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疲勞》：莫言的極限與局限

06-10

《生死疲勞》：莫言的極限與局限花隨月轉陰晴收錄於鳳凰讀書作者劉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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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獎之後談莫言，是時髦的，更危險的。

但今天並非要趕時髦，卻是要冒險來說說莫言和他的《生死疲勞》。

在獲獎後接受採訪，有人請莫言給讀者推薦一部他的書，他推薦的正是《生死疲勞》，認為這部書集中體現了他的寫作特點。莫言此言不虛，《生死疲勞》確實是他作品中將其寫作風格體現的較為全面的一部。透過《生死疲勞》，基本可看清莫言寫作的寬度和深度。

兩種農民與野豬精神

《生死疲勞》到底在講什麼呢？

這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它似乎在說半個世紀的中國歷史，但又用各種歧義將歷史消解；它似乎在說農民藍解放與地主西門鬧幾世之間的糾葛，但又像是某些民間故事衍生而來的文學版本；它似乎在訴說「中國人百感交集、龐雜喧嘩的苦難經驗」，卻又最終把結局落在輪迴轉世和冤孽奇情之上。這些糾糾纏纏，讓它成了一部奇特之書，也成了一步複雜之書。

《生死疲勞》借用了輪迴轉世這一佛教和民間文化要素，用章回體的形式寫成，但其實這裡的六世輪迴並非真的在說佛教理論或民間文化，它不過是一個極具容量的敘述方式，如同一枚竹籤，方便串起一世人所無法完全經歷的歷史劫難。西門鬧六次轉世，分別以驢、牛、豬、狗、猴和人的身份，走過了1950年到2000年整整五十年的中國當代史，把當代農村的種種大事遭遇個便。從西門鬧的冤死投胎，到大頭兒子藍千歲的誕生，似乎可被看做由人到非人，最終又重新為人的現實隱喻。這一隱喻不僅是做了幾世畜生的西門鬧的，亦是出藍臉外的西門屯其他人的，因而在故事尾部，藍解放和黃互助在最後終於走到一起，黃互助說：「從今天開始，我們做人吧……」

但繼續深究，西門鬧轉世的象徵意義卻在於，不論投胎為什麼，不論你生在哪個階段，苦難的命運都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最終轉世為人，仍要遭受血友病和前世記憶的折磨。西門鬧這一形象上，這是否隱藏著莫言潛在的歷史觀，或者說潛在的「回看歷史觀」？這種歷史觀並非新鮮，早在90年代初劉震雲的《故鄉天下黃花》中就有所體現。這種歷史觀認為，人類之歷史並非如進化論者所說的那樣，是永遠向前進的，甚至也不是螺旋式上升，它只是不斷的重複，不論誰登上權力的舞台，所演的都是同一齣戲目。

而故事的另一個主角藍臉，如同從我們這個時代穿越到過去的人。作為西門鬧的家的長工，他夢想著有屬於自己的土地，而這也是中國農民千百年來的夢想。土改之後，藍臉分到了土地，拒不加入合作社，從而成為那個時代唯一的單幹戶。藍臉固守著自己的一畝六分地，也固守著農民的本性，是唯一一個對種種運動毫不掛心的人。但就是這個人，在毛澤東去世，全村人哀悼之時，只有他躲在一處磨鐮刀。「他死了，我還要活下去。地里的穀子該割了。」藍臉身上凝結著悖論式的矛盾：一方面，他堅持單幹，另一方面，他也不反對合作社本身；一方面他對毛澤東的死不像其他人那樣哭天搶地，另一方面卻認為自己才是最愛毛主席的，才是最聽他的話的。農村合作社政策中的「入社自願」一條，只有藍臉把它當做本義來理解和執行，而其他人卻都被潮流所裹挾，「被迫」加入到合作社中，藍臉的存在，與當時的整個政治氛圍，甚至是與毛澤東本人的想法，形成了一種奇怪的對峙。

藍臉和西門鬧，相互糾纏著構築起兩種互為悖論的農民形象，西門鬧式的無限循環和藍臉式的一竿子到底，也正是中國農民在當代政治中的兩種基本姿態：要麼跟隨政治口號成為迷狂的運動主體，要麼完全退回和固守農民式的個人主義。我們在過去的小說中，見多了西門鬧式的形象，也見多了金龍、洪泰岳類形象，卻很少看到如藍臉般人物。因而，藍臉的文學意義，要超過西門鬧，這是《生死疲勞》對中國文學的貢獻。

