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變梁啟超：百口謗之 而無傷損

梁啟超的善變是一個人所共知的事實，無論是他的生前還是他的身後，大家都願意拿他的善變作為一個題目來談論。誠然，梁啟超所處的時代就是一個大變動、大轉型的時代，他的善變，是想努力適應這個時代，並跟上這種變化。

　紀念任公 1903年梁啟超在溫哥華留影

　　梁啟超的善變是一個人所共知的事實，無論是他的生前還是他的身後，大家都願意拿他的善變作為一個題目來談論。不管是推崇他的人還是反對他的人，也都經常提到他的善變。

　　談梁啟超的善變，很多人是把它當作一種道德上的缺陷來指責的。沒有深入地去探討他究竟因為什麼變、是什麼促使他變、他向什麼方向變……「變」是由個人原因，還是社會歷史環境原因造成的。

　　梁啟超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一個人，他對自己的認識有時甚至超過旁人對他的認識。

　　誕辰一百四十周年

　　梁啟超不諱言自己善變

　　其實梁啟超本人並不諱言自己的善變，他有一篇文章叫《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他在這篇文章的題注中就寫了這麼一句話：「此篇與著者數年前之論相反對，所謂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就是用我自己的矛來討伐我自己；「今是昨非，不敢自默」他認為他今天的選擇是對的，以前的認識或看法是不對的，但是他不願意沉默，不願意把自己的轉變放在心裡，他願意跟大家交流；「其為思想之進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讀者思想之進退決之」，他願意把自己思想的變化寫出來交給讀者，由讀者來判斷他的這種思想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他對自己的「變」是這樣來解釋的。

　　多年以後，他作《清代學術概論》這本書的時候，再次提到自己善變。他說：「然其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他認為他的內心當中有兩種東西經常打架，一個是保守的精神，一個是積極進取的思想，都在他的心裡不斷交戰。「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矛盾」，他的思想有時候矛盾是非常尖銳的、極端對立的，「嘗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他是很善於用這種辦法的，用今天的思想來質疑昨天的思想，「世多以此為詬病」，他說社會上經常拿我這樣一種行為批評我，對我有一些負面的評價，「而其言論之效力亦往往相消」。他對自己的看法其實是很清醒的，他認為他這樣兩種思想、不斷否定自己，可能傳播的效果就受到影響，效力就自相抵消了，他認為這是自己生性中的一個弱點。

　　應該說梁啟超是一個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他對自己的認識有時甚至超過旁人對他的認識。他的每一次改變都有不得不變的理由，只是很少有人去觀察和分析他的這些理由，而寧肯人云亦云地指責他的善變為人格缺陷。

　　梁啟超人生的三大轉變

　　◎解璽璋

　　梁啟超有一個學生，叫李肖聃，這個人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但是他的女兒李淑一大家一定熟悉，毛主席的那首詩詞《答李淑一》就是寫給李肖聃的女兒的。

　　李肖聃在民國初年曾經給梁啟超做過秘書，而且梁啟超有些文章是他幫忙代筆的。他說對於梁啟超雖然「百口謗之，而與梁固無傷損」，意思是，大家雖然都說他的不好，但是對於梁這個人本身沒有什麼損害。所以我下邊就具體談談他的幾次轉變。

　　第一變：從書齋走向社會

　　梁啟超是廣東新會人，出生於1873年，1929年去世，活了56歲，他的第一次大變化發生在認識康有為之後。他認識康有為的時間是1890年，這一年他18歲。在這之前，他12歲中了秀才，可以說是一個少年天才，17歲中的舉人，大家知道中了舉人社會地位就會發生很大變化。他們家其實是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祖父、父親都過著亦讀亦耕的生活，主要生活來源靠種地，也靠教一點書。

　　認識康有為以前，梁啟超的人生目標是光宗耀祖，參加科舉走傳統知識分子這條路。這時候的康有為只是一個秀才，但是他在1888年第一次向光緒皇帝上書，這一舉動轟動了他的廣東老家，甚至名揚全國，雖然上書最終並沒有遞到光緒的手裡……康有為在北京滯留了一年多，又回到了廣東，他當時計劃在廣東老家辦學傳播改革思想，就在這個時候梁啟超認識了康有為。從社會地位上來講，康有為沒有梁啟超高，但他比梁啟超年長，社會知名度高，當時在全國的影響力要比梁啟超大。

