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家譜與徽商文化 & 贛文化人物
慶元詹氏宗譜（乾隆50年）
明清徽州家譜的淵源
明清徽州家譜的發展有其歷史淵源。
首先，從史學影響看，司馬遷創立的史表是徽州家譜的主要淵源之一。明清徽州地區普遍認為「譜為一家之史」，自覺地將史法寓於譜法之中，對於史表尤為重視。崇禎年間吳士鵬在《臨溪吳氏宗譜》中寫道：「昔龍門氏之業開於談，而成於遷、固，後世家譜之宗也。」清乾隆時張元泮在《甲道張氏統宗譜》中說：「仿龍門世表，經之緯之，明昭穆以別尊卑，使數十代之世系昭然在目，千里之雲礽了如指掌，厥功偉矣。」
其次，從具體修譜方法看，明清徽州家譜繼承了歐、蘇譜法。歐陽修、蘇洵在北宋時各自創立了家譜，他們所使用的編修方法被稱為歐、蘇譜法。明永樂年間趙文在《環溪朱氏譜序》中說：「若宋歐陽公、蘇老泉咸作譜以稽先世，以貽將來，良可尚也。」吳道宗在《臨溪吳氏宗譜》中也說：「近譜則莫於歐、蘇二氏良，歐以世經人緯法史氏之年表，蘇以系聯派屬如禮家之宗圖。」由此可見，歐蘇譜法在徽州地區的影響，對當地家譜體例有直接的借鑒作用。明清徽州家譜在編修過程中不僅繼承了史表、歐蘇譜法，同時也有所創新。程敏政編修《新安程氏統宗世譜》即被徽州家譜編修者稱為是一大變革。如《新安許氏世譜》說：「古今修譜之例有三變，始如道統圖體者；中如歐、蘇譜體者；至程篁墩謂歐、蘇譜體，一圖一傳，不見統宗之義，乃變為《漢書》年表、《唐書》相表體。」
再次，從家譜編修的前後延續性看，明清徽州家譜亦是對宋元時期徽州家譜的繼承。兩宋時徽州地區修譜活動已較頻繁，如據《柳川績邑胡氏宗譜》載，該族家譜僅在南宋就修了三次。這些宋元家譜當是明清徽州家譜編修的主要依據。
明清徽州家譜的基本面貌
明清徽州家譜的基本面貌可概括為三個方面：
一是數量多、善本多。現存館藏明清徽州家譜約1300種左右，其中明代家譜約有400部左右，多為古籍善本。明清徽州家譜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與徽州地區重視及時續修家譜和大量文人學士的參加密不可分。如宋代胡舜申、元代陳櫟、明代程敏政、汪道昆、清代戴震等名儒都積极參与其事。
二是家譜種類繁多。明清徽州家譜從名稱上看，有族譜、宗譜、家譜、世譜、會宗統譜等，它們或為一門之譜，或為一族之譜，或是一村或是一縣，內容雖有側重，但皆以體現血緣與地緣關係為主旨，服務於界定宗族血緣與地緣界線。如程敏政的《新安程氏統宗世譜》是關於徽州地區範圍內具有血緣聯繫的程氏宗譜，而汪道昆修《汪氏十六族譜》則是記唐模等十六族的汪氏宗譜。
三是體例完備、內容豐富。明清徽州家譜基本由譜序、凡例、世系圖表、墓圖、祠圖、像贊、村居圖、譜傳、進呈譜表、誥封褒章、族產文書、翰墨文章、家訓、族規等部分組成。總之，明清徽州家譜是以世係為時間主線，通過對宗族生活各層面的記載，對明清徽州宗族的社會生活進行了全方位的記述，體現了「譜為一家之史」的主旨。
此外，徽州家譜充分折射出了明清徽州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家譜為徽州宗族社會的構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撐，也為徽州地區的社會風俗形成發揮了導向的作用。
明清徽州家譜具有獨特的徽商文化特質
在徽州特有的社會文化浸潤下，徽州家譜表現出一些地域特色，具體而言便是徽商對明清徽州家譜的影響，使明清徽州家譜表現出獨具特色的徽商文化特徵。這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宣揚商業理念，體現了重視商業的文化旨趣。汪道昆在《太函集》中說：「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則賈，相代若踐更，要之良賈何負閎儒。」這種「良賈何負閎儒」的理念，在家譜中表現為對商業行為的宣揚與重視。明隆慶《許氏世譜》記許秩語：「丈夫非銳意經史，即寄情江湖間，各就所志。」同族人許西皋也說：「人之處世，不必拘其常業，但隨所當為者，士農工賈，勇往為先，若我則業賈者也。」
第二，為徽商立傳，體現了不輕視商人的文化理念。不少家譜通過設立家傳，滿足了徽商名垂家史的精神追求。基於這種理念，徽州家譜中記載了大量徽商的傳記和行狀，甚至還出現了為女性商人立傳的情況，如《竦塘黃氏宗譜》記載了吳盛「泉布出入，不假簿記，籌算心計之，雖久，錙銖不爽。」
第三，將家譜作為經營活動中的交際手段，體現了家譜在商業活動中的文化交流功能。作為宗族而言，有共同而穩定的居住區域是其主要特徵之一，但徽州地區卻是「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州人因商業活動表現出明顯的流動性與分散性，與宗族要求聚族而居的特點相矛盾，為了彌合這種矛盾，利用編修家譜將「十七在天下」的族眾聚合起來就顯得尤其重要。利用家譜的「收族」功能，能有效地將各地流動經商的族人凝聚起來。
另外，徽商在經營活動中面臨的競爭十分激烈，利用編修家譜進行聯宗可以減少不必要的競爭，甚至可以互通信息達到共贏的效果。如《績溪西關章氏族譜》載章必泰，「隱於賈，往來吳越間」，「嘗因收族訪譜，遇福建清浦江宗人名漢者於吳門，道及南峰宗柘重建事，於是相與刊發知單，遍告四方諸族」，「厥後詣浦城，查閱統宗會譜與西關譜有無異同」。作為商人的章必泰「遍告四方諸族」，一方面固然與收族的目的有關，另一方面其利用宗族關係減少商業活動中的競爭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贛文化人物—1.楊萬里楊萬里（1127－1206），字廷秀，號誠齋。吉州吉水（今吉水縣）人。南宋傑出的詩人。紹興二十四年（1154）中進士。授贛州司戶，後調任永州零陵縣丞，得見謫居在永州的張浚，多受勉勵教誨。孝宗即位後，張浚入相，即薦萬里為臨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即遭父喪，服滿後改知奉新縣。乾道六年（1170）任國子博士，開始作京官，不久遷太常丞，轉將作少監。淳熙元年（1174）出知漳州，旋改知常州。六年，提舉廣東常平茶鹽，曾鎮壓沈師起義軍，升為廣東提點刑獄。不久，遭母喪去任，召還為吏部員外郎，升郎中。十二年（1185）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極論時政十事，勸諫孝宗姑置不急之務，精專備敵之策，堅決反對一些人提出的放棄兩淮、退保長江的誤國建議，主張選用人才，積極備戰。次年，任樞密院檢詳官兼太子侍讀。十四年（1187），遷秘書少監。高宗崩，萬里因力爭張浚當配享廟祀事，指斥洪邁「指鹿為馬」，惹惱了孝宗，出知筠州（今江西高安）。光宗即位，召為秘書監。紹熙元年（1190），為接伴金國賀正旦使兼實錄院檢討官。終因孝宗對他不滿，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朝廷欲在江南諸郡行鐵錢，萬里以為不便民，拒不奉詔，忤宰相意，改知贛州。萬里見自己的抱負無法施展，遂不赴任，乞祠官（無實際官職，只領祠祿，等於退休）而歸，從此不再出仕，朝命幾次召他赴京，均辭而不往。開僖二年（1206），因痛恨韓胄弄權誤國，憂憤而死，官終寶謨閣文士，謚「文節」。
楊萬里一生力主抗戰，反對屈膝投降，他在給皇帝的許多「書」、「策」、「札子」中都一再痛陳國家利病，力詆投降之誤，愛國之情，溢於言表。他為官清正廉潔，儘力不擾百姓，當時的詩人徐璣稱讚他「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投楊誠齋》）。江東轉運副使任滿之後，應有餘錢萬緡，但他均棄於官庫，一錢不取而歸。他立朝剛正，遇事敢言，指摘時弊，無所顧忌，因此始終不得大用。實際上他為官也不斤斤營求升遷，在作京官時就隨時準備丟官罷職，因此預先準備好了由杭州回家的路費，鎖置箱中，藏於卧室，又戒家人不許買一物，怕去職回鄉時行李累贅。後來賦閑家居的十五年中，還是韓胄柄政之時，韓新建南園，請他作一篇「記」，許以高官相酬，萬里堅辭不作，表示「官可棄，『記』不可作。」以止數事，可以想見其為人。詩人葛天民誇他「脊樑如鐵心如石」（見《南宋群賢小集．葛無懷小集》），並非謚美之辭。
楊萬里是南宋傑出的詩人，在當時有很大的影響。他的詩與陸遊、范成大、尤袤齊各，稱「南宋四大家」。他起初模仿江西詩派，後來認識到江西詩派追求形式、艱深蹇澀的弊病，於紹興三十二年（1162）盡焚其力作詩篇千餘首，決意跳出江西詩派的窠臼而另闢蹊徑。他在《荊溪集自序》中曾回憶過自己走過的創作道路：「余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學後山（陳師道）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王安石）七字絕句，晚乃學絕句於唐人。……戊戌作詩，忽若有悟，於是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後欣如也。」他在詩中也曾明確表白：「傳派傳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風流。黃（庭堅）陳（師道）籬下休安腳，陶（潛）謝（靈運）行前更出頭。」（《跋徐恭仲省干近詩》之三）正因為他不隨人腳跟、傍人籬下，敢於別轉一路，推陳出新，終於自成一家，形成了他獨具的詩風，號為「誠齋體」。對當時詩壇風氣的轉變，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楊萬里學問淵博，才思健舉。他的作品不拘一格，富有變化，既有「歸千軍、倒三峽、穿天心、透月窟」雄健富麗的鴻篇巨製；也有狀物姿態，寫人情意，隨手拈來，卻能曲盡其妙的寫景抒情小詩。詩風平易自然、構思新巧、幽默風趣、清新活潑，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他又十分注意學習民歌的優點，大量吸取生動清新的口語謠諺入詩，因此，他的作品往往「俚辭諺語，衝口而來」（蔣鴻翮《寒塘詩話》），給人純樸自然的感受。如：「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愁釘人來關月事，得休休去且休休。」（《竹枝歌》）完全似脫口而出的一首山歌，反映了他向民歌學習的成就。
