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很遠，中國卻很近」

06-10

「天堂很遠，中國卻很近」2013-01-23

　　——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地緣政治互動規律和特點

全文刊發於《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1期。

　　一、中國近代地緣政治變動及其規律

　　二、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地緣政治互動的特點

　　三、人民：地緣政治中最能動的因素

　　四、中國與周邊地緣政治互動棋譜中的「支軸國家」

　　五、簡短的結語

　　內容提要：近現代以來中國與海陸霸權國家之間的地理「拉鋸」式博弈伸縮變化的歷史結果表明，西方列強對中國的蠶食在中國的抵抗下最終還是有底線和極限的，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中國版圖及其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地緣政治互動是有一定規律和特點的。與歐洲的地緣政治版圖由外而內大幅碎化的布局正好相反，除傳統意義上屬歐洲國家的俄羅斯外，亞洲國家版圖整合程度呈現以中國為中心由外而內大幅提升的特徵。這種特徵是亞洲歷史的穩定性優於歐洲的主要原因。作者特別指出：伊朗所處的地緣政治位勢對中國西陲安全具有極大的「橋頭堡」的意義。歷史上中國西陲安全長期面臨歐洲強勢東擴的壓力，但這些西來列強的壓力無一例外地被拒阻於伊朗高原之外或被大量消耗在伊朗高原之中。不僅如此，伊朗高原國家與中國西陲被「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樣，位於屏障最西端的國家伊朗而不是處於屏障之外的印度實際上就成為中國西陲安全的第一道「防火牆」，它們抵抗西方列強的鬥爭的命運與中國西陲安全唇齒相依：如果伊朗被壓垮，那麼由此東進的西方強勢力量就會沿著途經伊朗高原的古絲綢之路（在此地理基礎上形成今天的「歐亞大陸橋」）倒逼中國並對中國西陲造成重大危險。對此，我們當予以高度關注。

　　民族的崛起是人的自覺過程和歷史的自然過程的統一。中國的地緣政治及其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互動結果，既是中國人民自覺奮鬥過程的反映，也是中國自身地緣政治自然演變的結果。因此，整體地而不是局部地把握和認識這些過程，研究其中的規律和特點，對於當前中國國際政治學建設及與此相關的國家安全戰略的研究，是有益的。

　　一、中國近代地緣政治變動及其規律

　　目前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世界上陸海鄰國較多的國家。北面有俄羅斯、蒙古；西北面有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西面有阿富汗、巴基斯坦；由西南往東依次有印度、尼泊爾、不丹、孟加拉國、泰國、緬甸、寮國、柬埔寨和越南。東北面同中國陸鄰的國家有朝鮮、韓國，與日本一衣帶水；東南面有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印度尼西亞等與中國隔海相望。

　　在這些國家中，對亞洲地緣政治具有地區重要影響的國家，有俄羅斯、伊朗、印度，日本；而對中國地緣政治具有支軸意義的國家則是東北亞的朝鮮、東南亞的印尼、柬埔寨、緬甸以及南亞的巴基斯坦和西亞的伊朗等國家。

　　南中國海是美國進入印度洋、波斯灣的必經之地，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驅走日本人後開始重點經營這一地區，迄今在此仍保存著重要的影響力。

　　與歐洲的地緣政治版圖由外而內大幅碎化的布局恰好相反，除傳統意義上屬歐洲國家的俄羅斯外，亞洲國家版圖整合程度呈現以中國為中心由外而內大幅提升的特徵。這種特徵是亞洲歷史的穩定性優於歐洲的主要原因。

　　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國家及其與中國的關係，其變化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鴉片戰爭以前的時期。此間，亞洲尤其是東亞與世界其他地區尚處在相對隔離、沒有外力干預，因而只能以中國為中心的相對封閉狀態。這時的中國不管從版圖（俄羅斯除外）還是影響力上說都是亞洲最大的國家。與亞洲國家尤其與中國周邊的亞洲國家的關係，有許多還是中央王朝和藩屬國的關係。建立在這種關係之上的體系被學者命名為「華夏秩序」或「天朝禮治體系」。由於沒有出現與中國構成力量對稱的國家力量，這一時期亞洲特別是東亞地區對中國而言，不屬於多主體和多中心的近代主權意義上的國家體系，而是以中國為主體和中心的中世紀宗法權力體系。由此便可以解釋明朝鄭和七次橫穿太平洋和印度洋遠行——由於沒有主權對手——得以所向披靡的原因。

　　第二個階段是鴉片戰爭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此間，亞洲尤其是東亞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夏體系，在西方新老列強和新崛起的日本的衝擊下解體。以往的宗法國家或與中心王朝中國有藩屬關係的國家和地區，先後被這些列強佔領並成為它們的殖民地。這一階段的中國也分別經受並反抗了西方列強和日本法西斯主義的侵略。中國人民的反抗既使中國完成了從宗法權力國家向現代主權國家的轉型，同時也擴大了中國人關於中國域外，當然首先是亞洲的地緣政治的認識。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亞洲大多數國家很快實現了主權獨立。1949年中國也從一個半殖民地國家轉變為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此後中國與其藩屬國的關係轉變為基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主權平等的現代國家關係，其間，中國在亞洲傳統的主體板塊和主體作用沒有改變，而國家間的權利和義務關係則發生了改變。這是我們觀察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亞洲國際政治的不同但具有質變意義的視角。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及其周邊的版圖在第二階段所發生的相應變化。由於近代以來中國北方的陸權強國沙俄和西方的海權強國英、法、美等國向遠東擴張對中國形成的南北擠壓，導致中國版圖南北出現收縮性鬆動，最終演變成南北扁東西長的形狀；而在這之前，中國版圖（如不算當時的「藩屬國」）則呈飽滿的大三角形狀。這就是說，近代以來中國版圖受到損失的原因主要是海陸強國南北兩向的擠壓而不主要來自它們的東西擠壓。中國能夠保留下來的版圖基本都保持在陸權和海權大國（俄國、英國、美國等）在亞洲的關鍵利益線之外並因此受到擠壓較少的區域。那些夾在中國與海陸霸權國家之間的地區，則由原來向心並環繞於中國周邊的「藩屬」地帶轉變為陸海霸權兩種力量在中國南北兩向與中國拉扯出的破碎緩衝帶：在南太平洋、印度洋與亞洲大陸之間出現一大片破碎的島陸小國；在北方，日本崛起後，中日之間的朝鮮、中俄之間的蒙古、英屬印度與中國之間的尼泊爾等也加入到這片破碎帶。這些環佈於中國周邊的破碎地帶在中國與海陸霸權國家之間起到了獨特的緩衝作用，它們的破碎程度則根據佔據東亞大陸主體地理板塊的中國與外來的陸海霸權國家力量變化而伸縮。

　　國家版圖形狀是國家力量博弈結果積澱下來的活化石。近現代以來中國與海陸霸權國家之間的地理「拉鋸」式博弈伸縮變化的歷史結果表明，西方列強對中國的蠶食在中國的抵抗下最終還是有底線和極限的。在當時中國較弱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力量可守得住的底線就是列強侵犯中國的力量極限。在這條線上雙方誰也吃不掉誰。從目前留下的中國版圖面積看，中華民族抵禦強權侵犯的能力還是相當頑強的。中國抵抗南北兩向壓力的抗壓能力在20世紀前半葉又遭受日本人攔腰打擊的極限測試——當時日本已將中國東部分裂出若干個傀儡政權，其結果是日本初勝後很快就退回到其本土；抗戰勝利後中國人民又經受了蘇聯和美國利用《雅爾塔協定》一分為二分裂中國的外交高壓的測試，其結果是1949年中國基本實現了國家統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最終確定了在反覆測試後沉澱下來的中國國力抗壓的底線，也使西方認識到它們分裂亞洲和在東亞擴張的極限。可以肯定，只要中國的主體地理板塊不垮，亞洲目前這種經過一百多年反覆以至極限壓力測試後表現出的以中國為主體板塊的有利於亞洲穩定的非對稱破碎特點不會改變。

　　如果將中國放到全球考察，中國在亞洲版圖中的主體地位以及倚陸向海的地理特徵使當代中國的地緣政治具有「東接財源、西接能源」的優勢。中國廣袤的版圖不僅處於亞洲中心，而且還處於左右逢「源」的地理位置：它東接太平洋，有漫長的海岸線，這利於中國對外開放，特別是對日美等發達國家開放，以獲取中國發展不可缺少的資金、技術和市場，促進貿易拓展；它西直接與中亞富油地區接壤，不必經過海上而只需經過友鄰巴基斯坦從陸上抄近直入霍爾木茲海峽，這利於中國避開海上風險獲取經濟社會發展必不可少的石油資源。「這種東接財源、西接能源的地緣優勢，在當代世界各大國中是較為獨到的」，當然也是中國在未來參與經濟全球化競爭中應當充分注意和利用的。

　　二、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地緣政治互動的特點

　　所謂「亞洲」，就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地區。中國在亞洲的中心地位是通過其與周邊國家形成的特定的相互牽引的力學結構表現出來的。在這個結構中，中國北方特別是正北的蒙古高原在歷史上往往是中國政治穩定的破局地帶，鑒於此，筆者也從中國位於北方的俄羅斯破題並由此逐次展開討論。

　　俄羅斯

　　俄羅斯是一個因沒有得到藍水卻在陸地上受到上帝特別恩惠的國家。亞洲北方地區的主要國家關係是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個大國的關係，它是中國與夾在中俄兩國之間的所有其他國家關係的晴雨表。在這對關係中，俄羅斯最需要的不是一般的土地而是通向出海口的土地，它在西面的波羅的海、黑海和印度洋方向擴張受挫後，便徑直向東擴張。在這個東擴進程中，它考慮最多的是遠東最接近太平洋出海口的地區。俄羅斯曾一度擴張到阿拉斯加地區。但由此帶來的悖論是這麼遠的出海口——如果再考慮葉尼塞河以東地區高原山地特徵 ——已超出了俄羅斯防禦能力的極限。正因此，在美國通過南北戰爭實現國家統一後不久的1867年，為了縮短防線以便專門經營遠東地區，俄羅斯便將阿拉斯加出售給了美國。在這一地區，俄國佔據日本海西北角的海參崴，但這一港口是半凍港，況且還受日本在東面遏制，其戰略作用受到限制；位於日本海之外、鄂霍次克海東面的堪察加半島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其首府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是可以直接進入太平洋且受日本海暖流的影響可全年通航的天然良港，但由於它離俄羅斯經濟中心太遠，其戰略裝備運輸不僅要北繞舍列霍夫灣，而且還要克服十分複雜的地形結構和氣候條件，這使得堪察加半島的戰略地位在俄羅斯手中很難被充分利用。蘇聯解體後，情形更是如此。

　　對俄國出海最有利因而也最令俄國人嚮往的港口是中國旅順港。它位於中國東北遼東半島的最南端，西北瀕臨渤海，東南面向黃海；與海參崴、堪察加半島等比較，它是俄羅斯最稀缺的全年不凍的暖港，更是俄羅斯暢通無阻地進入太平洋戰略性區域的最便捷的港口。俄羅斯曾誘使中國清政府同意修築從俄國赤塔直抵旅順港的中東鐵路。在太平洋戰爭接近結束的1945年，美國為了拉上蘇聯加入遠東對日作戰，便與蘇聯簽訂《雅爾塔協定》，其中第一條就是要求外蒙古「現狀必須維持」，第二條是要求「大連商港須國際化，蘇聯在該港的優越權益須予以保證，蘇聯之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須予以恢復」。美國南北戰爭中國家統一後，沙俄出於無力控制不如做順水人情的動機，主動將阿拉斯加讓與美國，出於同樣的道理，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蘇聯將中東鐵路和旅順港分別於1952年和1955年歸還中國。此後俄羅斯在遠東極不情願地放棄對中國東北的控制並再次陷入「望洋興嘆」的窘境。

