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文化(6) 史書散文 歌謠文字

春秋戰國文化(6) 史書散文 歌謠文字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大動蕩、大變革、風雲變幻的時期。儘管戰事頻繁，可文化、科技依舊繁榮，這個時期的思想、文化為後世的歷史文化奠定了基礎。殷墟卜辭可以說是先秦散文的萌芽。它在獸骨龜甲上簡略地記錄了殷商王朝的占卜言辭。《尚書》（又稱「書經」）是古代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彙編。記載上自堯舜， 下至秦穆，大多都是史官所記的帝王的誓、命、訓誥gao4，具有重要的古代史料價值。《尚書》也可以說是中國第一部散文集。其文章結構複雜，文辭簡練。春秋時孔子編撰的《春秋》，是流傳至今的中國最早的一部編年史。它通過極為簡練的文字，概括出一些重大歷史事件，並表示出作者對這些事件的褒貶。《春秋》對於後世歷史編寫起到示範的作用。《論語》成書於春秋戰國之際，由孔子的學生及其再傳學生所記錄整理。《論語》是記載孔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論語》涉及哲學、政治、經濟、教育、文藝等諸多方面，內容非常豐富，是儒學最主要的經典。在表達上，《論語》語言質樸、精鍊而形象生動，「詩味」濃郁，是語錄體散文的典範。《左傳》一書是戰國初期的著作，它不同於專門解釋《春秋》的《公羊傳》和《穀梁傳》，是中國一部敘事生動而具有真實性的編年史。這本書不但有豐富的語言， 記述春秋時人的對話，曲折生動，極為活潑，而且敘述歷史事件，特別是描寫戰爭，都能繪聲繪色，令人讀了如同親歷其境。唐代著名的史學評論家劉知幾曾竭力稱 贊《左傳》的敘事文，認為它「古今卓絕」（《史通·雜說上》）。《左傳》本不是儒家經典，但自從它立於學官，後來又附在《春秋》之後，就逐漸被儒者當成 經典。民間歌謠在春秋、戰國間是非常流行的。《左傳》、《國語》和諸子書，就時常稱引民間的歌謠。《老子》五千言，大部分是用韻文寫成的，語言精鍊而生動，含義深刻。由於歌謠的流行和發展，戰國時代的詩歌在文體上已有不同。在春秋以前的詩歌總集《詩經》中，「雅」為西周王畿ji1的正聲雅樂，「頌」為上層社會宗廟祭祀的舞曲歌辭，《國風》是土風歌謠。「兮」字的有無是區別當時宮廷和民間歌辭的標準之一。在《國風》里常見用「兮」作語助詞，《大雅》、《小雅》、《周頌》、《魯頌》、《商頌》中就很少見。原來「兮」字古音讀為「啊」，是古時民間歌謠中常用的語助詞。到春秋、戰國間，民間歌謠中出現了句法長短參差而生動活潑的歌辭，已不像《國風》那樣多用整齊的四字句。這時民間的歌詠往往是用音樂來伴奏的，在音樂伴奏中，唱著長短參差而生動活潑的歌辭，很能感動人。荊軻從 燕國出發入秦謀刺秦王時，路過易水，高漸離彈著一種叫做築的竹製弦樂器，荊軻唱道：「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荊軻的歌和高漸離所彈的築的音調是相和的，據說先為「變徵zhi3之聲」（「變徵」是一種悲哀的音調），大家聽了都流淚涕泣；後又「為伉kang4慨羽聲」（「羽聲」是一種慷慨激昂的音調），大家聽了，都睜大眼睛，頭髮也好像豎立起來了（《戰國策·燕策三》）。 這時南方民間的歌曲，更是曲折變化，悅耳動聽。據說楚頃襄王時，鄂君子晰泛舟於新波之中。鐘鼓的聲音剛停止，打槳的越人就一面打槳，一面歌唱，用越語唱出了三十二個字音的一首歌，因為鄂君聽不懂，請人用楚語譯出，成為這樣一首楚辭：「今夕何夕兮，搴qian1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zi1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說苑·善說篇》）「楚辭」之名，最早見於《史記·張湯傳》, 可見在漢代前期已有這一名稱。