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了那些學校，孩子再也沒回來 | 人間
48小時後，他們在殯儀館看到了兒子的滿身傷痕。「全部都爛掉了，全身上下全部都是青的。前胸後背，胯，胳膊，頭上，腳，小腿……全都是傷。」
2017年11月，我再次來到濟南，「山東科技防衛專修學院」的舊址。
一年前我來到這裡的時候，操場上還有一百來個學生，穿著迷彩服。男生們打籃球，女生跳皮筋，到處都是一片歡聲笑語。僅僅一年多時間，操場上只剩一大片蘆葦隨著風搖擺，晃得人失神。偌大的地方，如今只有一個22歲的娃娃臉男兵看守著——這塊地是部隊的軍產，在我來的一個月前，部隊要求原來租用這裡的「山東科技防衛專修學院」騰退。
學校搬走，招牌取下，一片狼藉。我從一樓走到六樓，每層過道的盡頭是一個「靜」字，每個房間我都進去看了看，覺得這裡更像是一家廢棄的醫院：學生宿舍的牆是慘白色，一個房間外寫著「處置室」，床前還有呼喚鈴。
可曾住在這裡的，卻不能算是病人。
離開這裡之後，我又到大連、南昌、合肥、濟南，走訪幾個曾經成為新聞焦點的「戒網癮學校」，「正能教育」緊閉的大門外有一群小雞在搶食；「豫章書院」操場上有一個慈眉善目的孔子像，還有家長義憤填膺，「拍拍拍，都拍沒了你們還想怎樣？」
了解得多了，也並沒有讓我的困惑減少一點。從2016年10月我採訪了弒母的16歲女孩陳欣然之後，我就感受到了一種無法言說的荒誕：父母出於愛孩子的心態哄騙著孩子，將他們強行送進了這些學校，但孩子們在這些地方的遭遇，卻反過來成為他們認為父母不愛自己的證據。
這些學校，成為了孩子和父母之間最大的裂痕。
1
「我對你們沒有多少恨意，也不會像山東那個女孩（陳欣然）一樣殺母。我理解她那種感覺。不瞞你們，我也在剛去時一度有過。」
「昨天前天，我始終被噩夢攪的不得安寧。夢見我被抓的過程中失手殺掉了你們與抓我的人。」
「手銬越來越緊最後以至於長在了肉里……」
「還是那句話，我人出來了。可我的心死在了那裡。」
這是16歲的小勇從豫章書院回家一個月後，對父母說的話。具體地說，他的心死在——2016年6月23日。
那天，他跟著母親從大連到江西旅遊。母子二人先去廬山玩了一天，第二天就有人來接，「因為我對我媽很信任，沒想到會是什麼情況」。
接他們的車開到了一個紅色大門，有黑色的字：豫章書院。小勇參觀了15分鐘，便和母親走散了。他覺得不太對勁，想撥110，但又想，「萬一真是個景點，誤會了怎麼辦？」
沒想到，落單的小勇馬上就被七八個大人夾著，推進了一間屋子——後來他才知道，這就是學生們口中的「小黑屋」。
他的第一反應是「傳銷」，還擔心母親也有危險，剛拿出手機想報警，手機就被打到地上，他大喊「我要找我媽」，幾個大人說，「就是你媽把你送這兒來的」。小勇問，「你們這麼做合法嗎？」又有人說，「我們有合同」。
小勇不信，和這幾個人起了衝突，「反身用胳膊肘把一個教官的鼻子打出血了」。然後，這幾個大人給小勇上了手銬，背銬，他沒法動彈了。
恐懼中的小勇突然大小便失禁，「背銬著，我自己沒法動，他們就帶我去廁所清理，把我衣服脫下來，那衣服沒法穿了，扔掉了。衣服褲子，全扔掉了，光著身子給我沖。然後給我光著身子帶回（「小黑屋」）去的。」
