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經濟學論著】亞當·斯密《富國論》概要及評價_開心詞典

一個股市高手悟出買賣鐵律 【經典經濟學論著】亞當·斯密《富國論》概要及評價 2010-01-25 18:45閱讀:1,754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他1776年發表的《富國論》《the Wealth of theNation》【一部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書】中,第一次系統論述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對以後的管理理論有重大影響。不讀《富國論》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叫「利己」,讀了《道德情操論》才知道「利他」才是問心無愧的「利己」。亞當·史密斯(Adam·Smith1724-1790)出生於蘇格蘭科卡爾迪一個稅官家庭。但是,其父在他出生之前就病故了,由其母一手扶養成人。三歲時,曾被一夥流浪者拐走,但立刻又被找了回來。他從小記憶力就非常好。他先在格拉斯哥大學向哈奇遜(最早提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一名言的人)學習倫理學,進而又在牛津大學學習了6年。他非常孝順,和其母生活在一起,終生未娶。36歲的時候,他出版了《道德情操論》一書(1759年),53歲時又發表了《富國論》。從前者可了解他的倫理思想,從後者可知道他的經濟思想。市場經濟與道德的關係其實在斯密那裡早就得到了很好的回答。他認為人有「自利」與「同情」兩種基本情感,《富國論》論人的自利形成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而《道德情操論》則將同情貫穿始終。但在斯密的思想中,「同情」卻佔據更為重要的位置,它存在著雙重的「規定性」:一是主觀個體美德,即「將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是客觀社會倫理關係及其主觀情感體驗,即構建市場經濟正義性的方法原則:契約自由、平等互惠、自利利人。因此,市場經濟應是與道德相關,道德是市場經濟存在的基礎,是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指引。這種道德也不是只要求個人的德性,而是更注重要求制度的倫理性,即制度對市場經濟中個人平等自由權利的保障。  如果說《富國論》的主題是「財富增長」,那麼,《道德情操論》的主題則是「慾望約束」。但它們之間的分工,並不是「兩種思想、兩個斯密」的對立,只不過一個談的是「自利

載入中...內容載入失敗,點擊此處重試載入全文 」達致「利他」;另一個談的是「自愛」達致「同情」。於是,當我們發現市場經濟這隻「看不見的手」對人類行為有著太大的牽制性影響時,而受市場經濟支配的人類行為又太容易導致個體的道德利己主義,最終將會導致社會公正秩序的瓦解,以致人類的倫理生活世界在巨大的市場經濟浪潮的衝擊下過於脆弱,甚至難以為繼。特別是在今天的全球化經濟當中,要求進行道德投資和企業的社會責任的呼聲越來越高。而這一切,也早已在斯密的預料之中。在他看來,這是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然而,如何將道德引入其間,也將是斯密畢生的追求。  他的《道德情操論》更是成為了人類的另一種「情操旗杆」或「道德嚮導」,引導人們穿越昏暗的私慾「叢林」,小心地呵護心中的道德燭光。下面詳細介紹一下 亞當·斯密《富國論》中的主要觀點---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構成這種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國勞動的直接產物,或是用這類產物從外國購進來的物品。這類產物或用這類產物從外國購進來的物品,對消費者人數,或是有著大的比例,或是有著小的比例,所以一國國民所需要的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給情況的好壞,視這一比例的大小而定。但無論就哪一國國民說,這一比例都要受下述兩種情況的支配:第一,一般地說,這一國國民運用勞動,是怎樣熟練,怎樣技巧,怎樣有判斷力;第二,從事有用勞動的人數和不從事有用勞動的人數,究成什麼比例。不論一國土壤、氣候和面積是怎樣,它的國民每年供給的好壞,必然取決於這兩種情況。此外,上述供給的好壞,取決於前一情況的,似乎較多。