其本義，當時泛指楚地的歌辭，以後才成為專稱，指以戰國時楚國屈原的創作為代表的新詩體。這種詩體具有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黃伯思所說，「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東觀餘論》）。西漢末，劉向輯錄屈原、宋玉的作品，及 漢代人模仿這種詩體的作品，書名即題作《楚辭》。這是《詩經》以後，中國古代又一部具有深遠影響的詩歌總集。由於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 表作，所以楚辭又被稱為「騷」或「騷體」。在《楚辭》中除了《離騷》以外，主要的作品有《九歌》、《遠遊》等。中國的古文字在殷周時代就具有藝術風味。殷代的甲骨文除了刀刻的「刻辭」以外，還有用筆寫的「書辭」。西周的金文（銅器銘文）在鑄造之前，先要寫好字跡。其中有好些作品字體美觀，可以說出於當時無名的書 法家之手。但是，有意識的把文字作為藝術品，使文字藝術化，是從春秋末期開始的。春秋末年吳、越、蔡、楚等國往往在作為儀仗用的兵器上，鐫刻美術字體。它和當時的草率字體正好相反，力求工整美觀，或者在筆畫上加些圓點，或者故作波折，或者在應有的筆畫之外附加鳥形的裝飾。這就是「鳥篆」、「蟲篆」或「繆mou2篆」的起源。一九六五年湖北江陵楚墓發現的越王勾踐劍，整個劍身滿飾菱形暗紋，有銘文作「越王鳩jiu1淺自作用劍」八個字；一九七七年湖南益陽縣赫石廟戰國墓中發現的一把銅劍，上下兩面都鑄有「越王州句（即朱句）自作用劍」的銘文，都是這種鳥篆字體。到了戰國時代，文字在民間頻繁而廣泛的應用中，簡化的、草率的字體大量流行。不但字形的變化十分顯著，不同地區之間文字異形的現象也很突出。當時印璽、貨幣、陶器上的文字，銅兵器上的刻款，銅器上所刻工 名，以及近年出土的竹簡、帛書，都是草率的字體，它和青銅禮器上工整的銘文顯然不同。大體上當時重要的青銅器上工整字體，還是沿用著西周以來傳統的寫法， 而在一般日用器物上的草率字體，是出於當時各地民間的自由創造。正因為出於各地民間的自由創造，字的寫法很不一致，連偏旁也有不同，出現了漢代許慎所說七 國「文字異形」的現象（《說文解字敘》）。戰國時代還沒有字體的專名，但是在實際使用中已形成工整和草率兩種字體。工整的一種就是篆書的起源；草率的一種可以稱為「草篆」，也可稱為「古隸」，它正是從篆書到隸書的過渡。以秦國為例，當商鞅變法時，所製造的「商鞅方升」上的銘文寫得工整，是西周以來傳統的篆書；但是「大良造鐓」上的刻款就很草率，是屬於草篆的字體。在秦始皇沒有完成統一以前，實際上小篆和隸書兩種字體都早已存在。隸書和小篆最大的區別，就是變圓筆為方筆，變弧線為直線，這樣寫的速度就可以加快。戰國時代許多重要銅器銘文都用工整的篆書，講究美觀。例如戰國初期韓國製作的編鐘，所有銘文都先劃好方格，在方格內寫著工整的篆書，很是精美。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銅器銘文也都是工整的篆書。 這就是書法的起源。後來秦始皇統一全國文字也還沿用這個辦法，除了廣泛應用隸書以外，許多刻石和重要銅器上的文字都用小篆，也都寫得工整美觀。相傳李斯就是個書法家，「號為工篆」，許多刻石的銘文都出於他的手筆。從這時起，作為書法藝術的文字和作為應用工具的文字，分別遵循著各自的道路向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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