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後人:往事何堪

他們早已靜默如塵埃，分散在角落裡，隨著各自命運的轍痕起伏。祖宗阿太（胡雪岩）的傳奇，只是童年傍晚，祖父母偶爾與子孫閑聊的片斷。胡雪岩出身寒門，由極盛而衰，僅歷時十三載，家族剛形成便遭遇變故而解體。

說到顯赫，這個家族只有個人，並沒有先跡或後續的傳承。

與祖宗胡雪岩「拉」上關係，那是「文革」年代，子孫們不堪回首的痛苦經歷。曾被批判為「買辦資本家」的胡雪岩，在近些年，忽然成為民間文化熱捧的「紅頂商人」。但對子孫而言，日子一如既往，「如果我們活在祖上的榮光里，早就無法面對現實生活了」。

逃離「芝園」

「夜裡火苗從帳子上燎起，發著藍色的光」，1918年「芝園」的一場蹊蹺火災，結束了余息尚存的杭州最顯赫家族的歷史。胡雪岩在1885年的衰敗，並沒有將胡家徹底擊垮。奈何一場始料不及的火災，讓他精心經營起來的宅子和一大家子，迅速分解。

時值嚴冬，為防火災而設的大銅缸里，水全部凍成了冰塊。胡雪岩的孫媳婦戴泳霓在慌亂中大喊一聲，「是我的人跟我走」，帶著丈夫胡萼卿這一支的老老少少，逃了出來。整個家族人多平安，但是「芝園」被燒得不堪收拾，只殘留門口的轎廳一間，一家人殘度臘月新年。這一天也成為胡家的「家難日」，往後每年此日，全家吃素一天，年年不忘。

當若干年後，戴泳霓向長孫女胡筱梅念及此事，一直覺得「火里好像摻了油的」，認為與爭家產的糾紛相關。論及1918年火災時的家境，胡雪岩早已於1885年病故，錢莊倒閉，「芝園」和胡慶余堂也抵給了文家。

接過胡慶余堂的文煜，並未將胡家人趕出「芝園」，他為了讓胡慶余堂保留「雪記」的名號，給了胡家子孫一點「招牌股」，成為他們聊以度日的主要來源。胡慶余堂的老藥師趙玉城說，1股「招牌股」大約值1萬銀元，文家給了18股，分給胡家三房男丁。

胡雪岩有三子五女，長子胡楚三19歲便早歿，次子胡緘三育有兩子，三子胡品三育有四子，人丁最為興旺。這些大大小小的分支中，各房積蓄了不少私房錢，加上平日穿戴的金銀細軟，仍舊算得上富裕人家。高牆深院內的胡家「芝園」，曾是讓牆外普通人家覬覦的神仙宮殿。胡雪岩的旁系第五代孫胡德輝提到，當時杭州很多人家連房子都住不起，就沿河搭建棚子，河邊多水患，常被水沖走。胡家雖然遭遇變故，但是「餓死的駱駝比馬大」，生活並不差。只是胡雪岩富甲一方的日子，子孫們已覺得恍若隔世。

胡萼卿是胡品三的長子，在孫輩中年歲最大，因而也是胡雪岩的長孫。胡萼卿資質聰穎，中了前清的舉人，在孫輩中最為風光。胡筱梅記得，祖父胡萼卿不喜歡講舊事，但是每逢夏天納涼時，祖母戴泳霓時常讓她與堂兄允嘉為她搓背揉肩，興起時講一些胡家的家史。

「『阿太』（指胡雪岩）是五短身材，個子不高的，屬猴，所以發達。」戴泳霓的觀念中，胡雪岩是命中注定要發跡的,「他做過許多善事，施粥、辦義渡、開藥店施藥」。而胡雪岩破產是因為做蠶繭生意，被洋商排擠，蠶繭賣不出去，在倉庫中都爛了，「每天請人翻動一下，就要花一個元寶，家業都倒閉了」。

家族極盛時，胡雪岩與大太太坐在「芝園」二樓的觀戲檯子上，以地面為棋盤，讓姨太太們分別套上背心，寫著「卒」「車」「馬」不同的字樣當棋子。胡雪岩和大太太口頭上對弈，姨太太們就依據指令，跑向各自的「位置」。胡雪岩心情大好時，一家人「下棋」取樂。

但是侯門深似海，裡邊的人兒並不見得快樂。胡雪岩的小兒子胡品三喜愛丹青，頗為超脫，有花花公子之稱，妻子朱太夫人書香門第，詩畫文字俱佳。胡雪岩的第五代孫胡筱梅收藏著朱太夫人一首幽怨哀傷的舊體長詩的影印件，便可看出胡家的矛盾和她的悲怨。

