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揚生說：我殺了顧順章的老婆，放了他女兒

1982年春天，我從復旦大學畢業，分配到上海市委某機關，搞落實政策工作。 　　此刻，黨中央撥亂反正的方針大計已定，要求落實各項政策的人真可謂數以千萬計。我每天接待來訪，查閱來信，上門家訪，忙得精疲力竭。 　　一天，辦公室主任給了我一封信，要我看了信後上門到寫信者家理去一趟。我漫不經心地翻開這厚厚一疊信紙，才看了兩頁，就被信中所敘述的內容深深吸引住了…… 　　寫信者叫洪揚生，是一個1924年入黨的老黨員，以後擔任過黨中央的政治交通員。1928年11月，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成立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叄人組成的特別委員會，負責中央的政治保護工作；特委下設中央特科，由顧順章負責。特委是訣策機構，特科是行動機構，就好比一個人，特委是頭腦，特科是人的手和腳。中央特科成立不久，洪揚生便調入特科，擔任特科一科的負責人。1930年前後，中央特科所做的每一件工作，所進行的每一件政治鋤奸案，幾乎都能見到他的身影，尤其是他親自參加了由周恩來（黨內又稱伍豪、周少山等）、康生（當時名叫趙容）所直接指揮的處置大叛徒顧順章的事件…… 　　1930年前後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多事之秋。1927年「八七」會議以俊，黨中央各機關陸續搬遷到了上海，黨的工作實際上分成了蘇區工作和白區工作兩部分。蘇區工作即有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領導的中央蘇區，許繼慎、郭述申、徐向前等領導的鄂豫皖蘇區，賀能、周逸群等領導的湘鄂西蘇區等；白區工作即是以上海為中心的地下黨領導的工人運動和其它革命活動，但黨的工作中心無可爭議地是放在白區的。黨的六屆一中全會產生的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發、蘇兆徵、周恩來、蔡和森、項英，無一例外，都留在白區。由十四人組成的中央政治局，除瞿秋白留在莫斯科外，其餘都在白區，而且幾乎都住在上海。國民黨蔣介召集團對中國共產黨人採取了極其殘酷的屠殺政策，即所謂「寧可錯殺叄千，不可放過一個」。「四．一二」清黨以後，直接死在國民黨屠刀之下的共產黨的領袖人物便有李大釗、羅亦農、趙世炎、陳延年、陳喬年、蔡和森、向警予、澎湃、楊殷、夏明翰、惲代英等數十人，其中大多數人都是由於叛徒出賣而被捕犧牲的，這就迫使中國共產黨人不得不採取同樣的血腥手段嚴懲叛徒，以血還血，以牙還牙，以求生存。中央特科第叄科（又稱打狗隊、紅隊、紅色恐怖隊）就是黨中央手中一柄出鞘的利劍！ 　　1929年3月，國民黨內部蔣介石集團與桂系軍閥集團之間爆發了戰爭，史稱「蔣桂戰爭」；1930年5月，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之間又爆發了規模空前的戰爭，史稱「中原大戰」。這場大戰雙方投入了一百多萬兵力，足足打了半年多的時間。紅軍趁此機會獲得了很大的發展。 　　當時在上海地下黨中央擔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的是向忠發，他工人出身，做過船工和碼頭工人，大革命期間擔任過湖北總工會負責人。有人說他工作能力不強，大字不識一個。據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委員的女工張金保回憶：向忠發還是有一定工作能力的，他識字不多，但口才很好，六屆叄中全會上作政治報告（當時通常稱總報告），他看著字寫得很大的報告提綱，滔滔不絕地講了幾個鐘頭……但與周恩來、瞿秋白、李立叄等相比，向忠發自然是相形見拙了。