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郭齊勇：傳統中國是儒家式的社會，是小政府大社會的典型

作者授權發布

黨的十七大、十八大政治報告都強調了「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建設問題，肯定「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大意義，認定「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

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強調「四個講清楚」，其中之一即是：「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

「軟實力」的概念由哈佛大學教授小約瑟夫·奈於1990年提出，軟實力概念有兩層主要含義：第一是文化吸引力，與之相關聯的一個概念是價值觀的吸引力；第二是遊戲規則和標準的制定能力。能夠參與規則的制定，就可認定為有這方面的軟實力。

具體說來，軟實力主要包括文化、意識形態、制度安排和外交事務的影響力等。我們重視的主要是文化價值觀念與信仰系統對國民的凝聚與提升的功能問題。

什麼是國學？國學與文化軟實力有什麼關係？國學與當代中國社會及人心的安立有什麼關係？本文擬略加闡述，就教於方家。

國學不僅僅是學問或學術的概念，而且還是民族性與民族魂的概念

簡單地說，國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通稱。中華各民族從古代到今天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與時代的蒙學讀物、習俗、禮儀、語言、文字、天學、地學、農學、醫學、工藝、建築、數學與數術方伎、音樂、舞蹈、戲劇、詩詞歌賦、琴棋書畫、思想、心理、信念、宗教、政治、倫理等，都在國學的範圍之內。

這麼說來，國學是無所不包的了。的確，國學的內容包羅至廣，但我們還是可以作一點分梳。

大體上說，國學有四個層面。

第一是常識層面，即國學的ABC。例如稱謂、謙詞等。

第二是學術與技藝的層面，即傳統文化各門類各方面，包括地方文化、民間技藝、學術傳統之傳承，比較專門。

第三是道德價值與人生意義的層面，國學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懂得人生價值，培養人格操守，如何安身立命。

第四是民族精神，或國魂與族魂的層面。

國學按傳統圖書與學術之分類有經、史、子、集四部，或義理、考據、辭章、經世之學的諸路向。國學的核心價值在第三、第四層面。

從清末留亡日本的志士仁人使用「國學」這一名稱開始，國學的內核主要指國家民族歷史文化的根本精神價值。

在國勢日頹、民族危亡之時，章太炎說：

「夫國學者，國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聞處競爭之世，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國能自立者也。吾聞有國亡而國學不亡者矣；而吾未聞國學先亡而國仍立者也。故今日國學之無人興起，即將影響於國家之存滅，是不亦視前世為尤岌岌乎？」[1]

鄧實說：「國學者何？一國所有之學也……有其國者有其學。學也者，學其一國之學以為國用，而自治其一國者也。國學者，與有國而俱來，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須臾離也。君子生是國，則通是學，知愛其國，無不知愛其學也。」[2]

也就是說，國學不僅僅是學問或學術的概念，而且還是民族性與民族魂的概念。

國學雖不等於儒學，但儒學是中國文化的主流

從近代仁人志士藉助日本的「國學」概念，來應對西學開始，在他們心目中，「學亡則亡國，國亡則亡族」，面對東西方列強的野蠻侵略，他們試圖以保文化學術來救國家民族。

梁啟超積極引進西學，然而對於國人鄙薄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卻心懷憂慮。

他說：「吾不患外國學術思想之不輸入，吾惟患本國學術思想之不發明……凡一國之立於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質。欲自善其國者，不可不於此特質焉，淬厲之而增長之……不然，脫崇拜古人之奴隸性，而復生出一種崇拜外人、蔑視本族之奴隸性，吾懼其得不償失也。」[3]

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從盲目崇拜古人轉向盲目崇拜洋人，以為自己的文化傳統都是糟粕，中國百事不如人。

其實，國學是開放的，包含了歷朝歷代消化吸收了的外來各種文化。我們不能把國學狹隘化。

第一，國學不只是漢民族的學術文化，它包含了歷史上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學術文化及其與漢民族的交流史。漢字記載的文獻中也包含了不少少數民族的文化資料。

第二，國學不只是上層精英傳統，還包括小傳統，如民間民俗文化，各時段各地域各民族的傳說、音樂、歌舞、技藝、建築、服飾、禮儀、風俗、宗族、契約、行會、民間組織等，有如今天的某些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

第三，國學還包括歷史上中外地域文明的交融，如外域文明的傳入，西域學，佛學及其中國化，西學東漸與中學西傳的內容與歷史過程等，都屬於國學的範圍。

第四，國學雖不等於儒學，但儒學是中國文化的主流，儒學在價值系統、國族精神方面為國學提供了豐富的內容。

必須明了，國學、經史子集等，並不是漢民族的專利，其中包含、匯聚了歷史上多民族的智慧與文化，是中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共同擁有的文化精神資源，正所謂「一體多元」，「和而不同」。

