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病」，才有個性——明朝文人的另類活法

別人笑我太瘋癲

我笑他人看不穿

唐寅的風流與瘋癲可謂直開晚明文人「顛狂」的先聲

《唐伯虎點秋香》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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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儒學所推崇的聖人人格與現實中文人的人格，完全是兩回事。文人人格通常受到批評。如《顏氏家訓·文章》中說：「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唐朝書法家李邕更說過：「不顛不狂，其名不張。」在明初，像宋濂與方孝孺這些儒家學者，就拒絕被人稱之為文人。但到了晚明，因為程、朱理學逐漸失去崇高地位，個性之風崛起，文人追求獨特個性的興趣，遠遠大於對規範性完美人格的興趣。因此，晚明文人更為欣賞的恰是有特點的文人人格，而不是完美的聖人人格。

今日與大家分享吳承學教授《晚明小品研究》的最新修訂版，內容摘自「閑適與放誕」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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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文人的精神，受到當時思想界風氣的浸染。他們的文化品格，多少都有心學的影子。王陽明心學，崛起於明中葉，盛行於晚明，對文人的心態產生了極大影響。陽明心學取代程、朱理學的地位，既有其積極意義，也有其消極因素。陽明心學引發人們對傳統與權威的懷疑，弘揚人的主觀意志。在文學創作上，陽明心學對晚明文學弘揚個性、不拘傳統的創作思潮，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程、朱理學本身具有兩重性：作為文化理想的理學和被政治異化而作為官方哲學的理學。程、朱理學的初衷，是要弘揚一種大同、和諧、親情、友情的文化理想，弘揚人生理想、精神價值和道德境界的民族傳統文化精神。因此，它注重人性的崇高和理性意志，追求理性升華。平心而論，程、朱理學講求理想和理性意志，以理性主宰和支配感性，這些對培養中華民族注重氣節品德、自強不息的美德，是有益處的。然而，它一旦成為官方哲學，成為統治工具，也就逐漸成為束縛人們思想的繩索。當這種哲學被人們所推翻和否定，程、朱理學對人們思想意志的束縛消失了，而其原先合理與積極的部分，也可能被拋棄。晚明心學代替了理學，理學作為官方哲學的衰亡，不但對於官方是一種巨大的威脅，而且也極大地影響了整個社會秩序和社會心態。傳統價值觀的崩塌，引起人們強烈的幻滅感，人們否定了程、朱理學的理性意志，並竭力消除了它的約束，必然帶來感性和生理自然慾望方面的膨脹。於是，一方面，人的理性力量喪失；另一方面，耽於聲色、追求安逸和享樂的風氣盛行。這正如張瀚在《松窗夢語》卷七中所指出的：

人情以放蕩為快，世風以侈靡相高。

晚明文人和魏晉名士一樣，都追求個性自由，蔑視禮法，放誕任真。但魏晉名士的文化品格，帶有世襲門閥制度下的貴族氣息。他們言談玄遠虛無，清高絕塵，眼不看俗物俗客，口不言阿堵物。晚明文人的文化品格較為複雜，他們總體上是放誕風流，充分地肯定人的生活慾望，「好貨好色」：既追求精神超越的愉悅，也追求世俗的物質享受；既狂狷、瀟洒、超逸、曠達，又善於「玩味」生活；不但琴棋書畫、詩詞歌賦這些傳統文人的把式，連花卉果木、禽魚蟲獸、器物珍玩、飲食起居等尋常的生活事物，皆被導入藝術的殿堂，以之表現雅人高士的澄懷滌慮、與物熙和的風流格調。

晚明小品最大限度地展示了晚明文人理想的生活方式與風雅修養的具體標準。這種生活，既世俗，又雅緻，是生活情趣與藝術詩情的結合，顯示了一種享受人生的文化氣質和處世態度。閑適，其實也是一種享受。晚明小品比較集中的主題，便是表現文人閑適的生活理想。例如以下文字：

竹樓數間，負山臨水，疏鬆修竹，詰屈委蛇，怪石落落，不拘位置，藏書萬卷其中，長几軟榻，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閑日過從，坐卧談笑，隨意所適，不營衣食，不問米鹽，不敘寒暄，不言朝市，丘壑涯分，於斯極矣。

