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文旭：哀悼饒宗頤大師

(2018-02-07 07: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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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文旭：哀悼饒宗頤大師

學界泰斗饒宗頤先生於2018年2月6日凌晨在香港去世，享年101歲。他1917年生於廣東潮州，字伯濂，又字選堂，號固庵，家學淵源，自幼在「天嘯樓」誦讀經史、習書作畫，1949年移居香港，經常到世界各地考察，從事學術研究80餘年，學養廣博而專精，精通甲骨文、古文字學、上古史、藝術史、詩詞學，乃至書畫音律，通曉英、德、日、印度、伊拉克等國語言文字，至百歲高齡仍筆墨揮灑不息。他始終保持好奇心、孩童心、自在心，以求是、求真、求正的精神，追求立德、立功、立名，為實現中國文藝復興竭盡全力。有著作約70餘種，論文900餘篇，是蜚聲國際的百科全書式大學者，其治學精神令人敬佩，他的仙逝無疑是學界的一大損失，寫詩以表示哀悼： 學界泰斗饒宗頤，年逾百歲駕鶴離。 幼讀潮州受庭訓，長居香港展鴻翼。 考察敦煌吐魯番，通曉甲骨研經籍。 業精六學冠中西，才備九能化奇蹟。 2018-02-07

【鏈接】國學大師饒宗頤逝世 得香港成就亦回報香港 2018年02月07日 02:56 來源：中國新聞網 記者陳逸舟

資料圖：香港國學大家饒宗頤出席畫展開幕禮。中新社發 譚達明攝　　哲人其萎，泰山其頹。6日凌晨，一代國學大師饒宗頤於香港去世，享年101歲。　　饒宗頤，字伯濂，號選堂，是享譽海內外的學界泰斗和書畫大師。其學茹古涵今，貫通中西，人謂「業精六學，才備九能，已臻化境」，在當代國際漢學界享有崇高聲望。中國學術界曾先後將其與錢鍾書、季羨林並列，稱為「北錢南饒」和「北季南饒」。　　饒宗頤生於廣東潮州一個儒商之家，家學淵源，父親以宋五子之首周敦頤為他命名，希望他能宗法大師。家中的「天嘯樓」藏書數萬冊，饒宗頤自幼徜徉其間，誦讀經史、文賦、詩詞；兩位伯父存有眾多碑帖、拓本和畫作，令他能夠習書作畫。其字自有風骨，行草書融入了諸家豪縱韻趣，被稱為「饒體」，而他最愛描繪的荷花，則有「饒荷」之稱，畫出了周敦頤所寫「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高潔神韻。　　香港是饒宗頤的福地，在戰亂時期，香港讓大師能夠潛心治學，在這裡完成了大部分研究著作。饒宗頤曾說，香港開放而自由，對學術研究者非常包容，令他的研究平台變得非常開闊，有機會與各地學者交流，還可以到世界各地考察學習。正是這樣的客觀條件下，饒宗頤開創了「東學西漸」的學術風氣。　　饒宗頤在香港威望頗深，本地有數個建築和機構均以饒公命名。在位於香港青山道的饒宗頤文化館外，有一方蓮塘，幾株蓮花在冬日含苞待放。從北京來的遊客杜女士6日告訴記者，自己景仰「北季南饒」，因為家住北京大學旁邊，以前常常能見到季羨林。這次來香港也特意拜會饒宗頤文化館。不想竟聞得饒公仙逝的消息。　　香港成就了大師，大師也回報了香港。金庸曾說：「香港有了饒宗頤，就不能說是文化沙漠。」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長李焯芬對中新社記者表示，自己在九十年代初與饒公結緣，後來代表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一直支持饒公的研究工作。　　在2002年香港經濟低迷時期，饒宗頤將其手書的心經贈予港人，以鼓舞士氣。李焯芬就與各方聯繫，希望能夠找到一塊合適的石頭雕刻，可惜香港的環境氣候令石壁容易風化。