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報道 | 吳宇森重生

一個依靠家人力量、自我意志和對電影的愛，在癌症後獲得重生，一個注重家庭幸福，擁有完美愛情，在黑幫片之後終完成人生渴望拍的愛情題材的電影大師的動人故事。電影《太平輪》於吳宇森而言甚至成了某種類似於求生意志的東西：一個經受癌症侵凌的人敢去想像的有限的未來。

考驗

吳宇森先生一直想拍愛情。他一生最中意的電影有兩部，很多人都知道的那部是法國導演梅爾維爾的《獨行殺手》。《英雄本色》中，吳宇森讓周潤發一身風衣墨鏡，時而翩翩起舞，時而殺氣騰騰，而扔下報紙面無表情走過天橋的一幕，正是向梅爾維爾鏡頭裡的阿蘭·德隆致敬。沒有那麼多人知道的另一部是《日瓦戈醫生》，蘇聯小說改編的英國電影。講十月革命前後，一個醫生和一個護士，在命運的顛沛流離中如何相愛。那是一個絕大多數人變成野獸的時代，愛就是殘存的人性。

對吳宇森而言，這樣的愛情是終極浪漫，「在一個大時代裡面，在一個動亂的年代，經過很多的坎坷、變化跟考驗，還有戰爭和創傷。」那是所有人都受傷了，最後留下來的那種愛情，一片廢墟中珍稀而閃光的東西。

因此有了《太平輪》，在婚姻將近40年的時候，吳宇森想拍一封寫給太太的情書。他和牛春龍是圈內的模範夫妻，到如今連模樣都越發相像。牛春龍年輕時候活潑的大眼睛，現在笑起來只有一道縫，而69歲的吳宇森也變「圓」了，他曾經目光凌厲，臉型瘦削，今天則有著和妻子一樣圓滿的下頜線條。兩人經常光顧的一家位於北京亮馬橋的日本料理店，老闆對這對夫婦印象深刻：不常言語，但眼神相交，吳宇森對太太「細緻、照顧、體貼」得像從一個遙遠時代穿越過來的，那種老派騎士。

在牛春龍看來，和吳宇森的婚姻是兩個老派人的結合。首先她需要禮貌，「那種傲慢的心我接受不來，因為氣息不同。」其次她需要長久，「我就跟他說，如果你要追求我的話，只有一條路，我沒有說死路啊，我就是說一生一世哦，他說 OK ，我知道，我說知道就好了，那我就不要多啰嗦了。」她穿一件娃娃領、七分袖的衣服，坐在《人物》記者對面，打趣著自己的「不洋氣」：衣服是她自己買的布，畫的樣子，在北京找師傅做的。一做就是一打，穿得很隨意。

嫁給吳宇森之前，牛春龍是家裡最小的孩子，受到的是母親和兄嫂沒有盡頭的寵愛。結果生老大時就遇到了大血崩，當時吳宇森驚慌失措，她在暈眩中想「咦，虧這個人還拍什麼暴力美學」。從此她就知道了，這個家的所有分量只會落在她一個人肩上。她不習慣請工人，「請工人的結果是我會變成工人的工人」，她的工作是全職，24小時乘以7，全年無休、不能請病假的吳宇森太太，3個小孩的媽媽。

1986年《英雄本色》大賣，3700萬的票房刷新了香港紀錄。而對牛春龍來說，隨著吳宇森的逐日成功，她要開始適應她的丈夫不斷升級的「不在場」。這一年大女兒吳尚方9歲，妹妹飛霞和弟弟義方是6歲和4歲。3個小朋友分別要去小學、幼稚園和託管所，每天6次的接送麻煩到牛春龍恨不得畫表格來安排。她要6點起床把大女兒從荔枝角送到九龍塘界限街，開車回家、做早餐，兩小時後再送妹妹去金巴倫上幼兒園，回家做午飯，下午再帶著最小的弟弟，先接姐姐下課，坐在車裡等一個鐘頭後妹妹放學。香港濕熱，當時的車子沒有空調，母子三人常常等到汗流浹背。牛春龍說，回過頭來想，她很感謝孩子們默不作聲的忍耐，「也許是他們怕我，也許是他們也覺得我這個媽媽很不容易。」

吳宇森家的3個小孩沒有叛逆期。「我不能給他們叛逆期，如果連著3個小孩來給我幾年叛逆，日子沒法過了。」別人家裡，碰到兒女青春期的苗頭，夫婦倆可以坐下來一起商量對策。牛春龍卻連困惑都沒法有，「完全自己」。

2010年吳宇森在威尼斯電影節獲終身成就獎，站在台上向她和孩子們道歉、告白。「他說得對極了，我們的孩子們就是在他的忽視中長大的。」牛春龍說，她忍著沒哭，二女兒吳飛霞在台下淚流滿面。

