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鄭彪:重商主義的歷史啟示

06-10

從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來出發，可以看出重商主義具有一些過去曾被忽略了的一些歷史意義，也給後起國家一些重要的歷史啟示。

首先，重商主義作為一種思潮和理論，集經濟主義（財富即金銀）、民族主義和中央集權民族國家三位一體，是近代歐洲國家崛起的意識形態旗幟。重商主義就是財富至上主義，當時的表現就是不顧一切地追求金銀；重商主義主張的追求財富和對外擴張又代表了正在興起的西歐民族的利益；而民族國家恰恰是民族利益的載體和實現工具，中央集權正適合貴族王室和新興資產階級擺脫宗教統治和對外擴張、爭奪霸權的需要。民族主義在經濟上靠重商主義實現，兩者都需要強大的國家。十七至十八世紀是西歐重商主義的鼎盛時期，在政治上被稱為專制主義時代，正是這個道理。（49）可見，西歐國家非但不搞什麼「小政府、大社會」，而是一上手就追求「大國家（霸權）、大政府（官僚機器）、大軍隊（常備軍）大權力（中央集權）」。在西歐，重商主義時代就是與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民族主義三位一體的國家主義時代。西歐的王室不僅「發現新教是使國家權力超過教權和貴族權力的一個有效工具」，同時還「發現」重商主義既可以用來打敗國內的封建分治勢力，加強專制力量，又可以成為專制主義民族國家增加財富，進而爭奪歐洲霸權的有效工具。（50）

西歐中世紀的王室貴族為了自身利益，是鼓勵和支持工商業發展的。但是他們的王權有限，政治上既受到宗教的壓迫，控制的地域有限，經濟上又遠不如富裕的新興資產階級強大，更沒有能力對工商業進行直接控制和干預。有了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情況就大為改觀。專制主義國王不僅仍然鼓勵乃至大力支持工商業的發展，而且由於在政治上控制了比以前大得多的地域，所以就會直接對工商業進行控制、調節和干預，目的是多收稅以養兵征戰。歐洲從中世紀封建莊園經濟解體，到資本主義興起的幾百年中，無論是對財富的追逐，工商業的發展，市場擴大，海外擴張，殖民地的征服，這一切無不是在封建王權推動下進行的。這一時期各國產生了很多著名的專制皇帝，如亨利八世、拿破倫一世、菲特烈大帝、彼得大帝、亞歷山大、葉卡捷林娜二世，等等。而後，由於資產階級革命興起，通過復辟和反覆辟的反覆折騰，經過英國「光榮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等形式的無數次政治鬥爭、階級鬥爭、交易和妥協，才完成了政治經濟社會的全面轉型。西方國家的轉型不但沒有削弱，反而更有利於實現民族國家的利益。其統一的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這一點，本質上沒有改變，至今也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形式，即穿上了現代議會民主的服飾。

國家干預經濟作為重商主義的一個基本思想和經驗，對於經濟發展和富民強國具有重大意義。但是這個成功的秘密後來被西方國家官方和主流學者刻意掩蓋起來。隨著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西方新自由主義興起，西方國家極力向全世界鼓吹斯密「看不見的手」的自由市場理論、「經濟人」理論和鼓吹私有產權理論以及「不干預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等等，刻意向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宣傳這是西方成功經驗，是經濟改革之路，是富民強國之道，其目的是通過政治誤導和製造陷阱，削弱這些國家對經濟的有效干預，削弱這些國家的中央集權。沃勒斯坦以大量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反駁了這種思潮，他指出，「現代世界體系的早期，即至少在16世紀初，並延續至18世紀，國家在歐洲世界經濟體中起著經濟中心的作用。」（51）進入十九世紀以後，國家權力在資本主義歷史進程中的作用隨著客觀形勢的變化和需要不時地有所消長，「然而事實上，不管曲線怎樣浮動，我們面前看到的卻是，在整個現代時期國家權力持續增長。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看來需要並促進了這一增強中央集權與國內控制的長過程，至少在中心國家是這樣。」（52）西歐早期的所謂國家干預，主要是三個方向，一是經濟上的保護主義，也是強國主義（保護就是強國）；二是軍事上的強兵主義；三是海外的殖民擴張主義。十五至十八世紀西歐國家的歷史，特別是英國通過長達一百多年的戰爭最終戰勝法國而取代荷蘭成為歐洲霸主的歷史經驗表明，其原因正如沃勒斯坦指出的，「主要是因為英國政府能夠在政治上幫助英國企業家建立和擴展其經濟活動領域，使之超過植根於法國的競爭勢力。只有作這樣的分析，才能對此有充分的理解。」（53）但是，在當時，經濟實力的較量最終是在戰場上通過軍事力量的較量，也就是通過爭奪制海權解決的。因為當時制海權是積累財富的世界貿易鏈中最關鍵的環節。英國是在世界市場和世界戰場上同時取勝，確立霸權的。所以，英國根本就是靠海軍，其次才是靠工業打出了十九世紀的世界霸權。

