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紀念鮑曼：今天的窮人比過往任何時代的窮人都更加無望

【思想界】紀念鮑曼：今天的窮人比過往任何時代的窮人都更加無望

界面 作者： 張之琪 2017-01-17 09:50:00 本周的『思想界』我們關注剛剛逝世的社會學巨擘齊格蒙特·鮑曼和處於彈劾危機中的韓國總統朴槿惠。

本周的『思想界』我們關注剛剛逝世的社會學巨擘齊格蒙特·鮑曼和處於彈劾危機中的韓國總統朴槿惠。

鮑曼的一生是過去一個世紀的縮影。少年時代受盡貧困和反猶主義的滋擾，在顛沛流離中度過；青年時代接受馬克思主義教育，曾是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上過戰場，立國軍功；後來又因猶太身份被迫離開軍隊，進入學院，仍然信仰社會主義，卻與黨的路線漸行漸遠；中年再次背井離鄉，世界形勢的急轉直下也是他從建構轉向批判，《現代性與大屠殺》奠定了他在學界的地位；晚年的鮑曼筆耕不輟，不斷回應著這個變動不居的時代的新問題，在「流動現代性」的框架下對微觀生活的方方面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見解。

而朴槿惠的失敗似乎預示著統治韓國半個世紀之久的「朴正熙模式」的最終崩解。這位在父親的政治遺產庇護下當選的女總統，最終卻和這一政治遺產一同走向腐朽和衰敗。朴正熙時代奠定的實用主義執政路線，以及政商勾結的運作模式，在助力經濟騰飛的同時，壟斷了加劇了社會分化，阻斷了上升階梯，造成了嚴重的腐敗和制度上的頑疾，而這一切惡果都在朴槿惠的任期內以一種「父債子償」的方式爆發出來。對於韓國而言，朴槿惠的失敗，既是對既有社會秩序的挑戰，也是尋求新的發展方向的機遇。

從大屠殺、新窮人到數位時代：紀念社會學家鮑曼

英國當地時間1月9日，著名社會學家、思想家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在其位於英國利茲的家中去世，享年91歲。

齊格蒙特·鮑曼

《探索與爭鳴》雜誌在紀念鮑曼的文章中回顧了他的一生。鮑曼1925年11月19日出生在波蘭西部一個貧苦的猶太家庭，二戰期間舉家從波蘭流亡到蘇聯。1943年，18歲的鮑曼參加了蘇聯的波蘭軍隊，還曾擔任政治指導員，參加過科沃布熱格和柏林的戰鬥。1945年戰爭結束，鮑曼被授予英勇十字勳章，榮升上校軍銜，並獲得了在華沙社會科學院學習社會學的機會。

1953年，鮑曼在波蘭的反猶清洗中被軍隊解職。1954年至1968年，他一直在華沙大學哲學與社會科學系任教，最終還是因為反猶主義和「毒害青年罪」而被驅逐出波蘭。短暫流亡以色列之後，鮑曼於1971年定居英國，一直在利茲大學任教，直到1990年退休。他終生沒有加入英國國籍，去世之前還表示，「我是波蘭人，我死的時候也是波蘭人」。

鮑曼與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貝克（Ulrich Beck）並稱為當代歐洲社會理論的「三駕馬車」，他一生勤勉，筆耕不輟，先後出版過57本著作，發表了100餘篇學術論文，涉及的主題相當廣泛，包括大屠殺、現代性、全球化和消費社會等等。英國社會學會於2011年授予鮑曼終身成就獎，稱其對現代性問題的闡釋極大地衝擊了傳統社會學，賦予這一學科新的理論活力。鮑曼的新書《懷舊烏托邦》（Retrotopia）將於2017年1月27日正式發行。

鮑曼新書《懷舊烏托邦》（Retrotopia）

華南師範大學政治系教授郭台輝在《鮑曼的思想肖像：在失去根基的現代社會，鮑曼提醒我們什麼？》一文中梳理了鮑曼學術生涯的五個階段：1.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波蘭對蘇東社會主義和英美資本主義的政治與社會問題進行社會學闡釋，從葛蘭西的思想中發展「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2. 上世紀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前期，關注引起社會變革的主體力量，把知識分子置於決定性作用，試圖重建東歐社會；3. 八十年代中後期到九十年代初，面對歐洲危機，轉向對現代性的徹底批判；4. 九十年代初期到中後期，試圖從後現代道德和政治來拯救現代社會；5. 九十年代末至今，全面轉向流動的現代性，探討個體生存的流動境況。

