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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1961:周恩來在伯延公社

1961年春,周恩來準備到河北省武安縣伯延公社實地調查,重點是食堂、供給制和包工包產。此前,周恩來早已派出了他的「先頭部隊」——總理辦公室副主任許明率一個工作組在伯延調查,事先也得知了一些情況。 這一次,鄧穎超也帶病和周恩來一同下去。一般情況下,周恩來出訪不和夫人同行,一方面因為他不願意讓家裡人涉及他的工作事務,另一方面鄧穎超身體不好,患有嚴重的胃病。這次到河北,鄧穎超的病情好了一點兒,周恩來有意讓她出來換換環境,順便作一些調查研究。但是,周恩來在農村召開會議時,鄧穎超一般都坐在外圍的地方,她只能帶耳朵聽而不能帶嘴講話。以前周恩來曾說過,夫人出面講話,別人會當是我這個總理講話,這樣不利於工作。 攝影記者杜修賢也隨同採訪。以前他跟隨總理出訪,看慣了總理一塵不染的筆挺衣著和瀟洒的風度,這次出發時,他看見總理下農村的裝束,覺得好笑:一身兒棉布質的灰色中山裝,既不挺括也不合身,皺巴巴的;熱了,乾脆敞開懷,一手抓住衣襟當扇子。儘管外表如此「土」,但還是掩蓋不住周恩來絕倫的儒雅之氣。只是總理眉宇間掛著的一絲憂慮,讓杜修賢感到這次下鄉並不是一樁輕鬆的事。 5月3日,周恩來一行來到伯延公社。 伯延公社辦公共食堂比較早。現在,這個村子受災面大,饑荒嚴重。周恩來在伯延調查了4天,先後召集了大小隊幹部、社員群眾、農機站和修配廠的人開會7次,廣泛聽取群眾的意見。 「周恩來是大官啊,可不能胡說八道的。」被叫來參加會議的社員,私下你捅捅我、我戳戳他,互相提醒。農民們雖不知國務院總理屬於多少級幹部,但他們知道宰相的分量。見周總理挨個問,他們只是笑,生怕說得不好,讓幹部怪罪,叫總理笑話。 周恩來見群眾有顧慮,就開口說:「食堂是上面叫辦的,下面報告說好,我們沒有調查,首先是我沒有調查,就相信了。現在調查了一下,不好。不好咱們就不辦!」這番開門見山的講話,一下子解除了大家的拘謹,氣氛活躍了起來。結果,到會的12名社員代表,有10名敞開喉嚨反對辦食堂。 到會的社員不知道,周恩來為了掌握真實的情況,曾「偷襲」過食堂。到武安的第一天中午,周恩來提出到食堂就餐,食堂的人趕快叫社員們先打飯吃。等總理一行就餐時,不見一個社員的影子。他見桌上為他備了豬肉和雞蛋,就奇怪地問:「平時你們也吃這麼好嗎?」食堂的人支支吾吾,說:「是的,是的。」周恩來笑著說:「那你們比我們在北京生活還好啊!不過,今天,我不能吃。蘇聯逼債,我立了規矩,不吃雞蛋,不吃豬肉。給村裡的病號吃吧,他們比我需要。」 大家正猶豫著,一碗肉和一盤炒雞蛋就被周恩來讓工作人員端走了。 村幹部以為周恩來不會再去食堂了。可只過了一天,他又悄悄來到另一個村的食堂,但他還是去晚了,社員已經吃完回了家。炊事員一見總理來,連忙蓋鍋蓋,說沒有吃的東西了。隨同的公社幹部就叫總理回公社吃。 周恩來也不說話,徑直走到大鍋前,揭開鍋蓋,見裡面還剩些玉米糊糊,二話不說,拿碗就盛。 炊事員慌了,要用乾淨的毛巾替總理擦擦黑黢黢的碗。周恩來擺擺手:「這沒關係,不用擦。」 這是周恩來來農村吃到的真正的食堂飯。玉米糊糊下肚了,周恩來對食堂的情況也清楚了一半。但是,他還沒有調查清楚社員是不是能真正吃飽。 公社領導在彙報情況時說,食堂能讓社員放開肚子吃,吃不好,但能吃飽。可周恩來發現村子裡有不少浮腫病人,知道這彙報有假。 周恩來又一次召集社員開會,這次人多,黑壓壓擠了一大屋子。周恩來坐在會場的主席台上。和上次一樣,一開始群眾不敢說話,敢說話的人也只說食堂好,能吃飽。