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當下狀況及重建必要

龔舉善20世紀末以來，「公共知識分子」已經越來越成為中國思想界、學術界心向神往的一個熱門話題，並一度成為新世紀之初的前衛性思潮。回溯這一理念的生成路向，正視公共知識分子話題的中國語境及當下癥候，進而思考重建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當代形象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同樣是一個具有現實和學術意義的重要課題。一、知識分子及其公共職能毫無疑問，公共知識分子（PublicIntellectual）仍然是知識分子，只不過較一般專業知識分子更多地顯示出社會參與性和公共影響力罷了。所以薩義德說：「知識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眾以及為（for）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1]在為BBC電台所開設的講座上他講得更明白——純屬個人或純屬公眾的知識分子都不存在，只要用文字表達，就意味著進入公眾視野。「因而，學院和知識領域的藩籬將在商業社會受到更大的挑戰，面向公眾發言的知識分子的聲音在現今媒體發達的時代具有前所未有的影響力。」[2]布迪厄則從階級分析的角度切入，認為知識分子其實就是統治階級中被統治的一部分文化人，他們由於佔有文化資本而被授予某種特權。從生成邏輯上看，知識分子必須首先是一個知識者，然後才有可能成為一個對社會發言的行動者。換言之，只有那些具備了相應知識背景和社會良知的人士才有可能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如此說來，公共知識分子並非近現代以來的特有現象，就其本質形態和社會功能而言，當是古已有之。但最早明確提出「公共知識分子」這一概念的應該是美國哲學家雅各比。在其1987年出版的《最後的知識分子》一書中，他首倡公共知識分子理念。「其後，法國哲學家利奧塔、布迪厄，美國學者薩義德等對公共知識分子問題作了進一步論述，形成西方『公共知識分子』理論思潮。雅各比在《最後的知識分子》中認為，真正的知識分子應當立足專業，放眼天下，用自己的言行和創作參與社會運轉，並呼籲知識分子要富有社會責任感、勇於充當引路人。在他們看來，大學教育在美國等發達國家得到普及之後，社會進入了學院化、專業化時代，與此直接相關，技術專家和大學教授成了知識分子的主體，自由身份的作家、藝術家退居後台，技術專家和大學教授們僅為專業讀者寫作，知識分子公共性的存在成了問題，隨之，公共知識分子就消亡了。」[3]「公共知識分子消亡論」顯然是一種不滿於當時知識分子總體狀況的激進化表述。從這個意義上看，與其說雅各比的判斷有失公允，毋寧說這種判斷實際上是對日漸麻木的知識分子的一種深度刺激。其實，如果將米歇爾·維諾克的界定稍加補正，我們便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所謂公共知識分子，指那些已經並且正在思想界、科學界、社會學界和文藝學界取得一定聲譽並利用這種聲譽從某種世界觀或某些道德倫理的角度出發參與社會事務監管的公共性人士。就國內的討論而言，朱蘇力和許紀霖的闡述較有代表性。在朱蘇力看來，公共知識分子就是「越出其專業領域經常在公共媒體或論壇上就社會公眾關心的熱點問題發表自己的分析和評論的知識分子，或是由於在特定時期自己專業是社會的熱點問題而把自己專業的知識予以大眾化的並且獲得了一定的社會關注的知識分子」。[4]許紀霖則認為，「公共知識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獨立的身份，藉助知識和精神的力量，對社會表現出強烈的公共關懷，體現出一種公共良知、有社會參與意識的一群文化人。」[5]也有人將公共知識分子的主要特徵描述為這樣三個方面：「一是具有一定的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這些學者或文化人對社會公共的影響力不是來自於自身專業成就，而是對公眾關心的社會公共領域問題提出『驚人』的見解或採取超常的行動。