楊萬里現存的詩篇，有一部分直接抒寫自己的愛國感情及對時政的關懷。特別是他充金國賀正旦使的接伴使時，第一次橫渡江、淮，去北方迎接金使，親眼看到宋朝的大好河山淪於金人手中，淮河成了南宋的北部邊界，兩岸的骨肉鄉親，不能自由往來，心中有無限感慨，寫下了不少愛國的詩篇，如：「船離洪澤岸頭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遠，中流以北即天涯！」「兩岸舟船各背馳，波痕交涉亦難為。只余鷗鷺無拘管，北去南來自在飛。」（《初入淮河》）他路經鎮江金山時，看到風景如畫的金山的亭台變成了專門招待金使烹茶的場所，憤慨地寫下了「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霽曉登金山》）的詩句，深深地鞭撻了屈辱的南宋小朝廷。此外，如《過揚子江》、《讀罪己詔》、《故少師張魏公輓詞》、《虞丞相輓詞》、《豫章江臬二首》、《宿牧牛亭秦太師墳庵》等詩章，或寄託家國之思，或呼籲抗戰復國，或歌頌抗敵捐軀的將領，或諷刺賣國投敵的權奸，都是萬里的名篇。
他也有一些詩作反映了勞動人民的生活，表達了他對民生的關心及對勞苦人民的同情。如《憫農》、《觀稼》、《農家嘆》、《秋雨嘆》、《憫旱》、《竹枝歌》、《插秧歌》等，思想性和藝術性都比較高。但上兩類作品數量並不很多。
楊萬里現存的詩篇，大部分是吟詠江風山月的寫景抒情之作和應酬之作。這部分，作品有的題材過於細碎，缺乏高度的藝術概括，流於粗率淺俗。但他也有不少抒情寫景的小詩，由於觀察細緻深入，描寫生動逼真，感情真摯濃厚，因而意趣盎然，頗能動人。如「梅子留酸軟齒牙，芭蕉分綠與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閑居初夏午睡起》）「霧外江山看不真，只憑雞犬認前村。渡船滿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庚子正月五日曉過大臬渡》）「春回雨點溪聲里，人醉梅花竹影中。」（《除夕》）均寫得圓轉自然，清新活潑，極有思致，和那些專門描摹風雲月露的詩人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楊萬里一生寫作極為勤奮，相傳有詩二萬餘首，現存詩四千二百餘首，詩文全集一百三十三卷，名《誠齋集》，今存。2.晏幾道晏幾道（約1030－1106），字叔原，號小山。殊幼子（一說第七子）。臨川人。北宋詞家。一生清狂磊落，縱弛不羈，曾為許田鎮監、開封府推官等小吏。他與蘇軾、黃庭堅先後同時，文章翰墨，自立規模。早年即以《鷓鴣天》詞見稱於仁宗，詞云：「碧藕花開水殿涼，萬年枝上轉紅陽。昂平歌管隨天仗，祥瑞封章滿御林。金掌露，玉爐香，歲華方黃聖恩長。皇州又奏圜扉靜，十樣宮眉捧壽觴」（「慶曆中，開封府與棘寺同日奏獄空，仁宗於宮中宴樂，宣叔原作此。」參見黃升《花菴詞選》叔原《鷓鴣天》注）。詞雖是應命之作，內容無甚可取，但作者的藝術才華於此可見。
小山身出高門，不慕勢利，黃庭堅稱他是「人傑」，也說他痴亦絕人：「仕官連蹇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是一痴也。論文自有體，不肯作一新進士語，此又一痴也。費資千百萬，家人寒飢，此又一痴也。人百負之而不恨，已信人，終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於此，足見小山之為人。小山孤高自負，傲視權貴，即使是蘇軾這種人，也不在眼下。據《硯北雜誌》云：「元佑中，叔原以長短句行，蘇子瞻因魯直（即黃庭堅）欲見之，則謝曰：『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家舊客，亦未暇見也。』」（按：當時蘇軾在京，正受帝、後賞識，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其高傲竟至此等程度。他好藏書，能詩，尤以詞著稱。據《墨庄漫錄》雲「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謂叔原有類乞兒搬惋。叔原戲作詩云：『生計惟茲惋，搬擎豈憚勞。造雖從假合，成不自埏陶。阮杓非同調，頹瓢庶共操。朝盛負余米，暮貯籍殘糟。倖免播同乞，終甘澤畔逃。挑宜筇作杖，捧稱葛為袍。倘受桑間餉，何堪井上螬。綽然徙自許，噱爾未應饕。世久稱原憲，人方逐子敖。願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此詩雖是戲作，而憤世疾俗之情，高潔固究之趣，斐然可見。他存詩只數首，為「春風自是人間客，張主（亦作主張。）此依《江西詩征》。）繁華得幾時？」（《與鄭介夫》）「窮通不屬兒曹意，自有真人愛子虛。」（《題司馬長卿畫像》）都是寓意頗深之作。
他的詞風農摯深婉，工於言情，與乃父齊名，世稱「二晏」。但當時及後世作者都對他評價很高，認為造詣在殊之上。「北宋晏小山工於言情，出元南（晏殊）、文忠（歐陽修）之右……措辭婉妙，一時獨步。」（《白雨齋詞話》）他的《小山詞》存詞二百多首，多為小令，其藝術造就也表現在這些小令方面。
小山詞多懷往事，抒寫哀愁，筆調整飽含感傷，傷情深沉真摯，情景融合，造語工麗，秀氣勝韻，吐屬天成，「能動搖人心」。雖反映生活面窄，而藝術境界較高。詞風接近李煜。他的《臨江仙》、《鷓鴣天》、《阮郎歸》等，都是歷來傳誦的名篇，其中新辭麗句，深為論者所嘆賞。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臨江仙》），《復堂詞話》贊它是「千古不能有二」的「名句」；「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鷓鴣天》），《苕溪漁隱叢話》評它為「詞情婉麗」；至於「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鷓鴣天》），連認為「作文害道」的理學家程頤聽了，都得笑著說：這樣的詞，只有「鬼」才寫得出！（《邵氏聞見後錄》）
小山詞從《珠玉》出，而成就不同，體貌各異。在描寫上，比大晏深細，而無大晏的含蓄；在修辭上，有大晏的婉麗，而無大晏的清潤；在感情上，比大晏濃摯；在思想上，則不及大晏的深廣。3.劉辰翁劉辰翁（1232－1297），字會孟，號須溪。廬陵（今吉安）人。南宋末期辛派詞人中成就較大的愛國詞人。
劉辰翁生活的時代，正當宋、元交替之際。他出生的第三年，長期和南宋對峙的女真族建立的金國，即為崛起於北方的蒙古貴族統治者太宗窩闊台所滅。蒙古貴族統治勢力強大，對南宋造成了很大的軍事威脅，加劇了民族矛盾，使南宋朝廷的處境更加困難。加上趙的昏庸無能，一切聽任奸臣賈似道的擺布，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景定三年（1262），廷試對策，辰翁極言：「濟邸無後可慟，忠良殘害可傷，風節不競可憾。」都是針對賈似道而發的。辰翁雖然贏得鯁直之名，卻被置於丙等，還幾乎為賈似道所害。他深知將不容於權要，又不願同流合污，於是託辭親老，請為濂溪書院山長。江萬里、陳宜中等知道他學識淵博，為人正直，相繼荐居史館，又除太學博士，他都固辭不就。宋亡之後遂不復出，甘居淡泊，專心著述。儘管如此，他仍然發出象杜甫一樣的「我亦每飯不忘」君的呼聲，眷懷故國，鄙棄新朝。他的高風亮節，贏得時人及後世的推崇。和他同時的張孟浩贈詩云：「首陽餓夫甘一死，叩馬何曾罪辛已。淵明頭上漉酒巾，義熙以後為全人。」
辰翁嘗刻一印章，文曰「三代人物」，這是他以古代高士自許的表現。張孟浩說：「劉辰翁作《寶鼎現》詞，時為大德元年，自題曰『丁酉元夕』，亦義熙舊人（指陶淵明）只書甲子之意，其詞……反反覆復，字字悲咽，真孤竹、彭澤之流。」他言行一致，表裡如一，連創作實踐，也是如此。
辰翁的詩詞，絕大部分是感懷時節，悼念故國之作。詩如《蘇李泣別圖》，頌揚蘇武，惋惜李陵：「事已矣，泣何矣？蘇武節，李陵詩。噫！」元末人陶宗儀評為「痛快、嚴峻、抑揚、感傷」，頗能得其旨意。《送李鶴田入浙、赴趙春谷招》詩中，「行人點點過汴宮，空餘艮岳一拳土」二句，表現了詩人極度凄楚的心情。
表現民族氣節、愛國思想的有《六州歌頭．乙亥二月，賈平章似道督師至太平州魯港，未見敵，鳴鑼而潰。後半月聞報，賦比。》全詞所寫，儘是冷嘲熱諷，淋漓痛快，讀後令無限憤恨。
德佑二年（1276），伯顏率軍攻陷臨安。景炎二年（1277），辰翁作《永遇樂》，序云：「余自乙亥上元誦李易安《永遇樂》，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聞此詞，輒不自堪。又之易安自喻。雖辭情不及，而悲苦過之」。時臨安已淪陷二年，南宋大部分土地相繼陷落，只剩廣東一隅，看來難以支持下去，大有「江南無路，鹿州今夜，此苦又誰知否」之嘆，這就是作者所謂比起李清照來「悲苦過之」的地方。
宋亡後，辰翁有一首寫亡國之痛的《柳梢青》，詞云：「鐵馬蒙氈，銀花灑淚，春入愁城。笛里番腔，街頭戲鼓，不是歌聲。那堪獨坐青燈。想故國，高台月明。輦下風光，山中歲月，海上心情。」這首詞，傾吐了詩人對故都汴京的懷念；對身伏山中，家人離散，處境凄慘的回味；特別是對臨安陷後，愛國志士逃往海上，仍奮力抗擊，直至殉國的堅貞操持的欽敬之意！
辰翁的著作很多，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文學批評。他曾先編、批點自漢、唐迄宋代諸大家詩文。《四庫全書》著錄的有《評點班馬異同》、《評點王右丞集》、《評點李長吉詩歌》和《放翁詩選後集》等。一類是文學創作。他的門生王夢應稱為「韓歐後，惟先生卓然秦、漢巨筆」。所著《須溪集》原有百卷之多，可是在明代就已很少見到。韓敬選訂晚宋諸家之文，「嘗以不得辰翁全集為恨」。今傳《須溪集》十卷，系乾隆時四庫館臣於《永樂大典》中輯出的。又有《須溪四景詩集》四卷。4.徐元傑 《梅野集》——徐元傑 徐元傑（1196-1246），字伯仁，號梅野，上饒縣八都黃塘人。元傑自幼穎悟，讀書過目不忘，為文落筆輒得奇語。師學朱熹。南宋紹定五年進士，累官至大堂寺少卿，兼給事中國子祭酒，擢中書舍人。為官"遠聲色，節情慾"，"直聲聞於朝"。杜范入相，徐元傑上書言事，慷慨陳詞，力主排外患，修內政，保境安民。當時朝政洶洶，奸佞用事。淳右六年四月杜范死，六月徐元傑指爪忽裂，暴疾而亡。三學諸生，伏闕請願，指系奸人毒害，御旨交大理寺審理，事竟不白。著有《梅野集》十二卷，傳於世。 5.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撫州臨川人，北宋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特強，從小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曆二年（1042）登楊鎮榜進士第四名，先後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後，隱居，病死於江寧（今江蘇省南京市）鐘山，謚文。
