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陳平原：一生而歷二世

2011年09月13日

2011年4月末，陳平原在北大。 / 本報記者 郭楊 攝

陳平原：廣東潮州人，文學博士，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近年關注的課題包括20世紀中國文學、中國小說與中國散文、現代中國教育及學術、圖像與文字等。後出版《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中國散文小說史》《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作為學科的文學史》等著作三十種。

本報記者 李懷宇 攝影 本報記者 郭楊

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古色古香的小樓里，陳平原先生略帶潮州鄉音，娓娓而談。24歲以前，陳平原的足跡未出潮汕。「因為遠離中原，潮汕文化傳統不太講『士農工商』，不會把經商放在最後。潮汕人有商業精神。人多地少，明清兩代就有不少人闖南洋，外出打拚做生意。」陳平原說，「也因為人多地少，讀書是一個重要出路。近年潮汕有兩個名人：一個是做生意的李嘉誠，一個是做學問的饒宗頤。」

陳平原的父親陳北是讀書人，在汕頭農校當語文老師，母親陳禮堅也是語文老師。汕頭農校在一座大山腳下，周圍都是農村，陳平原的小學、初中教育都在農村學校完成。父親藏書頗豐，既愛中國傳統文學，又受新文學影響。陳平原清楚地記得，父親的書桌上放著一座白瓷的魯迅塑像。

少年陳平原開始閱讀父親的藏書。「我家的藏書有兩種，一種是翻譯的蘇俄文學，我父親對英美現代主義文學沒興趣。一種是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這是我在農村插隊時，主要的精神食糧。所以，我的知識結構及閱讀趣味包括某些方面的缺陷，是早年經歷造成的。」

陳平原進入初中一年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他回憶：「一方面是我的不幸，沒有很好地完成學業。另一方面，父母受批鬥，導致我不可能在學校里很活躍。因禍得福，『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站在邊緣了。我曾經想，如果我是工農子弟，當初或許也會參加紅衛兵，說不定也會很兇狠或者『富有戰鬥精神』地批判老師。」

三年的初中階段，陳平原沒有多少時間安靜讀書。1969年，陳平原初中畢業，因為父母的問題，學校不允許他再繼續念書。許多人上山下鄉，陳平原選擇回老家。「潮汕人有一個特點，年輕時外出闖蕩，掙了錢回老家買田地、蓋房子。這個祖屋只要能蓋得起來，一般是不動的，將來子孫不管哪一代人落難了，都可以回來。原先我父親在外面工作，我奶奶也跟著出來，房子就空在那邊。到『文化大革命』，父母說：如果落難就回老家，父老鄉親會幫我們的。」

1969年秋，陳平原帶著兩個弟弟及奶奶回到離潮州城十多公里的小山村，他們真的得到了鄉親們的照顧。雖然陳平原才初中畢業，但鄉親們相信他一定勝任教書。於是，16歲的陳平原一面當民辦教師，一面在家自修。1970年9月，被囚禁兩年多的父親終於回家了；又過了兩年，父親重回汕頭農校教書，工資全額發放，家庭經濟好轉。陳平原毅然放棄教書，跑去潮安磷溪中學（原潮安四中）讀高中。當時在農村裡當老師是一個好職業，不用下田幹活，大家認為陳平原太傻了。高中畢業後，陳平原當了半年農民，又繼續當民辦教師。從1969年秋到1977年底，陳平原在農村待了整整八年。「比起正常上大學的人來說，我沒及時得到名師指導，走了很多彎路，有很大的遺憾。我和現在哈佛大學教書的王德威同齡，我問他1978年春天在做什麼，馬上就知道差距。我好不容易上了大學，他已經去美國念博士了。上大學那年我24歲，在今天這已經是碩士畢業的年齡。這個狀態導致我的知識結構有比較大的缺陷，當然也有好處，那就是自學的能力。很長時間裡我不是靠老師帶出來的，我全憑興趣讀書，不受現代學科設置的限制—把讀書和生活混合在一起，這倒是跟傳統中國讀書人的趣味比較接近。」

1977年撥亂反正，政府決定恢復高考制度。陳平原的命運從此改變，他的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氣象新》登在1978年4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多少年後，陳平原不無感慨：大浪淘沙，各種偶然因素，留下了我們這些人，能走到今天，不容易。

1978年2月，陳平原搭上村裡的拖拉機，再轉長途汽車，到廣州念書。回望家園，陳平原說，潮汕人經常自嘲是「省尾國角」—廣東省的尾巴，中國的邊角。「那時候潮汕沒鐵路，我上大學之前沒坐過火車，也沒看過飛機。明清兩代，潮汕人搭乘紅頭船闖南洋，以前出國沒有辦護照之說，願意到哪個地方，搭船就走了。對潮汕人而言，從明清一直到民國，海運比較便利。可是，進入鐵路為主幹的現代社會以後，潮汕在整個交通布局裡就變得不重要了。」

