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我的「功業」(南方周末 2009-7-16)

作者: 季羨林 2009-07-15 17:11:59 來源:南方周末

我自己是喜歡而且習慣於講點實話的人。講別人，講自己，我都希望能夠講得實事求是，水分越少越好。我自己覺得，桂冠取掉，裡面還不是一堆朽木，還是有頗為堅實的東西的。至於別人怎樣看我，我並不十分清楚。因為，正如我在上面說的那樣，別人寫我的文章我基本上是不讀的，我怕裡面的溢美之詞。現在困居病房，長晝無聊，除了照樣舞筆弄墨之外，也常考慮一些與自己學術研究有關的問題，憑自己那一點自知之明，考慮自己學術上有否「功業」，有什麼「功業」。我盡量保持客觀態度。過於謙虛是矯情，過於自吹自擂是老王，二者皆為我所不敢取。我在下面就「夫子自道」一番。

季羨林的墨寶「講真話」　圖/季承

我常常戲稱自己為「雜家」。我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甚至科技領域內的許多方面都感興趣。我常說自己是「樣樣通，樣樣松」。這話並不確切。很多方面我不通；有一些方面也不松。合轍押韻，說著好玩而已。

根據我自己的估算,我的學術研究的第一階段是德國十年。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原始佛教梵語。我的博士論文就是這方面的題目。在論文中,我論到了一個可以說是被我發現的新的語尾,據說在印歐語系比較語言學上頗有重要意義,引起了比較語言學教授的極大關懷。當年除了博士論文外，我還寫了兩篇比較重要的論文，一篇是講不定過去時的，一篇講-am〉o,u。都發表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上。在德國，科學院是最高學術機構，並不是每一個教授都能成為院士。德國規矩，一個系只有一個教授，無所謂系主任。每一個學科全國也不過有二三十個教授，比不了我們現在大學中一個系的教授數量。在這樣的情況下，再選院士，其難可知。科學院的院刊當然都是代表最高學術水平的。我以一個三十歲剛出頭的異國的毛頭小夥子竟能在上面連續發表文章，要說不沾沾自喜，那就是純粹的謊話了。而且我在文章中提出的結論至今仍能成立，還有新出現的材料來證明，足以自慰了。此時還寫了一篇關於解談吐火羅文的文章。

1946年回國以後，由於缺少最起碼的資料和書刊，原來做的研究工作無法進行，只能改行，我就轉向佛教史研究，包括印度、中亞以及中國佛教史在內。在印度佛教史方面，我給與釋迦牟尼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提婆達多翻了案，平了反。公元前五六世紀的北天竺，西部是婆羅門的保守勢力，東部則興起了新興思潮，是前進的思潮，佛教代表的就是這種思潮。提婆達多同佛祖對著干，事實俱在，不容懷疑。但是，他的思想和學說的本質是什麼，我一直沒弄清楚。我覺得，古今中外寫佛教史者可謂多矣，卻沒有一個提出這個問題，這對真正印度佛教史的研究是不利的。在中亞和中國內地的佛教信仰中，我發現了彌勒信仰的重要作用。也可以算是發前人未發之覆。我那兩篇關於「浮屠」與「佛」的文章，篇幅不長，卻解決了佛教傳入中國的道路的大問題，可惜沒引起重視。

我一向重視文化交流的作用和研究，我是一個文化多元論者，我認為，文化一元論有點法西斯味道。在歷史上，世界民族，無論大小，大多數都對人類文化做出了貢獻。文化一產生，就必然會交流，互學，互補，從而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我們難以想像，如果沒有文化交流，今天的世界會是一個什麼樣子。在這方面，我不但寫過不少的文章，而且在我的許多著作中也貫徹了這種精神。長達約八十萬字的《糖史》就是一個好例子。