戴泳霓告訴孫輩，「原來我們祖上是姓李，做官的，因奸臣陷害，逃到安徽，為姓胡者相救，所以改姓胡。因此我們與姓李的不能通婚，原是一家人」。在祖籍上，「老祖宗（胡雪岩）是安徽人」。這點胡雪岩同宗的研究者、安徽績溪人胡維平也說，胡雪岩是「明經胡氏」這一支，與大學問家胡適也同宗同源。

大家庭的最後時光

今年79歲的胡筱梅出生時，祖母戴泳霓和祖父胡萼卿已經帶著自己這一支，搬到了杭州姚園寺巷30號。這是一個曾經相當氣派的舊式五進院落，面積比「芝園」還大，善於理財的祖母將部分房間租給了其他人家，家中的近30口人，仍舊住得相當寬敞。

由於胡雪岩長子胡楚三早亡，長孫胡萼卿便繼承了長子房的「招牌股」，經濟相對富裕。前清舉人胡萼卿後來留學日本，在日本加入了孫中山的同盟會，一心想要參加革命。妻子戴泳霓是官家大小姐，雖然管理家務非常潑辣，思想卻相當守舊。眼見著丈夫在街頭演講，想要剪掉辮子幹革命，便想了個法子讓丈夫回家:她聽說有個親戚進了洋學堂，參加長跑後大量飲水而亡，便覺得洋人的活動全部參加不得，也不讓胡萼卿去日本參加運動，還給後輩定下規矩:不準進洋學堂。

原本在封建舊式家庭里出現的一點新思潮，因為祖母戴泳霓的極力反對，還未燃起就已撲滅。整個家庭又回到了舊式大家的軌跡上，胡萼卿從此賦閑在家，吟詩作賦，不問國事家事。「祖父話不多，總是溫和而慈祥的，捲起一個長書卷握著，手背在身後，來回踱著方步」，與人很少交際。

祖母戴泳霓相當能幹，成為大家庭的實際家長，財權在握。「她每個月給我媽媽三個銀元做零花錢，讓她打成首飾留起來，不要隨便花費。我們孫子輩，每天向她領四個銅板，如果幫著祖母捶捶背，還能在她的小陶罐里多摸幾個銅板。」

在經營方面，祖母倒似乎繼承了胡家的做派，頗有恢復祖上榮光的想法。每次胡慶余堂的阿大（經理）過來，都是祖母出面講話交涉。祖母認為只有「招牌股」沒有發言權，所以花費積蓄，購得了胡慶余堂2股半的股權。胡慶余堂好像一共有120股，祖母雖只購得2股半，可是整個胡家後人中，只有她是持股的，這點讓她非常得意，總是提起，「本來胡家已衰敗，我能購回一些股權，總是對得起祖宗的」。

祖母管理的這一大家子，人口也實在不少。胡筱梅說，「我父親胡亞光是長子，養育我們四個孩子，二叔有一家子，二姑母寡居後帶著三個孩子回來住，還有未出嫁的五姑母，加上傭人、車夫，大大小小有近30人」。此時胡亞光愛畫，雖然也授課教學生，也賣畫，但並沒有經濟壓力，「有著祖父母這個大靠山。父親喜好和愛畫的人交往，喝喝酒，到西湖劃划船，過得很風雅的」。

大家庭保留著一些老規矩。每逢農曆過年，祖宗堂里會懸掛許多男女祖先的手繪彩色像，有生卒年月，「穿著朝服，也不知道誰是誰」，到元宵節收起。胡家的堂名是「承慶堂」，家裡掛著的匾牌、記錄收支的賬本，都寫著「承慶堂胡」的字樣。

雖然幼時生活優越，胡筱梅回憶起來，卻沒有多少快樂。「大家庭的氣氛永遠是冷冰冰的，幾乎不講話的。」父親同二叔不說話，媽媽總受小姑子的氣，寡居的姑母寄人籬下，十分凄慘。封建家庭里，女孩子不能上學，在父親胡亞光的鬥爭下，長女胡筱梅終於在8歲時進學堂了。「我當時覺得特別奇怪，怎麼其他同學都是高高興興的，爸爸和叔叔關係很好，我們家就不一樣？」

從小身體孱弱的胡筱梅，敏感而早熟，「一家人離開姚園寺巷的時候，我才9歲，可是9歲前的事情，回憶起來歷歷在目」。不久前她甚至畫了一張姚園寺巷30號的平面圖，角角落落都十分清晰。「父親的畫桌旁，就是我的小書桌，我總是托著腮，看他畫畫，聽他講怎樣調色。」每房至少兩個貼身傭人，都是一個老媽子帶著一個小姑娘。

