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現當代中國社會的遊民問題

錢理群：現當代中國社會的遊民問題 在當下中國就出現了一個觸目驚心的教育和社會現象：大批的輟學生和失業的大、中學校畢業生，遊盪於農村和鄉鎮，成了新的遊民階層的重要來源。 王學泰先生積二十年之功完成的 《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無疑是一部有重大學術價值的力作。在我看來，有價值的學術研究，也有不同的層次：有的對其所研究的對象，有精細的把握，但其解釋力僅限於 「這一個」；而另一種研究，則通過 「這一個」，作出更具普遍性的概括，提出了具有更大解釋力的概念，因而具有某種理論價值。學泰先生的遊民文化研究就屬於後者。如李慎之先生在書的序言里所說，其對遊民文化和中國社會關係的揭示， 「蘊藏著中國兩三千年歷史所謂一治一亂的謎底」，而且 「可能還指向中國未來歷史走向的謎底」。學泰先生在書中申明 「不介入現實中的具體問題」，而且只講到近代。其實作者對現實的關懷，是顯而易見的；有的話已經呼之欲出。在我看來，這也是真正有價值的學術著作的一個特點。在此，我結合我的研究所接觸到的一些資料，談談現、當代中國社會的 「遊民」問題。 首先是魯迅關於現代遊民問題的思考。學泰先生在書中談到魯迅的《阿Q正傳》對他的研究的啟示，並且指明 「阿Q就是遊民」。這可以說是一語道破了我們爭論多年而說不清楚的阿Q的典型性問題。我要補充的是，魯迅關注的中心是 「阿Q式的革命黨」和 「阿Q式的革命和改革」。1936年7月19日，即魯迅逝世前三個月，他在一封通信中還談到， 「《阿Q正傳》的本意，我留心各種評論，覺得能了解者不多」，他因此感到 「隔膜」與 「無聊」。其實魯迅的 「本意」，在十年前即1926年寫的 《〈阿Q正傳〉的成因》里，已經講得很清楚： 「此後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Q式的革命黨出現」， 「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並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後」。魯迅所思慮的是，中國進入 「現代」歷程 「其後」的問題：他深知，在中國的社會土壤中很容易培育出 「阿Q式的革命黨」，出現 「阿Q式的革命和改革」；至少說，在中國 「其後」的革命和改革中必要打上「遊民文化」的烙印。 本來，阿Q這樣的遊民，被社會擠壓，拋棄，受到 「趙太爺」、「假洋鬼子」們的欺辱，他們要造反，是必然的，也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魯迅早就說過： 「人受壓迫了，為什麼不反抗？」學泰先生強調 「遊民」不是一個簡單的內含貶義的概念，應該區分 「遊民」與 「流氓」（阿Q就不是流氓，只是一個沾染了流氓氣的遊民），就是提醒我們要注意遊民反抗、阿Q造反的合理性。問題是怎樣的 「反抗」，如何 「造反」？魯迅有一個精闢的分析。他在《學界的三魂》里引用一位學者的觀點說： 「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和強盜（造反），其實是農民革命軍」，而農民革命是要 「自己過皇帝癮」的；因此，魯迅說， 「在中國最有大利的買賣」，就是 「造反」。著名的阿Q在土谷祠的夢就說明他的造反就是為了得到 「權勢，元寶與女人」。這是反映了遊民文化的特點的：他的思想仍舊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因而對奴役制度有內在的依附性，他的反抗，最大目標就是 「受招安」和 「取而代之」，於是也就沒有真正的信仰， 「有奶便是娘」，為達到 「取而代之」的目的，什麼事都可以做，便是必然的邏輯。魯迅在 《雜憶》里還談到，中國人（他們中許多人是遊民） 「所蘊蓄的怨憤已經夠多了，自然是受強者的蹂躪所致的。但他們卻不敢向強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發泄」，阿Q受了假洋鬼子的氣，不是向小尼姑轉嫁氣憤嗎？魯迅說，這正是證明 「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萬丈的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燒掉甚麼呢？」這也是遊民文化的特點：不僅是欺弱怕強、欺軟怕硬的 「卑怯」，更是 「燒掉」一切的破壞性。魯迅既看到了這樣的阿Q式的遊民反抗的必然發生，並有其合理性，又憂慮其不能根本走出 「奴隸時代」，及可能帶來的破壞作用。歷史已經證明魯迅的遠見性。