於是特區政府將墨寶轉化為戶外大型展覽，選址於大嶼山天壇大佛附近，落成了由38支木柱組成的《心經簡林》。　　李焯芬回憶，饒宗頤是一個虛懷若谷的人。在心經簡林落成後，他告訴饒公，大嶼山氣候潮濕，木柱可能比較容易腐爛，饒公大度回答「這世界上有什麼是不會壞的？人也會衰老，何況木條。」　　香港特區政府前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對記者說，饒宗頤一生都在追求自己所熱愛的研究，在學術道路上鑽的很深，理解透徹，而且始終保有赤子之心，這種氣質能夠感染身邊的人，讓人覺得幸福而平靜。　　許曉暉說，饒宗頤在香港留下許多墨寶，是有形的文化資產；再加上他所著的典籍，傳承了中華文化；他對學術的嚴謹態度和熱愛，可以感染下一代，是寶貴的精神遺產。　　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耀明對記者說，饒宗頤是中國文化的符號，是香港一面文化的旗幟。他的成就是後輩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他的奮鬥和自強不息的精神，給年輕人很大的啟發。　　李焯芬說，饒公愛荷，不僅因為其是花中君子，還因為荷葉在一支莖上打平，代表著一種對於中華文化的承擔。　　饒宗頤認為，21世紀是中國文藝復興的時代。經書是中華民族文化精華的寶庫，重新認識經書的價值，對現代人有極大的啟發作用；這個時期也是西學東漸的年代，東方的學術與藝術思想，會對西方產生巨大的影響。　　大師的逝去，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終結。同時，也是下一個時代開始的序章。饒公有詩云：「萬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以求是、求真、求正的精神，追求立德、立功、立名，國學方可立足於世，實現中國文藝復興，這是饒宗頤給後世留下的無窮盡的思想寶藏。 國學大師饒宗頤：學貫中西　惠澤流芳 2018-02-06 23:02:10 來源：新華網 記者 顏昊

　　著名國學大師饒宗頤６日凌晨於香港逝世。消息傳來，香港各界無不嗟嘆惋惜和深切哀悼，對大師一生治學和問道之路致以崇高的敬意。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更形容其為「香港和世界學術和藝術界的瑰寶」。　　秉承家學　嶄露頭角　　公元１９１７年，歲在丁巳，饒宗頤出生於廣東潮州一個殷實的家庭，他的父親饒鍔是當地知名學者和工商金融界名流。饒宗頤自幼秉承家庭教育，博覽群書，家中的天嘯樓是當時粵東最大的藏書樓。　　饒宗頤自幼被父親訓練寫詩、填詞，寫駢文和散文，打下佛學和目錄學基礎。他生前曾表示，在無拘無束的學習環境下，他從小就養成了獨特的學習習慣和方法，這對他以後做各方面的學問研究很有幫助。　　年僅１４歲，饒宗頤即完成《顧亭林學案》一書，轟動一時；１８歲就完成了父親未完成的著作《潮州藝文志》，２０歲出頭就被聘為中山大學的研究員。１９３８年，為躲避侵華日軍，他隨中山大學遷往雲南但病倒在途中，滯留在香港期間先後結識了商務印書館前任總經理王雲五和近現代著名學者葉恭綽，從此正式步入國學研究的大門。　　１９４９年，饒宗頤移居香港，任教於新亞書院等學府。來港以後，饒宗頤憑藉香港中西交匯的地緣優勢，不斷拓展治學規模並進軍國際漢學界，從研究鄉邦文獻的才子，逐漸成長為世所罕見的國際漢學宗師。　　饒宗頤學術研究範圍頗廣，古今跨度甚寬。從古文字學、甲骨學、考古學、目錄學，到經學、禮學、敦煌學、宗教學；從地方史志、中印關係史，到海上交通史，不一而足。除了學術以外，他在音律、書畫方面的創作也是別具一格，受到廣泛讚譽。　　饒宗頤一生治學嚴謹，先是與錢鍾書並稱「北錢南饒」；錢鍾書去世以後，又與季羨林並稱「北季南饒」。學術界稱他為「國際矚目的漢學泰斗」「整個亞洲文化的驕傲」。　　