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國城市印象

這是一本發表於1843年的銅板畫畫冊。此畫冊在近代西方頗有影響,被視為了解東方巨龍的一面窗口。那時的中國,還保持著大清帝國最後的體面,一派繁榮和平景象。

在歐洲人眼裡,中國是當時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是一千多年來唯一能和羅馬帝國相較的「中華帝國」。畫冊中的中國被描繪成其大無邊的天堂帝國。

《印象》可以幫助當代人很好地了解西方的「東方畫家」到底在中國畫了些什麼?十八、十九世紀西方人是如何看待「大清帝國」的?中國在歐洲人心目中是怎樣的一種形象。

19世紀前期的歐洲人對中國具有敬意。於是,我們就看到了這本畫冊中的中國。於是,您會發現中國的建築如此宏偉漂亮,比之西方有過之而無不及!

老外眼中的大清帝國

作者:(英國)托馬斯·阿羅姆

大清帝國城市印象(十九世紀英國銅版畫),選自英國建築師、插畫設計家Thomas Allom(1804-1872)的畫冊——《CHINA ILLUSTRATED》。作者曾來華旅遊,回英後與傳教士G.H.Wright合作出版此書,內收百餘幅反映中國風土人情的金屬版畫。

 這部畫冊的英文書名原為《中國:那個古代帝國的風景、建築和社會風俗》(China, The Scenery, Architecture, and Social Habits of That Ancient Empire)。初版時間在1843年,即鴉片戰爭結束後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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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人在神廟王陵之外尚有成片貴族陵墓壁畫描述斗升小民的日常生活,而中國人除了在成篇累牘的文字中臆測外,何嘗有機會一窺老祖宗時代的情情種種?然而,中華風物(萬古長城、西直門外、江南閨閣、秦淮古橋、湖邊道觀、東海媽祖);坊間百態(民工食攤、廣州帽庄、天橋雜耍、江湖郎中);世間民情(中秋拜月、祭祖祀親、收受聘禮);戰爭場面(虎門戰役、英軍營地、攻佔定海):這些都經Thomas Allom的畫筆,一一呈現眼前。中國的長城、運河、圓明園、景山、午門、虎丘塔、雷峰塔、報恩寺、琉璃塔、金山寺、龍舟、燈籠、閘門、捕魚、宴請、鴉片、辮子......也是經這本畫冊流布了全歐洲。

 當時社會不安但不動蕩,民生凋敝但不破敗;中國南北各個城市依然井然有序,保持著帝國的體面,大清國依然頂襲著康乾盛世的華袞。

 阿羅姆借用別人的素描稿重新描畫19世紀的中國世態風情。目前所知,他主要借用了1793年訪問中國的英國使團隨團畫師威廉-亞歷山大Willian Alexander的畫稿。因不是親身經歷的,細節處的難免有所偏頗,象江南繅絲一圖,幾個繅絲女子的臉龐形態,活脫脫就是歐洲鄉間女子的翻版;澳門媽閣廟前的兩個男子,頂了日本和尚的髮式,身上衣不衣、袍不袍,反倒更象印度僧侶。但瑕不掩瑜,Allom的再創作大體上是考究的,沒有太大偏差。整本畫冊格局一律右手為整頁的獨幅版畫,共約一百二十餘幅;左手頁為版畫說明,附小幅的臨摹原畫,大部分由Willian Alexander所做。全書除了封面的煙色,其餘畫面全為黑白,寫意蒼勁,又兼版畫的細膩寫實,韻味十足。

 比利時人畫筆下的《藍蓮花》已使人備感親切,而《城市印象》給我的感覺是「回家」,如此直觀地細細體味關於那個逝去年代的遙遠記憶,這種經歷,彌足珍貴。

 《大清帝國城市印象:十九世紀英國銅版畫》重新編緝、再版的初衷,就是想恢復歷史編篡學中的「圖文並茂」傳統,並不是來附和時下的「圖像替換」風氣。歐美學者的作品都努力做到「圖文並茂」。我們讀西文精裝本的學術書,純哲學的除外,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文學書常常是插圖、插畫的。反觀中文著作,多半是純粹的文字和圖表,相關的圖錄很少。原因肯定不是作者、編者和讀者不喜歡圖象,而是中國近代積貧、落後,印刷和製作條件不夠,讀者負擔不起,才因陋就簡,不得已也。以十九世紀「大英帝國」出版界為例,印刷出版繁榮,倫敦書商找人創作了很多精美的版畫,放在書籍、雜誌和報刊上。關於中國的消息,英語世界的讀者,願意讀理雅各《中國經典》的人究竟不多,但是十九世紀西方人關於中國的知識如此豐富,又是怎樣得到的呢?原來,大部分人是在阿羅姆(Thomas Allom, 1804-1872)這套版畫作品中了解中國的。中國的長城、運河、圓明園、景山、午門、虎丘塔、雷峰塔、報恩寺、琉璃塔、金山寺、龍舟、燈籠、閘門、捕魚、宴請、鴉片、辮子……,都是從這本畫冊流布全歐洲的。正是這種事實,構成了文化傳播中的「圖文並茂」的傳統。對於這傳統,我們要尊重,要利用。

