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大儒（47位大師的簡明小傳） 九

一代經師 王肅 （195—256） 東漢末年，朝廷腐敗，社會動亂，經濟凋敝，美麗富饒的中原大地上，烽煙四起，戰火紛飛，結果造成民不聊生，軍閥混戰，國家的一片大好河山，竟至滿目瘡痍。 為了各自利益紛紛登台亮相的英雄人物，不勝枚舉。曹操、劉備、孫權為首的三個軍事集團，經過幾十年殘酷的戰爭，最終割據一方，形成了魏、蜀、吳三國鼎立的格局。 面對戰亂頻仍，殘破凋零的社會現實，有識之士也紛紛表現他們的才華，諸葛亮、司馬懿等人有非凡的謀略，關羽、張飛等人有驚人的武功。而在政治思想領域內，卻有一個鮮為人知的重要人物，他就是以研究傳統經學為手段，以圖安邦治國目的的一代經師——王肅。 一、書香門第 自幼熏陶 王肅，字子雍。東海郯（音tan。今山東郯城）人。父王朗，是當時頗有名氣的學者。他「高才博雅，而性嚴整慷慨，多威儀，恭儉節約。」（《三國志·魏志·王朗傳》裴松之注引《魏略》）學識淵博而富才氣，為人正直爽朗。曾因「通經」而拜為「郎中」。又因品德優良舉為「孝廉」、「茂才」，從此官運亨通，一直做到權力很大的御史大夫。因為他功勞卓著，還封為安陵亭侯、蘭陵侯。他把滿腹經綸運用到治國安邦的大業上，寫了不少「奏議論記」，為國家的治理出謀劃策。並對《易》、《春秋》、《孝經》、《周官》等經典作傳，以此表達他的思想和見解。王朗淵博的學識、嚴謹的學風、積極入世的態度，都對王肅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公元195年（漢獻帝興平二年），正是軍閥混戰劇烈的時期，一代經師王肅在會稽降臨到人世。上天似乎有意讓王肅一出生就在災難中受到磨鍊。他還在襁褓之中，做會稽太守的王朗就遭到孫策的進攻，兵敗逃到東冶，孫策乘勝追擊，王朗走投無路，只好投降。孫策把他們安置在曲阿。不久，曹操徵召王朗。不甘寂寞的王朗，展轉流離，過了數年終於到了中原，被任命為諫議大夫，到了此時，王肅一家才開始過著較安定的生活。 聰穎好學的王肅，在其父王朗的訓導下，已讀遍家中的典籍。王朗師從楊賜，楊氏世傳今文經學，所以，王肅實際已掌握今文經學的精華，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具有了深厚的功底。他很崇拜古文經學家賈逢、馬融，於是又深入鑽研他們的學說，汲取了古文經學的營養。到了18歲，他並未滿足今古文兩派學說的知識，又向當時有名的學者宋忠學習《太玄》。以儒家經典為根本的王肅，一涉足到《太玄》這種儒、道、陰陽兼採的書籍，猶如從狹谷走到了廣闊的平原，頓時豁然開朗，思想也活躍起來了。他不僅認真聽取老師宋忠的教誨，研讀原書，而且以他深厚的經學基礎，智慧過人的見識，對書中的問題重新作了解釋。這段時期的學習，對他以後一生都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他已明白，學術要有自己的見解，就不能拘泥於舊說，又要勇於創新，才能發揮自己的新思想。因此，他借鑒《太玄》儒家兼採的做法，兼采今古文經學兩派的學說，為己所用。用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來闡釋儒家的理論，結合當時的社會實際，逐步形成具有一家特點的學術和治國思想。 公元220年，學術上已小有名氣的王肅，已經25歲了。這一年，他的父親王朗升任御史大夫。因為他的出身，加上他的學識與能幹，被任用為散騎黃門侍郎，進入了高層統治集團，開始他的政治生涯。 二、遍注眾經 自成一家 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以後，儒家學說統治了整個政治思想領域。雖然也有今古文等流派之爭，那也是統治學術界的儒家學派的內部之爭。到了東漢末年，鄭玄的學說佔了統治地位。隨著歷史的進程，社會生活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三國的格局，促使人們的思想更加活躍，如何治理好國家，成為每一個有頭腦的人必須思考的重要問題。擔任了散騎侍郎職務的王肅，也深知儒家學說的影響力，要治理國家，就要藉助儒學經典的力量。所以，他面對日見衰微的經學，力排眾說，採納各派合理的部分，先後為《尚書》、《詩經》、《論語》、《三禮》、《左傳》等經典作注，又整理其父王朗所作的《易傳》。他的注經，不取一家，又有自己的見解，所以在學術界影響很大。過去有人說他亂了「家法」，其實這正是王肅能夠兼容並包，博採眾說之長的優點。不久，司馬氏集團當政。因為王肅的女兒在太和五年（231年）嫁給了晉文帝司馬昭，借這勢力，王肅所注眾經，都被列為學官，至此，也就確立了王學的官方學術地位。