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民科」，是「公知」，愛因斯坦若是在中國

很少為人所知的是，美國的聯邦調查局（FBI）一直懷疑愛因斯坦是共產黨的間諜，對他的秘密調查整整持續了23年！難怪愛因斯坦在1947年12月作過如下聲明：「我來到美國是因為我聽說在這個國家裡有很大、很大的自由，我犯了一個錯誤，把美國選作自由國家，這是我一生中無法挽回的錯誤。」

也許我們可以試著做個理想實驗，去想像一下，如果這位因其「民科」時期的工作而偉大而獲獎而出名，因其獨立思考而仗義直言的「公知」的言論，要是出現在我們現在這裡的網路上，他是不是也會面臨著被「污名化」的風險呢？

江曉原：這次我們要談的《愛因斯坦社會哲學思想研究》一書，雖是許多學者通常不屑一顧的「項目書」，但平心而論，「項目書」中也有好書，以前我也推薦和評論過。況且此書還相當有趣味，這在「項目書」中就比較少見了。這裡我先舉一例以見一斑：

愛因斯坦曾表示「我願意當管子工」一事，是常見的關於愛因斯坦的「花絮」之一。對於這個花絮的意義，以前我們見到的讀物中有各種解讀。看起來比較「唯物主義」，是從經濟收入來說事，說管子工雖然乾的是臟活累活，但收入很高，有人甚至把管子工的收入和當時美國一個州長的收入相提並論。當然，在這個解讀中，愛因斯坦即使只是隨口開玩笑，也顯得相當庸俗，彷彿唯利是圖見錢眼開的樣子。

《愛因斯坦社會哲學思想研究》，杜嚴勇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9月第一版，62.00元

現在《愛因斯坦社會哲學思想研究》敘述了關於此事的具有更多學術含量的版本：1954年11月18日出版的《記者》雜誌上，發表了愛因斯坦的一封來信。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下令終止奧本海默的「安全特許」，為美國製造原子彈立下汗馬功勞的奧本海默已經面臨對他「忠誠」的審查。這封來信就是因此事而寫的，愛因斯坦在信中說：

只想用一句簡短的話來表達我的心情：如果我重新是個青年人，並且要決定怎樣去謀生，那麼，我絕不想做什麼科學家、學者或教師。為了希望求得在目前環境下還可得到的那一點獨立性，我寧願做一個管子工（plumber），或者做一個沿街叫賣的小販。

這是關於愛因斯坦「管子工」事件最初的文本。從這個文本看，顯而易見，「我寧願做一個管子工」只是愛因斯坦表達政治抗議時的修辭手段而已。愛因斯坦的這種政治立場，和當時美國的政治風潮——盛行數年的麥卡錫主義恰好在此時退潮（兩周之後美國參議院就通過了法案，譴責麥卡錫的政治迫害行為）——聯繫起來看，是很容易理解的。

其實這封信在被《記者》雜誌刊登之前，已經於11月10日的《紐約時報》頭版發表了，次日《紐約時報》又報道說，愛因斯坦將獲得管子業工會的會員卡。幾天後，愛因斯坦收到了芝加哥管子業工會給他寄來的管子工工作證，他回信說很高興收到工作證。而紐約管子業工會則為愛因斯坦送去了一套鍍金的管子工工具。於是一次嚴肅而不失委婉的政治抗議，迅速轉化為人們茶餘飯後談論的花邊新聞。

劉兵：我們現在談論的這本關於愛因斯坦的社會哲學思想的書，涉及有關愛因斯坦非常重要但在日常的科學傳播中卻經常被忽視一個方面。你剛剛舉的那個例子，可以說是讓普通人更容易接受而且頗具戲劇性的。其實就愛因斯坦來說，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很多。有些非常嚴肅，而且極有啟發性和象徵性意義。

