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戰爭——沉入「救國」噩夢

我們設想一下：若中國並未「醒來」，仍靜靜躺在過去，被某個列強征服或者數個列強瓜分，這裡的人民當有何感受？

換一個統治者，換一個朝代，繼續面朝黃土，祖祖輩輩耕耘不輟。中國歷史上並不缺乏異族統治，和遍地白骨的古代亂事相比，洋人們會帶來近代文明的成果：新的法律、新的秩序、新的知識和技術、新的倫理、商業繁榮……農民們也許會對洋人感恩戴德，因為他們將發現洋人的統治超過祖輩流傳下的任何一個美好傳說。就象印度人安心在女王頭像下平靜度日一般。或者象南美印第安人一樣，以漠不相干的冷眼看著印加皇朝被西班牙人搗毀，而毫無憐惜之情。

但中國不是印度，這裡有強大的世界中心觀念，儒家倫理是整個世界的策源，擁有無上的文化優越感，以及頑固的大一統意識。當然這些都是屬於士紳階層的東西，前面所述的那種景象——老百姓幸災樂禍地看著皇家被洋人攆得雞飛狗跳——在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攻破北京後，曾經兩次出現。而農民們對皇權的恐懼和蔑視，因為困苦、目不識丁和別無生計，並不能催生出覺醒的力量。中國人的勤勞和隱忍舉世罕見亦舉世聞名，用傳教士的話說：「這裡的人民對苦難擁有不可思議的忍受能力。」

所謂「覺醒」，僅屬於士紳階層中的一部分人。它意味著要拋棄歷史上沉積多年的一切優越感，從一個懵懂幼童做起，重新開啟一段新文明。進入20世紀，無論是老大帝國還是少年中國，都明白在不久的將來要面臨兩場無法迴避的全面戰爭：中俄、中日之戰。老大帝國已無暇顧及，他正計算著自己的日子，求生不得又不願死去，未來的禍亂，悉數要由少年中國來承擔。覬覦祖產的外人正一天天變得強大而貪婪，重擔已經壓斷了父親老邁的脊樑，還將壓垮他孱弱的肩膀。這位謀求弒父的少年明白：父親不會給他留下任何財富，除了一屁股的爛帳。

（長沙時務學堂彙集了「少年中國」的英萃們，他們雖然生氣勃勃，但人數實在太少了。）

日俄戰爭就象兩位已經明目張胆要霸佔祖產的外人，在這對孤苦父子敞開的庭院里大打出手。必須要吞下這兩碗毒藥中的任何一碗，或者兩碗一同吞下。我們把鏡頭倒回到1897年，在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梁啟超簡樸的宿舍內，一小群懷揣「少年中國夢」的人們正在憂心忡忡：民權不張，四百兆為奴種何去何從？既看不到流血破壞後再重建的可能，也看不到穩步改良的希望。外敵正在步步逼近，只有成功地建立起一個「群治」政府，才有可能挽回滅頂的國運。有一個叫熊希齡的人，說出了各人都打算一輩子爛在肚子里不敢聲張的共識：「列強未必與萬民為敵，而專制則恆以奴種待之，非瓜分不足以興民權。」

在保全國權的前提下瓦解專制，建立一個由自強國民構成的公民社會，這是少年中國無法挑起的重擔，但這重擔無法逃避地必須壓到他肩上，他會因不堪重負而長成畸形，最後悲慘地死去，下場也許比被弒的父親還要悲涼。

巨熊的擴張

自彼得大帝以來，俄國已不停地擴張二百多年，擴張似乎成了這個民族血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個感情豐富、性行粗獷直率、充滿藝術細胞的民族，何以同時又擁有高超的政治詐術和旺盛的霸佔慾望？很多民族身上同時具有截然相反的兩種形象：淳樸、無猜的草原民族隨風化作殺人不眨眼的洪水猛獸；隱忍、馴良的中國人，會變幻出地獄惡鬼般的猙獰面目。

