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瓷路一千年

中國的瓷器，與絲綢和茶葉等一樣，通過陸海兩條通路，成為悠長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最突出的標杆。這兩條陸海通路，通稱「絲綢之路」，又稱「瓷器之路」，和現在的「一帶一路」基本重合。

漢唐以來，東西之間的絲綢之路開通成型，東亞海域也時見帆影翩翩。玄奘西行，鑒真東渡，是大唐氣象萬千的「國際化」開放襟懷的生動寫照。而從宋到清，近千年間，精美的瓷器後來居上，充當了古代「一帶一路」上日夜兼程的文化「使者」。

本文將按照歷史演進軌跡，以北宋為起點，對宋元、明代和清代三個時期里，瓷器從中國走向世界的過程，作一次簡略的回顧與敘說。

船堅乘風 船大行遠

兩宋都是半壁山河，南北分治，北方通往西域的陸路通道，先被遼，後被金，此外被西夏所掌控，因此海上通道顯得更為通暢活躍。

在遼或金控制的北方地區，從燕京（今北京市）向西，出玉門關，經新疆，有三條陸路可通中亞、西亞以及印度，這是承繼漢唐絲綢之路的餘緒。在中國本土由不同政權分立對峙的那二三百年間，商人、僧侶們仍年復一年地在這條貿易和文化通道上往來不絕。

而在中原和南方，由於兩宋時期文化昌明，經濟繁榮，陶瓷燒制及航海兩大技術尤其發達，海外貿易盛況空前。從北宋都城汴梁坐船出發，經大運河，可到淮安，達揚州，出長江，進東海。從南宋都城臨安坐船出發，經浙東運河東行180公里，可到今寧波，入東海。宋代的海船也可從泉州、 廣州，或今廣西的欽州等南方港口出海。那時候的海上航路，往北可達朝鮮、日本；往南經今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穿過馬六甲海峽入印度洋，再經阿拉伯地區可輾轉進入地中海。

宋代中國的造船與航海技術，居於世界領先地位，其主要特點有二：

一是船堅乘風。船體用木板榫卯接合，以桐油和麻絲等做成油灰膩縫，結合嚴密，船體堅固；船艙內分隔為若干艙位，就算個別分艙漏水，也無傾覆之虞；水手掌握季風規律，利用篷帆，借風順勢，航行遠洋。關於宋代廣州商船出口瓷器情狀，北宋地理學家朱彧的筆記體著作《萍洲可談》中記載：

舶船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佔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卧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

二是船大行遠。造船的龍骨和船舵大有進步，能以羅盤（即指南針）定位並畫有航海圖，該項重大發明先由阿拉伯人海船仿製，後傳入歐洲。宋代船舶大者可載重三百噸，乘坐五六百人，能把巨量貨物特別是中國產瓷器，運往海外各地。據南宋人趙如適的《諸蕃志》記載，宋瓷遠銷世界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最遠達非洲的坦尚尼亞。有學者認為，從宋代開始，「海上絲綢之路」 可稱作「海上瓷器之路」，此說有近年來的水下考古成果予以印證。

1987年，在廣東省陽江市東南約20海里的海域，即古代「海上瓷器之路」航線上，發現了一艘年代相當久遠的沉船。它位於海面下27米深處，被2米多厚泥沙覆蓋，據水下考古專家勘察認定為南宋初期海船，後定名「南海一號」。2007年12月22日，「南海一號」整體打撈出水，船長30.4米，寬9.8米，高約4米，排水量600噸，載重近800噸。當地新建「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俗稱「水晶宮」）加以存放保護和展示。我曾有幸參觀，留下深刻記憶。

「南海一號」內計有南宋瓷器30餘種、6萬餘件，這些沉沒海底800餘年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鎮青白瓷、浙江龍泉青瓷、福建德化白瓷等，大多完好，品相如新，不少可定為國家一級文物。據介紹，與這些出水瓷器年代、工藝相當的一個瓷碗，此前在美國曾拍賣出數十萬美元，而這裡卻是整船、 成批地展現在世人面前。沉船上還發現一批阿拉伯風格的瓷器，如仿銀器瓷碗、盛手抓飯的大瓷盤等，相信是南宋時海外「來樣加工」的外銷瓷。

「南海一號」是迄今為止世界範圍內打撈出水的古代沉船中，年代最早、船體最長、保存最好、文物最多的遠洋貿易商船，堪稱「海上瓷器之路」的一顆明珠，它也為這條千年以前繁忙興盛的海上貿易大通道的存在，提供了最新的一手歷史證據。

蒙元一統，格局巨變。蒙元帝國建立後，統治中國的元朝，與成吉思汗子孫分封的四大汗國——欽察汗國、察合台汗國、窩闊台汗國、伊利汗國——之間多有聯繫，協同大力發展亞歐大陸的陸上與海上貿易，極大地促進了東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特別是中國與阿拉伯地區的交往增加，對推動當時東西方世界經濟和文化的交往、融合起了重要作用。

