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甲一書生：《關於毛澤東的那些謠言》點評(2)

　　孟將軍說「主席問過煙的價錢，再三叮囑，不要讓煙廠吃虧」，筆者亦無從斷定毛是不是說過這句話，人們可以看到的只有事實。在「什邡雪茄」一文中，筆者曾就雪茄煙的成本與售價提出質疑，現在看來仍不過時：1971年什邡雪茄煙廠為了解決毛澤東、李先念抽煙的問題，專門派技術工人到北京設立「132小組」。按照吳連登的說法，毛每月吸煙費用是100元，專供煙生產小組共有13人，就算一半人為李先念等中央領導人造煙，另一半人為毛澤東造煙，100元的購煙費平攤到每位工作人員身上，為每月15元左右。這些錢根本支付不了危德純、柏寶英等幹部的工資，支付不了1939年入黨的廚師工資，也難以讓黃炳福、姜躍秀、劉宗貴、范國榮等技術骨幹養家糊口。即使不算原材料的耗費，工作人員的工資也應使什邡雪茄的成本遠遠超出每條9元的價格。該雪茄每盒為0.9元，比當時普通人抽的煙貴好幾倍，但專供煙生產小組賣出去的煙錢仍遠遠不抵花掉的錢。那麼，這些虧損是由誰來填補的？煙廠派出4名頂級技術骨幹到北京工作，掙的錢還夠給他們發工資的，到底吃沒吃虧？　　另一名警衛王明富也多次負責舞會的安保工作，對內情十分了解。　　中南海的舞會不是主席一個人的舞會，朱老總、少奇同志、周總理等一些中央領導都會參加。這些領導平時工作特別忙，整天開會、搞調查。辦舞會就是為了給他們一個放鬆精神、愉悅身心的機會。少奇同志和周總理都跳得很好，朱老總就是扭秧歌一樣地走。有時會請一些外面的文工團來參加舞會，每次來人都要做嚴格的審查。我們負責在門口搞警衛，過程費時費力。這時就有人提議，中南海搞個自己的文工隊。於是從各地挑了一些吹拉彈唱的和跳舞的文藝工作者，住在中南海東邊的萬壽殿。舞會上一起唱唱歌、跳跳舞。挑人的標準首先是政治好、思想好、作風好。至於相貌倒是其次，至少我沒見到有美女。　　後來，因為有人提意見，這個文工隊被解散了。據吳連登回憶，「文革」開始後，因為「破四舊」，舞會也被取消了。　　【點評】關於中南海文工隊，王明富的說法與事實相去太遠。筆者曾在《毛澤東的日常生活與特別保障體制》一文中談及這個文藝團體的來歷。事情的原委是這樣：1953年，有關方面考慮到對進入中南海的演員都要進行嚴格政審，而他們的流動性很大，臨時抽調不是個長遠之計，遂以公安部的名義，致電解放軍各兵種和大軍區，抽調演員組建中南海文工團。彭德懷不贊成電文上要求被調者「相貌周正」這類的話，說政治影響不好，毛澤東也批示不贊成成立文工團，此事遂暫時擱置。半年以後，負責領導人保衛工作的羅瑞卿再次提議此事，從全軍陸續調來七八十人，成立中央警衛團領導下的文藝團體。一部分人是器樂演奏員，另一部分人是聲樂、舞蹈演員。但這個文藝團體從來沒有正式命名，當年的演員們回憶起來，都叫它中央警衛團文工隊（參見《在毛澤東身邊》，第227-234頁）。1958年，全軍大精簡，規定只有大軍區級單位才可以保留文工團（參見王凡、東平《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中央警衛團提升為正軍級是很晚的事兒，當時的團長張耀祠才是個副師職幹部，中央警衛團文工隊只好解散。此後，仍沿用過去調各部隊文工團員伴舞的老辦法。空政文工團的舞蹈演員陳惠敏、劉素媛、孟錦雲，海政歌舞團的徐寶鳳等人在一段時間內都成為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固定舞伴。「文革」開始後，從底層到高層，各單位的周末舞會都被作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取消了，唯獨在中南海舉行的舞會照常進行，有時還是化裝舞會，還有著名京劇演員如譚元壽、馬長禮等人的清唱，其名義是讓毛澤東休息休息（參見閻長貴口述，周冉整理《閻長貴：從江青秘書到秦城囚徒》，載《文史參考》2012年第5期）。王明富說他沒有看到美女，可能因為眼眶子高，與別人審美的標準不同，但從全軍各單位抽調來的演員起碼不會個個是歪瓜劣棗吧？文工隊被裁減，是因為1958年全軍大精簡的緣故，與「有人提意見」無關。