　　蒙古

　　在大國之間剝離出碎片小國是緩衝大國衝突的常用策略，蒙古便是俄國在中國地緣政治的關鍵區以犧牲中國為前提被蘇聯硬剝離出來的這樣的國家。蒙古國所處的地緣政治位勢是一把雙刃劍，它北上可截斷俄羅斯的東西聯繫——正因此，日本於1939年在蒙古諾門坎向蘇聯發起挑釁性衝突並遭到蘇聯紅軍的迎頭痛擊；也正是這個理由，斯大林在犧牲中國利益的前提下堅持蒙古獨立。1945年夏，蔣經國曾以特殊的私人身份就外蒙古獨立問題與斯大林交換看法，斯大林告訴他說：「老實告訴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軍事的戰略觀點而要這塊地方的。」「倘使有一個軍事力量，從外蒙古向蘇聯進攻，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俄羅斯東西相距太遠，這使得它的中間部分顯得特別脆弱。在這個脆弱地帶分離出一個小國，猶如在俄羅斯的軟腹下加了一層護墊。

　　蒙古獨立對新中國的北部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它在蘇聯將其安全邊界大大向中國方向南推的同時，也壓近了中國北方邊界與中國首都北京的距離：由蒙古南下可迅速抵進中國的京畿重地，威脅中國政治心臟的安全，並由此切斷中國東北與新疆地區的聯繫，強化那裡的分離傾向。因此，建國之初毛澤東將「蘭新線」鐵路建設放在優先地位，而不是將斯大林提出的「從中國北部開始延伸到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鐵路修建」的建議放在優先地位。

　　但是，近代以來，外蒙古地區地緣政治的上述作用在北邊俄國的壓力下只能是被動的即在被大國利用的條件下才能存在。與東南亞臨海小國不同，蒙古國與大海隔絕，是一個在內陸且在中俄兩大國「合掌」中存在的國家；而這樣的國家，如沒有世界資源的自由輸入，在海權時代，如果再不倚仗大國扶助，是不能持續發展遑論崛起的。由於蒙古境內沒有出海通道，其所能倚仗的大國就不能是遠在天邊的西方國家，而只能是近在眼前的中國或俄國，其外交傾向只能遵循中俄關係及其力量對比的變化。比如在前清時期，由於中國東南沿海尚未出現大規模的危機，那時中國清政府尚可控制外興安嶺至庫頁島一線，並於1689年迫使沙俄與中國簽訂《尼布楚條約》。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外蒙古獨立就是不可思議的事。可到鴉片戰爭後，中國北線的防禦能力就不得不大幅後退，並在《璦琿條約》（1858年）和《北京條約》（1860年）中被迫讓出黑龍江以北和烏蘇里江以東以及中國西陲共約15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在中國半殖民地的歷史條件下，外蒙古在俄國人的操縱下逐漸脫離中國並轉向獨立。

　　蒙古國的老政治家明白其國家所處的這樣特殊的地緣政治環境，蘇聯解體後，他們便堅持符合蒙古國地緣政治特點的不結盟、等距離、全方位和多支點的外交戰略。進入21世紀後，蒙古國年輕的政治家們開始脫離中立外交路線，向西方靠攏。2004年，蒙古國加入了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亞洲夥伴國；2012年3月，蒙古國成為北約合作夥伴國；2012年10月31日，正式申請加入歐安組織，很快便得到批准。如果我們了解了上述蒙古國產生的歷史背景及其地緣政治特點，便知蒙古國的這些外交舉動無助於改善它的安全環境。

　　承諾，尤其是安全承諾，如果它過於遙遠的話，是無法得到兌現的。前事不忘，後世之師，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英法不也給予波蘭安全承諾嗎？其結果是在德蘇大兵壓境的時候，英法卻愛莫能助，波蘭也只有呼天不應。1939年的波蘭況且如此，那又怎能設想西方為深入內陸且比波蘭更遠的蒙古國提供安全保障呢？目前各國戰略研究因缺乏沙場歷練經驗而日顯書生論兵特點，蒙古國加入歐安會的外交舉動便是其中的經典案例。

　　蒙古國是夾在中國和俄國家門口的國家，而且蒙古國目前90%的出口商品流向中國，中國商品已佔蒙古國進口總量的1/3，不斷上升的對華貿易額目前已佔到蒙古國經濟的3/4。在這樣特殊的地緣政治位勢和這樣高的對華經濟依存度中，蒙古國選擇加入遠在天邊的歐安會的結果可想而知。如果用越南原國防部長範文茶的「天堂很遠，中國卻很近」這一比喻來概括蒙古國加入歐安會後的難堪境遇，是比較貼切的。

　　對蒙古國目前所表現出的外交幼稚病及其可能後果而言，這裡需要提前預警的是，當歷史進入21世紀，新的地緣政治變數正在北亞出現。隨著蘇聯的解體以及因氣候變暖造成的北極解凍速度加快、北極航道通航時間日益延長等因素的出現，俄羅斯將破天荒地面臨來自北方的安全壓力並因此改變其原有的無「後顧之憂」的國防結構——這與曾為中國安全提供絕對保障的東南海在被擁有蒸汽動力和遠航技術的西方人征服後所引起的中國安全「後院起火」的情形非常相似。鑒於俄羅斯人口增長速度過於緩慢以及北方邊境過於漫長，這種新產生安全的壓力對未來俄羅斯來說將是難以承受的，但這同時又對中俄戰略合作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若這樣的歷史條件出現，在國境內沒有獨立出海口的蒙古國的經濟重心及其他相關要素將不能不對中國做出更多的傾斜。在經濟日益向中國傾斜的條件下，其外交卻不做相當調整，其自相矛盾的外交後果必然是陷在鼠首兩端困局中不能自拔。

　　東北亞

　　如果說蒙古國在中俄之間有著緩衝矛盾的作用的話，那麼中俄則在東北亞有著更多的共同利益。儘管東北亞遠離俄羅斯的經濟中心，但它卻關乎俄羅斯進入太平洋的戰略通道的安全，對俄羅斯具有巨大的地緣政治價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俄國不僅收復了1905年日本攫取的南千島群島等領土，還佔領日本聲稱的「北方四島」，由此便保障了從海參崴海軍基地經過俄國人可控制的宗谷海峽進入太平洋線路的安全。在俄國人將旅順港歸還新中國後，如果考慮到1905年被俄國海軍在對馬海峽和黃海遭到日海軍重創的教訓，這條從海參崴經宗谷海峽的海上通道就成了俄羅斯遠東海軍進入太平洋的生命線。而正是這條生命線及俄國遠東國防力量的薄弱使得俄羅斯對遠東的政治形勢的任何變動都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19世紀末，中國國勢衰落，甲午戰爭後日本崛起，沙俄意識到東北亞的戰略平衡將被打破，迅速與中國聯手，將日本逼出遼東半島。此後沙俄認為干涉還遼「有功」，反手傷害中國：迫使清政府與之於1898年3月27日簽訂了《旅大租地條約》，規定沙俄租借軍港旅順口、商港大連灣25年。稍後又於當年5月7日，再次迫使清政府與之簽訂《旅大租地續約》。1900年，義和團事變中，俄國藉機佔領了東北全境。這些行為破壞了俄國在中國的信譽並為5年後對日作戰的失敗埋下種子。

　　1903年，從哈爾濱到旅順、縱貫整個滿洲的中東鐵路南滿支線全部完工。俄國租借旅順的7年期間，試圖獨佔滿洲並進而威脅朝鮮，這引發日本的強烈不滿並促使日本於1902年1月30日與英國締結同盟條約。經一年準備，1904年2月8日，日軍便向旅順口發起偷襲，日俄戰爭（1904年～1905年）爆發，沙俄戰敗。隨後遼東半島為日本佔領。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全面佔領中國東北，蘇聯與中國再次聯手並於1945年將日本再次逐出中國東北。此後蘇聯又老病重犯，利用其強國地位再次反手傷害中國並為日後的衰落埋下伏筆。斯大林與美國、英國背著中國秘密達成了《雅爾塔協定》，並據此佔用中國旅順港。中國在抗美援朝中展現出「獨有英雄驅虎豹」的力量，也讓俄國人意識到中國「更無豪傑怕熊羆」的底氣，1952年底蘇聯將中東鐵路歸還中國，3年後又將旅順歸還中國。

　　中俄在東北亞近半個世紀磨合的結果說明，俄羅斯在遠東的有效攻勢不出其版圖，它在東北亞若有較大動作，其效果取決於中國是否配合。俄國只有在與中國的合作的條件下才能在東北亞實現它的戰略目的，這正如中國在西陲若有任何較大的外交舉動，也只有在與俄羅斯的合作下才能完成的道理一樣。與以往不同的是，20世紀末出現的蘇聯解體、北極解凍和中國崛起的現實變化使俄國在遠東與中國進行戰略合作的需求持續加大，中國在東北亞從以往的從屬地位開始向對等地位轉變，中俄在東北亞地區的合作有了更好的基礎。

　　朝鮮半島

　　目前東北亞的格局更多的是20世紀50年代美蘇冷戰的產物。朝鮮半島的「三八線」本是戰勝國美國與蘇聯接受日本投降地區的臨界線，美國介入朝鮮內戰並挑起朝鮮戰爭後，「三八線」就成了維繫朝鮮半島冷戰均勢的標誌線。曾是挑起太平洋戰場罪魁的日本則渾水摸魚，在冷戰體系中搖身一變，成為美國的盟國，而牽動遠東「兩大陣營」最敏感神經的就是「三八線」：朝鮮半島若由北方統一，那就意味著中國和俄羅斯的力量逼到美國的盟國日本的家門口並為美國和日本不容；反之，則不能為中國和俄國所接受；在冷戰沒有完全消除的條件下，即使朝鮮半島統一，它在東北亞東西兩大張力的拉鋸中也很難保持絕對中立的外交立場。這樣，朝鮮半島以「三八線」為刻度的力量對比及其政治格局的任何變動就成了東北亞地緣政治結構變化的重要風標。也就是說，只要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不放棄對中國和俄羅斯實施的帶有遏制性質的「冷戰」政策，朝鮮半島以「三八線」為刻度的南北分裂態勢必會繼續保持下去。

　　朝鮮是中國和俄國東方安全的重要屏障。對俄國而言，朝鮮則是它保障東西伯利亞安全和進入太平洋海上安全的橋頭堡。朝鮮更是中國東北安全的門戶，此門洞開，且不論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國東北動亂對中國工農業經濟的影響，僅從地緣政治上及近現代歷史經驗看，也會直接威脅中國京畿重地，並將對中國的整體穩定造成重大衝擊。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全國性的長期戰亂，其爆發源多出自從新疆至東北三省乃至朝鮮半島的「廣大條形地區」；這一地區兩端任何動蕩都會很快傳遞到定鼎於此線的長安、洛陽、北京等國家京畿中樞，如果中樞對發生於這一地區的事變反應無力或失敗，接踵而至的就是國家退向中國長江一線。而中原政權退至江南引發的必然結果要麼是國家分裂，要麼是政權更迭，二者必居其一。理解了這一點，也就理解了新中國建立之初毛澤東對打過「三八線」並將戰火燒到鴨綠江邊的美軍採取堅決反擊的深層原因。