從陸路來說，元代的驛站交通布局完善，不僅遍及中國本土，而且橫貫歐亞。現代的考古發掘也為此提供了大量證據。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霍城的元青花鳳首壺、甘肅武威的元青花高足碗、內蒙古自治區黑水城的元青花碎片及集寧古城的元釉里紅玉壺春瓶、西安的元青花人物圖匜（「匜」為中國古代一種禮器，供客人洗手用）等，還有俄羅斯艾爾米塔什博物館收藏的元青花蒙古包，總之豐富多彩，價值非凡。

從海路來說，元代的高桅巨船，遠出大洋，通達四方。今寧波、泉州、廣州、欽州等海港是元代中國「海上瓷器之路」的重要起點。元代民間航海家汪大淵曾兩次隨商船遠航，在他所著的《島夷志略》一書中，有關與元代中國進行瓷器等貿易的國家和地區的記載，多達90餘條。他記下的外運瓷器品種有景德鎮青花瓷、龍泉（屬處州，即今浙江麗水）青瓷、德化白瓷等，運銷今爪哇、印度、阿拉伯、東非等廣大地區。

另一位傑出的航海家亦黑迷失，奉忽必烈之命先後5次遠航，海上活動達 20餘年，隨船攜帶了不少瓷器。泉州曾出土一方石碑，碑文上記載他奉使出航「火魯沒思」。經專家考證，「火魯沒思」就是「忽魯謨斯」，即今阿曼灣與波斯灣交界處的霍爾木茲地區。

2014~2015年間，北京故宮博物院與印度合作方一起，在印度西南奎龍港挖出水下文物萬餘件，其中包括了500多件中國瓷器殘片。

元代的中國商船沿阿拉伯海西航，曾到達波斯灣、亞丁灣、紅海、非洲東岸。在埃及港口庫賽爾，近年出土了元末明初景德鎮青花瓷，肯亞也出土不少元代景德鎮瓷器，該國的安哥瓦納古城遺址發現的瓷器中，元青花瓷數量很多，種類豐富，還有一部分是明代瓷器。

到了明朝，「千年瓷路」呈現「南北通、東西通」的新特點。據《明史·外國傳》記載，明朝與87個國家和地區有外事交往，那時候，西方也進入「大航海時代」。故有明一代東西方交流的深度和廣度，實屬空前，迎來了永樂、宣德（1403~1435年）、嘉靖、萬曆（1522~1620年）、天啟、崇禎（1621~1644年）三次高潮。

先說南北。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高麗大將李成桂取得朝鮮半島統治權後，接受明太祖朱元璋賜予的國名「朝鮮」，成為明朝藩屬國。1402年，永樂帝朱棣經「靖難之役」奪權成功後，派太監亦失哈到黑龍江入海口處的奴兒干（廟街），豎碑建制，並設置奴兒干都指揮使司，管轄外興安嶺以南、大興安嶺以東到大海的土地。自此，明朝往北的交通，海路從蓬萊或明州（今浙江省寧波市），北行可達朝鮮、日本；陸路，由南京或北京北行可到達奴兒干。往南的交通，通達南海，直至曾母暗沙。

再說東西。鄭和七下西洋舉世皆知，第一次是在永樂三年（1405年）六月。《明史·鄭和傳》記載：「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鄭和龐大的船隊前後到過亞非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將絲綢、瓷器、茶葉等中國特產送給沿途各處的國家首領、部落酋長。隨行的鄭和部屬馬歡在《瀛涯勝覽》一書中寫道，「（爪哇）國人最喜中國青花瓷器」，並留下了在途經的五國進行瓷器貿易的記錄。鄭和另一位隨員費信在《星槎勝覽》一書中，有二十八處提及瓷器，又說有九個不同國家或地區用青花瓷作交易。

作為對鄭和船隊出訪的熱烈回應，永樂二十一年（1423年），蘇門答臘、南浡利（位於蘇門答臘以西）、阿魯、滿剌加（今馬六甲）等海外十六國遣使1200多人到北京朝貢。明代二百餘年，儘管時而「禁海」，時而「開海」，但中國與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乃至非洲、歐洲的民間貿易，始終不斷。

2010~2013年間，中國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與肯亞方面合作，發掘位於該國沿海的古代馬林迪王國都城等21處歷史遺址，一共出土文物20多萬件，其中兩處遺址發現中國瓷500件（片），包括江西景德鎮青花瓷、浙江龍泉青瓷、福建德化白瓷等。在一處叫曼布魯伊村的遺址發掘中，出土了永樂年間景德鎮官窯青花瓷及明初龍泉官窯青瓷。在肯亞的拉姆島上，還保存著用中國古青花瓷片裝飾的門框。這些瓷器的生產年份，都與鄭和下西洋年代相吻合。

有趣的是，《紐約時報》記者曾採訪過肯亞一位膚色黝黑的當地民眾，他聲稱自己是中國人的後裔，祖先很有可能就是數百年前留下來的鄭和部下。

明代北方陸路的瓷器貿易也日見繁榮，大量瓷器從北京轉運至邊遠少數民族地區。據明人記載，來自西域、蒙古、女真等地貢使，在返回本部時，所裝瓷器多至數十車，高至三丈余。陸路遠途運輸，瓷器極易破碎，晚明文人沈德符所撰《萬曆野獲編》中，生動描述了時人想出的包裝妙法：