當時周恩來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組織部長，實際上主持上海地下黨中央的工作。1930年3月間，周恩來去蘇聯和共產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地下黨中央的實際領導便落在了當時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宣傳部長的李立叄身上。李立叄從「左」的急進路腺出發，誇大了當時出現的大好革命形勢，在6月1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訣議。7月下旬，由彭德懷指揮的紅叄軍團一度攻克長沙，李立叄興高采烈，在8月初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出決議成立全國總行動委員會，並要求成立各級行動委員會，統一領導黨、團和工會的工作，並提出了準備全國暴動的詳細計畫，重點是武漢暴動、南京暴動和上海總同盟罷工……按照黨中央計畫，各地紛紛組織武裝起義，結果大多失敗，損失慘重。 　　1930年8月，周恩來攜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指示匆匆回國，19日（一說20日）到上海，當即與李立叄碰面，嚴肅批評了李立叄。8用22日和24日，中央政治局在雪南路477號（今雲南中路171─173號）中央政治局機關連續召開兩次會議，周恩來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再一次嚴肅批評了李立叄。8月26日，瞿秋白也從蘇聯回到上海，在周恩來、瞿秋白的批評幫助下，李立叄認識了自己的錯誤。經過了一個月的醞釀準備，中共中央在上海麥特赫司脫路（今泰興路）一所臨時租用的洋房內召開了叄中全會，會議從9月24日到28日開了五天，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14人，其他代表22人。全會通過了《關於政治形勢和黨的總任務決議案》，同時改選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被選為中央委員的人有李維漢（羅邁）、賀昌、陳郁、鄧發；候補中央委員有朱德、陳雲、林育英、陳潭秋、惲代英。重新選舉產生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為向忠發、周恩來、瞿秋白、項英、張國燾（化名特立）、關嚮應、李立叄；政治局候補委員李維漢、徐錫根、盧福坦、羅登賢、溫裕成、毛澤東、顧順章。10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決定李立叄去蘇聯；由周恩來、項英、毛澤東叄人組成蘇區中央局，先派項英去江西中央蘇區，實際上周恩來的工作重心也即始轉移到中央蘇區去了。更重要的是，黨中央已開始意識到蘇區工作的重要性。 　　說來也怪，在立叄路線盛行時，反對立叄路線最激烈的是截然相反的兩幫子人，一是大都從蘇聯歸來的缺乏實際工作經驗的王明、博古、何子述、王稼祥等同志（王明當時名陳紹禹，常用筆名韶玉發表文章，故又叫韶玉。王明是他再去莫斯科任中共代表團團長後起的名字。）；另一幫子人是長期在基層工作，具有豐富鬥爭經驗的何孟雄、李求實、林育南等同志。這兩幫子人都曾受到過李立叄不同程度的打擊。但是叄中全會對這兩幫子人的工作都沒有做好，尤其是在全會上還繼續批判了何孟雄，連何長期擔任的江蘇省委候補執委的職務也撤銷了。以後周恩來曾多次感慨地說過：「叄中全會在組織上也有錯誤，例如批判了何孟雄。」「其實那個時候，他的意見還是對的居多。」 　　1930年12月，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作為共產國際代表來到上海，他秘密召見了王明、羅章龍、徐錫根等，提出要召開四中全會，繼續批判立叄路線和瞿秋白調和主表路線的錯誤。