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戰略格局與中日關係的相互影響（全文）

作者 南京大學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教授 朱鋒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供本網特稿

南京大學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教授朱鋒在《日本學刊》2014年第6期發表《國際戰略格局的演變與中日關係》（全文約1.3萬字）。

朱鋒在文章指出，中日兩國都曾是深受二戰後國際體系影響的國家，都曾是冷戰時期亞洲地緣政治分裂所形成的對抗陣營的重要國家。不同的陣營選擇，開啟了戰後時代兩國不同的歷史發展進程。但共同點是，從二戰結束到今天，兩國都從一度國際體系的「邊緣」，先後走到了國際體系的「中心」。不管我們曾經用什麼樣的定義來描述日本，經歷了戰敗到戰後復興成功的日本，都是一個標準意義上的「大國」。中日關係今天已經成為國際關係理論到歷史真正意義國際戰略格局的演變與中日關係上的「大國關係」，並且是當今國際體系中的主要大國之間的關係。而「大國」在國際關係中的標準定義，是具有「體系性影響能力」的國家。中美關係和中日關係的不同點是，中美關係具有全球體系的影響能力，而中日關係更可能影響亞太地區的國際秩序。

（一）中日關係的演變曾深受二戰後國際戰略格局和國際體系變遷的影響

二戰結束以來，中日關係的演變受到國際戰略格局和國際體系變遷的深刻影響。二戰結束之後，中日關係很快被在亞太地區的美蘇冷戰所綁架。美國為了在亞洲和蘇聯爭奪勢力範圍、圍堵社會主義勢力的擴張，不僅放鬆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和戰爭罪犯的懲罰，甚至有意保留天皇制來扶持戰後日本迅速成為其在遠東新的戰略盟友。朝鮮戰爭在給戰後日本經濟輸血打氣的同時，讓中美、中日關係迅速變成敵對關係。1951年舊金山對日和會，新中國沒有收到邀請，重建戰後東亞秩序的「舊金山體系」既忽視了新中國的利益和聲音，也將遏制新中國的發展作為這一體系的目標之一。

二戰後的中日交往，深受亞洲冷戰秩序的影響。1951年簽訂的《日美安全條約》、1952年簽約的《日美行政協定》和1960年修改的《日美安全條約》，使日本成為美國在遠東遏制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工具。東亞持續的冷戰狀態，讓中國無法在對日條約安排中擁有維護自己利益的聲音。1971年美國在向日本歸還衝繩時，刻意模糊了本該在釣魚島主權歸屬問題上採取的公正立場，承認日本對釣魚島的治權。這是今天釣魚島領土爭議始終在中日之間無法得以解決的國際根源之一。

1969年尼克松政府上台以後，美國開始大幅度地調整其亞洲戰略，尋求從越南戰爭的泥潭中脫身，轉而重視因為中蘇對立和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分裂而遊離出來的「中國角色」，利用中國因素來牽制與制衡蘇聯。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中美開始了歷史性的接近歷程。中、美、蘇三角關係的時代性轉變，讓日本也轉而追求「聯華反蘇」的安保政策。1972年9月，田中角榮訪華，中日為了對付共同的敵人蘇聯而摒棄前嫌。中日關係的正常化，客觀上成了20世紀70年代初期亞洲戰略格局變化的產物。即便如此，70年代中日關係取得歷史性突破的主導性因素，並非只是尼克松政府對華政策的調整。一方面，是新中國的發展讓日本意識到了承認新中國的現實性，另一方面則是日本國內的和平主義傾向，推動日本外交要為降低冷戰的對峙做出努力。中日關係隨後的發展，則是70年代末中國歷史性的改革開放進程的啟動、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第二代領導集體在「對日學習」問題上的真誠，以及為中國經濟發展積極引入「日本貢獻」的戰略眼光，使得中日關係的國內政治因素對兩國關係及時做出時代性調整，注入了強大的政治熱情和政治動力。