朝廷勢力的支持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王肅的學說已經系統化，它涉及到政治思想很多方面，而且適應了新的形勢需要，所以，王肅的學說在學術界本身已確立了他的重要地位。朝廷因為「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取，不由典漠，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三國志·魏志·明市紀》）統治者也迫切需要培養人才，統一思想。已具重要地位，而且有一定影響的王學立於學官也就勢所必然了。 魏甘露元年（256年），曹魏大權早已落入司馬氏之手，徒有天子之名的高貴鄉公曹髦，還想挽回頹勢。四月雨辰，他到太學向諸生詢問經義，其中問到《書·堯典》中「稽古」一詞的解釋。曹髦本來是主張鄭學的，認為堯是效法天的。結果博士庾峻用王肅的觀點來回答，認為應該是「堯順考古道而行之」，即堯效法的是前世治國之道。曹髦又引孔子「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來反駁，認為堯的美德在於效法天意。庚峻則以「奉遵師說」為由把曹髦擋回去了（事見《三國志·魏志·三少帝紀》）。這不僅說明王學在學術界的影響，而且對經典的解釋也可看出思想政治的差異，皇帝固然強調「天意」，要大家順天意，擁護他這個皇帝，而儒生中接受了王肅的思想，強調的是「古道」，要效法前世治國之道、一重天，一重人，已見明顯差別。 三、偽造聖言 以抒己志 王肅不僅在經典的注釋上與鄭學針鋒相對，並取得官方學術地位。同時，為了進一步表明自己的思想觀點，也為他的思想確立理論根據，他借「聖人」孔子及其子孫之口，集錄和偽造先秦孔子言論為《孔子家語》，又偽造《孔叢子》、《聖證論》。這些言論雖然大多出自前人之書，但也可從他的選擇之中看出他的用心。看似抄錄，卻有不少改動，也有許多他自己的話。如他在《孔家語·始誅》引用《荀子·宥坐》中的話說「上失其道，而殺其下，理也。」原文本作「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略改幾字，足見其用心。又如《賢君》中引用《說苑·政理》：「善為刑罰，則聖人自來。」他改為「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這就把自己崇道貴德的思想塞進去了。過去人們對他這個做法是很不以為然的，一個高明的學者何必作偽呢？其實，仔細考察他偽造的書，就可以看出他的苦心：用聖人的話來立論，是儒家經典地位尊崇形式下的一種手段；是借聖人之口說自己想說的話。他在《孔子家語》《孔叢子》中，從各個不同角度來論述治國思想、方法，以及用人等重大問題。而在尊崇孔子儒學的名義下，把道家的無為而治的思想包含進去，成為新時代新思想的融合體，這也是王肅在學術上壓倒鄭玄，能夠列於學官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反映出經學向玄學過渡的時代思想特色。 王肅除了注釋經典，偽造《孔子家語》、《孔叢子》之外，他在政治生涯中，還針對時事，頻頻向統治者建議，又表現出儒家入佳的積極態度。他對朝廷的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等治理國家的重大問題，寫了百多篇論文闡述自己的看法。可惜這些文章今天已不能完全看到。但從《三國志·魏志·王肅傳》及《孔子家語》、《孔叢子》中，還可以了解王肅的思想梗概。 四、儒道合流 無為而治 用什麼樣的思想來治理國家，是歷代統治者都非常重視的問題，誰也迴避不了。在魏晉時期，儒家的學說雖仍占統治地位，但有許多社會的實際問題，在儒學中並不能完善地解決。於是道家的思想、重視義理的傾向就乘機而入。不正視這些已經存在的思想，研究並利用它，而是一概排斥，是自欺欺人。王肅有這個勇氣去面對它，研究它，還順勢把儒道思想融合在一起。卻繼續打著儒家的旗幟來宣傳自己的新思想。 孔子是儒家的祖師爺，但他在《孔子家語》中，多次講到孔子以老子為師的情況，極力渲染孔子師從老子，為儒道合流的理論尋找依據。進而用道家的無為而治的學說來改造儒家的天道觀，提出「無為」的治國主張。他在《孔子家語·觀周》一篇中，具體形象地記述了孔子受教於老子的情況：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聆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無以惡己為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老子博古知今，帶孔子實地考察，啟發孔子明白周公為聖人、周稱王天下的道理，並指明孔子多年奔波碰壁、失敗而不得志的原因。