在未開化的漁獵民族間,一切能夠勞作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從事有用勞動,儘可能以各種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給他自己和家內族內因老幼病弱而不能漁獵的人。不過,他們是那麼貧乏,以致往往僅因為貧乏的緣故,迫不得已,或至少覺得迫不得已,要殺害老幼以及長期患病的親人;或遺棄這些人,聽其餓死或被野獸吞食。反之,在文明繁榮的民族間,雖有許多人全然不從事勞動,而且他們所消費的勞動生產物,往往比大多數勞動者所消費的要多過十倍乃至百倍。但由於社會全部勞動生產物非常之多,往往一切人都有充足的供給,就連最下等最貧窮的勞動者,只要勤勉節儉,也比野蠻人享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勞動生產力的這種改良的原因,究竟在那裡,勞動的生產物,按照什麼順序自然而然地分配給社會上各階級?這就是本書第一篇的主題。在勞動運用上已有相當程度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的不同國民,對於勞動的一般管理或指導,曾採取極不相同的計劃。這些計劃,並不同等地有利於一國生產物的增加。有些國家的政策,特別鼓勵農村的產業;另一些國家的政策,卻特別鼓勵城市的產業。對於各種產業,不偏不倚地使其平均發展的國家,怕還沒有。自羅馬帝國崩潰以來,歐洲各國的政策,都比較不利於農村的產業,即農業,而比較有利於城市的產業,即工藝、製造業和商業。本書第三篇將說明,什麼情況使人們採用和規定這種政策。這些計劃的實行,最初也許是起因於特殊階級的利益與偏見,對於這些計劃將如何影響社會全體的福利,他們不曾具有遠見,亦不曾加以考慮。可是,這些計劃卻引起了極不相同的經濟學說。有的人認為城市產業重要;有的人又力說農村產業重要。這些不相同的學說,不僅對學者們的意見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而且君王和國家的政策亦為它們所左右。我將盡我所能,在本書第四篇詳細明確地解釋這些不同學說,並說明它們在各時代和各國中所產生的重要影響。要之,本書前四篇的目的,在於說明廣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樣構成的,並說明供應各時代各國民每年消費的資源,究竟有什麼性質。第五篇即最後一篇所討論的,是君主或國家的收入。在這一篇里,我要努力說明以下各點:第一,什麼是君主或國家的必要費用,其中,哪些部分應該出自由全社會負擔的賦稅,哪些部分應該出自社會某特殊階級或成員負擔的特殊賦稅。第二,來自全社會所有納稅人的經費是怎樣募集的,而各種募集方法大抵有什麼利弊。第三,什麼使幾乎所有近代各國政府都把收入的一部分,作為擔保來舉債,而這種債務,對於真實財富,換言之,對於社會的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有什麼影響。英亞當·斯密所著的《富國論》,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此書初版於1776年,就是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那一年。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富國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富國論》的編者馬克斯·勒納評論說:"這是一本將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書,一本由有著高深學問和明敏見識的人所寫的書。這個人有強大的分析能力,能對他的筆記本中所有的材料進行篩選;又有強大的綜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將其重新組合起來,斯密對他當時的學術領域的各種思想是極為敏感的。他像後來的馬克思一樣,不是一個關在自己房子里的與世隔絕的學者,他彷彿全身裝著天線,能收到並吸收所能接觸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歐洲解體之末、近代世界開始之時寫作,在這個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團經常表現的頑固性在堅持。他正是為反對這種利益集團而寫作的。結果是,他的書不只是為圖書館架藏而寫的,它對經濟意見和國家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形成了我們今天住在其中的整個生活環境。"斯密在《富國論》中要回答的最後問題是,感情與"公平的旁觀者"之間的內在鬥爭,在社會的長期演進中究竟是怎樣在歷史本身的大舞台上發生作用的。