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衛方 時代的法學教師（下）

△河北浩博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們打著橫幅歡迎江先生

文/賀衛方/原創

回到學界，當然要繼續自己的學術事業。經歷了這次「下海」，自己最大的收穫就是知道有些事情是絕對不能勝任的，人必須有所不為，或必然有所不能。此後外面風雲再變換，自己也完全不為所動，心如止水。除了在大學工作外，不再有任何旁騖之想。到研究所報到，連原來的辦公桌都沒有改換，重作馮婦，繼續自己的研究和編輯工作。

由於那場大事件的警醒，我個人的關注領域逐漸轉向本國制度，尤其注意一種能夠解決社會矛盾與衝突的司法制度的建立。先是從歷史入手，研究《明公書判清明集》中收錄的南宋時期的司法判決，並與英國司法制度進行比較。回歸後的當年底，我的一篇論文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雜誌上。之後，又跟夏勇、高鴻鈞、張志銘、劉廣安等同道合作，運用法律社會學的方法，研究現代中國權利觀念以及維護權利機制的變遷與現狀。

我的研究對象是法官以及司法制度的現狀，並結合現代司法理念，提出相關的改革方案。這些研究成果最終匯成《走向權利的時代》一書，出版後在學界產生了較大影響。自己私心也把這類成果作為向厚愛自己的江平老師以及我的導師潘華仿先生等的一種微薄的彙報。

1990年代中期，江老師主持了大型翻譯叢書「外國法律文庫」的編輯和出版工作，這套由福特基金會提供資助的叢書是1949年之後第一個涵蓋法學各領域的大型翻譯工程。由江老師來領銜編委會可謂一時之選。

江老師邀請了沈宗靈、謝懷栻、郭壽康、馮大同、余叔通等同輩學人以及一些當時還算青年學者組成編委會，又邀請了四位國際知名的外國比較法專家擔任顧問。我忝列編委，並擔任具體的協調聯絡工作。

在這項持續多年的項目推進過程中，我有很多機會向江老師請益，不斷地接受他的耳提面命。當出現了某些困難，可以看到江老師是如何舉重若輕地化解衝突，通過他巨大的個人魅力加快各項工作的進程，最終讓這套叢書能夠順利地出版。

在近代以來中國的法律翻譯史上，「外國法律文庫」可以說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對中國法律學術與教育最具影響力的叢書。叢書之所以能夠如此成功，毫無疑問，江老師的努力推動是決定性的因素。

後來的歲月里，我很榮幸跟江老師多次一起參加一些活動。記憶中包括在東京大學舉辦的國際法社會學會議、在台灣國立政治大學的兩岸法治建設研討會、江老師擔任會長期間的歷次比較法學會年會、劉桂明安排的多次律師論壇、在孫國棟主持的《律師文摘》歷次座談會、在多所大學共同參與的學術講座以及不同主題的學術研討會。

其中有一個場合，我曾經對於江老師的風範作了一點歸納。2004年4月27日，社科院法學所舉行儀式，授予江老師該所榮譽研究員，時任所長的老同學夏勇邀請我在儀式上講點感言，我講了如下的話：

能在這樣一個儀式上致辭，我感到非常榮幸。在這裡我有多重的身份，但最重要的身份是江平老師的學生。作為學生，我們都能為自己的老師在74歲的時候被聘任為法學研究所的榮譽研究員表達由衷的祝賀，想跟江老師說：祝賀您，祝福您！

我相信很多機構都想和江老師發生關聯，許多人都特別願意表達他們內心的一份敬意。江老師在中國的法學界、教育界擁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不是沒有來由的，重要的是江老師言行中體現出來的精神令人感佩。我一直在思考這種精神，甚至也有幸親身體會這種精神。

過去在中國政法大學讀研究生，後來又留校任教，自己有機會聆聽江老師教誨，感受他的魅力。1988年，我曾經在一間公司作一個業務員，後來因為某種原因，在那裡待不下去，就找到江老師求助，使我很快地回到了學術單位。可以說，在那個極其困難的時刻，是江老師把我又拉回到學術界了。所以，每念及此，我總是對江老師心存感激。