安石從小隨父宦遊南北，對北宋中期隱伏的社會危機有所認識。在他進入仕途地方官吏時，能夠關心民生疾苦，多次上書建議興利除弊，減輕人民負擔。由於較長時期接觸了解社會現實，「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要求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權，推行富國強兵政策。在他任參知政事和宰相期間，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財」和「整軍」兩大課題，積極推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方田均稅、免役、市易、保甲、保馬等新法，史稱「王安石變法」或「熙寧變法」。由於受到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團的堅決反對，神宗後來也動搖、妥協，革新派內部又產生裂痕等，新法終被全部廢止。安石變法，雖然歸根結底是為加強皇權，鞏固封建地主統治地位，但在當時對生產力的發展和富國強兵，確曾起了推動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在歷史上有其進步的意義。偉大革命導師列寧稱譽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改革家」（《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頁）。
為了給變法確立理論根據並反擊守舊派，安石提出「天變不足畏」，「尚變者，天道也」，用「新故相除」的進化觀點駁斥了守舊派的「道不可變」的形而上學論調。同時又公然提出「祖宗不足法」，認為「祖宗之法，未必盡善，可革則革，不足循守」（《司馬溫公傳家集．學士院試李清臣等策目》）。在變法過程中，他更設置專局，使子芳及門人修撰《詩》、《書》、《周官》三經新義，對新政從理論上加以解釋與闡發，並通過政府力量作為學校誦習的定本，被稱為「新學」，直接或間接為推行新法服務。上述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安石不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繫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於為社會服務。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縣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為安石以「務為有補於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等。
安石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對北宋王朝內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在敘述並闡釋宋初百餘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的同時，尖銳地提示了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它對第二年開始施行的政，無異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馬諫議書》，以數百字的篇幅，針對司馬光指責新法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四事，嚴加剖駁，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措詞得體，體現了作者剛毅果斷和堅持原則的政治家風度。安石的政論文，不論長篇還是短制，結構都很謹嚴，主意超卓，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只用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大段」（劉熙載《藝概．文概》），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這時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膾灸人口，《鯀說》、《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後》、《傷仲永》等，評價人物，筆力勁健，文風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給人以顯豁的新鮮覺。他還有一部分山水遊記散文，《城陂院興造記》，簡潔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禪山記》，亦記游，亦說理，二者結合得緊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動、形象，又使具體的記事增加思想深度，顯得布局靈活並又曲折多變。
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罷相（1076年左右）劃界而分為前、後期，在內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別。「王荊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後為群牧羊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葉夢得《石林詩話》）。前期的詩歌，長於說理，傾向性十分鮮明，涉及許多重大而尖銳的社會，問題注意到下層人民的痛苦，替他們發出了不平之聲。《感事》、《兼并》、《省兵》等，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描寫和提示了宋代國勢的積弱或內政的腐敗，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對於國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擇將」的建議；《收鹽》、《河北民》等，反映了當時人民群眾備受統治者迫、害壓榨的悲慘遭遇；《試院中》、《評定試卷》等，則直接抨擊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經世濟國的人才；《元日》、《歌元豐》等，熱情地謳歌了變法帶來的新氣象和人民的歡樂；《商鞅》、《賈生》等，通過對歷史人物功過得失的價，抒發了自己的新的見解和進步意義。安石後期的隱居生活，帶來了他的詩歌創作上的化。他流連、陶醉於山水田園中，題材內容比較狹窄，大量的寫景詩、詠物詩取代了前期政治詩的位置，抒發一種閑恬的情趣。但藝術表現上卻臻於圓熟，「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頰間。」（《後山詩話》載黃魯直語）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書湖陰先生壁》等詩，觀察細緻，精工巧麗，意境幽遠清新，表現了對大自然美的歌頌和熱愛，歷來為人們所傳誦。
從詩體說來，安石的古體詩雖然多用典故，好發議論，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穎，充滿著情感和豐富的想像。律詩則用字工穩，對偶貼切，但有時不免失於過多的雕刻。五絕和七絕尤負盛譽，「王半山備眾體，精絕句」（《寒廳詩話》），「荊公絕句妙天下」（《艇齋詩話》）。他的詩對當代和後世都有影響，被稱為「王荊公體」（嚴羽《滄浪詩話》）。
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餘首。雖不以詞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劉熙載《藝概.詞曲概》）。《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通過描寫金陵（今江蘇南京市）壯景及懷古，揭露六朝統治階級「繁華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縱沉鬱，被贊為詠古絕唱。它同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開了蘇東坡豪放的先聲，給後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
從文學角度總觀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傑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裡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餘風作出了貢獻。但是，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於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論禪說佛理，晦澀乾枯。這些都是他在藝術觀和創作上的局限。6.汪應辰汪應辰（1118－1176），初名洋，字聖錫。信州玉山（今玉山縣）人。南宋官吏、詩人、散文家。
