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與明人的海洋意識

時間：2014年6月3日地點：復旦大學演講人：鄒振環

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悠久航海傳統的民族，有確鑿的材料證明，早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國人就有了非常發達的近海航行技術。宋代由於陸上絲綢之路的中斷，於是國際貿易線從陸路轉向海路，一方面是東南沿海的商人自發努力向南洋發展，另一方面是阿拉伯商人運用航海技術的東來。

《大明混一圖》與明初的海洋知識

人類歷史橫向發展的重大轉折，開始於15、16世紀之際形成的大航海時代。大航海時代之前，歐亞大陸是連成一片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處在這個大陸的遠西，中國處在這個大陸的遠東。儘管東西方之間早已有絲綢之路的陸上聯繫，但崇山峻岭，跋涉艱難，因此在大航海時代之前，東亞文化的影響最遠僅達到羅馬帝國的東沿，即東地中海地區，而羅馬文化對中國本部的影響則更加間接而微弱。明代以來，中國延續了自身從黃河流域逐漸向長江和閩越由北而南的發展趨勢，同時隨著時代的推進，以福建、廣東為起點逐漸向東南亞移民，明朝在東南亞地區已出現了中國移民社會。大航海時代前聯繫東西方的主要媒介是來自東西方水陸兼程的商人，以及自東而西建立起陸上大通道的蒙古人。各地區、國家、民族間雖然也有若干交往，總體而言還是各自為政、獨立發展的，這種閉塞的狀態，以及舊大陸與新大陸間的隔離，是隨著15至17世紀的大航海時代的到來而發生改觀的。

每個時代政府措施的出台，都有其知識的基礎。明成祖派遣鄭和下西洋是基於其海外知識和海洋知識的準備。成圖於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的《大明混一圖》是明初海外知識的重要基礎。該圖為明代宮廷藏本，彩繪絹本，386x475cm，該圖以大明王朝的版圖為中心，東起日本朝鮮，南至爪哇，西至非洲西海岸、西歐，北面到蒙古，顯示了明朝及臨近地區的各級居民地、山型、河流及其相對位置，以及鎮寨、堡驛、渠塘、堰井、湖泊、澤池、邊地、島嶼等共計1000餘處。是中國目前已知尺寸最大、年代最久遠、保存最完好的古代世界地圖。其中山東半島繪製得比較清楚，但朝鮮和日本是非常不準確。非洲繪出了比較準確的南端的形狀，可見明人已經有了關於非洲的知識。但非洲多繪了一個湖，因為當時有傳說稱非洲大陸的中心有一個大湖，這是根據阿拉伯的傳說繪製的。目前我們無法明確考證出其資料的來源，大致應該來源於往返印度的海船商人，包括阿拉伯的航海家，繪製過程中可能參照過阿拉伯的一些地圖資料。儘管該圖中的海外知識還是模糊和不精確的，但卻是明代統治者制訂海洋政策的重要依據。

作為大航海時代前奏的鄭和下西洋

從1405年開始，明政府想重建與南洋的朝貢關係，決定派遣宦官鄭和、王景弘等率領船隊數次下西洋，與亞非各國建立起廣泛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聯繫。鄭和原姓馬，名和，雲南昆陽州人，據說在家排行第三，字三保。世奉伊斯蘭教，祖父和父親曾赴麥加朝聖，幼年就耳聞奇聞逸事。他幼習孔孟，又通曉伊斯蘭教諸國的文化習俗，知兵習戰，能武能文，12歲被明軍俘虜，遭閹割送入宮廷。14歲進入北平燕王府，因身材魁梧、思維敏捷，出入戰陣而多建奇功，特別是因幫助朱棣登基有功，擢升為內官監長官太監（正四品），而賜姓鄭，時稱「三保太監」。1405年，鄭和奉使出洋時，年約35歲。他在1405、1407、1409、1413、1417、1421、1431年七次下西洋，其中六次在永樂年間，一次在宣德年間，前後28年。第一到第三次是第一階段。第一次鄭和組織了一支27800餘人的龐大船隊，動用208艘船隻，大小寶船63艘，戰船100多艘，水船、糧船40餘艘。帶著大量的金銀銅錢、貨幣，途經蘇門答臘、阿魯、舊港、滿刺加、小葛蘭，鄭和下西洋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即打擊海盜，保護南海諸國遣使入貢，建立起海上的安全航道。鄭和下西洋從未在海外建立殖民地，也很少動用武力。1407年鄭和出使途經舊港（三佛齊國），稱霸海上的海盜陳祖義率船隊試圖偷襲劫掠，鄭和在海戰中生擒陳祖義回朝，「由是海內振肅」，從此太平。第二階段是第四至第七次，這一階段到達的地區比前三次更遠，地區由東南亞、南亞，拓展到西亞和東非地區，1416年底到達東非海岸，即今天的摩加迪沙，還有索馬利亞境內。第二階段比較激烈的戰爭是1415年歸國途中，因蘇門答剌國王宰奴里阿比丁的申訴，生擒領兵作亂的部落貴族「偽王」蘇干剌，達到了「諸番振服」的效果。