米夫藉口安全沒有保障，將會期限制在一天之內。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號（現武定路930弄14號）顧順章主持的中央特科機關內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向忠發、周恩來、瞿秋白、李維漢、賀昌、任弼時、羅登賢、溫裕成、顧順章、余飛、徐錫根、張金保、陳郁、關嚮應共14人，中央候補委員羅章龍、王克全、王鳳飛、史言彬、徐蘭芝、袁炳輝、陳雲、周秀珠共8人，中央各機關工作人員王明、博古、沈澤民、夏曦、王稼祥、陳原道、何孟雄、韓連會、徐畏叄、蕭道德、袁乃祥、顧作霖、柯慶施、沈克定、邱伴林共15人，此外還有國際代表米夫，記錄為趙容（即康生）。會議從早上開始，一直開到深夜，共15個小時，唯一的目的是為了讓王明一夥上台。據張金保回憶：當時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有50餘人，出席會議的22人還不足半數；大多數人被通知前去開會，只當作是去開中央緊急會議，並不曉得是去開中央全會。他們是設了圈子讓我們跳；更荒唐的是米夫提議列席會議的王明等15人，與中央委員享有一樣的權利，既有發言權又有表決權…… 　　這次會議各派政治力量爭奪得非常激烈，王明一夥咄咄逼人，瞿秋白等人驚恐萬狀，周恩來抱定一個宗旨「相忍為黨」……會議幾經中斷，幾乎開不下去，一直到1月7日深夜，全會終於通過了米夫提出的據說是共產國際遠東局提議的名單：王明、沈澤民、夏曦、韓連會、沈克定、徐畏叄、王盡仁、黃酥、曾炳春9人當選為新的中央委員；王明、陳郁、任弼時、劉少奇、王克全增補為新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同時，李立叄、瞿秋白、李維漢被清除出中央政治局；李維漢、賀昌還被清除出中央委員會…… 　　1月8日，出席四中全會的羅章龍、何孟雄、徐錫根、陳郁、張金保等15人迅即召開了一個「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會後散發了《告同志書》，要求共產國際派正確的代表來華主持全國緊急會議，成立臨時中央，並在此基礎上召開中共七大。王明一夥利用中央權力作出強硬反應，1月27日，中央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開除羅章龍中央委員及黨籍的決議》，《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開除王克全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王鳳飛同志中央委員等問題決議案》，同時在江南省委（即前江蘇省委）集中力量批判何孟雄。但是何孟雄再也不能同王明一夥展開鬥爭了，1931年1月17日晚上，他和李求實、林育南、蔡博真等在東方旅社被捕，2月7日即被槍殺在龍華監獄。魯迅先生得知噩耗悲憤交加，寫下了「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這樣不朽的名篇。老黨員李沫英在《黨史資料．第七輯》中撰文回憶說：何孟雄入獄後，敵人在審訊時曾說：「是你們黨內鬧宗派，有人告密出賣了你們。」筆者在訪問張金保時，老人深情地回憶：老何是被叛徒出賣而犧牲的。筆者問：誰出賣了他們？老人幾乎不加思索地回答：王明一夥。筆者幾經調查，造成36人被捕、24人被殺害的這樁慘劇的據說是一名叫王拙夫（又名唐虞）的交通員（據《黨史資料．第七輯》李沫英同志的回憶）。但是就蓮著名的美國學者、中國通費正清博士也認為是王明一夥告的密。他在《費正清對華回意錄》一書中寫道：「1931年5位殉難的青年作家，連同英勇就義的19位即將雕去的共產黨領導人，他們實際是一個較大集團的一部分。剛從莫斯科來繼任的共產黨領導集團，顯然將機密泄露給了國民黨，出賣跟他們抗衡的同志，這樣既可以把他們除掉，又可以藉殉難者進行煽動，真是一箭雙鵰。」王明一夥是否真的出賣過何孟雄等？