 阿羅姆的版畫里,蘊藏著明清帝國的歷史。歐洲人眼中的中華盛世,從收在畫冊里的120多幅精美作品中一目了然。阿羅姆沒有到過中國,他是英國皇家建築師協會的創建人,畫得一手好風景。他收集訪華畫家,如荷蘭人尼霍夫、英國人威廉.亞力山大、錢納利、法國人波絮埃等人畫作,把不同風格和題材的原畫,再創作為自己風格的水彩畫。他的畫作,配上了歷史學家賴特的文字說明,1843年由倫敦「費塞爾公司」(Peter Jackson, Late Fisher, Son and Co.London)出版。阿羅姆的畫捲髮行後,迅速成為英國和歐洲最有名的圖畫本中國歷史教科書。

 長城和運河,現在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驕傲。實在不記得在明末尼霍夫、清初亞歷山大到中國訪問之前,是不是有中國的山水畫家畫過「萬里長城」和「大運河」。換句話說:當代中國人引以為自豪的兩大民族象徵,還是外國人幫我們畫了下來,宣傳出去。當他們在歐洲大驚小怪地稱道「世界第八奇蹟」的時候,中國人還在一座接一座地拆毀著自己的城牆,一次接一次地扒開運河。最後,還是「外來的和尚會念經」,外國人口口聲聲的「運河」、「長城」,最終讓國人認識到斷壁殘垣乃是「國之瑰寶」。中華文明在今天世界上確立的形象,並不是我們的自畫像。「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今天我們描述自己的文明,還必須借用歐洲人的描繪。我從不認為外來者的這份先見先描就是西方人的霸道,或曰「西方中心主義」的倨傲。這完全是在中國人還沒有走向世界,而世界已經先走向中國的狀況下自然形成的。外來者一定要來看,一定會有發現。他們有獨到的眼光,但無所謂歧視和歪曲。相反,阿羅姆畫作中的中國,是廣角鏡里更加世界化了的中國,

 雖然中國剛剛在中英鴉片戰爭中被打敗,但阿羅姆畫冊里的中國並不是一個妖魔化的醜陋國度。戰後,英國人還在繼續十八、十九世紀讚美中國文化的風氣。

 早在1793年,馬嘎爾尼使團帶著畫師亞歷山大到訪中國的時候,他們只看到了一個「康乾盛世」的尾巴。但是,花掉國王大量錢財,卻空手而歸的使臣們,在報告和畫作里甚至不敢暴露在長城內外,運河沿線看到的混亂和貧困。因為英國人仍然把中國看作是遍地白銀,人人綢緞,天天看戲的國度。英國商人都在等著和中國通商,說中國的壞話,豈非得罪輿論。

 嘉道時期,鴉片煙霧繚繞全中國,然而沒有見過當時國人的「鴉片吸食圖」。阿羅姆的作品中就有一幅寫實筆調的廣式鴉片煙館圖。現在研究鴉片問題的學者,如獲至寶,放在專著中,仔細考核。中國當代學者嚴重地忽視著圖像中所包涵的豐富文化信息,歷史學家尤其如此。張隆溪教授曾在他香港九龍塘家中,指著他收藏的阿羅姆的原畫說:現在很少有人到楊柳青、桃花塢年畫里查一查當年風俗,把生活細節和人物形象弄仔細些,結果屏幕上的清宮戲慌了腔,走了型。學者們研究「中國近代史」,都會發現西方對東方的「妖魔化」伴隨著整個近代史,但在殖民侵略之前情況卻有所不同,殖民者一邊對古老富庶的東方大國居心叵測,一邊又為它燦爛的文明所傾倒,在他們的紀錄中也往往往是矛盾的,一方面嚮往,一方面又刻意歪曲討好西方輿論。當然,這種情況隨著殖民侵略的開始逐漸被對異教徒的文化傾軋所代替。前言已經提到《大清帝國城市印象》作於鴉片戰爭剛結束後的1843年,當時殖民侵略還沒有完全展開,對於歐洲人來說中國仍然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西方文人對中國的人文理想仍然存,這種情況下創作的《印象》當然看不到過多的妖魔化的影子,反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人對中國理想國度的嚮往。