　　梁啟超的同學陳千秋，約他一起去拜訪康有為。這次拜訪使得梁啟超對康有為口服心服。後來他在自己的《三十自述》當中寫了一段話，回憶他第一次見康有為時的情景：「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與通甫（陳千秋的字）聯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謁，請為學方針，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而並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自是決然捨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南海（指康有為，因其是廣東南海縣人）之門。生平知有學自茲始。」康有為讓梁啟超意識到以前學的東西都不是真正的學問，「數百年無用舊學」都被康有為駁斥了。後來康有為寫了兩本書，一本《孔子改制考》，另一本《新學偽經考》，這兩本書其實就是他跟陳千秋、梁啟超談論的主要內容、思想。

　　梁啟超很快變成了康有為的追隨者，他和陳千秋建議康有為自己辦一個學校，就是後來的萬木草堂。最早康有為的學生就是十大弟子，其中包括陳千秋、曹泰。這兩個人英年早逝，他們去世後梁啟超成了康有為的大弟子。大約在1890年到1894年之間，梁啟超都在萬木草堂讀書，同時也在外面自己教一些課。

　　1895年他到北京參加最後一次科舉考試，正趕上《馬關條約》的簽訂，於是他們發動了「公車上書」。一直到「戊戌變法」1898年，梁啟超都在為康有為搖旗吶喊，在整個康氏體系當中，梁啟超是他最得力的弟子。特別是1896年他們創辦《時務報》，由梁啟超擔任總主筆，他的文章風靡全國。這個時候其實梁啟超的社會知名度、影響力超過了他的老師康有為。

　　1897年，湖南長沙要開辦時務學堂。當時就有人說請康有為不如請梁啟超主管這個學校，所以最後請了梁啟超去做總教席（校長）。這說明那個時候梁啟超的社會影響力已經超過了康有為。這個時候康、梁之間還沒有什麼大的分歧，雖然梁啟超對他的老師的一些學問有不同看法，可是礙於師生面子，他並沒有提出來過。只不過到了晚年他在回憶的時候指出老師書裡面的一些瑕疵。

　　所以梁啟超的人生第一變，是從一個書齋里的、做學問的、熱衷於考據的好學生，到認識康有為之後，走上了一個社會活動家，或是政治家、教育家的路。我們理解他的這個變化，是年輕人在成長過程當中，視野開闊之後自然而然的變化，他要追求一種新的潮流，這個潮流是一種進步的趨向。因為在他後來的人生中，最主要在做兩件事，一個是辦報、寫文章；一個是辦教務，包括辦學校、辦圖書館。北京大學、北京圖書館的創立都與他有關，中國最早的譯書局也是他創辦的。在中國近代文化的建設當中，梁啟超是不可或缺的人物，每一件重要的事情中都可以找到他的痕迹。

　　第二變：流亡海外跳出康有為束縛

　　梁啟超的再一變還是與康有為有關，他雖然一直是康的思想「猛烈的宣傳運動者」，這是他自己在《清代學術概論》里說的，這一直持續到「戊戌政變」之後，康、梁流亡海外。

　　流亡海外之後，梁啟超的眼界又一次被打開了。他在國內的時候，也就是「戊戌變法」之前，他的閱讀還是有局限的，因為那個時候中國翻譯過來的西方科學技術方面、思想文化方面、政治制度方面的書籍非常少，有也是很淺顯的一些東西。他到日本後發現，因為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就大量引進西方的學術，特別是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方面的書，而且日本的新聞界很發達，雜誌報紙非常多，傳播西方文化的力度相當大。

　　梁啟超自敘他在逃亡日本的輪船上用一周的時間學習日語，就可以粗讀日文的一些書籍和報刊。在後來的幾年裡他大量地閱讀日本翻譯過來的西方著作，他後來的變化跟這是相關的。梁啟超這個變化主要是對康有為所提出來的「孔教」的態度不同的一種變化。他在「戊戌變法」之前是一直積極地宣傳、弘揚康有為的思想，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康有為要立孔教。康有為絕對不是一個保守的人，他為什麼要立孔教？這跟中國當時所面臨的形勢有關，他認為中國這幾十年來尤其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為什麼歷次跟西方的矛盾最後都以中國失敗告終？就是西方有一個宗教傳統，而中國缺少這個，他希望能對抗西方的宗教在中國的傳播。這時候他提出來中國應該也有一個宗教。