「小黑屋」里什麼都沒有——不，準確地說，還有一個尿盆，一個床墊，一個壞了的空調。屋子太空了，小勇在第一時間就注意到，牆面上有兩個通氣孔，「就比農夫山泉的瓶蓋稍微大一些，因為有光，從那裡透進來」。太臭了，小勇用潮濕的床墊擋住了尿盆，直接睡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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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我在這個被校長任偉強稱之為「靜心室」的「小黑屋」里仔細觀察：表面上看上去，屋子似乎並沒那麼恐怖——牆被新刷成了藍色，「原來是白色，學生在上面塗抹得亂七八糟」；白色地磚的部分新裝了便池；有空調、有燈、有竹墊、有蒲團。我問校長，「如果你被關在裡面會覺得害怕嗎」，他笑了，說，「我現在寧願有一個這樣的空間，我自己靜靜」。
可小勇說，「小黑屋」原來並不是我看到的那樣：「燈是壞的，整個屋子是黑的」，只有到了飯點，才有人進來給他送飯。他在裡面嚎啕大哭著度過了前兩天，「哭著哭著眼淚哭幹了，就沒那麼難過了」。大約到了第四天，尿盆滿了，有人帶他出去倒，這是他唯一一次走出去。
早餐發雞蛋，他開始對著雞蛋說話。他不知道自己要被關多久，沒法刷牙，不能洗澡，只能用他們發的飲用水，倒一點出來洗臉。
大概一周（多）後，有人開門，小勇被帶出屋子，「只要能從那裡出來，怎麼都好」，然後，有人帶他領了「院服」和東西。
又過了一周，父親來南昌出差，見了小勇一面。他期待父親能帶他走——「不是希望，是完全盼望，強烈的渴望」——他近乎語無倫次地向父親講，自己被手銬銬著、被關在「小黑屋」、以及一切噩夢般的經歷。
小勇以為父親會帶他走，然而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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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書院的老師經常給小勇的母親發一些小視頻，穿著院服的小勇在晨讀，在練毛筆字。
視頻里乖巧的兒子讓母親覺得心安，本來在做出把小勇送進這裡的決定前，他的母親曾焦灼了好一陣子：「孩子這個樣子，我得救他。他不上學，（只）上網，是不是這輩子就完了？」
其實在小勇沉溺於「網癮」之前，是個不錯的學生，「他特別熱心，是他們班的組織委員」。
2014年，小勇生了場病，發燒持續了一個月，在家休息了三個月。再返回課堂時，小勇明顯感覺學習跟不上，想休學。母親支持，父親反對，家裡衝突逐漸頻繁。
最後小勇還是休學了，只是狀態越來越差，「到北京的醫院去檢查，抑鬱症」。治療過程中，他曾回到過幾次學校，最長的一次堅持了半個多學期。
身體的不適接二連三，小勇最終無法正常上學，便開始在家玩遊戲，「一天十個小時吧」。母親知道兒子心裡不痛快，「他那段時間哪兒都不去，也不出門和朋友交往，就一個人在家裡。」
「我要救他。」抱著這樣的想法，小勇的母親聯繫上了「豫章書院」。當時另外一個把孩子送進去的大連老鄉告訴她，「那地方至少能正常作息，孩子能學點文化課。」
2016年6月23日，小勇母親邁出書院的那一刻，「淚流滿面，真的，我也不知道這一步走得是對還是錯」。
2
「父母沒有告訴我什麼時候能離開，當時心裡很絕望。」
在書院里，小勇每次當著教官的面，接父母的電話時，都只能按著「免提」，違心地說自己過得還不錯——其實心裡每一分每一秒都只想著怎麼儘快離開。
2016年8月8日，小勇看到了桌上放的洗衣液，「就是突然決定，要喝點兒」。他喝了兩大口下去，「我希望能引起他們關注，但是如果毒性真的很大，過去了，那就過去了。」
