未來出道的場景時，她卻完全看不到希望。「（我們）就是工具啊，就是替他們賺錢的工具。一個藝人你得紅上好幾年才有錢買輛車，你連房都買不起。」

韓國公司的練習生合約和出道合約一簽數年。在合約初期，藝人的收入分成極低，通常仍住在公司宿舍。流行組合 AOA 出道後平均每4個月就會推出新歌，在被問及收入的時候，卻表示出道三年都沒有正式收入。

在練習生合約期間，公司有解約的主動權，練習生解約需和公司協議，否則要支付賠償。李惠美看到，有練習生為了離開公司，會去做一些被絕對禁止的事情，比如喝酒。喝得酩酊大醉去上課，或者乾脆打上一架，公司知情後會立即解約。李惠美沒有這麼決絕，可她也有壓抑不住的反抗情緒。她所做的出格的事情就是在晚上排練之後，偷偷跑出去吃韓國美食部隊鍋。為了不被人舉報，她就帶著那些喜歡打小報告的人一起去吃。

訓練一年，李惠美終於決定退出練習生。與公司協商後，她返回國內的中央音樂學院繼續藝術管理的學業。曾在韓國簽約過練習生的王莉超觀察，許多中國練習生有多種選擇，往往不容易在一條道路上走到底。「他們會覺得藝人做不了，那行，那我就做別的，我還有爸媽，反正也可以幫我這個、幫我那個。」而大部分韓國練習生卻在一開始就把藝人作為唯一的職業選擇，有破釜沉舟的決絕。另一個原因是，韓國階級成熟，藝人是為數不多的階級晉陞路線之一。

即便能夠堅持訓練，還需要克服積鬱的情緒。排練結束之後，身體可以停下來，孤獨卻不能。宿舍的門禁嚴格，晚上11點之前必須回來，平日出門也需要和宿管報備。早年練習生常常被沒收手機，有人曾拿著一隻鞋當電話，自己打給自己。

劉維熱愛社交，對抗孤獨的方式是和粉絲出去玩。位於清潭洞的JYP公司門口常常聚集著等待明星出沒的粉絲。消息靈通的粉絲會知曉練習生的狀況，在他們出入訓練之時搭訕。不少在韓國的中國留學生是劉維的粉絲，她們就在公司門口等他訓練完，和他一起出去玩。劉維樂此不疲——他太想講中文了。

往北過漢江，有明洞、東大門等繁華的商業區，粉絲最常帶劉維來逛。那裡是劉維除了練習室之外，在首爾尚算熟悉的地方。但他真正對首爾其他地方有更深入的了解，還要再等幾年，他做了某旅遊的節目的主持人之後，才有機會細細遊覽。

然而，對於韓國練習生而言，擅自和粉絲搭訕是被絕對禁止的。練習生每天出入公司，都要戴著口罩、帽子，把臉全部遮住。如果有人喊話，也絕對不能答應——公司怕傳出不利的傳聞，更重要的是，練習生是「半成品」，還不能具備歌手的社交屬性。「出道歌手跟練習生分得很清楚，我練習生是過來訓練的，為了出道而去訓練。我現在還不是一個可以正面對粉絲的階段，如果我出道了，我會正面地去對他們說謝謝，但現在我只是一個來學習的練習生，所以我沒有能夠去面對粉絲的資格，」一位韓國練習生對我說。

張沙沙逐漸養成了自律的習慣，她心氣兒高，抗壓能力強，把訓練中的艱苦當做成名的必要條件。她甚至不願意回家，那實在太耽誤時間。但她回憶起一個細節：剛到韓國的時候，聽不懂語言，靠記憶公交車站數出行。有次坐過站，原路折返，投下兜里僅剩的大額韓元後，投幣機開始不斷吐出零錢，啪啪啪，啪啪啪。車裡所有人都看著她。將近十年之後，這段往事的細節仍然無比清晰，好像啪啪聲就在耳邊。

成績優異、循規蹈矩的張沙沙在韓國訓練了四年，仍然不知道何時能夠出道。二十歲出頭，在韓娛圈已算大齡，「就當我有一天練出來了，我都不知道我要幹嘛。」除了年齡上的壓力，她還必須繼續住在人身管理嚴格的宿舍里。