當年羅瑞卿不顧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反對，從軍隊各單位調人硬把這個文工隊成立了起來。此時他會因為彭有意見而取消文工隊嗎？如果提意見的是比彭地位更高的人，那麼這個人是誰？王明富沒有說。吳連登說「文革」開始後，中南海的舞會取消了。「文革」是什麼時間開始的？一般認為1966年發出「五一六」通知之後。江青的首任機要秘書閻長貴於1967年1月9日經戚本禹推薦，從中央文革小組辦信組調到江青處，1968年1月9日被隔離關押。他說中南海「舞會照常進行，有時還是化裝舞會」，當為親眼所見，因為此前和此後他都無緣進入紅牆深院之內，見到鶯歌燕舞這一幕。這表明直到「文革」開始半年後，中南海舞會仍在照常舉行，什麼時間取消的，還搞不清楚。與之相關的，吳連登還有一件事沒有說，不知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文革」中，舞會被取消了，但毛澤東的一些舞伴照常出入中南海。比如毛澤東保空軍司令吳法憲的態度，就是通過劉素媛轉達的；孟錦雲受到不公正對待，被打發到武漢一家醫院當護士，也是回京城時偶遇當年的文工團同事小麗，被帶進中南海見了毛澤東。毛把她留在自己身邊當護士。與之成鮮明對照的是，毛澤東的大女兒李敏、妻子江青想見毛一面都難上加難。　　吳連登還記得，前些年，韶山傳出一份菜譜，列著毛澤東在上世紀60年代吃過的西餐，有牛排、羅宋湯、煎大蝦等。後來，這就被人傳成了「毛澤東在困難時期吃西餐，不與人民共甘苦」。　　這個謠傳造成了惡劣的影響。實際情況是，主席出訪俄羅斯等國後，想了解西方的飲食文化與中國有什麼不同，看哪種飲食比較科學，我們就偶爾把四菜一湯中的一個菜換成西餐。主席說，西方人很有錢，有的東西是好，但對身體沒好處，高油、高蛋白。他的食譜，我們是要參考主席的活動和出訪安排，還有身體和季節情況來確定的，並不是外面捕風捉影的那樣。　　我們有個習慣，就是把主席的東西都留著。主席去世後，中南海對外開放，經中央辦公廳同意，主席的一些生活用品也給了湖南韶山的毛澤東同志紀念館，其中就有這張西餐單。這張菜單後來不知怎麼被傳了出去，成了「主席在最困難時期還在吃西餐」。　　也曾有大量文章提出毛澤東頓頓飯都離不開紅燒肉，於是有了「毛氏紅燒肉」一說，一些飯店還打出「毛氏紅燒肉」的招牌。吳連登說，這是對毛澤東飲食的誤解。　　我們每個月一般安排主席吃兩三次紅燒肉。平時他吃雜糧、青菜比較多，幾乎每天要吃一個紅薯，一個玉米。中南海以前在玉泉山有個地窖，每年會存放這些東西，我就是從那裡買回來的，一年四季不斷。　　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湯，一個葷菜，一個魚，一個半葷半素，一個全素。每天的食譜、菜品採購都由我來定。他從來不對飯菜發表任何意見，也從來不主動說想吃什麼。有時我們說：「主席，加點菜吧。」他卻說：「吃這個很好了，很多人還吃不飽飯哩。中國不缺我毛澤東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國家的錢，部長們、省長們、村長們都可以拿。」　　【點評】吳連登說「主席出訪俄羅斯等國後，想了解西方的飲食文化與中國有什麼不同，看哪種飲食比較科學，我們就偶爾把四菜一湯中的一個菜換成西餐。」太不靠譜。毛澤東一生中出訪過幾次？兩次，一次是1949年12月16日離開北京訪問蘇聯，次年3月4日返京；第二次是1957年，毛澤東應邀出席蘇共二十四大及十月革命40周年慶典。吳先生此時在幹什麼？根據《環球人物》2008年7月［下］刊登的劉暢《「平板三輪帶我入中南海」毛澤東的管家吳連登》一文，吳先生自我介紹說，他1958年在鹽城地委招待所當服務員；1959年到北京人民大會堂餐廳當服務員；1961年5月被中南海服務科科長挑中，跟在拉行李的平板三輪車後面走進中南海；1964年國慶節時毛澤東請他到家裡「幫幫忙」，但前幾年的工作是「負責雜務，搞衛生、整理庫房、打水送飯」，直到1968年被正式任命為管理員，才開始管毛澤東的工資和家庭的各項財政開支。