這也許是一個永遠解不開的謎了。但毫無疑問，王明對何孟雄的被捕犧牲是幸災樂禍的。當時擔任江南省委秘書長的劉曉回書記道：「記得有一次省委會議上（王明時任江南省委書記──筆者注），王明以緊張的口氣提到，國民黨特務已經在東方旅社住下，隨時可能逮捕何孟雄等人。大家要求省委設法營救，至少先通知有關人員再也不要去東方旅社了。王說：他將與中央商量，叫省委不要管了。」老黨員陳修良在《潘漢年非凡的一生》一書中進一步寫道：將這一消息通報省委的是剛調入特科工作的潘漢年，大家聽到這一消息都非常著急，王明冷漠地講：這批人是「反黨的右派分子，是進行反黨活動才被捕的。這是咎由自取。」 　　何孟雄等犧牲以後，羅章龍、徐錫根、王克全等走上了分裂黨的極端，組織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員會」，一直到1932年2月由張金保接任「中央非常委員會」主席後，才斷然宣布解散…… 　　四中全會以及四中全會後接連發生的何孟雄等被捕犧牲，羅章龍等分裂黨遭到清洗，坐享其成收益最大的是王明一夥。1931年3月，新的中央領導機構組成：總書記向忠發，政治局委員兼江南省委書記王明，中央宣傅部長沈澤民（4月後由張聞天繼任），中央組織部長趙容（康生），中央軍事部長周恩來，中央黨報編輯委員會主任王稼祥，團中央書記溫裕成。不久溫裕成因貪污公款撤職，由博古繼任。但是僅過了一個月，由於顧順章的叛變，整個地下黨中央再也無法在上海生存下去了。 　　1931年6月22日，向忠發被捕，隨即叛變，6月24日由蔣介石親自下令處決；10月18日，王明離開上海去莫斯科，臨走前經共產國際同意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聲、趙容、陳雲六人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前叄人為常委，博古負總責；1931年12月間，周恩來隻身一人極其秘密地離開上海前往中央蘇區；1933年初博古率臨時中央遷入中央蘇區，臨走時指定由盧福坦、李竹聲、盛忠亮領導上海中央局，從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僅一年時間，上海中央局連續遭到六次大破壞，盧福坦、李竹聲、盛忠亮先後叛變；1935年7月上海中央局停止活動，整個上海的地下黨除了極個別的組織和極少數的幾個人，被國民黨破壞殆盡！ 　　中國共產黨的這一段歷史，或許是除了林彪事件之外，最撲朔迷離令人捉摸不透的一段歷史，沒有一本正史認認真真地寫過，許多的謎底至今尚未解開：米夫真有那麽大的權力？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遠東局早已積怨很深，1930年2、3月間周恩來匆匆離開上海去莫斯科就是為了協調中共與國際遠東局之間的矛盾。在白區這麽險惡的環境里，不過半年時間連續召開兩次全會，領導層大規模更迭，黨內宗派主義情緒高昂，就不怕敵人趁機滲入黨內？大批黨的要員以革命的名義被派到各大蘇區，幾乎無一例外干出了一系列極其醜惡的「反革命」勾當，比如張國燾、沈澤民、陳昌浩在鄂豫皖，夏曦在湘鄂西，博古等在中央蘇區……最終造成了整個蘇區的大潰敗大搬遷，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中共上海地下黨經歷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這麽嚴峻的考驗，已摸索出了一整套在上海這塊土地上生存下去的經驗，並成功地在上海生存了四、五年獲得了大發展，為什麽一夜之間會發生這麽大的潰敗？這無無的事件環環相扣，顧順章事件是非常關鍵的一環。但僅就顧順章事件而言，他是什麽時候被捕的？他是怎麽叛變的？是誰第一個將他被捕的消息密報給中央？地下黨中央在誰的主要領導下又採取了一些什麽措施？顧順章最後又是怎麽死的？迷霧重重，諱忌莫深。自然，這其中一個相黨重要的原因是真正的當事者實在是倖存無幾了…… 　　我懷著濃厚的興趣拜訪了洪揚生。 　　