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晉:漫談延安時期知識分子的待遇
[摘要]關於稿酬制,其實在紅軍長征剛到陝北時,即已實行了。
1939年初,毛澤東辦公室的秘書長李六如同辦公室秘書和培元,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寫了本《陝甘寧邊區實錄》。初稿出來後,毛澤東感覺不甚理想,決定另請人修改。 1月22日,他給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廳長周揚寫信說:「現請你全權負責修正此書,如你覺須全般改造,則全般改造之。雖甚勞你,意義是大的。」信的末尾,毛澤東特以告之,「備有稿費(每千字一元五角),當分致你與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勞之意」。(參見《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25頁。)
《陝甘寧邊區實錄》一書,於 1939年 12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生動介紹了陝甘寧邊區是一個怎樣的地方,邊區的政制和組織,邊區政府做了些什麼,邊區的統一戰線,邊區的抗戰動員,邊區的群眾團體等。這大概是較早出版的對外全面介紹邊區情況的讀物,很有些像我們今天發表的一些「白皮書」,在國統區發揮的作用,不難想見。毛澤東為該書的題詞,點破了寫作宗旨:「邊區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是實施三民主義最徹底的地方。」
這本書的署名,只有總編「齊禮」一人,周揚是否動筆作了修改,不得而知。值得體會的是,毛澤東給周揚信中,提到每千字一元五角的稿費。全書 10萬字左右,算下來 150元不是一個小數目。據當時在延安的作家陳學昭寫的《延安訪問記》,以及徐懋庸的回憶錄記載, 1938年至1939年,延安物價為小米每斤0.13元,豬肉每斤 0.2元,雞蛋每個 0.01元。至於 1939年每人每天的吃飯標準,當時在延安訪問的記者舒湮在其《戰鬥中的陝北》中記述:「一般工作人員的糧食是每人日發小米一斤四兩,每天菜錢分派方法是: 1.機關普通是三分錢; 2.延安邊區政府是四分錢 ; 3.武裝隊伍是五分錢; 4.陝公、抗大是七分錢; 5.醫院是一角。」 (舒湮:《戰鬥中的陝北》,文緣出版社 1939年版,第 14頁。)由此比照,大約每人每天花費在 0.25元左右。這樣算下來,《陝甘寧邊區實錄》 150元稿費,抵得上一個人 600天左右的生活費。
由此想到知識分子在延安的生活待遇。
抗戰時期,大批知識分子奔赴延安,被當下一些學者稱為「特殊的文化移動現象」。據《延安自然科學院史料》記載,「 1938年夏秋之間奔向延安的有志之士可以說是摩肩接踵,
絡繹不絕的。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達延安」(楊作材:《自然科學院建院初期的情況》,《延安自然科學院史料》編輯委員會編《延安自然科學院史料》,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北京工業學院出版社 1986年版,第 384頁。)。到抗戰後期,在延安的知識分子總共 4萬餘人。這當中,除各地黨組織派來的以外,大多是嚮往進步和光明的普通知識分子。延安吸引他們的,當然不是物質生活。但作為東道主,邊區對知識分子的尊重,最終卻要落實到兩個方面,一是要讓他們有事可干,二是要有相當的物質待遇。在這兩個問題上,邊區在政策上一點兒也不含糊。
關於有事可干。知識分子大多被安排在延安先後創辦的 30餘所專門院校工作或學習,有的則在機關和一些專業部門工作。此外,他們還成立了各種各樣的社團和學會,諸如自然科學研究會、土木工程學會、中國農業學會、生物學會、醫藥學會、衛生學會、地質礦冶會,等等。文化藝術方面的團體、劇社、俱樂部、協會和自辦刊物,就搞得更為熱鬧了。
關於物質待遇。雖然物資匱乏,生活異常艱苦,但延安對精神勞動的尊重,絕不是停留在口頭的讚美,而是通過有差別的供給制,外加專門針對知識分子的稿酬制,給予切實照顧。戰爭年代的供給制是一種儘可能平等而非絕對平均主義的分配體制。自抗戰時期供給制逐漸制度化開始,供給標準一般按級別不同,在每天伙食標準、每月津貼補助、日常實物分配、辦公雜費支出等方面體現出相應差別。
例如,就在毛澤東給周揚寫信談到每千字 1.5元稿費標準的 1939年 1月,八路軍總部開始實施由朱德、彭德懷、左權簽署的《各級津貼之規定》。這個規定將全軍除供給制外的津貼補助粗略地劃分為六等,其中屬第一等的包括正副師長、政委和正副旅長、政委,每月也只 5元,屬第六等的有戰士、通信員、警衛員、號兵、炊事員、運輸員、勤務員、衛生員,每月 1元。這是前方作戰部隊的標準,在後方機關, 1939年還頒布了《各機關津貼標準》,把津貼標準分為五級。一級 5元,發給主席、參謀長、政委、局長等;最低的五級,是 1元,發給勤雜人員、戰士等。
在同一時期,延安的知識分子又是怎樣的待遇呢?