　　有鑒於上，東北亞地區若出現任何影響中國和俄國安全的因素——不管它是英國、日本還是美國——的介入，其必然的結果就是中國和俄國或結盟或強化合作關係，而中俄在東北亞的合作往往是它們戰略結盟從而引發亞太地緣政治格局變動的先聲。

　　日本

　　進入21世紀後，日本這塊美國戰略的「基石」有了一種逐漸「沉沒」的感覺。

　　對東亞和平威脅最大也是能讓日本右翼有些「膽氣」的是日本的核潛力。2005年7月，英國《獨立報》稱，日本目前至少已經儲存45公斤鈈。同年9月14日的《亞洲時報》預計到2020年，日本的鈈儲量將高達145噸，成為世界最大的武器級鈈持有者，遠遠超過美國核武庫中100噸的數量。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擔任議員時曾表示：「日本可以在一周之內製造出核武器。」隨著日本軍事力量的加強，日本政界滋生出強烈的發展核武器的願望。2002年5月，時任日本內閣官房長官福田康夫公然宣稱：「只要堅持專守防衛，日本也可以擁有核武器。沒有不準擁有核武器的理由。」2003年年底，83名新當選的日本國會議員更是公開認為，如果國際形勢需要，日本應當發展核武器，實施核武裝。這其中就有曾是小泉內閣中的農林水產大臣中川昭一、外務大臣麻生太郎、環境大臣小池百合子以及內閣官房長官安倍晉三等政壇重量級人物。 2009年澳大利亞《國際事務雜誌》7月號刊載澳大利亞弗林德斯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詹姆斯？麥尼考姆和安德魯？奧尼爾題為《中日戰略關係：競爭會導致對抗嗎？》的文章對日本的核能力做出評價，認為「日本毫無疑問是一個新興的核武器國家，它擁有能在極短時間內生產核武器的技術能力、知識和材料，只要決策者做出決定即可付諸實施」；「雖然日本奉行無核三原則，但是如果一旦決定將其能源從民用轉為軍用，日本確實擁有獲得核武器的手段」。

　　但是，一方面，朝鮮核力量的崛起從西北面使本已深受「北方四島」問題和南面釣魚島問題牽制的日本安全形勢雪上加霜；它使已經擁有核威懾力的日本軍力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朝鮮核力量的崛起使朝鮮成為日本防務必須認真對待的重要方面，這對日本實施南下戰略在俄羅斯因素之外又增加了朝鮮這個更為不確定但更具威懾力的因素。確切地說，具有不確定性的朝鮮核力量對日本南下戰略形成了比俄羅斯因素更為有力的牽制。

　　對美國人而言，美國並不需要一個再次強大的日本，而是需要一個「體質」不是很健康並因此更聽話的日本。日本畢竟是遭受過美國原子彈打擊的國家。在東北亞核查問題上，美國人最不便直說的就是日本核問題。也就是說，一個已擁有核武器的日本是美國在亞太的絕對敵人，而無核的日本則是可以讓美國放手納入「後院」且死心塌地為美國效命的「盟友」。 2011年日本東部地區發生的「311」九級大地震在瞬間幾乎毀滅了日本幾十年來埋頭髮展的核能力。同時也為美國放手接納日本除去了心病。

　　從中國方面看，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19世紀末的中國。目前中國擁有的地緣政治環境已使日本的軍事技術優勢大打折扣，而日本的軍事技術只有在特定的環境中才能發揮其優勢。今天的黃海和東海——與19世紀90年代的甲午海戰時相比——對擁有中遠程導彈精確打擊技術的中國來說，已屬伸手可觸的近海海域。相對於中國大陸這個永不沉沒的超級大「航母」而言，任何進入它東面近海的他國航母都無異於兒童戲水輕舟，在對中國具有威懾力的日本潛在核能力因朝鮮的核崛起和「311」大地震的破壞大幅縮水後，日本相對優越的軍事技術對中國根本構不成威懾力。

　　今天的東亞也不是20世紀初日本尚可在此呼風喚雨的東亞。現在的日本——與德國不同——因其對二戰侵略罪行的無悔態度，迄今仍未獲亞洲人尤其是東亞人感情上的接納，這使得日本戰後投降迄今與東亞國家不能建立信任遑論盟友的關係。2010年4月和7月，中國海軍在東海至宮古島東南公海海域組織正常訓練，此舉令日本感到震驚並表示抗議。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過度反應並沒有得到亞洲其他國家的任何呼應。這隻能說明日本在亞洲沒有盟友遑論盟國。日本人似乎認識到了這一點，2010年8月10日，時任日本首相的菅直人為了拉住韓國人，在東京「對殖民時期給韓國人造成的傷害表示深深的歉意」。不料此舉卻遭到韓國民眾更為強烈的不滿，2010年10月5日，韓國政府發布《馬紹爾群島朝鮮人抵抗事件和日軍鎮壓真相調查報告》，披露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日本軍隊強征至南太平洋的朝鮮勞工因日軍欺騙他們吃人肉而反抗，慘遭集體屠殺。同年11月3日，韓國《朝鮮日報》稱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視察南千島群島，是「日本帝國主義遭到的報應」。這說明日本與韓國的「盟友」關係只是美國強力撮合的關係，如果考慮到日本與持不妥協立場的韓國之間長期存在的島嶼（比如獨島）之爭，不難斷定，日韓結盟根本不具有共同的政治和民意基礎。

　　韓國尚且如此，東亞其他國家與日本的真實關係更是可想而知。2010年11月，第十八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領導人峰會在日本橫濱舉行。按照十多年來的慣例，與會的領導人要身著會議東道主國家的民族服裝並集體合影。本次APEC峰會讓東道主日本感到尷尬的是，在拍攝大會合影時，會議不選擇日本民族服裝和服，認為只要「普通的正裝就可以了」。服裝的選擇其實也是語言的選擇。在APEC峰會上用服裝表達東亞團結「語言」的慣例始於1994年的印度尼西亞茂物峰會。時任印尼總統蘇哈托為每位與會領導人送了一件蠟染印尼襯衣。此後，APEC會議主辦國都會依照這個慣例，為領導人準備獨具本國特色的民族服飾。這十多年間只有日本主辦的會議「沒有統一服飾」。服裝的不統一意味著東亞國家與日本沒有基本的認知統一，這暗示著日本在東亞仍面臨著失道寡助的外交環境。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在紅軍學院講演中分析國家戰前需要具備的政治條件時說：

　　為了很好地為戰爭做好準備，這就不僅需要擁有一支現代化的軍隊，而且必須在政治上為戰爭做好準備。政治上做好戰爭準備意味著什麼呢？政治上做好戰爭準備，意味著要有足夠的所需盟友和中立國。

　　顯然，日本在政治方面的外交準備——至少與今天的德國相比——是極不充分的。因此，日本近年來尤其是朝鮮成功核試以來的外交戰略已有些「病急亂投醫」的莽撞，其內閣一年一換宛如走馬燈，其對外政策更是東奔西向，自相矛盾。

　　目前，東亞地區力量均勢的天平正在向有利於大陸國家而不利於日本的方向傾斜。

　　黃海、東海和南海

　　中國海區按其地理位置和自然特徵，大類分為黃海、東海、南海三個海區。黃海平均水深44米，最大深度在濟州島北側，約140米。東海平均水深為370米，最深處是東海海槽，最大水深2 719米。南海平均水深1 212米，最深處大致位於中部，達5 559米。隔開台灣與大陸的台灣海峽，長約370公里，寬約130至409公里，平均寬度約200公里，北通東海，南接南海，東臨太平洋，東北鄰琉球群島，相隔約600公里；南接巴士海峽，與菲律賓相隔約300公里；西隔台灣海峽與福建相望，最窄處為130公里。位於台灣東北方向的釣魚列島距中國溫州市約356公里、距福州市約385公里、距台灣167～277公里；但台海兩岸分離的現實使中國對相當部分的深海區域不具有完全和有效控制力。

　　黃海歷來是中國國防的「命門」，當然也是中國近代海權的「軟肋」。黃海關乎東海的穩定和台灣地區的安危。日本近代攫取中國台灣就是從控制黃海制海權開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在台灣問題上仍野心不泯，而切斷日本南取台灣的關鍵，還是對黃海的控制。這是從制海權的角度考慮。如果從制陸權的角度考慮，黃海不僅毗鄰中國經濟發達的江蘇和山東兩省，同時也是京、津等重要城市的海上門戶。在此區域發生的任何軍事行動都對中國政治安全有著全局性的嚴重威脅。歷史經驗表明，黃海動則台灣動，而台灣動則中國從而東亞動。因此，近代以來的遠東均勢格局決定性的轉折——比如1895年的甲午海戰、1950年的朝鮮戰爭——都是從黃海開始的。對此，日本軍事歷史學者司馬遼太郎看得明白，他說：「誰控制了黃海，誰就主導了在東北亞大陸說話的話語權。」

　　控制黃海的目的在於從側翼保護台灣。台灣是西太平洋海權的關鍵環節。中國實現台海統一後，制海範圍就可直推至台灣以東的深海區，並對台灣以北的宮古海峽和南邊的巴士海峽施加影響——這大概就是最近菲律賓外交向日本傾斜的主要原因。如此，中國黃海、東海和南海的海上國防力量就可以形成合力，並使中國海南島、台灣島和遼東半島得以聯動，形成漢代賈誼所說的「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之勢。唯有將黃海、東海和南海視為一體並使之相互呼應，長期拖延的南海主權問題才能順利解決。

　　朝鮮半島位於中國黃海的北翼，而黃海的安危事關東海的穩定以至中國台灣的安全，而台灣的安危更是事關中國在西北太平洋的海上安全。如果將中國大陸沿岸和西北太平洋銜接「三海」即黃海、東海、南海看做一個連續的整體，我們就會發現，遼東半島猶如人的肩膀，黃海猶如連接肩膀的上臂，南海部分則相當於下臂，海南島相當於手掌；而位於東海的台灣則是連接和聯動上下臂的肘關節：黃海失，則台灣不保；台灣失控，中國在海南則不能持續發力。由此，台灣就成了中國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權有效發揮的關鍵環節。在台灣南北兩段中，台灣以北是中國貫通西北太平洋制海權的主要矛盾所在，而台灣尤其是台灣北側的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則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說，不管是對日本還是對中國而言，控制了釣魚列島就接近控制了台灣，而控制了台灣，也就控制了沿中國海岸的西北太平洋的制海權。1874年日本第一次出兵侵略台灣，就是1872年吞併琉球後的邏輯結果。1895年日本攫取中國台灣就是當年甲午海戰勝利的直接後果；1951年，美國介入朝鮮內戰，也從封鎖台灣海峽開始。對於今天的中國而言，正是台海兩岸分離才使中國在南海的攻勢受到很大的限制。