[ 轉自365知識網 http://www.zhishi365.com/ ]1.西直門外

18世紀末到過北京的英國人都還承認: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1793年,馬嘎爾尼使團到達中國,他們獲悉北京人口數是300萬,光是都城(韃靼城)就有14平方英里,紫禁城面積也超過了1平方英里,比當時剛剛擴建的倫敦城還要大三分之一,是18世紀世界最大城市,倫敦的城市規模,無法和北京相比。

清代北京城的西面,共有阜成門、西直門、西便門、廣安門四座西門,西直門處於西北,馬嘎爾尼一行的使節們經此門到圓明園。北京城牆拆光了,西洋畫的筆觸,寫實的風格供我們遙想當年。城門有些失真,不該高聳如寶塔。資料說威廉-亞歷山大是1799年在英國完成這幅畫的,可能是丟了素描稿,憑印象畫的。他把中國的建築誇大得高大以符合英國人的想像。這幅水彩畫的原作收藏在大英博物館。

清代的北京,仍然是一個水源比較充沛的城市。玉泉河自西注入護城河,貫通城內宮中的積水潭、北海、中海、南海。當時的北京雖不象南京、揚州、蘇杭等江南城市般「秦淮風月」,但不致如日後乾枯得河底朝天,偶爾也能看見城下揚帆飄動,舟楫往返。

2.直隸通州觀象台

觀象台古稱「靈台」。自有制度以來,中國一直在「天下之中」的「中土」設立靈台,觀察星象。元、明、清三朝帝王都是在京城設立觀象台。只是朱明王朝開國後,洪武皇帝一度在南京建立首都,曾把元代遺留的觀象台遷往南方。燕王永樂篡位後,觀象台又被遷回北京。賴特說,這裡是位於直隸通州的觀象台,是清朝官員用來觀察天文的地方。中國皇帝負責「普天之下」的人神共通,通過星象變化來揣摩上天意志,掌握祥瑞災異。

利瑪竇來華後,經過明末和清初歐洲耶酥會傳教士的輔導和傳授,中國的數學和天文學水平大為提高,觀象台的設施工具之完備,在清朝達到了頂峰。由於湯若望、南懷仁等歐洲耶酥會士積极參与清朝的欽天監及觀象台建設,他們在西方受到很大的壓力。羅馬教廷收到各國天主教會的控告,指責教廷派出的傳教士在中國為皇帝的個人事業服務,參加全國性的「迷信」活動,與他們傳播基督福音信仰的使命背道而馳,控告者認為:傳教士到東方去,本來是與「星相學家」作鬥爭的,為了迎合中國皇帝的私人目的,墮落為星相學家。為此,教會曾醞釀將湯若望革除教職,結果在歐洲引起極大爭議。法國思想家伏爾泰等人也發表評論,為之辯護。看來,北京中國皇帝的觀象台為遠在歐洲的西方人廣為所知,十分關心。

阿羅姆的這幅畫可能是根據另外來源的觀象台圖稿畫出的,它表現的不是觀象台上面的設施情景,而是台下面欽天監和觀象台的官員們生活、學習、工作的地方。這一部分就附屬在高台的下面,也是皇家建築,非常講究堂皇。

3.沒落的南京

朱明王朝發祥於江淮,建都在南京,算是南方政權。南方政權統一中國,歷史上並不多見。燕王朱棣篡位後把都城遷往北京,但是南京的陪都地位還在,設有六部。明朝的南京,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仍然保持了繁榮。但清朝的南京,陪都六部被撤消,「南京」被更名為「江寧」。開國初期的滿族統治者力戒腐敗,保持北方人的樸素生活。他們敵視城市生活,禁止在歌舞宴飲,還用「文字獄」等手段,抑制江南士大夫的雅集結社活動,百般壓榨,將南方財富北調京城。從此,南京失去了財富和活力,再也不能成為中國城市生活的表率。

1788年,英國歷史學家吉本寫了《羅馬帝國衰亡史》,描寫盛極一時的羅馬,極盡奢華的城市。英國早期的漢學家之一的德庇時爵士認為:羅馬的情景,南京也發生過。用羅馬的滅亡,來關照南京的衰落,就使得我們獲得了另一種眼光。南京的衰敗,是所謂的「失落的文明」。農業民族創造的城市文明,常常被居無定所的游牧民族的落後文明所征服。