著名學者何干之是 1937年 8月全面抗戰爆發後第一批到達延安的大知識分子之一。他的待遇是「每月 20元津貼費,還派給他一名警衛員」(《何干之文集》第 2卷,北京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頁。)。音樂家冼星海 1938年 11月到延安,起初生活不習慣,曾負氣地對人說:「保證我吃雞,否則一行旋律也寫不出。」但他很快就習慣了延安的生活,在 1940年 3月 21日給友人的長信中,他提到當時受到優待,每月津貼 15元(含「女大」兼課津貼3元)。當時,在「魯藝」的藝術教員一律 12元,助教 6元。此外, 1938至 1939年,「抗大」的主任教員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貼 10元。(參見《徐懋庸回憶錄》,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2年版,第 121頁。)王實味、陳伯達每月津貼 4.5元。(參見《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7年版,第 43頁。)作家陳學昭的丈夫擔任邊區醫院肺科主任,每月拿到 15元津貼。(陳學昭:《延安訪問記》,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372頁。)1940年 1月,印度尼西亞籍華人醫生畢道文來到延安,組織給他的生活待遇是,每月大米 20斤、肉 10斤、白糖 2斤、津貼費 20元。另外,還為他配勤務員 1名、翻譯 1名、馬 l匹。以上都是當事人的回憶,應該是可靠的。
1940年 10月,國民黨政府停發八路軍軍餉,並對抗日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陷入極度困難。用毛澤東的話來說,當時「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毛澤東選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892頁。)的地步。延安開展的大生產運動,便是為了渡過這個難關。 1941年 2月,邊區銀行正式發行邊幣。發行之初,邊幣和法幣的比價是1元換1元的。不久,邊幣的比價便開始下降,到1942年6月達到邊幣3.2元換法幣1元,到 10月間,便穩定到了邊幣2.1元換法幣1元。
在這種情況下,為規範和確保知識分子的待遇,中央書記處於 1942年5月頒布《文化技術幹部待遇條例》,把文化技術幹部分為三類。甲類技術幹部,每月津貼 15元至30元,伙食以小廚房為原則,窯洞一人獨住,衣服每年特製棉、單衣各一套,其妻兒因故不能參加工作或學習者,其生活待遇與本人相同。同時期,八路軍衛生部各類技術員,按其學歷經歷工作成績而增加補貼,其中規定,醫藥衛生技術幹部也分甲、乙、丙三類。甲類醫生凡在國內外醫科專校畢業富有3年實際工作經驗者,每月津貼60元至80元,護士凡專門護校畢業者每月20至40元,司葯以上者一律吃小灶,甲類醫生其家屬與本人待遇相同。
那麼,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津貼又是多少呢?每月 10元,比文化技術幹部中護校畢業的護士最低檔收入還要低10元。黨政機關幹部的待遇和文化技術人才相比,差距實在不可以道里計。
儘管文化技術人才的待遇已經優於黨政軍機關幹部,但如果是發表文字作品,他們還有稿酬收入。做技術工作的,如果有突出成就,也有獎勵。
關於稿酬制,其實在紅軍長征剛到陝北時,即已實行了。 1936年8月,毛澤東、楊尚昆為編輯出版《長征記》聯名發出的徵稿信里,便申明「備有薄酬」(《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 1983年版,第 38頁。)。10月,紅軍總政治部發布《〈紅軍故事〉徵文啟事》里也說要「酌致現金或物質報酬」(《〈紅軍故事〉徵文啟事》,《紅色中華》1936年11月 3日,轉引自《關於革命文物和革命史料徵集工作的一組歷史資料》,《黨史研究資料》1996年第 3期。)。1937年5月,毛澤東、朱德聯名發出《中央軍委關於徵集紅軍歷史材料的通知》還明確講,「一切創作稿件和紀念品,送來經採用後,均給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現金酬報」(中央檔案館編《中共文書檔案工作文件選編》,檔案出版社 1991年版,第 60頁。)。