在中山大學中文系，陳平原見到了前輩學者容庚、商承祚、王季思、黃海章、樓棲等。陳平原喜歡蘇曼殊，訪問過黃海章先生好多次，黃先生聽力不行，塞著耳機，兩人不斷地筆談，談蘇曼殊，談佛教，談詩歌。

1982年1月，陳平原獲得文學學士學位，隨後進入中山大學研究生院學習，專業是中國現代文學，導師是吳宏聰、陳則光、饒鴻競三位教授。吳宏聰畢業於西南聯大中文系，與王瑤是聯大的前後級師兄弟。研究生期間，陳平原撰寫了論文《論蘇曼殊、許地山小說的宗教色彩》，這篇文章後來成了他到北大讀書的重要因緣之一。1984年秋，陳平原北上求學，成為王瑤最早、也是北大中文系最早的博士研究生。陳平原從此與北大中文繫緊緊地聯繫在一起。2008年9月起，陳平原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

回首前塵，陳平原引用日本人福澤諭吉的話「一生而歷二世」：一輩子經歷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這既是一種尷尬，也是一種幸運。.

進北大，「女友」錢理群慧眼識珠

時代周報：你真正接受正規的學術訓練是從中山大學中文系開始？

陳平原：對。以前也讀書，不過是自己讀，跟進大學接受專業訓練還是很不一樣。對大學生來說，名師當然很重要，但校園風氣以及同學間的交往同樣讓人懷念。1979年春，中大中文系學生創辦了文學雜誌《紅豆》，同學風華正茂，辦雜誌是與整個社會對話，是思想解放運動的組成部分。我們這一代，從一個很低的起點開始往上走，不容易。進大學以後，我們跟隨整個時代思潮，不斷調整自己的立場與趣味。原來好些幼稚、糊塗的想法，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清洗出去。那是一個大轉折的時代，對於像我這樣後知後覺的人來說，首先得把以前接受的不好的教育影響清除出去。這是個很痛苦的過程，比在一張白紙上畫畫要困難得多。

時代周報：對你個人來講，如何清除前一個時代的教育？

陳平原：「文化大革命」中，我插隊下鄉八年。在農村裡，文學是唯一可以自學且向上發展的事業。你的數學再好，物理再好，在那種環境下，根本走不下去。在勞動、教書之餘，我練習寫小說，寫詩歌，寫戲劇，寫相聲。沒有名師指導，也沒有朋友交流，全靠自己摸索，加上內心不夠強大，必定受當時報刊影響。你孤零零地在山村裡讀書寫作，不想發表則已，一旦想要發表，必受時代風氣及流行文體影響。進大學以後，我發現自己沒有好的思想資源和文學資源，寫作的思路、趣味、文體以及表達方式都是上一個時代遺留下來的，要好長時間把它清除出去。大概到大學三年級下學期的時候，才覺得好像有點自己的體會了。前面兩三年一直在戰鬥，與其說跟外在的錯誤思潮搏鬥，不如說跟自己內心深處殘留的趣味、知識、思考方式搏鬥。這就養成一種自我反省的習慣。凡事不會太得意，也不會太自滿，會不斷地反省自己，有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衝動，內心深處常常翻江倒海，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特點。

時代周報：到北大讀博士前，錢理群為了使你的學術風格更能為北大教授們所接受，多次寫信來指導，那時你每周總有一兩封北大來信，同學間紛紛傳說你在北京有位「女友」。

陳平原：當時中大中文系沒有招博士生，北大中文系也還沒有。我是想碩士畢業後到北京工作。最初我找的是社科院文學所，因為我的老師陳則光先生認識那邊的某位領導。久居京城的人，無法理解一個外地青年進入北京後為何像沒頭蒼蠅一樣亂轉。外地青年進京，大概都像我一樣，拿著老師的介紹信一個個訪問。我哪知道北京學界有那麼多矛盾，就像你告訴我，上午採訪我下午採訪誰，那個人如果剛好是我特別看不起的，那我心裡就不舒服。時隔多年，我才明白這裡面的道道。今天的廣東挺輝煌，但80年代初不是這樣的。京城裡的文化人大都認為，廣東人不就是有點錢嘛，讀書不行的。廣東學界有句口號，寫文章要「跨長江過黃河」，不能只呆在嶺南這一塊地方。我提出要北上時，導師吳宏聰老師告訴我：你去考，考得上北大，讓你走；考不上，就留下來，中大也挺好的。我當初的想法很簡單，非要到外面走走不可，轉一圈再回來也行。我到北京，只認識北大中文系研究生黃子平，他是廣東人，與蘇煒是老朋友。我就到北大找黃子平聊天，送上一份準備參加學術會議的論文，油印的，題目是《論蘇曼殊、許地山小說的宗教色彩》。子平把論文給了錢理群。老錢比我大15歲，已經畢業留校當老師，是王瑤先生的助手。錢理群看了我的文章，當天晚上就去找王先生，說把他弄到北大來吧。於是王先生出面跟中文系說，要我來北大中文系教書。系裡同意了，報到學校，學校說：從中山大學招人？你要覺得好，就把他招來念博士，博士畢業再留校。在我之前，北大中文系沒招過博士生。王瑤先生說：好，那我就招。就這樣，我成了北大自己培養的最早的文學博士。