紹興五年（1135），年方十八中狀元。授鎮東軍簽判，召為秘書省正字。當時秦檜主和議，汪應辰上疏嘛張抗金，力言因循無備、上下相蒙、不明敵勢的危險性，因而違反秦檜意，出通判建州（今福建建甌）、靜江府、廣州等。秦檜死後，召為吏部郎官，遷右司，因母老，出知婺州（今浙江金華）。母去世服畢後，除秘書少監，遷權吏部尚書。宋孝宗趙即位後又因事被迫請求調外，於是知福州。不久，升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出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再除吏部尚書，尋兼翰林學士並侍讀。又因事不合，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今江蘇蘇州）。韓玉被旨揀馬，路過平江府，因汪應辰沒有特別招待他而回京報復汪，密告宋孝宗，說所到之州縣，沒有象平江府那樣亂的地方，於是連遭貶秩，氣病卧家不起而卒，謚文定。
汪應辰幼為神童，五歲知書，屬對應聲語驚人，多識奇字。家貧無燈油，拾柴點火讀書。從人借書，有過目不忘之能。十歲能詩。宋高宗見他的對詞，以為老成之士，直至見才知是剛少年，賜以御詩，並更名為應辰。他好賢樂善，尤篤友愛。少從喻樗、張九成、呂本中、胡安圖等人游，又與呂祖謙、張械為友。為朱熹從表叔，常與往來研究學問。他為人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又多革弊事，所以遭到胡遷許多人的側目，為人所陷。但他接物溫遜，遇事特立不回，堅定不移。雖遭秦檜排擠，流落嶺嶠十七年之久，「蓬蒿滿徑，一室蕭然，飲粥不繼，人不堪其憂」，卻「處之裕如也，益以修身講學為事」。學者稱玉山先生。
著有文集五十卷，今傳《文定集》二十四卷。《四庫全書》據《永樂大典》及明代宏治年間程敏政摘抄本輯出，收於集部別集類。他學問具有淵源，作品有不少巨制鴻篇。他的不少詩作都體現了「好賢樂善，尤篤友愛」的思想品格和個性。如《挽宣扶吳郡王》：「節義家傳久，艱難始見忠。一心惟殉國，百戰竟平戎。環列周廬肅，管儀道路同。細看麟閣上，誰得似初終？」這一方面歌頌了吳郡王的忠精殉國的品格和戰功，另一方面是對那些不能特立不回，堅定不移，始終如一的人的辛辣嘲諷，可見詩人品格的一貫性。另一首《分韻送胡丈歸健康》也表現了詩人與朋友的至誠至深之情：「先生高卧武夷巔，一旦趨朝豈偶然。報國自期如嗷日，歸田曾不待來年。懷鉛共笑揚雄老，鞭馬今輸祖逖先。冊府風流久廖落，送行始復有詩篇。」這並非一般迎來送往的應酬之作，而是主客思想共鳴的產物，所以讀來給人以真摯誠懇之感。這類作品在詩人創作中佔有一定的比例。7.歐陽貞
歐陽貞，字元春，號貧樂，一號石戶農。元朝分宜防里人。生於元仁宗廷祜五年（公元１３１８年），歿於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１３３８年），享年七十歲。據《袁州府志》、《分宜縣誌》、《防里十派歐陽氏族譜》的有關記載，似乎不是，而是肺腑之言。他從小就受到嚴格的家庭教育，淹貫經史。大些，又外出拜揭奚斯（元朝文學家、史學家，今豐城人）、夏鎮（進士，宜春人，文章簡古有法，學者多宗之）為師，發憤讀書，以後工古文詞，做了小官。元朝末年，政治腐敗，正下太亂，便辭官回家。明太祖朱元璋得了天下，政局穩定後，他才出頭露面。開始參加江西鄉試，中第一名解元。從此又進入仕途，先後做了考城、扶溝主簿。幾年後，因年將花甲，便請求回鄉。
洪城十八年（公元１３８３年）他六十五歲考中了進士，僅僅是取個「學歷」而已，重回家鄉。他在家鄉里幹些什麼？一是「求老農學鋤耨，性拙而力弱，工倍而食鮮，故益貧，雖貧亦未嘗以為苦」；二是「喜游遨，每佳山林好風月，同心者邂逅，杯酒從容，即高談郎詠，旁者無人」；三是在「自坐自行中有會悟」，則廢寢忘餐，吟詩著文．（《石戶農傳》）所著有《周易問辨》三十卷、《史提鉤》七十卷。詩文有《余學初集》、《龍江叢稿》、《東齋寓錄》、《貧樂集》。
「貧樂」自己贊自己，寫了篇《貧樂齋自贊》，其詞曰：天能貧吾身，而不能貧吾心；吾能樂吾心，而不樂吾身。貧吾身固不樂，樂吾心斯不貧。人皆以身不貧者為樂地，吾獨以心不樂者為貧民。噫，樂果何人？貧果何人？這是作者自我解剖人生觀，用哲學語言，闡述自己對貧與樂的看法。作者是個甘貧窮的樂觀主議者，從貧與樂說到身與心。在他看來，人的身與心（天理良心，善良的心，正確的思想、意識）這兩個東西，心更重要。如果維護身子與維護有顆善良的心發生矛盾時，應儘可能維護後者。因此，「天能貧吾身」，天能夠使我少吃少穿，身子受到折磨，「而不能貧吾心」，不能我的良心受到損害。樂心與樂身往往發生矛盾，這矛盾一旦發生，那就「吾能樂吾心，而不能樂吾身」。由於這樣，我在任何時候都「樂吾心」。因常「樂吾心」，任何時候都感到滿足，就任何時候也不感到貧乏了。然而好些人的看法與我不同，「人皆以身不貧者為樂地」，他們認為人生在世，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肥了身子就是快樂，不管花的錢來得正路不正路，即使是妄取苟求，不義之財，良心受到譴責，他們也要這樣干，認為能撈到錢的地方就是「樂」地。我卻認為這各昧天良肥已而「心不樂者」（要蠅營妄取，貧臟賄賂，食人血汗，人家必然要罵娘，橫眉冷對，甚至要同起攻之，心裡那得痛快）的行為，不僅無快樂，而且是人世間真正的「貧民」。
歐陽貞的父名自強，字秀南，又字南翁。後將住宅改建為意山讀書樓，揭奚斯為之書匾額（現匾尚存），並作記，虞集（元朝學者，字伯生、世稱邵庵先生，崇仁人）為之賦詩，學者稱他為意山先生。8.陶淵明
陶淵明（365—427），字元亮，別號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潛，卒後親友私謚靖節。東晉潯陽柴桑人（今九江市）人。
陶淵明出身於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勛，軍功顯著，官至大司馬，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祖父陶茂、父親陶逸都作過太守
年幼時，家庭衰微，八歲喪父，十二歲母病逝，與母妹三人度日。孤兒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裡生活。孟嘉是當代名士，「行不苟合，年無誇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亂；至於忘懷得意，傍若無人。」（《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淵明「存心處世，頗多追仿其外祖輩者。」（逮欽立語）日後，他的個性、修養，都很有外祖父的遺風。外祖父家裡藏書多，給他提供了閱讀古籍和了解歷史的條件，在學者以《庄》《老》為宗而黜《六經》的兩晉時代，他不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樣學了《老子》《莊子》，而且還學了儒家的《六經》和文、史以及神話之類的「異書」。時代思潮和家庭環境的影響，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兩種不同的思想，培養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愛丘山」的兩種不同的志趣。
陶淵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懷著「大濟蒼生」的願望，任江州祭酒。當時門閥制度森嚴，他出身庶族，受人輕視，感到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晉書陶潛傳》）他辭職回家後，州里又來召他作主簿，他也辭謝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荊州，投入桓玄門下作屬吏。這時，桓玄正控制著長江中上游，窺伺著篡奪東晉政權的時機，他當然不肯與桓玄同流，做這個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詩中寫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對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對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發出了深長的嘆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喪辭職回家。元興元年（402年）正月，桓玄舉兵與朝廷對抗，攻入建康，奪取東晉軍政大權。元興二年，桓玄在建康公開篡奪了帝位，改國為楚，把安帝幽禁在潯陽。他在家鄉躬耕自資，閉戶高吟：「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荊扉晝常閉。「表示對桓玄稱帝之事，不屑一談。元興三年，建軍武將軍、下邳太守劉裕聯合劉毅、何無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蘇鎮江）起兵討桓平叛。桓玄兵敗西走，把幽禁在潯陽的安帝帶到江陵。他離家投入劉裕幕下任鎮軍參軍。（一說陶淵明是在劉裕攻下建康後投入其幕下）。當劉裕討伐桓玄率兵東下時，他仿效田疇效忠東漢王朝喬裝馳驅的故事，喬裝私行，冒險到達建康，把桓玄挾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馳報劉裕，實現了他對篡奪者撫爭的意願。他高興極了，寫詩明志：「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榮木》第四章）劉裕打入建康後，作風也頗有不平凡的地方，東晉王朝的政治長期以來存在「百司廢弛」的積重難返的腐化現象。經過劉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則），先以威禁（預先下威嚴的禁令）的整頓，「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風俗頓改「。其性格、才幹、功績，頗有與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對他產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劉裕為了剪除異己，殺害了討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無罪的王愉父子。