　　毛澤東看到了這一點。1950年10月27日，毛澤東對民主人士周世釗和王季范談他對中國抗美援朝的原因及其可能的結果的考慮時說：

　　不錯，我們急切需要和平建設，如果要我寫出和平建設的理由，可以寫有百條千條，但這百條千條的理由不能敵住六個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現在美國的侵略矛頭直指我國的東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鮮搞垮了，縱不過鴨綠江，我們的東北也時常在它的威脅中過日子，要進行和平建設也會有困難。所以，我們對朝鮮問題，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進尺，走日本侵略中國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國的身上，從朝鮮一把刀插在我國的頭上，以台灣一把刀插在我國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腳上。天下有變，它就從三方面向我進攻，那我們就被動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不許它的如意算盤得逞。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國。

　　在南海方面，中國面臨兩個戰略通道：一是進入太平洋的最近通道是巴士海峽，它在台灣和菲律賓之間，平均寬185公里，與中國大陸東部沿海相距大致為500～900公里。但與東海的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相比，巴士海峽離中國大陸較遠，而且與有島嶼爭議的國家菲律賓較近。釣魚列島與日本相距近1 000公里，而巴士海峽如與中國台灣平均的話，與菲律賓則相距不到100公里，顯然，如果不考慮台灣當局的態度，中國大陸通過巴士海峽的護航條件遠不如釣魚島。另一就是進入印度洋的必經的馬六甲海峽。但馬六甲海峽離中國大陸過於遙遠，其路途上的糾紛也比較複雜，其矛盾性質也不同於東海，中國當用團結南海國家的方法，共同維護這一地區的通道安全。

　　需要說明的是，在「三海」即黃海、東海和南海中，中國面臨的國際矛盾是不同的。如果以台灣為中界，在台灣以北的黃海和東海需要解決的主要任務是實現台海統一，在這方面中國面臨的主要對手是日本。我們知道，台灣回歸中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反法西斯同盟國共同建立的雅爾塔和平體系的重要成果，是目前世界各國反覆聲明的「一個中國原則」的法理基礎，也是聯合國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拒絕台灣當局進入聯合國的法理基礎。日本——與美國和東南亞諸國不同——從1972年至今仍堅持不承認而只是「理解和尊重」中國關於「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這表面上看是挑戰中國，但究其實質是在挑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國建立的雅爾塔和平體系。事實上，自蘇聯解體及由此引起的雅爾塔體系在歐洲自行消失後，日本就開始著手為顛覆遠東雅爾塔和平體系做前期準備。1999年日本提出的《周邊事態法》和2003年國會通過的「有事三法案」及其修改憲法第九條的舉動表明，日本已開始為其軍國主義立場翻案。對此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1982-1987）在《日本二十一世紀的國家戰略》中講得直截了當：

　　還有關於憲法問題最大的爭論點，也就是第九條的問題，第一項的規定保留著尚可，但對於第二項「不保持陸海空和其他戰鬥力、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等內容，就應該進行修改了。

　　對持續了近六十年的戰後體制進行歷史性轉換的時機已經來臨，而且也必須進行轉變。不僅自民黨，所有的政黨都必須在這一觀點的基礎上，重新審視自己的立足點。這樣的時期已經到來。不能修正自己觀點的政黨，就是所謂舊時代的政黨。這就是至今為止的進展情況。還固守以前被麥克阿瑟佔領後二三十年間的觀念的政黨，在國民中明顯落伍。國民正在不斷進步，所以遺留在舊體制中的東西就會被拋棄，而且我認為這種趨勢會越來越強。

　　日本是二戰中亞洲唯一與德意法西斯簽訂同盟條約的國家，因此，日本顛覆戰後雅爾塔和平體系的舉動，引起的不僅是中日之間而且是日本與整個亞太國家和地區的矛盾。比如，日本與韓國是冷戰中以美國為盟主的盟國關係，但近年韓日在島嶼主權爭端中所表現出的卻是日本挑戰雅爾塔和平體系的矛盾。和平體系一定是法權體系，遠東的雅爾塔法權體系是以鎮壓和剝奪日本法西斯及其權利為前提的，而現在日本要利用「冷戰」與美國綁在一起來顛覆這個前提，在俄羅斯南千島群島、韓國獨島、中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等提出所謂「主權」的要求，其結果是日本更加孤立。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在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主權問題上，中國索要的只是50年前雅爾塔和平體系賦予中國而中國卻沒有事實享用的利益，這樣的要求有理、有利、有節，因而是得道多助和有勝算的。在台灣問題上，亞洲國家寧可接受一個資源供給豐富且有巨大迴旋餘地的中國，也不願接受資源奇缺和生存空間狹小的日本。

　　在台灣以南的南海地區的矛盾相對比較單一，這裡並不存在與雅爾塔和平體系相矛盾的國家。南海國家之間的矛盾更多地表現為雅爾塔和平體系框架之中的包括「冷戰」關係在內的矛盾。冷戰是產生於雅爾塔體系中盟國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比如中蘇之間存廢《雅爾塔協定》的鬥爭、蘇美之間在朝鮮半島勢力範圍的爭奪等，以及由這些矛盾產生的「兩個陣營」——不管表現得如何激烈，它們都不出雅爾塔法權體系。比如，美國從不對蘇聯或俄羅斯在日本所說的「北方四島」的佔領權提出異議，蘇聯或俄羅斯也從不對美國在沖繩的佔領權提出異議。在南海地區，在雅爾塔和平體系中存在著兩種矛盾：一種是「冷戰」矛盾，另一種是歷史領土糾紛。兩種矛盾時而涇渭分明，比如20世紀50年代成立的針對中國和蘇聯的「東南亞條約組織」；時而混淆不清，比如，最近菲律賓參與美國針對中國的「冷戰」的同時又在黃岩島主權問題上向中國叫板。前者是「冷戰」矛盾，後者則是歷史矛盾。但不管什麼矛盾，它們本質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雅爾塔和平體系中誕生的國家之間因而不是絕對對立並且是可調整的同一法權體系內部矛盾。正因此，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並沒有得到東南亞國家的響應。更由於這些國家與中國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關係和地緣政治上對中國有著相互依存的需求，它們——與日本不同——中的大多數國家始終與美國遏制中國的「冷戰」政策保持相當的距離，其原因，用他們的話說就是「天堂很遠，中國卻很近」。有鑒於此，目前美國重返亞太的政策並沒有得到大多數東亞國家的積極響應，也正因此，美國更希望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發生衝突，讓中國在這衝突中為美國「『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采」，將本不願緊跟美國的大多數南海國家推向美國，並使其與日本形成南北戰略互動，使我們解決台灣問題面臨的形勢更為困難。對此，中國應予以高度警覺。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第一，黃海、東海和南海對中國海權建設而言是一個整體，而不是相互分立的三個海域，台海兩岸的分治是中國三海不能形成一體聯動的關鍵環節，因而台海統一是南海和東海所有問題解決的主要矛盾，而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回歸則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第二，南海和東海問題屬不同性質的矛盾，前者是可調和的雅爾塔體系內部的矛盾，後者屬具有根本性且不可調和的雅爾塔和平體系以外的矛盾，其（日本）力量呈現也比較孤立。第三，東海問題的解決應優先於南海。

　　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

　　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從東海進入太平洋深海海域最近也最便於護航因而必須全力維護的關鍵地帶。通過它，中國海上力量東進深入太平洋深海海域，南折進入巴士海峽的東北口，由此既可對台灣東海岸實行有力保護，也可從外圍與中國在南海的戰略力量相呼應。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與日本相距近千公里，而距中國大陸（溫州市）僅有356公里，屬中國須傾其全力保衛的核心利益。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離日本的盟國美國的本土更遠，不屬美國的核心利益，美國不會——除非出現象希特勒那樣對斯大林蘇聯失去了起碼的判斷力的領導人——也不值得在此與中國發生全面衝突。太平洋戰爭後，沖繩為美國所佔領並成為美國軍事基地至今。這名義上為遏制中國，其實連日本也明白，它還有監控日本的作用：美國要防止日本鹹魚翻身，尤其要防止日本核報復美國。駐紮在沖繩的力量不足以阻止中國近岸乃至近海的海上力量發揮，卻足以遏制日本南下。因此，在美國沒有撤離沖繩前，日本海軍南下的調門可能很高，因顧忌美國在南方的存在和俄羅斯在「北方四島」上施加的壓力，其步伐可能不會太快。

　　對中國而言，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日本與台灣的「接榫」地帶，日本對釣魚島的企圖本質上是對台灣的企圖，因而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歸屬決定台海統一大業的成敗，也決定中國在西北太平洋海權建設的成敗。由此可說，中國推進「三海一體」建設的關鍵在台海統一，而實現台海統一的關鍵在於實現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回歸。

　　台灣

　　在鄧小平同志的戰略思考中，台灣問題是中國海洋安全戰略中的瓶頸因素，是中國打開北太平洋海權困局的破局地帶。他告誡在台海統一問題上「對美國一定要有最壞情況的打算。不要怕中美關係倒退，更不要怕停滯。對在停滯、倒退的情況下如何同美國交往，要認真準備。中美關係中突出的問題是台灣問題」；台海統一「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們要記住這一點，我們的下一代要記住這一點，這是一種戰略考慮」。

　　「戰略考慮」就是對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的考慮。鄧小平同志的考慮是清醒的。東海和南海出了那麼多問題難以解決，究其原因是台灣問題的牽制。如果中國完成了台海統一，台灣這個「肘關節」得以「痊癒」，那麼從遼東半島經台灣島至海南島之間就會連為一體，其間的海上力量就會形成巨大的合力並對中國東南經濟黃金地帶構成一個寬闊的拱衛海區，在此基礎上，東海和南海的其他問題的解決也就相對容易得多。

　　鄧小平同志是從「三海一體」的大格局中把握中國面臨的海洋島嶼爭議問題而且還將解決台灣問題看做是破解這錯綜交織矛盾的關鍵環節，是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早在1978年年底，鄧小平就考慮利用中美關係改善的時機，將「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提上具體日程」。20世紀80年代初，他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幹部會議上提出「80年代我們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是「在國際事務中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第二就是「台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第三是「要加緊經濟建設」。在台灣問題上，鄧小平特彆強調說：「我們要力爭八十年代達到這個目標，即使中間還有這樣那樣的曲折，也始終是擺在我們日程上面的一個重大問題。」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可以說是小平同志上述設想的政策體現，其間語氣真誠而迫切，希望「儘快結束目前這種分裂局面，早日實現祖國的統一」。「時至今日，種種條件都對統一有利，可謂萬事俱備，任何人都不應當拂逆民族的意志，違背歷史的潮流」；「我們如果儘快結束目前的分裂局面，把力量合到一起，則所能貢獻於人類前途者，自更不可限量。早日實現祖國統一，不僅是全中國人民包括台灣同胞的共同心愿，也是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和國家的共同希望」。

　　與此相對應，鄧小平在東海、南海島嶼問題上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暫時忍讓政策。其目的是力爭在十年內實現台海統一這個戰略目標。當時鄧小平同志考慮的是從台海統一打開「三海一體」的困局，今天可以設想，如果這個目標即台海統一如期實現，為此而擱置「爭議」問題的解決，也就迎刃而解。

　　這是從中國方面講。如果從長期遏制中國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權的戰略對手的角度看，台灣是亞太大國博弈的中樞，它在近現代史中既是西方列強比如荷蘭、西班牙從南海北進黃海、日本南下南海的必經之地，又是美國遏制新中國東進太平洋的橋頭堡。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草擬了一份《征伐清國策》，其中目標就是「吞併蓋平（今遼寧蓋縣）以南的遼東，以及山東的登州、舟山群島、澎湖列島、台灣和長江兩岸十里以南的地區」。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戰中打敗中國後，第一件事就是根據《馬關條約》佔領中國的台灣和澎湖列島。佔領這些島嶼，日本就控制西太平洋制海權的「命門」，就有了依次滾動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政治的穩固軸心。台灣之於日本的意義，時任戰後駐日盟軍總司令的麥克阿瑟將軍（Dauglas MacArthur,1880～1964）有比較到位的分析：