　　到了日本眼界開闊之後，梁啟超重新思考這件事。他寫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他認為在20世紀一個標誌性的東西就是人人都要爭求自由，而這個自由主要是思想上的自由，立一個孔教恰恰限制和約束了人的思想的自由。其實他在那個時候已經讀了英國學者寫的《自由論》一書，他當時很信奉這套思想，所以開始反對老師的觀點。他把文章發在了他主辦的《清議報》上，這是梁啟超第一次把與康有為的矛盾公開化。

　　康有為到了日本之後被清政府通緝，所以日本政府就把康有為送出境了。康去了英國、美國，又到了南洋一帶，一直不能回日本。因為清政府不同意日本收留他，所以只有梁啟超一個人在日本。老師不在身邊，他也就自由了很多。包括他自己主持《清議報》，很多文章都是他自己寫的，他可以把自己的思想不斷通過報紙傳播出去。這個時期的梁啟超是一個非常激進的、非常激烈的梁啟超，跟我們傳統印象當中的那個梁啟超是完全不一樣的。他開始放棄尊孔、放棄立孔教，甚至走到了批孔道路上。

　　他激烈的言論不光引起了康有為的不滿，也引起了像黃遵憲和嚴復他們這些老先生們的不滿，批評梁啟超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所以梁啟超在成長過程當中有些老先生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不光是康有為，這裡面特別是黃遵憲和嚴復對他起了很大的不斷修正的作用。這也是他的一變，這一變可以說使他從康有為的束縛當中跳出來了，視點更高了，眼界也更開闊了。

　　這個時候的梁啟超有很多激進的、革命的主張，包括他跟孫中山走得很近，他們當時想成立一個組織，打破「保皇會」和「興中會」的界限等。

　　如果想真正了解一個人，那就認真地讀他每個時期的著作，包括了解他的經歷。梁啟超激進的主張持續到1903年，包括他被康有為派到檀香山組織「保皇會」這個時期。他在跟康有為的通信中雖然不斷檢討自己對老師有失禮的地方，但是他認為自由還是人的第一權利。我為什麼講這個呢？因為下面我要講到他最後怎麼放棄革命的思想，再次轉到了君主立憲上來。

　　第三變：放棄革命主張

　　轉向君主立憲

　　很多人喜歡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文章寫得慷慨激昂。那個時候他把中國的20世紀想像得非常壯麗。當時梁啟超是一個比較激進的形象，但是後來發生了他的人生當中一個很大的變化——放棄革命主張，放棄激進主義、破壞主義，而轉向了穩健的、君主立憲的這樣一種政治訴求上去。這個變化是怎麼發生的？

　　這個變化要從他訪美開始。1903年，美國的「保皇會」又邀請他去美國。他在美國待了10個月的時間，這成為他思想的又一重要拐點。

　　梁啟超去北美有一個預設的目的，就是要考察「新大陸的政俗」，新大陸指北美，主要是美國、加拿大這兩個國家。他認為美國就是一個共和政體的國家，美國革命可以作為中國革命的榜樣，甚至認為經歷一次美國式的獨立戰爭，中國就可能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

　　經過一年的考察，走了幾十座城市，見了很多人、談了很多話，他發現美國的民主共和絕不像想像的那麼簡單。美國人的自由並不是因為獨立戰爭之後造成的，在獨立戰爭之前他們就已經擁有了自由。美國人能得到現在這種民主共和自由的體制有革命之外的原因，不僅僅是美國的獨立戰爭這樣一種革命的方式、戰爭的方式，還有其他原因在裡面。在他看來主要就在於美國政治進化的特殊性。