在我們日常的科學傳播中，大多只是關注愛因斯坦作為一個頂極科學家的身份和貢獻，而在國際上對愛因斯坦的研究和紀念中，將愛因斯坦稱為「科學家－哲學家」，卻早已是經典的說法。人們經常會說，當一位科學家達到很高層次時，便會自然地超越那種純粹技術性的層面而去關注哲學問題。但愛因斯坦卻又並不僅僅是一位關心科學和哲學並且關於這兩者都有深刻思想的偉大人物，他有關社會事務的許多觀點，也都曾有過很大的社會影響。當年，我的導師，國內愛因斯坦的權威研究者許良英先生，選編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一卷主要是科學論文，一卷主要是哲學文章，另一卷則主要是社會政治言論。

許良英等選編《愛因斯坦文集》，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增補本

有關科學，那本是愛因斯坦的研究專長。關於哲學，比如涉及科學技術倫理等哲學問題，比如他與玻爾長達幾十年的爭論所涉及的關於物質世界科學規律的本質等更根本性的哲學問題，這也還可以算是與其科學研究有很大相關性，但又是在深層次上的拓展。而在涉及社會政治問題時，他的言論和觀點引起人們關注，也許一是因為其超等的智力和思考方式，使其觀點本身具有獨特的價值和啟發性；二是因其正直、善良、勇敢的天性和立場，使其觀點公正且不虛偽；三是因他在科學上的聲望而聯帶產生的明星效應。

江曉原：我查閱了一番，發現我們在本專欄13年的歷史中，已經三次討論過愛因斯坦：第一次是談《愛因斯坦全集》前五卷，第二次是關於《戀愛中的愛因斯坦》，第三次談的書就是已故令師編的《走近愛因斯坦》。每次的側重點當然各不相同。

愛因斯坦是讓人們百談不厭的人，這當然不僅僅因為他的科學成就，還因為他的種種傳奇故事，和他在各方面所發表的言論和他的思想。我注意到你在為《愛因斯坦社會哲學思想研究》寫的序中，將愛因斯坦稱為「公知」，而且是「理想的、典型的、標準的」，我完全同意這樣的說法。這讓我想起，我曾在談論青年愛因斯坦時，將他稱為「超級民科」。提到這兩個例子，正是想藉此說明，愛因斯坦具有多重面相，他的思想和言行具有廣泛意義。

本書第六章「自由觀：麥卡錫時期的自由鬥士」，討論了三個事件，都是愛因斯坦站出來仗義執言並引起激烈爭議的事件，其中就包括「管子工事件」。對此，補充一些有關的背景，相信會給讀者帶來更多便利。

愛因斯坦在美國生活了23年，終老於此，並在來美第8年加入了美國籍。但是很少為人所知的是，美國的聯邦調查局（FBI）一直懷疑愛因斯坦是共產黨的間諜，對他的秘密調查整整持續了23年！FBI對愛因斯坦及與他往來人物的監控行動，包括竊聽電話、偷拆信件、搜檢垃圾桶、進入辦公室和住宅秘密搜查等等，完全和好萊塢匪警片中的老套情節如出一轍。難怪愛因斯坦在1947年12月作過如下聲明：「我來到美國是因為我聽說在這個國家裡有很大、很大的自由，我犯了一個錯誤，把美國選作自由國家，這是我一生中無法挽回的錯誤。」（見FBI解密檔案）

劉兵：你說的這些背景，以及聽上去頗有戲劇性的愛因斯坦站出來仗義執言並引起激烈爭議的事件，確實因為愛因斯坦表現出來的那種大無畏的正直而令人印象深刻。

因為這個原因，我在給這本書寫序時，想到了「知識分子」這個概念。因為據一些學者考證，歐洲有關知識分子的概念有兩個，一個是來自俄國，專指19世紀30到40年代把德國哲學引進俄國的一小圈人物，是一群受過相當教育、對現狀持批判態度和反抗精神的人，他們在社會中形成一個獨特的階層。另一個是來自法國，專指一群在科學或學術圈中的傑出作家、教授及藝術家，他們批判現實政治，成為當時社會意識的中心。我們恰恰可以認為，愛因斯理正是這種典型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至於「公知」，則是一個更中國化的概念，而且近年來，在我們這裡，在網上其形象先是被熱炒，後是被污名化。在中國的語境中，「公知」與前述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差不多是等價的。但「公知」概念和「公知」形象在中國的遭遇，有「公知」自身的原因——在這方面愛因斯坦正是為我們樹立了一個理想的榜樣。