直到有一天。宿舍里其他的韓國練習生偷偷出去玩，張沙沙也想去，宿管說，給你五分鐘時間，去了就回。她突然生氣了，「你這不是純屬為難我、欺負我嗎？我想治這個勁兒。」抱著篤定晚回的念頭，她走出了宿舍。

但她並不知道要到哪裡去，平時除了找朋友喝咖啡之外，沒有什麼地方可待。她去了公司附近的一家星巴克坐著，和朋友聊天，聊天的內容只是關於平時訓練的一些稀鬆平常的事兒。星巴克關門了，她又磨磨蹭蹭了會，等捱過了門禁時間才回宿舍。宿管喝住她，聞她的手和身上，檢查她是否吸煙喝酒。

她吼了一句，「回去，你不要在這兒。」宿管大怒，責令她寫檢討書。她清醒過來，承認錯誤，說再也不會這樣了。檢討書是中文的，她還找了人翻譯。

「受不了，後來我說綳不住了。」她說。她覺得自己已經萬事俱備，但令人振奮的東風還不知道何時吹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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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道日

在韓國不到一年，劉維敏銳地捕捉到了出道的信息。他本身簽約了環球公司，並不需要在 JYP 訓練太長時間，JYP 卻一直留他。韓國娛樂公司的標準配置是一個女子偶像組合和一個男子偶像組合，組合的成熟期大概為五至七年。一個組合成熟之後，女團往往過了最佳生命期，而男團也會因成員入伍而四散。公司就要根據變化的市場情況推陳出新，將新組合提上議程。

JYP 很看重劉維，公司的創始人、CEO 朴振榮甚至為他製作了一首單曲。曲目是公司定的，「老師就是認定了，告訴你是這首歌就是這首歌，沒得選。」朴振榮寄來一個自己唱的 demo，讓劉維照原樣模仿，就像練習生訓練的那樣，轉音和呼吸都不能夠和原聲有任何偏差。

進錄音棚的前三天，為保護嗓子，他被禁止說話，拿一個本子一支筆，用文字與外界溝通。要發片的藝人是重點保護對象，「那個時候大家所有人的眼睛裡都是你。」他韓文不好，寫字表意很困難，試過偷偷說兩句話，「被罵慘了。」

在錄音室里，劉維因為壓力過大而崩潰。他大哭，哭完了又唱。朴振榮代表著公司的標準，「他抽出時間給你去做這個製作，肯定要求是非常高的，他不會因為你的狀態不好而耽誤了他的時間。」在唱成功的一刻，他再次大哭了一場。

韓國的禮儀教條，和長期形成的以組合為導向的訓練模式，讓個人的特色、情緒都必須讓位於集體利益，自由發揮不被允許。「在中國，藝人是一個長久的職業，而且是一個個人職業，但是在韓國是一個公司行為。」劉維說，「這就是規矩。公司比你們誰都大，你們再紅，公司也比你們紅。」

劉維想留下來，環球公司卻沒和 JYP 談攏。他不清楚具體的過程，只知道「可能是談到錢了吧」。錄完那首 JYP 頗有示好之意的單曲後，劉維回國。他錯過機會的男子偶像組合叫做「2PM」，如今是 JYP 當紅的男團。

張沙沙同樣因為優秀而被公司看做種子選手。經歷四年的訓練之後，公司高層暗示她說，你要比以前更努力，馬上要「開心」了。偶像組合一般是差額組隊，公司要觀察不同隊員的默契程度，出道的人員變數很大。公司不會向練習生透露出道的確切消息，只會以鼓勵暗示。等一切定好之後，才會有正式通知。

但最終壓倒她意志的，正是張沙沙發現自己只能以組合的形式、而不是個人身份出道。

每次考核，她渴望在台上被看到。與別人一起跳舞的時候不出全力，自己一個人就用力表現，公司很快就注意到了。「沙沙這是想走個人的趨勢啊。」可是在韓國，一個中國人單獨出道太難被承認了。一個組合通常四到九人，她不接受這種被分散開來的注意力。即便公司找過她幾次，她仍然給公司寫了一封信，「你還是讓我走吧。」半年之後，公司放手。