我國不同時空、不同民族、地域的豐富多彩的文化不斷交流融合，其中還伴隨著中外文化的碰撞、交流與融合。我們肯定中國文化、國學是多元一體的中華各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其中有信仰體系、價值體系與知識體系等層次。

最高層次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即國魂與民族精神的內涵，包含中國人的信仰方式、終極關懷與安身立命之道，以及中國人的核心價值系統。

西漢朝廷選擇儒學作為指導思想有一個過程，大約經歷了六、七十年。選定儒學，是因為儒學平易合理，為朝野所能接受，足以內裕民生，外服四夷，適應了承平時期凝聚社會人心，積極有為地推展事功的需要。

儒家講禮樂倫理教化，禮教使社會秩序化，樂教使杜會和諧化，與民眾的穩定和平、淳化風俗的要求相適合。社會要繁榮發展，秩序化、和諧化是基本的要求。

實際上，漢武帝時代並沒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中華文明史上，源遠流長、大中至正、功在長治久安，能夠維繫人心又最無排他性的是儒家文化。

儒學是學習的文明，包括最有人性的治政方略、最為穩定的社會秩序與最能安立人心的信念系統。儒家重視社會自治與社會公平，致力於「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肯定私人利益與私人空間，營造人人感到安寧的生存環境，並以教化為先，維護公序良俗。

儒家滿足人民的一個基本公正合理的要求，強調民生，制民恆產，主張惠民、富民、教民，縮小貧富差距，對社會弱者、老弱病殘、鰥寡孤獨予以保護。其推行的文官制度、教育制度，為平民，為農家子弟提供了受教育與參與政治的機會。

這個文官制度，就成了我們的一個國本。這樣，它就使得歷代各級政治有了新鮮血液，有民間基層的人士參與。

其實，提倡國學與吸納西學並不矛盾。陳寅恪說：「一方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4]

任何民族的現代化都不可能是無本無根的現代化。對於祖國傳統文化的價值理念、生存智慧、治國方略，我們體認得越深，發掘得越深，我們擁有的價值資源越豐厚，就越能吸納外來文化的精華，越能學得西方等外來文化之真，這才能真正使中西或中外文化的精華在現時代的要求下相融合，構建新的中華文明。

學習國學更重要的是把握中華人文精神與價值理念，了解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融會的過程，及其可大可久的所以然，堂堂正正地做一個中國人。

中國文化的大傳統與小傳統是打通了的，國學具有平民化與草根性的特點

就人生意義與價值的層面來說，梁啟超說過，儒家《論語》《孟子》等經典，「是兩千年國人思想的總源泉，支配著中國人的內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聖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們全社會形成共同意識，我們既做這社會的一分子，總要徹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識生隔閡。」[5]

這就是說，《四書》等表達的是以「仁愛」為中心的「仁義禮智信」等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念，這是中國歷代老百姓的日用常行之道，人們就是按此信念而生活的。

中國文化的大傳統與小傳統是打通了的。國學具有平民化與草根性的特點。

中國的草根，中國的民間流傳著的諺語是：「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這些來自中國經典的精神，透過《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弟子規》等蒙學讀物及家訓、族規、鄉約、譜牒、善書，通過大眾口耳相傳的韻語故事、俚曲戲文、常言俗話，成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言行軌範。

宋代王應麟的《三字經》開宗明義：「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

這就把孔子、孟子、荀子關於人性的看法以簡化的方式表達了出來。孔子總說性近習遠，孟子強調天賦的良知良能的發揮，荀子強調的則是後天的教育與訓練。

清代李毓秀《弟子規》的總序說：「弟子規，聖人訓。首孝弟，次謹信。泛愛眾，而親仁，有餘力，則學文。」以下分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等幾部分。

這些綱目都來自《論語》。《弟子規》中對孩童舉止方面的一些要求，如要求孩童站立時昂首挺胸，雙腿站直，見到長輩主動行禮問好，開門關門輕手輕腳，不用力甩門等。這些規範都是文明人起碼應有的，是尊重他人而又自尊的體現。

朱伯廬的《朱子治家格言》起首的一段說：「黎明即起，洒掃庭除，要內外整潔；既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點。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

這都是些平實不過的道理，體現到一個人身上就是他的家教。舊時罵人，說某某沒有家教，那是很重的話，讓其全家蒙羞。我們不是要讓青少年一定要做多少家務，而是要他們從小學就動手打理好自己與家庭的事情，不要過分依賴父母，依賴他人，能夠自己挺立起來，培養責任意識。