民族特性似乎是一種庸俗的論調，人類的複雜性不該歸結於某些簡單原因。將俄國人的霸佔本能，與常年的專制政體掛鉤，也許是一種更合乎邏輯的解釋。這個國家的歷史表現出一條反人類潮流的軌跡：試圖改良專制結構的努力反而使它陷入疲弱；而強化專制，則使它獲得「強盛」。至少表面上看起來如此。

（為了學習歐洲，彼德以皇帝之尊親自到歐洲造船廠當學徒）

我們並不能因此下結論稱俄羅斯人具有天生的專制本性和專制才能，這個帝國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它崛起的獨特時間段，外加無數巧合，導致了這段歷史。它沒有古老民族那種歷史遺留包袱：過度的文化優越感；統治者願意學習歐洲，引進技術、資金，建立工業體系較為便利；相對歐洲落後的工業使它只能靠一些初加工產品和農產品，作為列強份額之外的補充在全球市場立足，這反倒使它逃過了資本主義前期一次又一次慘痛的經濟危機，從而躲過在國內引發政治危機的可能。彼得的銳意改革給這個國家帶來了近代技術和海陸軍體系，迅速建立起對周邊大大小小的東方王朝的武力優勢。數百俄軍就足以搗毀一個亞洲腹地的小王朝，這些小王朝的臣民們以幸災樂禍的心態看著舊主子倒台，迅速投向俄國人的懷抱。對老百姓來說，俄國人的統治要比他們的舊主子強許多？擴張征服事業非常順利，專制與擴張相互強化，互為因果，亞洲腹地人民的紛紛歸順，使軍政精英們更加堅信擴張事業的正義性。到了19世紀後期，對外，俄羅斯的國界線同時壓制到奧斯曼土耳其、波斯、清國三大傳統東方王朝的邊緣；對內，俄國建立起一套完備的專制秩序：除了我們熟知的傳統專制國家機器之外，還有在新時代大獲成功的書刊審查制度、秘密警察制度、告密獎勵制度。它甚至非常「前瞻性」地發現：在本國內部製造一小群全民公敵（比如猶太人）作為社會憤怒情緒的傾瀉對象，真乃絕妙之極……沙皇俄國為後來的布爾什維克政權留下了大量可以照抄並「發揚光大」的政治遺產，它是工業化時代各種專制政體的祖師爺。

當歐洲文明步入近代，從歐、亞兩大古文明的邊緣地帶興起一個混合式的王朝，頗符合中國人「天命」觀。當「天命」之輪轉動時，它的名字叫做俄羅斯。

俄國人關於「黃禍」的記憶並不遙遠，也比任何一個受害民族都更深刻，這也許就是他們能從那一帶諸多受害民族中崛起的原因。黃種人在各類民間故事中是一場噩夢，在19世紀後期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推波助瀾下，已經對黃種人形成徹底壓制態勢，趾高氣昂的俄羅斯軍政精英們，對在東方的擴張事業究竟持何種心態？我們將透過西伯利亞鐵路一究端倪。

這條鐵路從莫斯科橫跨歐亞大陸直達海參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俄語意為「征服東方」），它對俄羅斯的非凡戰略意義無庸贅述。1890年，這條鐵路開始修築，除了財政原因之外，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國家安全——必須確保這條大動脈免受敵國襲擾。我們看到，在這條鐵路的西段，留有大片的戰略縱深，使它處於俄國勢力的嚴密保護之下。