「那個時候就是心氣兒太高了，就是想做個人，我不想做組合。」她回憶，語氣里有一種時過境遷的情緒。

當時公司想組隊的女團叫做「miss A」，現在是韓國當紅女團之一。幾經人員變動，最後進隊的是練習生資歷最淺的裴秀智，她是如今團隊中最出名的女星，連續出演熱門電視劇和電影，男友是李敏鎬。

退出之後，原公司的老闆和張沙沙吃飯，問她後悔嗎，說那個時候明明暗示過你，公司已決定讓你年底出道，但是你沒挺住。「我說我不後悔，我做的每一個決定我都不後悔。我說這就是命，既然我決定了，那我就這樣吧。每個人的每個轉折點不一樣。」

我見到張沙沙的時候，她剛在杭州拍完一場電視劇的夜戲不久，眼神疲憊。她穿著自己鍾愛的迷彩服，不再是練習生時必須的乖乖女打扮，懶散地靠在椅子上，調侃說，自己的坐姿完全違背了韓國藝人的採訪規矩。我問她，如果可以重新選擇，她會怎麼做。「我可能會留在韓國吧，我可能再繼續堅持一下，」她很平靜地說，20出頭的時候想快點做事掙錢，「那會兒的思想跟現在不一樣，那會兒比較浮躁。」

劉維回國後，新一屆《我型我秀》冠軍已經產生，娛樂圈以加速度在更新換代。「我從來不知道一個藝人出道是會遇到問題的，我覺得所有的藝人出道都是一下子就紅了，我不知道有人會不紅。」他說。

15個中韓練習生仍在 K-note 學校火朝天地訓練。韓國有上千家培養藝人的學校，每個月都有新組合出道；有能力將藝人送上電視節目曝光的，大概只有50家左右。這個人口5000萬的小國，在1998年提出了「文化立國」戰略後，國民對娛樂業熱情度很高，2012年，有4%的人口參加了韓國最大的平民歌唱秀。

第一個在韓國出道的中國練習生是韓庚，2005年加入組合 Super Junior。最近幾年出於中國市場的考慮，韓國組合中多見中國面孔，但在國內同樣有知名度的，不過宋茜、EXO 原成員等寥寥數人。

吾木提 | 《星動亞洲》第一季成員

我在 K-note 採訪了四個中國練習生，他們用的最多的詞是「正能量」，相信努力就能夠成功。其中吾木提把練習生制度比喻為一個應用題，題目是，給你最好的資源，讓你去尋找到最完美的自己；答案是肯定會成功。解題的過程完全由自己來做。「如果你把問題跟答案連在一起，你的過程設計得很好，OK，那你就可以出來。」

在他眼裡，成功由流行文化的趨勢定義。吾木提是學校里年紀最小的練習生，卻對未來有著最清楚的計劃。他很慶幸公司「把你在最乾淨的時候趕緊圈進來」，儘可能開發潛能。不會唱歌就訓練唱功，不會演偶像劇就鍛煉演技，如果以後流行大叔，「小鮮肉」也能培養為大叔。他願意緊隨趨勢而動，只看目前的機會，能給到多少自己想要得到的東西。

金亨錫的好友鳥叔，在韓國是獨具個性的歌手，與練習生出身的藝人風格迥異。我問金亨錫，練習生制度是否能培養出鳥叔，他說，「鳥叔成為鳥叔，就是因為他就是鳥叔，所以他才能成為鳥叔。」他表示，練習生的訓練常以犧牲音樂的多樣性為代價，對於韓流而言，「是一個悲劇」，希望將來有一天，韓國造星模式會變成 「歌手是以藝術家的形式，而不是以偶像的形式」去經營。但不是每個人都願意和能夠成為藝術家，在練習生制度內，至少可以做個偶像。

我離開韓國的前一天，看了一場新晉男團 VAV 的出道演出。舞台建在新村繁華的商業路口，四周高聳的建築上閃耀著各種明星的頭像，他們似乎正沉默地看著舞台上六個在寒夜裡費力跳舞的小夥子。

就像不息的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