好些年裡，做海鮮飯成了吳宇森表達對家庭愛意的唯一方式。「我只要回家，就不讓我太太下廚，不想她辛苦。」他告訴《人物》記者。他大包大攬，從買菜到下鍋全程把牛春龍趕出廚房，熱氣騰騰地端上桌，問3個小孩，好吃嗎？

「他們怕爸爸，誰會說不好吃？」牛春龍笑。

有一天她聽台灣的朋友說了個故事，有個女人生了癌，去醫院做化療，老公在忙，小孩遠走高飛，醫生問，你家人呢。女人說，我沒有家人。

她被這個答案打動了，「那天她是沒有家人的，起碼那個 moment 沒有。這個答案很好。以後人家問我，要是我自己去醫院，我也會說沒有。」她曾經在隨筆集《今生緣》中寫道：「我的婚姻生活中不存在希望。作為一個導演的妻子，我不會希望可以時常和丈夫在一起。我把希望放到最低，生活很平常化，自己開心就足夠了。」

直到更多的變化和坎坷帶給他們考驗。2011年，牛春龍最早發現吳宇森右邊脖子處腫起來一塊，「我叫他去看醫生，他都不理我」。其時《太平輪》剛剛開始籌備，劇組搭好了北京的景，吳宇森正要帶隊去往台灣看外景、挑演員。直到10月，吳宇森覺得耳朵不舒服，終於去了趟醫院檢查，檢查結果出來，是淋巴癌第三期。

牛春龍覺得，一開始吳宇森精神上根本不願意接受自己生病的事實。吳宇森也說，「那個時候我唯一緊張的事情就是我還能不能繼續拍戲」，心裡想的還是怎麼搞好劇本、電腦特效怎麼做——李安剛剛拍完《少年Pi的奇幻漂流》，在台灣留了個能做出51種海浪特效的「大水池」給吳宇森，據說時間太久的話就要被拆了。

他對《人物》記者堅稱自己沒有生病的感覺，並反覆強調，「發現得早，屬於第三期，發現得早。」後來牛春龍回憶起來說，「三期，他還說很輕，我說少爺，第三期了，第四期已經 game over 了，你已經玩完了。」

寄託

肉體率先於精神開始面對痛苦是在兩次化療後。到2012年1月去美國手術的時候，吳宇森已經虛弱到只能坐輪椅離境。主刀醫生 Dr.Lieber 是美國腫瘤科的國寶，牛春龍說，非常多的人找他求醫，他們的大女兒吳尚方與他聯絡時，敘述起爸爸的病情幾次痛哭，她也不知是否因此 Dr.Lieber 才接受了他們的治療請求。

切除吳宇森癌細胞的手術首先要在鼻腔里插根管，「第一次沒插對，一直插進了胃管里」，照上X光，醫生又發現吳宇森的脾臟和周圍臟器太近，「管子根本不能插，插進去人就要不行了」。最後還是用最老式的方式開刀，然後再把管子放進去。「前前後後一共動了4次手術」。吳宇森的臉原本不大，一輪治療下來，「簡直腫成了豬頭」。

醫院會配發一種強力的止痛藥，並標明下一次幾點幾分可以服用。有時藥力已經失效，吳宇森痛到喊出來，要求提早吃一顆，但牛春龍只能不斷地告訴他已經「快到下次服藥的時間了」。回憶病中的丈夫，「整個口腔都潰爛了，醫生讓我用棉花棒蘸那個葯往他嘴裡上，結果他嘴巴一打開，我都不知道要放哪裡??我不知道他有多痛，可是他都能忍耐。」

2012年手術後，吳宇森又進行了6次化療。其間讓他心情惡劣的一次是一起合作多年的製片人張家振帶著美術、設計和副導演看他，告訴他《太平輪》項目暫停。張家振知道吳宇森非常想工作，「他心情不好，會發脾氣，罵我，問到底什麼時候可以開工」。但他沒辦法，如果不停，整個團隊每天都在等，籌備組的人每天都需要領薪水，每天都在花投資人的錢，而導演不回來養著一個組也沒有意義，他覺得是不負責任的。

但對吳宇森來說，《太平輪》是他的寄託。手術完，小馬奔騰的老闆李明來美國看他，讓他好好養病，吳宇森則急著承諾「要回去拍好這個電影」。他回到台灣化療，解散了的劇組來台灣探望，告訴他「只是暫停，不會離開」，章子怡和宋慧喬也都向他保證會一直等，等他好起來。

「有時候一天睡23小時，好像前半輩子的覺都靠這一年補回來了。」吳宇森說。

這是漫長的一年，而《太平輪》成了某種類似於求生意志的東西：一個經受癌症侵凌的人敢去想像的有限的未來。對於所謂的5年存活期，他沒有直覺，但他覺得他可以拍完這部電影，老天應該會讓他拍完。化療與手術結束後，他重回劇組，從開機到結束一共拍了260多天。