　　福摩薩在歷史上就被（日本——筆者）當作向南部地區進行軍事侵略的跳板。最著名也是最近的一個例子，是日本在「二戰」期間對福摩薩的利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福摩薩作為日本各種護航船隊的中途集結地和補給基地，發揮了重要作用。駐紮在呂宋林加延灣的軍隊主要力量是從基隆、高雄和澎湖列島運來的。支援日本的陸軍、海軍的空軍部隊也是以位於福摩薩南部和台中的飛機場為基地的。高雄是1942年2月日本人入侵爪哇的中途集結點。1942～1944年，福摩薩是從日本、經過沖繩和菲律賓、到達東南亞的交通運輸的重要連接點。1944～1945年期間，福摩薩是日本為準備守住菲律賓地區的重要戰役向菲律賓部署增援部隊和飛機的關鍵中途集結點。隨美國航母艦隊開進西太平洋，福摩薩作為空軍基地在日本的防禦計劃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1945年1月美國佔領呂宋後，日本空軍撤退了福摩薩機場，佔據了主動發動攻擊的有利位置，用來阻止我們前進的部隊。1941年日本控制琉球群島和中國東部的周邊後，福摩薩的軍事作用便充分表現了出來。

　　台灣在美國的遠東戰略中具有「一石三鳥」即遏制俄國、中國和日本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年12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擬定了NSC48/1和48/2號文件。在NSC48/1號文件中提出：

　　從軍事的角度看，如果要成功地防禦蘇聯將來的入侵，美國必須在亞洲保持一種最低限度的地位。我們認為，這種最低限度的地位至少應包括在亞洲沿海島嶼連線上維持我們目前的軍事地位，以及在戰時阻止共產黨佔領這條線。這條線是我們第一道防禦線，另外，也是我們的第一道進攻線，從這裡可以使用任何可以使用的方式，尋求減少共產黨控制的地區，但不使用大規模的武裝力量。這條防禦線應包括日本、琉球群島和菲律賓。這種最低限度的地位可能控制主要的交通線，它們是美國在亞洲的重要地區戰略發展所必需的。

　　1949年12月29日，為了「確切地弄清福摩薩的戰略意義」，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召開會議，陸軍參謀長勞頓？柯林斯在會上「強調保住台灣的重要性，因為它具有牽製作用，並相信，只要中國共產黨想爭奪或征服福摩薩，他們就不會向南擴張」。1953年11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政策聲明》的附件即《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對美國有關台灣和中國國民黨政府的政策和行動準則的研究》對台灣之於美國的影響作出如下判斷：

　　在地理位置上，福摩薩和澎湖列島是我們沿海防禦陣地的一部分。它們掌握在友好的政權手中，對於我們在防禦這些陣地時進行的空中和海上作戰，十分重要。單純將它們中立化不能滿足美國的戰略需要，因為這樣會（1）大大改善中國共產黨的戰略地位，使他們的防禦部隊得以緩解，能夠同時在其他地方集結；（2）大大削弱我們自己在該地區的戰略地位，一旦軍事局勢需要對大陸上的中國共產黨發動攻擊，行動自由會受到限制。軍事局勢的發展可能需要以後使用這些島嶼，作為對中國共產黨發動進攻性作戰行動的基地。基於這些原因，把福摩薩和澎湖列島納入美國遠東防禦體系會符合美國的利益，因此，應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阻止敵對力量控制它們，即使是冒著爆發全面戰爭的嚴重危險。

　　通過控制台灣牽制中國南下南海和遏制中國東進太平洋至今還是美國沒有放棄的戰略。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它也有其不便說明的遏制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在冷戰期間防止蘇聯或日本再次南下南海的戰略目標。1972年尼克松在與毛澤東會談時說：「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們決不能留下真空，因為真空是有人會來填補的。」尼克松在與周恩來會談時告訴周恩來：「如果我們缺乏同日本的防禦安排，我們在與它有關的問題上就發揮不出影響了。」「如果我們從我提到的世界上那些地方撤退，那就會給美國帶來巨大的危險——中國所遭受的危險甚至會更大。」

　　但是，與日本的地緣政治需求不同，台灣並不處在美國核心利益的線路上，它只是美國核心利益線上的「編外人員」。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核心利益就是要確保從夏威夷經關島、菲律賓，最終至馬六甲海峽這條通往波斯灣的海上運輸線的安全。台灣不在這條線上，只要不影響美國核心利益，美國就不會為台灣動用全部力量。太平洋戰爭後期美國反攻日本的時候，就沒有選擇離日本更近的阿拉斯加而是從中太平洋發起攻擊，因為在這一帶有美國必須死保的海上運輸線。

　　可以斷定，未來阻撓中國台海統一進程的主要力量來自美國。但與日本相比，由於台灣不在美國核心利益線上，非核心利益就不會動用無限手段，況且美國有那麼多的全球問題要處理，因此美國未來用於支持台灣分離勢力的資源絕不會大於朝鮮戰爭，更不會大過越南戰爭；這是由於美國的有效力量延伸不到台灣，這與美國的有效力量延伸不到朝鮮一樣。美國只能將其有限力量用於保護從夏威夷經關島、菲律賓至馬六甲的海上生命線。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可以用無限手段——且不說台灣就近於中國大陸，中國有的是時間以逸待勞，而美國為台灣則要勞師征遠。對美國而言，台灣只是用於北御日本和俄羅斯、西阻中國的「虛子」。既然是「虛子」，美國就不會全力以赴。

　　有人會說，美國是海權大國，這話沒錯。但矛盾是可以轉化的。我們戰略研究的中心任務不是製造矛盾，而是轉化矛盾，將矛盾轉化為有利於自己。我們知道，絕對的制海權是以絕對制陸權為依託的。近代史上英國海權實踐的成功經驗表明，絕對制海權的實現永遠需要絕對陸權的配合，正如19世紀的英國在印度洋的絕對制海權正是依託其在印度大陸的絕對制陸權而實現的道理一樣，用於支持海上作戰的島嶼資源的總量決定海上戰鬥力持續時間的長短。而中國大陸對其近海的作戰力量的資源供給線最短，其資源供給量近乎無限。與美國相比，中國在其近海的制海權具有美國無法比擬的天然且不可抗的優勢。美國無疑是世界海上強國，但具體到中國東部近海海域，美國的海上優勢就會在此大打折扣。

　　美國歷史上的兩位總統即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年）和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年）是明白這個道理的，前者反對他的繼任者威廉？霍華德？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1857～1930年）總統進軍東北亞的「金元外交」。他寫信並拜訪塔夫脫，告誡他：應將美國的國力用於力所能及且有重要利益的地方。他認為，日本可能成為包括美國在太平洋領地在內的美國安全的嚴重威脅。亞洲大陸的利益對日本是生死攸關的，而美國在那裡的利益，特別是在滿洲的利益「實在不重要，而且美國人民也不會甘心為它冒導致衝突的最低限度的風險」。他警告塔夫脫：在滿洲向日本挑戰需要巨大的軍事力量，相當於把英國海軍和德國陸軍結合在一起的實力。羅斯福對塔夫脫的理想主義「新計劃」大潑冷水，認為當一個強大的國家有意不顧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而寧願使用武力時，「門戶開放」政策就毫無用處。當前美國除辯論外，並不具備和日本在東北亞進行大規模較量的實力。羅斯福建議塔夫脫放棄帶有攻勢的東北亞政策。後者則在二戰後期將東北亞放與蘇聯並在向日本投放原子彈後放手讓斯大林進軍中國東北。可以肯定，如果富蘭克林？羅斯福活到20世紀50年代，他一定會反對其繼任者杜魯門封鎖台灣海峽並出兵朝鮮的政策。事後證明，美國50年代的「對台政策」使其背上至今不能卸下的沉重包袱，更令美國沒有料到的是，美國在與蘇聯和中國對抗並消耗自身國力的同時，歐洲卻攜歐元快速走向統一。可以斷定，隨時間推移，美國在今後逐漸脫手台灣只是個遲早的問題。

　　如上所述，台灣雖不在美國核心利益線上，但卻處於日本南下南海和中國東進太平洋的兩條核心線路的交叉帶上。除了主權因素外，台灣不僅是中國打開中國西北太平洋制海權的關鍵環節，它更是中國進入太平洋深海海區最便捷的門戶。目前，中國制海權最大的制約因素是缺乏對深海的制海能力。而沒有深海，中國最具威懾力的海上戰略力量就無法充分施展。

　　從近現代中國分裂的導火索多來自海上入侵以及2011年利比亞因失去地中海制海權而陷入內戰的經驗看，實現從遼東半島經台灣島至海南島的無縫鏈接，是中國新世紀順利成長為有影響力的世界大國必須完成的國防任務。

　　東南亞、西南亞

　　這裡的國家分陸海兩類，其經濟形態各異，版圖大小不同，但其經濟對西方整體性的依附和版圖呈現圍繞中國的歐洲式的「對稱性破碎」卻是其共同特徵。這兩大特徵是歷史的產物，前者打斷了這些國家經濟獨立自主發展的進程，後者則使之相互牽制。比如，在中南半島有越南、寮國、柬埔寨、泰國、緬甸、馬來西亞的相互牽制；在印度半島有印度和北面的巴基斯坦及南面的斯里蘭卡的相互牽制；在中亞有中亞五國之間以及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之間的相互牽制等；在南海則有菲律賓、越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之間的相互牽制等。這些牽制關係大大降低了這些地區整體合力。

　　亞洲地緣政治的對稱性即中國主體板塊與其破碎的周邊不對稱共存的特點，並不是歐洲列強最願意看到的結果：它們希望的是亞洲出現歐洲那樣從中心到外圍的全面對稱型破碎，而不是以中國為中心板塊的不對稱型破碎。這樣的多國版圖與中國不對稱共存特徵對亞洲的整體發展是有利的。這是因為：第一，中國周邊鑲嵌的這些碎片小國，保護性地將當時還處於弱勢的中國與西方列強屏隔開來，比如，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等猶如避雷針將中國屏蔽於西方強犯之外，這有利於中國積蓄力量再次崛起。第二，中國周邊存在碎片化國家，這既減少了西方殖民統治的成本，也減少了中國在這一地區發揮主導作用的成本。第三，它也因其難以整合的破碎性而更增加了西方遏制中國的成本，這種成本增加的幅度與參與遏制中國的地區對稱型破碎化的程度成正比。20世紀50年代美國戰略思想家李普曼認識到這一點，針對當時美國全面遏制蘇聯和中國的政策，他明確指出：

　　這種企圖用邊緣國家築成「攻不破的藩籬」來「遏制」蘇聯的政策，還有更不利之處。我們必須承認，這些邊緣國家都是弱國。而弱小的盟國並不是資本，它們是負擔。為了支撐和維持它們，需要分散我們的力量，花費我們的金錢和信譽。這些弱國是容易受侵害的。而為保護它們所花的氣力絲毫也無助於我們決定或者解決主要衝突。