二是標榜以中立態度或公正的立場出現，宣稱對社會公共事務的關心完全出於個人的興趣，出於對社會強烈的責任感和自身具有的社會良知，自己的言論和行動代表著社會共同理想、普遍價值和公眾利益，與自己的個人利益無關。三是有的『公共知識分子』，以『意見領袖』和社會『牛虻』自居，自認為掌握著理性批判的武器，具備『為正義而獻身』的勇氣，以『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為口號，宣告『挑戰一切傳統和權威』。」[6] 這種認定雖然未必完全準確，但大體涵蓋了公共知識分子應有的文化承擔和社會功能。事實上，無論是知識背景還是社會良知，所謂公共知識分子都必須具備最為起碼的使命意識和「發言」勇氣。從這個意義上說，「公共知識分子並不是知識分子中的一個特殊群體，而是知識分子中一種相對突出的文化表徵，即，在通常情況下，這類知識分子更加強調自身的公共化倫理使命，並以積極的姿態隨時隨地地將自己納入公共化的現實領域，為建立一種自由公正、合理合法的現代文明秩序而努力。」[7]但是，同樣可以肯定的是，這種表徵、精神或力量仍然源自知識分子的使命感，亦即你首先必須是一個有知識的知識分子，然後才能成為對社會有效發言的公共使者。因此，「任何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都不可能以自己的專業為理由而漠視社會倫理秩序的混亂，拒絕與公眾進行交流和溝通；反之亦然。這決定了知識分子必須負載著雙重使命：一是專業化的科學使命，一是公共化的倫理使命。」[8]回眸歷史，中國本土文化傳統中並不乏這種建立在安身立命、修德齊家基礎之上的治國平天下的士人儒家精神。北宋的張載用「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四句話來概括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人生哲學的最高目標，「從中我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其中所包含的吞吐宇宙的浩然大氣、經世致用的務實精神以及勇於承擔振衰起弊的文化責任、嚮往樂觀清正社會的美好情懷，這些正是幾千年來中國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已任』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的自然流露和真切表達。」[9]同時，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還應該擁有必要的獨立精神、辨別能力和批判情懷。但這並不意味著徹底的反叛，儘管人們曾經認為反抗是公共知識分子最舒服的姿勢。之所以需要獨立精神，這是因為，「理論上的自覺、經濟和人格的獨立，使知識分子徹底擺脫了傳統的等級關係，形成了以理性為基礎的平等交往關係，這種獨立、平等精神對公共領域的建構不可或缺。」[10] 至於辨別能力和理性批判，法國哲學家班達（JulienBenda）在其《知識分子的背叛》中表述得很明白，因為知識分子的現實主義激情正是「知識分子的背叛行徑」，所以主張公共知識分子應當像蘇格拉底和耶穌那樣用抽象的真理和理性來批判現實。公共知識分子的批判既然應該是理性的，那就意味著他們的批判必須同時是建設性的。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只有建設性的批判才能達致超越性的創造。換言之，公共知識分子「對那些普遍的、神聖性的問題永遠感興趣，對新觀念抱有好奇心並樂於向大眾表達。公眾從公共知識分子的言論中，不僅可以看到他們在用怎樣的方法和角度思考問題，更重要的是，他們用自己的言行提供了一種超越性的價值並為捍衛、維護這種價值而做著不懈的努力。公共知識分子要面對的一個難題在於，他們不僅要向社會提供值得信賴的觀念和思想，而且要喚醒那些在市民社會中被日益腐蝕麻痹的心靈，使它由異化變為正常」。[11]務實地看，我們也不宜盲目誇大知識分子的精神魅力以及公共知識分子對現實的影響力，廣大知識分子更不必在自己的誤認或別人的吹捧中迷失航向，倒是應該多一些清醒的身份定位。簡言之，「將知識分子這一角色過於理想化同樣是個錯誤，一些中國學者頑固地將之塑造成類似索爾仁尼琴那樣的異議分子，他們只強調知識分子批判性的一面，卻忽略了批判本身並非目的，而當為了批判而批判時，批判本身就成了一種機械的重複，它失去了知識分子最珍貴的思考與創造精神。」