羅莎莎最忘不了的是吳宇森的血壓。她是《太平輪》的紀錄片導演，全程在劇組跟拍。「那時候他血壓經常在270、280以上，每天醫務人員都要給他量血壓，每天都爆表。」35歲的羅莎莎想起與吳宇森幾乎同齡的自己的父母，甚至忍不住覺得，「如果是我的父母，我絕不會允許他出現在這兒，還在這麼拚命地工作。」

2014年12月2日《太平輪（上）》上映，這天是星期二。這是一個信心十足的開局：大部分電影選擇周四晚周五凌晨起片，為的是沖「通常都比工作日高得多的」周末票房。而選擇非常規日期上映的電影顯然對口碑更具自信。《太平輪》投資超過4億人民幣，是小馬奔騰乃至華語電影在2014年的最大手筆。賣點包括「船難」、「中國鐵達尼」、「史詩大片」、「浪漫愛情巨制」、三王三後的主演陣容，當然還有吳宇森本人。

2號當天，吳宇森帶隊在台北宣傳。晚上吃飯時，他問同行的《太平輪》出品方小馬奔騰的宣傳統籌孫雪：票房怎麼樣。孫雪正在吃一口餃子，猶豫了一下，答：2700萬。

這個數字明顯低於所有人的預期。吳宇森的臉上看不出表情。孫雪說：「我跟導演分析，雖然是賀歲檔，但當時整個大盤都比較低，加上我們選了周二這樣一個比較尷尬的時間起片。之前《星際穿越》是周三起的，首日票房也不理想，可後來靠口碑衝上去了。」

反轉沒有在《太平輪（上）》上演。3天後，小馬奔騰投資的另一部電影《匆匆那年》上映，成本4000萬，只有《太平輪》的十分之一。這部定位精確的青春片僅用一個周末就領跑了《太平輪》的票房，最終收穫5.8億，成為以小搏大的賀歲檔冠軍。

「我們後來再見面，大家都沒有提起過票房。」小馬奔騰影業常務副總經理郭燕告訴《人物》記者，「我沒提，他也沒提。我知道他很關心。其實他壓力很大，但是他不願意把壓力轉嫁給其他人，這個時候我們說什麼好呢，你不能怨檔期，也不能怨觀眾，也不能怨片子。我真的覺得，片子沒有像有些評論那麼差，輿論有時候真的是一邊倒的。」原定於5月上映的下部《太平輪·彼岸》，在吳宇森的要求下延期兩個月，定檔於7月底。「於是我們見面就只說下部，下部怎麼做，下部怎麼改，下部的時間。」

虛妄

這並不是吳宇森第一次遭遇挫敗。　　

1973年，吳宇森進入張徹片場，從場記做起，最初「從未妄想自己有一天可以做到導演」，對未來的設想大概就是剪輯或攝影師。張徹很喜歡吳宇森，他勤奮，聰明，不多言語。有次張徹拍一個叫《年輕人》的片，臨時需要一個人演第三男主角叛逆青年，吳宇森自告奮勇，沒想到張徹一口拒絕，理由是「阿John（吳宇森）還是最適合當導演」。

吳宇森自認為是被師傅這一句話帶上了導演之路的。3年後，他已經專心地在香港幫嘉禾公司炮製笑彈。他對創作相當狂熱，牛春龍記得兩人去夏威夷度蜜月，居然只待了一晚上，吳宇森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急著回香港——「因為他在來的飛機上想到了一個劇本，說立即就要回去寫出來。」這部戲是後來成為當年票房冠軍的動作喜劇片《發錢寒》。但三四年後，吳宇森執導的同類喜劇片賣座能力漸漸下降，票房與評論均不令人滿意。回顧這一段，吳宇森評當時的自己其實是個左派青年，對社會憤怒良多，創作起搞笑片來也忍不住以「警世」為己任，自我寄託成分太高，讓人根本笑不出來。

知識分子氣的吳宇森從嘉禾轉投新藝城電影公司，本是希望能拍不同類型的電影，未料後者對他的能力並不信任，吳宇森直接被放逐台灣，「美其名曰當總監，其實是不讓我拍片，逼我搞行政。」

失敗影響流遠，直至1985年吳宇森回到香港想要重整旗鼓，電影圈仍報以冷眼，有人說讓他去學習並跟從時下錄像帶中的潮流，最好是大家愛看什麼，他就拍些什麼。還有人告訴當時39歲的這位導演，不如乾脆離開這一行，退休算了。