學貫中西　著作等身　　上世紀６０年代，饒宗頤開始研究敦煌經卷在學術和藝術方面的影響，上世紀８０年代走訪敦煌，東學西漸，通觀互補，在敦煌學領域造詣非凡。他生前回憶，１９６２年第一次前往莫高窟，當時環境很艱苦，但是樂趣無窮，因為自己親身印證了所學到的東西，而且受此啟發又產生了新的問題。　　除了通曉英、德、日、印度、伊拉克等國的語言文字外，饒宗頤還精通希伯來文和巴比倫古楔形文字，進而研究西亞歷史文獻。他曾窮十年之力，將世界最早史詩之一、以楔形文字書寫的阿克得人神話集翻譯成中文，並於１９７６年出版成《近東開闢史詩》。這是中國學者第一次全文翻譯古代西亞史，填補了中國對古代西亞神話研究和西亞早期歷史研究的空白。　　在８０多年的學術生涯中，饒宗頤共出版了１００餘種學術及藝術著作、１０００餘篇學術論文，被譽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除《近東開闢史詩》外，其它重要的著作還包括：１９５６年出版的《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３年出版的《殷代貞卜人物通考》和《詞籍考》等。　　饒宗頤作為研究敦煌本《老子想爾注》的第一人，其《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出版後引起了２０世紀５０年代歐洲對道教的研究熱潮，巴黎大學中國學院更選定此書為教材。《詞籍考》則為學術史上第一部以目錄學和版本學研究詞學的著作，其研究方法與角度為詞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研究資料與基礎。　　在中外關係史方面最值得稱道的是，上世紀７０年代，饒宗頤在發表的《海道之絲路與崑崙舶》中第一個提出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論述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起因、航線和海舶，廣為國內外學界認同和稱頌。　　「正己養氣，奇以治學」。饒公治學尚新尚奇，開風氣、辟新域、出奇兵，在眾多新鮮的領域開荒播種，創造了諸多第一：在甲骨學方面，他是第一位講述巴黎、日本所藏甲骨文的學者；他是學術界第一位系統研究殷代貞卜人物的學者；在敦煌學領域，他首次將敦煌本《文心雕龍》公之於世，並撰寫第一篇研究論文，又是研究敦煌寫卷書法的第一人；他是撰寫宋、元琴史的首位學者，並首次研究了西晉陸機《文賦》與音樂的關係……　　樂觀曠達　自成一家　　除了學術成就外，饒宗頤在藝術領域也卓有成就。他的書畫作品風格獨特，尤以「饒氏本色隸書」而享有盛譽。他所書寫的《心經簡林》矗立在大嶼山島的昂坪，已經成為香港的重要地標之一。他在古琴上的造詣、在舊體文學創作等方面的成就，也都廣受讚譽。　　「閑中有富貴，壽外更康寧」。正如陸遊筆下的詩句，饒宗頤一生健談、樂觀，耄耋之年仍不時參加社會活動，更與大家分享長壽秘訣和人生態度：心胸豁達、心態樂觀，珍重、剋制，以及靜坐、散步、早睡等。　　２０１７年９月，饒宗頤誕辰百歲之際，香港郵政特別發行一套以「饒宗頤教授畫作及書法」為主題的郵票及小型張。這套郵票及小型張精選了饒宗頤五幅中國畫山水花鳥作品及兩幅書法作品，以展現及紀念他「承前啟後、自成一家」的書畫風格。　　香港大學於２０１４年１月向饒宗頤先生授予「桂冠學人」榮譽頭銜，這是香港大學最高學術榮譽。為表彰他在學術領域的傑出成就，香港特區政府於２０００年授予饒宗頤先生特區授勛制度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　　因其在國際漢學界的崇高地位，饒宗頤於２０１２年被選舉為歷史悠久的法蘭西學院銘文與美文學院外籍院士，為亞洲首位獲此殊榮的漢學家。２０１１年７月，經國際天文聯合會小行星命名委員會批准，由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於１９７８年發現的一顆小行星被正式命名為「饒宗頤星」。 國寶級饒宗頤傳奇人生：低學歷進港大 大紅綠俏老翁 2018年02月06日 14:25:31 來源：鳳凰網綜合作者：陳艷群