[12] 記住這一點，或許與強調公共知識分子的使命意識與建設職能同樣重要。二、當下知識分子的「逆介入性」或「去公共化」如前所述，公共知識分子不僅是「知識分子」，而且應該是「公共」的知識分子，因此具有相對明顯乃至突出的知識性、介入性、擔當性、超越性和建設性。魯迅曾如此推崇章太炎先生：「我愛看這《民報》，但並非為了先生的文筆古奧，索解為難，或說佛法，談『俱分進化』，是為了他和主張保皇的梁啟超鬥爭，和『××』的×××鬥爭，和『以《紅樓夢》為成佛之要道』的×××鬥爭，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前去聽講也在這時候，但又並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13]錢穆也認為，「中國在晚清之末，民國之初，有康有為、章太炎。論其學問知識，決不能定其為一文學家，或史學家，或哲學家、政治學家等。然論其在社會上所具有之力量與影響，亦斷非西方任何一大學教授所能比。故中國一知識分子，其在社會上之地位與責任，實遠較一西方知識分子為重大。」[14]但是，毋庸諱言，擱置「文化大革命」這一特殊時期不說，僅1990年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介入性、擔當性似乎已經出現了整體性退化的趨勢，亦即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逆介入性」或「去公共性」的問題。１、「逆介入性」的表現當下中國知識分子的「逆介入性」傾向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知識取向的學齋化傾向。受社會邊緣化和個人學術趣味的雙重製約，「當代知識分子……已逐漸轉向以學術為重心。如果說知識分子的政治邊緣化是一個民族現代化進程的必然選擇，那麼其社會邊緣化則帶有濃厚的悲劇意味。作為知識的擁有者、闡釋者和傳播者，知識分子在當代已經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連他們所秉承的人文精神這種情懷也失去了存在的依據，因為現代性的啟蒙與救贖話語在現時代已經失效。儘管如此，當代知識分子仍然努力承擔起了這種悲劇性的歷史遭遇。他們自覺地對自身的邊緣身份進行了確認，他們的學術活動和思想活動也由『公共領域』轉入『私人領域』。」[15]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面對日漸艱難的生活時世，眾多當下中國知識分子在意識到公共關懷乏力之後，已經自願或無奈地回到了書齋，以圖以所謂學術興趣來固守最後一片靈魂凈土。正如有人批評的那樣：「也許還有人秉持絕對的知識分子崗位意識，認為真正的知識分子是不應該參與公共問題尤其是政治問題的討論的。這其實是對知識分子崗位意識的誤解，介入並不就是喪失自己的崗位意識，只要時刻不忘自己的學術操守，時刻不忘自己的學者身份。」[16]對於那些有意躲避社會責任的知識分子，有人乾脆稱之為「知道分子」。薩義德批評說，「他們並不能稱之為真正的知識分子，而只能說是專業化的知識分子，或者說得嚴厲一點，是一種典型的犬儒主義。他們『很可能成為關在小房間里的文學教授，有著安穩的收入，卻沒有興趣與課堂外的世界打交道』。」[17]二是公共利益的泛化傾向。逃避現實固然有悖知識分子的文化身份，但大而無當的公共訴求未必見得就是圓滿的社會介入。特別是新世紀以來，部分中國知識分子以憂國憂民的姿態感時傷世，一度形成眾聲喧嘩的嘈雜局面。譬如，「2000年前後，中國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關鍵時刻，改革面臨原來沒有料到的新問題。主流意識形態兩側形成了『公共知識分子』新的左右對壘。儘管中國普通百姓對『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之間這場論戰並不十分在意，官方主流意識形態也不置可否，因此有人戲之為『茶杯里的風暴』。但是，內外知識界對它十分關注，甚至譽之為『跨世紀的爭論』。這場爭論並非所謂『普世性』、『超然性』的學理之爭，而是中國知識界著眼於中國改革的實踐對一些重大現實問題進行的『介入性』思考，其廣度和深度，遠遠超越了二十多年改革的時限和時下體制改革的視閾。