小勇被送去醫院洗胃——「書院」處理這種事情已經駕輕就熟：「小黑屋」里的餐具都是勺子，沒有任何尖銳物品；學生的用品統一存放，還時不時會有「內務」檢查。「山長」（古代書院對領導者的稱呼）吳軍豹事後與人用微信交流時稱，他認為小勇「根本沒喝，查來查去，只是他咬袋子的時候口裡沾到了。醫生洗了半天，洗不出一點有泡沫成分的東西」——然後，學生們的洗衣液全部被換成洗衣粉。
△豫章書院山長吳軍豹和其他網友溝通小勇喝洗衣液的事情 作者供圖
小勇說，「因為這件事，我又被他們鄙視了很久」。
事後，小勇給父母打電話「報平安」，「當著教官的面，說誤喝了，已經沒事了」。母親也仍然相信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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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捱過了一個多月後，小勇表示要回去上學，母親在相隔了三個月後終於再次來到南昌。那一天不是「書院」規定的探訪日，她和「教官」請求，遠遠看一眼兒子。「孩子在我面前，瘦了50斤，他去的時候200斤，那時候150斤，1米83的個兒，我就摸著孩子臉，說，哎呀孩子，我太難受了。」
隔著鐵門，母子倆抱頭痛哭。小勇說，那感覺形容不出來，「不知道為什麼，一個是思念，一個是，終於有家的感覺了」。
因為小勇在「豫章書院」沒待夠「一個學期」，那些「教官」都圍著小勇母親，說「你不能接走，要接走，前功盡棄了」。「前功盡棄」這四個字對很多「走投無路」的家長有著救命稻草一樣的魔力，讓他們握住不放，但這次，小勇的母親很堅持。
2016年9月，小勇走出了「豫章書院」，回家的時候趕上了中秋節。但家裡過節的氛圍已經跟大連的溫度一樣，已經開始變冷了。小勇對父母充滿不信任，隨身都帶著把刀。
那時小勇並不知道，一個更大的悲劇要在另外一個同齡人身上完整呈現了。
3
2016年9月16日，中秋後第二天。上午6點半，43歲的陳剛被朋友叫到自家樓下，朋友說，「出事了」。
在那個本該賞月團圓的中秋佳節，他41歲的妻子李梅去世了，16歲的女兒陳欣然是嫌疑人。
公眾會習慣性覺得，一起極端案件的背後，總會存在著一個對應的「問題家庭」。其實，如果沒有這個悲劇，似乎陳剛一家跟普通家庭並無不同，甚至在陳剛的描述里，「別人還羨慕我們家呢，兩個人都有工作，家裡老人也有退休金，還能在家給我們做做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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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陳剛夫婦發現上高一的女兒陳欣然「性情大變」，不按時回家、不學習，甚至出外過夜。陳剛夫婦的管教方式讓陳欣然反感，提出了斷絕關係。2016年1月放寒假，陳欣然乾脆離家出走，去大慶一個KTV端果盤。
於是，陳剛一家下了一個艱難的決定：
陳剛在網上搜到「山東科技防衛專修學院」，托朋友打聽，聽說口碑不錯，便聯繫了學校。
學校就過來了三個人，陳剛最關心的問題是學校怎麼管教孩子，「我問他們，打罵孩子嗎？他們說，我們就這麼些教官，幾百個孩子，能打罵得過來嗎？我一想，確實有道理。」
陳欣然的姨問，都是些不聽話的孩子，為什麼到了學校就聽話了？「教官當時跟我們說，小孩都是這樣，家長面前一個樣兒，到學校的那個環境下，自然就好了。」