做研究，「隔代遺傳」惹爭議

時代周報：你在《八十年代訪談錄》中談到學術「隔代遺傳」的問題。院系調整之後，很多學者在最好的年華里都經歷了「反右」、「文革」，非常可惜。

陳平原：這一說法，我自認有見地，但也招來不少非議。我說的是大趨勢，不針對具體學者。上世紀50年代培養的大學生有非常出色的，我沒說他們都不行，只不過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在我們進大學的時候還沒調整好學術姿態。進入八九十年代以後，這代人中的佼佼者，其才華方得到很好展現。至於70年代末，思想解放大潮中，學術也在急劇轉向，老一輩學者因為「沒有改造好」，很容易回到三四十年代的大學傳統。中年一代解放後上大學，經過諸多政治運動的洗禮，留下很深的印記，轉過來不容易。我們則因為念書少，底子薄，轉彎轉得快。因此，我們這一代人念本科及研究生階段，確實更多地受民國時期老學者的精神風範、學術態度乃至治學方法的影響。中年這一代日後很多調整到位做得很不錯，不能因為我說的「隔代遺傳」否定他們的業績，那樣不公平，也不是我的原意。時代轉折的時候，剛剛站穩腳跟的人最痛苦，好不容易適應上一個時代，又必須跟著連續急轉彎，轉的速度又不如後來者快。

王瑤先生跟我說過：「都說耽誤了10年，耽誤在哪10年，大不一樣。我耽誤在創造力最旺盛的10年，等到可以重新起步，已經力不從心了，這是天大的遺憾。你們這一代，耽誤在起步階段，實迷途其未遠，將來還可以補救。」可說起來，我們這一代，從大學畢業到今天也已經30年了。別的專業我不敢說，在北大中文系，我問了若干同事：我們是否全面地超越了我們的前輩？答案是「否」。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遺憾，實在不敢說「長江後浪推前浪」。

時代周報：我看典型的例子就是宗白華先生，學問很好，著作很少。

陳平原：1994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刊行過四卷本的《宗白華全集》，扣除翻譯作品和小詩，真正的論著並不多。可讀過宗先生書的，都承認他學術境界很高，內心很強大，對文學藝術的品味以及對人生的洞察，都是獨一無二的。

聊文學，不在中心位置很正常

時代周報：你在文章中回憶當年和錢理群、黃子平三個人在北大的小屋裡聊天，聊出「20世紀中國文學」的命題來。我常想，文化有時候是有所謂氣場的，幾個人聚在一起聊天，喝咖啡、喝茶、抽煙，看似很散漫的思想碰撞，往往聊出學問。

陳平原：同道之間，無拘無束地「坐而論道」是很理想的狀態。現在也有學術交流，但大都是論文發表會。學術會議過於正式，公開演講過於正式，博士論文答辯也過於正式，是工作完成之後的「呈現」，有成就感，但不夠酣暢淋漓。我在北大中文系推動「博雅清談」，每過一段時間，老師們聚在一起，就某一大家關心的主題，隨便聊天。我們已經逐漸失去了在非正式狀態下「聊學問」的動力和趣味。1980年代中國學界盛行「侃大山」，後來被認為是汗漫無所歸依，沒有真正進入「學術狀態」—做學問，不能滿足於「思想火花」，可那種神聊還是讓人神往。最近20年，我們的好處是日漸專業化，我們的缺憾則是過於專業化，很難在一個比較開放的狀態中輕鬆但又認真地討論問題。現在，我們更傾向於把「活兒」都做完了，再登台表演，全都言之有據，可以馬上拿出去發表，但沒辦法回到那種緊張思考、精力充沛、無所顧忌、互相挑戰的狀態。而且，這種過分專業化的聚會，導致我們只跟專家對話，只跟自己的學生對話，或者只跟學界同行對話，而不太習慣於面對各種各樣的挑戰包括跟非本專業人士對話，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大家都很忙。我批評現在的學術評估對於人文學的傷害最大。大學裡的人文學者沒有心思散步了，不再沉思，全都一路小跑，忙著做課題。這樣的狀態，對哲學、文學、藝術這樣思想性的學問不合適，對社會科學比較合適。這些年，中國的社會科學發展比人文學好，就因為它比較適應這個狀態。他們需要申請經費，做各種大型項目，聘很多助手，而人文學者完全可以孤軍奮戰，就一個人，在一種孤立無援的狀態下，特立獨行，與天地對話，與千古文人為伍，沉浸在自己營造的世界裡，超越具體時代的日常生活。這樣的「沉思」，近乎詩歌也近乎哲學，也是很好的學問。如今，這種伏爾泰式的散步與沉思基本絕跡，這對人文學發展非常不利。