凄風苦雨之夜，擁寒燈讀書，時聞紙窗外芭蕉淅瀝作聲，亦殊有致。

潔一室，橫榻陳幾其中，爐香茗甌，蕭然不雜他物。但獨坐凝想，自然有清靈之氣，來集我身。清靈之氣集，則世界惡濁之氣，亦從此中漸漸消去。

這種生活情趣，相當具有文人色彩。它既不同於一般的平民百姓，也不同於商賈富豪、仕宦貴人，在平靜幽深的環境中，追求一種富於藝術意味的恬淡、沖遠、淡泊、自然的生活情趣。這種情調的小品，在晚明文壇，可謂俯拾皆是。它們除了反映傳統道德和審美理想對文人的影響，更多地折射出當時庄、禪之風對文人心態的影響。

明·仇英《臨宋人畫軸》

但是，閑適只是晚明文人生活理想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則是放縱的、侈靡的享樂。這種兼閑適與放縱於一身的生活態度，都明明白白地反映到晚明小品之中。袁宏道在《龔惟長先生》一信中，謂人生有五種「真樂」，理想的生活要「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安，口極世間之譚」，非把人世間物質和精神方面種種「快活」享受盡了不可。他的「真樂」，還推崇「恬不知恥」的生活方式。張岱《自為墓志銘》，說他少年時「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從這真率得肆無忌憚的表白來看，說他們是一幫縱情聲色、放浪形骸的「大玩家」，恐怕正是他們樂於接受的雅號。明代中葉以後，文人奢靡淫縱的社會風氣日盛。從朝廷以至民間，莫不如此。縱情聲色，成為當時文人的通病。他們一方面擺脫了倫理綱常的束縛，另一方面又墜入情波慾海之中而難以自拔。其中有一些文人確是借醇酒、婦人來發泄精神上的苦悶，但多數只不過是一种放浪不羈的生活愛好。他們往往以高雅的理由和理論來為自己解脫，以堂皇的借口巧飾漁色縱慾的放蕩行徑。袁宏道在《敘陳正甫會心集》一文中，批評有些人「或為酒肉，或為聲伎，率心而行，無所忌憚，自以為絕望於世，故舉世非笑之不顧也」。其實，他們所批評的，也正是自己在現實中的行徑。比如，袁宏道就曾說：「弟世情覺冷，生平濃習，無過粉黛，亦稍輕減。」又說：「弟往時亦有青娥之癖，近年以來，稍稍勘破此機。」袁宏道所言，雖是帶有懺悔心情來說的，但也道出他以往的生活情趣。事實上，在晚明整個社會，可謂上恬下嬉，競尚浮華。文人流連風月，沉湎花柳，縱情聲色。要完全歸之於個性解放，似評價過高。

從晚明小品中，也可以看出晚明文人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在晚明許多文人筆下，人生的價值就在於追求物質和精神的享樂。傳統知識分子那種對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功業和道德理想的追求，已經不怎麼吸引人了，而許多人都把滿足個人生活慾望和精神需求作為人生的最高理想。在那個時代，人們所追求和欣賞的是如何及時行樂，傳統安貧樂道的清苦生活方式並不為人們所欣賞。從晚明大量的清言、清賞一類小品來看，當時文人對於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享樂的講究十分藝術化。不但生命的每個階段、每個季節、每天甚至每時每刻，都有一套周密和系統的享樂計劃。這個時代的文學，充滿著高雅情致的精神追求與感官慾念的物質追求相結合的享樂意識。在晚明小品文中，反映出當時文人相當矛盾的傾向。一方面，他們鼓吹清心去欲，絕塵去俗，追求長生。但另一方面，他們又追求物質享受，追求犬馬聲色之樂。可以說，縱情耽樂和清心寡欲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態度，矛盾統一地並存於晚明文人的生活和創作中。

晚明時期，文人對於人格方面的追求，也是相當有時代特點的。古代儒家傳統的理想人格以修身為本，文人應該通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修養，成為能夠安貧樂道、自強不息的真、善、美兼備的正人君子。但是，晚明一些文人既無兼濟天下之志，亦未必有獨善其身之意。他們最為欣賞的，並不是這種道德完善的君子人格，而是狂狷癖病的文人才子人格。晚明文人並不追求人格的完美，在他們看來，有弱點、有缺陷的個性，才是真正的優點。張大復有《病》一文說：「木之有癭，石之有鵒眼，皆病也。然是二物者，卒以此見貴於世。非世人之貴病也，病則奇，奇則至，至則傳。」「小病則小佳，大病則大佳」，「天下之病者少，而不病者多，多者吾不能與為友，將從其少者觀之」。有「病」，才有個性，有情趣，有鋒芒，有不同於世俗之處。這是晚明文人普遍的看法。袁宏道在《與潘景升》中說：「弟謂世人但有殊癖，終身不易，便是名士。如和靖之梅，元章之石，使有一物易其所好，便不成家。縱使易之，亦未必有補於品格也。」林和靖對於梅，米芾對於石，都有一種痴迷執著的愛戀之情，故成名士。因有「殊癖」，才有個性，有理想，有追求，有忘於一切的執著之情。當然，袁宏道所說的這種「癖」，指的是對於高雅事物的執著。但也有不少人，實際上倒多是對於聲色的「癖」。同樣，張岱也說：「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無癖」「無疵」之人，不可作為朋友交往，因為他們缺少「深情」「真氣」。晚明人推崇的是突出而又真實的個性，「癖」與「疵」，其實就是那種不受世俗影響，沒有世故之態的人格。人有「癖」有「疵」，才有執著的深情和真實的個性。

