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銀:貨幣控制權的爭奪

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問題，許多學者都做過研究，稱讚歌頌者有之，貶抑醜化者有之。。

萬明是對明代白銀貨幣化進行熱烈讚頌的人，認為白銀貨幣化對明代社會變遷有著諸多重大影響和意義.這裡我簡單列舉一下她說幾個影響:

第一，是「白銀將社會各階層捲入市場之中」[1]

第二是「白銀貨幣化與新的經濟成分增長」[2]，這主要是指一些產權表現形式的變化，人身依附關係的變化等等；

第三是「社會各階層的商業行為」[3]，這主要是指明代高度繁榮發展的工商業對社會各階層的滲透性影響

萬明還進一步論述了白銀貨幣化並普及全社會的意義。她認為明末的社會變遷和白銀貨幣化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對此做了熱烈的稱頌。但也有學者觀點甚至截然相反，如我們前面引用過的李憲堂。[4]

這兩個人的觀點針鋒相對，一個把白銀大量流入，白銀貨幣化當成是造成社會發生進步變遷的重要原因，另一個卻把白銀貨幣化當成是中國社會落後的罪魁禍首。

我的看法是萬明的觀點更接近正確，但也並非完全正確。兩人共同的錯誤是把不屬於白銀貨幣化的結果推到白銀化頭上，只不過一個是把好的結果，另一個卻是把壞的結果推上去。之所以說萬明更接近正確是把白銀貨幣化同社會進步聯繫在一起，還是對的。不妥之處是倒果為因，也即白銀貨幣化並非是進步的原因，而只是其結果，而且還並非是必然結果。至於李憲堂的觀點則更為牽強一些，前面也有分析，此處不贅。

相對來說，可能台灣學者李隆生對白銀流入、白銀貨幣化的作用意義的論述更有啟發性一些，他說：

「明季作為貨幣，大量進口的海外白銀，對中國長期經濟發展有顯著影響嗎？若沒有這些白銀，明季的經濟發展會停滯嗎？針對這兩個問題，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古典經濟學告訴我們貨幣是虛幻的，認為財富和貨幣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財富所包含的是實質產出，而貨幣僅是交易媒介，對經濟沒有實質影響。市場經濟良好運作所需的僅為適當、適量和被信賴的貨幣」

「白銀作為貨幣，並非沒有替代品，可兌換紙幣就是一個很好的替代品。中國最早的可兌換紙幣——交子，出現在北宋的四川。……明初發行的大明寶鈔為不可兌換紙幣，大概只流通了近一百年，就因濫印而退出了市場。明末民間出現了會票、銀票、錢票，這三種票券都具有紙幣的性質；「崇禎年間陳子龍說：『今民間子錢家[錢鋪、當鋪、錢莊]都用券[銀票、錢票]，商賈輕齎往來則用[會票]，此即前人用鈔初意也』」。假設沒有海外輸入的白銀，明季中國真會因為缺乏足夠貨幣，以至經濟發展受到重大影響嗎？這是極難想像的。我認為政府和民間很可能會以金、銀為準備，發行可兌換紙幣來替補白銀的不足，至少這是不能排除的可能性；市場應該會找到它的出路，以適應和滿足對貨幣的需求。」

「綜上所述，關鍵不是白銀的數量夠不夠，而是被人民信賴和接受的貨幣數量夠不夠；關鍵是貿易，不是白銀，……第一、如果有足夠在市場上流通的貨幣（不一定非是白銀不可），政府財政收支當然可以貨幣化；第二、如果實物稅能大幅轉變為貨幣稅，再加上經濟成長，政府預算便能隨之增加。……另外，明季流入中國的海外白銀，……是否是中國無法回復到可兌換貨幣的主要障礙？這都值得斟酌」[5]

李隆生的觀點很有價值，從他的論述中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明代的經濟發展、商業繁榮、社會變遷並非必然意味著一定要把白銀作為貨幣，即便沒有大量白銀流入明朝的中國，那麼經濟的發展必然還會產生出其他形式的貨幣，而且那些形式的貨幣可能更有利。導致明代白銀貨幣化，還有其他原因。那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這就是我們要回答的核心問題了！

我的觀點是明代白銀貨幣化本質上是民間商業力量和政府對貨幣控制權爭奪的結果。

明代中晚期大量海外白銀的流入，既是這種爭奪本身的一個結果，又是最終幫助私人商業力量在這場爭奪中獲得了勝利，最終確立白銀貨幣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讓我們考察一下從明初到明末中央政府試圖控制貨幣發行所採取的一些措施。明初的時候，應該說貨幣發行控制的權力是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的。鑄造銅錢也好,發行大明寶鈔也好,在一段時間內，政府對貨幣的發行流通都有決定性的控制權。