從海洋史的角度來看，鄭和下西洋的意義非常重大。它不僅創造了橫渡印度洋直航非洲的紀錄，同時也橫渡了孟加拉灣、阿拉伯海，往返於東南亞、南亞與阿拉伯諸國之間，積累了豐富的解決和判斷船舶的地理位置與航行方向的經驗。船隊中有專門放置指南浮針的針房，負責使用羅盤，以及按照針路指揮行船的技術人員。船隊通過各色旗語進行聯絡，以吹號、敲鼓、放炮互通信息，夜間通訊則採用燈籠作為聯繫方法，還通過訓練信鴿建立起與本國之間的傳遞信息的系統。在遍歷東西洋的過程中，鄭和船隊對航經各地洋面的深淺、海水的顏色、海洋生物、海底情況和潮汐漲退，有了精確的測量和認真的觀察。鄭和下西洋留下了關於太平洋、印度洋多方面的海洋知識，為後世認識海洋、利用海洋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鄭和航海圖》與下西洋的相關地理文獻

《鄭和航海圖》，全名《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原是手卷式的，製作於鄭和第六次下西洋之後，約成於洪熙元年至宣德五年間，這幅圖被明代茅元儀收入《武備志》中，改成書本式的。該圖高20.3厘米，全長560厘米，即有5米多，以南京為起點，最遠至非洲東岸的慢八撒（今肯亞蒙巴薩）。圖中標明了航線所經亞非各國的方位，航道的遠近、深度，以及航海的方向，對何處有礁石或淺灘，也都一一註明。圖中列舉自太倉至忽魯謨斯的針路，共56線，涉及的地區為今天的中國、越南、汶萊、柬埔寨、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緬甸、斯里蘭卡、印度、馬爾地夫、葉門、伊拉克、阿拉伯、索馬利亞、坦尚尼亞、阿聯酋、卡達、巴林、科威特、塞席爾、馬達加斯加、葛摩、莫三比克等，包括了540多個地名，其中外國地名約310個，大大超過了汪大淵《島夷志略》一書所收的外國地名。《鄭和航海圖》是中國最早不依附於航路說明而能獨立指導航海的地圖，從航海學和地圖學的角度來看，該圖內容非常廣泛，涉及大陸和島嶼岸線、淺灘、礁石、港口、江河口；沿海的城鎮、山峰；陸地可作航標的寶塔、寺廟、橋樑；航線及其方位等，沿海各個地區的海洋形勢，航向、航程、航道深度該圖都相當詳細的描述與標註，此外還配置有天文導航專用的「過洋牽星圖」。可以說，它代表了明初中國人海洋認識最高水平，在前大航海時代，也是世界最高水平的航海圖。

《鄭和航海圖》的影響如何呢？影響研究確實是比較難說，我認為該圖的影響是蠻大的。因為茅元儀《武備志》先後有明朝天啟元年（1621）茅氏初刻本、清初錢塘汪允文據天啟元年的修補重印本、清初復刻本、道光木活字本等多個版本。茅元儀《武備志》還流傳到日本，有日本寬文四年增加了日文訓點的和刻本。清末又有湖南據寬文四年和刻本的再刻本，復旦大學所藏和刻本上有「龍山鎦氏叔子」「徐秉臣印」等很多的印，這說明該書經過多人的手，有很多人看過這本書，或者收藏過這本書。《鄭和航海圖》另外還收入范景文和張可仕所編的《南樞志》。雖然是後人整理的重繪本，與茅元儀《武備志》中的航海圖還有些不同，說明《鄭和航海圖》曾在民間廣泛流傳，明清都有不同的刻本。以後繪製的航海圖，都是在《鄭和航海圖》的基礎上來做的，如《籌海圖編》、《海國聞見錄沿海全圖》等。