但說愛因斯坦是「理想的、典型的、標準的」「公知」，又不僅僅是因其敢想敢說，他在社會哲學其他領域中的思想（按《愛因斯坦社會哲學思想研究》一書，至少還涉及宗教觀、民族觀、科技觀、教育觀、世界政府等許多方面），也同樣整體性地構成了他作為直正意義上而非炒作意義上的理想「公知」的重要基礎。

也許我們可以試著做個理想實驗，去想像一下，如果這位因其「民科」時期的工作而偉大而獲獎而出名，因其獨立思考而仗義直言的「公知」的言論，要是出現在我們現在這裡的網路上，他是不是也會面臨著被「污名化」的風險呢？

江曉原：這確實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理想實驗，讓我們先將條件澄清一下：如果你說的「我們現在這裡的網路」，就是指當下國內互聯網的「輿論場」的話，那麼我的推測如下：作為「民科」的愛因斯坦可能先被方舟子之類的人嘲笑，後來得了諾貝爾獎，自然就躋身科學殿堂的神聖之位。而他作為「公知」的言論，則大有成為「網紅」的潛質，很快就躋身「大V」之列，多半不會有被「污名化」之虞。當然啦，他也不能犯政治錯誤——考慮到愛因斯坦是如此的「左傾」，如此的「同情共產主義」，犯這種錯誤的概率應該不太大吧？

這就直接將我們引導到本書的第七章：「社會主義思想：來源與影響」。愛因斯坦自己說過，「我享有一個無可責備的社會主義者的盛名」，他還在信件中向玻恩表示，「我必須向你承認，布爾什維克在我看來，並不那麼壞，不管他們的理論是多麼可笑」。二戰結束，冷戰繼起，愛因斯坦甚至在1949年發表了《為什麼要社會主義》這樣的文章。也許這些恰恰成了胡佛的FBI死死盯住他20多年不肯放手的重要原因。

在接觸愛因斯坦這方面的思想時，我們應該看到，在那個時代（二戰前後），西方世界上層人士中「左傾」和「同情共產主義」者不乏其人，也可以算是一種時髦的事情，我們在「南腔北調」專欄中談到過的一些人物，比如貝爾納、李約瑟等等，皆在此列。考慮到這個背景，就可能對愛因斯坦的一些政治言論和行為有更好的理解。

劉兵：你對我說的那個理想實驗的回答，我基本上都認可，除了最後一點。我覺得愛因斯坦仍然難逃被污名化的命運，並不因為他的「左傾」和「同情共產主義」，就能幸免於難。更何況「左」與「右」這種政治立場的劃分，在我們這裡和西方之間，有著很微妙的差異。他之所以被FBI死死盯住，恰恰是因其「左傾」的激進和與官方主流的不一致。

先師許良英先生曾將愛因斯坦總結為：「一個虔誠的世界主義者，一個積極的和平主義者，一個熱忱的民主主義者和一個誠摯的社會主義者。……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個懷疑一切權威的人，是一個始終獨立思考的人。他一生的追求，就是：真、善、美。」但我卻更傾向於將愛因斯坦定位於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因其無可爭議的科學地位，而使其在科學之外的領域中貫徹這種理想主義時——那怕有當時像來自胡佛和FBI的「美式的污名化」——能夠有充分的「資本」來支撐。

用今天的網路語言來說，許良英先生可算作是愛因斯坦的「鐵杆粉絲」。他幾乎容不得別人對愛因斯坦有半點的不敬之語。今天作為研究者，我們當然不必有如此的前提公設，也不必假定愛因斯坦講的句句都是真理，而是更為學術地研究其思想的價值。這些資源，恰恰是當下我們的社會和科學家乃至我們的「公知」所缺少的。

最後還可以提及的是：從師承上來說，許良英先生是本書作者的師爺，到學術第三代，仍然同樣關心愛因斯坦的社會哲學思想，這也可算是學脈繼承的一段佳話了。

（江曉原為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劉兵為清華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