但這條鐵路的東段，緊緊地壓迫著俄、清兩國的邊界，幾乎不留任何戰略縱深來保護其安全。我想，至此讀者諸君已經明白了許多真相。

甲午戰敗，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落得渾身罵名。和《馬關條約》相比，他在次年簽訂的《中俄密約》才真正值得一罵。早在1858年英國人就警告過：清國唯有實行門戶開放（全境對外商開放）和利益均沾（普遍最惠國待遇），讓中國市場與全球市場實現完全對接，清國才有可能保全國權。而中國的統治者們聽不懂自由貿易的語言，試圖玩弄以夷制夷的愚蠢權術。中國在清代曾經有過很多次加入到全球市場和自由貿易體系中來的機會，但一次次地熟視無睹，那些錯過的機會抓住一次都將催生出巨大的變革力量，徹底改寫中國歷史。當然，我們不能責怪一個睡夢中的人不行動，但當他醒來時，世界格局已經大變，他再想行動的時候已經無力回天。

《中俄密約》為了結成對日本的防禦同盟，將旅順、大連租讓給俄國，為期99年。並允許俄國在滿洲修建兩條「丁」字形鐵路，將海參崴、旅大、滿洲里連接起來。路權歸俄國所有，至此，俄國獲得了夢寐以求的遠東不凍港。

日式資本主義和軍國主義

日本被叩開國門比中國晚了十幾年，但它迅速接受了門戶開放政策，比中國早了30多年。社會精英們飛速意識到：在所謂「不平等條約」中，日本才是獲得更大利益的一方。和中國的士紳階層不同，日本的武士階層不僅作為知識精英存在，同時肩負著靠自身的武藝和武器保鄉安民的職責，這種社會角色令日本的精英階層在精神識度上與中國士紳存在明顯不同。他們與農民之間有著更深的情感和文化紐帶。最顯著的表現是王陽明學說在中國被禁絕，卻日本得到保全和大發展。該學派是用儒家辭彙庫打造的一種反儒教思潮，是中國思想界兩千年來最生氣勃勃的成就，因清軍入關而斷絕。它將知識精英效忠的對象由君主轉向蒼生，王陽明和他的後繼者們，抹去了「忠君」和「愛國愛民」這兩個概念之間的等號。日本精英階層的見識遠非中國士大夫所能比，和大陸上的中國不同，島國人們明白：海上強者需要何種素質？

（這些人實際上已經不是傳統的武士，而是號稱「武士道精神」繼承者的職業冒險家——浪人）

導致日本變法成功的原因十分複雜，足夠寫一部洋洋洒洒的專著，我們不再敘述。無論如何，門戶開放政策居於最關鍵位置，它深刻地改變著這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倫理規範。值得讚賞的不僅是日本，還有美國堅持不懈的努力。變法使日本取得了令同時期中國無法望其項背的成就。這個國家隨後創造出了歐美所不能的獨創之物，它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模仿和追隨者。

不凡之處有二：一在其國民教育。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基礎教育系統以不可思議的進度普及，識字率迅速提升教英、美絲毫不差。維新後不到二十年，日本全國建立了5萬多所小學，全民接受普及教育，文盲已基本被掃絕。二在其發明的「日式資本主義」，將企業制度與陽明學說中的人情文化和社會責任結合起來，日本擁有一套富有東方色彩的企業文化，早期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中，沒有出現早期資本主義普遍存在的那種血汗工廠。僱員進入某一企業彷彿進入一個大家庭，幾乎意味著一生的衣食歸宿。在日本，資本並非純粹地逐利，獨特的東方文化賦予了它逐利本能之外更高的責任，首先是對員工的，其次是對社會的。在歐美，那是近百年後才出現的景象。

上層願意放棄既得利益，下層不過分索求，這場自上而下的變革在其早期堪稱人類典範。沒有太多政治和經濟糾紛，使日本朝著一個近代民族國家迅速邁進，社會的空前團結會令任何一國的外國人都稱羨不已。但不久這個國家就脫離明治維新時期的文治理想而走上軍國主義之路。清國的羸弱不堪一擊，為軍國主義擴張提供著源源不斷的勝利，使其火焰越來越高。