相比較其他以中國當代史為題材的小說，《生死疲勞》的意義還在於，當大部分小說家試圖以一種傳統的史詩性結構來重塑中國當代歷史，如陳忠實的《白鹿原》等，莫言的寫作則始終堅持著另一種接近歷史的方式--通過精神病般的囈語狂言式敘述達到歷史真實。這種瘋狂的、不受約束的敘述，自莫言的《紅高粱》已經開始，一直綿延至他的《酒國》、《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莫言的這些小說，把主流歷史觀點、民間野史記載、個人記憶和作家的想像交織在一起，重構了一個歷史空間，比那些以歷史來寫歷史的作品，更具有可讀性和可闡釋性。

但不論是莫言還是其他人，幾乎所有寫到當代史，特別是文革的作家們都忽略了一些問題：文革和各種運動究竟是如何在普通人中間發生的？老百姓究竟怎樣被一夜之間馴化為盲目而瘋癲的革命者？比如西門金龍，他究竟是要出人頭地、建立權威的原始衝動，還是想通過染紅而脫去地主後代的皮囊？文革之後，這些人緣何又一夜之間消除了自身的政治狂熱兒轉向了對經濟的狂熱？反而是洪泰岳仍留在瘋狂的歷史遺迹里，至死沒有出來。難道除洪泰岳之外的人們，經歷合作化、文革等政治運動，僅僅是發了一次精神熱病，發過即痊癒？事情顯然不是這麼簡單，中國當代歷史所經歷的大躍進、合作化、文革等運動，絕非只是領導階層的政策使然，還同中國人的民族文化和心理結構等有著深刻的聯繫。這些聯繫的細微和深刻之處，當代小說的挖掘顯然並不夠。歷史與生活，永遠既不是單向度的，也不是只有宏大敘事，而必須建基與一個個普通的個體之上。

莫言沒有在書中回答這些問題，又或許他沒有考慮到這些問題，但他寫到了另一種理想中的精神，藍千歲在說野豬刁小三時曾感慨：「我感到這個雜種身上有一種蓬蓬勃勃的野精神，這野精神來自山林，來自大地，就像遠古的壁畫和口頭流傳的英雄史詩一樣，洋溢著一種原始的藝術氣息，而這一切，正是那個過分浮誇的時代所缺少的，當然也是目前這個矯揉造作、裝嫩偽酷的時代所缺少的。」歷經六世輪迴的藍千歲的感慨，似乎正是莫言的感慨，他既不認同過去，也不認同現在，他崇尚另一種山林野豬般的原始精神。莫言對野豬的精神禮讚，昭示著一種奇特的觀念：對現代文明本身的反駁。這一點，直接接續著他的成名作《紅高粱》，甚至比《紅高粱》走得更遠，從人的野性到了動物的野性。

「莫言」的轉世與莫言的狂歡

把《生死疲勞》放在莫言的作品序列中，它並不多麼特別，其敘述方式也沒有脫離莫言長篇小說的基本結構模型。《生死疲勞》《酒國》、《蛙》、《四十一炮》等都使用了同一種敘述模型，也就是脫胎於中國說書傳統的對話式結構，無論這種對話是兩個主人公的，還是主人公與現實中的莫言的。這些小說里都設置了或明或暗的講述者和傾聽者，儘管他可能讓敘述主體不斷變化，但小說的整體敘述語調卻始終不脫講述狀態。但是，這種小說的對話只是結構上的，並非巴赫金意義上的復調小說中的各種人物發出自己的聲音而對話。莫言的小說，並不像傳統的十八九世紀小說那樣塑造人物，他的小說中的人物有形象而無性格，因為故事的離奇、語言的繁複已經完全蓋過了人物自己的聲音，作者的特點壓制了人物的特點，這既是莫言小說的精彩之處，亦是其缺憾。

從莫言大量使用這一基本對話結構模型上來看，他的文學探索在形式上似乎似乎陷入到了一個困境：究竟用什麼樣的形式，來承載他近似瘋狂的文學想像？從《酒國》里作家與文學愛好者以文學愛好者的習作，到《生死疲勞》中的「莫言」和「莫言」所寫的「小說」，再到《蛙》里作家與日本教授以及作家的話劇，現實中的莫言似乎無力以一個單純的文本去講述故事，或者說無力以在一個文本內部寫出他所要寫的東西，而只能通過多重文本的交織、互文來構造文學世界。