落魄歲月，徐克搭救了他。1986年，由吳宇森導演、徐克監製並出品的《英雄本色》大獲全勝，3700萬的票房刷新了香港紀錄。其中周潤髮飾演的小馬哥一句台詞紅遍全港：「我失去的東西一定要拿回來。」這句話被視作吳宇森對此前被新藝城電影公司放逐台灣、連年失意的回擊。

可失敗很快又再到來。1990年，《喋血街頭》令吳宇森慘遭滑鐵盧，而前一年他剛憑《喋血雙雄》橫掃票房，並拿下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導演與最佳編劇。金公主電影公司老闆伍兆燦欣賞吳宇森，為《喋血街頭》砸下2800萬，最終成本僅收回400萬。

吳宇森至今還記得那場尷尬的首映禮，他們包下會議中心兩個大廳，結果「片子放了10分鐘不到，有人出去抽煙了，有人去上廁所了，都不回來了，慢慢人變少，越來越少，大家都在議論，說這個戲太沉重了，然後開始講（伍）老闆，為什麼會投那麼多錢給我拍一部爛戲」。

「我太太陪著我。梁朝偉、張學友他們都在現場，周潤發過來安慰我，都說好戲就是這樣，有時候不會一下子得到所有人喜歡。」吳宇森回憶，然後他找到伍兆燦，說抱歉，燦叔，我讓你賠錢了，我一定幫你賺回來。而伍兆燦握著吳宇森的手說，導演，沒關係，錢可以隨時賺回來，這是你拍戲以來最好的一部戲。

《喋血街頭》是吳宇森的野心之作，納入了越戰、「六七」暴動等社會事件，時代背景壯闊複雜，加上故事本身過於沉重，令當年的香港觀眾無法消受。片長也是問題，「原本是3個小時，香港的影院不能放3個小時，我被逼要剪到兩個小時，剪得已經有點破碎的感覺。」

後來吳宇森去好萊塢，賺了些錢，一度想把原始版本買回來重新剪輯，不料沖印公司已經把他當年剪掉的戲——把那些底片，當垃圾一樣全部丟掉了。

「所以你永遠找不到，永遠沒有辦法還原那個原來的版本。」這件事至今讓吳宇森覺得，「太虛妄了」。

第二年吳宇森用兩個月寫劇本並完成攝製的《縱橫四海》大獲成功，為伍兆燦賺回3300萬，周潤發、張國榮、鍾楚紅的三人組合令人顛倒。專註香港電影的影評人賽人認為，《縱橫四海》是吳宇森最好的電影，「它模糊了愛情和友誼的差異性，你分不清這三人兩兩之間到底是友誼還是愛情，這就令人羨慕了，就很浪漫，男女之間當是愛情是友誼都不重要的時候，別人講這才是真正的相愛。」

吳宇森作品

大器心成

在山峰山谷般的人生起伏中，朋友間彼此幫扶的情義成為吳宇森最願意講述的人生往事。他看重並始終持守著一種傳統甚至老派人的作風——在這種友情里，令他沉醉的是男人們之間無視身外之物的差異，對彼此最核心的部分——情義、個性、創造力的惺惺相惜。

比如得到他高度評價的與姜大衛的友情。1970年代初他們相識於導演張徹的片場，姜大衛曾回憶，「John （吳宇森）當時給我的感覺是很時髦的。他那時候頭髮很長，經常抽藍色盒的那種法國煙，又喜歡喝酒，我們都以為他是從法國留學回來的。原來不是！他只是喜歡抽法國煙、飲法國酒又喜歡看法國電影而已。於是我們就給了他一個外號，喚他『法國飛』。」

姜大衛當時已貴為巨星，吳宇森則是尚處微時、「連邵氏宿舍都沒有資格住」的小場記。吳宇森回憶當年，「他（姜大衛）重情重義，非常浪漫。不但把宿舍讓給我，還讓我沒錢的時候就去找他，他總是用個竹筒把錢盛著，我想借錢，話都不必說，他就嘩一下把裡面的錢全倒給我。」

另一段「浪漫情緣」關於徐克，由其監製並出品的《英雄本色》是吳宇森的人生節點。作為回報，那之後吳宇森立即加入徐克與當時妻子施南生共同成立的浪漫演義電影工作室，成為簽約導演。有一年徐克得到金馬獎最佳導演，吳宇森一聽司儀叫出他名字，當場高興得跳起來，「又叫又喊又流淚」，令在場記者震驚不已。

在這段感情的蜜月期，吳宇森曾說：「徐克是我心目中的一位英雄，我們之間的感覺，就是英雄相識，惺惺相惜。」徐克則這樣評價吳宇森：「他自己根本就是 Mark 哥（指《英雄本色》里周潤髮飾演的小馬哥），他認為這個世界有正義有公理。平日他很溫柔，但一喝酒就發泄出來：你是有錢人又怎麼樣，我為什麼要向惡勢力低頭？」