那麼，在鹽城招待所當服務員的吳連登是怎樣知道當年毛澤東要「想了解西方的飲食文化與中國有什麼不同，看哪種飲食比較科學」的？如果說吳是1964年10月以後到毛家聽別人說的，或毛親口告訴吳的，就請明白說出來，不要總讓讀者一頭霧水，以為當時吳先生就在毛澤東身邊，正在一起訪問中國人民的「偉大盟國」哩。　　吳先生這類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還不少。　　比如，他在《毛澤東健康飲食生活》一書中說，1962年中央召開會議。各省彙報情況時，開會到很晚，我就去問主席要不要給他們弄點飯。主席說：「一人一碗麵條！」我說：「主席你怎麼這麼摳門？人家來開會，你都給人吃不飽飯？」主席說：「我就要讓省委書記嘗一嘗，餓肚子是什麼滋味！他整天吃的好極了，誰也餓不著他，如果他餓了是什麼感覺？他當省委書記挨過餓么？那老百姓都吃不上飯是什麼感覺？！（第42頁）在吳連登講述的這個故事裡，他對年紀差不多可以當他爺爺的毛澤東說起話來毫無忌諱，一副相互間十分熟稔的樣子。這就怪了，1961年夏吳進入中南海以後，主要是在頤年堂這樣的會議場合服務。他第一次見到毛的時候，「毛主席有個習慣，開會他基本上是第一個到，他要和陸續進來的人有面對面交流的機會。」這天，毛主席來後，吳連登被派去給毛主席上茶。平常業務熟練的他，手抖得厲害，等走到毛主席面前，茶已經灑出了一半。「毛主席有個習慣，凡是第一次見到的人，他都會盯著你看，問你的情況。主席問我：『你是新來的吧，叫什麼名字？』我說我叫吳連登。主席問我的名字是誰起的，我說是一個和尚。主席笑著說，『一聽就不是父母給起的，這個名字好』。主席又問我是哪裡人，我說是江蘇鹽城來的。他說，『噢，咸城來的』。我說『不對，是鹽城。』主席笑了，『唉；那不就是咸城嗎？』毛主席這麼幽默，我就沒那麼緊張了。」此後的3年，毛主席接見外賓、開會，吳連登服務過多回，但毛主席再也沒有問過他一句話（《吳連登，給毛主席管家12年》）。以上情節是吳連登在澤園酒家餐廳接受採訪時告訴記者的。但在另外的場合，他又一變口吻，似乎1962年就與毛熟得不行，甚至到了可以沒大沒小、當面埋怨毛「摳門」的地步。同一個人截然相反的兩種說法，哪個是真的，哪個是假的？　　吳先生說「他的食譜，我們是要參考主席的活動和出訪安排」，純屬夢話。吳是1964年10月以後才到毛家的。一開始是否有安排毛食譜的權力，說不清楚。但毛1957年以後再未出訪過，這個事實誰也否定不了。吳先生非要說毛出訪，究竟到過哪個國家，一個例子也好。　　吳先生說「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湯，一個葷菜，一個魚，一個半葷半素，一個全素。每天的食譜、菜品採購都由我來定。他從來不對飯菜發表任何意見，也從來不主動說想吃什麼。」　　關於毛的正餐是「四菜一湯」，還是幾菜幾湯，爭論已久。筆者曾在《毛澤東日常餐飲是「四菜一湯」嗎？》一文列舉史料，對吳先生的說法質疑。這裡不再擬討論，僅引述吳先生自己的一段話：他在當毛澤東生活管理員期間，除了四菜一湯，他每頓還要準備四個小碟。「一碟蒜泥，一碟辣椒。還有兩碟是兩道其他的菜，如果主席吃了，我明天就做給主席吃」（劉暢《平板三輪帶我入中南海》）。如果蒜泥、辣椒不算正式菜品的話，也應當是「六菜一湯」吧，其中兩道為「試吃菜」。　　吳先生說毛澤東「從來不對飯菜發表任何意見，也從來不主動說想吃什麼」，這話與毛家小灶廚師的說法大相徑庭。在毛家小灶渡過23個春秋寒暑的阿阿福說，毛在晚年喜歡吃「叫化子雞」，高興了就說「來一隻叫化子」（《毛澤東健康飲食生活》，第21頁）。為毛做菜20年的程汝明廚師說，毛吃青菜要加湯，不喜歡干炒，愛吃豬油做出來的菜，每天六七個小菜，基本三天不重樣（同上書，第9頁）。其實吳先生自己也透露說，毛澤東規定「菜是肯定不要化肥農藥的」，提出要吃泥鰍蛋羹、泥鰍豆腐，提出要吃用火燒的老玉米（同上書，第36—41頁）。這也算是「從來不對飯菜發表任何意見，從來不主動說想吃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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