孔子受到這些重要的教導，回到魯國，名聲大振，慕名求學的人達到了三千人。儒家聖人孔子尚且師傳於道家老子，這就把儒學與道家在學術上聯繫到一起了。也為他把道家思想融進儒學找到了根據。接著，王肅就用道家的無為學說來改造儒家的天道觀。他在《孔子家語·大昏解》中，借孔子之口說：「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這就是說，天道像日月一樣按照一定的規律運行，永無止境，萬物的形成正是無為的結果，體現了自然而然的作用。這裡的道，已不是孔子的道德、學術或方法的道了，而是老子的道。它包含宇宙規律，它是永恆的，絕對的道，無為而無不為的道。它能造就萬物，貫通一切而無窮。既然天道無為，那麼人類社會的一切現象，也不是天道強加給人們的，而是歷史發展的結果，所以要順應天道的無為來治理國家。他反對經學中關於天命的說法，認為人類社會中一切醜惡的現象，就是沒有實行無為而治的結果，是人們自身造成的，而不是天道的作為。王肅在《孔子家語·五儀解》中，回答「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的問題時，就明確地指出「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並以歷史上的紂辛為例，說明「不修國政」，迷信天命，最終必將滅亡。因而「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知此者，至治之極也。」（俱同上）這就強調了人在治理國家中的重要作用，清除了鄭玄注中的迷信思想。 人在治理國家時要效法天道的無為，這正是老子所主張的。而這種「無為」，卻是要人們不去做違反天道的事，把違反自然規律的行為強加給社會，而要正視人類正當的基本生活要求。他借子思之口說：「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孔叢子·雜訓》）利慾本是人們的正當要求。「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矣。」（《孔叢子·陳士義》）統治者應當儘可能順應人們的慾望，發揮他們的才能，創造一個老百姓安居樂業的環境。這對東漢末遭受戰亂、陷於民不聊生境地的老百姓，顯得尤其重要。這實際上也是尋求社會安定的一個重要方面。但對統治者來說，正應「無為」而治，又不可一味追求自己的嗜欲。他說：「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孔叢子·抗志》）如果國君首先去其利慾，以免傷民，則天下、名譽皆可得，如果繼續貪多索求，嗜欲無厭，不僅一統天下不能得，名譽喪失，還將造成嚴重的社會動亂。他認為：「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孔子家語·顏回》）如果以窮民力來治理國家，那麼老百姓必然要反抗。「凡夫之為姦邪竊盜曆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節制的搜刮，使老百姓難以生存。他們只會挺而走險。「萬民之叛道，必於君上之失政。」（《孔子家語·入官》）統治者的胡作非為，迫使老百姓不得不造反。這時，如果對老百姓又濫施刑罰，其結果必定是「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孔叢子·刑論》）只會弄得社會更加動蕩不安。所以，從當時的社會實際來看，尤需「無為」而治。要愛惜民力，才能求得社會安定，進而達到一統天下的目的。他從統治階級的利益出發，為維護傳統的儒家學說，把道家的天道觀和無為而治的政治思想融合到儒家中來。這恰恰反映出漢魏之際的儒學向道家學說靠攏，成為正始年間玄學以道家思想為本的重要過渡，也可以說是學術風氣轉變的先導。 五、崇德重才 安邦治國 王肅把道家的思想融合到儒家的學說之中，又遍注眾家經典，目的是借儒家學說的傳統影響力，宣揚他自己的安邦治國的思想。面對三國鼎立，亟待統一，安定天下的局勢，也需要一個統一的認識，一整套具體的措施。所以，在他的奏議和偽造的《孔子家語》《孔叢子》中，煞費苦心地進行設計。在他的設計中，首先要解決的是禮義道德的問題，其次才是人君的作為和人才的選拔與任用。 對於禮義道德，他發展了儒家的觀點。孔子的禮，主要指禮儀、禮制、禮法等方面。王肅則把它提高到哲學的高度，用老子思想去解釋它。提出禮有五至、三無、三無私的性質。