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史
第三節 儒家學說
「儒」字最早見於《周禮?天官?太宰》：「儒以道得民。」鄭玄註：「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後漢書?杜林傳》也說：「博洽多聞，時稱通儒。」也指從巫史祝卜中分化出來專門為貴族人家相禮的知識分子。因此儒在古代指的是精通六藝的知識階層的「士」，也就是學者或教師。孔子這位儒者或學者所創立的學派叫儒家，自有道理。儒家是先秦到秦漢之際形成的以孔子為宗師的學派。《漢書?藝文志》說：「儒家者流……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為最高。」說的就是儒家學派的宗旨。孔子開戰國私學之先河，培養了一大批弟子。孔子死後，儒分為八，傳播並不順利，直到戰國中期由於孟子的大力倡導，才使儒學成為與墨學齊名的顯學，因此，儒家學說被稱為「孔孟之道」。繼孟子之後，荀子在綜合百家的基礎上對儒學又做了些改造，使儒學又有了新的發展。
一、孔子學說
1、孔子生平簡介
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創始人。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東南）人（參見圖片孔子像[宋代馬遠作，故宮博物院藏]）。「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博學而無所成名」（《論語·子罕》）。「子入太廟，每事問」，「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前518年始收徒，直至死。前515年已官至司空。前510年問禮於老聃（參見圖片問禮老聃[明代《聖跡圖》]）。前505年，季氏家臣陽虎操縱魯政，孔子不滿。前501年重新從政，第二年升大司寇。前498年，提出「墜三都」，加強了中央集權。攝行相事，殺了與之爭搶徒弟導致「孔子之門三盈三虛」的少正卯（有爭議）（參見圖片杏壇講學[明代吳彬作]）。三月魯國大治。是年，孔子54歲，因興魯無望，離魯去衛，開始了他周遊列國的十四年流浪生活，目的：「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陽貨》）。但結果是「累累若喪家之狗」（《史記·孔子世家》）。顏淵則在家「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雍也》），「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述而》）（「孔顏樂處」的典故）（圖片在陳絕糧[明代《聖跡圖》]）。前484年回魯，尊為「國老」（參見圖片退修詩書[明代《聖跡圖》]）。前479年病故，享年73歲。弟子們為他守孝三年。現存孔府、孔廟、孔林建造於明清兩朝，1994年已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圖片孔府、孔府內堂、孔廟復聖廟、孔廟大成殿[孔廟大成殿、故宮太和殿、泰山天貺殿乃中國三大殿]、孔林、孔墓及視頻孔府孔廟孔林）。留下言論集《論語》一書（圖片論語殘頁）。
孔子一生有三大貢獻：創立儒家，開中國私學教育之先河，整理中華文化元典。
2、孔子的學術思想
《論語》所記述的內容比較廣泛，舉凡讀書學習、安身立命、修心養性、言行舉止、為人處世、事上御下、奉天使民，應有盡有，其核心內容主要是關於古代知識分子內在修養和外在事功的討論，其理論遠沒有《道德經》那麼系統。
①以「仁」為核心、以「禮」為手段的倫理觀
倫理型學說。仁：恭、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是也。「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禮記·中庸》），「仁者，愛人」，「克己復禮為仁」（《顏淵》）。「入則孝，出則悌，泛愛眾而親仁」（《學而》）。具體內容和實行方法就是「忠恕之道」。「忠」：要求積極為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恕」：要求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顏淵》）。「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
要達到「仁者愛人」的目的，就必須遵守「禮」。禮是周禮，作用：整民、治民、安民，調整君臣、上下、父子、兄弟的關係。《禮記·曲禮上》所說：「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飼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搏節退讓以明禮。」孔子說：「周鑒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宰予對「三年之喪」的喪禮表示懷疑，孔子教訓說：「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陽貨》），「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就是「仁」（《顏淵》）。
②「為政以德」的政治觀
目的：富民、愛民、整民、治民。「仁者愛人」在政治上就是以德治國，包括德、正、寬、惠。德：「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正：「政者，正也。子帥已正，孰敢不正？」（《顏淵》），「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寬：「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八佾》）惠：「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堯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昭公二十年》）。「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八佾》），「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子路》）。又說，「節用而愛民，使民以時」（《學而》），「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顏淵》）「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泰伯》）。但是還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堯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雖然又說「匹夫不可奪，志也」，（《子罕》），但經過孔子的仁愛禮儀教育後，志早就磨平了。