20世紀80年代是中日關係的蜜月期，中日關係開始具有推動亞洲合作和走出冷戰陰影的戰略內涵。其中的原因，不僅是兩國經貿合作的迅速擴大，更重要的是，兩國高層比較順暢的溝通、兩國人民的親近感以及中國政府與社會在歷史、領土等問題上的務實和冷靜立場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後冷戰初期的中日關係依然維持了友好合作的基調，日本是西方國家中最早走出對華制裁的國家。中日在細川—村山時代實現了兩國關係向後冷戰時代的平穩過渡。後冷戰時代的前十年，中日關係並沒有被亞洲戰略格局的演變所左右。當美國認為中國正在替代原蘇聯成為最主要的戰略盯防對象時，日本的政策仍然在有意拉開和美國的距離，中日關係在90年代依然保持比較好的一種狀態。

1996年《橋本—柯林頓宣言》，結束了日美同盟後冷戰時代的「漂流」，日美安保同盟有了新的發展。與此同時，美國開始在台灣問題上加大對中國的戰略牽制，台灣問題有可能將中美兩國拖入直接的軍事衝突。但日本的戰略選擇是，在依靠日美同盟防範包括中國台灣在內的亞太安全挑戰的同時，依然保持在中國和美國之間一定程度的戰略平衡，1997年的《周邊事態法》強調周邊的定義不是「地理概念」就是一個例子。

然而，90年代末以來，中日關係一路下滑，從2001年小泉上台後的「政冷經熱」到今天甚至可能出現「政冷經冷」的局面，很大程度上不是亞洲地緣戰略環境在主導，而是隨著中國崛起、中國國力上升和「走向世界」熱潮的啟動。在中日力量對比的變化這一歷史性進程出現的同時，兩國國內政治和社會經濟深刻變化的結果。

另一方面，後冷戰時代的日本，也不斷走出冷戰時期被壓抑的國家意識，尋求在「和平主義」和「正常國家化」之間有新選擇。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開始蘇醒並迅速變得炙熱的時代。正如萬民教授所言，中日關係在後冷戰時代的惡化，很大程度上是兩國國內政治和社會結構的後冷戰時代轉型進程，將彼此的相互埋怨、嫌棄與敵對的互動進程，變成各自的認知邏輯的過程。這種埋怨、嫌棄和在價值觀以及行為上的敵對，加深了雙方對彼此的憂慮，使得任何軍事能力的變化甚至政治性的聲明，都可能被解讀為威脅。中日的「對手關係」（rivaling relations）開始形成。

（二）中日關係的演變正在成為改變亞太國際戰略格局的重要因素之一

時至今日，國際體系的變化對中日關係的影響繼續減弱，國際戰略格局的變化並不必然影響到中日關係。相反，中日關係的演變卻正在成為改變亞太國際戰略格局的重要因素之一。

究其原因，是因為今天的中國和日本都不再是冷戰時代的中國和日本。隨著中國的崛起和日本活躍的外交、軍事與安全形色的發展，中日未來的互動進程本身可能將導致國際戰略格局和地區秩序的深刻變化。冷戰時代，中日兩國關係之所以會不斷受到國際戰略格局變化的影響，是因為兩國在冷戰時代的國際體系中與美國和蘇聯相比，都只能算作是世界地緣戰略格局中的「從屬性角色」或者「次級角色」。然而，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安倍主政下的日本也在維持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同時正在經歷著國內經濟、外交和安全戰略的深刻變化。中日兩國都有可能成為未來國際體系中的「主要大國」，中日關係已經成為今天東亞區域戰略格局中最重要的變數關係之一。未來對東亞安全秩序和國際體系的預測與分析，必須走出中日關係在權力結構中依然是從屬性次要關係的認識。未來究竟是世界戰略格局在影響中日關係，還是中日關係正在重新塑造和改變國際戰略格局?對這一問題回答的戰略迫切性，已經前所未有地擺到了人們面前。未來更可能出現的趨勢是，世界戰略格局影響中日關係，中日關係同時又在重新塑造和改變國際戰略格局。這更可能是兩個並行不悖、互相影響的進程。