　　我們可以明白看出，這個新的聯合陣線其實是聯合不起來的。這個邊緣地帶沒有成為抵禦蘇聯力量的攻不破的藩籬，而卻是一鍋沸騰內爭的稀粥。

　　喬治？凱南是美國遏制戰略最初的倡導者，可他在20世紀80年代也認識到美國並非無所不能，他在一次講演中，「以一個上了年紀的人」的身份告誡年青的一代：

　　我們的國力還是有限的；為爭取自由我們必須付出代價。我們要承認世界上有些問題我們是沒有本領解決的，我們深深捲入其中既無益也於事無補；地球其他地區的難題只好在沒有我們插手的情況下讓人家自己去解決。

　　對稱型破碎地區易於由大國牽頭串聯，但要想整合起來需要的幾乎就是無限透支的資源。這似乎是一種規律性的現象，即破碎地帶——比如歐洲、中東、東南亞等——的國家整合需要更大的資源，這個規律性現象符合合力計算的一般原理：當兩分力大小不變時，其矢量相交的夾角越大，合力就越小。

　　這樣一個主要由西方殖民主義在亞洲製造的地緣政治布局給中國的發展帶來雙重影響：一方面，這些破碎國家經濟的依附性和政治的破碎性弱化了其抵抗西方霸權主義的力量，但也同比地增大了中國在近代反殖和當代反霸的政治風險；另一面，它也大大增加了西方列強為了孤立和封鎖中國整合這一地區力量的難度。

　　這樣的對稱性破碎現象及其互動規律在東南亞和西南亞，尤其在這兩大地區靠鄰中國的地區表現得也較為充分。在這些地區的碎片國家根本無力形成與中國長期對抗的力量，因而它們迫切需要藉助外來力量以提升自身的分量，從而也使西方比較容易將這些國家碎片串聯起來形成什麼「C型」或「O型」包圍鏈條，同樣也由於它的對稱型破碎的特點使它們和西方國家兩方誰也拿不出太多資源以回報對方，而那些有能力拉起包圍鏈條的大國沒有足夠財力來長期「維修」這根鏈條。比如，巴基斯坦曾是美國拼湊起的《巴格達條約》中的國家，1971年年底第三次印巴衝突時，美國無力擔當起保護巴基斯坦的責任，當時美國的表現反不如中國仗義，為此巴基斯坦退出《巴格達條約》反成了中國的「鐵哥們」。與美國在亞洲的處境不同，中國在亞洲的地緣政治——與對稱型破碎的歐洲版圖相比——位勢有更強的自主性。只要中國的主體板塊地位不變，亞洲以中國為主動力的獨立發展路線就不會為外來力量所破壞，而維護中國在亞洲的主體地位是保持亞洲在世界各大洲中競爭優勢的關鍵。毛澤東曾說「中國是亞洲的重心」，從這個意義上說，亞洲問題即中國問題，中國問題亦即亞洲問題。

　　當年歐洲列強為了達到長期殖民的目的，人為地打斷了亞洲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獨立性，並通過製造一些領土糾紛肢解了亞洲地區的整體性。但在它們被趕出亞洲後，又無奈地看到在這一地區出現了一個不利於西方卻有利於亞洲穩定的以中國為主體板塊的地緣政治形勢——這種形勢使中國近鄰地區避免了歐洲那種因多國對稱性力量（矢量）長期對沖而消解其整體合力的歷史悲劇，並使亞洲國家反對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鬥爭獲得亞洲主體國家即中國的有力支持。作為辯證的結果，這些對稱型破碎的亞洲國家也為中國分解了來自西方的壓力。正是由於這種雙向互動，亞洲國家才得以將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驅逐出亞洲並使亞洲在世界各洲間獲得相當的競爭優勢。

　　勿庸諱言，亞洲地緣政治的「不對稱」特性有利於西方諸大國的操縱，但由於地理空間距離遙遠和中國主體板塊的就近存在，西方操縱這些國家的深度是非常有限的。只要中國周邊國家的和平格局不出現大變，亞洲國家對中國的需求及由此產生的外交傾斜，不管從空間還是時間來看，都要大於遠在天邊的西方諸國。

　　需要指出的是，在東南亞國家中，印度尼西亞自身版圖的破碎性對其國防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它處四戰之地且在東亞強國的包圍之中，其鬆散島嶼構成的地緣政治形勢以及它所持有的馬六甲海三個共管國之一的誘人身份使其國防極其脆弱並面臨巨大的壓力，它因此要比其他東南亞國家更需要遠交大國以獲得幫助，其外交政策亦不會輕易跟隨東南亞其他國家。對此特點，中國應有予以充分的關注。

　　「天堂很遠，中國卻很近」，這是越南原國防部長範文茶對這種關係所做的比較形象又比較到位的概括。只要中國外交政策不要出現那種「圍淵驅魚、圍叢驅雀」式的失誤，西方國家利用亞洲國家尤其是亞洲與中國鄰近的國家以圍堵中國的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

　　印度和伊朗

　　如果說東南亞國家是一種對稱型碎片化且無重心的存在，那麼南亞的印度和西亞的伊朗具有地區重心的特點。

　　與中國類似，印度——儘管在較低即地區級別上————也是被破碎的南亞國家群落所包嵌的國家，這些國家與印度呈不對稱性共存狀態。但與中國根本不同的是，印度大版圖下包裹的只是一個「個大腎虛」即內部社會結構已被完全碎化因此不能有效擔當洲際大國責任的國家。

　　印度國家大版圖是英國人根據其控制印度洋的戰略需要有意識保留下來的。英國人在其制海權的實踐中明白：絕對的制海權是以絕對制陸權為依託的。為了長期控制印度洋，英國人在佔領印度後便儘可能地擴張印度的領土邊界；也是為了同樣的目的，英國人又用一切手段將印度內部自生型的結構予以碎化，使之變為對稱相互掣肘因而必須對外依附的結構。自1939年始，英國將其直接統治下的印度（稱英屬印度）分為13個省，其中包括緬甸。而印度王公統治的土邦卻被分為約600多個——這幾乎是法國黎塞留肢解德國以保障法國在歐洲大陸主導地位的手法的再版。據尼赫魯在《印度的發現》一書中提供的材料：「其中有15個可以認為是主要的土邦。最大的是海得拉巴、克什米爾、邁索爾、特拉凡哥爾、巴羅達、瓜略爾、印多爾、柯欽、齋浦爾、佐德浦爾、比加尼爾、波保爾與巴的亞拉。跟著就是許多中等土邦，最後是幾百個很小的地區，有些在地圖上並不比針尖大。這些小土邦大多數是在加提雅瓦爾、西部印度與旁遮普」。這種土邦在英國的嚴密監督下存在著，占整個印度面積的2/5。英王統治下的印度雖然是一個由英國統治的龐大殖民地帝國，可是，印度其實是分為英屬印度和土邦印度兩部分，造成了奇特的國中之國的現象。印度版圖外觀完整而內部破碎的地緣政治結構保證了英國統治地位的穩固。而這種內部破碎又是英國人統治印度的前提，正如英國人統治印度是控制印度洋的前提一樣。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英國人對印度的碎化不僅是物理上更是心理上的。它最終表現在對印度人的自覺精神和自主意識的摧毀。英國在印度在無情鎮壓印度民族反抗的同時卻刻意扶持甘地思想中的「非暴力不合作」意識。英國人將甘地塑造為印度精神的「聖雄」。甘地不主張——與中國的清末武訓的主張相似——對英國的殖民統治進行暴力抵抗，這樣就徹底抹殺了印度人民的革命意識，使印度文化染上了「告別革命」的色彩。而沒有「革命」，印度就不可能實現有效的改造和管理。關於此，1943年11月8日，就在德黑蘭第一次會議「前一個小時」，羅斯福與斯大林的一段對話說得很明白：

　　羅斯福表示，最好不和丘吉爾談印度問題，因為他羅斯福知道，丘吉爾對印度問題任何主意。丘吉爾認為，這個問題可留到戰爭結束以後解決。

　　斯大林說，印度是丘吉爾的一個病灶。

　　羅斯福同意這一點，但他認為，英國必須在印度採取某種行動。

　　羅斯福說，他希望同斯大林隨便談談印度問題。隨後他對斯大林提出一個讓今天美國「民主制度」的粉絲們想不到的建議。

　　他認為，議會制政體對印度是不適合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印度創立某種類似蘇維埃的制度，從下面開始，而不是從上面開始，也許這個就是蘇維埃制度。

　　斯大林答，從下面開始——這意味著走革命道路。

　　羅斯福說，關於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這個問題有直接關係的人能更好地解決問題。斯大林說，當然，局外人能比較客觀地觀察事物。

　　斯大林抓住了印度歷史中「告別革命」的軟肋！

　　英國人在印度推廣的甘地學說中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使印度人失去了革命和反抗意識，對入侵者失去了民族自衛的意識，使印度人最終失掉了民族獨立的靈魂，而失去了獨立的靈魂，印度也就失去了一切。馬克思說：「印度人失掉了他們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這就使他們現在所遭受的災難具有一種特殊的悲慘色彩」；馬克思還說「英國人在印度進行統治的歷史，除破壞以外恐怕就沒有別的什麼內容了」。

　　英國人不僅摧毀了印度人的反抗精神，更為重要的，他們還摧毀了能讓印度人重新整合為統一民族的工業基礎。我們知道，英國是以紡織工業起家的國家，初期更是以非常殘酷的手段確保工業技術立國。17世紀末和18世紀的大部分時期，當印度紡織品質量高於英國同種產品時，政府明令禁止人民使用印度的絲織品和印花布，出賣或貯藏這些印度商品者要被處以罰金。英國工業革命成功後，憑藉近代大機器工業和產品的低廉價格，整個地將原本高於英國的印度紡織技術以及建立其上的印度紡織業摧毀。馬克思不無感慨地說：

　　曾經產生了無數紡工和織工的手紡車和手織機是印度社會結構的樞紐。歐洲從很古的時候起就得到印度製作的絕妙的紡織品，同時運貴金屬去交換，這樣就給當地的金匠提供了原料，而金匠是印度社會裡的必要成員，因為印度人極其愛好裝飾品，甚至最低階級中的那些幾乎是裸體的人們通常都戴著一副金耳墜，脖子上套著某種金飾品。手指和腳趾上戴環戒也很普遍。婦女和孩子常常戴著沉甸甸的金銀臂鐲和腳鐲，而金銀的神像在普通的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不列顛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織機，毀掉了它的手紡車。英國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織品擠出了歐洲市場，然後是向印度斯坦輸入棉紗，最後就使這個棉織品的祖國充滿了英國的棉織品。從1818年到1836年，大不列顛向印度輸出的棉紗增長的比例是1:5200。在 1824年，輸入印度的不列顛細棉布不過100萬碼，而到1837年就超過了6400萬碼。但是在同一時期，達卡的人口卻從15萬人減少到2萬人。然而，曾以製造業聞名於世的印度城市遭到這樣的衰落決不是英國統治的最壞的結果。不列顛的蒸汽機和科學在印度斯坦全境把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徹底摧毀了。

　　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亞諾斯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一書中以印度為例，對英國的自由貿易學說的虛偽性做了深刻揭露，他寫道：