周恩來見老百姓有壓力,便笑著指指身後牆上的畫像,一個是毛澤東,另一個則是自己。「我叫周恩來,就是牆上的那個人。你們看像不像?這次我來是想聽大家的心裡話,有話只管說,說錯了也不要緊。」 場子還是很靜,大家不敢說話。周恩來見一個農民蹲在他身邊,悶頭吸煙,就問他,「你叫什麼名字,怎麼不說話?」 別的人回答說叫「二廷」。 二廷見總理問,彈簧似的猛地跳起身,直著脖子:「總理,你叫說真話,還是假話?」 「當然是真話啦!」 二廷狠狠地咽了口唾沫,一副豁出去的模樣:「要說真話,剛才說的食堂好,全是假話。食堂不好,食堂吃不飽。」 周恩來立即直起身子,神情異常認真:「為什麼吃不飽?」 「總理你算算,一共幾兩指標?司務長、炊事員多吃一點兒,他們的老婆孩子爹娘老子再多吃一點兒,幹部多吃一點兒,到我們社員嘴的才有三四兩,能吃飽嗎?要自己做,湯湯水水的總能糊飽肚子。別看我死了老婆,一人拉扯幾個娃娃,我還是願意自己做!」二廷的話像拉開了閘,大家七嘴八舌地訴說起吃食堂的苦衷,有人竟然號啕大哭起來。 周恩來的心在一點點地下沉,這比指著他的鼻子罵他還要難受啊。 「鄉親們,我的工作沒有做好,我這個總理沒有當好,讓大家挨餓了。食堂辦不好,就不辦。」 二廷不相信地問:「不是糊弄我們?」 「不是!」周恩來斬釘截鐵地回答。 「你要是糊弄我們,總理,再過兩三年,你也會餓死的。」二廷愣沖沖地說了這麼一句。 周恩來猛然一震,像受了很大的刺激,尷尬地望著若無其事的二廷。剛才還熱熱鬧鬧的會場頓時陷入難堪的沉寂,連一聲咳嗽都沒有。過了好一陣兒,周恩來突然用少有的豪爽拍了一下桌面,高聲對二廷說:「好!你往下說,為什麼過兩三年連我也會餓死?」 二廷也不害怕:「說就說!我們吃不飽,沒勁幹活,地里打不上糧……長那一點兒糧還不夠咱生啃著吃呢!哪有糧食往上繳,一年不繳,有國庫,兩年不繳,還有國庫,三年不繳呢?國庫還有嗎?你當總理也要吃飯,國庫沒糧,你能不挨餓?」 周恩來的眼眶潮濕了,激動地說:「二廷,你是我下來碰到的第一個敢講真話的人。上面不了解情況,下面亂指揮,搞得你們減了產,生活困難,我能不難過?」 周恩來站起身,拉住二廷粗壯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我周恩來走南闖北,很少有人能說住我,今天算你行,說住了我。二廷,咱們交個朋友吧!」 第二天一早,天色蒙蒙亮,周恩來找到了二廷的家,邊喊著二廷的名字,邊跨進了門。 二廷還躺在床上,見總理進來連忙爬了起來。 周恩來拍拍二廷的腿說:「二廷你累了。」 「總理請坐吧,我家又窮又小,就坐床上吧。」 周恩來側過頭來一看,床裡邊一溜排睡著幾個孩子,有兩個醒了,睜著烏溜溜的眼睛,從被窩縫裡朝外張望。周恩來摸摸他們的頭問:「二廷,這4個孩子都是你的嗎?唉,不容易啊!」 二廷連忙說:「不累不累,總理管大事才累呢!」 周恩來撫摸著一個小一點的女孩的頭說:「我和鄧穎超沒有孩子,我幫你帶個女兒吧,養大後再送回來。」 二廷的頭耷拉得更低了:「孩子她媽死時對我說,要我好歹把孩子都拉扯大,我不能辜負孩子她媽。總理,孩子我不能讓你帶,我養得過來。」二廷說到這兒,兩行清淚順著他才三十多歲卻已經過早衰老的臉頰淌了下來。 周恩來也難過地背過臉去。 聽說要解散食堂,人群里擠出一個老漢,沖著周恩來磕了一個響頭:「周大人……我給您請安……」 在伯延的幾天里,周恩來總是一個人悄悄溜出大家的視線,獨自去串門。有時剛還見他歪在椅邊休息,轉眼就不見了。大家好緊張,趕快分頭去找。 杜修賢到底是記者出身,觀察敏銳,發現不遠處一戶人家的煙囪冒煙,沒準總理上那戶去了?走近一看,總理果然在和人家談話。原來,那時只讓社員吃食堂,不讓在家裡做飯,住家的煙囪冒煙是不正常現象。