鄭和下西洋因為所費太多而遭到了明朝很多文官的反對，所以鄭和下西洋的很多檔案被毀掉了。幸好前後隨鄭和下西洋的馬歡、費信、鞏珍三人都將見聞記錄成書，即《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番國志》三書，成為研究鄭和以及明代中外交通史的第一手資料，其中以《瀛涯勝覽》對於15世紀初南洋各國和一些阿拉伯國家的民俗、物產等記載為詳，被各國學者公認為三書中最重要的一部。1451年成書的《瀛涯勝覽》，作者馬歡曾是明代的通事官，即翻譯，他隨著鄭和一起下西洋，將親身經歷的20多國的航路、海潮、地理、風土、氣候、物產、人文、語言、文字、工藝、交易、貨幣和野生動植物等狀況都記錄了下來。《西洋番國志》是鄭和下西洋三書中成書最早，由鞏珍完成於明宣德九年（1434），記述了明宣德八年（1433）鄭和第七次下西洋的經過。書中記錄了鄭和船隊所經過的20個不同國家和地區：占城國，爪哇國、暹羅國、滿剌加國、蘇門答臘國、啞魯、古里國、阿丹、榜葛剌、忽魯謨斯國、天方等，該書提到了指南針——水羅盤的航海應用，由此我們得以了解鄭和下西洋用的是什麼樣的羅盤。《星槎勝覽》定稿在明正統元年（1436），作者費信曾隨鄭和四下西洋，在鄭和使團中充當通事教諭，到過占城國、童龍國、靈山、昆崙山、交欄山、暹邏國等22個國家和地區。他每到一地，在公務之餘「敘綴篇章，標其山川夷類物候風習」。書中所記40餘國的位置﹑山川地理形勢、重要都會﹑港口﹑氣候﹑物產﹑動植物等，以及政教刑法、風俗信仰、生產狀況﹑商業貿易等，補充了《西洋番國志》所未收的若干亞非國家。

馬歡、費信、鞏珍三人屬於鄭和下西洋的隨行人員，文化不是太高。與之相比，黃衷的《海語》約成書於嘉靖十五年（1536），作者是一個進士，當過南京戶部尚書，該書中有大量海洋知識，包括番舶，海外的山川地形等。全書三卷，卷上「風俗」，包括暹羅、滿剌加；卷中「物產」，包括象、海犀、海馬、海驢、海狗、海鼠、海鷗、海雞、海鶴、海鸚哥、海鯊、海龜、海鰉、海鱺、印魚、河豚、海蜘蛛、猛火油、片腦、石蜜等；卷下「畏途」及「物怪」，畏途講述分水、萬里石塘、萬里長沙、鐵板沙等沿海險要；物怪講述海和尚、海神、鬼舶、飛頭蠻、人魚、蛇異、龍變、石妖等異域傳奇，可補史傳之不足，有關16世紀東南亞史地和中國南洋交通的資料非常豐富，可惜關於該書的專門研究還很少。

反映明朝民間海洋意識的有吳朴（1500—1570）所著的《渡海方程》，問世於嘉靖十六年（1537），是第一部刊刻的既有國內南北海道、又有東西洋海道的海道針經水路簿。該書對鄭和七下西洋航海記錄和民間水路簿加以整理、考證，詳述海中諸國道里之數，及各國可供泊舟和不可泊之情況。其特點是以記述海外屬國的里程為準，以海中的各個島嶼山崖為標誌，不同程度地利用了鄭和下西洋的資料。明朝還有一些重要的海防著作，如1556年胡宗憲總督浙江軍務時，為防止倭寇侵犯，聘請鄭若曾等人，收集海防情報，編纂了沿海的軍事圖集《籌海圖編》。該書初刻於1562年，首篇有輿地全圖1幅，之後是沿海省府的地形圖，其中有廣東圖11幅、福建9幅、浙江21幅、南直隸8幅、山東18幅、遼東5幅，還有「沿海山沙圖」、「日本島夷入寇之圖」等海防的軍事地形圖。標列出海上的島嶼、礁石，沿海的港口海灣，岸上的墩台、衛所、城寨、營壘、烽堠，記述非常詳細。我們經常講「自古以來」，「古」在何時呢？歷史學家是需要講清楚的，《籌海圖編》是首次將「釣魚嶼」、「黃毛山」、「赤嶼」繪製在福建沿海圖中，說明明朝政府已對「釣魚島」及「黃尾嶼」、「赤尾嶼」實行了行政管轄。