反觀中國近一百六十年的屈辱和民族鬥爭歷史，回顧新中國半個世紀以來曲折的崛起和復興歷程，其政治前提和首要的「資本」，還是1949年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沒有政治上獨立自主、統一這個前提和老本，也就沒有後來初步建立的相對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離開這一點，其它一切都無政治前提和基礎。有了這個老本，才輪得到我們建國以後，搞一點帶有「重商主義」味道的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通過貫徹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勤儉建國的方針，把中國真正「立」了起來。在此基礎上，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和改革，我們又遭遇「中國威脅」論的圍堵和鼓噪。這說明西方極為敏感，也說明我們沒甚大錯，至少大方向正確。所以看問題既要有全球視野，又要有歷史縱深，才不至於被別人矇騙過去。由此也就不難看出無論是「台獨」的「去中國化」，還是近年來大陸某些人「修改歷史教科書」和「屠龍事件」以及諸如此類取消民族和國家認同的政治和學術鬧劇的惡劣性質。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霸主國家和世界強國從來沒有由於全球化而稍微放鬆一點自己的民族主義，只不過手法變化多端，嘴上唱著「普世化」的高調，手裡做的仍然是民族利益至上。豈止「至上」而足，有資料顯示，某些國際極端勢力甚至要借「單邊主義」搞「贏家通吃」戰略，要把80%世界人口也就是所有發展中國家打入「垃圾人口」的「另冊」，實行「餵奶主義政策」逐漸加以消滅。實際上是搞「新馬爾薩斯主義」。至於說西方國家的中央集權，有時候比起東方，不僅並不遜色，而且還要超出。例如美國布希的總統制說打誰就打誰，國會形同虛設，其「專制」和「獨裁」，比起別人也毫不遜色。由此也可以看出，重商主義的「幽靈」並沒有退出世界歷史舞台，它是以不同的形式時隱時現。

其次，西歐國家在推行重商主義過程中，在處理國內社會和政治衝突方面採取既鬥爭又妥協的政治策略，實現了新興資產階級和封建王室的「雙贏」，從而完成了近代社會轉型。在重商主義富民強國的目標方面，新興資產階級與封建王室政權的目標一致，共同對抗宗教神權統治。前者擁有財富，但需要問鼎國家權力；後者既需要財富，又需要擴大政治權力。所以它們相互鬥爭又相互勾結和借重，最後藉助人民的力量，共同推翻神權，資產階級取得政權，貴族既掌了權又得到財富，轉化為資產階級，兩個階級共同實現「光榮革命」，犧牲了中下層老百姓的利益。這是西方國家近代向資本主義制度轉型時期的兩大階級雙贏（當時無產階級還沒有登上歷史舞台），「雙贏」以後，繼續推進資本主義制度在歐洲的確立和推進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三百年後，十九世紀末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從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實際上再次面臨社會轉型。這時候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空前激化，使得資產階級政府通過限制壟斷、調節再分配，通過改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生活和建立社會保障等措施緩和國內階級矛盾；後來更進一步通過羅斯福新政和建立「福利國家」等措施，挽救了資本主義制度。這種重大政治讓步是壟斷資產階級向早期資產階級和封建王室的「光榮革命」學來的。但是，需要指出，戰後發達國家的這種「雙贏」是通過將國內矛盾轉移到國際範圍實現的，是通過加劇南北矛盾和以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貧困為代價實現的。做到這一點，這是西方國家獨有的優勢。二十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以後，國際體系的轉型出現了新的有利於資本的形勢。這次國際壟斷資本右翼變妥協戰略為反攻戰略，再到贏家「通吃」戰略。能否迫使其採取妥協戰略，實現當代世界勞動與資本、窮國與富國的某種「雙贏」，取決於一切愛好和平國家包括發展中國家的鬥爭。離開必要的國際鬥爭，就沒有世界和諧，甚至就沒有人類的未來，更沒有發展中國家的未來，也沒有中國崛起的空間。中國現在一面追求和平崛起，一面倡導和諧世界。這兩樣，哪一樣都離不開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不喊口號的鬥爭也是鬥爭。以鬥爭求崛起，則可能（不是一定）崛起，以退讓求崛起，則一定不能崛起；以鬥爭求和諧，則和諧存，以退讓求和諧，則和諧亡。這是歷史經驗，也是現實經驗。普京有一句名言：「誰軟弱，誰就被消滅。」這是俄國人痛定思痛的結論，也是國際政治規律。建設和諧世界是中國人民也是全世界人民的願望，對於中國來說，如何實現這個願望，實現和平崛起，取決於我們在「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之間實現最優的平衡。有些人一味追求所謂「中國魅（媚？）力」和「『軟權力』崛起」，其實不是強國之道。（54）