並且憑著私情，把眾人認為應該殺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謚任為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這樣的重要的官職。這些黑暗現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經阿曲伯》這首詩中寫道：「目倦山川異，心念山澤居」「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緊接著就辭職隱居，於義熙元年（405年）轉入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部任建威參軍。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劉敬宣上表辭職。劉敬宣離職後，他也隨著去職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紹他任彭澤縣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潯陽郡派遣郵至，屬吏說：「當束帶迎之。」他嘆道：「我豈能為五十斗米向鄉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職。陶淵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辭彭澤縣令結束。這十三年，是他為實現「大濟蒼生」的理想抱負而不斷嘗試、不斷失望、終至絕望的十三年。最後、賦《歸去來兮辭》，表明與上層統治階級決裂，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決心。
陶淵明辭官歸里，過著「躬耕自資」的生活。夫人翟氏，與他志同道合，安貧樂賤，「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共同勞動，維持生活，與勞動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關。歸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滿堂前。」淵明愛菊，宅邊遍植菊花。「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從雜詩》）至今膾灸人口。他性嗜酒，飲必醉。朋友來訪，無論貴賤，只要家中有酒，必與同飲。他先醉。便對客人說：「我醉欲眠卿可去。」義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縣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遷至栗里（今星子溫泉栗里陶村），生活較為困難。如逢豐收，還可以「歡會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如遇災年，則「夏日抱長飢，寒夜列被眠」。義熙末年，有一個老農清晨叩門，帶酒與他同飲，勸他出仕：「襤褸屋檐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願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稟氣寡所諧。纖轡（回車）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用「和而不同」的語氣，謝絕了老農的勸告。他的晚年，生活愈來愈貧困，有的朋友主動送錢周濟他。有時，他也不免上門請求借貸。他的老朋友顏延之，於劉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經過潯陽，每天都到他家飲酒。臨走時，留下兩萬錢，他全部送到酒家，陸續飲酒。不過，他之求貸或接受周濟，是有原則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濟親自到他家訪問。這時，他又病又餓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濟勸他：「賢者在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說：「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檀道濟饋以梁肉，被他揮而去之。他辭官回鄉二十二年一直過著貧困的田園生活，而固窮守節的志趣，老而益堅。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還清醒的時候，給自己寫了《輓歌詩》三首，在第三首詩中末兩句說：「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表明他對死亡看得那樣平淡自然。
陶淵明的作品感情真摯，樸素自然，有時流露出逃避現實，樂天知命的老莊思想，有「田園詩人」之稱。9.曾致堯曾致堯（950——1007）
曾致堯，字正臣，南豐人，北宋散文家，曾鞏、曾布祖父，太平興國八年（983）登進士第，是北宋以來南豐第一個進士。先後任過符離主簿、梁州錄事參軍、著作佐郎、兩浙和京西轉運使；當過壽、泰、泉、蘇、揚、鄂等州知州。官至禮部郎中，後改任吏部郎中。
致堯為官期間，減免民間苛捐雜稅，體察百姓疾苦，所到之處，頗有政聲。在壽州當知州離任時，壽州百姓再三挽留，以致幾天不能成行，後以單騎帶二卒，才悄悄地離開了壽州。
致堯性格剛直，敢於揭人之過，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所作所為多行不法，別人不敢言，致堯則進行彈劾，魏庠被罷了官，致堯常因奏章言辭激烈，得罪不少權臣，因而屢遭降職或調任。卒後贈諫議大夫、太子太師，封密國公。致堯一生著述甚多，有《仙鳧羽翼》30卷、《廣中台紀》80卷、《清邊前要》30卷、《西陲要紀》10卷、《直言集》10卷、《為臣要紀》3卷，共達176卷（篇）之多。10.曾鞏
曾鞏（1019－1083），字子固。南豐人。北宋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幼年聰慧，十二歲作《六論》，一揮而就，言簡意賅，氣勢雄渾，得到歐陽修的讚賞，從此名聞四方。青年時，多次外游，和王安石友善，常有詩文往來，並將安石推薦給歐陽修。嘉佑二年（1057）中進士後，調任太平州司法參軍。翌年，召回京師，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熙寧二年（1079）先後在齊、襄、洪、福、明、毫等州任知州，守正不阿，頗有政聲。元豐三年，徙知滄州，過京師，神宗召見時，他提出節約為理財之要，頗得神宗賞識，留三班院供事。元豐四年，神宗以其精於史學，委任史館修撰，編纂五朝史綱，未成。元豐五年，拜中書舍人。次年卒於江寧府。理宗時追謚文定。著有《元豐類稿》五十卷、《續元豐類稿》四十卷、《隆平集》三十卷。
曾鞏的思想屬儒學體系，他贊同孔孟的哲學觀點，強調「仁」和「致誠」，認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虛心自省、正誠修身就能認識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對兼并政策，主張發展農業和廣開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時，總是以「仁」為懷，「除其奸強，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齊州雜詩序》）由於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對王安石變法有些看法不同。他認為法愈密，則弊愈多。但是曾鞏也不主張死守成法，他對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滿，提出「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戰國策目錄序》）的觀點。主張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對法製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動上，他能夠維護新法，在齊州為官時，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樂業。
曾鞏的散文創作成就很高，慢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積极參加者。他師承司馬遷、韓愈和歐陽修，主張「文以明道」，把歐陽修的「事信、言文」觀點推廣到史傳文學和碑銘文字上。他在《南齊書目錄序》中說：「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他強調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發難顯之情，寫「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風以「古雅、平正、沖和」見稱。《宋史》本傳說他「立言於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議論性散文，剖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立，分析辨難，不露鋒芒。《唐論》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證辯，論得失而重理，語言婉曲流暢，節奏舒緩不迫，可與歐陽修的《朋黨論》媲美。他的記敘性散文，記事翔實而有情致，論理切題而又生動。著名的《墨池記》和《越州趙公救災記》熔記事、議論、抒情於一爐，深刻有力，通情達理。他的書、序和銘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歐陽舍人書》和《上福州執政書》歷來被譽為書簡範文。敘事委婉深沉，語言簡潔凝鍊，結構十分嚴謹。《戰國策目錄序》論辯入理，氣勢磅礴，極為時人所推崇。當西昆體盛行時，他和歐陽修等人的散文，一掃雕琢堆砌之風，專趨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讚歎說：「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漢星之斗。」（《贈曾子固》）蘇軾也說：「醉翁門下士，雜從難為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群妍。」
