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敘文革 否認官員身份帶來便利

廖東明與莫言（左）合影他是佛山檢察院檢察長，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長篇小說《太陽升起》，著名作家莫言還為他的小說作序。這部反映了新中國誕生後出生的一代人中一個群體命運的小說，並不像常見的知青小說那樣充滿痛苦和傾訴，而是用平淡樸實的筆觸，反映了這代人從小的理想、「文革」、上山下鄉到改革開放的命運變遷。字裡行間，流露出來的浪漫主義、理想主義，正是這部小說的感人之處，也是當下文學創作並不常見的色調。作者廖東明日前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我給自己打90分羊城晚報：觸發您寫這部小說的動機是什麼？廖東明：我們這一代人對文學有感情，尤其是小說，對我們的思想、觀念、品格影響很大，就像網路對現在年輕人的影響一樣。1992年的時候，我就開始動手寫了一個中篇小說，當時正在流行「知青文學」，我比較關注，我就想寫一寫自身的知青經歷，反映這個群體的命運及其變遷。小說寫出來後，投給一家刊物，卻被退稿，被告知這是一個長篇的構思，希望以後可以看到我的長篇小說。雖然如此，這個中篇還是在一家報紙上連載了，並引起了讀者關注。這十多年來，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把這個構思充分地鋪展開來。經過一年多的寫作，就有現在這部長篇小說。羊城晚報：這部小說中，虛構與真實的成分各佔多少比例？廖東明：可以說，主線是真實的，但人物、情節基本都是虛構的。羊城晚報：您覺得您這部小說成功嗎？您給您的這部小說打多少分？廖東明：最重要的是我了結了自己的心愿。如果打分，我給自己打高一點吧，90分。羊城晚報：為什麼打這麼高分？廖東明：我不是以作家的標準給自己打分，而是給我自己打分，因為我只是一個業餘作者，在很多人的支持下，我努力了，出版了，也得到了一些專家的好評。哈哈，不是我自我拔高，而是自知之明，針對自己業餘水平打的分。當然，文學技巧上還有待提高。羊城晚報：在寫作的過程中，遇到了什麼具體的困難嗎？廖東明：有，比如，開頭怎麼寫才有特色、才能吸引人？我反覆改了很多次，這是最難的。結尾也是很難的一個地方，我想了很久，最後選擇了華生要在海南建一個知青園作為結局，也算是一種思考吧。羊城晚報：您覺得小說中有什麼樣的缺憾還有待彌補？廖東明：如實講，我原來是想寫好真實反映我們這一代人的思想底蘊，當時從小就接受學毛著、學雷鋒、為人民服務、做好事的教育，心中沒有自己，只有集體、國家、他人，講奉獻，講犧牲。這才能反映出為什麼在不同的時間，我們那一代人都能聽從號召，到艱苦的地方去。但這點在現在出版的小說中還沒能得到充分的展現。羊城晚報：現在小說終於出版了，您現在的感覺和開始寫作時有什麼不一樣？廖東明：如釋重負，有完成了一個歷史使命的責任感，就是總結我們這代人，特別是給後代人留下點什麼。羊城晚報：接下來您還會不會進行文學創作？如果是寫小說，您會選擇什麼樣的題材？ 廖東明：這本小說出版後，我的責任編輯說我還是有一定的文學悟性的，並希望我繼續寫下去。說實話，我也可能會再寫，我對自己的長篇小說駕馭能力有自信；如果寫，可能會寫當下社會的熱點問題，寫帶有人生思考的作品。文學創作有助於我理解人羊城晚報：在您的小說中，流露著一種浪漫的理想主義追求，但在當下的現實里，是不是顯得有點格格不入？廖東明：我認為好的作品都是理想主義的，包括我們的四大名著，實際上都體現著理想主義。比如，《紅樓夢》里的寶玉，哪一個女孩子走了，他都捨不得，他希望能夠大家都不要長大，不要離開，永遠一起快快樂樂地生活，聽到黛玉要回家，他就瘋了，這也是一種理想主義。在現實生活中，要有理想主義，但也不能和現實離開得太遠。羊城晚報：從現在看來，您的人生可以算是比較順利的，因此您小說中的這種理想主義，是不是也是一種「美化」？廖東明：文學創作肯定是帶有作者的思想的，看你站在什麼角度來審視。如果人生際遇不順，也許對同一件事情會有不同看法。但是，任何一個人，無論他的現實命運如何，都應該有責任，需要客觀全面地反映我們所處的社會。