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略】東南亞既得利益者的暴政

【編者按】當人們將眾多美好的願望都訴諸民主化轉型時，失望是在所難免的。諸多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民主化不是解決國內各類問題的萬能靈丹。近來，東南亞及其它地區出現的民主轉型回潮，給那些懷著美好願景的人當頭一棒。民主不一定能解決腐敗問題，所謂的「腐敗的民主政府」便是例證；而法治可能才是建立廉潔政府的更好方案。簡單的民主化也不能有效整合多元化的利益訴求，從東南亞的案例可以看出，所謂包容性增長並非必然緊隨民主化而出現。國家（state）有效制度的建立，是一個長期而又複雜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個虛弱的國家機器，如果不能較好地實現財富在不同群體間的合理分配，那麼來自民眾的不滿將是非常危險的。本文中，東南亞國家某些中產階級成員對威權政治的支持，到底是在反對或顛覆民主，還是在懷念以往的社會安定和秩序，這本身就值得討論。俗語云，「寧做太平犬，不做亂離人」；任憑紙面上的權利和自由如何絢爛多姿，倘若置身於一個動蕩不居的社會，那也只不過是些美麗的肥皂泡罷了。

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東南亞的「舊中產階級」轉向了民主的對立面。

任何有依據的預測都會承認，到2030年時，亞洲將佔據全球中產階級人口的三分之二。投資者和企業家們早就看到了這一點，並且早就排著隊等候佔領這一迅速擴大的消費市場，而政治分析家們才剛剛開始領會亞洲中產階級的崛起將給這一地區（尤其是那些非民主國家）的政治治理帶來的影響。

照片來源：路透社/ Chaiwat Subprasom

中產階級會要求建立更完整、徹底的民主制度和代議制政府，以及要求在國家管理的過程中享有更大的發言權嗎？還是只要經濟繼續增長，物質需求得到滿足，他們就依然不會反對當前的一黨專政、軍政體制或選舉產生的專制者？

註：貝斯塔曼轉型指數（BTI）用五個指標衡量國家的民主狀況：國家特徵，政治參與度，法治，民主制度的穩定性以及政治、社會的整合度。氣泡的大小表示國家的人口規模。

數據來源：中產階級人口（佔總人口百分比）：「發展、援助與治理指數（DAGI）」，布魯金斯學會，2012；民主狀況：貝斯塔曼轉型指數（BTI） 2014，www.bti-project.org；2012年人口數據：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台灣數據：台灣地區「行政院」主計處。

顯然，一個實質性的中等收入群體的出現，並不能直接導致一個更健康的民主國家的形成。貝斯塔曼轉型指數顯示，在被測試的亞洲國家中，一國中產階級的規模和該國的政治轉型之間，僅僅存在著十分鬆散的關聯。相對而言，印度尼西亞的中產階級人口僅僅為泰國的一半，但民主政體在印度尼西亞運轉得無疑要比位於東南亞的君主制國家泰國好太多。

中產階級究竟會扮演何等政治角色，取決於我們問的是哪種中產階級——至少在東南亞是如此。因此，我們最好用這一術語的複數形式（也就是middle classes）來反映這一群體內部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不僅可以展現東南亞社會的階級動態，而且還可以有效地解釋近來該地區一些國家政局的不穩定狀況。泰國和印度尼西亞就是其中的代表。

2014年對於這兩個國家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一年。當印度尼西亞平靜地完成總統選舉之時，泰國剛剛經歷了一場最終以軍事政變結束的暴力抗議活動，這無疑表明泰國國內存在著嚴重的政治分裂問題。兩國的政治發展均不僅僅受國內社會中極端力量之間巨大張力的影響，也受到正在成長中的中間階層的影響。

拿泰國和印度尼西亞這兩個差異極大的國家作比較，似乎有些不合適——前者是一個處於非常態的、保守的軍事集團統治下的國家，後者則是處於民選總統治下的進步國家。實際上，最近數月以來，許多分析家們也認為，與政治上逐漸陷入深淵的泰國相比，印度尼西亞儼然已成為這一地區的又一民主燈塔。

如果我們對比一下理性、謙遜的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維多多（亦稱「佐科維」）與只知一味剝削國民的泰國軍人獨裁者巴育·占奧差，就很容易認同上述分析。但這樣我們就忽略了印尼最近這次總統選舉差一點就將整個國家重新帶回所謂「新秩序」的威權體制的事實：近一半的選民想要回到「新秩序」體制之下，因此將選票投給了宣稱將建立更加穩固的獨裁控制的保守派候選人普拉博沃·蘇比安托。雖然普拉博沃最終敗選了，但支持他的數個黨派仍然控制著議會。九月，他們便試圖通過廢除地方層面的直接選舉，破壞民主制度。

在分析兩國國內的政治極化現象時，我們應當超越簡單的貧-富二元對立的思維。媒體報道顯示，印尼社會中貧窮和受教育程度較低的階層並非如人們想像的那樣，是普拉博沃的主要支持者——事實恰好完全相反。選舉前數周，佐科維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尋求具有都市生活背景的、看似應當更加理性的中產階級的支持。僅僅具有小學教育水平的選民大多堅定地支持佐科維，而那些擁有大學學歷、月收入逾兩百萬印尼盾（相當於165美元）的群體卻轉而支持普拉博沃。

這似乎表明，正是中產階級群體對於高效威權體制下的美好過往的懷念，以及他們對於腐敗的民主政府的清醒認識，差點葬送了印度尼西亞的民主政治。泰國的反民主抗議活動，同樣是由具有都市生活背景的，對軍方和君主共同統治下的日子多有懷念的中產階級推動的。而民主政治的支持者，則相反，大多來自各省正在興起的下層中產階級。

問題的關鍵，在於東南亞的歷史軌跡。20世紀下半葉，正是廣泛存在於這一地區各個國家的發展型威權政體，造就了其國內中產階級的興起。中產階級的身份及其認同，並不是在民主建設或反對政府干預的過程中形成的，而是在與政府干預緊密共生的語境下形成的。只有當這一制度安排開始走向失敗之時——尤其是伴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而來的，技術專家治國的高效率和自上而下式的經濟發展的弱點逐漸顯現出來時——中產階級才開始謀求推翻威權體制。

但是，當這一地區的經濟再度迅速發展並開始惠及原來的邊緣群體時，一個新生的、滿懷理想的中產階級群體的出現，使得舊中產階級逐漸心生疑慮，重新懷念起過去的發展型威權體制來。當新生代中產階級意識到可以利用民主政治來為自身贏得一份國家經濟發展的「蛋糕」時，相對來說數量更少因而更缺乏安全感的舊中產階級的防備心理於是變得越來越敏感。舊中產階級的成員還沒有學會該如何分享。這些中產階級守舊派們，於是重新支持諸如泰國王室的軍事將領或印度尼西亞「新秩序」體制的追隨者普拉博沃這樣的獨裁者，因此開始顛覆或危及這一地區的民主化進程，抑制新生代中產階級物質經濟生活的提高。

「舊中產階級專制」已經成功地摧毀了泰國的民主制度。印度尼西亞則選出了佐科維，雖然優勢極其微弱，但民主制度好歹得以暫時死裡逃生。佐科維和東南亞其他民主政治的支持者們需要讓舊中產階級相信，團結一致、民主治理是必需的。

（鄭濤/譯）

塞爾哈特·烏納爾迪是德國智庫貝塔斯曼基金會的項目主管。近期，他參與了亞洲政策簡報「亞洲中產階級——政治變革的動力？」的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