這個時期，政府的一些禁令，如禁用銀、禁私鑄、都可認為是政府力圖把貨幣控制權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採取的措施。甚至有一段時間為了確保鈔法通行，禁行錢:

「洪武二十七年八月，因『鈔法阻滯』，『詔禁用銅錢』，『令有司悉收其錢歸官，依數換鈔，不許更用銅錢行使。限半月內，凡軍民商賈所有銅錢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棄毀者罪之。』自此，開始了明前期的純紙幣流通階段。洪武以後，建文、永樂、洪熙、宣德四朝皆承其制，並增立『戶口食鹽』等制『以重鈔法』。」[6]

儘管「實行純紙幣流通制度的四十一年間，錢法並未絕對廢止」，永樂宣德年間，政府本身就違背自己的禁令，依然定期定量的鑄造一批銅錢，「大量用於外貿，並許個別地區行用、支付，各有法度」。但總體來說，在政府和民間對貨幣發行流通的控制權爭奪中，依然是政府佔據優勢。

但到了英宗登位以後，情形發生變化，通過科舉登上政治舞台的私人工商業利益代言人，不斷顯示出他們在政治經濟決策中的影響力。於是先是詔「弛用錢之禁」，次年，又「弛用銀之禁」[7]。隨後就是鈔法不斷崩壞：

「成化以降，鈔法全面崩潰，『鈔法自弘正間廢』，及至嘉靖初，更是『鈔久不行，錢已大壅，益專用銀』，寶鈔雖至明亡仍不斷發行，但僅成保存祖制的形式而已，鈔銀錢並行的貨幣流通制度，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已失去實際意義」[8]

隨著鈔法的崩潰，政府也在和私人對貨幣控制權的爭奪中不斷潰敗，直至一敗塗地，不可收拾，完全喪失了對貨幣的任何控制權而告終。

鈔法的崩潰和政府徹底喪失對貨幣的控制權間本來無必然聯繫。從漢代開始，中國商品經濟已高度發達，漢唐乃至宋朝主要貨幣都是官方鑄造的銅。如果官方能控制對銅幣的鑄造和流通，更進一步說控制住銀礦開採以及銀幣的鑄造，同樣能把貨幣控制權掌握在自己的手裡。但事實上，明政府卻沒有能做到這一點！

我們先來看銅幣的鑄造，在以前的朝代，無論私人鑄錢多猖獗，朝廷多麼腐敗混亂，總體控制權還是在政府手中。但到明中葉以後，銅幣鑄造流通完全失控，幾乎全由私人控制，政府完全無能為力。政府不是沒實行過禁止私錢的政策，結果如何呢？

「對明朝的禁私錢政策，商人便聯合起來予以抗拒，而且往往這些商人甚至能夠迫使明王朝讓步。如嘉靖八年禁私錢，由於奸黨私相結約，各閉錢市，以至『貨物翔踴，其禁遂弛』，乃至於七八年後，明朝官吏再次提出嚴禁『私錢』時，不得不擔心他們『昔既得計，今必踵而襲之』（《明世宗實錄》卷191）」[9]

嘉靖八年，政府試圖禁止私錢，但結果就是商人聯合罷市，導致「貨物翔踴」，政府無奈，「其禁遂弛」，而七八年以後，再次有人提出「嚴禁私錢」的時候，依舊擔心「昔既得計，今必踵而襲之」。

這樣的事實或許讓某些人目瞪口呆，在他們被灌輸得來的觀念中，明朝是一個極端高壓專制的社會，所謂高度集權的皇權專制社會。這樣一個社會，每一個角落，每一個行業都被政府管束的死死，沒有半點自由可言，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要知道，所謂私錢，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偽幣，任何現在的社會，無論多麼民主多麼自由，一旦發現偽鈔、偽幣都嚴厲打擊，毫不留情的。在一些人所謂的高度專制極權的（據說是中國封建專制的頂峰）明代，難道連打擊私錢這麼一點小事都辦不到？嘉靖皇帝是太祖成祖之後最強硬最權力控制的最大的一個皇帝了，難道這麼一點事情都辦不到？