指出東亞政治新的歷史事實，並非為了削弱我們在歷史問題、釣魚島主權爭議、亞太區域安全以及未來兩國經貿聯繫等諸多方面對中國利益與立場的追求。恰恰相反，認識到中日關係的未來有可能獨立塑造東亞區域安全與經濟秩序，是為了讓我們更好地面對中國今天正在面對的二戰後前所未有的來自日本的戰略壓力。這種壓力是綜合的、多樣化的和長遠的。2011年11月，美國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從那時以來，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最大收益，正是2012年12月26日安倍政府上台以來日本經濟、外交和安全戰略所出現的深刻變化。這些變化，既有「安倍經濟學」為代表的日本經濟振興戰略，有安倍提出「俯瞰地球儀外交」時公然強調「制衡中國」的露骨挑釁，也有日本2013年12月推出新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時所打造的新安全戰略理念，更有通過「重新解釋」獲取部分戰爭權利時的日本政治決心。「安倍時代」的日本這些變化，不僅實質性地拓展了美國在面對一個崛起的中國時的亞太戰略空間，同時也為美國應對中國的競爭增加了眾多可選擇的外交、經濟和戰略手段。

我們傳統認識中國的周邊環境和安全利益的時候，總是將對美、對俄關係放在突出的位置，中美、中俄關係似乎總是比中日關係具有更為深遠和全局性的戰略含義。今天，我們已經開始面對一個「全新的日本」——一個以國內社會動員為基礎、以經濟和軍事能力升級為導向、以強化日美同盟合作為基礎、以犧牲憲政主義為代價的日本。

許多亞洲問題的觀察者認為，中美關係的性質和狀態將決定中日關係。中國國內也有不少人輕視中日關係對中國外交和安全戰略的重要性，特別是在中日兩國實力對比和經濟結構發生變化的今天。然而，未來我們很可能已經經不起這種「輕視」，更不能簡單地認為「搞定美國」就能「搞定日本」。「日本因素」很可能正在成為影響中美關係未來戰略走向的重要變數。原因之一，就是美國正在越來越傾向於將中國的對日政策視為測試和挑戰美國在亞太戰略意志和戰略能力的「關鍵」。面對中國不斷崛起的勢頭，美日同盟的戰略關聯性是在上升而不是在下降。原因之二，則是美國和許多區域國家，正在有意地放縱日本的「重新武裝」。國際體系對日本的制衡因素降到了二戰後的最低點。日本的大國轉型和軍事發展正在享有重要的「中國紅利」。

今天，原已降到1972年關係正常化以來最低點的中日關係開始出現回升跡象。但是，寄希望於安倍的政策調整就能帶來中日關係的迅速升溫，給兩國關係戲劇性地帶來「利好」，是不現實的。由於缺乏國內政治競爭對手，安倍的經濟、外交和安全政策儘管在日本國內遭受諸多批評，2014年10月末安倍內閣的民意支持率下降了九個百分點，但安倍政府長期執政幾乎已成定局。穩定和管控中日關係，需要的是戰略意志和政治智慧。正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1月25日會見日本公明黨黨首山口那津男時所指出的，「中日兩國領導人要像老一輩領導人那樣，體現出國家責任、政治智慧和歷史擔當」，推動中日關係克服困難、繼續向前發展。