——當然，以後發生的中國革命並不能簡單地看作是阿Q式的革命，或歷史上農民起義的再演，其基本性質還是一個現代革命；但所打上的遊民造反、遊民文化、遊民政治 （如學泰先生所討論的會黨政治）的印記，從而構成了某種 「中國特色」，這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們說的魯迅的遠見性即指此：他是真正了解中國的國情的。 最近，我在研究當年的胡風分子張中曉的 《無夢樓隨筆》時，又注意到他在考察當代中國政治時，所提出的「流氓哲學」的問題。他指出， 「流氓哲學和政治哲學之間，相隔不是萬重山而是一張紙」， 「搞政治與耍流氓為同義語了」。而流氓政治的核心，就是「心術」。張中曉說，這是 「一整套沒有心肝的統治手段，殘酷地進行欺詐和暴力行為」。這裡所說的 「沒有心肝」，就是沒有道德底線，即是將前述「只要達到目的，什麼事都可以做」的遊民哲學發展到極端，成了流氓哲學，而其基本手段「欺詐」與「暴力」也都是遊民文化的極端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張中曉的兩個重要發現。一是在反抗這樣的流氓政治的統治的 「基本群眾」中，「可以是內心負責的群眾，也可以是不負責任的無賴，招搖撞騙的流氓」。這就是說，流氓政治家及其反對者中的流氓，都是流氓政治的產物，是相反相成，可以相互轉化的。其二，張中曉還指出，流氓政治儘管實質上奉行的是道德虛無主義，但卻又以「道德者政治」為其補充，以形成某種溫柔性，把實際政治的殘酷性掩蓋了，製造某種幻覺。這大概就是所謂「流氓帝王」和「道德宰相」的巧妙結合吧。張中曉說，這是「東方政治」的奧妙，其實就是傳統的「霸道」與「王道」的當代運用。 遊民文化、流氓政治，是必然要養育出學泰先生所說的 「遊民知識分子」，必然出現 「知識分子流氓化」的問題的。魯迅在考察現代遊民時，也關注到這一問題。他在 《上海文藝之一瞥》這篇重要演講中，就從對上海灘，即上海市民社會的分析和市民文學的研究中，發現了 「才子加流氓」式的知識分子。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不同於學泰先生所研究與強調的中國傳統城市，而是西方影響下的現代都市。因此，魯迅所發現的 「才子加流氓」的知識分子，是和農村聯繫薄弱的現代都市流浪漢，或者用三十年代瞿秋白的說法，是 「小資產階級的流浪人的知識青年」，和學泰先生所研究的傳統的遊民知識分子既有深刻的聯繫，又具有新的現代特點。魯迅說： 「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並無線索可尋，而隨時可以拿著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為武器的人，都可以稱為流氓」，這是古今相通的。而這些上海灘上的現代知識分子流氓所變換使用的理論，既有 「中國法」，又有 「外國法」，他們是傳統文化與殖民地文化的雜糅的產物。更是現代市場、商業文化的產物，於是又有了魯迅所概括的 「商定文豪」、 「商的幫忙和幫閑」等等。也還有投機革命，因而擺出一副 「革命是要人死的」的兇惡面目， 「特別激烈」的 「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魯迅一針見血地指出，所有這些 「才子加流氓」的知識分子，最終是現行秩序的維護者：這是一批 「毫無定見而覺得世上沒有一件對，自己沒有一件不對，歸根結蒂，還是現狀最好的人們」。 最後，還要談一個現實中國的遊民問題。 毛澤東時代儘管也有盲流，但當局卻是極力控制的。儘管有人說毛澤東本人和他領導的革命都沾染上某種遊民氣，但熟讀古代歷史書的毛澤東卻深知遊民的危害，對政權的顛覆作用，因此，他的政策的一個核心，就是要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制止遊民的發生和蔓延。最近我在研究 《顧准日記》，就注意到顧准1959年在河南農村勞改時，對此有一個非常深刻的分析。他指出，當局是從五個方面來控制農民的。一是以人民公社為主體的組織形式，將農村勞動力從生產到流通、分配、消費、生活——全面控制起來；二是用戶籍制度形成城鄉二元對立結構，嚴禁城鄉流動；三是割斷有可能成為 「農民代言人」的知識分子和農民的任何聯繫 （這正是反右運動的一個重要目的），以便加強對農民的思想控制；四是吸納農村中有文化而又忠實的人才，以形成自我控制機制；五是不斷發動以遏制所謂 「農民自發資本主義傾向」為中心的階級鬥爭，以消弭任何不穩定因素。這樣，就造成了對農民和農村社會全面而穩固的控制，避免遊民階層的形成和發展，以此作為控制全國的基礎。 近二十年的改革開放改變了這種狀況：大量的農民脫離了土地，流向城市，這也可以算是一個歷史的進步吧。