這些稀鬆平常的話，卻在每一個焦慮的家長心裡掀起了巨浪——陳欣然不就是這樣嗎？同學眼裡她很熱心，老師眼裡她很聰明，鄰居眼裡她很乖，為什麼在父母的眼裡，她就突然成了惡魔呢？是不是送到這樣的學校，就能讓她不在「錯誤」的道上越走越遠？
2016年2月26日，陳欣然在KTV的宿舍，「雙腳沒離地，直接被帶走了」。父親陳剛就在一邊，「冷冷地看著我，就跟看一個仇人似的」。
陳欣然把這一切都記在了父親的頭上。
在那所「慘無人道」的學校里，她待了3個月，100多天。回家後，這個16歲的女孩做出一系列過激舉動。她捆綁母親，刺傷母親，氣病了父親，將兩個人趕出家門……直到最後一次，8天的控制之下，她的母親死亡了。
在還能自由活動的時候，母親李梅給樓下扔過紙條。一張是扔給丈夫陳剛的，寫道：「我能忍。就是想幫她忙，她也不信任我，在她心裡受的傷害覺著大，家長不信她，導致她也不信任家長……她那麼小，又沒什麼朋友，又不相信親人，所以對家長有誤解是正常的。在她的世界裡，所有人都不認可她，讓她傷心、失望。」
另一張是寫給女兒的：「我想讓你放下，這樣你才不會思想太累。如果咱們談開了，聊透了，也就釋然了……你是個優秀的好孩子，只是咱們溝通太少，導致家長誤會你，所以為了所謂的對你好，想著辦法只是想憑家長的經驗，讓你少走彎路，結果卻適得其反。」
4
回家一個多月後，小勇從網上看到了陳欣然的新聞。他覺得必須給父母寫一封「來的也許有些遲了」的信，他覺得，「有些事我必須要說明白」。
從「豫章書院」回家之後，他知道肯定讓父母失望了。他回來的條件是向母親許諾上學，可「上了一天，他就沒再去了。他帶著怨氣，能給你上嗎？」
不過，母親已無暇顧及他是否去上學的問題了，因為她驚恐地發現，兒子一直隨身帶著刀，「水果刀，還沒有刀鞘，把自己划了好幾次。」
那把水果刀小勇24小時不離身，「晚上睡覺把刀放在枕頭底下」，他出門不坐地鐵，因為地鐵要安檢。去遠的地方，他只坐公交車。他說，他不能再回到豫章書院了，「能捅死一個算一個，捅不死的話把自己捅死也行。只要不要再回去就行。」
小勇的母親決定給兒子找一個心理老師。剛開始心理諮詢，小勇還是帶刀。心理老師說，「我們要上哪兒去他都很警備。有一次看電影，一個紀錄片，我沒看進去，睡著了。醒來發現他特別綳，背挺得特別直，一點都不放鬆。還有一次出去唱歌，他一直在鏡子里看有沒有人進來。」
小勇明白父母的愛，他說，他很早就原諒了父母。「我懂了，你們依然是愛我的，只是方式不對罷了。我也原諒了你們，但心裡依舊對你們有著提防。」他最想告訴父母在「豫章書院」經歷的一切，而那種感覺「你們永遠懂不了」，因為「你們不聽」。
「我變了，對不起。我對你們，對老師，甚至無人時也對著自己強顏歡笑，欺騙著所有人——一切都會好的。我感覺我正在被撕成二部分，很痛苦。不知道怎麼用文字來表達。有時候我愛孤單（獨單），有時我要關心，有時我要一死百了。我不明白如何讓自己有一顆平常心，對不起。」
小勇在信里連寫了六個「對不起」，一個比一個潦草狂亂。信也以「對不起」作結尾——「我找不到挽回的餘地了，對不起。」
收到這封信，小勇的母親難過了好幾天。她無法容忍兒子說「咱們的感情淡了」，她心疼兒子在「豫章書院」遭遇的一切，她終於也開始上心理諮詢課。她想讓丈夫也改變對兒子的態度和教育方式，「但是，哎，有些人是比較固執的」。
一年多的心理諮詢期間，小勇同時堅持通過各種渠道舉報「豫章書院」。2017年6月，江西省教育廳信訪工作平台給了他一份回復，認為「投訴內容不屬實」。這年10月底，他找到知乎上的一個「大V」，發的帖子終於引起了關注。
5
