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旭：我們缺的是什麼德——當前中國道德危機審視 | 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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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旭 | 中共浙江省委黨校社會學文化學教研部主任、教授，浙江省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科學發展觀與浙江發展研究中心」首席專家

原載《探索與爭鳴》2012年第6期

圖片來自網路

導讀在傳統社會，中國是一個世界公認的禮儀之邦，也是世界各國中最不缺倫理道德資源的國家。但中國目前卻面臨著道德危機。當前中國道德危機主要還不是發生在「私德」的領域，而是發生在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衛生等「公共」領域，發生在作為社會公共道德即社會性道德的「公德」領域。歷史上中國最不缺乏、最完備的是「私德」，而現時代我們最缺的是「公德」，人們廣泛議論的當代中國道德危機事實上是「公德」的危機。中國人過去擁有的「德」與當前中國人所缺的「德」，事實上不是同一個「德」。

近年來，「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地溝油事件」、「樓倒倒事件」、「扶摔倒老人事件」、「小悅悅事件」等等，像一把把利刃，在中國人本已傷痕纍纍的軀體上划出一道道觸目驚心的道德傷口。不少人認為，中國目前已經出現了道德危機，道德底線已經被突破了。還有人甚至認為，目前是5000年以來中國人最缺德的時期。這引發我們思考一個問題：一個歷史上倫理道德發達的國家，為什麼到了今天卻缺德了？中國人過去擁有的「德」與我們今天所缺的「德」是不是同一個德？

一

「中國人道德底線已經被突破」、「目前是5000年以來中國人最缺德的時期」等說法，似乎隱含著這樣的判斷：中國過去是一個有道德的國家，只是在今天變得沒有道德了。事實上，這些說法仍然過於籠統。

誠然，傳統中國是一個世界公認的禮儀之邦，也是世界各國中最不缺乏倫理道德資源的國家。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其核心和主幹則是儒釋道，而儒釋道的主幹則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倫理型的，儒家文化體系就是倫理道德體系。這個倫理道德體系討論的基本問題，就是「內聖外王」，即「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部中國儒學史的基本問題，就是圍繞如何處理「內」與「外」、「體」與「用」、「知」與「行」、「尊德性」與「道學問」、「內省」與「博覽」等關係展開的。其中，因為各家關注的側重點不同，對上述基本問題之間關係的理解不同，儒學史上先後曾出現了各種不同的流派，但大體上都未跳出上述問題域。當「外王」、「道學問」、「泛觀博覽」一面被強調到極端從而人心放蕩無歸喪失精神境界時，人們往往又會轉而注重「內聖」（如漢代經學轉入魏晉玄學）；當「內聖」一面被強調到極端從而流於虛無使儒學喪失實踐品格時，人們往往又會轉而注重「外王」（如陸王心學轉入清代漢學）。如此循環往複，就構成了中國儒學發展史的內在理路。從原始儒學，到漢代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清代漢學，概莫能外。

與倫理型的儒學形成鮮明對照，西方哲學一開始就以追求智慧為目標。從詞源上考察，philosophy源於2500年前古希臘人創造的術語Philosophia，意即「熱愛智慧」，就是人類為了增加智慧、提高思維能力而從事的認識活動。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奠定了西方哲學的中心議題，提出了形而上學、知識論等課題，一直延續至今。一些現代哲學家甚至認為，當今哲學仍然離不開他們的中心議題，僅僅是在為他們三人的理論做註腳而已。

與把智慧作為根本追求的西方哲學不同，儒家文化不僅把倫理道德作為中心議題，把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作為道德楷模，把成聖成賢作為理想追求，而且也把倫理道德作為整個文化的統領和核心價值取向。誠如宋儒劉彝所說：「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代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於皇極者，其用也。」中國傳統文學藝術強調「文以載道」，美善合一，以倫理道德為核心價值取向。周敦頤就曾說：「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塗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 「道」就像車上所載之貨物，通過車的運載，可以到達目的地。文學乃是傳播儒家之「道」的手段和工具；評價文章好壞的首要標準是其內容的善，如果僅僅是文辭漂亮，卻無道德內容，這樣的文章是無法廣泛流傳的。《尚書》把利用與正德、厚生並為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三件大事的協調運行，乃賓士天下的首要謀略。「正德」置於首位，是「利用」、「厚生」的前提，既正人德，又正物德，才能利用自然資源，以實現使人們生活富足的目的。