《生死疲勞》出版後，莫言在新浪訪談中說：

為什麼出現莫言這樣的跳樑小丑一樣的來回折騰的人物。像這部小說裡面，本身有對話關係，有西門鬧最後轉世成的大頭嬰兒，他在講述自己在畜生道里，不斷的轉輪迴的故事。他在畜生道輪迴的時候看到人世間的藍臉他們的故事，也通過他來講述出來。跟他構成對話的是在一邊聽他講述，一邊也參加講述的小說中的另一個人物--藍解放。他們兩個之間構成了互相對話和互相敘述的關係。

但是我覺得用這兩個有限制的個人視角，依然會使整個的故事當中出現很多難以顧及的死角，他們兩個不能構成全知全能的視角，但加入了莫言的小說，很多地方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彌補，拾遺補缺，填補了很多漏洞。莫言就是經常拾遺補缺是一個串場的角色，由於這個角色的出現，小說有了多義性。莫言的出現，莫言小說的出現是豐富了故事，使這個故事具有了多義性。同時也消解了故事，一些所謂很嚴肅的故事，用這種方式把它消解掉了。

這段話，印證了上述論點。換句話說，莫言必須以全知全能的視角來講故事，如果敘述主角的設定限制了視角，他就會引入其他人物來保證視角的全面，因為全知全能的視角能規避掉故事講述時的邏輯、情節障礙，當敘述主體不能講述，或故事無法彌合之時（如《生死疲勞》中的藍解放和藍千歲），另一個半虛構的角色「作家」（如《生死疲勞》中的莫言）就出現了，他填補了所有空白之處。莫言之全知全能，並非傳統意義上的作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是通過增加多個人物和多個視角來實現故事的完整性。

莫言總是以「莫言」的形象，在自己的書里「轉世輪迴」。其小說中寫到的「莫言」總是醜陋行為古怪的猥瑣之徒，無論是《生死疲勞》中的，還是《酒國》中的，作家莫言為何一定要把這些人物命名為必然引發互文的「莫言」？又為何一定要把他寫的世俗？「莫言」成了故事裂縫粘合劑。但也正是這個融合著虛構和現實的「莫言」，在增加文本含義和可能性的同時，也撕裂了小說的整體感，消解了文學文本的思想力量。通過這種方式，莫言一方面以狂放的想像和汪洋恣肆的文字構建歷史時空，一方面又用這些隨意的插入片段拆解它，讓它始終難以形成自足。這就使得莫言作品中對歷史和政治的描述，總是塗抹著一層戲謔的色彩，他刺向歷史和政治的長劍總伴隨著「別當真」的笑語。我們無法判斷，莫言針對政治發聲，然後再用文學手段去弱化它的現實性，究竟是出於他的文學考慮，還是出於現實考慮，但這種穿插確實讓小說在內部多出另一種弔詭的聲音之外，也讓小說的思想性減弱了一分。或許，莫言有一個野心，就是把自己的所有作品通過這種方式勾連成一個枝蔓龐雜的小說王國，一個並沒有整體邏輯的王國，這既增加了他的文學的複雜性，給研究者創造了許多難以清晰破解的迷霧，也讓他的文學面貌變得模糊。

有人曾以狂歡化理論來解釋莫言的小說，他的小說內部確實充滿著駁雜和多義，但我以為，狂歡的並非是莫言的小說，反而是莫言自己，莫言在寫作中有一種創作上的迷狂，他對自己的筆信馬由韁，隨心所欲，抓大放小，毫不約束，他完全順從與自己的想像，而無暇顧及其它，因而他在達至極限的同時，也觸摸到了自己的局限。莫言自稱43天寫完《生死疲勞》才是可能的，當他構思了這部小說的基本創意後，歷史記憶和現實景象主動湧入莫言的基本敘述結構中，開始一定程度上的自我生成。在這個過程中，莫言自己也是一個讀者，一如我們，一如他借藍解放之口對藍千歲敘述的評價：「他敘述的事件，似真似幻，使我半夢半醒，跟隨著他，時而下地獄，時而入水府，暈頭轉向，眼花繚亂，偶有一點自己的想法但立即又被他的語言纏住，猶如被水草纏住手足，我已經成為他的敘述的俘虜。」莫言也是他小說的俘虜，他在寫作中痴迷癲狂，身不由己。

作者介紹：劉汀，青年作家，編輯，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在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