同時，知道一粥一飯、半絲半縷都是辛勞所得，我們能夠懂得去尊重家長與別人的勞動。如果我們真的有敬畏之心，就知道珍惜，不應該浪費。

南開中學的前身天津私立中學堂成立於1904年10月，老校長嚴范孫親筆寫下「容止格言」：「面必凈，發必理，衣必整，紐必結。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氣象：勿傲，勿暴，勿怠。顏色：宜和，宜靜，宜庄。」

這四十字箴言借鑒了《弟子規》，它成為該校對中學生的容貌、行止的基本要求。該校設整容鏡，師生進校時都要照鏡正容色。後來張伯苓先生治校，堅持了這些做法。

現今南京夫子廟小學的校訓是：「親仁、尚禮、志學、善藝」。我認為這是非常好的。對孩童、少年的教育，首先是培養健康的心性情才，從日常生活習慣，從待人接物開始，學會自重與尊重別人。

南京夫子廟小學

蔡元培先生在留德期間撰寫的《中學修身教科書》，商務印書館於1912年至1921年間共印行了十六版，他還為赴法華工寫了《華工學校講義》，兩書在民國間影響甚大，今人合為《國民修養二種》一書。

蔡先生重視社會基層的公民教育，他的用心頗值得我們重視。他創造性地轉化本土的文化資源，特別是儒家道德資源來為近代轉型的中國社會的公德建設與公民教育服務。

其實，南宋以後在我國與東亞的民間社會流傳甚廣、深入人心的朱熹的《家訓》中說：

「事師長貴乎禮也，交朋友貴乎信也。見老者，敬之；見幼者，愛之。有德者，年雖下於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雖高於我，我必遠之。」

「人有小過，含容而忍之；人有大過，以理而諭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

又說：「勿損人而利己，勿妒賢而嫉能。勿稱忿而報橫逆，勿非禮而害物命。見不義之財勿取，遇合理之事則從……子孫不可不教，童僕不可不恤。斯文不可不敬，患難不可不扶。」

朱子說此乃日用常行之道，人不可一日無也。應當說，這些內容來源於詩書禮樂之教、孔孟之道，又十分貼近民間大眾。它內蘊有個人與社會的道德，長期以來成為老百姓的生活哲學。這裡所說，多由私德推致公徳領域了。

中國古典的教育，其實就是博雅教育

國學當中有很多修身成德，培養君子人格的內容。中國古典的教育，其實就是博雅教育。

六藝的內容是禮、樂、射、御、書、數，就是禮儀、音樂、射箭、駕車、識字（書法）、算術；輔以詩詞歌賦，琴棋書畫。

這些東西是和技能相關的。傳統的、儒家式的教育其實也不排斥技能，但不僅是技能，同時也是拓展人生活維度的方法手段，是高雅的興趣愛好，是人與人之間交流溝通的媒介。傳統的教育很講究涵泳，就是身臨其境，深入其中的真切體會。在興趣的培養中，讓人受到熏陶和感悟，使人養成樂善好群、敦厚優雅的品行。

中國傳統的教育是一種廣義的教育，既包含今天的技術教育、知識教育、又包含藝術教育、生死教育與身體教育等德智體美諸方面。它體現的是一種大的教育觀。這種教育觀是以成就人格為核心的，而它最為關心的主要是人的道德與性情。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就是以德為主。

傳統的教育並不是道德說教，不是填鴨式滿堂灌的教育，而是春風化雨似的，讓學生在點滴中有所收穫，如詩教、禮教、樂教等。

「仁、義、禮、智、信」「五常」具有草根性，是歷朝歷代志士仁人與普通老百姓內在的生活信念與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德律令。「五常」的內涵，通過蒙學讀物、民間諺語與故事、戲文、連環畫、家訓、家禮等，通過家教與民間社會生活與信仰，滲透到世世代代中國人的生活世界中。老百姓評價周圍的人，常說這個人「仁義」，那個人「不仁義」等。

仁、義、禮、智、信等價值仍在老百姓的生活與生命之中，五常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道德文化土壤

天津白芳禮老人，靠自己蹬三輪車的收入幫助貧困的孩子實現上學的夢想。從74歲蹬到將近90歲，他省吃儉用，掙下35萬元人民幣，資助了300多名貧困學生。

黑龍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學教師張麗莉，一天在該校一群學生準備過馬路時，一輛客車突然失控撞上停在路邊的另一輛客車，被撞客車猛力沖向路邊的學生，本可以躲開逃生的她，奮不顧身去救學生，自己卻被捲入車輪下，雙腿粉碎性骨折，造成高位截肢。