可以說，在世界文化史上，沒有一個國家和民族像中國這樣把倫理道德抬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然而，一個歷史上倫理道德發達的國家目前卻面臨著嚴重的精神和道德危機。值得思考的問題是：是中國人過去道德狀況很好現在下降了嗎？人們認為的中國當前道德底線已經被突破，是否意味著傳統倫理道德底線被突破？回答這些問題首先需要回答：中國人過去擁有什麼「德」？當前中國人缺的又是什麼「德」？中國人過去擁有的「德」與當前中國人缺的「德」，是不是同一個「德」？

道德是以善惡評價為標準，依靠社會輿論、傳統習俗和人的內心信念的力量來調整人們之間相互關係的行為規範的總和。在一定意義上，可以把「道德」區分為「公德」和「私德」。所謂「公德」即社會公共道德，可稱為社會性道德，一般指存在於社會群體中間的道德，是在人們日常的公共活動中，應當遵守、維護的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衛生等守則。所謂「私德」則是私人生活中的道德規範，既是指個人品德、修養、作風、習慣，也是指存在於小群體或個人中間的道德規範，是個人生活中處理親緣、姻親、鄰里、朋友等關係的道德規範，是人們為了維護小群體或自我利益而約定俗成應該做什麼和不應該做什麼的行為規範。

按照上述對道德類型的區分，大致可以把儒家倫理道德納入相對於「公德」的「私德」範疇。儒家倫理道德不僅偏重於個人品德、修養，也偏重於處理親緣、姻親、鄰里、朋友等小群體關係或「一私人」與「他私人」關係的道德。在《論公德》一文中，梁啟超指出：「吾中國道德之發達，不可謂不早，雖然，偏於私德，而公德殆闕如。」他認為，《論語》、《孟子》這些書籍，是中國人的道德教科書和道德源泉，其中的內容，「私德」佔了十分之九，「公德」則不到十分之一。《皋陶謨》所謂「九德」，《洪範》所謂「三德」，《論語》所謂「溫良恭儉讓」，所謂「克己復禮」，所謂「忠信篤敬」，所謂「寡尤寡悔」，所謂「剛毅木訥」，所謂「知命知言」，《大學》所謂「知止慎獨，戒欺求慊」，《中庸》所謂「好學力行知恥」，所謂「戒慎恐懼，所謂致曲」，《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所謂「反身強恕」，「凡此之類，關於私德者發揮幾無餘蘊，於養成私人（私人者對於公人而言，謂一個人不與他人交涉之時也。）之資格，庶乎備矣。」梁啟超的論述表明，在偏重於個人品德、修養這一意義上，儒家倫理道德是一種「私德」，而且是十分完備的「私德」。

不僅如此，事實上從偏重於處理親緣關係、姻親關係、鄰里關係、朋友關係等私人交往圈、小群體關係這一意義上，儒家倫理道德也是一種「私德」。「三綱五常」是具體規定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鄰里等私（熟）人交往圈內關係的儒家倫理道德基本原則和規範。不僅「三綱」偏重於「私德」，而且「五常」也偏重於「私德」。《中庸》說：「仁者人（愛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焉。」意思是說，「仁」以親愛親人為起點，「義」以尊重賢人為重點。「親親之殺」意味著「親親」有親疏近遠等級上的差別，「尊賢之等」是說「尊賢」在德才祿位上也有尊卑高下的等級。「禮」就是「仁」（親親之殺）和「義」（尊賢之等）的具體化、形式化。董仲舒則進一步明確指出，「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是處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關係等私人交往圈的基本法則。

因此，無論從偏重於個人品德、修養，還是從偏重於處理親屬、鄰里、朋友等私（熟）人交往關係的意義上說，中國人過去擁有的相對完備的倫理道德是「私德」。完全可以說，在歷史上，中國是世界各國中最不缺乏「私德」倫理道德資源的國家。在世界文化史上，沒有一個國家和民族像中國這樣把「私德」這種倫理道德規定得如此詳細並抬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

二

誠然，目前中國面臨著嚴重的道德危機，但當前大家廣泛熱議的中國道德危機主要還不是發生在「私德」領域，而是發生在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衛生等「公共」領域，發生在作為社會公共道德、社會性道德的「公德」領域。歷史上中國最不缺乏、最完備的是「私德」，而現時代我們最缺的是「公德」，當代中國道德危機事實上是「公德」的危機。中國人過去擁有的「德」與當前中國人所缺的「德」，事實上不是同一個「德」。