曾鞏也擅長寫詩，有四百餘首傳世。其詩或雄渾瑰偉，或委婉超逸，無不含義深刻，妙趣橫生。五古《追租》，描繪了「今歲九夏旱，赤日萬里灼」，「計雖賣強壯，勢不旭弱」的慘狀，發出「暴吏體宜除，浮費義可削」的呼聲，與王安石的《兼并》詩，有異曲同工之妙。絕句《西樓》、《城南》，清新雋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詩作的風致。他的詠物詩多數富有新意，如《詠柳》詩：「亂條猶未變初黃，倚得東風勢便狂。解把飛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樹隱喻奸臣和邪惡勢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別開生面。曾鞏的詩作，格調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詩言文言理的通病，又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為人們所注意。後人有曾鞏能文不能詩之說，其實不是不公正的。
曾鞏一生整理古籍、編校史書，也很有成就。《戰國策》、《說苑》、《列女傳》、《李太白集》和《陳書》等都曾經過他的校勘。《戰國策》和《說苑》兩書，多虧他訪求採錄，才免於散失。他每校一書，必撰序文，藉以「辨章學術，鏡考源流」。曾鞏好藏書，珍藏古籍達兩萬多冊；收集篆刻五百卷，名為《 金石錄》。
曾鞏治學嚴謹，每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故能「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說他的文章「一落紙，為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唯恐得之晚也」。（曾肇《亡兄行狀》，見《元豐類稿》卷末）
曾鞏培養了一批名儒，陳師道、王無咎、曾肇和曾布受業於他。《宋元學案》云：「陳無己（師道）好學苦志，以文謁曾子固，子固為點去百十字，文約而義意加備，無己大服」
曾鞏的文章對後世的影響也很大。南宋朱熹「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嘗誦習」。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劉大槐、姚鼐和錢魯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為圭臬。《明史．王慎中傳》載：「慎中為文，初主秦漢，謂東京之下無可取，已司歐、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作，一意師仿，尤得力於曾鞏；順之初不服，久亦變而從之。」足見曾鞏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11.湯顯祖湯顯祖（1550－1616），字義仍，號若士，亦號海若，又號清遠道人，別號玉茗堂主人。臨川人。明代偉大的戲劇家、文學家。
從小天資聰穎，刻苦攻讀，「於古文詞外，能精樂府、、歌行、五七言詩；諸史百家而外，通天官、地理、醫藥、卜筮、河籍、墨、兵、神經、怪牒諸書」（鄒迪光《臨川湯先生傳》）。他不但愛讀「非聖」之書，更廣交「氣義」之士，通過積極的社會活動，鑄就了正直剛強，不肯趨炎附勢的品格。青年時代因不肯接受首輔張居正的拉攏，結果兩次落第。直到萬曆十一年（1583）三十三歲，即居正死後次年，始中進士。但他仍不肯趨附新任宰相申時行，故僅能在南京任太常博士。後改官南京詹事府主簿，又遷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在職期間，與進步的東林黨人鄒元標、顧憲成等交往甚密。萬曆十九年（1591），上《論輔臣科臣疏》，曆數神宗皇帝在位二十年間，朝政腐敗，科場舞弊，弄臣賄賂，言路阻塞等弊端，因而觸怒了神宗，被謫遷廣東徐聞縣典史。一年後，又調任浙江遂昌知縣。清廉簡樸，體恤民情，修相圃書院及演武堂，下鄉勸農，平反冤獄，懲處地方惡霸，深得民心。終因不滿朝政腐敗，於萬曆二十六年（1598）棄官回臨川閑居，寓所號「玉茗堂」，致力戲劇和文學創作活動，終其一生。
顯祖十三歲即師事泰州學派的哲學家羅汝芳。後來又非常景仰被封建統治者視為「異端」的李贄，並提出了「情至」說，所謂「情有者，理必無；理有者，情必無」；「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牡丹亭題詞》）。以此肯定「情」是生活的客觀規律，與封建主義「理」的教義相對立。這種先進的哲學觀點，同複雜的政治鬥爭歷程和豐富的社會經驗溶匯在一起，為他的創作活動奠定了雄厚的思想基礎和生活基礎。
顯祖在文學思想反對以王世貞為首的擬古派，主張抒寫性靈，明確申述：「予曲中有譏托。」他一生寫了二千二百多篇詩文，頗多佳作，特別是《感事》、《聞都城渴雨時苦攤稅》等詩作，把矛頭直指封建皇帝，其大膽、尖銳，為同代詩作所罕見。
他尤其熱愛戲曲藝術，收藏元人雜劇達千種，各本佳句，都能口誦。他約在二十八歲（1577）時，始作《紫簫記》，因被時人議為影射「秉國首揆」而輟筆。但他志向未泯，十年後（1587）又改為《紫釵記》。由是一發而不可止，於一五九八年棄官返鄉後作《還魂記》（《牡丹亭》）；一六零零年夏作《南柯記》；一六零一年秋作《邯鄲記》。這四大傳奇均有夢境構想，故並稱「臨川四夢」。
他的劇作，植根於現實生活的土壤，同時又顯示出高度的浪漫主義精神。代表作《還魂記》，以強烈的追求個性解放的進步思想，無情地挾擊了腐朽封建道學的理念束縛，描寫了杜麗娘與柳夢梅在夢中相愛，醒後尋夢不得，抑鬱而死。其後夢梅掘墳開棺，麗娘復活，深刻地表達了作者「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思想。麗娘之父杜寶的封建衛道士嘴臉，被揭露無遺。尤其是主人公杜麗娘困於禮教束縛的複雜細膩哀愁和堅定執著的反抗性格，被作者以文彩瑰麗的妙筆，刻劃得入木三分：「原來奼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朝飛暮卷，雲霞翠軒，雨絲風片、煙波畫船，錦屏人忒看的這韶光賤」數百年來，為人們唱得口角生香。時人謂「《牡丹亭》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沈德符《顧曲雜言》）。「……擅才情則推臨川；臨川胸羅二酉，筆組七襄，玉茗四科，膾灸詞壇。」（沈寵綏《弦索辨訛序》）「《還魂》妙處種種，奇麗動人，稱古今絕唱。」（清姚燮《今樂考證》）《柳亭詩話》及《黎瀟雲語》還記載當時有少女讀其劇作「忿惋而死」及杭州女令演「尋夢」時感情激動，卒於舞台，足見其影響之巨，感人之深。
《紫釵記》主題思想同樣體現著作者的「情至」觀念。它通過愛情題材，反映政治鬥爭，鞭撻了封建權貴盧太尉，歌頌了理想的義俠黃衫客，使劇作具有更深的思想意義，這是同作者在政治活動中的親身體驗有著密切的關係的。
《南柯記》和《邯鄲記》，是寓言性的諷世劇。二劇借夢中之景，寫現實之事，舉凡社會的病態，人情的險詐，官場的黑暗以及知識分子的種種心理活動，均躍然紙上。劇本布上了一層「色即是空」，「浮世芬芬蟻子群」的佛家和道家思想的迷霧，流露出消極的厭世情緒，反映了作者的階級和歷史的局恨。但從主要傾向來看，仍不失為傑出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作品，在戲曲史上應佔有重要的位置。
顯祖在戲曲批評和表、導演理論上，也有重要建樹。他通過大量書札和對董解元的《西廂記》、王玉峰的《焚香記》等等劇作的眉批和總評，發表了對戲劇創作的新見解。他認為內容比形式更重要，不能單純強調曲牌格律而削足適履，所謂「凡文以意、趣、神、色為主，四者到時，或有麗辭俊音可用，爾時能一一顧九宮四聲否？如必按字模聲，即有窒滯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尺牘《答呂姜山》）。他和以沈景為首的偏重形式格律的吳江派作家進行了頑強的論爭。尤其是作為一六零二年前後的《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一文，不僅記述了弋陰腔的演唱情況，為我國戲曲史留下了珍貴資料，而且對錶、導演藝術發表了精闢見解，強調演員要體驗生活，體驗角色，領會曲意，在生活上和藝術上嚴以律己，以人物的感情去感染觀眾。他自己勤於藝術實踐，「為情作使，劬於伎劇」，同臨川一帶上千名演唱海鹽腔的宜黃班藝人保持著廣泛的聯繫，實際上成了地方戲曲運動的領袖。他還親自為演員解釋曲意，指導排練，「自踏新詞教歌舞」，「自掐檀痕教小伶」。
他的作品和戲劇活動，影響深遠。師法於他的「臨川派」戲劇家，在明代有吳炳、孟稱舜等；在清代有李漁、洪升、蔣士銓等。直到今天《四夢》里的許多精采片斷還保留在崑劇舞台上。石凌鶴改編的贛劇弋陰腔《還魂記》，還被攝成彩色影片，深受廣大觀眾歡迎。顯祖不僅屬於中國，也是世界文化偉人之一。日本學者青木正兒在《中國近世戲曲史》中，將他和莎士比亞並稱，為東西方交相輝映的兩顆明星，被譽為「東方的莎士比亞」。在本世紀初，他的創作便不斷被翻譯介紹到國外去。日本文學家山口大學教授岩成秀夫的《中國戲曲演劇研究》，認為顯祖雖比日本大戲劇家近松門左衛門早一百多年，其成就卻遠勝於後者。他的劇作、詩文，自明代以來刊本甚多。其戲曲不為精代統治者所重視，《四庫全書》只存目詩文《玉茗堂集》二十九卷。一九六二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包括他的全部作品的四卷本《湯顯祖集》，參照了歷代刻本，詳加校勘，是迄今較為完善的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於一九七八年和一九八二年先後將戲曲和詩文分別從《湯顯祖集》中抽出單獨出版為《湯顯祖戲曲集》（上、下），使之更為廣泛傳流。12.黃庭堅