五至是什麼呢？他說：「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志氣塞於天地，行之充於四海：此之謂五至矣。」（《孔子家語·論禮》）即指志、詩、禮、樂、哀五至。什麼是三無呢？他說：「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同上）把「無」作為樂、禮、喪等的根本，明顯地利用了老子的思想。什麼是三無私呢？他說：「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同上）這就是說，禮是無私、無為、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的。這個「禮」，已不是禮制、禮法的禮了。它與老子的「道」和「無」很相似。目不可見、耳不可聞，卻無處不在，似乎是產生一切的根本，是宇宙的本源。 解決了根本的問題，作為人君，自然要循禮、崇德、尊道、重才。國家才能得到治理。「當今所急，在修仁尚義，崇德敦禮。」（《孔叢子·陳士義》）禮既是無所不在的根本，人君治國自然必須遵禮、敦禮。要講究道與德。他的道，重在思想上的精神境界，德，重在行為方面的倫理觀念。從為人的角度來說，就是要做到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與滿足。他強調：「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明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孔子家語·王言解》）道與德二者相為表裡，不可或缺。他又說：「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孔叢子·抗志》）不為塵世所擾，加強修身，才能談到道的問題。這就表明了修身的重要性。如何修身呢？他強調：「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孔子家語。困誓》）在逆境中可以激發人們的意志，使人得到鍛煉。修身的目的是為了「道」。「與屈己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己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孔叢子·抗志》）突出一個人要追求？不愧於道」的精神境界，而不必「屈己」以求富貴，求利喪志，終將失去人本身的自由和價值。一個完善的人，應該是：「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同上）一個人的道德修養與崇高的精神境界，是人們生存最重要的支柱。普通人如此，國君尤應首先做到。「明君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矣。」（《孔子家語·入官》）「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孔子家語·大昏解》）對人民寬容、慈愛、尊敬，是治國的根本。「古人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有其身。」（同上）「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孔子家語·正論》）不能愛民，自己也將不復存在。所以，國君尤應嚴格要求自己，因為他是一國人的表率。「夫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君不為正，百姓何所從乎？」（《孔子家語·大昏解》）君正臣隨，上行下效。然而仍不可能無誤，所以他又強調人君聽諫的重要。他認為國君必須聽取不同意見，尤其是相反的意見，他以衛國為例說：「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孔叢子·抗志》）君臣都自以為是，聽不到、也聽不進糾正自己錯誤的好意見，最終將導致國家的衰敗。這就從正反兩方面來提醒國君，治理國家，完善自身是非常重要的。這種要求，看似有為，實際與他無為而治的思想是一致的。 既然如此，國家的人員、機構也就應精簡。他上書皇帝說：「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並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其力，莫相倚仗。」