此畫描寫的正是鴉片戰爭前蕭條的南京。畫面凄慘,僧人引領著吹鼓手們,侍女們素衣孝服裹身,緊隨的腳夫們抬著棺木,確乎是一場出殯。畫面地點應是在西城三山門(今水西門)附近。畫面右處露出城南一角,是原來南京城外最繁華地帶,所謂「烏衣巷」的所在,現在全都頹然廢棄,河道中空有幾支農船載貨入城。少了香火的寺塔,兀自一根根地豎立著,等待著倒塌的那一日。

4.正大光明殿

19世紀英國人印象最深刻的清朝宮殿,不是紫禁城裡的太和殿,而是圓明園中的正大光明殿。1793年8月22日,馬嘎爾尼勛爵一行獲准進入圓明園的宏雅園,到9月2日離開,赴承德謁見乾隆皇帝,英國使節在這裡住了十多天。在此期間他們在大學士和申的安排下參觀了正大光明殿,並在殿中安裝布置了從英國帶來的儀器設備,等皇帝從承德避暑回京後觀看。隨團畫師威廉-亞歷山大畫了題為「圓明園正大光明殿」的畫,阿羅姆在作這幅畫時作了些修改。

圓明園是皇家禁苑,很少有文人墨客的題詠。中國方面只有御準的宮廷畫師繪過《圓明園圖》,現在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正大光明殿消失後,這幅版畫成為了珍貴的歷史記錄。但是,英國人的畫殿前都有柳樹,按制度這是不可能的。看唐岱、沈源的《圓明園圖》,殿前也無柳樹,可見威廉-亞歷山大的原作和阿羅姆的改作有失誤。

英國人早知道清朝皇帝喜歡歐洲的「奇技淫巧」,便準備了一整套的天文儀器,都是當時最精密和先進的。一時看來,正大光明殿好象是一個歐洲高科技展覽館。但據說乾隆對這些並不感興趣,說:「這些東西只配給兒童玩。」他不知自己回贈的幾件禮品才真是「小兒科」:玉雕、繡花荷包和景泰藍瓶子。

乾隆更喜歡從法國弄來的那些能給他的帝國帶來榮耀和聲色享受的八音盒以及豪華馬車。有學者把乾隆皇帝和俄國沙皇彼得大帝、法王路易十四列為並世三大君主,三人中間,弘曆最紈絝。

5.午門大閱

按賴特提供的文字解釋,這幅畫面表現的是清文宗道光皇帝每年元旦舉行的大閱兵。「大閱」是清代的閱兵儀式。但按禮典不是每年舉行,而是「三歲一舉」。大閱兵的日子也不是每年元旦,而是當年的秋季,故又稱「秋閱」。天聰七年,皇太極在關外舉行了清朝第一次大閱兵。佔領北京後,為激勵滿人的征服意志,順治13年定每三年「大閱」一次。兵事繁忙的時候,閱兵突破三年一次。

清國的閱兵禮,不在天安門,而是在天安門後的午門。大閱時,皇帝登上午門城樓,奴才們山呼萬歲,京城一片鼎沸。這是京城八旗將士唯一能見到皇上的機會。

19世紀的歐洲人,已經看到天朝大國的虛弱。賴特在行文中寫到:描有龍、虎、猛獸形狀的八旗旗號和制服看起來威猛,而實際上這支軍隊毫無戰鬥力。北京城裡的八旗軍平時根本沒有任務,天下太平,家居京城的滿族士兵們做生意、抽大煙、聽大戲、養鸚鵡、生一大群孩子,都聽任自便。北京朝廷已經剩下了一副空架子,被英國人一眼看穿!

6.官府宴席

1693年,英國國王曾經請一位在歐洲訪問的來自南京的中國耶酥會士沈福宗,到自己的宮廷表演中國的餐桌禮儀,觀察中國人如何使用筷子,如何布置餐桌,如何使用成套的瓷器。英國使節和商人們來到清國,在各地受到總督、巡撫們的招待。豐盛的宴席讓他們對中國飲食有了體驗。有機會見識正宗的中國宴席,他們做了詳細的記錄:官吏的住宅比起普通人家的房子,就像藝術家的工作室。這些人因為知識特權受到公眾的尊重。他們廳堂里陳列著小飾件,也同時表明他們生活的高質量。餐廳里的傢具和其他房間里的一樣,都非常值錢,精美異常。牆上和天花板上總是調梁畫棟,裝飾著美麗的圖案,還懸掛著許多漂亮的彩紙飾物。桌子的四腳都經過雕刻。中間放著花瓶,有瓷的、玻璃的、銀制的,裡面盛裝著鮮花和香料。花瓶四周的桌面留給尊貴的客人置放餐具。在亞洲其他地方很少使用的椅子中國家庭普遍使用。主人總是坐在餐桌的一端,他的位置要用一隻矮墊子,墊得比其他客人的位置高一些,而不象歐洲那樣,主人隨便坐在客人中間。