武漢大學醫學部傳染病學教授桂希恩，1999年曾冒著風險到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調查不明原因的傳染病疫情，發現該傳染病是艾滋病，隨即向中央反映艾滋病疫情，後又把病人請到他家裡吃飯，他們同桌吃飯，在他家裡留宿，他們夫妻兩個人睡在地上，而把床讓艾滋病病人睡。

湖北黃陂孫水林、孫東林兄弟被人稱為「信義兄弟」。2010春節前夕，孫水林提取26萬元現金，帶著妻子和三個兒女從天津趕回武漢，要在春節前把工錢發給農民工。他駕車駛至南蘭高速開封縣隴海鐵路橋段時，由於路面結冰，發生重大車禍，20多輛車連環追尾。孫水林一家五口不幸全部遇難。弟弟孫東林為了完成哥哥的遺願，在大年三十前一天，將工錢送到了農民工的手中。

以上這些人與事就在我們身邊。它告訴我們，五常等基本價值，今天仍在我們的社會中存在著。

我們的廣大民眾，仍然信奉著這樣一些最基本的核心價值。

它也說明，五常之德仍可以存於現代社會，化為孝敬父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行為，化為對人類、民族、國家、社會、團體的奉獻精神。持守道義，主持公道，誠實守信，禮貌待人，言行一致，仍是我們做人的準則。

當下與未來社會的發展，仍需要價值引導。面對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群體之間等諸多問題，我們的傳統核心價值有著重大意義。在做人做事的各方面，在人性修養、整飭官德吏治、加強廉政建設等方面，傳統核心價值觀仍有效用。

仁、義、禮、智、信等價值仍在老百姓的生活與生命之中，只要我們有文化自覺，善於啟導，協調整合，仍然會成為我國發展的軟實力。

五常正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道德文化土壤！

國學中的首要國家治理智慧是「仁政」，「仁政」首先要解決民生問題

國學中的治世經驗與智慧，首先是富民教民，制民恆產。

孔子以「庶、富、教」為治國方略。他強調養民、富民，富而後教。

孟子仁政學說的目的是為民，其最基本的要求則是要解決百姓的溫飽問題，安頓他們的生命與生活。孟子的民本思想以解決民生為急務，即所謂「民事不可緩也」。

仁政的基礎首先是解決百姓的生活，在孟子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下，百姓能保命並維持基本的生活已是非常難得了。為此，孟子明確提出「恆產恆心」「制民之產」說，主張政府一定要為民制產。

制民之產是為了解決黎民百姓基本生產與生活資料的保障問題，此為養民安民的基礎。仁政首先要解決民生問題，在先儒養民、富民，安頓百姓的生命與生活的基礎上，孟子首次明確提出為民制產，認為人民只有在豐衣足食的情況下才不會胡作非為，並接受教化。

仁政以土地制度為基本保障，這還是生存權問題，民生問題。小民的土地宅園，核心家庭的基本溫飽，老人的贍養均是仁政的主要內容。

這裡多次提到要保證黎民不飢不寒，糧食如水火那麼多，五十歲以上的人有絲棉襖穿，七十歲以上的人有肉吃等。凡此種種，皆可看出孟子的民本思想以民生為起點，切實而具體，皆是為民之生存與發展而設也。

百姓的生計解決了還不夠，還須施以教化，如此方能調治民心，和諧人倫關係，安定社會秩序。所以孟子主張「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孟子·梁惠王上》）百姓皆能親其親、長其長，則國益安矣。

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盡心上》）

良好的教育，方能使百姓心悅誠服，有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而再好的政治手段也不過與民爭利、得民財而已，達不到得民心、使百姓衷心擁戴的效果。

可見，不管是執政者自身還是百姓，皆應注重德性培養、禮義教化，否則「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孟子·離婁上》）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上下交征利，國之亡可立而待也。關於人倫教化的問題，下面我們還要強調。

在社會治理上，儒家在注重法律的同時，也注重教化

孔子說：「道（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

《禮記·樂記》：「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古代禮樂刑政的配置，禮樂是文化，有價值。「禮」是帶有宗教性、道德性的生活秩序、規範。

在「禮」這種倫理秩序中，包含了人道精神、道德價值。荀子推崇「禮」為「道德之極」、「治辨之極」、「人道之極」，因為「禮」的目的是使貴者受敬，老者受孝，長者受悌，幼者得到慈愛，賤者得到恩惠。

在貴賤有等的禮制秩序中，含有敬、讓、孝、悌、慈、惠諸德，以及弱者、弱小勢力的保護問題。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禮記·曲禮上》）