（《三國志·魏志·壬肅傳》）去掉那些有位無事，或因人設官、只享受薪棒的官員，讓每一個有事的官員都有豐厚的薪俸而各盡其責。結果不只會減少國家的財政開支，還可避免無事扯皮、互相爭鬥，或互相倚仗，朋比為奸的現象發生。只用少量的官員治國，效果會更好。這又自然涉及如何選拔人才的問題了。 正確地選拔和使用人才，是治理國家的大事，甚至關係到國家的生死存亡。「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孔叢子·居衛》）要得到士人的支持和幫助，就必須把賢能有智慧的人當成老師和朋友，尊敬和了解他們。「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叢子·獨治》）「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政者莫大乎官能。」（《孔子家語·王言解》）要愛護人才、了解人才的不同能力，然後才能正確地使用人才。選拔人才重德才而不以貌相。「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孔叢子·居衛》）也不必求全責備。「夫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孔叢子·陳士義》）要用其所長。「夫聖人之官人，猶太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孔叢子·居衛》）他以子思向衛君推薦李音為例，認為用人論才而不必強調其出身，以當時的社會風氣，有這種認識是很難得的。君臣之間，還要相互理解和支持，君用臣不疑，臣對君也能犯顏諫事。如果巨子提出的建議，「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餐，吾罪深矣。」（《孔叢子·論勢》）每一個巨子都盡忠職守，而不是尸位素餐。君臣融洽，賞罰分明，形成用賢人、去不肖的良好風氣，上下齊心協力，國家就能治理好。把社會治亂的根本歸結到君主的治理。 王肅的這套不錯的人才理論，可惜沒有具體、切實可行的措施，實際只能束之高閣。公元220年（魏黃初元年），尚書陳群建議立九品官人之法選拔人才。這種辦法弊大於利，看重門第出身、徇私舞弊的風氣愈演愈烈，真正的賢能之士仍然被埋沒了。王肅的努力也並未改變這種狀況。 王肅在公元220年任散騎黃門侍郎後，官運亨通，很受皇帝賞識。公元229年，升任散騎常侍。他對國家的軍事、政治等重大問題頻頻上書建議，恪盡勸諫之職。魏明帝常常聽從他的意見。接著，他又以常侍之職兼任秘書監、崇文觀祭酒。又成為管理教育的重要官員。魏明帝曹睿死後，於公元240年出任廣平太守。不久，又被魏齊王曹芳召回，拜為議郎，任侍中，能夠出入禁中，很受人尊重。接著又升任太常，掌管宗廟祭祀，成為國家重要官員的九卿之一。當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等人。王肅說他們是弘恭、石顯之類的壞蛋。不久，就因宗廟祭祀問題被免職。後來又東山再起，做光祿勛，掌管官延門戶。仍為九卿之一。魏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年近60歲的王肅持節兼任太常，親迎高貴鄉公曹髦於元城。後升任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可謂一生得意。 公元256年（甘露元年），61歲的一代經師王肅與世長辭，數百個學生為他披麻戴孝，可見影響之大。由於他的功勛和特殊的地位，死後被追贈為衛將軍，謚稱景侯。 王肅有子女九人，除一女為晉文明皇后外，其餘八人良莠不齊，也有位至尚書，以至封侯的。 王肅之學，融合儒道，以為魏晉玄學的先導，雖在魏晉之際顯赫一時，但在玄學逐步興起之後，王學的傳授就逐漸衰落。傳於世的僅存零星的記載。以及偽書《孔子家語》、《孔叢子》等。世人稱王學興而經學亡，玄學興而王學亡。王學的時間雖不長，王肅卻仍不失為經學傳授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楊超 撰） [編者按]：《孔子家語》、《孔叢子》二書，歷經通人指摘，以為出自王肅偽造。但其中材料多依據於《禮記》、《大戴禮記》和《左傳》、《國語》、《孟子》、《荀子》等典籍。本文作者認為王肅在依據這些材料偽造二書時，有去取筆創之意存焉。因而徵用二書資料來論證王肅的思想，這是一種大膽的嘗試，望讀者鑒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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