……（他們中的一些人）以體制外甚至局外人的口吻就許多『公共問題』縱論天下，不斷擴展公共話語內容：一是對中國目前社會現狀的看法；二是對『兩極分化』、社會公正、平等優先還是效率優先等問題的看法；三是關於公民社會或曰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轉型問題；四是對國際問題的爭論；五是其他一些相關學理問題，諸如『告別革命』與民粹主義問題、公共性的差異性與社會現代性認識問題、『第三條道路』的存否問題等等。」[18]這類關懷並非不好，只是其中的不少話題已經脫離了中國的現實語境，客觀上已經陷入了另一條紙上談兵的學術歧路。難怪有人質疑，「中國現今的公共知識分子們最踴躍發言的是哪類話題呢？很明白，如『9·11』，如伊拉克戰爭……對此，網上簽名發表宣言，搞得不亦樂乎。確實，這也是巨大的公共利益話題。但是，也正因為有了這種對比，我愈發懷疑中國當代的公共知識分子對於公共利益關懷的真正動機和信仰。」[19]三是「極限介入」的錯位傾向。雖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是中國知識分子一貫的價值目標，但「直接參政」式的「極限介入」無疑更容易蒙住知識分子本應明澈的雙眼，進而使其喪失基本的現場甄別力和社會推進力。一般說來，官場知識化或許合理，而知識官僚化則很可能是一種錯位。因此說，「中國知識分子在實踐『以天下為己任』抱負的路徑選擇上卻長時期偏離了自身的資源定位，即沒有立足於他們所擁有的文化資源，而是將文化資源變為文化資本進而轉化為一種政治資源，進而直接投身政壇，參與實際政治活動，以政治活動實現人文關懷，在這裡，知識與政治融為一體，政治被人文化，知識被政治化，即所謂『學而優則仕』。雖然這是一種十分務實的選擇，在這條路徑上也曾經行走著中國歷史上眾多知識分子出身的傑出政治家，如王安石、蘇東坡等，他們既是知識精英又是政治精英，用現在的話來說，他們都是體制內的知識分子，但這樣的選擇無疑也會消解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獨立性，使他們長期與當政者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對權力和政治具有一定程度的依賴性」。[20]於是有人感嘆，伴隨著薩義德、德里達和桑塔格的相繼辭世，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也彷彿約好了似地離我們而去——「其中隱含的文化意義，使得他們的辭世成為了某種意味深長和值得深入探究的公共事件。而差不多與此同時，中國的思想界和媒體對『公共知識分子』的討論也進入了一個空前熱門的階段，並且隨著南方某家刊物發起評選的『五十名最有影響的公共知識分子』名單公諸於世，成為了媒體和輿論關注的焦點。正是在此背景下，薩義德、德里達和桑塔格身上所具有的批判知識分子特徵，恰好暗合了當下對公共知識分子的一般性描述。」[21] 而這種描述也正好隱含著當代中國對於真正公共知識分子的期待。２、「去公共性」的原因公共知識分子在當下中國的疲軟狀態固然有其自身的種種原因，但我們顯然並不能就此否認大時代環境對於知識分子的人格擠壓以及由此而來的知識分子發言興趣的位移等最為基本的現實癥狀。首先，並非完善的公共話語平台限定了知識分子的亞介入狀態。社會的急劇轉型，現代媒體的趨利性特徵，使得未有充分準備的文化生態一時還難以完全調適過來，致使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一時無所適從，只好暫且跟著時尚感覺走。正如人們已經注意到的那樣，「由於公共社會的畸形發育，尚未形成一種真正具有民主氛圍的社會對話機制，再加上權力與資本對輿論的雙重滲透，使得中國的大多數公共知識分子要麼附庸於那些已經通過各種途徑參與到國家決策層的企業精英用利益打造的豐滿羽翼之下，要麼就是活躍於各種同樣為企業集團收購或控制的強勢媒體的所謂『媒體知識分子』或媒體名人，借用許紀霖的話表述，這些媒體知識分子的身份是多種多樣的：作家、藝術家、技術專家、人文學者等等，雖然看起來與過去的公共知識分子沒有什麼區別，似乎也是面對公眾，除了大量令人厭煩的插科打諢之外，有時候談論的似乎也是一些嚴肅的公眾話題。但媒體知識分子與公共知識分子的區別在於，即使在討論公共話題的時候，他們所遵循的，不是自己所理解的公共立場，而是隱蔽的市場邏輯」。[22]其次，全球化趨勢中工具理性的大規模入侵造成人文精神的快速分裂。