資料圖 饒公是個奇人。我時常登門請教的耆宿羅錦堂先生，曾如此評價老友饒宗頤。 與羅先生聊天時，總聽到有幾則關於饒公的風雅趣事。我與饒公素不相識，起初聞之，不以為意，慢慢聽多了，一位溫厚可敬的學者形象，便在我腦海里鮮活起來。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羅先生由香港新亞書院移帳香港大學，其時供職於港大中文系的饒公是推手。倆人之前從未謀面。饒公透過羅先生時常在《大陸雜誌》上發表的文章，窺其文學功底，印象深刻，乃致信至台灣，誠邀羅先生來港大教書。香港大學為英國政府創辦，待遇佳，門檻也高。抗戰以來，大批流亡香港的內地學者，爭先恐後擠破頭，希望在這塊學術領域取得一席之地。 港大中文系的系主任林仰山是英國人，英美教育體制迥異，單憑教師稱謂，可略窺一斑。教授之銜獨一無二，冠於系主任頭上，副系主任為Reader，其他講師如饒宗頤（也就是現今的教授級別）則為lecturer。英籍系主任雖略諳中文，但對中國文學方面師資的篩選，全賴饒宗頤。

1964-65年度中文學會主席黎翰興畢業（右一），與饒宗頤（右二）， 羅香林（右三），楊維楨（左二），羅錦堂（左一）老師合影。 接獲饒公的信時，剛剛榮獲台灣教育部頒發的國家第一文學博士證書的羅先生，正整裝待發，赴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研究所擔任研究員。這是香港新亞書院院長錢穆費心安排的一局棋，其時，錢先生應邀去哈佛演講，而他的中國文學史課由誰來接替，頗費心思。他想到了羅錦堂，文學博士來教文學史，是再合適不過的。無奈台灣和香港方面管治極嚴，兩地互不通往來。急於求才的錢先生衹好另闢途徑，將錦堂先生推薦去日本京都大學一年，由日本迂迴來港。如此一番苦心，羅先生怎能辜負，便婉言謝絕了饒公的好意。等到了新亞書院任教一年後，港大再次向羅先生展開雙臂，打發兩位研究生來請。羅先生權衡許久，最終，他帶著對錢賓四先生的無比感激與微許歉意，跨進了港大。 難以想像，門檻高聳的港大，論資排輩、講究學歷的英國人，如何能不拘一格降人才，使得只有中等學歷的饒公，輕而易舉地跳入了龍門？悉知原委的羅先生解釋道，不能這麼說，港大能請到饒公是港大的福氣，也幫助他們有眼光。單靠文憑這把尺來衡量饒公的學問，過於窄短，不合適，要看他的學術成就，猶如錢賓四和沈從文這些大家一樣，他們都是自學成功的典範。 饒公是個非常勤奮的學者，他治學的領域很廣，經史子集，以及東西方文字學他都涉獵。借用體育方面的術語來比喻的話，竟是不折不扣的十項全能。他的中學老師當時就驚訝於其學識淵博，甚至認為，這孩子可能是在娘肚子里讀完書才出世的。學校這口魚缸太小，放他進大海比較合適。饒公也坦承，學校的教育是模型似的教育，於他太淺，太窄，他寧願自己在家中自學。若說今天能有所成就，應歸於他沒走讀大學的路子，高等學府能夠學到的，可能是一兩個門類，但父親給他打開的這片天空，是無邊無涯的，其廣闊的程度，非大學裡哪一個專業容納得下，他簡直就是天馬行空，無科不修。 當今許多家長為孩子讀書，煞費苦心，又是送貴族學校，又是上重點班，甚至乾脆讓孩子住進老師家，開小灶，花樣百出名堂繁多，但其效果甚微。這些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父母百思不得其解，究竟，何種教育體系能培養出像饒公這樣的人才？顯然，饒公的答案即是，家學。饒公祖上世代經商，擁有數家錢莊，為廣東潮州首富。到父親饒鍔這一代，商字前面則多了個儒字。憑藉殷實的家底，曾遊學四方的父親，平生致力於考據之學，且工於詩文詞章，諳熟佛典，尤喜譜志，其著述甚豐。他不惜重金四處收購各種珍本孤本，並為這些心愛之物築了一座兩層樓的書齋，名為「天嘯樓」。且不說那鶯啼花香，雨打芭蕉的書齋是如何的清幽典雅，單看裡面儲書達十萬冊之豐，就令文人墨客們羨慕不己。