在大飯廳里，放著三張飯桌，祖父母和未出嫁的姑母一起用膳，長子胡亞光和次子衚衕光家人各一桌，寡居的姑母分開吃飯。姑母的悲慘境遇，給幼小的胡筱梅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家裡邊，人和人就是金錢關係」，在父親還沒有憂患意識時，胡筱梅就暗暗覺得，「一定要自立，不能靠別人養」。雖然畫家父親一直希望長女習畫，胡筱梅卻不願學畫，「我看到畫畫的收入並不穩定，以後怎麼謀生哪」。

十一二歲時，當祖父第一次把《石頭記》（即《紅樓夢》）給胡筱梅看時，「我覺得怎麼那麼像我的家，能找到每個人的影子」。等讀到了《家》、《春》、《秋》，「更覺得像我的封建大家庭了，冷漠的金錢關係和等待逃離的青年人」。

逃難上海

1937年，日寇逼進杭州，炮聲越來越近，胡萼卿一家慌忙中決定逃難。祖母把首飾分了，讓各家帶上衣服、被子、細軟，一起逃命。胡雪岩顯赫時，於光緒九年（1883），花重金在黃泥塢買山地200餘畝，建造胡家墳庄，那些守墳的人便是「墳親」。無奈中，胡萼卿一家逃到一個墳親家裡住了幾個月。日本人又近了，胡家打算回安徽老家，但是路被炸斷，只得半路返回。隨後又逃到紹興，直到1938年逃亡到上海。

「離開杭州的那個夜晚，過了錢塘江大橋沒多久，就聽得身後『轟』的一聲，橋被炸了」。從溫州乘船到上海後，藉助胡筱梅舅父的關係，胡家在海防路租下一所舊房子中的幾間。

二十多口人擠進三間房，祖母戴泳霓總說，「我們是逃難來的，要回杭州的」，並不打算在上海長住。哪知國難時期世事難料，祖父母最後在這座房子里去世，胡家人在此一待就是50多年，再也沒回杭州。

胡慶余堂此時難以為繼，上海雖有一家分店，但是很難盈利，胡家人的那點股份起不了作用，也就斷了經濟來源。「擠在三個房間中的一家老少，各自為生活奔波。」

胡亞光在杭州已經是名氣響亮的畫家，他1901年出生在「芝園」中，1918年的那場火災，燒掉了喜愛的書畫，「為平生第一次大劫」。胡雪岩發家後，十分重視子孫的教育，請來楊乃武的同年好友吳以同任私塾先生。胡家的媳婦們，也多出身於書香門第，所以儘管胡雪岩自己讀書不多，子孫卻生活在濃郁的詩書氛圍中。

到了胡亞光這一代，祖父胡品三愛繪畫，外曾祖父戴熙是著名畫家，外祖父戴用柏也有此愛好。1923年，胡亞光在杭州創辦了「亞光繪畫研究所」等，青年時就曾擔任浙江美術會長等職，與社會名流頗有交往。為紀念曾祖父胡雪岩，胡亞光寫了篇《安定遺聞》，為祖宗作了簡傳。

逃難上海的胡亞光必須負擔家人生活，在學校當美術教師。「父親那樣搞創作的人，十分不習慣坐班，所以經常換學校。」後來朋友介紹他到上海第一醫學院，專門畫人體解剖圖，「畫油畫、國畫的人，根本不喜歡這些機械畫，但是父親一直堅持到了退休」。退休後他被政府聘為上海文史館的研究員，又與讀書繪畫之人打交道了，胡亞光非常高興。

來到上海後，家境陡然窘迫了起來，胡筱梅總看到媽媽為生計發愁。「每次新學期要來了，母親就算四個子女的學費」，長子胡允正是一定要保證的，所以媽媽總對胡筱梅說:「如果要停學，只能停掉你的。」胡筱梅害怕像姑母一樣，一輩子不獨立，所以發奮讀書，居然只用了8年，從小學讀到了高中畢業。「我像拼了命一樣，總是跳級，一心要讀到高中畢業，至少能當個小學教師。」在重男輕女的封建家庭里，胡筱梅說，「我們只有在基因上是平等的，所以不能放過讀書的天賦」。

到了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哥哥考上大學，胡筱梅和妹妹相繼工作、出嫁，沒落大家族的子女們，又靠著各自的努力，離開了這個曾經擁擠不堪的家庭。沒人再提過去的輝煌，因為它和每個人必須面對的現實相比，顯得那樣遙遠而不合時宜。