儘管日本的國民教育成果令人稱讚，但無論如何要建立美國那樣的高等教育體系遠非二、三十年之功。當絕大部分日本國民擺脫文盲時，正值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泛濫。受過基本教育的日本人能讀懂這些庸俗政治學中的進化論、優勝劣汰、弱肉強食法則、種族貴賤等級和種族最終決戰等荒謬理論，卻難以對這些理論做出甄別思辨。一時間，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種族主義論調風靡日本。在種族主義論調者眼中，俄國勢力咄咄逼人的迫近就是未來種族決戰的預兆和鐵證；而在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眼中，清國因腐朽而任人宰割，是野蠻低劣者理所當然的命運。

明治維新早期的文治精神，被這種來自中下層的普遍庸俗論調拖拽著改變方向。軍國主義擴張給亞洲帶來傷害的同時也給日本帶來巨大傷害。一個最直接的例子：直到二戰結束，日本國內的教育水平甚至比甲午戰爭前還低。僅受過中、小學教育的所謂「少壯派」，拖拽著這個國家在擴張的道路上步步向前，中國的疲敝令他們數十年來所向披靡，更加強化了擴張慾望。直到幻想中的「種族最終決戰」終於被打響，日本向被一度奉為恩師的美國發起挑戰並敗北為止。

聯合艦隊司令東鄉平八郎的人生軌跡，可以理出日本歷史的縮影。1894年，36歲的東鄉平八郎私自行動，擊沉了懸掛英國國旗的清軍運兵船「高升號」，直接導致清、日兩國無可挽回地相互宣戰，使先前一直試圖挽救戰爭的元老派們無路可退。等到他功成名就，熬成一名元老派，想要竭力遏制少壯派們的擴張衝動，把國家從軍國主義泥潭中拉回時。他發現自己根本無能為力，只能被新一代以自己為榜樣的、比自己當年更加頭腦發熱的少壯派們，拖入無休無止的戰爭中。

莫理循

1900年，俄國藉口義和團之亂，在黑龍江以北製造慘案，將江北華人摧入黑龍江，近萬婦孺溺亡。這便是著名的「江東六十四屯慘案」和「海蘭泡慘案」。隨即又以保護鐵路為由，大軍開進南滿，瞬間俄軍在東三省雲集達十數萬之眾。

隨後，俄國首先向西逃陝西的老佛爺搖動橄欖枝，願意在八國聯軍會議上保全她的統治，換取俄軍常駐東三省。南方各省脫離清廷「互保」，八國聯軍逼近山西，立憲派在長江流域發動革命，成立「國會」揚言接管中國最高權力。各方都在猶豫不決，是否容許清政府繼續存在。老佛爺喪家犬般逃入西安，全中國幾乎都已經脫離了她的控制，只要能重回北京，她連東三省老家都可以不要。於是又一份中俄密約被炮製出來，俄國人準備將東三省合併為一個俄屬的「關東省」，由俄國派總督接管。這個計劃先要從奉天（遼寧）開始，於是哥薩克包圍了瀋陽的奉天將軍衙門，俘虜了一眾清廷官員，並逼迫奉天將軍曾祺簽訂了一份《奉天交地暫且章程》：規定俄軍常駐瀋陽，解散奉天境內所有清軍，由俄國派專員統領奉天將軍衙門事務。

曾祺只有採取不停地答應、反悔、答應、反悔來拖延時間，終於把這份《章程》交到了議和大臣李鴻章手上。此時李鴻章剛與各國代表簽訂了著名的《辛丑條約》，在美國倡導下，中國避免了被瓜分的命運，條約規定：中國實行「門戶開放」政策；賠償白銀4億5千萬兩；各國須保全中國領土及行政權力完整，各國從中國撤軍。