這一交往原理包含如下內容：以德為貴，自謙並尊重別人，講究施惠與報答，禮尚往來。無論富貴或貧賤，都互相尊重，互利互惠。

「有子（孔子的弟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

據楊樹達先生《論語疏證》，這裡「和為貴」的「和」就是「事之中節者」，即恰當、恰到好處。就治理家國天下的事務而言，禮的作用，以遇事符合一定的節度，無過無不及，做得恰當為可貴。

當然，不是為恰當而恰當，這裡有文化價值的內涵。但以一定的規矩制度來節制人們的慾望與言行，則是禮的主要功用。這其中蘊含的「節度」的觀念亦是值得發掘的。

儘管「禮」與「樂」有不同的側重，「禮」主別異，「樂」主合同，「禮」主治身，「樂」主治心，禮自外作，樂由中出，但誠如荀子所說，「禮」「樂」是相互配合發生作用的，特別是來「管乎人心」的。

「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荀子·樂論》）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禮記·樂記》）

「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禮記·文王世子》）

禮樂教化，主要是和諧並提升百姓的。「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周禮·春官·大宗伯》）

禮樂文化不僅促進社會秩序化而且有「諧萬民」的目的，即促進社會的和諧化並提升百姓的文明水準。

一個穩定和諧的人間秩序總是要一定的禮儀規範為調節的，包括一定的等級秩序、禮文儀節。

「禮」的目的是使「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記·樂記》）禮樂教化的人文精神是人與人、族與族、文與文相接相處的精神，是協和萬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融合併形成統一的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動力。

孔子對禮樂的繼承、傳授，大有益於他身後兩千五百年世道人心的維繫和民族的大融合、文化的大融合。

就現代生活而言，在外在強制的法律與內在自覺的道德之間，有很大的空間，即包含社會禮俗在內的成文與不成文的規範。這就是「禮」。

古今社會規範的差異不可以道里計，但提高國民的文明程度，協調群體、社區的關係，促成社會健康、和諧、有序地發展，不能沒有新時代的禮儀文化制度、規矩及與之相關的價值指導。我國曆來是禮儀之邦，今天我們仍然面臨提高國民的文明程度的任務。在這一方面，禮學有深厚的資源。

禮包含著法，禮既是道德規範，又是法律制度。儒家主張「明德慎罰」、「德主刑輔」、 「一斷於法」、「賞當其功，刑當其罪」、「執法必信，司法必平」等公平原則。

荀子說：「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逾德。」（《荀子·君子》）

同時，荀子又主張不以私情害法，指出：「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荀子·修身》）

他強調「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荀子·議兵》），「刑彌繁而邪不勝」（《荀子·宥坐》）。他主張「明刑弼教」，不濫用刑，「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荀子·議兵》），重視德教。

儒家總體上肯定德本刑用，省刑慎罰，反對不教而誅。

政令也是社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主張禮樂刑政四者配合起來。

傳統中國是儒家式的社會，是小政府大社會的典型

國學中的治世經驗與智慧，第三是擴大社會空間，提倡社會自治。

古代村社組織有十、百家，或稱邑、里，或稱「社」與「村社」。管理公務的領袖，是由選舉產生的三老、嗇夫等。公共生活在庠、序、校中進行。庠、序、校是議政、集會與活動的場所，以後變成古代的學校。祭社和祭臘是最熱鬧的群眾性活動。

呂大鈞、大臨兄弟建立的「鄉約」、范仲淹首創的「義莊」。同是地方性的制度，也同具有以「禮」化「俗」的功能。「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荀子·儒效》）

傳統中國是儒家式的社會，是小政府大社會的典型。

傳統中國的社會管道、中間組織很多，例如以宗族、家族、鄉約、義莊、幫會、行會（到近代轉化為商、農、工會）等為載體，以民間禮儀、節日與婚喪祭祀活動，村社活動，學校、書院講學活動，士農工商的交往等為契機，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社會自治、地方自治的。

傳統中國絕非由政府包打天下，而主要靠血緣性的自然團體及其擴大化的社會各團體來治理社會，這些團體自身就是民間力量，它們也保護了民間社會與民間力量，包含家庭等私人空間。

它們往往與政權力量相抗衡又相協調，在平衡政權力量的同時，又起到政權力量所起不到的多重作用，如抑制豪強，協調貧富，保障小民生存權，教化民眾，化民成俗，安頓社會人心等，又起到慈善機構的作用，扶助、救濟貧弱，支持農家、平民子弟接受教育、走上仕途等，乃至對抗專制政府的惡法與法家以國家權力破壞親情及私人領域的若干做法。