鮑曼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和認可是從《現代性與大屠殺》開始的，這本書試圖告訴讀者幾個反常識的道理：首先，相較於南京大屠殺這種反現代的殘暴行為，德國納粹的大屠殺恰恰是現代性的結果，正是因為現代官僚制和現代技術的合謀，大屠殺才可能如此大規模、高效率，完全喪失道德同情；其次，對於大屠殺的反思不僅要譴責加害方的殘暴，受害者也要承擔責任，如果受害者奮力反抗，那麼加害的成本就會更高，甚至不可能，而受害者之所以合作，正是出於自我保全的理性選擇；最後，基於以上兩點，在道德被政治操縱，而現代個體依然唯理性主義是從，大屠殺的悲劇依舊可能重演。

《現代性與大屠殺》

齊格蒙特·鮑曼 著 楊渝東/史建華 譯 彭剛 校

譯林出版社 2011年1月

千禧年之後，鮑曼的關注點轉向了大眾面對的社會問題，他提出「流動的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概念，從不同側面重寫人類的生存境況。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浪潮下，一方面，資本和移民如潮水般湧入了勞動力緊缺、福利制度健全的西方國家，給西方既定的社會秩序和價值觀念帶來異質性的巨大衝擊；另一方面，反全球化的浪潮也正在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它可以表現為非利益性的宗教紛爭、種族衝突、文化矛盾，並最終導向一種極端的恐怖主義運動。鮑曼後期思想的價值就在於抓住了這些結構性問題給人們帶來的流動性後果：所有人都生活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裡。

文化研究學者劉昕亭則著重梳理了鮑曼晚期思想中重要的「新窮人」概念。在《工作、消費、新窮人》一書中，鮑曼定義的「新窮人」（the new poor）指的是「有缺陷的消費者」（the flawed consumer）。鮑曼提醒我們，「貧窮」不僅是物質匱乏和身體痛苦，它同時是一種心理折磨與社會壓迫。消費社會裡的窮人，必須生活在為富有的消費者們所設計的社會空間內，但是消費社會所倡導的生活模式，連同消費至死的不渝精神，對低收入群體來說，根本遙不可及。因此他們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的生活」之外，不能勝任挑選的社會職責，並因此承受著羞恥感和不合群。

《工作、消費、新窮人》

齊格蒙特·鮑曼 著 仇子明/李蘭 譯

吉林出版集團 2010年6月

鮑曼在書中指出，「依據特定的秩序和規範，每個社會用自己的形象建構窮人，給出存在窮人的不同解釋，發現窮人新的用處，並採用不同的方式解決貧困問題。」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窮人從被隔離、被禁閉的對象一躍成為巨大的資源，他們被驅趕進勞動力市場，變成現代工人。資本主義的工作倫理一方面解決了工業生產所急需的勞動力供給問題，一方面將工作提升道德尊嚴的一部分，洗凈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骯髒毛孔。

而如今時代不同了，在一個生產過剩、消費主導的社會，高揚的旗幟不再是「工作」，而是選擇。有意義的生活，已不可能在工廠車間的流水線上實現，而只能在超級市場琳琅滿目的商品中實現。勞動不再高尚，它只是提供更多消費機會的手段，而被排除在頻繁購買活動中的窮人則徹底被社會拋棄。因此鮑曼指出，今天的窮人，比任何過往時代的窮人，都更為無望，他們第一次完全淪為一無所有、一無所用的廢料。隨著福利國家的倒戈，他們甚至無法把個人的苦難變成公共關懷的對象，反而被描繪為懶惰、有罪、不道德的群體，現代化風景上刺目的污點。

儘管中國還遠遠沒有進入西方式的「消費社會」，但在北上廣等超級大都市裡，消費主義的旗幟早已獵獵飄揚。關於「月光族」、「新貧族」的討論，已經將中國版的「新窮人」問題呼之欲出。中國的「新貧族」肇因不在收入而在消費，對於名牌、奢侈品的消費，將這些月薪不菲的新中產們拖入一種入不敷出、舉債度日的窘境。在鮑德里亞之外，鮑曼打開了探討這一現象的新路徑，那就是這些瘋狂地花著明天的錢的「新貧族」們，才是消費社會真正的合格居民，是消費社會培養的中流砥柱。換言之，消費社會的可怕之處，正在於它是一個大量生產窮人的社會，是一個將中等收入群體拖入泥沼，將其「下流化」的社會。

「端傳媒」在紀念鮑曼的文章《從大屠殺到數位時代：為兩個世紀把脈的思想者鮑曼》中指出，晚年的鮑曼比許多年輕思想家更關注數位時代（digital age）。2010年，鮑曼提出「流動的監控」（liquid surveillance）概念，他指出福柯的「全景敞視主義」（panopticon）模式，在今天的社會中已經被弱化了，取而代之的全天候、線上線下的流動監控，這樣的監控模式強調「自動運行」，演算法被認為是中立的，具體的個體不再需要承擔代碼在全球範圍內造成的任何政治後果，這帶來了權力與政治的分離。在政治仍然囿於傳統的民族國家框架時，權力卻隨著資本和數位網路流動起來，傳統政治對約束它無能為力。