「與經濟資本運作方式相關的是技術操作、工具理性大規模侵入知識界。知識領域也出現了技術化和專業化的分工。人文學科同樣如此。知識界不再有一個統一的『知識場』，而是形成了各種知識的『共同體』(Community)，這些共同體之間，主題、觀點甚至立場都不一定相同，從而使得知識的『公共性』也失去了。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不再具有以往那種普泛化的眼光和視野，他們進入現代知識體系成為某一領域和某一研究對象的專家，對更為廣闊的社會公共生活的興趣逐漸減弱。」[23]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知識分子視人文情懷和社會批判為多餘，半推半就地重新埋頭於學齋和實驗室，並希望藉此獲取心靈的安逸和歷史的尊重。作家劉繼明看到了這一點，並且指出，「隨著冷戰時代的終結和一個高度專業化、技術化和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在年輕一代人眼中，『1960年代』像一幅陳舊的照片那樣，業已蛻變為一道隔世的風景，包括其中的那些『代表人物』，也漸漸退出文化中心，成了某種歷史的遺存。這也是為什麼薩義德、德里達和蘇珊·桑塔格的辭世如此引人『揪心』和悵然的原因。它實際上隱含著思想界對『公共知識分子』的聲音在當代語境中的缺席或日益匱乏以及世界正在『全球化』旗幟下，被高新技術和帝國資本所控制的焦慮和警惕。」[24]再次，多元化的消費景觀不同程度地遮蔽了知識分子的觀察視線。全球化時代的技術崇拜和消費快感一方面提升了人們的生活質量，另一方面也麻痹了部分知識分子原本敏感的神經。於是，現有的技術進步和一時的經濟增長成了讓人快慰的事實，消費的至尊感受竟比創造性的社會引領更為輕鬆實惠。舉目四望，「大眾已經難以或者拒絕承受以往那種真理、神話、理想和主義之類的現代性信仰，連愛、友誼、信任這些最基本的人道主義範疇也受到了懷疑。人性變得曖昧起來。對他們來說，那些虛幻的話語是一種現代性焦慮。倒是那些優雅的古典情韻以廣告、傳媒和商品的形式出現，成為現代人的生活調節劑，也成為現代人的一種感情懷舊和價值懷念。」[25]由此可見，當「享受生活」成為一種客觀情境時，個人化的消費需求必然上升為顯要的社會倫理，它在取悅公眾的同時勢必剝蝕知識分子的銳氣。三、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形象重建上述嚴峻情勢，使我們不得不認真思考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形象重建問題。１、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形象重建的必要性一是現代社會結構的需要。現代社會的發展需要一種強有力的結構性改變，而這種改變絕對需要知識分子的介入而不是退場。說到底，「現代社會是一種結構一體化與功能分殊性相結合的社會。在社會組織母結構中，各種社會功能高度專門化，各種子結構各具獨特的社會功能，彼此功能形態上相對獨立，功能原理上又耦合相依，從而形成一體化與多元化互動的有機整合體。這種社會結構勢必要求知識分子一方面參與社會角色的分工而成為富於『超然』精神的專家；另一方面又要求知識分子不乏嚴肅的社會使命感，必須『介入』關乎國家、民族乃至全人類的『公共性問題』。」[26]就當前的中國而言，我們雖然不可避免地被籠罩在全球性經濟危機的陰影之下，但正是因為如此，經濟發展、政治民主、法律平等、教育公正、環境改善、分配透明、食品安全諸問題才更加需要有知識、有良心、有智慧的知識分子的科學引領與合理監管。二是確立知識分子獨立精神的需要。鑒於當前知識分子公共品位弱化和介入興趣降低的尷尬事實，我們有必要重新思考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問題。當然，獨立不是獨處，也不是獨語，而是指不要盲目從眾，簡單追求時尚，或自說自話，得過且過。有人曾這樣批評部分知識分子的明星化傾向：「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群體自身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和不成熟，一個突出表現就是與受各種利益集團牽制的媒體的關係過於親密和曖昧，未能保持足夠的距離，以至變得過分的明星化，從而使公共知識分子應有的獨立身份變得可疑，影響了其承擔社會責任的合法性。」