儒家強調知識分子在社會政治中的指導作用，甚至提出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的主張。

儒家有其言責，批判與主動建言，為廣開言路而抗爭。

教化並非奴化，並非說教

國學中的治世經驗與智慧，第四是重視道德教化與民間信仰的培植。

董仲舒說：「教化不立則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提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

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春秋繁露·冊問》）

教化並非奴化，並非說教，儒家在人文教化過程中重啟發與實踐。傳統社會裡士紳階層、宗族祠堂在民間教化中起著重大作用，其中包含著儒釋道三教與其它民間文化與宗教，乃至民間信仰的作用。傳統社會中的民間信仰非常豐富，大多是良性的、正面的。

民間組織與民間自治，士人積极參与及儒學傳統所倡導的公共性與公共品德是公民社會的人的成長與全面發展的基礎，也是現代性政治的基本內容。

公民道德的重建離不開儒家文化的土壤，儒家的人禽之辨、公私義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天理與人慾之辨，對今天重建官德、整飭吏治腐敗有極積意義。

國學在民間的復興，意義不容小覷

近些年我國城市社區國學、民間儒學、企業儒學和鄉村儒學得到可喜的發展。

四川省成都融信恆業投資有限公司是房地產公司，在四川大學國際儒學院舒大剛教授等的支持下，積極開展以儒學為主題的企業文化活動，並在西貴堂小區重建中國傳統小區文明，使之成為儒家生活試驗基地。

西貴堂儒家生活試驗基地以「君子之居」的核心理念「孝、恕、禮、信」為主題，編製西貴堂《小區行為公約》，形成小區行為準則，建立小區道德行為規範，奠定小區文化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西貴堂儒家生活試驗基地

他們還建立西貴堂《小區禮儀標準》，當業主有婚、喪、嫁、娶及傳統節日等，結合傳統禮儀設計標準儀式進行恭賀、慰問及組織小區活動。並且通過小區選舉，推舉小區文化骨幹，成立小區文化指導委員會「知行學社」，通過「知行學社」的感染和影響，使業主逐漸認同「君子文化」價值體系和道德規範。

河南省建業集團辦的本源書院，在鄭州市天明路樓盤內成功地辦了一家，並在各地推廣。該書院的理念是「感恩、尊重、給予」。他們聘有專職人員並招慕、培養義工（主要是在讀的大學生），在社區內辦人文學堂、少年國學院、圖書館與義工中心，活動有聲有色，且講實效。

他們針對老中青少的實際，寓教於樂，強調親子教育，提升老百姓的文化品質與品味，該書院讓國學走進社區已有豐富的經驗，居民很是歡迎，主動參與。

江蘇省南通市有一個民間公益性的知止堂，開展誦讀蒙學與四書等經典是義學重要的活動。義學裡的義工老師做到身體力行。義學的民俗體驗課程主要聚焦於一些重要節日上。除傳統節日春節、元宵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等，還有孟母節（中華母親節）、七夕節（中華情人節）、重陽節（中華敬老節）、教師節、曬書節等，都被納入課程。

知止堂端午節活動

民俗體驗課程中有很多地方因素，清明節祭文天祥，重陽節遊覽張謇墓園等，已將南通的歷史與文化從不同方面展現出來了。知止堂義學的成功，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與社區結合。社區積極支持，為義學提供了場地、設施等。

鄉村儒學的復興值得提倡。尼山聖源書院的一些學者們，牟鍾鑒、顏炳罡、趙法生等教授決心從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山東省泗水縣夫子洞村開始探索。重建鄉村儒學從哪裡開始呢？他們決定從孝道開始，因為村裡老人們的處境普遍不佳。學習《弟子規》一年後，已有顯著成效。

鄉村儒學建設在開展《弟子規》教育的同時引入禮儀教育，請禮儀專家來給老百姓講授和演示一些儒家禮儀，比如成童禮、開筆禮、冠禮、婚禮、射禮、釋奠禮等等，並在課堂上教導鄉親們行禮如儀，給孔子和講課的老師行拜師禮，青少年還要給在座的長輩們行敬長禮。

孔子故里的禮讓之風就在這些生活化的禮儀熏陶之中逐漸歸來。學者們依託書院探索建立專業性的鄉村儒學推廣組織，每月中與月末定期給開設兩次鄉村儒學課堂。

浙江省各地的儒學社團積極推動儒學復興事業。

2009年12站台州市路橋區峒嶼村「路橋黃綰紀念館」舉行了開館儀式。該村林筠珍女士作為一位普通農民，自籌資金，建成國內首家王陽明門人的紀念館。浙江省儒學學會執行會長吳光教授、副會長錢明教授到會祝賀並作了學術報告。該館將祭學合一：