說來也有點諷刺，「豫章書院」的相關新聞，最早還是陳剛轉給我的。他評價這類學校，「沒幾個好的」，又說，「我現在理解我女兒的想法」。
另外一個人也一直在等這一天：「三年了，終於有人來。正義遲到了，但是正義還是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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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3日，江西南昌。20歲的羅偉和父母再次爆發了劇烈的爭吵。
羅偉經歷了一次高考失利，每天在家看書看報，自己安排時間，對自己的「宅」知曉但不以為意，「但我父母應該會覺得我有點問題吧？」
高考失利之後的前幾個月，他想要復讀，但後來懈怠了。他的父母給他在當地的一個大專報上名，交了錢，專業是計算機，「完全沒有經過我的同意，所以我不願意去。他們每天都催促我上學」。
那一天的爭吵尤為激烈，「我發毛了，徹底地暴怒、失控，砸了很多東西」。發完脾氣後，羅偉關上門睡覺，「晚上我父母突然開門，後面跟著來了一個中年男子，穿著一身警察制服，有編號。說有人高空拋物被砸到了，目擊者看到是我所在的這個樓層，所以要求我去協助調查，配合他們。」
羅偉的父母在一旁幫腔，「哎呀怎麼會有這種事情，你去幫忙調查吧，我們等會給你作證，說你沒有扔東西」。
羅偉沒有起疑，跟著走了。出門後他感覺不太對勁，有兩個人挽住他的胳膊，「我以為是協警，不過還是覺得怪：我頂多也是有嫌疑而已，幹嘛搞這麼大陣仗？」
帶著羅偉長大的外公外婆躲在了樓下的超市，「躲著哭去了」，他的外婆說，他們也被要求配合演好這場戲，但老人家不忍心。
「然後，我被帶上一個麵包車，我坐正中間，前後左右都有人，左邊那個人拿著厚重的手銬，用那個反光晃我眼睛。右邊那個人拿著個電筒放出電流，滋拉滋拉。我知道他的意思，恐嚇我，讓我不要亂動。我就一直保持鎮定。但是開著開著，燈光越來越暗，慢慢有狗的聲音。前面有人打了個電話，我們車開進了一個紅色的門，進去後，門就鎖了兩道鎖，他們讓我下車，我當然聽他們的。」
羅偉被帶到了豫章書院，關進了「小黑屋」。羅偉覺得自己作為成年人會遭遇到這些有些不可思議，一直大喊——「我是93年的，你可以看我的身份證！」
沒人理他。
第一個夜晚，羅偉遲遲難以入睡，他還感覺有老鼠經過，蒙上了被子不敢去看，「我感覺事情不太妙」。
第二天，有人透過鐵柵欄給羅偉扔了一張紙條。「上面是古詩詞，讓我背，我說背不出來會幹嘛，他說背不出來會挨打。我當時就崩潰了。」
羅偉有了個大概判斷，他覺得這地方「差不多是洗腦的」：「我覺得他們肯定要把我洗腦變成白痴。所以他們要洗掉的，我一定要保護好。我就把那些上了重重的鎖。」
小黑屋裡關了7天後，他被放出來。
6
在「豫章書院」里，為了磨掉「自己」，每個人都不能稱呼自己的名字——羅偉的「學名」是「黛新」，「黛」字輩全是2013年進來的學生——3年後進來的小勇，名字叫「義承」。學生一茬一茬地過，每天對著書院操場上的孔子像晨讀，心裡不知是憤恨還是絕望。
在豫章書院的每一天，羅偉都「想死」。書院每晚有一個「考德會」，教官公開懲罰那些犯了錯誤的學生。「每天晚上都要打人，真的很煩人，逢年過節還要打。我那個時候的戒尺還是鋼尺，我見過最誇張的是把鋼尺都抽歪了。」
羅偉第一次被戒尺懲罰是因為沒背出古文，「好像是打了十下」。但是他說，不痛，「因為我覺得我心死了，就像行屍走肉」。
不痛當然是假的，打戒尺時幾乎人人都會喊叫。很快，羅偉挨打的手慢慢地發癢、紅腫，他時不時要去抓。