提到了《糖史》，我就來講一講這一部書完成的情況。我發現，現在世界上流行的大語言中，「糖」這一個詞兒幾乎都是轉彎抹角地出自印度梵文的sarkara這個字。我從而領悟到，在糖這種微末不足道的日常用品中竟隱含著一段人類文化交流史。於是我從很多年前就著手搜集這方面的資料。在德國讀書時，我在漢學研究所曾翻閱過大量的中國筆記，記得裡面頗有一些關於糖的資料。可惜當時我腦袋裡還沒有這個問題，就視而不見，空空放過，而今再想彌補，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了。最初，電子計算機還很少很少，而且技術大概也沒有過關。留給我的只有一條笨辦法：自己查書。然而，群籍浩如煙海，窮我畢生之力，也是難以查遍的。幸而我所在的地方好，北大藏書甲上庠，查閱方便。即使這樣，我也要定一個範圍。我以善本部和樓上的教員閱覽室為基地，有必要時再走出基地。教員閱覽室有兩層樓的書庫，藏書十餘萬冊。於是在我八十多歲後，正是古人「含飴弄孫」的時候，我卻開始向科研衝刺了。我每天走七八里路，從我家到大圖書館，除星期日大館善本部閉館外，不管是冬天，還是夏天；不管是颳風下雨，還是堅冰在地，我從未間斷過。如是者將及兩年，我終於翻遍了書庫，並且還翻閱了《四庫全書》中有關典籍，特別是醫書。我發現了一些規律。首先是，在中國最初只飲蔗漿，用蔗製糖的時間比較晚。其次，同在古代波斯一樣，糖最初是用來治病的，不是調味的。再次，從中國醫書上來看，使用糖的頻率越來越小，最後幾乎很少見了。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把原來是紅色的蔗汁熬成的糖漿提煉成潔白如雪的白糖的技術是中國發明的。到現在，世界上只有兩部大型的《糖史》，一為德文，算是世界名著；一為英文，材料比較新。在我寫《糖史》第二部分，國際部分時，曾引用過這兩部書中的一些資料。做學問，搜集資料，我一向主張要有一股「竭澤而漁」的勁頭。

既然講到了耄耋之年向科學進軍的情況，我就講一講有關吐火羅文研究。我在德國時，本來不想再學別的語言了，因為已經學了不少，超過了我這個小腦袋瓜的負荷能力。但是，那一位像自己祖父般的西克教授一定要把他畢生所掌握的絕招統統傳授給我。我只能向他那火一般的熱情屈服，學習了吐火羅文A焉耆語和吐火羅文B龜茲語。我當時寫過一篇文章，講《福力太子因緣經》的諸異本，解決了吐火羅文本中的一些問題，確定了幾個過去無法認識的詞兒的含義。回國以後，也是由於缺乏資料，只好忍痛與吐火羅文告別，幾十年沒有碰過。20世紀70年代，在新疆焉耆縣七個星斷壁殘垣中發掘出來了吐火羅文A的 《彌勒會見記劇本》殘卷。新疆博物館的負責人親臨寒舍，要求我加以解讀。我由於沒有信心，堅決拒絕。但是他們苦求不已。我只能答應下來，試一試看。結果是，我的運氣好，翻了幾張，書名就赫然出現：《彌勒會見記劇本》。我大喜過望。於是在衝刺完了《糖史》以後，立即向吐火羅文進軍。我根據回鶻文同書的譯本，把吐火羅文本整理了一番，理出一個頭緒來。陸續翻譯了一些，有的用中文，有的用英文，譯文間有錯誤。到了20世紀90年代後期，我集中精力，把全部殘卷譯成了英文。我請了兩位國際上公認是吐火羅文權威的學者幫助我，一位德國學者，一位法國學者。法國學者補譯了一段，其餘的百分之九十七八以上的工作都是我做的。即使我再謙虛，我也只能說，在當前國際上吐火羅文研究最前沿上，中國已經有了位置。

最後，還要說幾句關於翻譯的話。我從不同文字中翻譯了不少文學作品，其中最主要的當然是印度大史詩《羅摩衍那》。

此外，在提倡新興學科方面，我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敦煌學，我在這方面沒有寫過多少文章；但對團結學者和推動這項研究工作，我卻做出了一些貢獻。又如比較文學，關於比較文學的理論問題，我幾乎沒有寫過文章，因為我沒有研究。但是中國第一個比較文學研究會卻是在北大成立的，可以說是開風氣之先。此外，我還主編了幾種大型的學術叢書，首先就是《東方文化集成》，準備出500種，用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向世界人民展示什麼叫東方文化。我還幫助編纂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我覺得有相當意義的是我把印度學引進了中國，或者也可以說，在中國過去有光輝歷史的有上千年歷史的印度研究又重新恢復起來。現在已經有了幾代傳人，方興未艾。要說從我身上還有什麼值得學習的東西，那就是我一生不敢懈怠。

（選自《病榻雜記·在病中》）http://www.infzm.com/content/31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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