這個問題的答案見第五編,他列舉了社會發展的四個主要組織階段,除非由資源的匱乏、戰爭或政府的壞政策予以阻止,否則這些階段是會連續進行的。這四個階段是:獵人的最初"野蠻"階段,原始農業的第二階段,封建或莊園"耕作"的第三階段,商業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階段。每一階段伴有與它的需要相適應的制度。例如,在獵人階段中"沒有任何財產……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確立的行政長官或正規的司法行政"。隨著牛羊群的出現,產生了比較複雜的社會組織形式,不僅包括"可怕的"軍隊,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壘。斯密思想的核心是:這種制度是保護特權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為之辯護。他說,"文官政府是為了財產的安全而設立的,實際上是為保護富人反對窮人而設立的,即為了保護有些財產的人反對根本沒有財產的人而設立的。"最後,斯密將演進描述為從封建主義走向一個需要有新制度的社會階段,這種新制度是由市場確定的而不是由同業公會確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這在後來稱為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斯密稱之為完全自由的制度。這種物質生產基礎的連續改變,將帶來的上層建築的必然改變,這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有明顯的相似之處。可是也有一個重大的差別:馬克思主義體系中的最後動力是階級鬥爭,而在斯密的哲學史中,主要的推動機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慾望所驅使,由理智所指導。其實,《富國論》遠遠不是一部通常所認為的學術論文。雖然斯密也勸說放任自由,但他的論證卻更多地是反對政府干預和反對壟斷;雖然他讚揚貪慾的結果,卻又幾乎總是鄙視商人的行為和策略。他也不認為商業制度本身是完全值得讚美的。歸納本書主要觀點是:(1) 認為勞動是國民財富的源泉,只有減少非生產性的勞動,增加生產性勞動,同時提高勞動者的技能,才能增加國民財富。(2) 強調了勞動分工對勞動生產力提高的重要性。(3)他列舉了勞動分工的三個優點:分工使生產者的技能得到發展;節約了由於工作變化而損失的時間;有利於專門從事某項作業的勞動者改良工具和發明機械。在此基礎上,他對由分工產生的管理問題作了理論分析。(4) 提出了「經濟人」的觀點。(5) 社會利益是以個人利益為基礎的。亞當·斯密的這一觀點後來成為資本主義管理理論的重要依據之一。1.前言(作者簡介)2.《道德情操論》(1)同胞感情的源泉關於同感和同情,史密斯在《道德情操論》的開卷第1頁,對同胞感情的源泉作了如下論述,不論怎樣假定人多麼利己,顯而易見,在他的本性中總有幾個原理,這些原理將使之對他人的幸運與不幸表示關心,對他們的幸福感到高興,儘管不能自拔,但這對他來講又是十分必要的。可憐或同情即屬此一類。這就是我們在看到其他人們的悲慘時是否以極其生動的方式進行思索時所產生的感情衝動。斯密的基本立場是:人們的本性中有一種可稱為同感、同情和同胞感情的感情衝動,並因此而形成人間道德。用孟子的話講,就是「側隱之心乃仁之端也」。斯密還引用斯托亞學派的芝諾觀點這樣說道:「一切動物,一生下來就為自己著想,而且這不僅僅是為了維持自己的存在,還努力以最完美、最全部的狀態來維持其本性的各種部分,被授於自愛的原理」(見第2編第6部分人)。(2)人的自愛心人的自愛心也同上面講的一樣。人們最了解他自己的身體健康、強有力、靈敏、輕鬆快活。同時,每個人都希望得到財富、權力及周圍人們的尊敬、尊重等。人們在基於自愛,努力保護自我,謀求擴大自我的同時,又根據同感的能力不失同情心。《道德情操論》第六部分以「關於道德哲學的諸體系」為題,談到了柏拉圖的國家、亞里士多德的大倫理學及斯托亞和伊壁鳩魯的哲學,其中特別詳細地介紹、論述了斯托亞哲學,產生了共鳴。這是因為斯托亞哲學不否定人的自愛心。與此相反,受基督教強大影響的歐洲各種學說雖高度評價利他心、愛他心和鄰人之愛,但往往不承認自愛心。「不論是哪種程度的自愛心,或者不論從哪一角度看,決不可能是美德。這是它的一個原理。當它妨礙普遍的善時,總是不道德的」。斯密還把他的導師哈奇遜的觀點加以介紹。哈奇遜認為:「即使是基於愛的行動,一旦村缺利己的動機,其行為將失去價值,變成劣質合金」。同樣,康德的倫理學也認為,自愛的原理不會成為普遍的法則。人們愛周圍的人,其出發點應是為周圍的人,決不能為了自我的利益和幸福。(3)自愛的原理在這種潮流下,史密斯對照斯托亞哲學大膽地提出了自愛原理。