③重人事、輕鬼神的天命觀或宗教思想。天命觀是孔子學說的基本理論，學者們都認為孔子相信天命，相信有人格意義上的「天」存在。這應該是對孔子天命觀的曲解。用來證明孔子人格天神存在的資料無非是：
A，「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八佾》）；
B，「獲罪於天，無所鑄也」（《八佾》）；
C，「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
D，「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押大人、侮聖人之言」（《季氏》）；
E，「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為政》）；
F，「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堯曰》）。
G，「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陽貨》）「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雍也》）。「噫！天喪予，天喪予！」（《先進》）
H，「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憲問》）；
這裡的「天命」有五個含義：一是自然法則，二是社會規範，三是禮節儀式，四是對社會生活的體驗和感悟；五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所以我個人認為孔子沒有什麼天命思想。
孔子一再強調「不語怪、力、亂、神」（《述而》），夫子之言信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功冶長》），」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先進》）「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雍也》）。「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內省不疚，何憂夫何懼？」，所以「不怨天，不憂人，下學而上達」（《憲問》）。孔子之所以既要敬鬼神又要遠之，目的是要「慎終懷遠，民德歸厚」（《學而》）。
一、孔子學說
2、孔子的教育事業與教育思想
孔子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政治，然而他的主要成就卻在思想和教育。孔子打破壟斷官學，首創私人講學，面向社會廣泛招收學生，傳播文化知識，培養從政人才，這使得他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也是影響深遠而偉大的教育家。《史記?孔子世家》載：他「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他死後，「七十子之徒，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譫檯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厘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可見，孔子創辦私學培養人才已經打破了春秋時政治權力為貴族壟斷的世卿世祿制，為人才的選擇由「親親」原則轉向「賢賢」原則創造了條件。諸侯爭霸需要人才，孔子適應社會的需要培養了人才，這就是孔子的貢獻。此外，孔子在教育思想和方法上也給後世教育積累了寶貴的經驗財富：（1）「有教無類」的教育觀。孔子認為人的本性是可以教育的，而且要實現他的德政，方法之一也在於教民，所以他提出了「有教無類」（《衛靈公》）的教育觀，只要願意學習，不管貴賤賢愚，都收為弟子。孔子十分重視品德教育，設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先進》），設禮、樂、射、御、書、數等課程，德禮皆居首位。他有教無類，讓許多布衣百姓都獲得了學習的機會。（2）「上智下愚」、「生而知之」的認識論。這是孔子教育思想中長期被人抨擊的觀點。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陽貨》），「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季氏》），「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禮記?中庸》）。孔子是教育家，培養了三千弟子，其中自然有聰明的也有笨拙的，所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陽貨》），然後依據接受知識的能力把學生分為一定的等份，是很自然的。當然，用「唯」和「不移」似乎不妥，但不排除孔子確實碰到過怎麼教都不開竅的學生的可能性。況且《論語》也並非出自孔子自己之手，而是出自他的弟子和門人之手。因此，對「上智下愚」觀點不應過於苛責。至於「生而知之」論，孔子只是說說而已，指的是堯舜大禹商湯文王武王周公等上古聖賢，那是孔子對聖賢的崇拜和尊重。孔子自己，則從來就沒承認有什麼「生而知之」者。孔子生活在社會大裂變時代，他需要藉助上古聖賢為自己的學說和政治主張撐腰，這和他藉助天命論為自己的理想政治撐腰是一樣的。所以其認識論具有二重性。（3）「學而知之」、「學思並重」的學習方法。在教學和學習實踐中，孔子是完全的重學知、輕生知者，甚至不承認有生知者。他說自己「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他教育弟子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為政》）。