黃庭堅（1045—1105），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黔安居士，八桂老人。北宋詩人，書法家。修水縣人。其父黃庶（字亞父）慶曆二年（1042）進士，仕不得志，遂刻意於文詞，作詩學杜甫，有《伐檀集》傳世。舅父李常（字公擇）也是一位詩人兼藏書家。使黃庭堅從小生長在文學空氣濃厚的書香家庭。
黃庭堅自幼聰穎異常，五歲能背誦五經，七歲寫過一首《牧童詩》：「騎牛遠遠過前村，吹笛風斜隔岸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君。」因此黃庶非常喜愛這個孩子。舅父有時亦來黃家，隨便從書架上取書一本查問庭堅，他能對答如流。李常為之驚奇，稱他有「一日千里之功。」
嘉佑三年（1058年），其父黃庶在康州（今廣東省德慶縣）任上逝世。由於家境不太富裕，黃庭堅才十五歲，遂跟著舅父李常到淮南遊學。嘉佑六年，他在揚州（今江蘇省揚州市）認識詩人孫覺（字莘老）。孫覺推崇杜甫，認為杜甫的《北征》詩勝過韓愈的《南山》詩。而另一詩人王平甫卻認為《南山》詩比《北征》詩好，兩人反覆爭論，都不能說服對方，時值庭堅在座，兩位老人徵求他的意見，他說：「若論工巧，《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為表裡，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范溫《潛溪詩眼》）當時庭堅僅十七歲，而他一席之言，使兩位前輩心服口服，結束一場爭論。從此，孫覺非常讚美這位聰穎少年，後來就把自已的女兒蘭溪許配給他。
嘉佑八年，黃庭堅首次參加省試，當時傳說他中了解元，住在一起的考生設宴慶賀。正在飲酒間，忽然有一僕人闖了進來告訴大家：這裡有三個人考中了，而他不在其內。席上落第者紛紛散去，而庭堅仍若無其事，自飲其酒，飲罷，又與大家一同看榜，毫無沮喪的神色。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黃庭堅再次參加省試。詩題是《野無遺賢》，主考李洵看到他試卷中的「渭水空藏月，傳岩深鎖煙」，不禁拍案叫好。說黃庭堅「不特此詩文理冠場，他日有詩名滿天下。」就此中了第一名。第二年春天，再到汴京（今河南省開封市）參加禮部考試，中了三甲進士，登上仕途。初任余干縣主簿，後調汝州葉縣（今河南省葉縣）縣尉，途中寫了一首《沖雪宿新寨不樂》詩：縣北縣南河日了，又來新寨解征鞍。山銜斗柄三星沒，雪共月明千里寒。小吏有時須束帶，故入頻問不休官，江南長盡梢雲所，歸及春風斬竿竿。」抒發開始走向仕途，對小吏生涯鬱鬱不樂的心情。熙寧五年（1072年），詔舉四京學官，庭堅考得優等，被任為北京（今河北省大名縣）國子監教授。當時留守北京的大老文彥博很器重他的才學，在他任滿之後，又留他再任，一直在北京度過了七年。七年中，他致力於詩歌創作，在藝術技巧上有較大的提高。元豐元年（1078年）庭堅作了二首古風，投書給當時任徐州的太守蘇軾，以表示仰慕之意。蘇軾讀其詩，認為「超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為造物者游，非今世所有也。」由是詩名大震，兩位大詩人也從此結下至死不逾的友誼。
神宗即位後，於熙寧三年（1070年），任王安石為宰相，開始 實行新法。但是，新法一開始就遭到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猛烈反對。後來新舊兩黨鬥爭愈演愈烈，革新和保守的鬥爭逐漸蛻化成官僚集團之間的爭權奪利，一直延續到北宋滅亡。在這場鬥爭中，黃庭堅站在舊黨一邊，他很尊敬司馬光和蘇軾兄弟。司馬光逝世後，他作詩追挽：「毀譽蓋棺了，於今名實尊。哀榮有亡命，終始酌民言。蟬冕三公府，深衣獨樂園。公元兩無累，憂國愛元元。」（《司馬文正公輓詞四首》之四）但是，他也很尊敬王安石的人品：「然余嘗觀其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跋王荊公禪簡》）他雖然沒有積极參加這場鬥爭，但他的一生一直卷在鬥爭的旋渦里。
元豐三年（1080年），黃庭堅入京改官，被任為吉州太和縣（今江西省太和縣）知縣。這是他第一次擔任獨當一面的地方官。為了了解人民的生活實際情況，他常常深入窮鄉僻壤，踏遍了太和縣境的崎嶇山路，將農民的疾苦，如實上報，減輕農民負擔。人稱：「治政平易，人民行以安定」。元豐六年，庭堅調任德州平鎮（今山東省商河縣境內）的監鎮壓官。此時德州通叛趙挺之屬於新黨，正在德州推行市易法（由官府管理市場貿易），他認為德平鎮小民貧，實行市易法有困難，不同意這樣做，與趙挺之公文往來，反覆爭論，種下了後來遭受貶的禍根。元豐八年三月，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因哲宗年幼，由神宗的母親太皇太后高氏執政，司馬光任宰相四月，庭被召入汴京任秘書郎，因司馬光的推薦，參加了幾個有的校定《資治通監》的工作；十月，被任為神宗實錄院檢討官，集賢校理，主持編寫《神宗實錄》。檢討官。此處據《歷代著名文學家列傳》）元佑六年書成，擢起居舍人。元佑八年，被任為國史編修官。這年哲宗親政。九年，改元紹聖，表示要繼承神宗在熙寧、元豐年間的政策，並起用新黨的蔡京等人。蔡京等雖然打著神宗和王安石的旗號，事實卻在排除異已，藉此打擊一切舊黨人員。他們對舊黨主修的《神宗實錄》大為不滿，下令國史院核實《神宗實錄》的記載，以「誣毀先帝」、「修實錄不實」加罪，於紹聖元年（1094年）十二月，黃庭堅被貶為涪州（今四川省涪陵縣）別駕、黔州（今四川省彭水縣）安置，左右慘然不安，他卻頗能自我解脫，坦然處之，在黔州四年，寓居開元寺摩圍閣，仍然誦書寫字，沉醉於藝術世界之中。紹聖四年，庭堅的外兄張向任提出舉夔州路常，十二月，朝遷以「迴避親嫌」為由，下詔庭堅移到戎州（今四川省賓市東北），在州南的一個僧寺里住下來。為了避免遭受進一步迫害，他自稱「身如槁木，心如死灰」，把寺中的居室叫作「槁木庵」和「死灰 」。後來在城南另外租了房子，又起名叫「任運堂」，表示自已安分守命，無心世事了，所以在戎州的三年中，生活還算安定。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去世，徽宗即位，暫時由太后向氏聽政。五月，詔復司馬光等三十三人入官。十月，蔡京等人相繼被貶出京。次年改元為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三月，庭堅接到權知舒州的任命。四月，又被召為吏部員外郎。兩次上表，說明身有羸疾，請求在太平州（今安徽省當塗縣）或無為軍（今安徽省無為縣）當一個地方官。崇寧元年（1102年）四月接到知太平州任命。六月，到達太平州，接受了知州的職務。不料只過九天，吏部公文就下來了，免去了知州職務。原來，此時徽宗親政，起用蔡京為相，新黨重新握政權，蔡京等人對舊黨人物迫害比紹聖年間更加殘酷。崇寧二年四月，下詔銷毀三蘇、秦觀和黃庭堅的文集。九月，又下詔在各地立「元佑奸黨碑」，幾乎把舊黨人物一網打盡。這時，趙挺之已被蔡京薦為副宰相。庭堅地德平鎮時曾與趙有過政見上的衝突，因而假公營私報宿怨，暗中指使荊州轉動判官陳舉從庭堅所寫《承天院塔記》中摘取「天下財力屈渴」等語句，誣告庭堅「幸災謗國」，使庭堅受到「除名羈營宜州」(今廣西省宜山縣）的嚴厲處分。崇寧三年三月，庭堅到宜州貶所，初租民房，後遷寺，都被官府刁難。崇寧四年五月，被迫搬到城頭破敗戍樓里棲身，人不堪其憂，庭堅終日讀書賦詩，舉酒浩歌，處之泰然。宜州人民敬其曠達高潔，許多人慕名前往求詩求書，向他請教學問，他也盡量滿足來訪者的要求。崇寧四年（1105年）九月三十日病逝於戍樓，終年六十一歲。大觀三年（1109年）春，由蘇伯固、蔣偉護柩歸葬修水縣雙井祖墳之西。南宋紹興初年，高宗中興，追封直龍圖閣士，加太師，謚號文節。
黃庭堅出於蘇軾門下，與張來、秦觀、晁補之並稱為「蘇門四學士」,後與蘇軾齊名，世稱「蘇黃」。其最重要的成就是詩。詩論標榜杜甫，但是強調讀書查據，以故為新，「無一字無來處」和「脫胎換骨，點鐵成金」之論。藝求上講究修辭造句，追求奇拗硬澀的風格，其詩多寫個人生活，且謂詩歌不當有「散謗侵陵」的內容，但在若干作品中仍表現出傾向舊黨的政治態度。他在宋代影響頗大，開創了江西詩派。他又能詞，兼擅行、草書。書法初以周越為師，後取法顏真卿及懷素，受楊凝式影響，尤得力於《痊鸛銘》，筆法以側險取勢，縱橫奇倔，自成風格，為「宋四家」之一。遺作有《山谷集》。自選詩集《嚴華疏》、《松風閣詩》、《幽蘭賦》、《廉頗藺相如列傳》等。家鄉存有《上冢》、《詠清水岩》、《雙井解嘲》、《雲岩寺院記》、《王純中墓志銘》及都昌南山《清隱禪院記》等詩文及《雙井》、《釣磯》等磨崖石刻。其居官、流放，抑或家鄉客邸，凡足跡所至，有關軼聞、傳說、詩聯、墨寶、碑刻等珍存無遺。宜山山谷墓及寶華亭、修水縣南山崖山谷祠及字，屢遭毀廢。建國後，已在南山岩建立了黃山谷紀念館，並將原有的樓、廊、亭、閣、祠修葺一新。現有，山穀神中中樹有黃庭堅紀念頭像。九曲迴廊中嵌有他的書法碑刻。溪山自在樓里展出其生平事迹和各種版本的著作以及後人研究黃庭堅的文獻。黃山谷墓在他出生地雙井村之南，為圓頂結構，仍保持宋代古墓風貌，樸素壯觀。墓地面積約二里。建國後，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增築了圍牆，新修了古式門樓。13.歐陽修
歐陽修（1007－1073），字永叔，號醉翁，又號六一居士。廬陵（今永豐縣沙溪人）。北宋卓越的文學家、史學家。四歲喪父，家貧，他的母親以荻畫地，教他寫字。多誦古人篇章，為詩文，「下筆出人意表」。天聖八年（1030）中進士，任西京留守推官。景佑元年（1034）任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言事，得罪宰相被貶，歐陽修寫信斥責司諫高若訥不主持正義，被降知夷陵縣。康定元年（1040）復任館閣校勘，編修崇文總目。慶曆三年（1043）任右正言、知制誥。五年，杜衍、范促淹、韓琦、富弼等名臣相繼被排擠出朝，歐陽修上疏為他們分辯，因被貶知滁州，後又改知揚州、潁州。皇佑元年（1049）回朝，先後任翰林學士、史館修撰等職，和宋祁等一同編修《新唐書》，又自修《五代史記》（即《新五代史》）。晚年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太子少師。神宗熙寧五年（1072）卒於家，謚文忠。