可以說這是他掙脫基督教的束縛,回歸到希臘的過去。斯密說:「對我們自身幸福的關照,就是勸我們要深思熟慮;對他人幸福的關照,就是勸我們要具有正義和仁愛之美德」。這就是亞里士多德和伊壁鳩魯所重視的道德細目的舊慮。對自己而言,是考慮「個人的健康、財產、地位及個人的聲譽(同後來的人權有聯繫),這關係到人的一生中的安寧、幸福。這就是被一般稱為深思熟慮美德的最好課題」。作為自愛的對象,史密斯列舉了三條:自我的健康、財產、地位及名聲。這是過去任何一位學者未能提出的,值得注目。同時,作為愛他、利他之德,他也重視正義和仁愛之德。在第二編「關於正義和慈惠」中,他認為:「慈惠(仁愛)只不過是裝點社會的裝飾品而已,而仁義則是支撐社會這個大廈的重要支柱。如果失去正義,社會將坍塌」。在財富、名譽、地位的競爭中,他為了追趕他的所有競爭者,可以全力以赴地奔跑,可以使全部神經、整個肌肉綳得緊緊的。但是,如果他要推開誰,摔倒誰,這就違背了光明正大的比賽原則,是不能原諒的。而且,他認為,光明正大競賽的最大障礙在於「壟斷」,「壟斷 是好的經營之大敵。而好的經營只能建立在普遍的競爭基礎上」,他把壟斷稱為「卑鄙的精神」。3.曼德維爾《蜜蜂故事》批判史密斯在上述「道德哲學的諸體系」中,對曼德維爾的《蜜蜂故事》學說進行了批判。該學說認為:我的不道德即公共利益——利己性的衝動是所有人們行動的根源。曼德維爾認為,虛榮、名譽心、偽善、欺詐、享樂、性慾等,反而成為人們活動的動機,整個社會因此而富於朝氣,因而也就促進了文明的進步。對個人而言,被視為不道德的東西,將成為「社會的利益』。自私的衝動是一切人活動的源泉,社會的進化、經濟的發展也因此而完成。曼德維爾還大肆強調:同人們所公認的歡迎的名譽思想相比,虛榮心將成為各種行為的動機。對此,史密斯指出:曼德維爾學說的背後,仍殘留著基督教式的「苦行僧的禁欲主義」,把人的一切慾望視為邪惡,欲根絕之,他那種視無欲、天真無邪、清貧為美德的想法已根深蒂固。關於虛榮心,對青少年而言,不應一概加以否定。史密斯稱:「教育的偉大秘密在於把虛榮心引導到正確的目標上來」(第六部第3章)。薩克雷的著名小說《虛榮的城市》寫於1848年,但19世紀初期的英國,隨著市民社會的成熟,當中。上流社會的勢力成為社會問題時,史密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興起的倫理,又提出了肯定自我、實現自我的道德。4.《富國論》(1)批判英國哲學《富國論》是成為近代經濟學出發點的重要文獻。在該書的第五章「關於主權者、國家的收入」中,史密斯提出了財政論,其中收進了批判當時英國哲學的文章。即在古希臘哲學方面,已確立了自然哲學、倫理學和邏輯學這三個門類,並進行了激烈的討論。學問體系是井然有序的。但是,中世紀以來,自然哲學和倫理學從屬於基督教神學,其主要關心的不是現世而是來世,祈求來世的幸福,以「懺悔和禁慾」為基軸,墮落成了「修道僧對忍受艱苦之神的卑躬屈膝」。由於英國哲學只致力于禁欲主義和懷疑論,從而失去了希臘時代哲學的本來面目。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史密斯的立場從他《道德情操論》發表17年後一直沒有改變。這就是說,亞當·斯密的立場同馬克·韋伯在他《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04年)中所主張的禁欲主義立場是各異的。(2)分工論說到亞當·史密斯,又使我們想起他的分工論。該書第一篇第1章從「關於分工」開始。史密斯說:一根別針的製造,需要有一個男人把鐵絲弄長,另一個人把它取直,第三個人把它切斷,第四個人磨尖,第五個人需將鐵絲頂端磨光滑。如果把這項工作分成18道工序來干,一天可製作4萬8千根別針。但是如果是一個人來做這項工作的話,一天別說做20根了,恐怕連一根也做不出來。分工是近代勞動生產的根本,是資本的生產力擴大的契機。產業革命把當時剛剛發明的蒸氣泵作為推進力,發出巨大轟鳴,不斷取得進展。(3)人的本源感情史密斯在《道德情操論》一書中提出了人是什麼這一命題,並給它加了下面這樣一個副題:「通常情況下,人們首先對他周圍的人們的行動及性格,而後對自身下判斷時的原理,以及旨在分析這一原理的討論」。但是,人們不是出於利己心謀求自己的幸福。就是為了利己而需要他人的存在、他人的幸福。其根據是,不論什麼人,如果他看到別人困苦時就會產生憐憫,這就是人們出自本能的感情。這就是說人雖然是自私的,但他不是孤立的存在。人們對他人的命運關心,這種關心就是同胞感情、同情。這是道德的實體。史密斯認為,為了使這種道德能在社會廣泛實行,需要一定的條件,人們在相互支援其生產物時,誰都必須勤奮、節儉、樸素、小心謹慎。在這種社會裡,每個人的利己心將在獲得公正的第三者同感的框架下起作用。這就是說,同情與利己心之間不存在矛盾。(4)無形之手史密斯說,資本家也好,商人也好,工人也罷,只要是同生產有關的人,在謀求各自的利益時,他們聚集在一起,成為巨大的「無形之手」而起作用。