有黑夜，但也有早晨，我們現在社會的確是進步了，所以我的小說的題目是「太陽升起」。羊城晚報：作為官員來寫小說，您會不會有某種顧慮？廖東明：恰恰沒有，我寫得比較理智，因為我感覺我能把握住我所寫題材的「度」，也就是真實性。作為官員，我要求自己更客觀公正地表達。羊城晚報：但現在官場的潛規則是，要低調，不張揚。而您進行小說創作，這會不會給您帶來負面影響？廖東明：我沒有這樣的顧慮。我的這部小說，只是客觀真實地反映現實，並沒有唱高調。其次，官員的一言一行都是處在人民的監督下，要經得起檢驗。第三，我是官員，也是一個人，只要我的言行不違背道德，不違背紀律及法律，就可以自由表達。況且，我們現在提倡官員要多和人民進行溝通交流，甚至進行網路交流，那麼，為什麼不可以用文學進行交流？羊城晚報：檢察官給人的感覺是硬邦邦的，你們的工作也要求你們是理性的，嚴謹的，而您卻寫長篇小說，這反差有點大？廖東明：檢察官是我現在的職業，我也當過知青，當過工人，上過大學，我的工作是要求我比較嚴謹的，但我也是一個一般的人，這並不矛盾。我們從事司法工作的人，面對的是人，更應該理解人。文學創作有助於我去認識人、理解人。羊城晚報：官員身份，對您的寫作事實上應該也會帶來一些便利？廖東明：我認為恰恰是應有更多自我約束。這部小說我是投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他們認為我的小說質量還不錯，就出版了，他們是老師，我是他們的學生，嚴格地接受他們對作品的審查。專家評論潘凱雄(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太陽升起》不同於同類其他作品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充分表達和張揚了作者的一種理想和信念。廖紅球(廣東省作協主席、黨組書記):《太陽升起》耐人尋味的是，其筆觸並不在知青進城後戛然而止，也不在知青身份實現轉變後畫上句點，作者追隨知青十年、二十年甚至跨越世紀直到當下，而興建海南知青紀念園仿若一個桃花源，從夢想照進現實，留下一個巨大的懸念，這些無疑是別的知青文學力所不及的。張勝友(原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總裁):《太陽升起》寫得很好，很率真，有激情，有生活，很有藝術感染力。王能憲(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博士):首先，這本書真實再現知青當年生活，巨有存史價值。莫言在《序》中評價說「這部小說優點很多，最大的優點就是很真實」。我認為「真實」是很高的評價。呂雷(中國作協主席團委員、廣東作協副主席)：第一次讀《太陽升起》，就深深地被一種「氣場」所吸引，這種「氣場」就是一部文學作品必須有的「活的靈魂」———她就是思想，就是信仰！梁鳳蓮(廣州市社科院研究員、廣州市文藝批評家協會主席、一級作家)：作品是對延續了三十年的知青文學的另一種超越，這部小說的核心就在於重建了文體的理想主義。陳世旭(江西省作協主席)：這部小說一是很真實、很平實，很有「大家」的風度，很多地方表面看來波瀾不驚，不動聲色，就像敘述一個過程，但是這個過程中埋藏的潛流，內心的衝撞卻非常強烈，東明作為一個業餘作家，他在處理這些重大衝突時所表現出來的冷靜是讓我非常驚訝的，基本做到了「可讀、可感、可思」。鄧剛(遼寧省作協副主席、大連作協主席)：寫作最高的技巧是無技巧，冷靜地寫下去，那可能會達到最高的技巧，不用著意去用技巧寫作。一個作家敢在自己作品裡暴露自己的理想有點冒險，我不敢在我的作品中流露理想這件事情，因為很多人一談到理想就會覺得輕浮、年輕、幼稚。而這部作品的理想主義和充滿陽光的筆調，在今天的文壇來說是難能可貴的。徐南鐵(廣東省文聯副主席、廣東省文藝批評家協會副主席、嶺南美術出版社社長、總編輯)：《太陽升起》是自傳色彩比較強烈的一部著作，表現了東明先生對友誼、對人生的態度，也包括了作者對法律的立場。(記者 吳小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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