抗日戰爭時期,延安知識分子辦了許多刊物,不論是鉛印的,還是油印的;不論是內部出版,還是公開發行,徵稿時基本上都講明有稿酬,有的還標出具體標準。如 1940年8月陝甘寧邊區大眾讀物社創辦的《大眾習作》,登出的「約稿」里就說:「寄來的稿子,凡是登載出來的,每一千字送稿費一元。 」《大眾習作》屬基層刊物,影響力自然比不上當時中央指導辦的《解放日報》、《中國文化》,因此,其每千字1元的標準,不會是高的。毛澤東對《陝甘寧邊區實錄》開出每千字1.5元的稿酬,顯然與該書的內容和可以預期的影響有關。 1941年 9月10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講話,談到稿酬問題時便強調要按質按需來定標準,認為「對研究實際問題的文章,要多給稿費。能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教員,才算好教員,要多給津貼」(《毛澤東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74頁。)。可見,無論是實行稿酬制,還是對知識分子的高額津貼,都是為了鼓勵有益於革命實際工作的精神勞動。
延安對著名文化人和知識分子的尊重,在蕭軍身上算是一個典例。 1941年7月,蕭軍想離開延安,給張聞天寫信,提出借一萬元路費,張聞天回信,答應可以想辦法。據蕭軍 7月20日日記載,7月18日毛澤東和他談話時,他表示,想過了10月魯迅紀念會以後再走,並把向張聞天借一萬元路費的事說了,毛澤東的回答是:「何必說借呢?這裡可以想辦法的。」不到一個月, 8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成立由凱豐、艾思奇、陳伯達、范文瀾、周揚等十餘人組成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毛澤東親自批准的工作費用,也只有一萬元。也就是說,當時中央準備給蕭軍一家離開延安的路費,便相當於一個工作機構的開辦費。
最近讀到李耀宇口述、李東平整理的《一個中國革命親歷者的私人記錄》,李耀宇隨紅四方面軍長徵到達陝北後,一直在中央機關做後勤工作,1940年春到1941年春曾到延河邊上一家取名「勝利食堂」的飯館學廚,有時也跑堂。他回憶道:蕭三夫婦、蕭軍夫婦、馬海德夫婦、蘇聯的阿洛夫醫生是勝利食堂的常客,他們來吃飯,都引進裡屋的「雅間」。蕭軍那時有錢,點菜花樣多,醬牛肉、滷雞、鹵肝、叉燒肉樣樣都點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統統打包兜走。在延安,蕭軍首先要求吃甲魚,食堂管理員買的甲魚,一隻大約五六斤重,大概一元多邊幣一隻。江青一月兩月來吃一頓飯,看來那時她沒有多少錢,每次來只吃兩碗餛飩,要不就喝一碗片兒湯。不久,組織上又派李耀宇到離延安較遠的一家紡織廠門前開一個小飯館,當時的菜價是:肉絲麵兩元邊幣一碗,炒肉絲、炒肉片每盤五元邊幣。有天晚上,一個知識分子帶女友來吃面,點了兩個炒菜,斟了二兩高粱酒,要了兩碗湯麵。臨走結賬,花了25元。
考述延安這段往事,不覺唏噓。歷史學家錢穆有一句名言:「在現實中發現問題,到歷史中尋求答案」。的確,人們追根索源地思考問題以至列舉曾經發生的事例,經常都是尋找理由的過程,所反映的其實是對現實的評判和期望。既然是找理由,就應該找最好的。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對知識分子的特殊照顧,出發點當然是為爭取更多的知識分子投入到中國革命事業當中來,但事情似乎也不只這樣簡單。它還說明:第一,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從來都是嚮往、追尋、融入進而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政黨。第二,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是我們黨在延安時期就已奠定的優良傳統。第三,在經濟收入和物質待遇上,我們黨從來反對自己的幹部去攀比其他高收入者。第四,知識分子投身到為人民和民族的大事業中去,並作出貢獻,就會得到理所當然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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