儘管這樣的濃情沒有維持太久便釀成了悲劇。1989年拍完《喋血雙雄》後，吳宇森離開徐克工作室，並拉走了時任工作室總經理的張家振做自己的製片人。由於當事人的沉默，「徐吳散夥」的原因很長時間裡都不為外人所知。

10年後吳宇森在《志雲飯局》里談起徐克，第一次承認當時拍攝《英雄本色2》時兩人因為創作理念不同而分開。吳宇森更多地想拍周潤發和張國榮成長奮鬥過程中的兄弟情，而監製徐克則希望以兄弟們的人生反轉為重點，與此同時吳宇森標誌性的「浪漫派」慢鏡頭語言也遭到了徐克的反對。2010年吳宇森在威尼斯電影節獲得終身成就獎，給他頒獎的便是徐克。「我們的事業曾經很困難，到今日，我們的理想全部實現，人生真是戲劇化。我和吳宇森，已經認識了33年！」徐克說。

他用一句話肯定了兩人在彼此人生中的重要性：我和吳宇森的感情，彼此知道就可以了。

失敗、成功的起伏交錯讓吳宇森願意將眼光放得更遠，「大器」成為他認可的關鍵品質。「大器，大器等於大度嘛，做人要有大器，不要從小的去著眼，要有一個寬容的心，對任何事情都有寬容。不要計較一些小事情，把心胸放開闊一些，大器不是那麼容易的。」這個品質的最終獲得需要堅忍、專註，也需經過時間與世事的淬鍊。

在研究香港電影的影評人賽人看來，吳宇森的內核是一種天真，是一種對真實世界殘酷性的刻意忽視與消極抵抗。「吳宇森的世界是內向的，往內走，他的電影其實很孩子氣。」男人們搏鬥，開槍，殺人，遭遇愛情和背叛，但他們的世界觀仍然如少年時代一般清晰分明，擁有永遠不容置疑的道、義、情。

拿同樣在好萊塢取得成功的李安和吳宇森作比較：《色戒》里的慾望，《卧虎藏龍》里的情義，《少年Pi的奇幻漂流》里的成長，都有難以用對錯去量度的曖昧，而這種曖昧正是一個人走向複雜世界的象徵。

「但吳宇森是純樸的，純樸的人往內走，因為他不願意跟外界有太多的一個交往，他也想跟這個世界打交道，但那會逼著自己變得複雜起來。」賽人說。王佳芝們在李安電影中遭遇的精神性毀滅不會發生在小馬哥身上。鴿子、教堂、殺戮的背景更像是對外部世界的一種想像。「嚴格來講，吳宇森的電影是一種宅男電影。」

吳宇森在《辣手神探》拍攝現場

境界新生

在香港拍片的後期，對自己作品強烈的控制欲讓吳宇森不時處於憤怒之中。嘉禾的舊同事葉潔馨記得，一度每當新片在午夜場上映，吳宇森都能緊張得蹲在地上嘔吐。吳宇森曾對他的傳記作者、香港作家黃曉紅透露：

「我覺得做一個導演，就應該有做導演的尊嚴。我的每部作品，就只有我自己最明白，所以不論是剪輯、配音，我都要親力親為。曾經有一位意見極多的製片，總向公司說我的片應該這樣剪那樣剪的，幾乎要接管我的剪輯權——我氣極了，一口氣跑到他的辦公室，拉起一張椅子就扔過去??那時候我也真夠凶的，說完就回到剪輯室去，手拿一根長棍，比棒球棍還要粗一點，就站在門口，我說：『任何人未經我的同意，都不得剪我的片，有什麼問題，我自己會解決，我就站在這裡，誰膽敢剪我的片，我就打誰！』」

吳宇森的御用剪輯胡大為也曾以笑談的口吻講起一段軼事，佐證了吳宇森對剪輯這件事近乎奇異的偏執。吳宇森喜歡坐在剪輯室里，一邊旁觀一邊技癢，同時也不好意思當著剪輯師的面提出自己剪片的要求。胡大為記得吳宇森有次說，「喂。請你吃雪糕好嗎？這樣吧，你負責去買??當我買完回來，看到他已經坐在那裡剪我的片了，我剪掉的20分鐘，他竟然又接回去了。」

他說的是《辣手神探》，吳宇森在香港拍的最後一部電影，票房1900多萬，在當年的香港排第17名，呈中人之姿。事實上即便在票房上佔據榜首的《縱橫四海》也未能令吳宇森感到滿意，如同《英雄本色》是向《獨行殺手》致敬一樣，按他的原意，專門拉去法國拍攝的《縱橫四海》是要向特呂弗那部著名的《祖與占》致敬的，他要的是一部歐式小品，「很風趣、很浪漫、很優雅」。但那一年周星馳的橫空出世令吳宇森計劃失控，據張家振回憶，「當時周潤發之前有一年沒有演戲，壓力很大，有一些表演比較拚命在搞笑，加上回香港拍的那部分，弄到影片風格最後不大統一。」