西方近現代歷史上的政治妥協，對於中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平崛起和建設和諧世界，有沒有可借鑒之處？這要看怎樣理解政治妥協，誰向誰妥協，誰向誰不能妥協？如何理解鬥爭和妥協？或是既善於鬥爭又善於妥協？一切要以中國的根本利益為依歸。從國內說，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道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從國際說，中國崛起和中華復興；這些戰略目標都是需要通過長期的艱苦鬥爭才能實現的，鬥爭是絕對的，妥協是鬥爭的特殊形式。

再次，我們對於近代歐洲興起的民族主義思潮的歷史作用估計不足。所謂重商主義同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民族主義、航海運動等許多種思潮和運動相互交織、相互影響，其中民族主義代表利益主體。在近代歐洲，宗教和國家都是民族主義的代名詞。隨著重商主義退出，西方國家的民族主義作為主導近代全球化進程的核心思想先後披上了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民主、自由、人權的外衣。歷史證明，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還是別的主義，都代替不了民族主義。資本主義全球化五百年了，並沒有一個全球帝國出現，所有的強國都是民族國家。歐盟本質上也是如此。民族主義和民族文化深入骨髓，無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一旦落到某一個具體國家，就穿上了民族「服裝」，在某種程度上都成為政治和意識形態的一部分。相當一個時期以來，民族主義被西方國家妖魔化，成為後起國家的緊箍咒。動不動發達國家就要拿出來念一念。而我們一些人，好象也有些「神經衰弱」，惟恐沾了民族主義就輸了理。近年來隨著和平主義、綏靖主義等思潮在國際上泛濫成災，在我國，民族主義竟然已經被公然稱之為「逆流」加以聲討，這是什麼信號？其實發達國家的民族主義從來就沒有衰落過。他們推行的全球化，其實是「美國化」，本質上是要用盎格魯·薩克遜的民族主義來同化我中華的民族主義。作為個人，願意擁抱全球化成為所謂「國際人」，其實是某些人說的給美國人「當孫子」，那是個人自由。其實給人家當孫子，人家未必接受。例如黑人歌星麥克爾·傑克遜，本來長相挺好，歌唱得也棒，非要「漂白」皮膚，結果變成「不人不鬼」的樣子，自取其辱，又是何苦？君不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盎格魯·撒克遜的民族主義驟然膨脹，圖窮匕見，咄咄逼人，「歷史終結」論和「文明的衝突」論的出籠就是明證。儘管在全球化進程中，西方國家曾不斷放出種種煙幕，長時期刻意淡化全球化的民族主義色彩，突出所謂「全人類價值」，但是麒麟皮下還是露出了馬腳。環顧全球，所有的國家都是民族國家，都在盡其所能地推動國際分工體系朝著有利於本國政治和經濟的方向發展。只要民族國家為主體的世界體系存在，民族主義就會通過經濟活動對國際關係施加影響。只要民族國家為主體的世界體系存在，國家之間就有衝突，這與意識形態關係不大，而與民族和利益關係很大。全球化和民族化是當代同時存在和發展的趨勢，是一體兩面。許多國家虔誠地追隨全球化，到頭來卻發現「全球化」長著一張自己並不喜歡的美國面孔。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大力推進理論創新，不斷賦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不斷賦予當代馬克思主義以民族特色」，這個提法本身是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理論創新。報告關於「用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鼓舞鬥志」和「弘揚傳統文化」，「加強中華優秀文化傳統教育」以及「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的闡述，實際上是對近年來西方泛起的種族主義思潮和相應的國內「去民族化」逆流以強有力的回應。