初買時，每一器內納少土，及豆、麥少許，疊數十個，輒牢縛成一片。置之濕地，頻灑以水。久之則豆、麥生芽，纏繞膠固。試投之犖确之地，不損破者，始以登車。

到了明朝中葉的嘉靖萬曆年間，東南沿海「倭寇」猖獗，海上通道一度受阻。明將戚繼光等率部抗倭，連戰連捷，海路得以重新暢通。此後，西方商人、傳教士、探險家等，紛紛乘船東來，中國的瓷器，也繼續大量出口海外。

史料記載，1603年（明萬曆三十一年，一說160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在馬六甲海峽襲擊一艘葡萄牙商船，劫得船上約十萬件、總重達60噸的中國青花瓷器。這批瓷器運回阿姆斯特丹拍賣，轟動整個歐洲，法王亨利四世還特地買下了其中的一套餐具。另據《荷蘭印度公司與瓷器》一書介紹，僅萬曆四十年（1612年）及四十二年（1614年）兩次運往荷蘭的中國瓷器，總數就多達107698件。

16 世紀末至 17 世紀，即晚明時期，中國生產的外銷青花瓷上，常以一朵花瓣為中心圖案，並添加各種紋飾。由於運載此類瓷器的大帆船在葡萄牙語中叫作「Caraack」，轉成英語是「Kraak」，因此歐洲人把這種青花瓷稱之為「克拉克瓷」。

明朝天啟崇禎年間，海上航路完全恢復，東西交往更趨頻繁。有資料顯示，崇禎九年（1636年）出口海外瓷器達259380件，崇禎十二年（1639年）增加到366000件。永宣年間首次燒制出品的「青花間裝五色」的五彩瓷器，精美絕倫，此時更深受歐洲王室青睞，成了宮廷和權貴大宅中最時髦的擺設。

如果說「南海一號」證實了宋代「海上瓷器之路」的繁榮，那麼2007年廣東汕頭南澳島海域（這是明代泉州港下南洋海船必經之地）發現的沉船「南澳一號」，就為我們重現了明代「海上瓷器之路」的輝煌。「南澳一號」船長27米，寬7.8米，共有25個艙位，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明代沉船里艙位最多的一艘。經過發掘盤點，該沉船共出水文物10241件，其中瓷器9711件，多產於明嘉萬年間，如萬曆青花仕女大盤、青花「義」字大盤、青花海馬紋大碗及套裝粉盒等，還有漳州平和窯的「克拉克瓷」瓷器以及景德鎮產的彩釉瓷器。其中有一件高約30厘米、腹徑約20厘米的青花大罐，至為珍貴。

明末清初，戰亂不已。從1644年清軍入關，到康熙二十二年 （1683年）統一台灣，前後凡40年。此後國內才基本安定，對外也取消了「海禁」。

即使是明清易代如此動蕩的政局，中外瓷器貿易依然持續進行，有學者估計，從萬曆三十年（1602年）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的80年間，中國運到歐洲的瓷器約有1200萬件。而進入18世紀的康乾盛世，銷往歐洲的中國瓷器高達2500萬~3000萬件。

盛清時中國的版圖空前統一，滿、蒙、疆、藏、台，都歸屬清朝中央。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伊犁將軍設立，「陸上絲綢之路」或者說「陸上瓷器之路」在西域再度完全打通：自北京經西安，穿過河西走廊，到哈密、吐魯番，再分作北、中、南三路行進，到今烏茲別克的撒馬爾罕匯合，或往西北方向到俄羅斯、蒙古、哈薩克等地；經過中亞地區再往西，可取道伊朗、土耳其，進入歐洲。

此時，「發現」新大陸後的歐洲探險家和商人們，已經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上往返穿梭，並挾先進強大的武力，進行史無前例的全球勢力擴張。

作為清代「海上瓷器之路」的有力物證，近年來的海上沉船發掘依舊功不可沒。在南海地區，我國西沙群島永樂島的一艘沉船里，發現清代瓷器 133件（片）。2005年，福建省平潭縣（平潭島）漁民發現的「碗礁Ⅰ號」沉船，累計出水瓷器17000餘件， 含50餘種器型，100餘種紋飾，多為康熙時期景德鎮民窯燒造的青花瓷。其中有完好無損的青花大瓷盤55件，還有一件高60厘米的將軍罐，以及葫蘆瓶等，大都色澤艷麗，光潔如新。

2009年在山東煙台蓬萊墟里遺址，也找到了清代沉船。從船上採集到的主要是青花瓷器，種類包括碗、盤、杯、碟、罐以及五彩盤等，產地多為景德鎮，根據出水瓷器特徵判斷，沉船年代應屬清朝中晚期。這說明，即使到了中國國勢衰頹的100多年前，「海上瓷器之路」仍在頑強地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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