但農民並沒有獲得真正的遷徙權，城市吸納了農民工作為勞動力使用，卻沒有給予相應的權利，實際上並沒有真正吸納他們，既允許農民脫離土地，又保留著城鄉二元對立的結構，這就有了形成 「遊民階層」的可能。如果說第一代的農民工，主要感受的是脫離土地的自由，因而對惡劣的勞動條件和依然存在的不平等，基本上採取容忍的態度，到第二代、第三代的農民工，就不再能容忍自己既不能為城市所容納，又絕不願意回到農村的流民地位，不滿情緒的日益增長，必然引發反抗，這樣的反抗自有其合理性，但也容易導致非理性的行為。 我近年關注教育，特別是農村教育問題，發現我們的教育正在驅使一部分農村青少年流入遊民隊伍，這是很令人憂慮的。我注意到兩個無情的事實。一是教育的成本越來越高，教育資源的分配越來越不公平。有這樣的統計：新世紀以來， 「農村孩子在大學生源中的比例在明顯下降，與1980年代相比，幾乎下降了一半」，這就意味著農村孩子通過高考向上流動的渠道的縮窄；另一個事實是： 「出身農村家庭的大學生就業更加困難」。北大的一個調查顯示， 「父親為公務員的工作落實率要比農民子弟高出14個百分點」。這意味著，農民傾其全力支持了教育的發展；而現在一旦出現了學生就業危機，仍然主要轉嫁到農民身上。 於是，在當下中國就出現了一個觸目驚心的教育和社會現象：大批的輟學生和失業的大、中學校畢業生，遊盪於農村和鄉鎮，成了新的遊民階層的重要來源。如作家韓少功所觀察的那樣， 「他們耗費了家人大量錢財，包括金榜題名時熱熱鬧鬧的大擺宴席。但畢業後沒有找到工作，正承擔著巨大的社會輿論壓力和自我心理壓力，過著受刑一般的日子。但他們苦著一張臉，不知道如何逃離這種困境，似乎沒有想到跟著父輩下地幹活正是突圍的出路，正是讀書人自救和人間正道。他們因為受過更多的教育，所以必須守住自己的衣冠楚楚的懷才不遇」。這就是說，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公堵塞了農民子弟向上流動的渠道，而城市取向的教育 （包括農村教育）又使得他們遠離土地，即使被城市拋出，也回不去了：他們只能成為「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遊民，並迅速為流氓意識所支配。如學泰先生所分析，流氓意識其最主要的特點，就是把維繫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間的正常關係的倫理觀念一一打破，又把禮義廉恥，掃蕩凈盡，這樣的流氓意識對社會風氣的敗壞，危害極大，造成了民間文化、社會生活的底線的失守，在這樣的社會風氣的耳濡目染下，這些遍布中國城鄉的年輕的新遊民，他們身上正在發生道德底線的大失守。前不久，在報上看到一條新聞：長春農安縣一個農民家庭老老少少六口人被殺，兇手竟是這家的三兒子，而他們就是「初中畢業後整日遊手好閒」的遊民，因受到家庭的譴責而惱羞成怒殺死了自己的父母、兄嫂、妹妹、外甥女。這正是一個血的警示。 問題是這樣的從學校畢業出來的失業遊民，又成為某些在校學生心目中的 「榜樣」，以至 「英雄」。有一個《湖南農村留守型家庭親子關係對兒童個性發展的影響》的調查報告告訴我們，家庭親情和教育的缺失，學校教育的無力和無奈，社會風氣的影響，使得許多留守兒童 「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非常消極」，他們厭學，逃學，就自然地羨慕那些 「整日遊手好閒而不缺錢用」，又有 「兄弟義氣」的遊民、流氓，甚至以此為自己的「奮鬥目標」，成了遊民階層的後備力量。中國的農民工為了生計奔波，也為城市建設做貢獻時，他們的子女卻面臨淪為遊民的危險——這實在是殘酷而不公。而遍布中國農村和城鎮的遊民，至今還未進入我們的視野，這樣的忽視是遲早要受到懲罰的。 在新的遊民不斷產生、學泰先生說的遊民中的 「腐敗的分子」流氓組成的 「黑社會」在城鎮逐漸成為日益強大的勢力的情況下，又出現了基層權力機關和黑社會勢力的相互勾結、實際上是某些基層權力機構的流氓化——即所謂 「官匪一家」，這樣的趨勢如果任其發展，將會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 值得憂慮的，還有知識分子的流氓化。 「才子加流氓」已經成為許多「文化明星」的顯著特徵，而且還出現了一批 「勇敢分子」，不學無術，卻充當學術警察和打手，且日趨得勢，這是不能不引起注意的。 以上所說，都只是一些觀察，目的無非是表達一個意思：學泰先生的著作，開創了一個 「遊民學研究」的新領域，應該繼續做下去，特別是現、當代遊民問題的研究，還有待於新的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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