　　他從美國考察之後得出三個結論，第一：暴力革命不可為；第二：中國現在尚不具備實行民主共和政體的條件；第三：君主立憲是最好的政治選擇。

　　他在《新大陸遊記》中總結中國人的缺點主要有四條：一曰有族民資格而無市民資格；二曰有村落思想而無國家思想；三曰只能受專制不能享自由；四曰無高尚之目的。

　　回國之後，他在《新民叢報》陸續發表了《答飛生》、《答和事人》、《論俄羅斯虛無黨》、《俄國立憲政治之動機》、《嗚呼俄國之立憲問題》、《續紀俄國立憲問題》，乃至長文《開明專制論》等一系列文章，公開宣布其宗旨，從日倡革命排滿、破壞主義，轉向尊王、立憲。他在《開明專制論》的開篇中特別說明，其主張開明專制，與立憲主義並不自相矛盾，是中國現有條件下的必經階段。他在文章結束時明確提出了立憲的時間進程：「雖在承平之時，有一強有力之中央政府，網羅一國上才以集其間，急起直追，殫精竭慮，汲汲準備，而最速猶非十年乃至十五年不能致也。」

　　他的這一變固然是康有為所歡迎的，但在社會上還是引起了巨大反響，特別是年輕人的不理解。善意的提醒，惡意的指摘，一時間都傳到梁啟超的耳中，他也在許多場合做出了回應。

　　蔣百里署名「飛生」在《浙江潮》第八期發表文章，對梁啟超的觀點提出質疑，認為他的觀點「倒果為因」，顛倒了因果關係。一位自署「和事人」的讀者，也寫信對他自美洲歸來改變宗旨提出質疑。

　　與梁啟超最相知相通的，還是黃遵憲，他在1904年寫信給梁啟超說：「公之歸自美利堅而作俄羅斯之夢也，何其與仆相似也。當明治十三四年初見盧梭、孟德斯鳩之書，輒心醉其說，謂太平世必在民主國無疑也。既留美三載，乃知共和政體萬不可施於今日之吾國。自是以往，守漸進主義，以立憲為歸宿，至於今未改。」

　　俄羅斯之夢就是憲政之夢。大約在1902年《新民叢報》創刊之初，梁啟超就已關注到俄羅斯的革命運動，曾作《革命！俄羅斯革命》一文，為俄羅斯革命而大唱讚歌。

　　兩年之後，他寫《論俄羅斯虛無黨》，態度為之大變，他說：「虛無黨之手段，吾所欽佩，若其主義，則吾所不敢贊同也。」他在這裡提到的虛無黨，現在通常稱為民粹派。梁氏為何不敢贊成他們的主義呢？因為，「彼黨之宗旨，以無政府為究竟」，這是梁氏不可理解的，在他看來，即使今後達到大同太平世界，也不能沒有政府。

　　實際上，梁啟超更看重俄羅斯的，還是「所謂地方議會者起焉」，由於有了地方議會，「凡關於各地方上教育之普及，道路橋樑之修築，衛生機關之設備等，其權利義務，皆歸此議會，實俄國民權之一大基礎。」他還看到，「租稅問題，實對付專制政府之不二法門也。今俄之地方議會，其所挾持者，實在此點。」他主張：「以租稅問題為正軍，以暗殺主義為游擊隊，俄民之復見天日，其遂不遠乎！」(《飲冰室合集》集外文220－222頁)

　　以上講了梁啟超在思想上和政治選擇上發生的三次變化。民國初年，梁啟超放棄了堅持多年的君主立憲，接受民主共和這個現實，致力於民主立憲——先與袁世凱合作，共建民國；又與袁世凱決裂，再造民國，也是一次較大的變化。再一次發生在1920年前後，梁啟超歐遊歸來，思想上又一次發生巨變，因牽扯問題更多，只能以後找機會再講。後一次變化，可以參看《歐遊心影錄》這本書。

　　誠然，梁啟超所處的時代就是一個大變動、大轉型的時代，他的善變，是想努力適應這個時代，並跟上這種變化。

　　本版文根據解璽璋講座整理

　　本版速錄/崔瑩

　　本版供圖/小艾

　　（解璽璋，知名評論家、學者、近代史研究者，從事報刊編輯、圖書編輯二十餘年，曾獲多種全國及北京市文藝評論獎，著有《梁啟超傳》、《一個人的閱讀史》、《喧囂與寂寞》、《雅俗》等。）

　康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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