蚌病成珠，文人之「病」，則成為一種不同世俗的情致。晚明程羽文在《清閑供》的「刺約六」中，詳細論及文人的六種「病」，以及這些「病」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現。這六種「病」是癖、狂、懶、痴、拙、傲：

一曰癖。典衣沽酒，破產營書。吟發生歧，嘔心出血。神仙煙火，不斤斤鶴子梅妻；泉石膏肓，亦頗頗竹君石丈。病可原也。

二曰狂。道旁荷鍤，市上懸壺，烏帽泥塗，黃金糞壤，筆落而風雨驚，嘯長而天地窄。病可原也。

三曰懶。蓬頭對客，跣足為賓。坐四座而無言，睡三竿而未起。行或曳杖，居必閉門。病可原也。

四曰痴。春去詩惜，秋來賦悲。聞解佩而踟躊，聽墮釵而惝恍。粉殘脂剩，盡招青冢之魂；色艷香嬌，願結藍橋之眷。病可原也。

五曰拙。學拙妖嬈，才工軟款。志惟古對，意不俗諧。飢煮字而難糜，田耕硯而無稼。螢身脫腐，醯氣猶酸。病可原也。

六曰傲。高懸孺子半榻，獨卧元龍一樓。鬢雖垂青，眼多泛白。偏持腰骨相抗，不為麵皮作緣。病可原也。

他們不理生計，不修邊幅，傲對權貴，蔑視眾生，多愁善感，行為古怪。這些「病」，正是文人名士的個性和習氣。他們的感情與脾氣，他們的生活方式與處世方法，都與俗人俗事不同。不同於世人，故稱「病」。文人的生活情趣，都是由這種種「病」所生髮的。有了病，才有詩意，才有意趣，才有不同尋常之處。程羽文寫道，「病可原也」，豈止「可原」，更是可贊可嘆。這裡所寫，也正是對於種種「病」的讚歌。晚明文人的風習，固然很少「鄉愿」之風，但大多是玩世不恭、放達跌宕的。

袁宏道贈給張幼於一首詩，詩中有「譽起為顛狂」之語。大概張幼於對「顛狂」二字的評價不滿，袁宏道給他寫了一信，信中說，「顛狂」兩個字，是一種很高的讚詞：「夫『顛狂』二字，豈可輕易奉承人者。」他引經據典，說明「顛」與「狂」的價值：「狂為仲丘所思，狂無論矣。若顛在古人中，亦不易得，而求之釋，有普化焉……求之儒，有米顛焉。」實際上，孔子並不推崇「狂」，孔子在《論語·子路》中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狷」都違背了中庸之道，偏於一面，過於偏激。中郎借用孔子大旗來高度評價「顛狂」的品格，接著說：「不肖恨幼於不顛狂耳，若實顛狂，將北面而事之，豈直與幼於為友哉？」可見，「顛狂」不但是晚明文人喜歡的人品，也是他們推崇的理想。

自古以來，儒學所推崇的聖人人格與現實中文人的人格，完全是兩回事。文人人格通常受到批評。如曹丕《與吳質書》說：「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顏氏家訓·文章》中說：「自古文人多陷輕薄。」都是對文人才士人格的批評。自從宋代以後，尤其是程、朱理學之後，許多文人以儒學的聖人人格作為人生修養所追求的目標，力求獲得盡善盡美的人格。在明初，像宋濂與方孝孺這些儒家學者，就拒絕被人稱之為文人。但到了晚明，因為程、朱理學逐漸失去崇高地位，個性之風崛起，文人追求獨特個性的興趣，遠遠大於對規範性完美人格的興趣。因此，晚明文人更為欣賞的恰是有特點的文人人格，而不是完美的聖人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