　　1814年，印度對從英國進口的毛織品僅征2%的關稅，棉織品、絲織品僅征3.5%的關稅。相反，英國對從印度進口的原棉征的稅很輕微，但對印度的棉織品征的稅則高達70%～80%。結果，在1814年至1844年的30年里，印度棉織品輸入英國的數量從125萬匹跌到6.3萬匹，而英國棉織品輸入印度的數量從不到100萬碼增加到超過5 300萬碼。」1840年，研究近代英國殖民地歷史的歷史學家M.馬丁在上院特別委員會作證時也說：「印度紡織工業的被摧毀是由於英國在大聲疾呼實行自由貿易，卻不許印度本國自由貿易。」

　　最後，斯塔夫里亞諾斯對英國在印度的政策一言中的，他說：「總而言之，英國人創立的整個基礎結構，旨在一個依附於自己的殖民地經濟，而不是一個獨立發展的經濟。

　　由此，我們在印度看到了外表龐大而內部完全碎化了社會結構。印度獨立是在完整保存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產權關係和英國在印度的殖民地版圖基礎上出現的，巨大的版圖上承載的是從封建主義到殖民主義和獨立後的資本主義的全部生產關係，低成本的革命帶來的結果是高成本的和低效的發展。而這恰恰是印度與中國在同期獨立後出現巨大差別的原因所在。

　　與印度的近代起點相似，中國在近代史中從一個自主的宗法封建國家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中國版圖在20世紀上半葉被西方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反覆瓜分，幾經碎裂，但中國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使中國走上了與印度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國人民的英勇抵抗使中國再次獲得基本統一；也就是說，中國今天的統一大版圖及由此形成的在亞洲的主體板塊地位是主要靠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而不是象印度和埃及那樣靠外力即英國的力量贏得的。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運動使中國革命自然而然地帶上了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性質。革命成功又使中國經濟徹底擺脫了原來依附於西方中心的性質，走上了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道路。在這條道路上，中國建立了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此後中國經濟與印度迅速拉開了距離。如下表所示：

　　1913～1995年印度與中國業績增長比較（年均複合增長率 %）

　　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人口

　　1913～19521952～19781978～19951913～19521952～19781978～1995

　　印度-0.31.72.81.02.22.1

　　中國-0.12.36.00.72.01.4

　　不難看出，1952年是中國與印度經濟差距全面拉開的第一個關節點，而恰恰在這一年，作為中國革命的第一個成果即中國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並開始向社會主義所有制過渡；而在印度，不觸動產權關係因而是馬拉松式且最終不了了之的印度土地改革才剛起步。徹底且成功的土地改革正是中國革命的直接結果，抓住這一點，也就抓住了中國與印度國家潛力及其比較的關鍵。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以自由看待發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書中認為，中國上述成就的根源應當從包括土改在內的毛澤東的成就去尋找，他寫道：

　　隨著東亞和東南亞經濟的高速經濟進步得到更充分的分析，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並非僅僅是經濟開放——以及更大程度地依賴國內和國際貿易——導致了這些經濟經歷如此快速的經濟轉變。積極的社會變革——包括土地改革、教育和識字的普及、更好的醫療保健服務——也為發展奠定了基礎。我們在這裡觀察的，不是經濟改革的社會後果，而是社會改革的經濟後果。市場經濟在這樣的社會發展基礎上繁榮起來，就像印度最近認識到的那樣，缺乏社會發展會阻礙經濟發展。

　　中國的這種社會變革是在什麼時候、如何發生的？這些社會變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實際上很多是發生在毛澤東政策的活躍時期。毛澤東是有意識地為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擴展建立基礎的嗎（他事實上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這個假設是很難接受的。但是毛澤東的土地改革、普及識字、擴大公共醫療保健等等政策，對改革後的經濟增長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後的中國受益於改革前中國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應該得到更多的承認。

　　那麼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退出印度洋時為什麼沒有對印度——當然也包括埃及——進行全面而只是有限的肢解呢？

　　這首先是因為英國當時不具備全面肢解印度的力量，其次是英國覺得也沒有這樣做的必要。英國在被迫退出印度時對印度洋周邊國家的均勢重新做了完全不同於19世紀的安排。英國人根據自己控制印度洋的成功經驗，知道絕對的制海權來自絕對的制陸權。美國未來如果不能在印度擁有絕對制陸權，就不能擁有對印度洋的絕對制海權。為此，英國在離開南亞時給印度留下一個龐大版圖以此使印度有足夠的國力抵禦其他海上強國——比如美國——直接佔領，同時又留給印度一個破碎的社會結構以使印度的國力增長極限不足以形成對印度洋的絕對控制。同時，英國又在印度分裂出一個巴基斯坦從北方對印度實行牽制，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國之間製造摩擦，以此牽制印度乃至中國未來進入印度洋的能力。這是英國為自己將來重返印度洋——2011年已重返利比亞了——埋下的伏筆。

　　伊朗位於亞洲西南部，中北部緊靠裏海、南靠波斯灣和阿拉伯海。伊朗東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東北部與土庫曼接壤，西北與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為鄰，西界土耳其和伊拉克。伊朗國土絕大部分在伊朗高原上，屬高原國家，海拔一般在900～1 500米之間。西部和西南部是寬闊的扎格羅斯山山系，約佔國土面積一半。中部為乾燥的盆地，形成許多沙漠，有卡維爾荒漠與盧特荒漠，僅西南部波斯灣沿岸與北部裏海沿岸有小面積的沖積平原。

　　在西南亞地緣政治中最具歷史意義現象的是扎格羅斯山脈馳東與興都庫什山、繼而與印度北面的喜馬拉雅山連為一體，與伊朗高原、青藏高原一道形成世界最壯偉的由西而東保障亞洲大陸「樞紐地帶」的「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天然戰略屏障。正是有了這道戰略屏障，除中世紀阿拉伯人統治時期外，伊朗在古代（如安息王朝，公元前247年～公元224年、薩珊王朝，公元224～651年）和近代已被肢解為多個伊朗高原國家（包括伊朗全部及阿富汗、巴基斯坦部分地區等），但這些國家最終還是成功地抵抗了西方列強的侵犯並使其避免了印度那樣完全殖民地的厄運。印度由於被屏蔽在這道戰略屏障之外並在近代被英國長期殖民，最終淪落為宗主國英國拋在南亞的「霧都孤兒」。

　　伊朗所處的地緣政治位勢對中國西陲安全具有極大的「橋頭堡」的意義。歷史上中國西陲安全長期面臨歐洲強勢東擴的壓力，如古希臘時代的亞歷山大東征、羅馬帝國的東擴、歐洲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以及近現代歐洲、沙俄、蘇聯乃至進入21世紀的美國等都對伊朗高原國家進行過強勢入侵，這些外來列強的入侵無一例外地被拒阻於伊朗高原之外或被大量消耗在伊朗高原之中。不僅如此，伊朗高原國家與中國西陲被「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戰略屏障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樣，位於屏障最西端的國家伊朗實際上成為中國西陲安全的第一道「防火牆」，它們抵抗西方列強的鬥爭的命運與中國西陲安全唇齒相依：如果伊朗被壓垮，那麼或海或陸由此東進的西方強勢力量就會沿著途經伊朗高原的古絲綢之路（在此地理基礎上形成今天的「歐亞大陸橋」）倒逼中國並對中國西陲造成重大危險。比如中國漢時期，羅馬帝國東擴——這是另種「北約東擴」——的力量被拒止於安息西部邊陲，這大大緩解了中國西部邊陲的戰略壓力；大概也是出於同樣的戰略需求，漢武帝派出的西域特使張騫還於公元前119年特意派其副手訪問安息（帕提亞，即今天伊朗地區）帝國，安息王竟激動地派出兩萬騎遠迎中國使者。這說明當時安息國與中國已有互為依存的戰略需求。同樣也由於近代阿富汗人民藉助興都庫什山的險峻地形對英國殖民者實行的極頑強的抵抗，英國無法北上接近遑論深入中國西陲的薄弱地帶即新疆西境勾結阿古柏偽政權禍亂中國；而世界最高峰喜馬拉雅山的阻隔更使英國在佔領印度的一百多年中竟無力從印度北境有效介入中國西藏政治：1904年8月3日，英國曾攻陷拉薩，但到了冬天，英國人因熬不過高寒天氣被迫撤回印度。英國人由此得到了「西藏不容易進入的特點使得任何加強對中國進行軍事抵抗的行動都不現實」的經驗。這種經驗對英國世界霸權的後繼者美國來說也不是一點沒有：1950年，美國人曾想為西藏叛亂分子提供為時半年的作戰裝備，由於「牲畜馱運是惟一實用的運送手段，上述彈藥數量約需7 000頭騾子的運送。由於沒有那麼多的騾子可用，一部分或者全部的3英寸口徑迫擊炮和彈藥可能無法運離印度」，以至美國後來也意識到對達賴集團的支持「在很長的時期內需要相當巨大的經費」。

　　「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山系形成的對中國西陲的大縱深的防護使得近代西方即使佔領印度後仍不能有效地從西南陸上牽制中國，而不得不沿海路繞道進入東海推行其強力控制中國的目的。換言之，這條防護屏障不僅大大推遲了西方自羅馬帝國以來對中國全面入侵的時間而且減弱了——與印度相比——其影響中國的力度。同樣的道理，正是當年從中國新疆居高臨下西進的匈奴人，由於一路上沒有這樣的高原屏障，才有可能率先——與羅馬東進速度相比——西進歐洲並迫使可能東進的日耳曼人南下並最終壓垮了羅馬帝國。

　　比較而言，處於上述「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屏護之外且地勢低緩的印度則較容易受到外來侵犯。印度平原約佔全國總面積的2/5強，山地只佔1/4，高原佔1/3，但這些山地、高原大部分海拔不超過1 000 米。低矮平緩的地形在全國佔有絕對優勢，不僅交通方便而且富饒。低海拔的平緩地形大大弱化了印度人抵禦外敵入侵的能力，並因此受到外族的長期佔領。值得中國邊疆史研究者注意的是，不管是曾打入印度的亞歷山大大帝，還是在中世紀繼而近代佔領印度的蒙古人和英國人，乃至1962年早已獲國家獨立印度人，在高聳的喜馬拉雅山腳下都不能也不曾撼動中國的西南部邊陲。這樣的歷史經驗支持我們得出結論，對中國西陲安全有重大關聯度的是以伊朗為前沿的高原國家而非印度：昨天伊朗高原國家而非印度成功地抵禦了羅馬帝國的東擴，今天它們而非印度正在抵抗和消耗著「北約東擴」。由此，伊朗高原國家而非印度的反霸鬥爭對中國國家安全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如果再考慮到中國對伊朗高原國家原油進口有著巨大依賴性需求，伊朗高原國家的安全——當然，這一判斷成立的前提是中亞沒有出現中世紀阿拉伯帝國那樣的歷史條件——較之印度對中國更具唇亡齒寒的戰略價值。

　　三、人民：地緣政治中最能動的因素

　　也許有人會問，在科學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地理環境的差異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傳統地緣政治理論在高技術軍事面前還有意義嗎？筆者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們看，擁有21世紀高科技的美國在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不還是失敗了嗎？歷史的辯證法是：美國通過現代技術贏得了戰役，但阿富汗、伊拉克人民卻使美軍輸掉了戰爭。技術只有在特定技術組合關係中才有意義，這是微觀層面，但若將此結論放到更大的時空範圍就會進一步發現，技術只有在特定的人地關係中才有意義。21世紀頭10年的伊拉克戰爭以及再往前追溯的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抗日戰爭、50年代的朝鮮戰爭和60年代的越南戰等，都是擁有先進軍事技術的侵略者在反侵略國家的人民抵抗中的失敗的經典案例。對此認識最深刻也最有權威的是美國遏制理論的創始人凱南，他晚年告誡美國後生們：