這幅西方人繪的「官府宴飲圖」,對當時英國人感性地了解中國飲食文化很有意義。歐洲的烹調水平長期停滯在燒烤階段。中世紀以後經濟的富足,生活水平的提高首先表現在飲食上。文明的英國人曾笑話殖民地的人民不懂規矩。但是他們知道,中國人早就有飲食文明。19世紀的時候,歐洲人已覺得中國餐桌禮儀十分先進。但他們不能接受中國人把貓、狗、蛇、鼠當作美味來烹調的習慣。另外,當時歐洲人已經開始在餐桌上用餐布、餐巾和手巾。這個衛生習慣中國則沒有。

7.北京燈籠店

阿羅姆的畫冊出版前不久,19世紀30至40年代,英國倫敦的海德公園角舉行過一次中國燈籠展覽。賴特在介紹這幅作品之時,回顧了當年轟動全倫敦的展覽。那是一隻從中國運來,只偶爾在大典上使用的華麗燈籠,集雕刻、鍍金、絲綢、刺繡和流蘇工藝之大全的傑作。

燈籠製作是中國城市經濟中一項重要行業,除了是工藝品外,也是百姓的日常用品。乾隆年間,民間生活標準較後來為高。18世紀的中國人的生活質量高於戰亂頻繁的19、20世紀,家家戶戶都掛得起燈籠,還一般都會在其上作些裝飾。那時中國還沒有像歐洲城市那樣建立城市公共照明系統,官府要求行人晚上出行都要用燈籠。黑燈而行,更夫可以指為盜賊,加以逮捕。官府甚至要求在每個燈籠上寫上主人的姓名住址,以備巡捕核查。在有些易於滋事的場合,還要求懸掛上統一製作的「官燈」,嚴加看管照顧。

選自:365知識網

畫中北京城裡的燈籠店,正是生意很好的全盛時期。各種款式、方圓各異的燈籠皆備,工匠在燈籠的絹布面子上描龍繪鳳,掌柜在給挑剔的顧客的燈籠上加上竄珠,樑上懸掛的龍頭和鯉魚,都是為元宵節耍燈而製作的。從燈籠店看清代社會的城市生活,富裕、恬靜和悠閑可見一斑。古代羅馬和雅典也用過燈籠,但歐洲未圍繞其形成一套習俗。

8.乾隆與小斯當東

1793年9月2日,英國使團從北京出發,到承德覲見乾隆。根據英方的記載,京官出身的大學士和中堂比較友善,同意免除叩頭禮。而另一位大學士,曾任陝甘、閩浙、兩廣總督的福康安則比較傲慢。英國人認為這是他一貫在邊疆平定邊患,特別是在福州和廣州見慣了英國搗蛋商人的緣故。

福安康把英國人視為一個侵略成性的民族,不能給以任何鼓勵辭色。和中堂似被其說動,特使覲見皇帝必須無條件行屬國使節的叩頭禮。英國人只肯吻帝手,行單腿下跪的禮節。談判很緊張,但基本保持著對話氣氛。清朝君臣始終忍著,沒有把他們轟出熱河行宮。最後雙方互給面子,英使覲見以單腿下跪了事。

9月17日是乾隆的生日,各國使節來熱河獻禮祝壽。乾隆很高興,據說英國副使斯當東12歲的兒子小斯當東在路程中跟耶穌會教士學會了漢語,會見那天在殿前和皇帝隨意交談。高興之餘,乾隆把自己腰間的荷包和翡翠送了他。兩件御珍至今還收藏於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裡。

9.婚禮隊伍

10.墓地,清明時節

11.賣貓的商人

12.吸食鴉片的人

馬嘎爾尼使團來華前,大清帝國留給歐洲的印象開始不妙。中國人不講信用,說謊告密,不思進取、結黨營私的毛病,慢慢地被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人發現了,惡名還傳到了歐洲大陸。不過,沉浸在「中國文化熱」中的歐洲人並不願意看到這一點。伏爾泰就說:「不要因為廣州小民曾經想方設法欺騙英國人,便鄙視和諷刺中國人。難道可以根據邊境流氓的行為來評價一個偉大民族的政府嗎?!」伏爾泰認為廣州的奸商,不能代表中國文化。想了解真正的中國,只有像耶酥會士那樣,深入到江南等地中國文化的核心地帶,去接觸中國的紳士。

然而,中國文化的正面形象,很難維持下去了。不斷有關於「老大帝國」的報道傳來。這幅畫改變了歐洲人眼中的中國人形象。原作者可能是道光年間在澳門、廣州活動的法國畫家博絮埃,或許還可能是另一位歐洲畫家勞佛傑。他們兩人在馬嘎爾尼使團的隨團畫家威廉-亞歷山大之後,又畫了不少廣州和周圍城鎮的風景畫。