到了1992年，吳宇森看起來對這片小島毫無留戀。未待《辣手神探》上映，他已變賣家當，投奔好萊塢。

吳宇森是華人導演闖入好萊塢第一人，這是他自己的一次境界新生。他首先必須跨過的障礙是語言。後與其同赴好萊塢繼續拍檔的張家振曾在接受《吳宇森傳》的作者黃曉紅採訪時說起，早在巴黎拍《縱橫四海》時，就有福克斯電影公司的人邀吳宇森去洛杉磯見面，對方誠摯又客氣，說看過他的許多電影，希望邀他到好萊塢拍戲，不知導演對此是否有興趣。「吳宇森當時望一望地上，就對他說：『 No !』大家一聽，登時都傻了，也不知道該如何反應，很尷尬。那人就說，那真不好意思，下次再合作吧。我們那麼山長水遠地由巴黎飛到洛杉磯開這個會，誰知道整個會只花了兩分鐘就開完了。我很憤怒，就問 John ，為什麼要說 No ？他說對方講話那麼快，我根本就不明白他在說什麼，我只有兩個選擇，不是 Yes 便是 No 。我想了一下，結果選了 No ，因為這樣說比較穩當一點。」

真正去到好萊塢的最初，導演現場靠翻譯。吳宇森在好萊塢導演的第一部片是《終極標靶》，那次，男主角尚格雲頓非常大牌，要和吳宇森平分剪輯權（又是該死的剪輯權！），後來拍《變臉》時，現場效果不對，每加拍一場戲吳宇森都在自己貼錢。但他們都扛過來了。

張家振告訴《人物》，「我很佩服他，他非常用功，後來在台上（英文）演講沒問題了。」《變臉》大賣，《碟中諜2》當年全球票房第一，因為後者，吳宇森甚至成為好萊塢為數不多的「擁有最終剪輯權」的導演。他和張家振成立了自己的製作公司，更自由了，當然也不缺錢。

吳宇森在好萊塢

所以當吳宇森一開始跟張家振提他要回中國拍電影時後者根本沒當真。他們在洛杉磯的房子離得很近，開車10分鐘，兩人名下有一家共同註冊的公司。吳宇森在好萊塢最後一部電影是2002年上映的《風語者》，票房一般。作為製片人，張家振覺得電影拍得還不錯，票房問題主要因為錯過了檔期：「9·11」之後，美國密集上映了一系列愛國題材電影，排到《風語者》是次年暑假，市場對戰爭片已經審美疲勞。

票房並非吳宇森做下一個決定的主要原因。

2003年，張家振發現吳宇森在他好萊塢的家裡「看電視都看央視」。吳宇森說，他每年看都發現中國在進步。先是新聞節目主持人的髮型、服裝，講話的那個風度，簡直是「一年一個改變」。他平常不看電視劇的，有次無意看到了張黎拍的《走向共和》，感到驚訝，「拍得很有電影感。連那些美術、攝影、鏡頭的運用，還有導演風格，都是用電影的手法來拍，甚至是比美國的一些電視劇還要講究。」

張家振不願意離開美國。他十幾歲就到美國念書，俄勒岡大學建築系畢業，因為喜歡電影，和李安一樣考入紐約大學電影研究所。1978年回香港，從發行做起，生生為香港電影打開了國際版權市場。之後他的人生就變成了被吳宇森牽著鼻子走：被吳宇森拉出徐克工作室，被吳宇森拉返美國，現在又要他回中國。

吳宇森說，他想拍三國，拍三國就得去大陸。「就待3年」。張家振一路裝傻，直到有一天一個香港製片人來美國出差和他們吃飯，吳宇森突然說，哎，我要拍三國，你要不要來當我的製片人？

這是激將法，張家振明白。他還是被氣到不行，「把我放在哪裡嘛，簡直豈有此理。」

幾天後他就被吳宇森發配到了北京。「一個人不認識，口袋裡有一張以前參加戛納電影節時別人給的名片，中影集團董事長楊步亭。」硬著頭皮給人打電話，邁開了在北京的第一步。

《赤壁》預算5000萬美元，但一路失控，最終邁向了7800萬不止。上下兩部的全球票房收穫2.5億美元，看似大捷，實際上因為超支，吳宇森和張家振兩人都沒拿片酬，「吳宇森還貼進去300萬（美元）」。在張家振的強烈要求下，《赤壁》向美國公司 CineFiance 購買了完片保險。這是美國對於獨立電影（《赤壁》的片主為吳宇森和張家振成立的美國獅子山製作有限公司）的一種保險制度：由保險公司派出專人，在片場當「惡人」，嚴格控制每天的拍攝進度。張家振說，超支對投資人不公平。