港大老師羅錦堂（右三），饒宗頤（右五） 如此人文厚重的書香門第，培養出的是個性迥異的少年饒宗頤。他愛獨處，不隨聚眾，整天浸淫於看似單調，實則富饒的線裝典籍中。父子感情頗深，家父對他的影響很大，學習之餘，他常替父親整理書稿詩集。十六歲那年，父親因勞成疾而英年早世，留下書齋和錢莊以及未完成的著作《潮州藝文志》。作為長子的饒公，在財富和學術之間，無力兩頭兼故，只能做好一件事。他選擇把精力投放在父親尚未完成的著作上，以便父親的學術能得以延續。如此以來，生意得不到照料，家財在他手上，慢慢地散了。可是誰又能說，像饒公這樣的讀書人，不是富比王候呢？ 兩年後，他將這部網羅潮州歷代學術源流，文人學者的著作以及地方歷史文獻巨著相繼完成。其才華由此顯現出來。當時任廣東文理學院院長的羅香林，慧眼識英才，將二十餘歲的饒公聘請到大學教書。這些逸事皆為羅先生進港大後，羅香林在閑聊時透露出來的。其後，顧頡剛編《古史辨》，也曾力邀幫忙，他來香港後又協助王雲五編寫《中山大辭典》等。可見，饒公的學問是深厚廣博，有目共睹的。如此說來，饒公任職香港大學，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進港大的頭半年，因研究室尚未整理出來，羅先生有幸與饒公同窗共室，面對面辦公達半年之久。饒公在港大教文字學、詩詞和文學批評等，羅先生則教中國文學史。好的教師，課堂上不依賴於講義，饒公也是如此，他常常取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或已研究，尚未發表的東西與學生分享。他強調，文、史、哲、藝不分家，應綜合地研究。 倆人之間的交往，就從這時候開始。他們常常相約在學校旁邊的咖啡館，選一個靠窗的位置，神情愉快地談文說藝。喝著甘澤潤喉的工夫茶長大的饒公，不知何時開始，對香濃微苦的咖啡情有獨鍾了。羅先生不知不覺也受了影響。這讓我想起，十多年前，與羅先生初次相識，是在夏威夷大學的學生餐廳。年近八十的老人家將我安頓在座位上，不容我堅持，轉身去買飲料，我祇好獨自坐在喧鬧的餐廳里，忐忑不安地等著。片刻，只見羅先生端著兩杯熱氣騰騰的咖啡，笑盈盈地走過來，顯然是看到我臉上的歉疚，羅先生毫不介意地說，我天天來這喝杯咖啡，這裡我很熟，你不知道去哪買。西方的紳士風度，和東方文人的儒雅，在老人身上兼而有之。這感人溫馨的鏡頭，一直存於我腦海。我酌磨，羅老喝咖啡的習慣，應是在香港跟著饒公養成的。話說回來，即便是聊天，他們也要將光陰消磨在做學問的探討上。當饒公引出甲骨文的話題時，羅先生便如數家珍地暢談對各朝代的甲骨字體的看法。饒公作詩，羅先生唱和。饒公曾以山水畫相贈，羅先生則將所畫的《蝴蝶圖》請饒公題字。讀書的樂趣，藝術的欣賞，互相堪查，互相印證，其趣味和愛好，很快將倆人引為莫逆。即使羅先生搬入自己的研究室後，倆人仍是經常相談，形影不離。 港大中文系的老師不超過十人，（那時的港大中文系，等於現在的文學院，文、史、哲教師皆有）包括哲學大師牟宗三，歷史學大師羅香林等這些大師級人物，但饒公和羅先生之間卻走得較近。饒公長羅先生十歲，五十開外，中等身材，清瘦。開口閉口以錦堂兄相稱。羅先生則一直稱其為饒公。恭謙有禮似乎是那個時代的風範。饒公是個好好先生，從不生氣，即便有人惱怒他，措詞激烈，他僅笑笑，毫不動氣。如此豁達的胸襟，無疑讓對方相形見拙。這是一種很高的修養，一般人難以做到。也因此，饒公格外為人所尊敬。