時代周報：百年來中國知識人的變遷，從梁啟超到胡適到當代，人文學者從非常主流的中心地位到現在變得有點邊緣化了。這種趨勢跟社會發展有重要的關係嗎？

陳平原：當今中國，整個社會日趨實際，大家更願意學一門「謀生的手藝」。這對文學、哲學等「大而無當」的學問很不利。我曾說過，文學是一個門檻很低但堂奧很深的學問。哲學也一樣。「文革」中甚至提倡工農兵學哲學，老大媽說不就是一分為二嘛。相對於那些社會需求很強勁或者門檻很高很神秘的專業，人文學主要面對人類的過去、現在、未來，是「無用」之「大用」。在整個學問體系裡面，傳統中國讀書人從「帝王師」轉變為「知識分子」再轉變為某一個專業的「專家」時，這種邊緣化的趨勢已經形成。但是在毛澤東時代，因為特殊的政治氛圍，比如批判俞平伯等的《紅樓夢》研究、由《劉志丹》引出「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文革」後期的《水滸傳》評論，都是政治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表面上很熱鬧，連武將許世友都被要求閱讀《紅樓夢》，而且要讀五遍，可這跟人文學的命運沒關係，是政治家在借文學作品說話。今天中國，文學及文學研究不處在社會的中心位置，我覺得很正常；如果整個社會都來關注文學問題或者哲學問題，那才是不正常。但是，不處在中心位置不等於人文學不重要。就其對人的精神世界而言，人文學猶如「生命的底色」。至於特定時期，大家注重經濟效益而忽略人文學，那是整個社會轉型決定的。過了這一段，會逐漸調整的。

時代周報：當代人文學者，有沒有可能再出現像梁啟超、胡適這樣的人？

陳平原：這很難說。我到清華演講，學生提問，你怎麼看一流的學生，二流的校園，三流的教授。我說，這是全世界流傳的笑話，不能當真。這麼說，對好老師太不恭敬了。看一百年前的人，我們比較有把握；判斷同代人，有時候是盲目的。再說，一個學者有多大的貢獻，有時候是時代造成的，不完全取決於個人努力。今天不斷追問大師在哪裡，我覺得不公平，也沒有意義。說不公平的意思是：大師是有時代性的，不同時代的社會需求不同，知識類型不同，大師的「風采」當然也就有很大差異。確實，晚清及五四那代人了不起，因為他們從傳統中走出來，又是直接面對西學的衝擊，綜合創新能力很強，奠定了整個20世紀中國思想、文化及學術的格局。但是我們不能說，以後的人全都不行，一代不如一代。再過100年後，也許會說最近這二十年的中國，人才很多，也是學術上的「黃金時代」。你別說，有這個可能性，社會大轉折是出思想出學問出人才的時候。也許，這個時代第一流成果不出在人文學而在社會科學，因其解決了很多意義重大的現實問題。所以，談人才必須考慮時代需求以及知識類型，不能籠而統之。比如，現在做學問不能再像梁啟超那樣古今中外都弄，文史哲之外，還兼及財政、金融、法律等。今天你要是像梁啟超那樣寫文章，人家會說你抄襲，因為他很多文章帶有編譯性質。他是那個時代的「大家」，以一個人來面對整個西方學界，跟我們今天分工嚴密的狀態很不同。胡適也一樣，當時就有專家嘲笑他哲學不行，佛學不行，文學也不行，什麼都不是「第一」，可他合起來卻是「天下無敵」。每個時代都有「專家」與「通人」之爭，是不是「大師」，先看時代，再說境界，最後是知識類型。與其追問當今中國有沒有大師，不如討論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大師」。

時代周報：今天有些人不停地提到「錢學森之問」（2005年溫家寶看望錢學森，錢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編者注）這個問題有意義嗎？

陳平原：為了落實「錢學森之問」，教育部在各重點大學裡設立基金，專門培養「天才少年」（最初叫「珠峰計劃」），太誇張了，現在改了名，但計劃已經在實施。這個思路，有點「舉國辦體育」的味道，希望趕緊催生幾個諾貝爾獎獲得者，可與其把大量經費投在「天才少年」身上，不如改進我們的整個教育體系，讓學生普遍受益，為他們爭取更好的發展空間。大學應該做的是創造好的學術氛圍，讓學生們自由發展，而不是認定誰是「未來之星」。

實習生鍾嘉榆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