這裡面畫的是一個新加坡、廣州等地流行的廣東式樣的鴉片館。裡頭的吸食者多半是一般苦力。畫中那位立者由於鴉片的刺激,正神態亢奮的手舞足蹈,來緩解一天的勞苦。內地城市士大夫和商人的煙館大多和著青樓,還有女子陪食,但是全國十八行省煙館中狼狽不堪的局面,也是大同小異。

[ 轉自365知識網 http://www.zhishi365.com/ ]

當西方真正地遭遇了東方,國家與國家、政府與政府、制度與制度、禮儀與禮儀,通過馬嘎爾尼與弘曆、和申的謁見、談判,第一次面對面的碰頭了。英國使節在這裡觀察到:中國不再富強,不及英國文明、可以輕易征服。他們對中國的評價已經完全改變。

我們只要看清朝對世界的理解,就知道失敗是必然的。茶葉、鴉片、銀子,在粵海關大進大出,他們卻沒有真正感覺到中國已經是世界市場的重要成員。「天朝大國」,「地大物博」,無端地覺得世界萬國都有求於自己,根本不知道海外殖民和海外貿易可以帶來多大的財富。清廷嚴格限制江蘇、浙江的對外貿易,對福建、廣東沿海人民下海經商無法控制,卻非常歧視。他們完全沒有利用江南一帶的絲、茶、瓷器的貿易優勢,擴大自己領先的產業,發展自己已經落後的經濟、文化和政治。

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不斷地拍打中國的海岸,無論你應不應對,明中葉以後,中國已經是世界的一部分。一舉一動已經牽動了世界的神經。例如,在廣州經營茶葉貿易的東印度公司,為了多向英國國王納稅,出現財政危機。英國議會在1773年通過議案,將美洲的茶葉貿易和銷售特權,授予英國東印度公司,北美殖民地不得直接從中國進口茶葉。這項法案使得北美市場上的茶葉價格大幅上漲,引起極度不滿。同年,波士頓的「茶黨」發動了「傾茶案」,為了制裁美洲人,1774年英國議會通過法案,封鎖波士頓港口。這場風波導致1776年北美殖民地的獨立,使英帝國失去了美洲。說得誇張一點,美國獨立,還與世界市場的中國茶葉短缺有關。

中國人並沒有抓住這樣的機會。中國的江蘇、浙江、江西、安徽這些江南省份,壟斷了世界上利潤最高的三大產業:絲綢、茶葉和瓷器,卻自動放棄了它們的海外銷售權,把它拱手讓給了西方商人,叫他們多賺了很多錢。

18世紀,世界給了中國最後一次機會。當時,英國人口平均每人每年消費1磅茶葉,為此流失了大量白銀,卻無法停止向中國進口茶葉。已經在印度和南歐種植茶樹,但投資額高於銷售額,成本超過向中國進口的價格。英國只得向中國政府派使臣到北京央求,要求增開口岸,減低運輸和交易成本。假設清朝在乾隆五十八年,主後1793年,放下架子,不拘禮儀,打開口岸,認清形勢,通過和申同馬嘎爾尼的談判,和英國建立某種形式的戰略夥伴關係。或者派大量華僑出國殖民,或者在倫敦、巴黎、波士頓等城市建立聯合銷售中心,銷售三大產業貨物,既可以幫助因貪污而引起的財政危機,也可以發展勞力密集型手工業,賺取歐洲、美洲更多的白銀,緩解乾隆年間的人口膨脹壓力。這樣的雙贏方案,因為大清國內部根本沒有精通世界事務的人,便實在如「雞同鴨講」。乾隆、和申與馬嘎爾尼、斯當東的溝通,被歷史學家公認為是一場「聾子的對話」。

斯當東說:「這個龐大的帝國,過分相信自己的智力資源,所以不願和歐洲各國建立關係。她幅員遼闊,所以別人無法強制她。她從不與西方發生任何關係。」失掉了此次機會,一再地無法溝通,英國人便開始醞釀侵略戰爭。他們用了40多年作準備,終於以鴉片貿易糾紛為借口,用武力迫使中國開放北方的口岸,也就是英國人一直期望的被他們稱之為「北中國」的江南沿海地區。