就算對比以前的朝代，從漢到宋朝，都是一經發現鑄造使用私錢的，都是處以重罪，並且有連坐。為什麼到了明朝就辦不到這點呢？其實這裡關鍵的問題就是在於明代經濟利益全部轉入民間，培育了一批極其驕橫的工商業階層，經濟完全不由中央控制。而且政府內部充斥滿了這些私人工商業者的利益代言人，信息是由他們提供的，決策是由他們謀劃的，甚至執行都是依賴他們去執行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民間在政治經濟上的實際權力比現代任何政府都要大的多，而政府在政治經濟上的實際權力比現代任何一個所謂自由民主的政府都要小的多。

這也就是為什麼明朝越到後期，經濟越繁榮，政府的財政危機就越嚴重的原因！

再來看看明末崇禎時期禁私錢的情況。

「明末禁私錢，下令設石臼鐵杵，一見私錢，不暇入爐融化，即可搗碎『臼設於門，杵懸於臼，官坐吏守，自朝至暮，半月來，小民無舍錢之俠腸，販商無觸網之痴棍。清對無聊，乃出己囊，買私錢搗之。辰出無法，必欲班役持錢四五千搗碓兩香。將碎錢銅末積於杵臼之間為人觀看。匝月後，各舉報名，雲私錢收盡，額外一文不敢增，民皆遵制矣，然皆塞責之辭，民間之錢價下趨更甚也』」[10]

這倒是活生生的一幕滑稽劇，禁私錢，結果完全依賴自願，沒人繳納，還要官吏自己掏腰包去買私錢，然後做做銷毀的樣子。崇禎在上面，似乎很有權力，殺了多少瀆職的大臣，起用選拔了多少人員，但是對民間控制力，可以說是半點都無。禁私錢這樣的小事都無法做到，更不必論及其他。這樣的政府不發生財政危機才是怪事！

這就是明代政府整個政府系統文官集團全面被私人工商業者的利益代言人侵蝕造成的惡果！在銅錢的發行控制這個領域，明代政府和私人工商業者的較量可以說是以全面慘敗而告終，那麼在白銀的生產以及作為貨幣的發行和流通上又如何呢？

首先來看白銀的生產，李隆生曾經根據每個朝代的銀課數量對歷朝的白銀產量做了一個大概的估計：其中宋代平均每年的銀課數量為22萬3857兩，宋代銀課稅率約在20％左右，則宋代每年在官方控制統計中的白銀產量約為至少110萬兩，事實上霍有光認為宋代每年的白銀產量介於105-205萬兩[11]。

我們之所以舉出宋朝的數據，是因為無論從經濟繁榮程度，生產力發達程度還是人口數量，宋代和明代都更有可比性。公認的歷史事實是到明代的經濟發達程度，商業繁榮程度，無論在各個領域到遠遠超越宋代。

按照常理推斷，明代的白銀產量就算不是遠遠超越於宋代，那至少也是持平，決不至於減少。更何況明代疆域的擴大，事實上也擴大了增多了白銀的開採地，比如重要的白銀產地雲南，在宋代的時候就不屬於宋朝疆域。

實際情況如何呢？李隆生據明代萬曆中期一年的銀課數量得到明代平均年銀產量只有30萬兩，連宋代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並非明代真實白銀年產量真的只有宋代三分之一都不到，說明的只能是明代官方控制統計之下的白銀生產比宋代有著劇烈的萎縮。正如吳承明估計的那樣的，絕大部分的私人白銀生產，都不在政府的管理之中，偷稅漏稅幾乎已經到了完全失控的程度。

對白銀生產管理的失控本身就導致了白銀貨幣化過程中政府對貨幣控制權的進一步喪失。而大量海外白銀的流入，則更是給了政府以致命一擊，這些海外白銀是怎麼流入中國的，大部分都是私人工商業者用他們的產品從海外換回的，這些白銀流入中國的時候，絕大部分沒有經過政府徵稅，即便有徵稅的，也是少的可憐。

私人工商業者是這些白銀貨幣最大的控制者，政府通過稅收穫得的那些白銀，可以說微不足道，根本無法對整個經濟產生任何實質性的影響。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整個明代私人和政府對貨幣控制權的爭奪戰中，以私人大獲全勝，政府全面潰敗而告終。

這個過程中，白銀的大量流入和白銀貨幣化也起到不小的作用。所以我才說：

「白銀貨幣化本質上是民間商業力量和政府官方對貨幣控制權爭奪的結果。明代中晚期大量海外白銀的流入，既是這種爭奪本身的一個結果，又是最終幫助民間商業力量在這場爭奪中獲得了勝利，最終確立白銀貨幣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政府對貨幣的全面失控本身也是明代中晚期爆發財政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