除了戒尺，還有一個戒具叫「龍鞭」，似乎是一件很神秘的東西。「我看到過，一米多長，吃飯的筷子粗細，表面很光滑，刷著漆，反射出槍色的金屬光澤。他們用那個東西敲擊地板，會發出清脆的金屬聲。」
羅偉看到過一次龍鞭懲罰：「人趴下來，要人按住，因為打完之後有強烈的反應，必須得按住雙手雙腳。男的把褲子扒了，女的留下內褲——當然，女的要等我們走了再打。」
羅偉聽到了他形容為「慘絕人寰」的聲音，他想要趕緊離開，但不行，「逼你看，逼你聽。我把眼睛閉上了，但聽那個聲音就夠了」。
對於暴力，羅偉的感觸要比一般人再深一些，因為他小時候經常挨打。「印象最深的一次，我父親把我拎起來，我出於本能反應就叫。他說不要叫，然後就拿起一個剪刀，一把銀色的，在我牙齒上刮來刮去。」說完羅偉聳了聳肩，「可能他都不記得這件事吧。」
父親也用皮帶抽他，「一條皮帶疊成兩疊或者四疊，重的話就用金屬扣抽。一抽下來整個身上都是皮帶頭的印子。不是誇張，是真的」。
羅偉是父母「超生」得來的兒子，一直跟著外婆長大。到了要上學的年齡，父母接他回家。他看見兩個陌生人，不肯走。「我死死地抱住門，他（父親）就踩我的手、頭、背，當然他是一隻腳，也會控制力量，但是我在咒罵。我耗盡最後一絲力氣，然後被抱走了。」
對父母教育方式的極度反感伴隨著羅偉成長，他看了很多外國電影，「我很認同西方那種，不要打小孩的教育理念」。從未出過國的他，形容自己就是一個香蕉人，「黃色的皮膚，西方的理念」。
而羅偉的父親則是一個傳統文化的擁躉，他曾給書院里的兒子寫信，希望他「多學一些國學文化中的精要」，懂得「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深刻內涵。羅偉至今不以為然：「大概他看到書院裡面的書法課、古琴課、國學課，他很狂熱。一直說我要練好毛筆字，我很難理解，我覺得只要把英文念好就好了。」
3個多月之後，「具體幾月份我實在記不清了」，羅偉只覺得應該是過年了，街上張燈結綵——他終於從豫章書院走了出去。外婆說外孫那時「站都站不穩」，「剛回來那陣，他站在門口穿鞋，人都要倒下去。好瘦啊，這不快要死了」。
「豫章書院」的這段經歷，在羅偉看來，加深了他和父母的裂痕，而現在的關係，「沒有緩和，更不說話」。
「我真的不了解我父母，不了解他們的過去」，頓了頓，他加重語氣說，「也不想了解他們的過去。他們每次都說小時候吃了多少苦，挨過多少打，然後多麼努力，好像就我們這一代不爭氣。」
「豫章書院」被曝光後，羅偉來到當地的公安局報案，舉報「豫章書院」涉嫌非法拘禁。
2017年12月8日，他收到當地公安局的「立案通知書」。他說，還好警方認為他提供的證據足夠立案條件，如果警方不立案，他甚至想過起訴父母。
7
羅偉的父母沒有正兒八經地跟兒子道歉過，這是讓羅偉很介意的一點：「因為他們沒意識到他們做錯了。而我，我當然覺得我沒錯啊。」
而李傲的父母則永遠沒有機會當面跟兒子說一聲「對不起」了。
李傲的母親沒再夢到過兒子，「他肯定是比較恨我的」。有一天，她半夜兩三點給我發微信，說她捨不得刪掉兒子的微信，想兒子了，還是會和兒子說說話。「我到現在都幻想，我打開門，他會在家裡等我。他出去玩了，他還會回來的」。
李傲，18歲，1米78，身材敦厚，2017年8月3日被父母送去一個戒網癮機構。48個小時後，他的父母只在殯儀館看見兒子屍體上的滿身傷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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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親的眼裡，李傲沒什麼毛病，「就是太愛上網了」。
