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壓垮蘇聯的最後一根稻草竟然是低物價

提要：1990-1992年期間，著名學者金雁教授在東歐訪學，她用自己的親身感受記錄了大時代劇變下的東歐，並收錄在她的新書《東歐札記二種》中，讓我們從她的書中了解一下當時的蘇聯。

現在在蘇聯，普通老百姓議論得最多的並不是黨派、選舉、民族主義等政治問題，而是消費品供應與價格。

我11月間第一次到蘇聯時，老百姓對物價上漲早已嘖有煩言。在一家商場里，我聽到一位老太太大聲嚷道：「社會主義搞了70年，老百姓就沾了點物價便宜的光，現在又要漲價，叫人怎麼不氣大呢！」然而實際上，當時蘇聯的物價仍然便宜得近乎荒唐。在蘇聯的餐車上飽餐一頓只花一個多盧布，牛肉每公斤五盧布左右，200盧布可以買到一套毛料西裝或毛料大衣（當然不能是進口的），或買一套進口的中文標點本《二十四史》，從莫斯科到華沙的鐵路特快卧鋪票價僅30盧布（這段距離約相當於北京到上海還稍多），至於麵粉、香腸、雞蛋這些基本食品都是以戈比計價的，公交、地鐵也如此。這些價格就是從官方匯價來折算，以中國人的眼光來看，也不算貴。如果按實際匯價（按盧布折美元的市場匯價再折成美元換人民幣的市場匯價，當時一元人民幣約可摺合3.5盧布）折算，就是中國人也會覺得便宜得出奇。而在西方人看來，像那些基本食品就簡直等於白送了。至於那些傳統上被認為體現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房租、水電標準，即使按改革之前的中國人眼光看，也還要更「優越」一些。更不用說像公園、博物館之類完全免費的項目了。比起基本上已闖過物價自由化這一大關的波蘭來，後者的物價要高出幾十乃至上百倍。因此在東歐的中國人都常說：同樣的錢，在蘇聯可買一套高級套服，在波蘭可吃一碗面，在德國可喝一杯水，在法國不夠一張手紙錢。這話固然有些戲謔味道，但不全是開玩笑。我11月間第一次去蘇聯，在莫斯科待了一周，其生活水準按我在國內的標準來說可算是大大地「揮霍」了一通，還買回不少書籍、日用品和禮品，而花費連車票在內總共才40美元（兌換成800多盧布）！要在西歐，這些錢也就只夠上一趟館子吧。

然而，這種低物價是以國家沉重的財政負擔、企業和整個經濟生活的惰性、效率與效益的低下以及因而形成的供應緊張為代價的，由此造成了許多荒誕的現象。蘇聯人自己就常說：蘇聯的東西不值錢，但最不值錢的是時間。的確如此。莫斯科到華沙的車票票價也就值多半盒中國產蜂王漿的錢，可是要買到一張車票，必須花整整一天的時間，效率是一小時買一張（這還算好的，到了1992年據說蘇波車票都已把持在「票倒爺」手裡，如果到售票窗前去「傻」等，排十天也未必能買到）。國營店的雞蛋便宜得幾乎等於白送，但是要買到定額的十個雞蛋，必須排隊四五個小時。蘇聯的「排隊文化」在世界上早已享有盛名，那種耐心、秩序與良好的公共道德，令人不能不折服。據說曾有一中國訪問者問蘇聯人「夾塞」一詞俄語怎麼說，對方怎麼也不明白夾塞為何事，等到解釋半天總算明白之後，便答以一個俄語單詞，原來卻是「流氓」！的確，在蘇聯我從未看到過排隊中出現國內習以為常的那種擠軋、夾塞插隊或熟人在眾目睽睽之下強行先購等現象。然而「排隊文化」無論具有多高的道德水平，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正如蘇聯人自己在報刊上說的：如果把排隊的時間轉化成有效勞動，生產更多的商品，市場上還能有匱乏嗎？竟然做不到這一點，怎能說這種體制是正常的？如果把排隊損失的工時折算為價值，蘇聯的物價還能說是便宜的嗎？