再其次，重商主義的歷史經驗證明，發展和戰爭都是硬道理。重商主義追求的目標極為明確：財富和權力（政權和霸權）。兩者相輔相成。謀求財富，就離不開國際市場和對外擴張；謀求權力，才能獲得財富和保護財富，才能長保「富貴」。財富和權力最終靠戰爭（實力）解決問題。十九世紀末英國對美國讓出霸權地位，沒有發生戰爭，是由於自知實力不夠。沒有國際市場和對外擴張就沒有重商主義和資本主義本身。換言之，國際市場和對外擴張是重商主義也就是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內在的要求和屬性。無論是托馬斯·曼的重商主義理論，還是西歐的實踐都證明了這一點。此外，謀求實力，通過發展和戰爭實現對外擴張，隨之而來的一個重要的國際政治經濟後果就是通過史無前例大規模的國際殖民，實現了西歐國家人口的全球化。「由於廉價和可靠的旅客運輸服務的發展，歐洲移民大量湧向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阿根廷和巴西。從1820-1913年，英國人口的凈流出量大約為1200萬人（其中一半來自愛爾蘭）；從歐洲其它國家流出的人口大約為1400萬人；」「移民寄回的匯款幫助了其祖國的經濟發展。人口遷出減少了貧困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從而加快了愛爾蘭和義大利的人均收入增長。」（56）考慮到1820年歐洲人口總計只有1.693億，（57）則1820-1913年期間歐洲向其它大洲的移民佔總人口的15.36%,這個比例是相當高的。

我們看到，在向現代社會轉型和與之相伴隨的全球化進程中，歐美國家佔盡先機，最主要的是：這些國家當初一邊轉型，一邊「走出去」。這種為歐洲國家帶來無比巨大利益並大大減輕了這些國家社會轉型過程中內部矛盾和痛苦以及支撐其崛起為強國的資源條件和國際環境，早已一去不復返。十九至二十世紀以來世界格局幾經改變，但霸權國家統治的基本特徵沒有變化。輪到發展中國家剛剛實行「走出去」戰略時，已經是步履為艱，而且滿世界鼓噪「中國威脅」。西彥有云：窮人要進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現在的國際環境，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相當嚴峻。今天的中國是世界經濟體系的遲到者。中國不追求霸權，不搞擴張主義。但是，中國有權力「走出去」並實現自己的正當利益，也需要有能力保護自己的正當利益。如何保護自己的利益，最主要的是三條。一是遵守和影響現行「遊戲規則」。但是還不夠，還需要適時適當地改進和完善規則、機制，這是另一種對建立和諧世界「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的表現。還要看到，現行「遊戲規則」歸根結底不是為了保護後起國家利益的，而且光靠規則也不足以實現和保護自己的利益。這就需要第二條，有能力用綜合國力（包括「軟實力」，更要有硬實力，要「軟硬兼施」）來實現和保護自己的利益。這也是歷史經驗和「國際慣例」，歸根結底與建立和諧世界的目標並不矛盾。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要有誓死捍衛自己的尊嚴和利益的一往無前的民族精神和堅韌不拔的政治意志。否則「自己」都「沒有」了，還要和諧世界何用？這方面一定要繼承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和新中國開國一代以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代開國元勛為代表的民族英雄的偉大精神、品格和風範。中國的現代化轉型和中華復興，醞釀、鋪墊和準備了一百六十多年，才有今天的新局面。今天的國人，肩負的是1840年以來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傳承下來的歷史責任和重託，成敗利鈍，在此一舉。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不能沒有這樣的認識，否則我們的民族和國家將無法贏得未來。政治智慧永遠需要，但是歸根結底，要有這個民族志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