準確地說，並不是現時代我們缺公德，歷史上我們私德發達但一直缺公德。在《論公德》中，梁啟超已經開宗明義地指出：「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林語堂認為，「『公共精神』為一新辭，『公共意識』一辭亦然，『社會服務』一辭亦然，中國原來沒有這種東西」。梁漱溟曾對中國傳統社會「公共性」問題做過系統分析，在談到作為一切公德之本的「公共觀念」時說：「人們的品性，固皆養成於不知不覺之間；但同時亦應承認，公共觀念不失為一切公德之本。所謂公共觀念，即指國民之於其國，地方人之於其地方，教徒之於其教，黨員之於其黨……如是之類的觀念。中國人，於身家而外漠不關心，素來缺乏於此。特別是國家觀念之薄弱，使外國人驚奇。」費孝通也說，中國人「一說到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說大家可以佔一點便宜的意思，有權利而沒有義務了。小到兩三家合住的院子，公共的走廊上照例是灰塵堆積，滿院子生了荒草，誰也不想去拔拔清楚，更難以插足的自然是廁所」。

缺乏「公德」，在中國傳統社會並不會成為一個突出的、嚴重的問題。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90%以上人口生活於鄉村的熟人社會，人與人的關係，是一種特殊主義的關係，是「我」和「我」的親戚、朋友、鄰里、熟人的關係，是「我」和「我」的私人生活圈子的關係，是「熟人」和「熟人」、「私人」和「私人」的關係。這是一個「熟悉」的、沒有陌生人的社會。傳統中國社會的人際關係是以血緣為序列，以父子為經、以兄弟為緯的立體關係網，幾乎所有相識的人都可以納入這架網中，但不同人之間的關係卻是不同的，這架立體網上不同的網結間有著遠近親疏的差別。它實際上是「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繫成的社會關係……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這就是作為中國社會結構基本特徵的「差序格局」。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道德的內容和特點是被該社會的格局所決定的。一個差序格局的社會，是由無數私人關係搭成的網路。「這網路的每一個結附著一種道德要素，因之，傳統的道德里不另找出一個籠統性的道德觀念來，所有的價值標準也不能超脫於差序的人倫而存在了。」被這個由無數私人關係網路組成的差序格局、熟人社會所決定的道德，順理自然地，就是「私德」。誠然，儒家也倡導「推己及人」，主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紋波浪向外擴張的「推」字。儒家最重視的是人倫。「倫」是有差等的秩序，是從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發生社會關係的那一群人里所發生的一輪輪波紋的差序。費孝通認為，《禮記》祭統里所講的十倫:鬼神、君臣、父子、貴賤、親疏、爵賞、夫婦、政事、長幼、上下，都是指差等。「不失其倫」是在別父子、遠近、親疏。從己到家，由家到國，由國到天下，是一條通路。《中庸》把「五倫」作為天下之達道。因為在這種社會結構里，從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這種富於伸縮性的網路里，隨時隨地是有一個「己」做中心。

這就表明，將「私德」一層層往外推的結果，仍然是「私德」而不是「公德」。從己到家，由家到國，由國到天下層層外推的倫理道德依然是一種親屬之間、鄰里之間、圈內之間奉行的特殊主義的「私德」倫理。

事實上，把「私德」的應用範圍延伸到親屬圈、鄰里圈、朋友圈等熟人圈之外，在過去已經暴露出弊端。比如，儒家所謂「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是「父慈子孝」倫理道德的一種具體體現，而在漢代就曾發展為荒唐的「法律」：「自令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如果說道德的功能就是維持和調整人們相互間關係，那麼「私德」的功能就是維持和調整熟人與熟人之間、私人交往圈內的關係。儘管在傳統社會「私德」已經暴露出弊端，但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私德」，與中國傳統社會存在基本上還是適應的，缺乏「公德」倫理資源並不會產生突出的問題。這是因為，從總體上說，中國傳統社會就是鄉村社會、熟人社會。這個社會既是處理父子、君臣、夫婦、長幼和朋友關係的「私德」得以滋生的土壤，也是一個大體上可以用「私德」調節和維持的社會。

三

然而，缺乏「公德」，在當代社會就會成為突出的問題。在《文明論概略》中，福澤諭吉認為，「與外界接觸而表現於社交行為的，如廉恥、公正、正直、勇敢等叫公德」。從詞源學上說，「外界」是指某個物體以外的空間或某個群體以外的社會。這個「外界」是一個遠遠超出親屬、鄰里、朋友等私人交往圈的公共領域。這個公共領域，既是一個作為「普天下大眾的彙集之處」的陌生人公共世界，也是一個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衛生的領域；既是一個「公德」賴以生長的領域，也是一個用「私德」不足以調節和維持而迫切需要用「公德」來調節和維持的領域。