我覺得江老師的精神可以從三個層面去理解。

第一，他有著非常強烈的令人感動的道德勇氣。這種道德勇氣可以說是延伸到他生活的每個環節。江老師有深切的家國之憂，並對民族的命運一直保持著最強烈的關注。我們都記得他為保護學生而做出的種種努力，以及他又如何想方設法與某些邪惡勢力抗爭。他有一句名言，他也常常將此題給他的學生們：「只向真理低頭」。1990年，被免去校長職務之後的江老師度過60歲壽辰，中國政法大學的畢業生們自發地為江老師祝壽。在祝壽活動進入高潮的時候，我們都要求江老師表演一個節目。江老師走路不太方便，但是我們還是看得到他步履的堅定，他用英文演唱了美國工會運動的一支歌曲，叫《我們絕不動搖》。看到這個場面，在場的每一個人的心靈都深受震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需要有自己的脊樑，而江老師就屬於這樣的脊樑，而法治社會的建立靠的也就是這樣的脊樑。

第二，江老師身上體現的是知識分子的尊嚴。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知識分子一直被視為依附性的群體，他們只是要為某種階級服務，自身決無獨立的品格。直到今天，知識分子仍然面臨著政治威權與市場經濟的雙重擠壓。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保持獨立的品格，是我們每一個人都經常要面對的考驗。江老師是著名學者，他的學術領域不僅僅在民商法，還在其他的許多領域，近年來尤其關注憲法問題。江老師意識到民法得以具有生命，離不開一個良好的憲政環境。江老師對於在中國建設憲政體制所面臨的困難有敏銳的洞察，他的言說在理論高度和立論的獨立性上都超越了某些一輩子研究憲法的學者，顯示了知識分子的尊嚴，顯示了面對政治以及商業邏輯所保持的獨立品格。

第三，江老師熱情提攜後學的精神感人至深。在他70歲的時候，拿出自己的積蓄，宣布成立「江平民商法學基金」，對於那些在法學學習和研究上成績突出的學子加以表彰。同時，江老師足跡踏遍大江南北，給各種各樣的人講課，這些人都通過學習不僅了解了民商法的知識，還了解了江老師的精神，他博大精深的學問。我認為江老師在我們這個時代里對於後學而言，可以說是影響最大的教師之一，他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法學老師。

江老師內心充滿著對生活和我們這個世界的熱愛，他喜歡古典音樂，做格律詩，也是一個級別很高的球迷，對於世界盃和歐洲杯的轉播，江老師也和年青人有同樣的熱情，後半夜三點爬起來看球，第二天又興緻勃勃地參與學術研討。那樣的精力充沛讓年輕人也自嘆弗如。

今天，這樣的儀式讓我為江老師感到由衷高興的同時，也不免讓我對於未來有一份企盼，希望將來我七十四歲的時候也能夠受聘成為法學所的榮譽研究員，也有江老師這樣健康的身體，更重要的是，有江老師這樣的精神。

一轉眼，這次演講已經是五年多以前的事情了。2007年，在張思之先生八十華誕的祝壽會上，江老師專門談到過「思之精神」，這裡我願意就自己理解的「江平精神」——在上面講話的基礎上——再做一點補充。

△拜見江平老師

首先要補充的是，他極度珍惜自己教育家的角色，無私而勤勉地投入到教育和傳播法治理念與知識的事業中。記得江老師曾經謙虛地說自己不是法學家，只能算是法律教育家。了解他的人都記得他對待自己所從事的這個職業是何等認真而虔誠。無論是在哪裡演講，他都認真地做準備，絕不敷衍塞責。到了台上，他總是精神飽滿，神采飛揚，講授內容豐富而生動，令所有的聽眾都為所獲得的知識與思想上的收益而興奮不已。

記得2007年5月，河北浩博律師事務所的宋振江律師在邯鄲舉辦「燕趙律師論壇」，通過劉桂明邀請江老師為河北的律師就物權法發表演講。10日下午六點，江老師剛從外地講學歸來，劉桂明和我就到他的樓下接他，馬上驅車三個多小時趕往邯鄲，草草吃了點東西就與當地的一些律師座談到深夜。次日上午演講三小時，不要說律師們，我也通過這三小時的聽講而進一步理解了物權法的原理及其在中國遭遇到的獨特困難。