但吳宇森非常反感這套制度。他形容保險公司「像放了個間諜在現場」，「就是說每天導演你要拍多少個分鏡表，你拍多少個鏡頭，都要向他報告。你今天說要拍15個鏡頭，你就一定要完成這15個鏡頭，你不能夠剩下兩個鏡頭再第二天拍，你完不了，這樣就（必須）算了。我也希望能夠做得好，做得合乎這個預算，但是很多時候發生很多突發的事件，有的時候你忽然間有些新的靈感，想把那場戲拍得更好的話，你變得沒有辦法去做。有的時候有一些工作人員也犯了錯誤，我想再給他們多一些機會。如果交給那些保險公司的話，你任何人都沒有第二次機會了。」

再度審視

2007年吳宇森正在拍《赤壁》，張家振在上海碰到王蕙玲，兩人商量起來要弄一個關於太平輪沉船的劇本。王蕙玲是李安的御用編劇，《飲食男女》、《卧虎藏龍》、《色戒》均出自她手，一向長於對情愛和女性的微妙把握，她打算為太平輪這個故事設計三段愛情：純真的，陰差陽錯的，守候的。

王蕙玲最初的想法是做成像《愛神》那樣的合拍片。那部電影里，安東尼奧尼、索德伯格和王家衛各執一段導筒——有碰撞，商業上也比較容易成功。她的理想人選包括李安、陳凱歌和吳宇森。但張家振建議，不如全部交給吳宇森吧。王蕙玲很驚訝，在她印象里吳宇森「過去30年的電影里基本沒有愛情」。一支叫《雙雙和小貓》的短片把王蕙玲說服了，這是吳宇森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拍的，只有十幾分鐘，講兩個女孩之間的情誼。「我都看哭了，」張家振告訴《人物》記者，「人們習慣把吳宇森當成一個動作片導演，其實他有非常感性的一面。」

同樣感到驚奇的還有金城武。他告訴《人物》，自己和許多電影人一樣被吳宇森的作品所影響，可吳宇森過往的主角都是《喋血雙雄》那樣的硬漢，「所以當你第一次碰到這個機會，知道導演來找你，你還是會嚇一跳。（劇組）打（電話）到我們公司，我還說他是不是找錯人了。」

結果《太平輪》成為吳宇森所拍的最艱難的一部電影，不是由於風格的轉換，而是由於疾病的突如其來。

《太平輪》拍攝現場

2011年聖誕節，吳宇森一家是在台北三軍總醫院病房裡過的，3個小孩從美國飛回來，二女兒吳飛霞買了很多串燈，把病房扮成派對的感覺。吳宇森突然意識到，自己30年來好像從來沒有這樣休息過，一天睡12個小時，無聊到盯著窗外的樹看，發現一棵樹也能長得如此漂亮。孩子們都在陪他，照顧他，他躺著聽他們嘰嘰喳喳地講話，發現這是他人生第一次聽他的小孩講話超過10分鐘。

原來他們偷偷地還有分工呢：大女兒尚方一直在和醫生聯絡，敲定大小每次治療時間，幫他填寫各種天書般的表格。二女兒飛霞負責買葯取葯，換洗床單，兼當廚師、秘書、司機，從不知倦，俠女一般。小兒子義方每天下班後，給他講笑話，幫他除污換藥，天氣好的時候還拉把椅子把他推到院子里，為他理髮。他才知道，義方在他打工的那家咖啡店，剛剛升了副理；尚方在教小孩子們念書；飛霞有個電影夢，不好意思跟他說，他差點有可能永遠都不知道。

「我才明白，她（指太太）把他們教養得很好。」吳宇森告訴《人物》記者，過了一會兒，補充了一句，「我和我太太兩年里講過的話，可能不及我們這個採訪多。」

牛春龍一度懷疑她是世界上聽到吳宇森講話最少的人。曾經在好萊塢時，加州沒有車寸步難行，牛春龍一開始存了點私心，兩個人坐一輛車裡，總能多些相處。但她很快發現吳宇森有一種隨時隨地沉浸在工作中的超能力，他是聽不見周邊人講話的，她也好，孩子也好，「就是他要是在拍殺手他就像個殺手，他拍戰爭他就像個敵軍」。

「吳先生大概以為小孩子是不用教的，天生天賦，都是可以自己就長好的。」她開玩笑地說。如今，她對她的3個兒女很自豪，她把他們教得規矩、勤勉，自食其力，「我從小有教的，我從小就告訴他們，不要跟人家說你爸爸是做什麼的，我不要我的小孩有（名聲）這個便利，會傲慢。」