李傲的家境不錯，「我家孩子穿衣服很講究的，都要穿一套，搭配好」。初中畢業後，李傲沒有繼續上學。父母本想帶著他做點生意，「他不太願意，他那時候也小，我們就讓他一個人在家」。
父母各自忙於工作，李傲開始打遊戲。
「我也不懂，反正就是那種要組隊、要裝備的，」李傲母親對兒子沒什麼遠大期望，只是希望孩子不要去網吧，「我跟他說，在家裡玩，玩多久我不管你。在網吧里好亂，抽煙啊喝酒啊，還聽說有吸毒。」
除了擔心孩子學壞，母親也擔心孩子的身體，「老是看新聞上說誰在網吧里猝死了」。
但跟母親的期盼相反，李傲在網吧的時間越來越長，甚至夜不歸宿。母親去找，和網管吵，「我說你們怎麼會讓一個未成年人進來的？他們說不會啊，拿著身份證的啊。他們不會仔細去查的，都是要掙錢的嘛」。
這樣找過幾次，李傲可能也有些反感了，和母親玩起「捉迷藏」，只要母親一去找他，他就悄悄溜走，「因為我在明處他在暗處」。後來母親又拜託其他朋友勸兒子回家，「他也答應地說好，說就回來。然後也不回來。」
因為這個問題，苦惱的大人和兒子說了很多次。他們把李傲送去學動漫設計，也沒上幾次課。但直到那時，李傲還不曾出格太多，頂多是玩個通宵，也就回家了；父母教育他，他也不頂嘴，笑呵呵地應著。
母親仍然覺得兒子很討喜，「你交代給他做一些事，比如去哪裡拿一個什麼東西，他都能辦的好好的。親戚見到他都很喜歡，說他長得帥，脾氣好，也不多話。」
2017年6月底，父母帶著李傲到皖南的牯牛降景區旅遊，相片里的他很開心。7月初又去青島，李傲在海邊拍了小視頻。相機前置鏡頭裡的他，細心地撥弄著染成黃色的頭髮。
接下來是2017年7月5日。「那一天他去網吧了，這一次是最長的，吃住都在網吧裡面」。
母親的心慌意亂，加上那段時間家裡老人出了車禍，可能都促成了最後的悲劇。
母親上網搜索「戒網癮學校」，還做了對比，最終選定了安徽合肥的「正能教育」——離家不算太遠。她打電話去諮詢，校長告訴她，到校後會給孩子做心理輔導，然後進行體能訓練。「我說像我孩子這種情況多長時間能改變過來？他說兩個月左右吧」。
2017年8月2日，「正能教育」來了3個人，校長帶著兩個教官。但是李傲聯繫不上，那天晚上，母親在他常去的幾個網吧轉了一圈，凌晨才回。「正能教育」的幾個人就直接睡在了車裡。
8月3日凌晨4點多，母親又起床悄悄去網吧轉了一圈，仍然沒看到兒子。
「下午3點鐘，他給我打了一個電話，他說媽媽你找我有事嗎？我說你姥姥讓車給碰了，你要不要回來看她。他說行，你什麼時候在家？我說，你什麼時候回來我都在家。」
隨後，李傲的父親帶著教官去找兒子了，第一次扇了兒子一耳光，才讓李傲乖乖上車，跟著教官走。
在母親的心裡，「沒法去想」。她無數次希望兒子這次不那麼乖，那天下午沒給她撥回那個電話，「我本來想著找不到他就算了」。
李傲就這麼被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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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帶走後，李傲的母親一直打電話、發微信，詢問兒子到哪裡了，什麼情況。9點多「校長」給她回了個微信，「安全到學校」，又說李傲「上車的時候有些反抗，態度不是很好」。
