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北大的神話和傳奇
錢理群：北大的神話和傳奇
錢理群，中國內地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一直被視為北大的神話和傳奇。
錢理群是一個具體的人，但又具體得很「抽象」。從北大退休後，錢理群一直專註於基礎教育和學術研究。
新近出版的錢理群的第一本自傳《我的精神自傳》，是一部個性鮮明的思想學術人生自傳，是不能不讀的當代啟示錄。錢先生的專著和主編作品，長期以來受到了中國讀者的廣泛歡迎。近日，本報記者對錢理群進行了獨家專訪。
錢理群，1939年生，北京大學資深教授，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他以對20世紀中國思想、文學和社會的精深研究，特別是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歷史與精神的審察，對20世紀中國經驗的總結和反思，受到了海內外的高度重視。錢先生北大畢業，後來回到北大講壇，傳承北大真精神，深情地關注民族與人民的命運，積極開發現代中國優秀的精神思想資源，以自體生命與學術一體化的追求，回應了大時代對於中國知識界的呼喚。在北京大學學生評出的最受學生歡迎的十佳教師中，名列首位。
錢先生的專著和主編作品，長期以來受到了中國讀者的廣泛歡迎。他的主要著作有《心靈的探尋》、《周作人論》、《周作人傳》、《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合著）、《豐富的痛苦》、《大小舞台之間》、《1948：天地玄黃》、《學魂重鑄》、《話說周氏兄弟》、《語文教育門外談》、《走進當代的魯迅》、《與魯迅相遇》、《錢理群講學錄》、《生命的沉湖》，等等。主編大型叢書多部，其中以《新語文讀本》影響最為廣大。
做研究：一為「還債」，一為「圓夢」
出身書香門第
與錢先生的談話從他的家庭開始。這位曾經被北大學生評為「最受歡迎10大教師」的老先生告訴記者，他出身書香門第。其外祖父項蘭生，一生經歷很豐富，從晚清到辛亥革命，到1959年去世。作為維新派人士，其外祖父最早在杭州辦白話報，開辦安定學堂；然後又擔任浙路公司公務科長。辦學堂、辦報紙、修公路，這都是開時代風氣之先的，以後他做了大清銀行的秘書官。
錢的父親天鶴先生是安定學堂第五屆畢業生，他外祖父就把長女嫁給自己的得意門生。錢母從小受西式教育，請英語老師教英文。錢父後來大概是1906年或1908年去美國留學。先考取了清華學堂預科，然後從清華畢業後到美國康奈爾大學學農科。胡適也在那裡學農科，成為胡適的同學。
錢先生稱，其家庭出身決定了其的研究的基本立場：「因為我的家庭成員中，既有國民黨員，也有共產黨員，而且我的感覺中，他們都是好人，甚至我敢說他們都是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歷史就是這樣，在20年代初中期最優秀的知識分子站到國民黨那邊，三四十年代最優秀的到共產黨這邊來。我父親為了救國，加入國民黨，我哥哥姐姐為了爭取民主自由加入共產黨。我要寫出歷史的複雜性。」
背負重債的青年時代
「我曾經說過，我的研究有兩個目的，一個是『還債』，一個是『圓夢』。我有什麼『債』？簡單說起來，是三筆債：欠家庭的債，欠年輕人的債，欠自己的債。我確實經常在年輕人面前，有一種愧疚之感。永遠擺脫不掉的夢魘，構成了我上世紀90年代以後的研究、寫作與講學的一個內在動力與心理背景。」
錢先生表示，他一生中不堪回首的記憶和隱痛的「債」是自己的「債」，是自己欠自己的債。回顧自己的一生，他認為這是一種充滿苦難與屈辱的記憶。「這樣一些慘不忍睹的記錄，我的一生太多了，特別是前半生。太多的動搖、屈辱、背叛、扭曲、變態……我無法抹去這一切，它夢魘般地壓在我的心頭，像一座座墳……」
錢先生從21歲到39歲在貴州生活了18年。他說回到當年生活過的地方，面對當年的很多老朋友，其中有些對不起他們的老朋友，見面時心裡有一股說不出的滋味。這些年大家都在談「文革」，談懺悔，而錢理群卻沒有發言。其實他自己時刻在進行著「文革」的懺悔。他認為他一生犯的最大的錯誤，或者說罪過，有兩個，都是「文革」中發生的。一個是燒毀了父親的照片，另一個是他在「文革」中不得不說違心的話，害了一些朋友。
沒有中年的大學教授