俄國剛剛簽署的《辛丑條約》，馬上又翻臉不認賬。當初李鴻章引狼入室時曾拿著密約得意洋洋向黃遵憲顯擺：「如此至少可保二十年無事。」這過得一天算一天的日子遠非李鴻章一人之過，問題是眼下已經到了這一步，打不過、攆不走、條約又簽不得，該如何是好？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從李鴻章處刺探得這份《交地章程》，馬上發表，國際輿論一片嘩然。列強甚至威脅要出兵干涉，1902年，俄國只好和清廷簽訂了一份《交收東三省條約》，這份條約里規定俄軍全部撤出東三省，俄國在東三省修建和蒙古修建的鐵路由清政府花錢贖回。

（莫理循對中國的愛超過絕大多數中國人，他在1912-1920年受聘為總統顧問，1915年，他故伎重施，將袁世凱與日本的《二十一條密約》盜出並曝光。）

這下籤了個清爽條約，本以為可以鬆口氣，可是俄軍卻遲遲賴著不走，他們和慈禧之間有見不得人的秘密協定，東三省已經吞進肚裡，豈肯善罷甘休？記者沈藎因將此秘密勾當抖露到外國報紙上，而被杖斃。1903年，沙皇又拋出一份「七條建議」，雖然不再要求派遣總督接管東三省，但俄軍不撤，除俄國外任何外國勢力不得進入滿洲。清廷的談判大臣王文韶再次效仿已故的李鴻章，求助英國記者莫理循。「七條建議」一被公開，國際社會又是一片大嘩，俄國人破壞門戶開放政策，獨吞滿洲，再縱容下去，遲早有一日「黃俄羅斯」終將變成現實。英、美兩國立主武力干預，但他們的盟友並不多，當時俄國號稱僅次於英國的世界第二強國，想說服國會派兵遠赴亞洲與俄國開戰，希望微茫。此時莫理循在《泰晤士報》上接連發表策略：由英美、兩國銀行提供資金支持，日本出兵與俄國交戰。戰後保全中國領土及行政權力完整。如果清廷同意，則日本獲勝後，將拳亂前《中俄密約》中俄國獲得的路權（15年）和旅順、大連租地權（99年）轉讓給日本。除此「特殊利益」之外，滿洲一如中國全境，實行門戶開放。

對清廷來說，這是唯一的選擇。1904年2月5日，日本以「保全中國國權完整」為由，對俄宣戰，被英國成為「莫理循戰爭」的日俄之戰打響。

日俄交戰，清廷旁觀

清廷宣布「局外中立」，規定中國人民不得充當兩軍僱傭兵和間諜，中國民船不得為兩軍運送人員、物資，並劃定遼河以東為為兩國交戰區。但清廷暗地裡支持日本，因為如果日本獲勝，雖說是換了一匹狼，局面仍能回到拳亂前的大致狀況，甚至還會因門戶開放政策而有所緩解；若俄國獲勝，則東三省必然不保。

中國政府並沒有給日本提供太大幫助，只是派了一批諜報人員為日軍服務，因為日本間諜中東北話流利者不多，容易露馬腳，他們需要中國間諜。老百姓記恨老毛子製造「海蘭泡慘案」，也在暗助日本。俄軍僱傭的華人夫役，有將近三分之一在自覺地為日軍提供情報。

兩軍各有優勢，俄軍在兵力、財力、物力佔優，又佔據地利。但日軍在管理、組織模式、士氣、操作武器水平、現代戰術理念方面領先。雙方的指揮官，俄軍司令克婁泡特金是位足智多謀之輩，卻缺乏一名司令官所需的嚴毅品質使戰術得到堅決貫徹，他制定了很多出色的作戰計劃卻又朝三暮四，沒有一套被貫徹到底。而日軍司令東鄉平八郎則是個膽大妄為的冒險家，打定主意後絕無半分猶豫。俄國國內仍對日本充滿了不屑，他們在亞洲橫行近三百年未遇對手，對亞洲人的輕蔑態度不僅導致輕敵，還大大強化了對手的敵愾之心。俄國輿論熱衷於討論如何在滿洲戰場獲勝後進攻日本本土，甚至連佔領日本本土後如何處置這個敢於向自己挑戰的亞洲小國，都已經盤算得天花亂墜。日本國內則以存亡之戰視之。