因此，物價非改不行。無論誰掌權，這一關是必須要過的。而且早過比遲過有利，否則積重難返，風險更大。這個道理，蘇聯領導人非常清楚，然而卻一直下不了這個決心。因為阻力太大：物價問題是如此敏感，稍不留意就會釀成大亂。當年波蘭就是因提物價而觸發工潮並最終導致統一工人黨政權垮台的。這一前車之鑒，使戈爾巴喬夫如履薄冰、進退兩難。尤其是在「政治改革」先行、「民主化」水平已相當高的情況下，人民的不滿很容易直接轉化為政治風波，使得威信已經很低的現政府難以對付。因此，政府雖然明白物價改革越拖下去越被動，卻不能不因越被動而越要拖下去。一年多來，雖然一次次地發狠、一次次地制訂方案、發表言論，但實際上做到的卻都是些揚湯止沸、剜肉補瘡之舉。就在我兩次赴蘇之間的很短時期內，蘇聯就連續出台了幾種臨時措施：

最初是規定主要商品必須憑莫斯科居住證購買，以限制外地人乃至外國人的購買力。

此招不行，就實行商品定時投放制度。就是每種商品每天只在一定的時間內供應。然而，這種辦法雖然在形式上縮短了排隊的長度（供應時間短，排長隊便失去了意義），卻不能減少反而只能增加排隊者浪費的時間（因為沒有買上的人第二天只能來得更早，以碰運氣）。

又不行，就採取分地區、分行業對口供應的辦法。例如，今天該店的商品只銷售給殘疾人，明天只銷售給本地區的紡織廠職工，等等。

仍不行，就從12月起又實行了收入比例供給制。例如，一家人收入工資總額400盧布，就發給一張供給卡，只能購買250盧布的東西。買貨時除付錢外還要遞上供給卡，花掉多少，就從供給額中扣除，等等。這實際上是強迫居民把一定比例的收入儲蓄起來以減少當前的市場壓力。然而這隻能使未來的市場壓力變得更大，一旦發生信用崩潰、擠兌風潮，那後果是非常嚴重的。

最後，在我第二次赴蘇歸來不久，蘇聯又於1991年1月25日通過莫斯科銀行突然通知50盧布與100盧布兩種面額的紙幣作廢，並限定在三天內兌換完畢，而且兌換隻限國內，蘇聯銀行的國外機構不予辦理。而蘇聯海關又明文規定不允許境外盧布帶入。這一手的目的很明顯，就是要把蘇聯國外的盧布持有者玩一傢伙，消除其大部分的購買力，以減輕市場壓力。此舉在波蘭反應強烈，因為波蘭及其他東歐國家持有盧布者很多：由於蘇聯東西便宜，又有互免簽證之便，東歐人經常兌換有不少盧布以便跑到蘇聯去買東西。蘇聯的這一手等於是對他們實行剝奪，使他們極為痛恨（我手中有一張在蘇聯未用完的50盧布票子，也成了廢紙，而在東歐的中國人中比我損失大的自然大有人在）。我理解蘇聯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這不但對蘇聯銀行在國外的信用、而且對蘇聯這個國家的形象都有損害。然而，這又能為蘇聯的市場爭取多少苟延時間呢？

在同一天，蘇聯銀行還規定從銀行提款的數額不得超過500盧布。這顯然是為了防止信用崩潰後「籠中虎」撲向市場。

然而誰都知道，像這類臨時措施的效果是維持不了多久的，很快就會有黔驢技窮的時候。到那時又該怎麼辦？而且，如果物價改革都這麼困難的話，那麼風險更大的所有制「改革」前途又將如何？

目睹蘇聯今日的困境，我們在蘇聯的幾位中國人交談時都感到，我國這十多年來先從經濟改革入手而後延及於政治的做法，比蘇聯那種政治「改革」先行的辦法要來得妥當。蘇聯現在有不少人很羨慕我們有個令行禁止的政治權威來推行經濟改革，但也有許多蘇聯人認為：目前蘇聯經濟改革的難產，恰恰是因為政府不是民選的，民意基礎脆弱，因而特別害怕風險。

延伸閱讀「曲折的歷程系列」——俄羅斯經濟問題專家陸南泉教授新作

自1989年秋柏林牆倒塌至今，彈指之間，蘇東國家向市場經濟轉型已過去25年。期間，國內外學術界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和實踐視角對轉型經濟進行了深入的跟蹤研究，有關研究成果已相當豐富。這四本書力圖在這一基礎上，對原有的成果進行補充，使研究不斷深化。

《曲折的歷程：俄羅斯經濟卷》

《曲折的歷程：中亞卷》

《曲折的歷程：俄羅斯政治卷》

《曲折的歷程：中東歐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