冒煙那戶的老人不認識周恩來,覺得他是幹部,就遞木凳給他坐。周恩來剛想坐,見有個姑娘下工回來,一把把凳子遞給了那姑娘,還說:「你勞動了,你比我累。」然後,他一屁股坐在人家的門檻上,和主人一個在里,一個在外聊了起來。杜修賢一見,上前就是一個「咔嚓」。 周恩來沖他擺手:「別跟著我,你那個『咔嚓』把人家嚇住了。」 杜修賢只好轉到總理看不見的地方,等他再「行動」時上前抓拍。一會兒,周恩來隨主人進了屋,見鍋台冒熱氣,就揭開鍋蓋看看。屋裡黑,有些看不清,還以為燒的是水。他要走時,發現了地上的榆樹葉,馬上預感到什麼,又折回身,第二次揭開鍋,用嘴吹吹熱氣,定睛一看,原來煮的是榆樹葉和糧食混合的稀糊糊。周恩來輕輕放下鍋蓋,重重地嘆了口氣,出了門自言自語:「有了食堂還『兩頭冒煙』,吃不飽的食堂要它幹什麼?」 杜修賢至今還記得總理和一個老農的一段有趣談話,竟是那樣坦誠、直率,沒有一點兒拘謹和顧忌。 「你多大歲數了?」老農答:「65歲啦,老了,不中用了。」 「屬什麼?」 「雞。」 「比我大一歲,我屬狗。也老了,不中用了!你留過辮子嗎?」 「留過。」 「我也留過,還挺長的。」 「什麼?總理也有過辮子?」 「總理也不是生下來就是總理。那時誰不留?不留還不漂亮呢!」 「嘿嘿……」兩位老人都樂了起來。 「你為什麼不入食堂?」家常一拉,總理馬上就切入正題。 都是留過辮子的人,老農陡生親切,話也多了:「食堂吃飯不對胃口,自己做飯方便,想吃什麼就吃什麼。不想吃了,糧還在家擱著,飛不了。食堂吃飯不吃白不吃,誰也不會省著。那年頭,收成好,食堂糟蹋了多少糧?這不,遭報應了不?要是不辦食堂,種地的莊稼戶誰能不省著點兒過?多少還會有點兒糧食,也不會餓成這德行!」 「是啊!我和鄧穎超也入過食堂,開會多,來人多,不方便啊,沒幾天我也退了食堂。」總理感慨著好像在對自己說。 「你不入食堂當然可以呀,你是大官,誰敢怎麼樣你?我不行,我不入,人家斗我,說我是社會主義絆腳石。」 「老哥,不能這麼說,我不入食堂,就不是社會主義總理!你是社會主義,我也是社會主義。唉,以前我不專管糧食工作,現在卻要天天過問糧食情況,你們沒糧吃,就不要我當你們的總理了。大官也會被老百姓罷官的呀!」 老農張開豁了牙的嘴樂呵呵地笑著說:「家家都有難念的經,總理也有疙瘩的時候。咱這點兒鬥爭算個甚?」 5月6日,是周恩來在伯延的最後一天。臨離開時,他又召集社員開會。他要親口告訴大家一個決定——伯延村解散食堂,並通知食堂做好給社員發口糧的準備,到10日要基本將農民生活安頓妥當。當時,滿滿一院子群眾,那高興勁兒就甭提了,呼啦啦地往總理跟前擠,要和總理握個手。周恩來身不由己地被沸騰的群眾簇擁著走出會場大院,他的車子停在北村口,可群眾卻擁著他往南走,警衛人員攔都攔不住。 周恩來一看,原來南面還有好多群眾等著和他握手告別,他就索性繞著伯延的街走了一個圈兒。走到村東頭,突然,從人群里擠出一個老漢,沖著總理「撲通」雙膝著地,磕了一個響頭:「周大人……我給您請安……」 大家都被這突如其來的磕頭搞懵了,還是周恩來反應快,一把把淚流滿面的老漢攙起來:「老鄉,有話好好說……」邊說邊彎下腰要替老漢撣膝蓋上的土。老漢拽住周恩來的衣袖,死也不肯,竟文縐縐地自責:「我失禮了,失禮了。」 如果不是縣城有會議等著周恩來,他准要跟老漢好好聊聊。周恩來上車後,還覺得不安,就叫身邊的秘書留下來:「查一下老人為什麼磕頭?如果有特殊情況,我明天再來伯延。」 原來,這個老漢是另一個村的單身漢,吃不飽,浮腫無力。有人攛掇他找總理反映情況,不吃食堂。他一早就奔到伯延來,沒想到總理正好在宣布解散食堂,那他還有什麼苦好訴?他擠了半天,才擠到總理跟前,將一肚子的苦水和委屈化為兩行清淚和一個跪拜。 周恩來的秘書找到老漢,還沒問幾句,老漢就動氣了:「總理就是宰相,宰相你懂不懂……懂!那就對了。過去宰相下來,要黃土鋪街,清水灑路。現在也沒這個禮了……不像話!我見了總理磕頭,只是想講究個禮節。你們還來問我為什麼?咱農民有這麼好的總理,磕個頭有啥?好像社會主義就不講究禮節似的?越來越沒有規矩,不像話!」 周恩來聽秘書繪聲繪色一描述,也忍不住仰面大笑起來。他慢慢收住笑後,臉上卻浮現了愧疚的神色。 回到寢室,已是凌晨。周恩來卻無法入眠。幾天來的調查和思考,他覺得應該向毛澤東彙報下面的情況,不管以後他自己的處境會怎樣。 凌晨3點,周恩來給遠在上海的毛澤東掛通了電話。電話內容較長,簡單歸納為四點: 第一,食堂問題,社員願意回家做飯。我已經搞了解散食堂的試點。 第二,社員不贊成供給制。 第三,群眾要求恢復到高級社時的評工記分方法,並發展為包產到生產隊。以產定分,包活到組。我認為這個辦法勢在必行,只有這樣才能提 高農民的積極性。 第四,邯鄲地區旱災嚴重。 後來,周恩來又給毛澤東作了書面報告。毛澤東批示:發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參考。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作了檢查。同時,許多中央領導人對這幾年的「左」傾錯誤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接著,毛澤東把陳雲請出來搞經濟工作。陳雲上來後就提出:首要問題是「退」。經濟已經面臨嚴重危機,不退無望,不退則亡。