[27]這種擔憂並非沒有道理。就本質而言，一味自閉或過分時尚都有悖公共知識分子的資質，自然也無益於健康公共趣味的形成與提升。三是革除書齋積弊的需要。歷史地看，中國知識分子大體經歷了三重嬗變：一是知識化，二是城市化，三是體制化。所謂知識化，就是通過各種必要的學習成為特定時代特定認同的知識擁有者。關於城市化，主要指知識者在統治階級的吸引或自身表達的需要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所實現的由鄉村向城市的聚合。眾所周知，「近代以來，隨著西方文化的侵蝕和近代工商城市的興起，加之科舉制度的廢除斷了進身之路，知識分子開始反思自己的前途和人生價值，為了更新知識，尋找出路，謀求發展，他們紛紛走出閉塞的農村，來到城市，有的甚至走出國門，接受西方文明和城市文化的熏陶，學習先進適用的知識和技術，而在完成學業以後，由於城市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精神文化生活大大優越於農村，他們大多不願回去而留在了城市，逐步完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城市化。」[28]同時，現代社會的高度組織化和分工精細化幾乎把一切知識分子都納入到了特定的體制之內，否則，你很難獲得發言的機會，自然也就難以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大專院校、科研院所是體制，作協、文聯是體制，就連「知識分子」這一稱謂本身也是一種流動的體制。所以說，當今時代，「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被有機化、體制化和專業化了。既然知識分子話語的合法性是由知識體制提供的，就意味著只能在知識體制內部尋求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途徑。」[29]上述三重嬗變，都隱含著如下邏輯，即知識分子的學者化和書齋化。學者化和書齋化或許是知識分子的必經過程乃至宿命，但嚴峻的自然和人文生態卻異常迫切地要求知識分子走出書齋，面向公眾，興利除弊，開啟未來。四是防止知識分子話語霸權的需要。有一類知識分子，藉助體制分工和某種權力機制，走進了知識階層的頂端或高位，並隨之滋生出霸權慾望、官僚心態和奴性意識，有意無意地阻礙和妨害他者話語，或者以曖昧的目光鼓勵低俗的趣味。面對如此反知識、非文明的「文霸」、「文奴」現象，重建公共知識分子新形象的課題自然被擺上了桌面。「尤其是隨著大量的知識分子在各種專業領域中霸權地位的形成，知識分子在公共領域中的表現，常常不是以批評者、建設者和引導者的身份出現，而是以明星式的話語集權者的形象出現。他們打著所謂的『知識分子』旗號，憑藉自身的專業知識和大眾傳媒的力量，在公共領域中四處招搖。」[30]這就要求優化當下知識分子的品性，重塑現代知識分子的公共形象。由此可見，重建公共知識分子的新形象，是我們繼續解放思想、不斷深化改革、構建和諧社會、增強綜合實力、提升國際形象的現實必要。２、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形象重建的可能性重建中國公共知識分子新形象，不僅必要，而且可能。首先，社會轉型為公共知識分子提供了形象重建的肥沃土壤。「大凡處於轉型過程中的社會，都會面對這樣兩種基本問題。一是原先的社會價值系統（包括其中的核心信仰）瓦解了、崩潰了，但新的價值觀又並未在全社會普遍而牢固地建立起來，故此，社會狀態趨於因失范無序而導致的混亂。二是社會利益面臨重新分配，競爭因此日趨激烈甚至殘酷，特別是由於缺乏足夠的法律和道德約束，功利性的或不擇手段的競爭，往往置社會整體利益於不顧，演化成對社會利益的瘋狂掠奪，這必然導致社會矛盾的危機化。此時此刻，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和道德正義為使命的所謂公共知識分子，就成了社會公共空間中的中流砥柱。」[31]一般而言，我們把「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的新時期統稱為轉型期，這是有道理的，因為此期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亦即通常所說的經濟快速發展、政治日漸文明、文化相對繁榮。