8月4日一早，李傲的母親又打電話，對方沒接。11:30左右，學校給她回了個電話，「詢問我小孩子在家有沒有身體方面的疾病」。8月5日，她又打了幾次電話，沒接。將近晚上6點，校方給她打電話，「說你小孩子中暑了，你們家長過來一趟吧」。
當時一家人正在吃飯，放下碗筷就走。「還沒走多遠，我就又給校方打了兩個電話。我說中暑怎麼這麼厲害啊？你給我說實話」。
車開到半路，母親的心像要跳出來。「就是感覺不對，我說到底怎麼回事，他就說小孩子沒了，已經搶救不過來了」。
深夜，一家人直接到了廬江縣殯儀館，只看到了李傲屍體上的滿身傷痕：「全部都爛掉了。全身上下全部都是青的。前胸後背，胯，胳膊，頭上，腳，小腿……全都是傷。」
他們陸續得知——李傲從被帶進學校之後，就被關進了一個禁閉室。如果聽話，就罰站，不聽話，就用手銬銬著，再不聽話，就背拷掛在窗戶上。
李傲不聽話。
他可能不停地在反抗，所以腕部被銬著的痕迹深極了；夜晚也是被弔掛著，窗戶開著，他的小腿全是蚊蟲叮咬的痕迹；白天，教官又讓他在烈日下暴晒罰站；而在40幾個小時里，他幾乎沒怎麼飲食飲水，也幾乎沒怎麼休息。
一個多月之後屍檢報告出來：符合因高溫、限制體位、缺乏進食飲水、外傷等因素引起的水電解質紊亂死亡。
李傲母親看到屍檢報告時的反應是：「我想到他最後很無助的樣子，我心裡真的很難過。我永遠沒辦法知道，他最後一刻是怎麼想的。」
出事當晚，幾名涉案人員被刑拘，學校也被關停。
幾個月之後，當我再度踏進「正能教育」，原本就是租用的鎮子上一個小學舊址的校園，更是一番破敗。派出所有專人保管鑰匙，枯黃落葉在腳底發出清脆的響聲，整個地方很安靜。
教室的地面上還有沒來得及拿走的迷彩服、鞋子、學生的日記本、教官的筆記……禁閉室外是菜地，有黃色的小花在初冬輕輕地隨風搖動，窗檯外飄著兩片落葉，已經有些乾枯了，葡萄藤在結來年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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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拍攝這個系列的時候，有位老師曾嚴肅地問我：「我感覺我家孩子也有網癮。他今年17，在寄宿學校，他們日常不準帶手機。這周末回來我觀察他，他玩手機玩了很久。我說周末就讓他玩玩吧。結果他走了，還悄悄帶走了手機。」
「我真的很生氣。」他補充，「他要真想玩可以說，為什麼要弄些並不高明的掩飾？真不明白這些00後啊……」
幾個月前，我在大連採訪小勇時，他就住在心理諮詢室，不回家住。因為曝光書院的舉動讓本來緩和的父子關係一度又很緊張，父親不希望兒子被人關注，大概也覺得不光彩。
我其實希望小勇明白他父親的愛，我對他說，成長就是兩個人在互相靠近，你也要努力，儘力去理解父母。他苦笑著說：「我一直在努力啊，我現在是在破壞嗎？我只是單純希望不要再有家長把孩子往那裡送了。」
2017年10月到12月，小勇兩個月沒和父親打照面，「微信也沒有說過話」。小勇好幾次打開和父親的微信對話框，字輸了又刪。他不知道如何開口。年底，他發燒了，挺嚴重的。父親發了個紅包，終於開口問小勇的情況。
2018年1月3日，小勇搬了回家。
（本文人物皆為化名）
編輯：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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