「祭」就是要充分尊重當地村民的信仰習俗，根據民間信仰中儒、佛、道不分家的文化生態，把紀念館中所供奉的儒家聖賢、佛教菩薩等作合理布局；

「學」就是要突出文化、教育的內涵。立足於紀念館的民間性、鄉村性、通俗性和普及性的宗旨，適當引導，以祭帶學，把紀念館真正建成一個對鄉村和諧社會建設有益的文化教育場所。

路橋區政府也支持紀念館的各項文化活動，並對其進行適當引導和規範，使之納入並符合路橋區文化建設的總體規劃。

廣州中山大學黎紅雷教授的家鄉----海南省瓊海市大園古村設立青少年教育基地推廣蒙學，海南各地民間堅持祭祀之禮。國學、儒學通過民間組織的各種各樣的途徑，如重建書院與文廟，恢復祠堂與民間慈善會，組織兒童讀經與唱持活動，復興並改革冠婚喪祭家禮，恢復以孔子誕辰為教師節並舉行相應禮儀，儒家社團參與社會活動，以各種形式讓儒學更加深入地走進我國廣大城鄉的家庭、小區、鄉村、學校、企業、機關，走進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通過耳濡目染，使儒家精神價值慢慢地內在化，重新成為中國人的內在的心靈。這當然是自覺的而不是強制的，當然需要正確引導。

特別應當指出的是，中國老百姓由於自身的精神需要，在民間自發興起的傳統文化熱、國學熱、儒學熱與書院熱已有二十餘年，而且熱度至今不減，儘管其中不免沙泥俱下、魚龍混雜，但總的傾向是向上與向善的。我們應努力使自發的帶有非理性的國學熱，逐步自覺與理性化，使中國文化的認同成為朝野的一種共識。這個意義不容小覷！

習近平主席近年對優秀傳統文化，主要是儒學價值予以高度肯定。習主席指示，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預計今後在國學進中小學課堂，進社會等方面會有大的進展。國學中有知識系統、價值系統與信仰系統，其價值系統與信仰系統是中華各民族凝聚和合的基礎。

文化認同與倫理共識是實現民族復興與現代化的前提條件

我們所以重視並推動民間國學與儒學的復興，主要是基於國家、民族的軟實力的培養。這裡涉及到社會層面的「文化認同」與「倫理共識」與個人層面的「終極關懷」的問題。

文化認同與倫理共識無疑是實現民族復興與現代化的前提條件。如果沒有長期以來形成的多民族統一的中華民族文化的自我認同，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就會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現代化的過程中被「化」掉。

什麼是文化認同？文化身份的自我認同，要解決的是「我是誰」的問題。我是誰，我來自哪裡？我是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一份子嗎？我是中國人嗎？這裡有心靈歸宿感。

什麼是倫理共識？倫理共識是最基礎的國民，按照一種信仰生活，按照基本的倫理、倫常價值來生活，有相對共同的倫理價值。

例如傳統社會的「五倫」。倫理共識中有信念信仰的內容。從私人空間、精神依歸來說，叫終極關懷，就是信仰、信念。

什麼是終極關懷？終極關懷是人面向死亡時的最終關切、想法，人一生念茲在茲的牽掛，對一種精神信念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文化認同、倫理共識和終極關懷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最根本處。其實東西方不同民族、宗教的人，都有不同的文化認同、倫理共識和終極關懷。

當然，不同之中也有共同的東西，因為我們都是同一地球上生活的人。

健康的法治社會需要文化認同、倫理共識、終極關懷的配合。今天我們當然要以法治為主，但法治與德治是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未來社會的發展仍需要價值理性的指導。

如果沒有終極關懷，沒有誠信系統，社會更加缺乏歸宿感、凝聚力，人們生活的無意義感將更增加。

面對西方文化鋪天蓋地的席捲域內和西方宗教的無孔不入的滲透，我們一定要有文化自覺與文化安全意識。

中國的傳統文化及其對一代又一代民眾的養育是我們最大的國情，也是最大的中國實際。國家的興盛與國學的復興是一體兩面的事情。

國學是軟實力。在文化小傳統中，勤儉、重教、敬業、樂群、和諧、互信、日新、進取的觀念，無疑是經濟發展過程的文化資本。「誠敬」、「忠信」思想有助於整頓商業秩序，增強企業內部的凝聚力並改善外部形象，提高效率，促進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

儒釋道家的價值觀、義利觀和人格修養論，有助於克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坑蒙拐騙的行為。