就連上海人也不會想到，在市中心，在大上海驕傲的南京路的一側、在大上海最繁華的中百公司的背後，居然會有如此破敗的房子──一條極其雜亂的馬路，一條極其骯髒的巷弄，一座極其破舊的小樓。我沿著漆黑一團而又陡峭狹窄的木樓梯，手腳並用爬到一層半的所謂亭子間，門開著，一股濃烈的酒氣夾雜著其它難聞的氣味撲面而來。我在樓梯口朝屋內打量了一下，不過四。五個平方米的房間，擱著一張木板床，好像連桌子板凳也沒有，一個滿臉鬍渣的老人，衣冠不整地坐在床頭，手裡還拿著一瓶劣質燒酒。我向他說明來意，他混濁的眼睛裡閃出如同鷹隼一般的光亮，但不過一眨眼的工夫又熄滅了。他滿臉狐疑地又望了我一眼，仰起脖子灌了一口酒，聲音混濁地嘀咕了幾句，好像問我是從哪裡來的。我掏出工作證，他接過去看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我殺了顧順章的老婆，放了他的女兒…… 　　顧順章事件後，由於中央特科是由顧順章直接領導的，絕大多數人與顧順章共事多年，顧順章極為熟悉，對許多人的老婆孩子親戚朋友均了如指掌，因而很多人處於極度困難的境地里。周恩來召集他們親自對他們講：中央來不及妥善安置每一個，如果有可能離開上海，就離開上海躲避一陣子，如果實在躲避不了，顧順章來了，威逼你自首，中央也允許你們自首脫黨，但決不能出賣朋友（同志），以後等到上海成了共產黨的天下，我會替你們作證…… 　　周恩來會說這樣的話？我極為驚訝。以後探訪也在特科工作過的顧順章的妻舅張長庚，他也認為好像是聽別人講起周說過這樣的話……我細細一想，豁然開朗：中央特科的工作同志，尤其是紅隊的人，均為工人出身，對黨忠心耿耿，對朋友一片赤誠，但文化程度不高，也沒有其它專長。他們大多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離開上海這個環境連生存下去都有困難，周恩來的這個決定，實在是非常實事求是的…… 　　為了免遭顧順章的報復，紅隊的許多人還是離開了上海投親靠友。李龍章就是在武漢被顧順章抓到供出了顧順章一家被殺之事，釀成了轟動上海輿論界的所謂「愛棠村」事件，引出了《申報》上「顧順章懸賞緝拿殺人兇手周恩來」的啟事…… 　　作為特科一科科長，洪揚生轉移到了中央蘇區，紅軍長征時被俘，做過一段時間國民黨的「特務」，以後長期失業，流落到上海，上海解放他興沖沖地跑去找潘漢年。1931年初潘漢年從江南省委調中央特科，與洪共過事。「潘漢年應該曉得周恩來的布置和承諾」，洪揚生一再強調。但潘漢年敷衍了幾句，將洪推出門口。1951年4月「大逮捕」，洪揚生一度被捉，後又被放了出來安置在工廠勞動；1958年再次被捕，陸陸續續關到1974年，始終沒有被判過刑。 　　「潘漢年不是個東西！」洪揚生狠狠地罵道。以後我採訪過許多人，都聽到過這樣的抱怨。比如當年在上海曾撫養過毛澤東的叄個兒子，以後又護送美國記者斯諾赴延安的「紅色牧師」董健吾也曾這麽抱怨過。潘漢年活得很累，很痛苦，很警覺，長期以來自己又有一塊大的「心病」，他曉得的事情太多了，自己也不明白對於這許多事應該如何妥善處置。他絕不是一個與人為善的人，在旁人需要他扶上一把的時候，他往往反而踢上了一腳，他命運悲慘，但許多活著與死去的人並不因為他命運悲慘而同情他！這實在也是一個歷史的悲劇！ 　　「李強替我作了證明！」洪揚生如是說。1929年底，由於蘇區的擴大，上海地下黨中央迫切需要加強與各蘇區的電訊聯繫，於是成立了特科四科，由李強負責。洪揚生到處寫信、寫材料、寫特科的點點滴滴……有一封信轉到了李強手裡，李強作了批示，改變了洪揚生餘生的命運。他進了上海文史研究館，總算有了一個幸福的晚年，但有一個條件，他所寫的一切材料都得轉交抬中央有關部門…… 　　門依然關著，但正是從洪揚生開始，我萌發了要寫一部關於顧順章事件的紀實作品的念頭，為此我作了近10年的努力。我自信自己的作品已經可以撥開迷霧，將歷史袒陳在讀者面前，不管這歷史是醜陋的或是美好的。因為歷史就是歷史，它不應該由人隨意編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