胡筱梅說，「當時沒人回顧歷史，也沒人編胡氏後代譜系，因為這些都不是『紅色』的」。

「文革」遭災

1950年，調到上海某重點中學當老師的胡筱梅，興奮不已。一部蘇聯電影《鄉村女教師》，改變了當時一批年輕人的選擇，也讓她尤其嚮往當教師。「對我這樣出身的人來說，頭上還有一座封建家庭的大山，自己要背叛家庭，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兒女啊。」

而新中國成立後直到公私合營前，胡慶余堂的股東又能拿到利息了，靠著定息，一家人的生活漸漸好了起來。

誰料疾風驟雨般的政治運動，再次壓得胡家人喘不過氣。在入黨時交代了家族歷史的胡筱梅，成為學校的主要鬥爭對象。上海人誰不知道有家胡慶余堂，大老闆大資本家的後代就在這裡，還不迎頭痛批？1928年出生的胡筱梅工作相當勤奮，年紀輕輕就獲得了陳毅市長簽發的「上海市第一屆優秀教師」、「上海市第一屆三八紅旗手」稱號，「這時候都變成了假的，成了我別有用心的舉動」。

「大字報」上，有人「揭發」胡筱梅家裡藏著8噸黃金，「我家那點小房間，不要說8噸黃金，連1噸煤球都放不下啊」。但是胡筱梅必須做檢討，講述「我們的生活是吸了勞動人民血汗的」。

最讓父親胡亞光傷心的，是再次痛失畫作。1937年，全家人離開姚園寺30號逃難時，家裡被搶劫一空，成為廢墟。胡亞光書畫盡失，只有一位親戚撿來一張「城隍山圖」帶還給他，他痛如剜心。而「文革」中被抄家，老人更是沒有反抗之力了。「那時李苦禪畫的公雞瞪著大眼睛，造反派便說他是針對無產階級的。」胡亞光不敢多作畫，開始畫熊貓，熊貓畫作後來成為了畫家晚年的代表作。

胡筱梅的母親辛勞一生，「文革」中首飾全部被抄。老人家完全想不通，自己最困難時，也不願意變賣祖宗遺物，為何片刻化為烏有？1968年，急火攻心的老人病發而去。

胡雪岩杭州的親戚也在「文革」中受到衝擊。胡祖恩家是胡雪岩弟弟胡月喬的後代，因為是「資產階級後代」，大學畢業後在北京化工部工作的胡祖恩，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幹校」勞動。兒子胡德輝提到，「父親從來沒有摸過稻子，讓他割稻子，手輕了割不下來，手重了又直接砍到了自己腿上」。每天夜裡，胡祖恩翻開長褲，滿腿新傷舊疤，胡德輝說，「若不是媽媽每天勸慰，父親早就活不下去了」。「文革」的經歷，使得今年80歲的胡祖恩謹慎而寡言。自己作為胡雪岩後代的任何往事，都不願憶起。

如今胡雪岩直系的第五代孫女胡筱梅，也已經是79歲的老人了。老人喜靜，滿頭銀髮，高挑清瘦，目光溫暖。隨著兒子搬離上海20年，老人說，「6年前我開始單住，照顧孫子的任務完成了，我也得讓自己的晚年充實一些」。原本認為繪畫無法謀生的她，在76歲時拿起了畫筆，臨摹父親的畫作。因為家學淵源，老人的書畫有相當功底，不似新學。

據胡慶余堂老藥師趙玉城尋找和研究，胡雪岩的直系後代有200餘人，多在海外，分布在7個國家，幾乎不經商。次子胡緘三賣掉了胡慶余堂的「招牌股」，送子孫到了國外讀書。而胡雪岩臨終前曾對兒子說:白老虎可怕。意即白花花的銀兩害人，經商是最有風險的事情。於是在胡氏後人中，幾乎無人經商，也無人入仕，基本「從文從教從自然科學」。

留在國內的胡筱梅，回憶起一生坎坷，個人命運與國家時局緊緊相連，已經不是「後悔」之類的話，可以改變老人的一片痴心。講起學生，是老人最開心的事情。她給記者拿出兩本厚厚的相冊，是她在1958年任教的一個班級，全是她和這批學生在不同時期的照片。細心的老人，一字一句，在一旁記下和每個學生的交往。

相冊的第一頁，是胡筱梅在50年代授課的照片。下邊寫著一行清秀的字，老人一生的座右銘——「我願以滿頭的白髮，換來祖國的棟樑成林成蔭」。如今果真滿頭白髮的胡筱梅，輕念此句，突然眼圈發紅，繼而淚流滿面，久久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