我國需重建真正具有內在約束力的信仰系統，即以「仁愛」為核心的價值系統。從長遠的、健康的、高品質的社會目標來看，儒家「仁愛」思想可以純潔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調整人與天、地、人、物、我的關係，克治自我中心和極端利己主義。「恕道」對於環境倫理、全球倫理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有助於全球持續性地發展。

這些價值至少對於中國大陸社會的整合，和諧社會的建構，具有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

國學中有大量的榮辱觀、廉恥觀的思想傳統與整飭官治、吏治的辦法。國學與現代化的新的倫理價值——個性自由、人格獨立、人權意識等可以整合起來。

儒釋道若干價值觀念與現代人權、平等、尊嚴、理性、道義，不乏可以溝通之處。現代權利意識，現代法律生活，缺乏終極信念的支撐，缺乏深度、積累的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之支撐，很可能平面化與片面化地發展。

在法治社會的前提下，構建現代文明，建設公民社會的倫理體系，需要傳統思想資源特別是儒學的支撐。

傳統文化的教養在今天有重大的安身立命的意義。人性、心性、性情教育，文化理念與信仰的教育是根本的、管總的、長久的。我們提倡以仁、義、禮、智、信等價值與溫、良、恭、儉、讓的品行來美政美俗、養心養性。

這是歷史上儒家教育的傳統，值得我們借鑒，將其用於今天公民社會之公民道德的建設之中。這也是我們今天構建和諧、文明的現代中國社會的需要。

中國現代化的精神根基，當然是以歷史上成為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為主體

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國家的現代化的精神根基都建立在自身的、歷史上形成的文化精神的基礎上，這當然不排斥、不妨礙它對外來文化的吸取、融合與涵化，但根基與靈魂必須是淵源有自的，在歷史上深入到草根百姓的自家文化精神。

正如西方國家之於基督教（新教、天主教），俄羅斯之於東政教，阿拉伯國家之於伊斯蘭教，印度之於印度教，日本之於神道一樣，中國當然是以歷史上成為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為主體。

西方學者認為，只有西方文明才是普遍的，所有非西方文明都是特殊主義的。

我們認為，各文明的特殊性中，特別是其文化價值觀中都含有普遍性，都有可提供給世界各文明參鑒的豐富內涵。

中國文化的重建，尤其是其價值系統的主體性的彰顯，不僅僅有助於國民的文化認同與凝聚力的增強，尤其可以給現代世界提供新的營養。

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價值觀曾經對歐洲的啟蒙起過重大的作用。今天的世界，人與自然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人與人之間、民族之間、文明之間，甚至人的身心之間的衝突與緊張日甚一日，中國的儒釋道等思想資源的創造轉化，可以貢獻更多的智慧。

充分吸取傳統文化中的智慧與經驗，在社會公正，弱者保護，禮法合治，德主刑輔，反腐倡廉，長治久安，生態環境保護等安邦治國的各方面，都會獲得教益。

任何一個走在時代前列的民族，其民族精神都是民族性和時代性的統一。我們必須對自身文化有深切理解，確立文化自主地位，才能真正理解和消化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來豐富自身。

在迪爾凱姆看來，文化（集體意識或社會良知或共同價值體系）的功能乃在於維持社會秩序；而一旦文化瓦解了或失效了，社會也就進入無序狀態。

用更為寬廣的中國精神融攝現代性與傳統的價值衝突，引導世俗社會中個體價值的迷失，這也正是重建中國精神的題中應有之義。

習近平主席講「中國夢」，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國學、傳統文化則是實現中國夢的精神支撐，民族的復興包含著國族意識、民族精神的自覺與挺立。

回到了中國文化的本根，返本開新，創造轉化，重建中國精神，凝聚人心，並把「仁愛」為中心的核心價值理念貢獻給世界。

注釋

[1]章太炎：《國學講習會·序》，原載《民報》第七號。轉引自湯志鈞：《導讀》，《國學概論》（章太炎講演、曹聚仁整理、湯志鈞導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頁。

[2]鄧實：《國學講習記》，原載《國粹學報》第19期。轉引自湯志鈞：《導讀》，《國學概論》（章太炎講演、曹聚仁整理、湯志鈞導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頁。

[3]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原載1902年3月10日《新民叢報》第三號，又載胡道靜主編《國學大師論國學》（上），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23頁。

[4]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見馮著《中國哲學史》，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

[5]參見梁啟超：《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及《治國學雜話》，俱見《胡適文存二集》，亞東圖書館1934年版。

（註：文中小標題系儒家網編輯重新擬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