午飯後江老師立即趕到火車站乘車回京。在北京西站早有政法大學的學生等候，直接接到位於昌平的法大校區，匆匆忙忙吃了個漢堡包，就來到了學生辯論賽賽場，精神抖擻地為辯論賽進行點評。這樣的節奏即便是年輕人恐怕都吃不消，但是這位77歲、一隻腿還是假肢的老人卻馬不停蹄、一路奔波下來，這是怎樣的一種精神！

要補充的第二點是江老師尊重他人、尊重規則的風範。無論參加怎樣的活動，江老師都會準時出席。在規定了發言時間的會議上，他的講話從來都會在規定的時間裡結束（實際上，大家都特別期待他能夠多講一點），絕不拖泥帶水。有些人——特別是某些知名學者——參加會議彷彿是一種對其他人的賞賜，講完話立即走人。

但是，在我也有機會跟他一起參加的會議上，江老師從來都是自始至終地認真開會，認真地聽取每一個人的發言。即便對於服飾，江老師也給予特別的注意。在重要的研討會或儀式化的場合，他永遠是西裝領帶，儀錶莊重。記得在某大學校慶時舉辦的一個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一位年輕學者上台發言，衣著過於隨意。江老師馬上悄聲跟我說：「在這樣重大的場合，如此衣冠不整真是太不應該了。」他那鄭重的語氣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7中國的未來

這些年來，江老師不斷地拓展自己的治學領域，並作為法學界的代表人物，積極地開展與其他學科之間的對話。許多人都記得他與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之間的多次公開對話。

很明顯，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遭遇到的困難的越來越凸顯，經濟學家們深切地感受到經濟的問題不能僅僅通過經濟學的知識和政策加以解決。1990年代中期之後，天則經濟研究所茅於軾、張曙光、盛洪等經濟學家積極地組織開展對於政府制度的研究就是一個例子。

吳敬璉先生也在不斷地強調僅僅依靠市場法則並不能帶來合理的市場經濟；一種足以保障市場經濟良性運行的法治環境是不可或缺的。

而作為法學家的江老師，也在不同的場合呼籲，現代市場經濟離不開現代國家制度，其中基本的憲政和法治正是題中應有之意。

所有這些，都構成了過去十多年間經濟學與法學之間頻繁地交流與合作的大背景，也是江老師超越法學，越來越經常地對於更廣泛的社會問題發出獨立聲音的大背景。

△12月11日，馬英九會見江平、賀衛方等大陸法律界人士。

後學們當然也受到這樣的精神的感召。我個人由於主要研究方向是當今的司法改革，因此也不得不觸及到那些制約司法公正的體制性和意識形態因素。與此同時，在大眾傳媒上頻繁發言的結果，也會跟更多的社會問題發生關聯，作出回應。

這在客觀上也帶來了自己與江老師間接或直接地合作發聲以及互動。例如關於律師政治參與的倡導，關於「《冰點周刊》事件」的公開信，就廢除勞教制度的共同呼籲，等等。在這個過程中，自己感受得到江老師也在關注我，支持我，有時也擔心我。

2006年3月4日，我參加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在杏林山莊舉辦的關於改革方向與途徑的座談會，並在會議上發表了真誠而直率的講話。4月下旬，會議的原始記錄稿在網上全文泄出，釀成軒然大波，俗稱「『新西山會議』風波」。

左派人士如獲至寶，抓住我的講話不放，連篇累牘地發表了許多討伐文章。主持會議的高尚全先生也承受了很大壓力，在某期《炎黃春秋》發表的文章里，說某個學者在會議上講了一些「出格的話」。

後來見到江老師，他也關切地問起我相關情況，我也趁機向他請教中國問題的解決之道。江老師所持的立場較我要更溫和，叮囑我注意所提主張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這當然是很重要的。