饒公百歲慶祝 凡有新事物必學，有疑必問，這是饒公的長處。他喜歡追根詰底，抓住一個問題，窮追不捨，永遠保持著年輕人的好奇。用他自己的話說，這份好奇不能陞官，不能發財，別人覺得很無聊，他卻樂此不疲。饒公到哪都提個黑皮包，裡面裝著一堆問題。遇到合適之人，即從包里掏出一疊卡片，挑揀出幾張，虛心而又不失時機地向朋友請教，與人探討。如得到滿意的答覆，便樂不可支。 饒公遇什麼人講什麼話，他的國語講得比絕大多數香港人要好。設若對方是外國人，他不懂，就當即請教外語。羅先生有一套法語教材，被饒公發現，提出借用，羅先生面有難色，書中每一頁都硃筆圈點過，還密密麻麻寫滿筆記，實在拿不出手。饒公全不介意，反倒認為，筆記越詳細越好，便於他自學。沒想到法語的學習，為後來去法國研究敦煌藝術，查閱索引，打下基礎。新亞書院有位德國籍的女學生，中文名叫李曼，研究方向為廣東方言和俗語。她一直旁聽羅先生的課。李曼也常與羅先生，以及當時在新亞兼課的饒公一起閑聊。母語為潮州方言的饒公，樂於向李曼介紹廣東的民俗的同時，意識到，人家大老遠從歐洲跑來學中文，自己近水樓台，何不向李曼學學德語？於是他的書架上又多了一種語言的書。有位印度領事館的人找饒公請教說文解字，饒公興緻盎然，同領館的人學起梵文來。 羅先生曾好奇地問饒公，為何去研究天書一樣難懂的梵文。饒公頗為自得地說，「我們都知道，中國的文字是倉頡造的，但印度的文字是誰造的，印度人都不知道，我研究出來了。」那種自得意滿的神情無異於哥侖布發現新大陸。至於是誰創造的梵文，羅先生聽過也就忘了。不過，此研究論文早已發表，這裡暫不去追溯。 眾所周知，饒公貪愛書成癖。這一點是步其先父的後塵，一遇好書，千方百計搜購。家中書籍究竟有多少，恐怕連他自己也無從知曉。那些書絕大部分是自己掏錢購得，部分為別人贈予，而借之「忘」還的也有，他似乎很樂意替人保存書籍，即便他人無此要求。羅家倫曾贈送兩本個人詩集給羅先生，內頁有「贈錦堂宗兄」（兩人皆姓羅，同宗）之簽名。另有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送給羅先生的一套個人詩歌全集，共四本，並有簽名，羅先生尚未來得及翻閱，被饒公借去先睹為快。這些書連同那套法語教材，一直由饒公「保存」至今。大半個世紀過去，羅先生無需付分文場地租金，衹是想看這些書時，得驅車下山，去夏威夷大學圖書館借閲了。又據羅先生回憶說，他們舉家從香港遷往夏威夷時，有個搬家工人替他搬運行李，見羅先生是一位大學教授，他就說，教授家的書真多，不過香港藏書最多的，當屬港大的饒教授，為他搬家，光書就折騰了好幾天。常去饒公羅便臣道的寓所登門拜訪的羅先生，自然不會忽略那磊磊落落於三四個房間書架上的書，他在《憶饒宗頤教授》的七言絕句中寫道：「芸窗獨坐凈無塵，滿架詩書未是貧。」並在附識中補充雲，饒公藏書甚富，為香江第一。看來此言不假。搬運工的苦衷，羅先生當然能領會，他笑言：你遇到秀才了。俗話說，秀才搬家---盡書。

饒公山水作品 在香港生活了大半輩子，饒公對它的情懷常常溢於言表，曾無數次慨嘆，香港成就了他，沒有香港，就沒有他的今天。此話有言外之意。饒公於1949年移居香港，作爲一位學者，雖身在殖民地，但治學的環境卻是得天獨厚，執教於港大給了他寬闊的學術自由度。當大陸的文人學者正飽受十多年漫長的嚴寒困苦，身心受到禁錮時，他的事業正艷陽高照，高歌猛進，不時穿梭於世界各地的學術交流之間，以至於數十年來的治學能一以貫之，沒有斷層。這樣的無心插柳，卻獲得一片柳蔭，無怪乎饒公對香港感恩戴德。許多人稱香港為「文化沙漠」，饒公完全不認同，他以自己來現身說法，向世人展示，香港不是文化沙漠。即使是，他也可以使它變成綠洲。因為，所謂文化沙漠也好，文化綠洲也罷，都是人以為之。 他讀萬卷書，甘於清寂，他行萬里路，不計路遙。為了研究甲骨文，他專程赴日本的京都大學。面對被日本人收藏的數千片甲骨文，他內心的激動自是不言而喻。但看到人家對古物保存的態度；祇要是有歷史性，全保留下來，哪怕是一張紙，也不會丟掉。而多年來國人糟蹋自己的古物，經常被當作廢物拋棄。「許多故宮的精華，久已被那些白蟻式的管理人員暗中蛀蝕得差不多了。」看看外國人如何愛惜他們的文化結晶，回頭再看看我們一班不爭氣的子孫怎樣地遭賤文物，不禁汗顏無地。相比之下，日本保護古物的精神實讓他感動。他承認，第一個影響他的人是日本人。