「我可以說是帶著『學術和政治』、『學者和戰士』的矛盾，走上學術研究道路的。」
錢理群告訴記者，他屬於「文革」結束後的第一代研究生，而當時他又有一個很特殊的身份：成長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1960年大學就畢業了，但70年代末又來讀研究生。他的同學比他的年齡要小七八歲，十多歲，而他的老師，例如謝冕、孫玉石，比他只高一班，更有意思的是，教文藝理論的，竟是他大學的同班同學李思孝。「考試時，他來監考，我立刻想起了中學讀過的一篇課文：《永不掉隊》，講蘇聯衛國戰爭時期，大學教授當了戰士，戰爭結束後，他當年的團長又來做了他的學生，都是社會的激烈動蕩時期造成人的身份的激烈變化。」錢理群出現在學術界是上世紀80年代，所以人們都把他看作是上世紀80年代的學者，而且因為和黃子平、陳平原一起發表《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很長時期都被稱作「青年學者」，後來突然發現了他的年齡，又把他叫做「老教授」。
錢理群說，「因此我常常說自己沒有中年，從『青年學者』一下子就跳為『老教授』。更重要的是，由此決定了我的思考，我的學術研究，就帶有跨代的特點，它的世界觀、人生觀，以至文學觀、學術觀的基礎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大學教育所奠定的，而又受到上世紀80年代的學術訓練，在學術眼光、觀念與方法上都有鮮明的上世紀80年代的時代烙印，這就構成一個比較複雜的學術背景。」
「堂吉訶德」式的學術人生
「像我這樣一代的學者，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背景。要了解我們這樣一代的學者，對我們成長的社會環境要有所了解。」
錢理群說，他的自傳是一部結合個人身心創痛和研究心得來總結20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思潮的變遷和中國經驗的得失，反省思想界、知識界、學術界所遭遇的大問題大困境，表達一個真正知識分子的立場和追求的書。
談到他的學術人生，他認為一直在為知識分子與民眾的結合努力。除了魯迅以外，他關注的還有「堂吉訶德與桑丘的關係」。他過去一向認為，桑丘是堂吉訶德的崇拜者，屠格涅夫就說過，堂吉訶德對民眾總是有一種征服力量。
「但在上世紀90年代初，我重讀塞萬提斯的這本書，卻發現小說的後半部發生了變化：堂吉訶德慢慢向桑丘靠攏。」
更重要的是，這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的一個發現：在上世紀40年代的中國，「堂吉訶德」與「桑丘」的關係發生了一個質變：思想界提出了一個「堂吉訶德向桑丘學習」的命題。他說他一直在做這樣的研究，「到底應該怎樣看待民眾」。
錢理群認為，上世紀90年代的新問題是知識分子與民眾的分離。今天反過來看，「我這一時期的著作都集中在知識分子自身的反思，普通人民的生活與命運，卻在自己的關懷的範圍之外。這就又引發了新的反省和新的思考」。
對話錢理群：「知識分子越來越貴族化」
最後一課觸發寫作衝動
廣州日報記者：您為什麼創作《我的精神自傳》？
錢理群：我是在2002年上半年正式從北京大學退休的，在給北京大學的學生上最後一課的時候，很想對我的學術進行一次總結，當時只是簡單地給我的學生講了一些。但無疑在我人生中最後的一課觸發了我寫作一些學術工作總結的衝動。其實，在以前已經有兩本書對我的學術人生有了些總結，其中一本就是《話說周氏兄弟》。
《我的精神自傳》可以看作是前本書的後續，當時南方有一本雜誌向我約稿，這個雜誌有一個欄目是講述學者的學術人生的。當時我答應了該雜誌的約稿，可是由於我寫得太長，該雜誌又表示不敢擅改就沒有發表，這本即將面世的《我的精神自傳》實際上是在這篇稿的基礎上完善而成的。
廣州日報記者：您的年紀還不算老，怎麼想到現在寫自傳呢？
錢理群：現在開始來總結我的人生之路和治學之路。60多歲為自己寫傳記似乎有點早，按照中國傳統，應該到七八十歲。但是我又一想，萬一死掉怎麼辦？所以現在先來講一點，其實這些材料以前都在書里寫過，今天不過是系統化一點，再補充一些細節。