我們透過一個小故事來看看俄軍的風氣。

吳佩孚原本是個秀才，清末，從軍成了一條更有前途的出路，於是他考入北洋武備學堂，學習測繪。1904年，這位後來的北洋大帥，被袁世凱秘密派遣為日軍刺探情報。

某次，他提著一箱子情報和圖紙，在火車站被俄軍抓獲，面對俄軍的審訊，他自稱是中國武備學堂的准上尉士官，自費前來考察觀摩這場戰爭。當然，俄國人不會相信，便將這個間諜判了死刑。此時俄軍司令部忽然來電，要提審這個間諜，於是兩名哥薩克奉命押解吳佩孚乘火車前往司令部。臨行時，俄軍軍官按上尉軍銜標準，給了他二十盧布作為路上花差，以示對軍官的尊重。

吳佩孚在火車站花10盧布買了上好煙草，一路上自己不抽也不分給兩位哥薩克。車到半路，吳佩孚說自己要上廁所，按規定應該由一人押著去，但兩名哥薩克正打算趁他上廁所之機偷他的煙抽。於是吳佩孚獨自去車廂接頭處，他遠遠看見哥薩克正在座位上大過煙癮，便輕鬆從廁所窗戶跳車逃逸。

（北洋大帥吳佩孚登上《時代》封面）

戰事對俄國越來越不利，遠東艦隊覆沒，俄軍不得不調波羅的海艦隊，繞地球大半圈，行程2萬多公里前來遠東助戰。等他們來到遠東時，旅順、瀋陽已經被日軍攻佔。這支艦隊一共38艘鐵甲艦和8艘補給艦，實力遠在當年北洋水師之上。但日軍發明了一種從日本傳統劍道中演化出來的捨身搏命攻擊戰術。這種戰術簡言之就是在正面防護不如對手的情況，把艦隊迅速開到近距離與對手側面相對。這樣一來，雙方都喪失了防護，比拼的是誰能在短時間內迅速擊中對方要害，在這方面，日本士兵的素質遠在俄軍士兵之上。

日軍曾用此戰術在黃海重創了北洋水師，俄國人從來沒有見識、料想過這種戰術。耗時大半年，不遠數萬里終於來到遠東的俄軍艦隊，拖著一身疲憊還來不及休整，便在對馬海戰中，一晝夜間幾乎被全殲。俄艦沉沒22艘，投降9艘，而日艦僅有3艘魚雷艦沉沒。此役後，俄國再也不願打下去，雙方謀求和談。並於1905年8月在英國簽署了《朴茨茅斯條約》，戰爭結束。

對馬海戰後，東鄉平八郎成了全球家喻戶曉的人物，日軍激進的捨身攻擊戰術在後來的二戰中演變得越發五花八門，並給美軍帶來重創。但美國依賴更勝一籌的軍事管理制度和更現代化的戰術，熬過了一次次地捨身攻擊。軍國主義日本這頭橫衝直撞的猛獸，終於撞上了它撞不動的高山。

（晚年的東鄉平八郎非但沒有功成名就後的志得意滿、遷尊降貴之色，反倒是憂心忡忡）

戰爭的影響

日俄戰爭使中國未來的國運已經完全明了：中日全面戰爭已經是一場日益迫近的空前危機。只有加緊國內變革的步伐，才可能為備戰贏得時間。但大清仍行行遲遲，變法的承諾敷衍了事。心急如焚的有識之士們紛紛投入革命黨陣營，革命成了無需論證的、天生正義的「救國之路」。50年後，中國付出慘痛代價，終於藉助國際戰爭形勢之機，打贏了這場戰爭。而另一場無法逃避的戰事——中俄全面戰爭——卻以遠遠超出梁啟超那一代人想像的匪夷所思面目接踵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