所以，他特別提倡勤學好問，說「學而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述而》）、「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公冶長》）。只要虛心並善於學習，到處都有老師，「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述而》）。他還發明了快樂學習法，注意培養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雍也》）。還鼓勵學生趕超前輩，「當仁不讓於師」（《衛靈公》），要趕緊抓緊學習，「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泰伯》）。而且光學也不行，還得思考，要學思並重，不能背死書、死背書，當然光思不學也不行，他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衛靈公》），「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另外，他還主張把新舊知識結合起來學習，如此才會不斷地有新的收穫，《論語》第一句就是「學而時習之，不亦說（悅）乎？」（《學而》）「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為政》）。還提出了學習四絕：「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所有這些學習方法或原則，在古代是指導人們為人處事的人生格言，在現在依然具有積極的教育實踐意義。（4）因材施教、循循善誘、舉一反三的辯證教學法。孔子學說中的辯證法思想沒有老子學說的那麼明確。但在具體教學中，孔子卻很好地運用了辯證法。孔子承認人有「上智下愚」和「性相近、習相遠」的差異，所以在教學實踐中特別注意因材施教，區別對待。《論語》中有關孔子回答學生問「仁」和「政」的問題，幾乎沒有相同的答案，有的甚至完全相反。孔子強調「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述而》），教誨別人要有耐心、不厭其煩，教育要一步步來，「循循然善誘人」（《子罕》）。盡量使用啟發式教學，「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述而》），對學生要求很嚴格，講究的是舉一反三的直覺體悟。還要求學生觸類旁通，「聞一而知十」（《公冶長》），「告知往而知來者」（《學而》）。這些見解，絕大部分已成為中國家喻戶曉的成語典故，在中國教育史上和中國人的生活中產生了無比深遠的影響。
4、對中華文化元典的整理與發揚
《禮》、《樂》、《詩》、《書》、《易》、《春秋》是中國最古老的文化典籍，叫做六經或六藝。除了《春秋》，都形成於西周王宮。孔子為了講學的方便，把它們整理為教材。整理的指導思想，一是以仁為總原則，二是「不語怪、力、亂、神」，三是「述而不作」（《述而》）。六經的性質與作用也各不相同，《史記?滑稽列傳》稱：「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志、《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莊子?天下》也說：「《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所述大同小異。《詩》即《詩經》，亦稱《詩三百篇》，西周曆代官府從民間採集來的詩歌集。據司馬遷說有3000篇之多，孔子依據仁愛禮義的要求刪為305篇。《書》是傳世的虞夏商周三代政治軍事文件彙編，漢代改稱《尚書》，意即上代的書。《尚書》被焚於秦始皇之手，後由漢代伏生口授28篇。再後又出了孔子牆壁中的古文尚書46篇，從而導致了中國文化史上著名的尚書今古文之爭。經近人綜合考證，兩書可信者28篇。《禮》是孔子選取的周代禮制，17篇，也叫《儀禮》，其中最重要的是《喪服》篇。孔子後學又依孔子之意編了《周禮》和《禮記》，合稱「三禮」，記載的都是禮制、官制一類的典章制度。《樂》已經失傳，今只有《禮記》中有《樂記》一篇，是樂理。因此六經只剩五經。《易》是孔子對《易經》的整理和解釋，孔子所作稱《易傳》，與《易經》共稱為《周易》。《春秋》是孔子以魯史為依據編寫的一部史書，也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編年體史書，目的是寓褒貶，別善惡，明是非，護周禮，使亂臣賊子懼，這叫「春秋筆法」。《春秋》記載的是公元前722年到前481年共242年的魯國史事，僅1.6萬字，後有左丘明為之補充史事，又稱《春秋左氏傳》；又有《春秋公羊傳》和《春秋穀梁傳》專門探討孔子的微言大義；三書合稱「春秋三傳」。中華文化元典「五經「初步建立了中國人的價值取向、公理體系和思維模式：循天道、尚人文、輕鬼神、近世俗，通變異、尋圜道，崇教化、求經世，重民尊君，直覺體悟等。這些文化特徵都包含在「五經」之中，經過孔子的整理後便於傳播，為戰國百家爭鳴準備了思想素材，又經孔子作為教學內容而大力倡導傳授，再經西漢定於一尊，對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進程發生了深刻影響！所以，在孔子的三大貢獻中，他整理和傳播中華文化元典的貢獻最大。
5、孔子學說簡評
孔子學說影響中國兩千多年，有它好的一面，也有它不好的一面。①重德政，輕軍事；②重倫理，輕法制；③「述而不作」，輕創新；④追求中庸，輕開拓進取競爭；⑤重人文，輕自然科學；⑥重直覺體悟，輕邏輯。總起來說，孔子的倫理政治學說完全靠修養和自覺，經不起邏輯推理。如他的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從邏輯學的角度來分析，他只講了一面，反面他不敢講，因為講了不利於其倫理政治。反面是：己所欲，可施於人乎？己欲立而人不欲立可立於人乎？己欲達而人不欲達可達於人乎？當時子貢曾對此提出了質疑，被孔子駁回去了。當然，總的來說，孔子作為中國和世界上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學說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其中很大部分仍然具有現實實踐意義，認真加以總結利用，發揚光大，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有好處，以儒家文化實現經濟騰飛的亞洲四小龍就是很好的例證。
二、孟子學說