當然，寫這本自傳有偶然的原因，也有必然。偶然的原因是我剛才說的突然在北大最後一課觸發了我的衝動，必然的原因是我自己對寫傳記比較有興趣，從現當代文學史來看，寫傳記一直以來是知識分子的一個傳統。胡適在40多歲的時候開始給自己寫自傳，所以，我想我也應該可以提筆一寫。
「20世紀中國經驗史」
廣州日報記者：您曾說你是一個沒有中年的教授，有很長一段時間處在人生的摸索階段，印象中古人立傳必歌功頌德，你怎麼看自己寫的這本傳記？
錢理群：呵呵，《我的精神自傳》沒有歌功頌德，應該只是一本個性化非常鮮明的思想學術人生自傳，更是一部結合我個人身心創痛和研究心得來總結20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思潮的變遷和中國經驗的得失，反省思想界、知識界、學術界所遭遇的大問題、大困境，表達一個真正知識分子的立場和追求的東西。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做了這麼久的學術研究，在退休後，我一直想反思一下上世紀80年代以來這30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本來想把這些年以來的學者都寫一寫，可那些學者現在都還在世，不好寫。後來想一想，我自己本身也可以算一個知識分子的代表，乾脆寫自己的求學和學術之路，以我的親身經歷來反思這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和需要探討的一些問題。
這本書既是我的自傳、學術自傳與精神自傳，又是一部學術史、思想史、知識分子精神史的著作， 這本書又是一部關於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思想史、學術史、知識分子精神史的研究著作。閱讀過該書手稿的北大學者賀桂梅認為該書更是一部20世紀中國的經驗史。
「知識分子與民眾越來越分離」
廣州日報記者：您覺得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來，知識分子出現了哪些新問題值得反思？
錢理群：知識分子在90年代後出現了新問題，那就是知識分子與民眾的分離。
首先是生活本身的變化，暴露出了過去未能審視的矛盾的新的側面：在上世紀90年代之後，知識分子自身越來越貴族化，越來越脫離中國的土地，特別是兩極分化之後知識分子越來越關注自己，自覺不自覺地陷入一種自戀、自憐、自娛之中，而忽略了身外的廣大的世界。
而且在發展過程中也有知識分子把知識分子與民眾關係的問題推向極端，在他們心中，民眾就是暴民，民眾總是非理性的。一個是知識的精英化，一個是對民眾的疑懼，這就導致了知識分子與民眾的分離。如果說過去我們面臨的問題是「民眾崇拜和民眾代言人的崇拜」，那麼現在，「知識分子與民眾的分離」就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
再出「魯迅」已無可能
廣州日報記者：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一直期待能出一個像魯迅那樣有知識分子精神的人，您覺得有可能嗎？
錢理群：我曾經有過一個反省：我們這一代人最基本的問題，就是我們是在文化斷裂時期成長起來的一代。我們年輕的時候，所有人類文明都在被批判，所以我們的知識結構有非常嚴重的缺陷，跟魯迅那個年代不能相比。知識結構有缺陷，生存狀態緊隨其後，暴露出致命的問題，所以我們這一代是最沒趣味的、最沒文化的一代，就是這樣一個差距，導致我們不太可能再出現魯迅這樣的人，至少在我們這一代不會有。
從表面上看，魯迅一直被捧得很高，但實際上，魯迅一直面臨著不斷被意識形態化的命運。魯迅研究的任務，也變成了用魯迅來證明某種現成理論的正確性。這就是說，無論是魯迅，還是魯迅研究，都在事實上失去了獨立性。因此，恢復魯迅及魯迅研究的獨立性，就成了我的魯迅研究的問題，也是我寫作《心靈的探尋》的主要追求。
廣州日報記者：為什麼一直把魯迅作為學術研究和講課的重點？
錢理群：上世紀80年代後，知識分子關注的話題很多，而我一直把魯迅作為研究對象，希望青少年能接受魯迅。作為教育者，我們要讓每個人都知道有魯迅這樣一個人，至於大家接受不接受他，這是個人的事情，因為這與個人的生活選擇相關。