他們同世界學術研究界接軌比中國早，知道如何尊重與愛護文物。 為一睹敦煌手卷的真跡，饒公飛去法國。法國考古學家伯希和於1908年在敦煌做考古發掘，將第十七洞里發掘出來的敦煌手卷及一些藝術品運去法國，藏於巴黎圖書館。由於大陸當時與外界失去聯繫，西方漢學家無從接觸中國的資料，而內地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學者也無法與外界接觸，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敦煌手卷目錄資料僅很少部分經過研究。這個時期，香港扮演了關鍵的橋樑角色，在饒公的協助下，法國方面加快了目錄的研究工作。饒公如此奔波努力，為的是對得起祖宗的心血結晶。畢竟，那些同文同種的鄰居，正試圖移花接木，向世界誇耀自己為東亞文明先進。如不再加緊，將來在世人的眼裡，也許這些文明都會認為是別人的榮耀了。值得慶幸的是目錄現已編寫完成。是香港，將兩個隔絕的世界連接起來。這個優勢很重要，它造就了饒公。隨後，他所撰寫的《殷代卜貞人物通考》一書，獲法國蘭西學院(Instituteof France)所頒發之儒蓮獎，是研究漢學者之最高榮譽，同樣也為中國在敦煌藝術方面的研究爭得了發言權。 在大英博物館，饒公將很大的精力研究該館所藏的敦煌曲。跟著又行至印度學習梵文，研究佛法。這些也得益於他在港大教書這個平台。港大的課程不多，有時間做自己的研究；待遇好，且提供可觀的研究經費，供他在全世界跑。他的論文多達五百多篇，著書六十多本。夏威夷大學圖書館的中文藏書約有十幾萬冊，其中個人全集最多的，就香港地區而言，一是錢穆，另一位正是饒宗頤，饒公的全集多達數十本，可謂著作等身。可惜我學識淺陋，竟沒有讀過他的書，但很欣賞他對音樂，書法和繪畫的獨特見解，那些都是從電視訪談節目中看到的。 也許因為在學問方面鑽研得太深，生活興趣就不知不覺地趨向於學術而遠離現實。他不屑世務。據說，饒公並不常請客，無論在外或在家。有人覺得他怪。用常理衡量，這確實不似饒公的為人。但與他交情深的人都知道，饒公不看重金錢，卻吝惜時間，他不願意把時間花在應酬，請客上。女兒說，父親所有收入一分不差交給母親。每天早上出門，家裡人要在他的口袋裡放些錢，倘若遺漏，他身上連喝咖啡的錢也沒有。夫人很少公開露面，即便是像羅先生這樣的好友的家宴，她都從未隨夫前往，她專心專意打理家庭，以便饒公能一心一意地做學問。學問做大了，錢也跟著花在有用之處。95歲那年，饒公將自己的書畫捐出，籌得三百萬，用於保護敦煌石窟。如此慷慨之大手筆，誰再會去計較請客應酬之小事？

饒公作品 饒公晚年篤信佛教。年輕時，他在潮州的老家飽受戰火硝煙，天嘯樓的藏書大多散失，面對滄桑巨變，他泰然處之，覺得萬法皆空，視一切為平常，不受羈絆。他修行的境界最能從書法繪畫中體現出來。在羅先生的記憶里，饒公的國畫曾以山水見長。到晚年卻鍾情於寫荷花。饒公多次談到，與荷結緣，因三個原因。先父為他起名饒宗頤，是讓他學周敦頤。周氏有一名篇《愛蓮說》，文中讚頌蓮花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的美德，代表君子。且佛家有七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啥。梵文的叭咪，意為荷花，代表高潔。再者，荷花的荷也是負荷的意思，對事有擔當，這是佛家的另一種精神。 有佛心，即有佛意。曾一度為大陸人看作花花世界的香港，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經濟處於低迷狀態。作為一個香港文化人，饒公並非「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祇讀聖賢書」的書獃子，他關心社會，也有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情懷。