只是我有些確信，所謂漸進溫和的變革路線或許已經山窮水盡。或者說，行動意義上固然應該溫和，但是在學理上需要更加清晰和明確。當歷史和邏輯都再清楚不過地顯示出某種道路已經完全走不通，學者還虛與委蛇，出於策略的考慮，把言與行、名與實相分離，後果會不會更糟糕？

第二年，謝韜先生髮表了關於「民主社會主義」的文章，又引起很大反響，左派人士在北京和杭州都舉辦過聲討會議。

「民主社會主義」究竟能否成為一條合理的道路？

在謝韜先生和江老師都參加的一次紀念李慎之先生的會議上，我也坦率地談了心中的顧慮，甚至提出了這樣的質疑：「民主社會主義」絕對不是「社會民主主義」。

如果我們心中明明知道那個旗號指向的是一條不通之路，卻還是不說透，只是在旗幟之下把其他貨色改頭換面地塞進去，我們這個民族還有前途么？為什麼在其他民族中，有些具有吸納一種學說中好的因素去改進位度，同時又足以拒絕其中有害因素的能力，有些則是當經驗已經證明所走的是一條錯誤的道路時，具有幡然醒悟的能力，而我們卻無視真理與現實，一味地沉溺在某種觀念或主義的謬誤中，缺乏基本的糾錯能力？這跟我們知識界本身的缺陷是否也有一定的關聯？也許自己遣詞造句上有些過於直截了當，隱約覺察到一些老先生們有些不滿的表情。

江老師怎麼看呢？好像後來某個私下的場合我曾經跟他請教過。儘管他對於我的激進看法有足夠的寬容，不過，這樣直截了當的話題還是讓他有一點不安。

從不到二十歲開始，他就積極投身到這場以全新學說改造中國社會的過程中。雖然歷盡磨難，但是在過去三十年社會進步的大背景下，主流學說由於對於資本主義因素的吸收而具有了某種活力。

我猜測，江老師也許認為到了一定的時刻，更深刻的變革就會順理成章。時機未到，社會條件不成熟，貿然提出過於激烈的觀點，導致不必要的犧牲姑且不論，更可能因為挑起很大爭議而延緩變革的進程。

另一種可能性就是，江老師內心裡還是認同謝韜先生的觀點，確信現行體制有脫胎換骨的內在轉換機會。不過，江老師內心的真實想法究竟怎樣，我卻一直沒有機會當面確認一下。畢竟，這是一個有幾分敏感的問題。

去年11月，江老師突然發病，在301醫院住院治療，我曾和劉桂明、龍衛球一起到醫院看望過。那時還沒有手術，江老師卻已經恢復得很好。聽說剛發病時，居然說不出話，我心中很沉重。

假如江老師不能說話，那簡直是比貝多芬的耳聾更大的痛苦呢。後來知道手術很成功，除了打過一個問安電話外，自己也不敢多打擾他術後安靜的調養生活。如今，在石河子的街頭上，我不禁惦念：江老師情況怎樣了？

7月中旬，回到了北京，參加在中國檢察官學院舉行的比較法學會年會。甫進會場，遠遠地就看到坐在主席台上的江老師，風采依舊，講話還是那樣既有清晰的條理，又激情不減當年，心中寬慰了許多。

次日晚，承蒙浙大錢弘道君美意，在江老師家附近安排了一個飯局，又可以飯桌上聽江老師談時局，說學問，憶往事。不過，那天晚上，江老師談笑風生之中，幾次說到自己老了。我的心中不免有些擔心。這場病也許對他的心理有某種負面影響，從前極少聽到江老師發這樣的感慨。

儘管如此，我還是堅信，以江老師良好的身體素質，尤其是樂觀開朗的性格，八十初度——用比他還年長几歲的張思之先生的話，叫做「進入『八零後』」——之後，一定會以他一貫的知識、智慧和勇氣引領我們的法學研究、法律教育以及法治建設的事業繼續前行的！

「信是明年春自來」。這是在人生經歷最苦難歲月時，江老師洋溢著樂觀精神的詩句，此刻彷彿在我的耳邊響起。

——2009年10月26日於石河子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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