13.寧波,五口通商的城市,甬海關的所在地

14.廈門,城門牌樓

15.祭祀

這幅畫肯定是某位傳教士的作品,他們對中國人的信仰狀況最感興趣,也只有他們才能深入到田間地頭,採集中國民風民俗。

不過,阿羅姆在再創作的時候,犯有錯誤。在他的畫中,祭壇上的供品看得出都是圓形圓盞的,還算符合中秋團圓的吉祥;在神位上的也還大致像是月宮裡吳剛的樣子。唯有在壇前跪拜的人物有些差錯,錯在跪拜的人群中,在後排有兩個男人。中國民間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說法。一般來講,祭祀灶王爺由男性主持,中秋拜月則都是由女眷操持的。男人在田間農忙的時候,她們帶領孩童做月餅,賞月亮。在全家和全族拜月之時,男人只在後面參加,不作主角。像畫面中的少壯男丁不去農忙,湊上來拜月,於習俗不合。

像「中秋拜月」這樣的活動到底是一種民俗活動還是宗教儀式,在歐洲是有爭議的。這曾是「中國禮儀之爭」的一部分。羅馬梵地岡教廷曾認為這種祭祀是異端,天主教會應該加以排斥。以畫面中這樣完整的祭祀形式來看,明清的拜月活動至少應該算是一種准宗教儀式了。中國人信仰生活的一個特點,就是把儀式、感情、倫理和審美結合在一起,和歐洲人單純強調信仰的方式不太相同。

16.玩牌的貴婦人

賴特對東方國家把婦女封閉在閨房裡的制度很不以為然。近東國家施行比中國更嚴格的婦女禁錮制度,中國人對婦女的束縛雖然比近東要輕鬆,但在遠東社會對婦女的限制也有一套。中國自古以來,閨房制度也是十分嚴密。

這是南京的大戶宅第的閨房外景。又是一個春天,女眷們仍然不能出門,為了不誤園內的大好春光,只得搬來書桌在閨房的外廳里玩起了紙牌。四個女人,可以從服飾和姿態上區別開來。年長婦女著深色旗袍,左手持扇,右手捏牌,側對著桌子,顯得滿不在乎。看她已經習慣了疊腿的坐相,甚至微微翹起一隻小腳,這在閨房裡當然是可以的,但也只有年長者有資格這樣隨便。兩位年輕些的姐妹,或許還是小妾們,就不敢這樣隨便,她們很拘謹地平放著腳,緊捏著牌,死盯著看。當然,丫鬟的身份更清楚,她身上的短袍毫無裝飾,腳直露著,也裹得大,大約是要出門幹活,放腳放得太早的緣故。

賴特說:英國的科學、藝術、技術和整個文明在伊麗莎白一世(1533-1603)女王執政時期得到飛速發展,和當時婦女地位的提高有很大關係。在此以前,威爾士地方的丈夫們甚至還存在買賣妻子的習俗;在蘇格蘭婦女不能出庭作證;亨利八世(1491-1547)的時候,英國還不許婦女閱讀《聖經》。這些在女王時期被廢除了。婦女也參加到「文藝復興」的理性和藝術生活中來,給英國帶來巨大活力。正是由於女王的人性發揮,導致了英國歷史上的最大進步。賴特似乎認為中國文明的停滯,是因為缺乏這樣的執政女王。他說:「不要忘記,一個文明、基督和純潔的社會,更適合由一種柔軟的性別,而不是嚴厲的女性來進行有效而誠實的統治。」可惜其對於性別政治的高妙判斷在中國不靈。西太后並沒有給中華帶來「文藝復興」,反而加速了衰敗。

17.八抬大轎

 根據斯當東《英使覲見乾隆紀實》記載,他們剛剛入住承德,同一天清國官員兩次造訪。一個是代表閣老和中堂向特使問候,另一個是皇帝的欽差。從禮儀上看,這位官員乘坐的是四抬大轎,隨員不多,還算輕車簡從,所以畫的應是禮部派來的低品級官員,是和紳的代表,不象乾隆皇帝的欽差大臣。

 在中國,「坐轎子」是士大夫人生最高理想之一。人所謂:「戴它一頂帽,刻它一部稿,娶它一個小,坐它一座轎。」可是在外國人看來,中國人喜歡乘轎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多少年來,許多從沒有到過中國的西方人,都知道中國有一頂不人道的轎子:驅使苦力,用病弱轎夫的腿腳搬動肥胖官員的軀體。19世紀很多來華遊歷者,看到中國的黃包車、人力車和轎子都覺得不舒服。