轉型期的豐富實踐表明，我們正以較高的效率追趕發達國家的腳步，中國的綜合國力正越來越受到世界的注目。但是，正因為轉型期的超常性與跨越性，使得許多問題突顯出來，我們幾乎是在匆忙的狀態下促成了一場全方位的社會變革，不少問題需要頭腦清醒的知識分子前來梳理和打點，公共知識分子正可謂大有用武之地。其次，知識分子的啟蒙身份決定了形象重建的內在契機。儘管轉型時期的外在籲求成為知識分子走出書齋、融入社會的客觀因素，但知識分子的啟蒙性文化身份顯然是其實現形象重建的關鍵性內因所在。正是知識分子相當程度上的先知性、預見性以及由知識結構所規定的公平眼光和正義要求，使得不少知識分子獲得了「良知」（而非「劣知」），進而成為社會公共利益的勇士和真理的捍衛者。就此而言，「知識分子的公共言說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面對的並非能力問題，亦非專業問題，他們行動的動力更多的是基於一個普通人的良知和勇氣，他們所要努力維護的僅是一些最普通的常識而已。從伏爾泰之於卡拉斯事件，到左拉之於德雷福斯事件，再到薩特之於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運動，這時知識分子的專業局限與他所捍衛的真理和正義來說已無所聯繫。這是因為知識分子不光是在專業領域從事知識研究的一分子，而且是生活在公共生活中的一分子，更是因為他承擔著人類的良知和道義。『捍衛真理和堅守正義應該是公共知識分子的職業道德』。在一定程度上，知識分子正是真理和正義的守護神，任何專業的知識分子都有義務去維護這一法器免受褻瀆。」[32]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劃定真正的公共利益範圍。這很容易讓人想起尤根·哈貝馬斯在《公眾領域的結構轉換》一書中提出的「公共領域」（publicsphere）概念。「公共領域」中的公共利益既是普通民眾的利益集合體，也是知識分子所追求的最為基本的價值目標。而要「重建公共知識分子的倫理體系，彰顯公共知識分子的倫理價值，我們不僅要強調知識分子的思想力量，還要強調他們思想行為的實踐價值，使其在公共領域的『現場』意義上凸現知識分子的重要作用，而不是事後諸葛亮式的是非判斷」。[33]正是這種思想與能力、外驅與內動、理論與實踐的和諧統一，才使得公共知識分子從一般知識分子中脫穎而出，並保證其內在特質和社會職能達成一致。同樣值得關注的是，在重建公共知識分子新形象的系統工程中，有些觀點顯然值得商榷。如「多餘的公共知識分子」觀。該觀點認為，「既然『超然』和『介入』構成了現代知識分子缺一不可的兩個側面，並體現了公共性的兩方面內涵，那麼兼顧『超然』和『介入』就是現代知識分子現代性的一個重要特徵，區分『公共知識分子』與『非公共知識分子』就沒有實質意義。從這一學理看來，在中國主流意識形態語境中沒有多大必要倡導『公共知識分子』這一概念。」[34]再如「媒體學者」觀。這種觀點將某些媒體視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必備陣地，並以此作為衡量公共知識分子的標準。頗具代表性的主張是，「一是看一些主要網站是否設置有他或她的個人網頁；二是過去二十年里是否經常在《讀書》、《東方》、《天涯》、《南方周末》等報紙雜誌經常發表學術隨筆或就社會熱點問題發表短文；三是他或她的文章引發的社會的『學術』關注程度；以及最重要的是一般說來社會是否認同他或她是學者。」[35]公共知識分子當然是學者，當然要藉助必要的媒體向公眾發表意見，但未必一定要通過學術隨筆的方式發言，更不一定非《讀書》、《東方》、《天涯》或《南方周末》上的文章不可。總之，公共知識分子是一種歷史的、具體的、客觀存在的社會文化現象，其中國語境下的形象重建雖然多少帶有苦澀的意味，但仍不失為一個具有現代蘊涵的現實課題。筆者堅信，只要我們的社會還會持續前行，只要我們的知識分子「睜眼看世界」，公共知識分子話題就不會沒有意義，公共知識分子的形象重建也不會沒有希望。【參考文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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