自身雖無扭轉經濟乾坤的能力，但在心靈上願為港人撐起一片仁愛之心。他用心細緻地手書一幅《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獻給全港的人民，希翼用佛教通達的智慧，來超脫世俗的困苦，以求心無罣礙。這份愛人以道的善意，開啟了香港政府某些官員的心智，他們決定將其墨寶轉化為戶外的形式展出，讓更多人受益於佛教的薰淘，同時也可以打造成一個遊覽的景點。於是，建造心經簡林的計劃運應而生。三年之後，果然夢想成真，人們遠遠可以看到，聳立在大嶼山上的三十八根高逾八米的古樸原木上，入木三分地刻著二百六十個字的《心經》原文。其氣勢雄偉無比。

心經簡林（香港） 人一旦進入髦耋之年，身體各部位會或多或少發出對健康的警告。這是無法扭轉的自然規律和生理現象。饒公在此時也遇到一個關卡。他調侃道，為求活命，接納了高人的指點，教他多穿紅色。從此，他一改舊時的深色裝束，在公眾場合，以大紅大綠的「俏老翁」形象出現。有時翠綠的馬褂上搭配一條深紅的圍巾，或鮮紅的上衣配段綠袖口，即使穿深灰色的西裝，也會有一條花色的圍巾作裝飾，讓人眼前一亮。老者，尤其是男性學者，竟敢讓如此醒目耀眼的顏色上身，這需要何等的勇氣？可是饒公做得到，就如同他探索學問一樣的無懼無畏。奇怪的是，這顏色，在九旬的老人身上，明亮而穩重，他受得住，與滿頭鶴髮相得益彰。他的每件衣服質地講究，做工精緻。這與他的涵養，學問，氣質和形貌內外統一。不知從何時起，圍巾成了饒公個性顯現的行頭。他的圍巾花色多達二三十條，比一般男性的領帶還多。活得如此精神，如此精緻，如此精彩的老者，實屬罕見，也越發覺得可愛可敬了！ 當年紀像藤蔓一樣逐漸攀高時，大凡做學問的人都有種緊迫感，想爭分奪秒，多留些成就於世間，而不知不覺地加重身體的負擔，以至出現彎腰駝背，步履蹣跚，老態龍鐘的現象。他們自主或不自主地向歲月俯首稱臣。饒公不願倚老賣老，他以追逐學問的熱忱去追逐健康，他打坐，練瑜珈和氣功。九旬之高齡仍能盤腿，可見其柔韌性，他總是立著說話，背不躬，全然無老態。古琴，書法和繪畫這些怡情養性的消遣方式，能調動他身體里那股淋漓之元氣，流動於他的血脈，充盈於他的四肢，甚至瀰漫於他的全身，一直向上，使他精力充沛。如前所說饒公晚年愛畫荷花，且尺幅大，一根荷莖長達一兩米，往往都是一氣呵成。這樣的畫不僅需要功力，更要有體力。人們驚訝地發現，是健康成就了饒公，至少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有了強壯的身體，他可以為了研究一個問題，跑到原地去考察，哪怕是當時環境相當艱苦的敦煌莫高窟，親自印證那些困繞他的問題。「源」清楚了，才能明白「流」的脈絡。 年歲是饒公學問事業的本錢。他很謙虛地說，一個人有七十幾年的時間做學問，再不行也得有些東西留下來。憑心而論，無論從心情，顏容，還是體態上看，饒公都不顯得太老。尤其是他那超長的人中，更是讓人覺得，98歲的饒公將輕而易舉地突破百歲大關。 在世俗的眼光里，一個中學程度的人，能積累那麼多的學問，研究領域之廣，涉獵範圍之深，簡直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蹟! 無怪乎，今年首屆全球華人國學獎之分量最重的「終身成就獎」落在饒公頭上。我以為，這種奇蹟古已有之，今卻難覓，惟發生在上世紀中以前出生的人身上。當今網路信息發達，理應更利於學習，然而，現代人能靜下來讀書者已不多，能靜下來純為研究學問者，更是鳳毛麟角，能甘願孤獨，靜下來研究東西方文，史，哲，以及宗教和藝術的人，用個不甚恰當的比喻，恐怕少於國寶熊貓之數。提及國寶，由熊貓聯想到，稱饒公爲國寶級的人物，應屬名至實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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