歐陽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對當時經濟、政治和軍事等方面的嚴重危機，有較清醒的認識。主張除積弊、行寬簡、務農節用，與范促淹等共謀革新。晚年隨著社會地位的提高，思想漸趨保守，對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譏評；但比較實事求是，和司馬光等人的態度是不盡相同的。
歐陽修在我國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作為宋代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人物，他的文論和創作實績，對當時以及後代都有很大影響。宋初，在暫時承平的社會環境里，貴族文人集團提倡的西昆體詩賦充斥文壇，浮華纂組，並無社會意義，卻曾風靡一時。為了矯正西昆體的流弊，歐陽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愛讀韓俞文集，出仕後親自校訂韓文，刊行天下。他在文學觀點上師承韓愈，主張明道致用。他強調道對文的決定作用，以「道」為內容，為本質，以「文」為形式，為工具。特別重視道統的修養，提出要使「文」有光輝，「學者當師經」，師經才能用「道」來充實自己。但他又假正了韓愈的某些偏頗。在對「道」的解釋上，他把現實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體內容，反對「棄百事不關於心」，反對「務高言而鮮事實」。在對待「道」與「文」的關係上，主張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認為「文」固然要服從於「道」，但並非「有德者必有言」。列舉了許多例子說明「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世。」所謂「事信言文」，就是內容要真實，語言要有文采，做到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這是歐陽修對創作的基本論點。他的主張得到了尹洙、梅堯臣、蘇舜欽等人的熱烈贊同。後來，知貢舉（主管考試進士）時，又鼓勵考生寫作質樸曉暢的古文，凡內容空洞，華而不實，或以奇詭取勝之作，概在摒黜之列。與此同時，他又提拔、培養了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等一代新進作家。這樣，他倡導的詩文革新運動就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歐陽修在文學創作上的成就，以散文為最高。蘇軾評其文說：「論大道似韓愈，論本似陸贄，紀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但歐陽修雖素慕韓文的深厚雄博，汪洋恣肆，但並不亦步亦趨。他的散文深入汪出，既精鍊又流暢，敘事說理，娓娓動聽，抒情寫景，引人入勝，寓奇於平，一新文壇面目。他的許多政論作品，如《本論》、《原弊》、《上高司諫書》、《朋黨論》等，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張，緊密聯繫當時政治鬥爭，指摘時弊，思想尖銳，語言明快，表現了一種匡時救世的懷抱。他還寫了不少抒情、敘事散文，也大都情景交融，搖曳多姿。他的《釋秘演詩集序》、《祭石曼卿文》、《蘇氏文集序》等文，悼念亡友，追懷往事，情深意摯，極為動人；他的《豐樂亭記》、《醉翁亭記》諸作，徐徐寫來，委婉曲折，言辭優美，風格清新。總之，不論是諷世刺政、悼亡憶舊、登臨遊覽之作，無不充分體現出他那種從容寬厚、真率自然的藝術個性。
歐陽修在詩歌創作方面也卓有成就。他「以文為詩」。通俗流暢。古體詩有的顯得詩味不濃，但部分近體詩卻比興兼用，情景相生，意味雋永。在內容上，他的詩有一部分反映了當時人民生活的痛苦。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例如，在《答楊子靜祈雨長句》中，描寫了「軍國賦斂急星火」，「然而民室常虛空」的社會現實；在《食糟民》中，揭露了官吏「日飲官酒誠可樂」。而百姓「釜無糜粥度冬春」的不合理現象。不過，他寫這些詩的目的是很明白的：「因吟君贈廣其說，為我持之告采詩。」為的是規勸統治階級修明政治，維護封建秩序。另外一些詩，多是抒發詩人的生活感受，如《畫眉鳥》：「百囀千聲隨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寫出了對大自然和自由自在生活的嚮往之情
歐陽修不僅善於作詩，且時有新見，後人集錄成書，稱為《六一詩話》。今人郭紹虞說：「詩話之稱，固始於歐陽修，即詩話之體，亦可謂創自歐陽氏矣。」（《宋詩話考》）歐陽修的詩話，改變了以前的論詩這作或重在呂評、或重要格例、或重在作法、或重在本事的做法，而是兼收並蓄，細加抽繹。他在評論詩的時候，雖然不廢雕琢，但主張歸於自然。他特別稱許梅堯臣「意新語工」之說，正是為宋詩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歐陽修還在宋初的詞壇上佔了一席重要的位置。他創作了很多詞，內容大都與「花間」相近，寫的多是男女愛戀、離情別緒一類的題材。但格調較高，技巧嫻熟，不乏藝術珍品。例如為人們所稱道的《踏莎行》，末尾兩句：「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從思婦眼中寫徵人，情意深遠，含蓄蘊藉，給人以新穎別緻的感覺。又如《朝中措》開頭兩句：「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由於作者對事物體察入微，看似隨意寫出，卻是無限傳神，沒有爐火純青的工夫，是不能達到這種藝術境界的。
此外，歐陽修還打破了賦體的嚴格的格律形式，寫了一些文賦，他的著名的《秋聲賦》，與蘇軾的《赤壁賦》先後媲美，千載傳誦。
歐陽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績斐然。除文學外，經學有獨到見解，金石學有開闢之功，史學成就尤偉。他的獨生子歐陽發等曾作了一個統計，所著將近二十種，僅《四庫全書》收錄或存目就有十三種。以現行《歐陽文忠公文集》和收入《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的《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錄五卷為較全。14.洪邁洪邁（1123－1202），字景廬，別號野處。饒州鄱陽（今波陽縣）人。洪皓第三子。南宋著名文學家。
洪皓使金，遭金人扣留，洪邁時年僅七歲，隨兄適、遵攻讀。他天資聰穎，「博極載籍，雖稗官虞初，釋老傍行，靡不涉獵。」十歲時，隨兄適避亂，嘗往返於秀（今浙江嘉興）、饒二州之間。在衢州（今浙江衢縣）白沙渡，見敗壁間題有二色句，一詠「油污衣」云：「一點清油污白衣，斑斑駁駁使人疑。縱使洗遍千江水，爭似當初不污時。」邁讀後，愛而識之。可見其自少年時，便性格高潔，不同凡俗。
紹興十五年（1145），洪邁中進士，授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因受秦檜排擠，出為福州教授。其時洪皓已自金返國，正出知饒州。洪邁便不赴神州任而至饒州侍奉父母，至紹興十九年（1149）才赴任。二十八年（1159）歸葬父後，召為起居舍人、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館編修官、吏部員外郎。三十一年，授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三十二年春，金世宗完顏雍遣使議和，洪邁為接伴使，力主「土疆實利不可與」。朝廷欲遣使赴金報聘，邁慨然請行。於是以翰林學名義充賀金國主登位使。至金國燕京，金人要邁行陪臣禮。邁初執不可，既而金鎖使館，自旦及暮，不給飲食，三日乃得見。金大都督懷中提議將邁扣留，因左丞相張浩認為不可，乃遣還。
邁回朝後，殿中御史張震彈劾邁「使金辱命」，論罷之。乾道二年（1166），知吉州（今江西吉安），後改知贛州（今江西贛州）。邁到任，重視教育，建學館，造浮橋，便利人民。後又徙知建寧府（今福建建甌）。淳熙十一年（1184）知婺州（今浙江金華）。在婺州大興水利，共修公私塘堰及湖泊八百三十七所。後孝宗召對，邁建議於淮東抗金邊備要地修城池，嚴屯兵，立游樁，益戍卒，並應補充水軍，加強守備，得到孝宗嘉許，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邁入史館後預修《四朝帝紀》，又進敷文閣直學士，直學士院，深得孝宗信任。淳熙十三年（1186）拜翰林學士。光宗紹熙元年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二年上章告老，進龍圖閣學士。嘉泰二年（1202）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贈光祿大夫，謚文敏。
邁學識博洽，熟悉典故，一生著述極為繁富。據《四庫全書》所有：《野處類稿》二卷、《史記法語》八卷、《經子法語》二十四卷、《南朝史精語》十卷、《夷堅志》四百二十卷、《萬首唐人絕句》九十卷。還有《容齋隨筆》十六卷、《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六卷（現在統稱這五集為《容齋隨筆》），共一千二百一十九則，收入《四庫全書》集部雜家類。這是一部廣涉歷史、文學、哲學、藝術等方面的隨筆集，歷來為人們所推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南宋說部當以此為首。」其中自以史諸子百家，以及醫卜星算之屬，皆鈞纂不遺，辨證考核，也頗為精確。作者尤熟於宋代掌故。所載宋代史實，皆極精審。書中考證漢唐以來的歷史名實，政治經濟制度，亦頗精確。還記敘了杜甫、李白、柳宗元、蘇東坡等人的軼事，對歷史人物和事件，也間加評論，頗有見解。後人曾將其中有關論詩和論四六駢文的資料輯錄為《容齋詩話》十六卷、《容齋四六叢談》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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