成書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的張燮所著的《東西洋考》也值得一說。該書分12卷，卷1至卷4是「西洋列國考」，記述了交阯、占城、暹羅、下港、柬埔寨、大泥、舊港、麻六甲、啞齊、彭亨、柔佛、丁機宜、思吉港、文郎馬神、遲悶共15國的地理、歷史、氣候、名勝、物產，基本上都在今越南、泰國、印度尼西亞、柬埔寨和馬來西亞境內及其附近地區。卷5、卷6是「東洋列國考」、「外紀考」，記述呂宋、蘇祿、貓里務、沙瑤、吶嗶嘽、美洛居、汶萊、日本、紅毛番等國的地理、歷史、氣候、名勝、物產。卷7至卷12是餉稅考、稅璫考、舟師考、藝文考和逸事考等，詳細記載了東西洋諸國和地區的歷史沿革、形勢、物產和貿易狀況。其中舟師考中含有「西洋針路」和「東洋針路」，是有關航海針經記錄的總結，可以作為了解明人海洋意識的重要資料。

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及其影響

明人的海洋意識，除了以鄭和下西洋為代表的航海實踐的總結外，還有一個知識來源是西方耶穌會士帶到中國來的大航海時代所形成的世界知識。其中最重要的是利瑪竇傳來的世界地圖。利瑪竇在西學東漸史上是一個標誌性的人物，他為明人第一次帶來了具有近代意義的世界地圖，其意義如何評價都不過分。

中國古代很早就有了關於海洋的認識，但中國整個的宇宙觀是「天圓地方」，或稱「天圓地平」，所謂「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與之密切相關的中國是大地中心的觀念。天圓地方這一觀念還被政治化和倫理化，產生了所謂「華夷」觀念和天朝中心主義的天下觀。宋代的「華夷圖」即當時的世界地圖，所謂「華夷」，即中國的天下，在中國周邊所畫的一些小地方，標明了所謂藩屬國，包括東南亞的那些島嶼，即使1555年中國人繪製的世界地圖——《古今形勝之圖》還是如此，而西方的宇宙觀和中國不同，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論證過地球球形說，托勒密完成了希臘傳統中最重要的總結性著述《地理學》，提出了「地圓說」。地圓說和地球說這兩種宇宙觀支配了後來西方探險家的實踐。所謂「地理大發現」，最後由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等完成，就是因為他們都是大地球形說的信徒，堅信地球是圓的，才能面對浩瀚的大海勇往直前；而中國的航海家不可能有通過繞地球一周重回自己家園的觀念。因此，儘管明朝中國已經完全具備發現新大陸的高水平的航海條件，但鄭和下西洋沒有最後做出西歐航海家的地理大發現，這是和中西宇宙觀聯繫在一起的。

利瑪竇1583年踏上中國大陸，在肇慶繪製了《山海輿地圖》，雖然這幅圖沒有保留下來，但1585年章潢撰《圖書編》卷二十九收錄有53字的《輿地山海全圖》，所見還有馮應京《月令廣義》、王圻《三才圖會》中所摹刻的《山海輿地圖》。目前所見第一幅利瑪竇繪製的中文世界地圖是1602年刊刻的《坤輿萬國全圖》，原是六幅屏條，拼接連合成一圖，裝裱為一整幅，縱168.7厘米，幾乎是一個人的高度，通幅橫380.2厘米，另外還有設色的彩色摹繪本。上面有大量的文字解說，其中所包含海洋信息非常豐富。如該圖第一次繪出了赤道北地、南地半球，註明地為圓形、南北二極、赤道南北晝夜的長短、五帶；列出了五大洲的名稱：歐邏巴、利未亞（非洲）、亞細亞、南北亞墨利加（南北美洲）、墨瓦蠟泥加（南極洲與大洋洲，「墨瓦蠟」即「麥哲倫」，1480—1521，「墨瓦蠟尼加」即「麥哲倫之地」）；首創了一批域外地名的漢譯法。《坤輿萬國全圖》上標列出1114個地名，有些譯名至今已被淘汰，如拂郎機（葡萄牙）、拂郎察（法國）、諳厄利亞（英國）、大浪山角（好望角）等，但也有一些洲名、國名和地名的譯法沿用至今，如亞細亞、大西洋、地中海、尼羅河、羅馬、羅馬尼亞、那波里、古巴、巴布亞、加拿大等。利瑪竇通過「地球」、「五大洲」、「太平洋」、「大西洋」、「地中海」等這些與海洋有關的關鍵詞，把一個確鑿無疑的海外世界，以整體的面貌呈現給了中國人。該圖最早將「洲」的概念引入，闡明了中國僅僅是世界，乃至於亞洲的一部分，而並非想像中的大地中心，這對於中國士大夫的衝擊非常大。因為中國人一直認為天下以中國為中心，《坤輿萬國全圖》告訴中國人，中國算不上世界中心，只是亞洲的一部分，而且地球是圓的，不存在中心。在中國古代的天與地的空間敘述中，隱含著中國古代歷史傳統的權威性基礎和意識形態的合理性依據，如果天圓地方的宇宙觀無法成立，那麼「天朝大國」的尊嚴和自信就會動搖。利瑪竇的世界地圖所介紹的是一種新的空間觀念，空間觀念的改變會導致思想界的「革命」，地理視界的拓展必然會帶來文化眼界的拓展，成為後來中國人接受多元性世界觀和文化觀的基礎。明末清初的一些士大夫開始承認海外世界確實還存在著一個未知的「文明」樣式，如明末學者謝肇淛的《五雜組》一書中寫道：「天主國，更在佛國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與中國無別。」由於與異域文化的接觸，使他們建立起了一種健康和開放的心態。