孔子死後，儒分為八，貢獻大的有子思和孟子，後世稱思孟學派。子思（前483—前402），孔子之孫，主要發展了孔子的「中庸之道」，《中庸》乃其筆錄。所謂「中庸之道」，簡單說就是不偏不倚的平常道理，《中庸》上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孟子（前372—前289），戰國時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名軻，字子輿，魯國鄒（今山東鄒縣）人（圖片孟子像）。從師於子思的門人。學成後象孔子一樣周遊列國以求一展宏圖，因得不到重用，退而著書立說，述仲尼之學說。《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當時列國爭霸，用的都是商鞅、吳起等法家人物，孟子之學「述唐虞三代之德」，不合時宜。但孟子周遊列國時，「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說明經過孟子的努力，儒學已成為顯學。孟子也象孔子一樣積極參政，宣稱「如欲治平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公孫丑下》）不過，他直到唐代韓愈復興儒學時才被重視，始為「亞聖」，顏淵亦尊為「復聖」。著有《孟子》11篇，今存7篇。主要發展了孔子的仁學和德政。
1、民貴君輕的「仁政」論
①仁政：仁德的政治，以德治國，「王道」政治是也。「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公孫丑上》）。「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離婁上》）。
②「仁政」的具體內容就是「正經界」和「民有恆產」，即實行井田制，發展小農經濟。「民之為道，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也」（《騰文公上》），因此必須讓老百姓「仰足以事父母，府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梁惠王上》）。其標準就是：「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林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癢序之教，申之以孝梯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這就是孟子的「仁政」理想，強調的是「仁者愛人」的仁德和以民為本，所以對統治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③要求統治者：「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盡心下》），「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擴也」（《離婁上》），「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離婁下》）「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不聽，則易位」（《萬章下》）。「蓋戰者服上刑」，「諸侯危社稷，則變置」（《離婁上》）。「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下》）。點出了「仁政」的核心內容。同期的《左傳》則反映了重民輕神思想。儒家民貴君輕與重民輕神思想的流布，使得中國始終沒有陷入絕對的天神宗教。孟子的仁政理論影響深遠。
2、性善論「四端」說的倫理觀
①性善論「四端」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告子上》）這是說，人的自然本性是善的，後天的不善是社會造成的。他認為人性善的基本內容是仁、義、禮、智，每個人都具有這四種基本道德觀念的胚子，叫「善端」，即「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公孫丑上》）從今天的科學角度來看，善端並非先天擁有，人生下來時心靈是一塊白板，各種觀念和思想是後天環境造成的。所以孟子的性善論依然是倫理型學說，從這裡出發，孟子導出了他的「良知論」。
②良知論：「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盡心上》）。同樣，這也是孟子的認識錯誤，小孩能親親敬長，也是小孩在成長的環境和過程中形成的，並非「不學而能」。
③性善論「四端」說與仁政之關係：歸結到「仁政」論上，就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公孫丑上》）所以說，性善論既是孟子仁政論的理論基礎，也是實踐基礎。顯然，在列國爭霸的戰國時期，這套理論是不合時宜的。不過，畢竟孟子提出的是一種內聖外王的「王道」政治理論，對此後中國的平和盛世政治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他還說：「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這種憂國憂民、與民同樂思想，對後世仁人志士的影響更是深遠。
3、「動心忍性」的練志精神：「聖人與我同類」，「萬物皆備於我」（《盡心上》），「人皆可以為堯舜」（《告子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騰文公下》）。「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下》）這種「養心」、「練志」精神，已經成為今天中國人成長、戰勝困難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也成了中華民族基本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3、「勞心」與「勞力」是社會分工
孟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騰文公上》）這是孟子對上古三代社會政治經驗的總結，並沒有說錯，而且從孟子到現在都是如此。按照馬克思的理解，這是社會的進步，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孟子叫勞心者和勞力者，馬克思叫剝削者與被剝削者，或者叫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我們現在叫管理者和生產者，都是一個意思。很多人都批評說孟子輕視勞動者，這是對孟子的極大冤枉，也是對孟子民貴君輕思想的一種蔑視。