轉載: 1961年:「搞一個實事求是年」

 來源:新華網 2009年08月14日 09:26:53

新華網北京8月14日電 步入1961年,由於「大躍進」造成的嚴重後果,共和國「處於經濟最困難的時刻」。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正式決定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國民經濟開始轉入調整的軌道。

在這次全會前後,毛澤東多次發表講話,強調要恢復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他提出,要「搞一個實事求是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並附上散失多年、不久前重新發現的毛澤東1930年所寫《關於調查工作》(後改題為《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信中指出:「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調查沒有發言權,必須成為全黨幹部的思想和行動的首要準則。」

中央領導人身體力行,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八屆九中全會一結束,毛澤東立即組織和指導三個調查組,分赴浙江、湖南、廣東進行調查,在全黨起了表率作用。三個調查組向毛澤東提供了許多具體、生動、有重要價值的第一手材料,成為調整農村政策的重要依據。

劉少奇來到家鄉湖南寧鄉縣和長沙縣生活了44天,住進生產隊養豬場旁的破舊空房,踏看田地、山林、水塘、畜圈,召開各種形式的座談會,同農民和社隊幹部促膝交談,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

周恩來來到河北邯鄲等地調查,武安縣伯延公社社員張二廷率直地反映了食堂和幹部作風等問題。周恩來親自到張二廷家,坐在門檻上同他交談,進一步了解實情。隨後,周恩來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提出人民公社存在的主要問題,引起中央高度重視。

陳雲來到上海青浦縣小蒸公社進行了15天的調查研究,並主持召開煤炭和冶金工業座談會,進行工業調查。朱德、鄧小平、彭真等也分別到四川、廣東、北京等地調查,中共中央、國務院各部門及各省、市、自治區黨政負責人也紛紛下去,深入基層調查研究。

全黨興起的調查研究之風,有力地推動著黨內認識的統一,推動了調整工作的進行。在充分調研、掌握情況的基礎上,中共中央、國務院相繼制定發布了一系列條例和文件,如《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農業六十條」)、《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工業七十條」)以及「手工業三十五條」和「商業四十條」、「科學十四條」、「高教六十條」、「文藝八條」等,產生了積極的效果。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全黨上下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糾正錯誤,調整政策,為扭轉困難局面,開展全面調整準備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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