至少史密斯相信,在這個世界上,經濟人是道德家,經濟與道德不矛盾,而是相互協調的。5.經濟學的體系(1)經濟的自由主義「何為財富?」、「怎樣才能使之增加?」,而今成了史密斯的課題。史密斯41歲時作為巴克爾侯爵的家庭教師,到歐洲旅行了一番,而且還得到了附帶向他提供300英鎊終身養老金這一好條件。他在法國和瑞士呆了三年,同波爾特爾、多爾巴赫、底特律、丘爾戈、肯涅等經濟學家、政治家進行了交流,並親眼目睹了大革命前夜的政治,經濟世界。當時,法國處於絕對君主制統治之下,奉行重商主義政策,存在國家權力干預經商、干涉商業傾向。但呼籲經營自由的法國商人們卻拚命加以抵抗,主張重農主義,提出自由放任口號。史密斯把這一思想帶回英國,提出了經濟自由主義的理論構想,主張保護市場經濟的自由,制定排除國家干預的政策,這一主張為後來的曼徹斯特學派所繼承,從而帶來了資本主義的繁榮昌盛。(2)經濟與分工《富國論》一書共五卷。第一卷如前面介紹的分工論那樣,提出了勞動力在生產中的改善將增加社會財富,而財富的分配又造就了社會的各階層。題目還是「何為財富產」、「怎樣才能使財富增加中』解開這一問題的鑰匙是,增加財富要靠勞動力和工人的積極性。該卷共有11章,分別談了「分工」、「貨幣」、「商品」和「價格」問題,均是市民日常生活中所進行的經濟事實和各種經濟現象,還剖析了「工資」、「利潤」和「地價」。分工問題散見於這些經濟的全部結構中;經濟是分工的聚集,又是把分工組織起來的一個總結。而且,每個人都把在分工中所得到的生產物進行互相交換。交換是「價值的交換」,是相互依存的。(3)資本的積累第二卷為「關於資本的性質、積累及其用途」。資本為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問題是資本通過誰來積累。史密斯認為,使市民社會財富增加的是勞動及其效率。但勞動效率因其進行勞動的腳的大小而異。對勞動而言,資本越大越有效。這樣一來資本就越增殖,越能產生利潤,其勞動就越具效率。第三卷為「關於各種國民富裕的進步的差異」。史密斯利用他在歐洲旅行的觀察,論述了「諸國民的經濟史」。其觀察對象是農村的農業生產和城市製造業的興衰。第四卷是「關於經濟學的各體系」。這一卷的第8章論述了重商主義,在第1章中談了重農主義。但他認為重商主義是錯誤的,而重農主義是一項正確的政策。這為他的自由放任主義的主張所印證。這是因為,重商主義是干涉介入經濟,而重農主義是給每個人以生產自由、發揮「無形之手」力量的方法。(4)財政第五卷「關於主權者和國家的收入」是該書的最後一部分,即財政學。經濟學,首先在於使每個國民富裕起來,其次是給國家以充分的收入。但史密斯主張「廉價的政府」。而且他認為,要使人民富庶起來,捷徑是放手讓他們自己去干。不過有些問題不能讓個人去搞,如國防、司法制度、道路、教育等公共事業,必須由國家來擔當。這裡還有一個租稅問題。財政問題。它關係到每一個人的經費分擔問題和分配問題。史密斯認為,「公平分擔」非常重要。所謂公平,就是指對每個人能力而言的公平;所謂能力,是指每個人的收入。關於收入,又同地價、利潤、工資有關。於是又提出了租稅是指對地價和奢侈品徵收消費稅,以及作為特殊階層稅的官員的俸給稅。6.結束語《富國論》佔有把經濟學歸納為系統學問這一近代社會科學經典的地位。經濟學家匈貝特也認為,-「在所有經濟學的書籍里,大概除去達爾文的《物種的起源》之外,在迄今出版的所有科學書籍中要算最成功的了」。馬克思也是通過大力批判史密斯經濟學建立了馬克思經濟學。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四卷《剩餘價值學說史》的第1、3、4章中,把史密斯的勞動價值說同他的剩餘價值說進行了比較,極力強調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的區別。大內兵衛認為,《道德情操論》與《富國論》的關係,可以同馬克思的《德意志意識形態》與《資本論》的關係相匹敵。史密斯為了強調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效率最高,認為前提必須是承認人的利己心。但利己心同《道德情操論》中的同情、同感、同胞感情並不相悖,又必將成為自由經濟、市場經濟的前提。儘管存在著馬克思經濟學的所有批判,但英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繼續統治世界是史密斯學說至今具有生命力的歷史事實。誠然,史密斯的自由放任受到奧恩的批判;並被利加盧多、馬爾薩斯、米爾加以修正,但從根本上來說,從史密斯《道德情操論》中的人間觀使市場經濟呈現活力這一點看,它確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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