自去年10月曝出親信崔順實「干政門」醜聞以來，韓國總統朴槿惠的支持率跌至韓國建國六十年以來歷任總統的最低，數百萬民眾上街抗議，要求她辭職，國會也啟動了彈劾程序，並於今年1月在憲法法院舉行了第二次庭審辯論。

上周，韓國延世大學國學研究院教授趙京蘭接受了界面文化的專訪，在專訪中，她回溯了韓國建國以來歷經的政治變革、市民運動與社會思潮，認為「崔順實事件」預示著統治韓國半個世紀之久的「朴正熙模式」的最終崩解。

趙京蘭認為我們應該把「崔順實事件」放在一個歷史脈絡中來審視。韓國第一次民主化運動是1960年的「4·19革命」，軍事獨裁者李承晚因此下台，隨後，朴槿惠的父親朴正熙於1961年發動「5·16軍事政變」奪取政權，從此韓國進入了近20年的「維新時代」。朴正熙是一位頗具爭議的總統，他實施了18年軍事獨裁，但在他的治下韓國實現了經濟騰飛。韓國現在的經濟和政治仍然在延續朴正熙模式，很多老一輩的韓國人懷念朴正熙時代的經濟增長，所以投票給朴槿惠。朴槿惠並沒有超越她父親的執政方式，只是拙劣地模仿和再現，這次「崔順實事件」卻將朴正熙模式徹底打破了，韓國亟待提出一個新的政治框架和經濟模式。

朴槿惠和父親朴正熙

朴正熙模式一方面體現在政府和企業的勾連，另一方面體現在企業和勞動者的關係上。在朴槿惠任期，韓國人有一句口頭禪叫做「Hell Korea」，意思是今天的韓國如同地獄，「出身決定命運」的無力感瀰漫在整個社會。而對朴槿惠政治能力和執政事迹的歌頌，其實也是出於一種誤會，把她錯認成了她的父親，朴槿惠沒有自己的政治思想，對國家的未來也沒有規劃和想法，尤其是對2014年「歲月號」沉船事件的處理方式，令全體國民感到無比的憤怒和絕望。

趙京蘭在採訪中還回溯了韓國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社會思潮。1945年光復後的三年美國軍政時期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激烈對立的三年，反共運動如火如荼，這樣的意識形態對立直到上世紀80年代還在知識界中存在，表現為「人民民主」（People』s Democracy）和「民族解放」（National Liberation）之間的分歧。80年代的民主化運動之後，極端的反共主義者在知識界消失了，小團體文化興起，日常的、小團體的市民運動越來越多，每個團體關注的議題不同，這些市民正是朴槿惠事件中「燭光示威」的主力軍。

《上海書評》也於上周發表了《被朴正熙政權迫害的「反骨記者」最後為何「唱起讚歌」》一文，透過韓國著名的「反骨記者」趙甲濟撰寫的朴正熙傳記，探討了朴正熙執政十八年的功過是非及其對韓國政治經濟的深遠影響。

2017年正是朴槿惠的父親朴正熙誕辰一百周年，這位執政十八年的鐵腕總統，生前被一些知識分子嘲諷「支持率99%」，死後經過一些年的沉寂，近年來反而在民意調查中獲得最高支持率，甩開第二位的金大中兩倍多。這種「反轉」，也體現在這本《朴正熙》傳記中。

《總統朴正熙傳》

趙甲濟 著 李聖權 譯

江蘇文藝出版社 2013年6月

在趙甲濟看來，朴正熙的思想核心就是他實事求是的政治哲學，永遠以國家利益為準則來分辨是非，這正是他選擇以朴正熙來代表韓國實用主義、獨立自主路線的原因所在。朴正熙的實用主義哲學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他對待美日的態度。他在上台後便開始與日本談判建立外交關係，解決歷史賠償與漁業糾紛問題，因為當時韓國急需重建經濟的資金援助，除了日本，沒有其他國家可以指望（美援的前提是韓日關係正常化），因此他不顧在野黨、大學生和輿論的反對，甚至在首都發布戒嚴令鎮壓反對聲浪，歷史證明朴正熙的選擇是正確的，六十年代成為了韓國經濟振興的起點。

同樣，在朝鮮半島統一問題上，朴正熙也不拘泥於意識形態，在他看來，「我們既不是為了共產主義而活的民族，也不是為模仿別國的民主主義而活的民族，比起那些什麼主義、制度，實體更重要。」

這部傳記在介紹他在經濟、國防、外交等方面成果的同時，也沒有迴避他的一些劣行，例如他授意手下的中央情報部在西德綁架韓國學者、作家，到日本綁架金大中等等。1972年，朴正熙通過「維新憲法」推翻了自己通過軍事政變建立的第三共和國，確立了無須大選永遠掌權的第四共和國，一勞永逸的獨裁夢也埋下了他被刺殺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