 乾隆以來人口過剩,中國苦力的價格實在便宜。到處是多餘的勞力,幫人抬轎,仰人鼻息,沒有什麼尊嚴。清朝官員出行,僱傭大量苦力,前呼後擁,在街上吆喝擾民。情況如畫面描述的這樣:前面有人鳴鑼開道,兩旁有人驅趕圍觀百姓,防止有人攔行告狀,隨行還有總管,那位在畫面中走在前面,登門遞上名帖,通報主人姓名的人。官員們喜歡這頂轎子,已經超過了它的交通工具的功能。有資格坐一頂官轎,為皇上辦事,在街上吆五喝六,是社會身份地位的標誌。

18.剃頭攤子

 剃頭,在清代是一項重要的營生,一個大行業。清朝的男人在後腦勺留一條辮子,額頭到頭頂的半月形一大片地帶是要整整齊齊地剃去的。19世紀的中國還沒有那麼多男人過早謝頂,剃頭攤的生意故而非常得好。

 清人的辮子,是19世紀世界範圍內的國際奇觀。在美國的廣東華僑不剪辮子是因為害怕倘若剪了去,死後的靈魂就不認自己的軀體,不跟棺材回廣東鄉下老家了。

 然而,清初南方漢人為了保住自己的頭髮,卻拚死了多少條人命。義大利耶酥會士衛匡國(1614-1661)正在中國,他以外來者的眼光,見證了江南民眾是如何抵抗「剃髮令」的。在著名的《韃靼戰記》中,他寫到:滿洲人未遇抵抗輕易地佔領了杭州。但當他們宣布了剃髮令之後,士兵和百姓都拿起了武器,為保衛他們的頭髮拚死鬥爭。不但把韃靼人趕出了城市,還打到了錢塘江,殺死了許多韃靼人。江南人反清並不是為了擁戴和恢復明朝皇帝,而只是想按自己原來熟悉和熱愛的方式生活下去,他指出了明末江南人反清的根本原因。

19.大運河旁

 乾隆皇帝允許英國使節們從大運河返回南方,是一件很不容易的決定。讓英國人沿途經過直隸、山東、江蘇和浙江,這樣做的後果就是把大清帝國的腹地,它的肝腑內臟全部袒露給外國人看。馬嘎爾尼使團在中國的時候,正是龔自珍揭露的「戮心的盛世」,外表雖然光亮,內囊卻已腐朽,很不耐看。有學者常說乾隆保守,從這點上來說他並不是一個缺乏自信的「閉關主義」者。他很開放,願意把「康乾盛世」展示給英國人。只是乾隆老而無知,他忘記運河上通常不是皇帝多次「南巡」的輝煌樣子。當年沿河官員多方搜刮,百般粉飾,才造出沿河的歌舞昇平。到1793年,清朝內部已經腐壞,運河上民眾的貧困狀況化再多的錢也難以遮蓋。

 由於和中國通使的失敗,沒有獲得通商口岸,沒有能夠公使駐京,馬嘎爾尼勛爵回國後承受了很大壓力。英國報紙和宮廷對國王喬治三世花了這麼一筆巨款而毫無所獲大為不滿。馬嘎爾尼悶悶不樂,一直不願公開他的日記(日記迄今還未出版)。無法交代,只能讓他的副手斯當東出面,拖到1797年才完成了一本《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然而「紀實」並不實:斯當東把事情的真相裝飾了一番,使它顯得更為得體,並不時讓古老中國保留傳說中的某些特點。「紀實」為了不讓英國民眾失望,還是趨附了歐洲崇拜中國的風氣,美化了大清國。裡面放了不少官樣文章。這書在英國廣泛流行,被翻譯成多種歐洲文字。書中對清朝官員的腐敗,對民間的疾苦已經作了不少掩飾。這些掩飾是必要的:為了不讓崇拜中國的歐洲讀者過於失望,有必要為中國維持一個古老文明的形象;他們也要讓決定遣使的喬治三世有所寬慰,即使沒有達成目的,到底不虛此行,看到不少好東西,英王英明等等。

 畫面表現的是在大運河中牽引英使船隻的縴夫們:在營兵火槍手的押解下,在運河邊的飯攤上席地而坐,吃幾碗稀飯而已,連鹹菜也沒有。有幾段運河水道,民工們實在拉不動船,比步行還慢。英國使節們要求上岸,減輕吃重,兼著也散散步。這樣,威廉-亞歷山大才畫到了一些岸上的情景,差不多已經是一幅乾隆版的《流民圖》了。

 這種情景和耶酥會士傳到歐洲的風清月明景象很不一樣。馬嘎爾尼失望之餘,在自己的日記中寫到:「中國人枉為孔子的信徒,他們在本質上同西方人一樣,並具有相同的弱點。」

 馬嘎爾尼使團來北京受到皇上的冷遇,回去後說:來的時候象乞丐,到北京象囚徒,回家路上象流浪漢。但大清國卻讓英國人垂延三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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