以大海為中心的《明代東西洋航海圖》

2008年，在英國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在藏品中發現了一幅中國手工繪製的彩色航海圖，2011年10月1日舉行首次公展。由於此圖為17世紀英國律師兼東方學家約翰·雪爾登（JohnSelden，1584—1654）1659年捐贈的私人收藏品，因此此圖在西方學界被命名為《雪爾登中國地圖》，中國學者則多稱為《明代東西洋航海圖》。該圖長158厘米、寬96厘米，是一幅描繪明代東西洋航海的古地圖。這幅明代古航海地圖的重新出現，引起了航海學界的轟動。

據考該圖繪製年代至少在17世紀初。繪製者可能是閩南人，或被認為是明朝中葉一位福建的海商，可能長期居住在菲律賓，因為他對福建和菲律賓的地方相當熟悉。該圖不同於傳統中國地圖，不是把中國繪製在全圖的中心，也不把陸地作為地圖的重心來畫，而是把海洋作為地圖的中心，這在中國傳統地圖繪製中似乎還是第一次，顯示出以海洋為中心的地圖觀。繪製的地域北起西伯利亞，南至今印尼爪哇島和馬魯古群島（香料群島），東達北部的日本列島和南部的菲律賓群島，西抵緬甸和南印度。圖上清楚地繪出了明朝中葉中國帆船經常使用的6條東洋航路和12條西洋航路。圖中所有的航線都由福建南部出發，或東洋或西洋，東南最遠到達香料群島馬魯古，西邊最遠到印度的古里。雖然宋代文獻就記錄了海上應用指南針，但直到清代，中國航海圖中仍未見到繪有指南針的航海圖，這幅圖則標列了羅盤和比例尺，填補了地圖繪製技術的空白，其意義非同一般，該圖的實用性及其遠洋航海的意義，不亞於《鄭和航海圖》。

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航海民族，早在明代中國就有過全世界規模最大的跨洲遠洋航行，連接了太平洋和印度洋，最遠到達了非洲東岸。明人有關於海洋的豐富知識，晚明已出現了以大海為中心的地圖觀。由鄭和下西洋航海實踐及其相關文獻所拓展的海洋知識，和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士所帶來的海外新知識，構建了明人的海洋意識。

鄭和下西洋作為大航海時代的前奏，與之後歐洲探險家的地理大發現共同開啟了東西方海洋交流的新階段。東西方交流的範圍因大航海時代而空前擴大，間接、間歇的交流因此而轉變為直接與頻繁的交流。鄭和下西洋將東亞和南洋的各個分離的地區連成了一片，為之後歐洲探險家的東方之行打開了廣闊的海域。地理大發現使東西方地區隔離的狀況開始解體，西方和東方分別跳出地中海和東亞海域的局限，面對整個世界的新舊大陸。大航海時代之後世界海陸知識的範圍，由原來約5千萬平方英里，拓展為3.1億平方英里，東西方傳統的地區性海上貿易，由此演變為面向世界市場的全球貿易。

作為大航海時代的前奏，鄭和下西洋使明人逐漸認識到海路的重要性。海路有利於將東西方相互隔離的地區，聯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治理好國內固然重要，但不能忽略海洋交通事業，東西航路是否通暢，不僅有關明朝的「建邦大業」，也關係到沿海周邊國家的社會穩定和經濟興衰。鄭和下西洋所打通的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路，為明末以後數以千計的西方傳教士的直接來華做了交通上的準備，傳教士所帶來的海外世界的新內容，也為明人重新理解世界、認識海洋奠定了基礎。文明舞台限於亞歐大陸的格局歸於終結，東西方開始進入了一個互相認識的全新時期，文明衝突與交融滲透到了全球的各個空間。

（鄒振環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晚明漢文西學經典：編譯、詮釋、流傳與影響》《〈支那航海家鄭和傳〉：近代中國研究鄭和第一篇》《〈西洋記〉的刊刻與明清海防危機中的「鄭和記憶」》《晚清航海探險史研究中的鄭和》等論著多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