　　我們在戰後犯的第二個錯誤跟我們接受並信賴核武器有關。我們把這種武器當作我國軍事事態的主要支柱，想念它能保證我國戰後時期的軍事政治優勢。我們的根本錯誤就是認為一種武器的效力和它的破壞力直接成正比，而這種武器的破壞力並不是僅僅針對敵方的武裝力量，還針對他們的平民和民用經濟。我們忘記了戰爭的目的是、或應當是以最小的而不是最大的一般性破壞得分；我們還忘記了：一種好武器不只是要有破壞力，還要能夠辨別目標。最重要的是，我們沒有考慮到，已有強有力的證據說明，從長遠看核武器只能是自殺性的武器，不可能是別的。

　　按這種打法幹起來，合乎邏輯的結局就是毀滅我們自己，而且很可能是毀滅世界文明本身。也就是說，我們使自己鑽進了一個死胡同。今天，在我們設法從這個陷阱里退出時，事情越來越明顯，我們在運用武裝力量方面並沒有另一種可行的原則可以依靠。

　　凱南因其「遏制戰略之父」的特殊身份使他的上述認識更有「過來人」的教益。

　　當然，科學技術的發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但不能消除地理差異及其對軍事行動的不利作用。比如，火車、艦船、電訊、光電信息等技術並沒有在阿富汗給19世紀以蒸汽航海動力技術裝備的英國軍隊、20世紀末以導彈技術裝備的蘇聯軍隊、21世紀以信息技術裝備的美國軍隊帶來榮光。當這些擁有時代最先進的軍事裝備的入侵者進入具有典型高原地貌特徵的阿富汗後，均被穿梭在崇山峻岭、手持原始武器的阿富汗人民拖得疲於奔命並最終無功而返。兩千多年前的孟夫子道出其原因說：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這些都說明，技術對地緣政治的基礎作用及其規律的影響是有限的，地緣政治中最能動的因素不是物而是人，不是技術而是人運用地緣政治基本規律把握人地關係的智慧。

　　「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世界最終還是由人民創造的，地緣政治講的是人地關係，而在人地之間，「人緣」即人的關係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有人緣的地方才有政治。地緣政治的前提是資源，沒有人對資源的爭奪，也就沒有了政治。地理環境可謂是「硬實力」，而人利用地理環境的能力可謂「軟實力」。人當然是在特定社會結構中的人，因此，特定的社會結構是影響地緣政治表現水平的深層次的內容，而地理環境只不過是不同社會結構的物質載體。同一地理環境，配之以不同的社會人群，其表現出的人地關係及由此產生的攻防能量是完全不同的。故而，地理位勢乃至技術優劣並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由當地人民及其政治家的智慧轉換的。不然，歷史就不會出現在同一地域中不同的政治家導演的起伏跌宕的悲喜大劇。

　　地緣政治所反映的本質上還是人地關係。對此黑格爾有過經典的論述。他說

　　自然的聯繫似乎是一種外在的東西。但是我們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從而表演的場地，它也就是一種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礎。

　　我們所注重的，並不是要把各民族所佔據的土地當做是一種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這地方的自然類型和生長在這土地上的人民的類型和性格有著密切的聯繫。這個性格正就是各民族在世界歷史上出現和發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採取的地位。我們不應該把自然界估量的太高或者太低：愛奧尼亞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於荷馬詩的優美，但是這個明媚的天空決不能單獨產生荷馬。而且事實上，它也並沒有繼續產生其他的荷馬。在土耳其統治下，就沒有出過詩人。

　　黑格爾的話應合了中國「一方土地養一方人」的俗語。同一地理條件可以出現不同的政治結果，不同的政治結果也可產生於同一地理條件。此間的莫測變化取決於人的因素。正如毛澤東所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

　　總而言之，地緣政治的真正力量來自人民。霸權的真正阻力來自被壓迫的民族和人民。人民是一個特定區域中居民主體或多數的概念。而技術尤其是高技術可以解決一部分矛盾，但解決不了一切矛盾特別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矛盾。當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矛盾激化為敵對關係時，這個矛盾基本無解，而勝利的一方面總是代表絕大多數人民的一方。目前深陷技術拜物教中的西方人不願意承認這一點，他們認為技術萬能，每當軍事技術有了什麼新突破，他們就容易想入非非，其戰略制定也就容易脫離實際，其戰略目標居然會大到如不與一切人為敵則不能罷休的地步。這樣的戰略，即使坐擁天下形勝，也沒有不失敗的。

　　四、中國與周邊地緣政治互動棋譜中的「支軸國家」

　　在此，我們的地緣政治研究的目的不在於對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地緣政治形勢做學究式的陳述，而在於能為中國找出有利於推行本國戰略的「支軸國家」。關於什麼是「支軸國家」，布熱津斯基有過精彩的解釋，他說：

　　地緣政治支軸國家的重要性不是來自它們的力量和動機，而是來自它們所處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們潛在的脆弱狀態對地緣戰略棋手行為造成的影響。最常用來界定地緣政治支軸國家的是它們的地理位置。由於這種位置，它們有時在決定某個重要棋手是否能進入重要地區，或在阻止它得到某種資源方面能起特殊的作用。一個地緣政治支軸國家有時能成為一個重要國家甚至一個地區的防衛屏障。有時其存在本身就可能對一個更活躍和相鄰的地緣戰略棋手產生十分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影響。因此，認明冷戰後歐亞大陸關鍵的地緣政治支軸國家並為它們提供保護，也是美國全球地緣戰略的一個重要方面。

　　布氏的看法是對的。支軸國家不一定是重要的國家，而是國家戰略必須倚重的國家。從美國的需要看，亞洲的哪些國家可以成為美國全球戰略中的「支軸國家」呢？布氏認為它們是日本、韓國、印度、烏克蘭、亞塞拜然、土耳其和伊朗。

　　布氏說得也沒有錯。但如果對中亞伊朗高原國家的地緣政治特點有過深入研究的話，我們會發現，他將中亞的烏克蘭和亞塞拜然列入美國全球戰略的支軸國家，無異於為美國在「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巨大屏障後面畫了一個讓美國可望而不可即的畫餅。昨天麥金德曾用「地理中樞」理論在此忽悠倒了英國，今天布氏也用這個理論忽悠倒了美國。這是中國地緣研究者要十分注意的教訓。

　　一般說來，從地理版圖、綜合國力和歷史及現實的影響上講，人們往往將印度、日本、俄羅斯視為亞洲區域的支軸國家。事實上，對中國而言，這些國家只是亞洲的重要國家，而重要國家並不一定是支軸國家，即使是其他大國如美國或俄羅斯的支軸國家，也並非一定是中國戰略棋譜上的支軸國家。

　　那麼在中國與周邊互動的地緣政治棋譜中，有哪些是中國視角中可以倚重的支軸國家呢？如根據上述分析，能成為中國戰略棋譜中支軸國家的，在東北亞有朝鮮，在東南亞有印度尼西亞，在西南亞有以伊朗為重心的伊朗高原國家，朝鮮關乎中國東大門的安全，伊朗關乎中國西部邊陲的長期穩定，而印尼則使中國東南亞政策有「中心開花」之效。在此之下，中南半島的柬埔寨、緬甸和中亞的上海合作組織國家，以及北方的俄羅斯對中國外交都有著重要意義。

　　至於印度，它與中國一樣同屬第三世界國家。但它與中國的國力比較卻存在著本質的差異。印度國家的大版圖使其在亞洲尤其是在南亞獲得較大的地緣政治優勢，但因其國家內部和深層結構上不可克服的破碎性，又使印度在亞洲不能處於與上述中國支軸國家平行而只能處於次級的即區域級別的優勢地位。印度是南亞區域的重要國家而非中國地緣戰略中的支軸國家。1998年年底，時任俄羅斯總理的普里馬科夫在訪問印度時提出俄、中、印三國應建立三角戰略夥伴關係的構想，今天看來，若在其中加入伊朗這一砝碼，對中國會有更大的收益。

　　日本是美國東北亞區域的支軸國家，鑒於二戰後日本外交對美國的依附性質，日本的區域支柱性地位是在美國外交的冷戰框架下強行介入且與亞洲整體有排異性質的。進入21世紀後，鑒於日本與中國在釣魚島問題、與俄羅斯在南千島群島即日本所謂的「北方四島」問題、與在韓國在「獨島」問題以及與東南亞在日本侵略罪行認定問題上的糾葛因日本的百般抵賴而日益升級，又鑒於朝鮮核國家地位的確立以及2011年發生的「三一一」大地震對日本東部沿岸核電工業的毀滅性打擊，我們可以說，日本在美國亞洲地緣戰略中的支軸國家的地位已受到重創並將持續衰落。

　　俄羅斯是一個以歐洲為中心的國家，它不具有控制但具有較強的平衡亞洲政治的能力。如果再考慮到北約東擴、美國戰略重心向亞太轉移對俄羅斯造成的安全壓力以及北極快速解凍將對俄羅斯北線國防可能造成的巨大的衝擊，中國在東北亞與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合作空間將持續增大，中國在亞洲的主體地位將持續增強。

　　中國目前的地緣政治形勢可用「東急西重」來概括。在東面需要儘早突破中國進入太平洋深海區的人為封鎖，儘早解除實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政策的瓶頸因素。西面需要穩定的政治環境並保障來自西亞並進入中國的能源管道的安全暢通。突破東面海上困局的主要矛盾在於台海統一，而突破日本在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所設的障礙，則是實現中國台海統一的關鍵，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與此相應，作為對手，用「聲西擊東」的策略將中國誘離這一「主要矛盾」是其慣用的方法。1950年初，美國支持西藏上層發動叛亂，6月美國就出兵朝鮮半島。1959年西藏出現為時將近1年才被平息的大規模暴亂，同年美國在寮國策動軍事政變，開始大規模介入中南半島事務，1961年美國在越南策動「特種戰爭」，捲入越南內戰。1989年初，西藏出現騷亂，接著北京便於春夏之交出現大規模動亂。2008年西方少數國家試圖借奧運會之際在中國北京「發難」，於是在此之前3～4月間西藏便發生了騷亂，接著又是在西方對中國奧運聖火的一路「圍堵」，儘管他們的企圖沒有得逞，但其聲西擊東的招數仍蛛絲可尋。時隔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美國又要「重返亞洲」，我們應當對其慣用的聲西擊東的策略保持足夠的警覺。在目前中國海軍建設加快，台海兩岸交流進一步加深的情況下，需緊緊盯住全局中的主要矛盾，牢牢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為實現中國近中期戰略目標而持之以恆地努力。

　　五、簡短的結語

　　必須說明的是，保證和有效發揮中國地緣政治的主體地位及其優勢的上述結論是有前提的，這就是中國不能分裂。現在這樣說似乎是天方夜譚，但看看蘇聯解體以及埃及、利比亞動亂後的政治形勢，我們至少可以說，這樣的可能性是一些國家樂觀其成因而也是存在。中國杜絕這種可能性的絕對條件是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政治制度，堅持中國共產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如果失去了這些大的政治前提，前述所有以中國為中心的地緣政治研究結論都不能成立。

本文注釋太長，在此刪節，如有興趣可查閱《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