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達到6.9億人，在統計上首次超過農村人口。中國人口結構的巨大轉變，意味著整個社會結構面臨新的調整。伴隨著從傳統鄉村社會向現代城市社會的轉變，次屬關係代替首屬關係，血緣紐帶式微，家庭的社會意義變小，鄰居關係鬆懈，傳統的社會鏈接紐帶斷裂，社會整合的傳統基礎遭到破壞。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由職業零部件或勞動分工體系組成的複雜的城市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們更加註重個體利益和職業聯繫，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關係傾向於只針對職業而不針對個人，人們更多是作為職業體系中的一種角色和特殊化的功能而存在並被認識的。與此同時，「非個人化的、專門化的、沒有感情牽連的」交往形式應運而生，「專門化不僅來自為了獲利的競爭，也基於這樣一個事實：銷售者總是想方設法以新的不同的需要去誘惑顧客。為了找到不會枯竭的利潤來源，也為了找到一種不會輕易被取代的功能，服務中的專門化就顯得十分必要。這個過程促進了大眾需要的差異、精緻、豐富，而這明顯導致這個社會裡個人差異的生長」。

更重要的是，從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的轉變，也意味著相對於傳統的熟人社會，我們已經進入到一個陌生人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已經從「熟人」和「熟人」的關係，轉化為「陌生人」和「陌生人」的關係。在城市的大街上、公園裡、公共汽車上，我們滿眼遭遇的都是陌生人，我們成年累月地與陌生人打交道。某種意義上，這個陌生人社會，也是一個原子化的社會，「這些人顯然不是單純地被設想為孤立的原子，他們之間的聯繫是純粹契約性的、疏遠的和個別的，而不是緊密團結和結合得很好的」。一條街道，一場大火，一起車禍把沒有按階級路線劃分的人們聚集在一起，「他們以具體的實體形象出現，但在社會的意義上，也就是說，在他們孤立的自我利益上，他們依然是抽象的。商店的顧客便是他們的模式。這些人各懷自己的利益雲集市場，環繞起他們的『共同目標』」。

面對這個陌生人社會，調節和維繫親屬、鄰里、朋友關係的「私德」 已經捉襟見肘。儒家把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鄰里等私（熟）人交往圈內的倫理道德關係規定得十分詳細，但沒有具體規定那些脫離了傳統血親紐帶的、原子化的陌生人之間應當恪守、奉行的道德規範，比如，過馬路、乘飛機時應當奉行什麼倫理道德規範。當然，我們並不能因此而求全責備於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王陽明這些古代大儒，因為他們生活的世界，就是一個以熟人為主導的鄉村社會，從來也沒有遭遇過像黑格爾第一次來巴黎時遭遇的「他們穿同樣的衣服，面孔也差不多相同——同樣的外表，但卻是大群的」陌生人。

這個陌生人社會的道德危機，是由公德缺乏而不是由私德缺乏導致的。比如，「信」是儒家重要的倫理道德規範。《論語》中就有23次談到「信」。孟子把「信」作為處理五種人倫關係的規範之一，提出「朋友有信」，董仲舒則將「信」與「仁、義、禮、智」並列為「五常」，從此確立了「信」在中國傳統道德中的重要地位。然而，中國傳統社會的「信」是一種特殊主義的熟人圈內「私德」倫理。如彼得·布勞所說，「一個明顯不太和睦的家庭，一旦與『外人』發生衝突，特別是處於危險之中時，就會有一種兄弟鬩於牆而外御於侮的心理狀態」，並一致行動。然而，特殊主義的信任倫理總是局限於私（熟）人交往圈內，人們在與「圈外人」交往時，不信任感較強。特殊主義信任下的我他邊界是在包括「個人自己」的「自我」與被視為「外人」的他人之間。事實上，它是一條信任邊界。親密與疏遠、信任與不信任，是特殊主義信任模式之不可分割的兩個特徵。當代中國的信任道德危機，大多出現於陌生人之間。信用危機現象的出現，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從鄉村社會轉向陌生人社會的過程中，特殊主義信任倫理（一種私德）仍然發生作用而普遍主義信任倫理（一種公德）缺失的結果。

更嚴重的是，如果把「私德」應用於一個公德缺乏並且以陌生人為主導的現代社會，往往還會加重社會的道德危機。一種不受「公德」制約的「私德」往往會敗壞「公德」。比如，如果一個人在公共汽車上為父母搶佔座位，以傳統儒家倫理道德規範來衡量，無疑是體現「孝道」的美德，但按照現代社會公德準則來衡量，就是一種缺德的行為。為了親情、哥們義氣，有求必應，不分青紅皂白，不計一切後果，雖然與傳統「私德」若合符節，但按照現代社會的公德準則來衡量，當然也是一種缺德的行為。

上述表明，我們今天的道德危機，是「公德」的危機。中國傳統文化中缺乏「公德」倫理道德資源，而當代中國社會又是一個迫切需要「公德」來調節和維繫的社會。解決當代中國的道德危機，首先要解決「公德」的危機。推進當代中國道德建設，首先要推動「公德」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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