三、荀子學說
孔子死後，儒分為八，荀子居其一。荀子也是先秦諸子中最後一位大師，他推崇孔子，嚴厲批評思孟一派，對其他各派學說都有所繼承和評論。荀子學說實際上是對先秦諸子學說的批判、總結和發展。荀子（約前313—前236？），戰國末思想家、教育家，趙國人，名況，字卿（圖片荀子像）。生卒年不詳。政治和學術活動約在前298—238年之間。《史記?荀卿列傳》記載了他的生平。曾三次出任稷下學宮「祭酒」，「最為老師」。後為讒言所迫而到了楚國，被春申君黃歇任為蘭陵令（今山東蒼山蘭陵鎮）。前238年，春申君在楚國內訌中被殺，荀子也被罷官，家居蘭陵著書數萬言而卒。著《荀子》32篇，內容博雜。有名弟子為法家人物韓非和李斯。荀子學說兼納儒、道、法諸家，似以儒家為主，擇其要者略述於下：
1、「天行有常」和「天人相分」的天道自然觀
這是對道家「道法自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荀子把「天」完全解釋為自然現象，說：「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渴，寒暑不能使之疾，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襖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敬天法祖「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天有其時，地有其材，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皆出自《天論》）。糅合儒道。
2、「隆禮重法」、王霸並用、「平政愛民」的政治觀
這是荀子推崇禮學、調和儒法的思想，而且對孔子禮學進行了歷史性的改造，作出了新的解釋。荀子說：「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測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禮論》）「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王制》），「禮者，法之大分，群類之綱紀也」（《勸學》）。「隆禮重法，則過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君道》），「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天命》）「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王制》）。糅合儒法。不過在政治制度上主張「法後王」。
3、「化性起偽」（化惡為善）的性惡論
在大部分觀點上，荀子和孟子都不一樣，孟子主張「法先王」和人性本善，荀子主張「法後王」和人性本惡，同樣，性惡論也是荀子禮法兼治政治觀的哲學基礎。從自然觀上的「天人相分」推演到人性問題上，就是「性偽之分」，性是先天的、惡的，偽是後天教化的結果，為善，即「虛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正名》），「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性惡》）「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偽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性惡》）
4、「解蔽」、「征知」的認識論
他把認識分為「天官」和「天君」兩部分。天官是耳、目、鼻、口、形五官，天君是「心」即思維器官大腦，五官受「心」的支配。認識事物開始於五官感覺，叫「緣天官」。不同的感官對不同的事物形成不同的感覺，叫「天官之當簿其類」和「天官之意物」。但「緣天官」不一定正確，會產生各種「冥蔽」，這就需要「解蔽」，即需要「天君」來「征知」。因此，要獲得一個正確的認識，就必須「清其天君，正其天官」，正確發揮感官和思維的作用。「唯聖人為不求知天。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無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暗其天君；亂其天宮，棄其天養，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喪天功，夫是之謂大凶。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天論》）「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形體、色、理，以目異；聲音清濁、調竿奇聲，以耳異；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異；香、臭、芬、郁、腥、臊、灑、酸、奇臭，以鼻異；疾、養、滄、熱、滑、鈹、輕、重，以形體異；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心有徵知。征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五官薄之而不知，心征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正名》）
5、利義兼顧的利義觀
在利益觀這個問題上，孔子和孟子都主張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以義制利、見利思義，荀子繼承了他們的觀點而又有所發展。荀子主張利義兼顧，只有在兩者發生衝突時才倡導「以義制利」。他說：「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臧。然故民不困財，貧簍者有所竄其手。」（《大略》）
總結：荀子學說在總體上比較符合當時社會的和科學的實際，比之於孔子的禮治、孟子的德治，荀子的禮法兼治更符合當時社會的需要，它對漢代以後中國陽儒陰法、德主刑輔政治形式的形成影響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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