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健：中國人為什麼沒有信仰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07-14 18:08:56

研究中西方文明，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

那就是無論是基督教、猶太教還是其他什麼教，教民都可以在相同的教義下成為一個文化共同體。

而在中國，卻沒有這樣的事兒，大家今天信這樣明天信那樣，全無定準——用魯迅的話來說就是「求人幫助時，有克魯泡金互助論；不願幫助人時，有達爾文的生存進化論；殺人時他是少正卯，被殺時我是關龍逄（pang）」。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不同？

這主要原因首先是中國人在整體上沒有西方那種對神的信仰。

神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基本上是實用主義，「信則有，不信則無」，沒有把神看作是創造世界，主宰人的命運的外在的力量。西方對中國文化的評價是，在中國文化構成要素中，沒有宗教基因；也有人說中國人是泛神論，山川土地皆有神，到處是神就等於沒有神了。

實際上，世界上不少國家的社會學者和宗教學者對中國的這種文化現象一直迷惑不解。

因為世界上任何一種宗教在創立後都曾經傳入中國，但任何一種宗教在中國的傳播都沒有引起宗教狂熱，在宗教面前，中國極其冷靜；同時中國是唯一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的民族國家。

那麼，人們對此要問一個為什麼？特別是羅馬教廷，在三百多年前就為此進行調查研究了。

細加探討，我們或許可以找到以下原因：

首先，中華文明是個融合型文化。

這種多因素的結構特點，可以抑制某一單質的文化的狂熱中華文明是由多種文化在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中融合而成的。比如，龍和鳳是中國的文化代表，而學者們考證，龍和鳳實際上是中國歷史上兩種文化的代表，這兩種文化融合以後，只有龍和鳳作為標誌留下來；而有的學者認為，龍和鳳又分別是不同文化融合時的標誌，所以中華文明的構成因素很多，結構極其複雜。

而西方的神代表了一種單質的排他性的宗教文化。

這種宗教文化進入中國，遇到中國文化時很難使整個文化體產生共振，更無法取代，因此就無法產生像西方國家對神的那種宗教信仰。

其次，中華文明是一個沒有中斷過的文明，用神無法解釋中國的歷史。

中國歷史的記錄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相比的，是以一種尊重歷史事件的全過程態度寫的；換句話說中國人對歷史的記錄是極其嚴肅認真的，歷史事件發生的原因結果非常清楚，沒有任何想像的成分。

面對這樣的歷史，你無法用超自然的神的作用來解釋歷史上真實的事件。

一般的，神只能去解釋那些歷史上查不清楚的事。

比如，世界各個民族在出現文字之前都有自己的傳說，而只有中國人的傳說可以從田野考古得到證明，可以找到傳承關係。其他文明古國的歷史是中斷的，這種中斷的歷史就有了想像的空間。

中國的歷史既然無法用神來解釋，那麼外國的神也就無法解釋中國的歷史。

這是因為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是歷史上兩個並行發展的主體，兩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的，並且兩個主體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沒有任何中斷。在這樣的條件下，外來文化只能作為一個文化因素進入這個發展過程，如果想取代中華文明，就首先需要中斷中華文明，而中斷中華文明就要中斷中華民族的繁衍，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最後，信仰單一的神是一種人類文明幼稚期的產物，中華民族早就渡過了這個時期。

當大家狂熱追逐金錢時，是因為自己兜里沒有錢；當大家狂熱追求一種文化時，是因為自己沒有文化；同樣，當大家狂熱追求一種宗教信仰時，是因為自己沒有宗教信仰。

因為沒有才狂熱，因為狂熱才顯得幼稚。

西方的一些學者根據歐洲宗教發展過程提出了宗教發展三段論。

就是宗教是由原始宗教，多神教，一神教這樣有低級向高級發展起來的。

根據這個結論，他們認為中國還沒有到宗教的高級階段。

從中國歷史看，在周朝時中國傳統觀念就已經放棄對神的信仰了，也就是說中國曾經有過對神的信仰，只不過思維成熟以後放棄了，因為從神或宗教的角度無法解釋周朝為什麼取代商朝，對以後的朝代更替更無法解釋，無法解釋現實的東西就會被拋棄；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大變革，神的統治更沒有社會基礎了，百家爭鳴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一家討論神的存在和神的作用。

一個不中斷的民族文化歷史就是有這樣的好處，社會變革無法用一個簡單的說法無法圓滿地解釋。

任何一個觀點在這種變化面前都顯得十分幼稚。

從終極關懷的角度看，我們可以看出：在古代氏族中各民族的文化，唯希臘人為發育正常的小孩。

從希臘第一個哲學家泰勒士在紀元前六世紀就提出並試圖回答宇宙本源問題，從泰勒士主張萬物皆出於水，到普羅泰戈拉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這是希臘哲學史的第一個一百年，也是最重要的一百年，這一百年里，經過泰勒士、畢達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德謨克利特等哲學家的相互駁斥與創造，建構成西方文化鏈的第一環節，也是最重要的環節：終極關懷。並且從此以後，終極關懷緊緊糾纏著西方思想，終古不釋。

宇宙本源是一個永恆的問題，永恆的問題永遠不會有結果。

在這個問題上窮追不捨，勝者不會勝，敗者也不會敗。

也就是這個無勝無負的問題使西方思想孕育出一種極其可貴的「彼岸意識」，即人間至尊至貴皆退入此岸，而任學者從彼岸評論提點。柏拉圖的《理想國》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站在彼岸向此岸發難，用彼岸理念構築成一個理想世界，用以超越並改造人間此岸。

柏拉圖以此奠定了自己在西方政治哲學史上的開山祖地位，也以此規範了西方政治哲學兩千多年的基本流向，終極關懷這一文化基因一直在滋養著西方知識界的良心意識。從古至今，西方終極關懷不止，社會批判不息，從而鍛造出如托爾斯泰、愛因斯坦、羅曼羅蘭、左拉、薩特等一系列西方社會良心的優秀知識份子。

與西方這種終極關懷、社會批判意識相較，中國先秦時代的以孔、墨、老莊等為代表的百家學派，與其他後起學派交匯摻合，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實用理性」，即整個民族先驗不足經驗有餘，只重此岸不重彼岸的思維定勢。

綜上所述，我們也就理解了為什麼黑格爾會說：孔子只不過是個平庸的世間智者，在他那裡沒有一點思辨哲學。我們經此也就懂得了為什麼李約瑟會說：古代中國思想中根本沒有什麼「彼世」，也正是因此它常常會使人覺得這個東方古國奇異之處甚多。也正因如此，中國的文人學者才缺乏批判意識，因為未站在彼岸，沒有制高點、缺少高度，又從何能批判此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