從1985年到2002年，我在北大每年都要講魯迅，都受到學生的歡迎。這說明，喜歡思考問題的人還是很多的，他們對魯迅感興趣。前幾年我在給北大的學生講課時，學生分成了兩派，一派接受魯迅，另一派不接受魯迅，但我發現，這與學生個人的生命選擇有關係，一部分人選擇「生命之輕」，他們就難以接受魯迅，另一部分人選擇「生命之重」，他們就接受魯迅。因此，一個人對生命選擇的不同，就會對魯迅有不同的態度。
「我理想中的北大 已經漸行漸遠」
廣州日報記者：您曾是被北大學生投票直選出來的10位最受歡迎的老師之一，退休5年，您現在可以評價一下目前北大的狀態嗎？
錢理群：退休後我再也沒有去過北大。就目前北大的現狀，我只能說她已經和我們理想的北大漸行漸遠了。在我心目中只有一個記憶的北大，由於現有的一部分學者和教授的堅持，北大的一些治學傳統才得以保持，可很多傳統已經被摒棄。其實，這也不只是一個大學的問題。令人焦慮的是現在的中學教育與升學無關的不教，大學與就業無關的不教。主要的問題在於越來越體制化、商業化、官僚化、商業化、實利化。
當大學為了就業而教學，這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這完全與做學問相違背，大學不能成為職業學校，也不是一個取得就業資格的地方。這樣發展下去的話，大學失去了最根本的東西就是學術和精神。
老年人燃燒，年輕人取暖
□范昀
唯一一次見錢先生的情形，迄今記憶猶新。那年他受邀在復旦開課，講他鐘愛的魯迅，談他憂心的現實。他並不高大，被埋藏在黑壓壓的聽眾深處，沙啞的語音傳來，洪亮如鍾，激情四射。錢先生的課，往往能創造一種境界，讓聽者感到靈魂的凈化與升華，竟在這個平庸時代的氣氛中做起絢爛的夢來。那一刻，常常會喚起我做事的衝動。
那次之後就一直沒見過他，聽不到他的激情講演。但通過網路，知道他依然熱情忘我地工作，想他的大問題，做他的小事情。從中國現實的困境到全球化問題，是非爭端，他從不迴避；為中學生開語文課，編寫《新語文讀本》，回到心中挂念的故土，事無巨細，他身體力行。退休後的這幾年，他思考了好多問題。可以不受限制地想，可以漫無邊際地思，他戲稱這是「胡思亂想」與「胡說八道」。這多好，脫離了某種定勢的學院思維，漫步遐思才是更為本真的生命狀態。
看到新書《我的精神自傳》出版，很為先生高興。我知道，他的每部書都是用滾燙的生命灌注的。憂思現實，關懷青年和反省自我，是他作品永恆不變的主題。而且，它們血肉相連。先生的文字質樸、真誠，沒有一絲學院話語的造作，沒有一毫知識分子的自鳴得意。反過來，他不斷地自我反省和批判，看到書中那段「我一生中不堪回首的記憶和隱痛」，我由衷地感動。
先生從不做空頭理論家，這不僅是魯迅先生警醒過的，也是他的人生態度造就的。他的所有看法都來自於他的躬身自省，無論是他關於「講真話」的三點看法，還是在「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之間的權衡，以及他對啟蒙主義的擁抱與困惑，都代表了一種極為健康的生命底色。他曾對北大學生說：「要讀書你就拚命地讀，要玩你就拚命地玩，這樣，你就可以使自己的生命達到一種酣暢淋漓的狀態。我追求這種生命的強度和力度，酣暢淋漓的狀態，這同時是一種生命的自由狀態。我的全部研究，最終的目的，就是追求精神的自由，生命的自由。」說得多好。
以一個青年學生的視角看錢先生，或許是最為準確的角度。他說過，「在自我身份的認定中，『老師』是居於首位的。『老師』，更是我的鐘愛，我的追求，更適合我的內在氣質。」我和我身邊的朋友都喜歡他，雖然遠隔千里，他也從未教過我們，但我們都感受到他給予的溫暖，在理想成為孤島的現實中，默默地把他當作老師。有時候，跟許許多多同齡人一樣，我們會衝動地給他寫信，告訴他有關青春的躁動與不安。儘管有這麼多事要做，但他永遠會耐心地回信，送你一縷希望的陽光。徒然地增加了他的勞累，有時候，我們不免愧疚。
錢先生的作品中，我最早讀的是《心靈的探尋》，為前面的獻詞「獻給正在致力於中國人和中國社會改造的青年人」而熱血沸騰；最晚看到最近他在北大的講演稿「承擔，獨立，自由，創造——從《民國那些人》談起」，同樣讀得激情萬丈。每當自己被浮躁的現實攪得渾渾噩噩的時候，總能為他的文字所激發，為他的人格所打動。有時，不得不承認這個說法：這個時代，老年人燃燒，年輕人取暖。不過錢先生總是很謙虛，他曾開玩笑說，如果我死了，只要在我的墓碑上寫上：這是個可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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