「現在他的心態有一點點轉變，他緩和一下，他以前拍的戲都是很暴力的，他現在生完了病以後我是覺得我們的小孩給他大量的溫馨感覺，所以他現在拍這部戲蠻好的，就正好是時候了。」牛春龍說。

1983年的吳宇森一家

吳宇森夫婦如今長住北京。酒仙橋一棟二層小樓成了他的工作室，也是他們的家，兩人還養了一隻小狗——是條串兒，叫黑豆。吳宇森喜歡極了黑豆，它換下一顆牙齒，他也要裝進兜里，讓太太哭笑不得。

太太仍然時刻陪伴左右，《人物》的第一次採訪在吳宇森的工作室進行，牛春龍悄悄繞著轉了一圈，望了望，沒有打擾。那一天吳宇森談論了愛情，他說有兩種愛情，一種是電影里的愛情，一種是現實里你愛上一個人的愛情。後一種愛情，時間長了，會化在生活行為里，「但只要你對她還有一份欣賞，還是會經常想起當初為什麼會愛上她。」他69歲，患了一點眼疾，聊天久了眼睛就會濕濕的，這讓他看起來充滿了感情。

那是7月的一個下午，吳宇森回憶起初見的時刻。1974年，22歲的牛春龍來到張徹的片場學編劇，吳宇森則是張徹的副導演，正跟著後者學拍「新武俠」。「我當時是那種爛詩人，文藝青年，」吳宇森笑著對《人物》記者說，「一看到她，那飄著長頭髮，很純樸，很真，又活潑，就已經是非常喜歡了。」

第一次約會兩人去喝茶，大家講一點文學，他看到她手指上的紅色指甲油，突然想起電影《雌雄大盜》里的場景，沃倫·比蒂故作自信對費·唐娜薇說：我不喜歡你的髮型，可不可以改一改。他也順勢演了一把大男子主義：我不喜歡女生塗指甲油，可不可以改一改？

「然後第二次見面，她先是把手藏起來，我們在聊著，聊到差不多的時候，她忽然間兩個手一伸伸上來了，你看，一看是沒有指甲油。」他被她的這個動作俘獲了，他覺得她如此可愛，如此可愛地包容了他的幼稚。「我覺得那個就是我想要的愛情。」

然而當婚姻已經飽經考驗並進入了第40個年頭時，愛情，在吳宇森看來，永遠有值得探索之處，「我看我們還要經歷更多的東西??因為在家庭上我們還是需要再努力多一點，希望看到幾個小孩能夠真正的成才，所以對怎麼樣給他們更多的經驗，更多的好的影響，或者給他們更多的安慰，更多的愛，而讓他們做得更好。其他，在夫妻之間最重要的是要諒解了，這個諒解不光是一件事情，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們還在需要，彼此之間還需要在這方面再努力。」

1987年8月的吳宇森和太太牛春龍

重新審視的婚姻和突然而來的癌症，並沒令吳宇森遠離電影。儘管他的太太曾經希望他就此慢下來，沒想到，他的工作節奏更著急，更快了。吳宇森曾是伴隨電影長大的香港小孩——他的母親曾經是「燙著捲髮，前衛叛逆」的大小姐，迷戀他父親的才華，從自己富有的家庭里跑出來，未曾想從此一頭扎進了苦澀、破損的生活。她從自己少女時代唯一保存下來的愛好是看電影，那時候的香港，一個大人帶著一個小孩進影院，小孩是不要錢的。吳宇森說，他先是跟著媽媽看，後來她也沒時間，不再看了，他就隨便找一個路人跟著進場，「假裝是人家的兒子」。回到家，用毛筆在撿來的玻璃上畫三國、水滸里的卡通人像，蓋上毯子，打開手電筒照亮玻璃，上下移動手電筒，前前後後動，於是那個畫像也在牆壁上動了起來，「好像電影一樣」。

在病況不明的那段時間，有一天他在家裡看了一部美國片，拍得很差，他突然感到一陣恐懼：如果就這樣走了，他會非常遺憾。他拍過的電影——要麼太短，必須控制在一個小時內；要麼音樂太多，像 MV ；《英雄本色》里，為什麼沒有把張國榮的部分刻畫得更深刻？那樣會更平均，不會一面倒，所有人都只記得小馬哥。最大的問題在於他的個人英雄主義傾向：癌症讓他接受脆弱，人是不應該也不能夠永遠都拍英雄片的。

「我想我還是沒有能夠真正地去好好地去融入這個社會，去了解這個社會，去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那份感情。」

（實習生趙松林對本文亦有貢獻）

本文為全文，首發於《人物》2015年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