（三）未來要穩定和改善中日關係，以下幾個方面值得思考。

（1）客觀、理性、真實地探討和定位中日關係

我們需要客觀、理性和真實地探討中日關係惡化的根源，在探索解決之道的同時，展示出管控危機和緩和緊張關係的決心與勇氣。中日兩國都需要認真研究彼此的關切，而不是簡單地抱怨和指責。面對釣魚島領土爭議，安倍政府曾一味拒絕承認爭議存在，加劇兩國的緊張關係，也構成了自2012年9月日本「國有化」錯誤做法以來兩國在釣魚島海域執法公務船對峙局面遲遲無法改變的根本原因。安倍政府拒絕承認中國2013年11月23日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的頑固做法，也無助於緩和東海緊張局勢。中日雙方需要摸索在東海爭議海域和空域建立危機管控機制，避免出現事故性的撞船或者撞機事件不測事態。中日之間一旦發生軍事性流血事件，或者發生直接的軍事對抗，將使得兩國關係的傷口進一步撕裂。這一傷口很可能在未來幾十年間都難以彌合。2014年9月末，中日兩國已經恢復了海上溝通機制談判，兩國政府部門之間的海上事務級磋商也得到了重新啟動，二軌對話也漸趨活躍。2014年11月，中日雙方就處理和改善兩國關係達成四點原則共識。北京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兩國首腦進行了會晤。這些積極態勢應該得到鞏固和發展。中日關係恰恰由於巨大分歧和爭議而需要繼續發展、提升對話和溝通的管道。

（2）重建支持和承納兩國關係未來穩定的新的社會基礎和政治資源

我們需要重建中日關係的社會基礎，中日兩國政府和民間都有責任、有意識、有步驟和有計劃地開展接觸與交流，重新培養國民之間的認同感和親近感。中日兩國歷史上有過兩千年的交流史，兩國的文化曾經相互浸潤。更重要的是，這兩千年的中日交往歷史，共同促進了東亞文明的進步、繁榮和發展。中日歷史有著巨大傷痛，而中日文化互惠也有悠久的淵源。中日兩國社會必須培育起共同的信念，不是簡單的「永不再戰」，而是中日的合作將決定亞洲的未來。如果中日走向衝突，則將是兩國人民和亞太地區無法承受的災難。

（3）調整觀念和心態，積極、務實地直面兩國新變化

我們要調整觀念和心態，升級政策話語體系，更加積極和務實地「研究日本」。日本是近代以來對中國造成最大傷痛的國家。對於這樣的國家，情緒性的愛國主義只會誤導和壞事。只有積極、務實地正視日本的存在和關切，更加全面、深入和準確地認識日本，才能真正做到在戰略上重視日本。中日兩國的政策精英和知識精英必須從觀念到心態進行調整，從容和謙虛地直面兩國內部所出現的諸多新變化。從經濟上來講，上世紀80年代日本在中國的投資一年就會收回，今天這種情況已不復存在。這是中國的市場發展決定的，不能簡單說兩國的政治關係惡化而經濟關係受影響。當然，政治關係對經濟關係有很大的影響。以前講中日「政經分離」，可以「政冷經熱」，但今天需要一系列新的概念。今天中日「政冷經熱」，面對的現實不僅僅是政治和安全的緊張，還有中日兩國以及整個亞太地區甚至全球市場分化國際戰略格局的演變與中日關係和競爭的上升，最近中國對12家日本企業的反壟斷罰款，是非常重要的市場行為。深入把握中日關係，需要我們在東亞地緣經濟和地緣戰略新趨勢、新變化的準確分析和認識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做得到。

未來若干年，中日關係的發展將不會一帆風順，將在合作和鬥爭中前行。今後較長時間內，中日兩國作為戰略對手的特點也將難以改變。但是，中日關係也到了需要深刻反思、客觀認識和冷靜應對的時候。冷戰結束以來，東亞區域政治正在進入新一波戰略性大調整的時代，區域主要國家之間的關係也在經歷冷戰後前所未有的戰略性變化。穩定和改善中日關係，已經真正到了需要我們「正視歷史，但要走出歷史」、「面向未來，更需要主動塑造未來」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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